第二次世界大戰傀儡：乞尾賴犬

第三節 搖擺猶豫

　　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犯上海，陳公博還主張一打，他認為，“這次上海戰爭，不是軍事戰爭，而是政治戰爭”，其間，陳公博還為十九路軍募捐了1萬枚手榴彈。但“一·二八”淞滬戰役以《淞滬停戰協定》結束。

　　1933年2月，日軍進犯熱河，陳公博奉命北上犒軍。陳公博剛到北平，得知各路軍隊均已敗退，而且“不奉命令，擅自撤退”。

　　前線潰敗之慘狀，讓陳大為恐慌，他判斷，“這次戰爭，實在說我們還沒有充分的準備，軍事既難解決，還是走外交的途徑吧”。這是陳公博第一次流露出對日本的恐懼和對抗戰的失望，而“外交途徑”，則成為之後陳公博抱定的解決宗旨。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中國國民政府也上訴國聯，請求調解中日爭端。最終日本接受德國或意大利出麵“調停”。蔣介石表示了抗戰的意向，但也企圖將盧溝橋事變作為局部衝突，“以外交之方式，謀和平之解決”。10月下旬，德國開始調停。

　　當年11月5日，日本駐華大使陶德曼在南京會見了蔣介石，正式轉交了日本的“議和條件”。蔣介石於12月2日下午在南京召集高級將領會議，參加者有顧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白崇禧說：“如果隻是這些條件，為什麽非打仗不可呢？”

　　然而，隨著日軍攻占太原、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日本政府與軍方氣焰更囂張，胃口更大，國際調停毫無結果。

　　淞滬會戰之後，在南京，出現了一個“低調俱樂部”，其成員大多相信，“抗戰下去，是要滅亡的”。俱樂部的成員包括：顧祝同、熊式輝、高宗武、梅思平、羅君強、陶希聖、胡適等一批文武高級人士。

　　國民政府的求和姿態對這批高官影響巨大，和談的破裂和日本軍事上的持續進逼卻又使他們更加對前途絕望。周佛海回憶說，“在當時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所以我們主張和平的這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他們大多相信，“抗戰下去，是要滅亡的”；而汪精衛的妻子陳璧君則幹脆提出承認滿洲國。

　　而9月底，隨著上海戰事漸趨不利，亡國之憂籠罩在南京的“急和派”們頭頂。9月，國民政府宣布西遷，周佛海日記中寫道，“記李自成犯京時孝陵夜哭者，此狂風恐亦亡國之兆也。悲痛曷極！”此心情想必並非周佛海獨有，而“急和派”們心有戚戚焉。

　　“急和派”們悲觀的心理，可能成為其中某些人日後轉為漢奸的前兆。

　　陳公博雖未參加低調俱樂部，但他的思想轉變已和低調俱樂部漸行漸近。

　　更為重要的是，低調俱樂部已逐漸奉汪精衛為精神領袖，有意推汪與日談和，在領袖和主和這一點上，陳公博與低調俱樂部的“急和派”取得了高度一致。

　　曆史學家唐德剛在《“高陶事件”始末》（高陶指後來脫離汪偽集團的高宗武、陶希聖）一書中，對低調俱樂部成員和“急和派”評價：“這批人士隻是清一色的都市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畏首畏尾的中年白麵書生。算盤打得太清楚……自覺眾睡獨醒，考慮周詳，以一種單純的共同語言，你唱我和，自以為是……像李宗仁、馮玉祥這樣的人，才是當時的絕大多數的絕大多數啊。”

　　在日漸濃厚的失敗陰影中，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和低調俱樂部的成員們逐漸喪失了政治判斷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