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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向善於利用有利地形布下口袋陣等著蔣介石的部隊去鑽的毛澤東,卻眼睜睜地看著主力紅軍被引向蔣介石重兵把守的口袋,無能為力,血染湘江

  11 月中旬,紅軍又突破第三道封鎖線,占領宜章城,重又回到了7 年以前朱德、陳毅領導湘南暴動的地區。

  但是,蔣介石很快查明了紅軍突圍以後將向湘西邊境與賀龍、蕭克靠攏的真實意圖,而這是蔣介石最不願意看到的。在國民黨內部各派軍閥紛爭不息的情況下,蔣介石寧可讓紅軍進入廣西或廣東以威脅桂、粵兩係軍閥,削弱其異己勢力,也不能讓中央紅軍與湘鄂西的紅二、六軍團會合造成新的根據地。

  蔣介石很清楚兩個月前蕭克、王震和51任弼時領導的紅六軍團越過湘江到湘西的進軍道路,因此他立刻在長沙部署了新的一輪追堵計劃,在湘桂邊廣西境內的全縣至桂林以北之湘江岸邊,築起第四道封鎖線,調動20多個師約40萬大軍參與這場拉網式的追堵戰役,決定消滅紅軍於湘江東岸。

  麵對越來越嚴重的敵情,毛澤東憂心如焚。他深知中央紅軍如果繼續按照博古、李德劃定的路線,沿著原先紅六軍團的行軍方向西渡湘江,必將遇到蔣介石的激烈堵擊。蔣介石絕不可能放任中央紅軍再像紅六軍團那樣從他手中滑過去,眼睜睜看著這8萬紅軍去與賀龍、蕭克的勢力會合。他雖然被排擠在中央領導核心之外,與警衛班、馬夫、挑夫、擔架員等編在紅星縱隊中的中央三隊,不能參加重要問題的討論、決策,但他沒計較個人的恩怨得失,時刻關心長征的每一步發展。11 月6 日,在廣東仁化的城口,毛澤東提議,“紅軍不要向文明碇前進,不要在坪石過粵漢鐵路,不要取宜章、臨武,而應該向北越諸廣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帶休整,仍到永豐、藍田、寶慶等地擺開戰場,消滅‘圍剿’之敵”,以此打破第五次“圍剿”。然而,博古、李德沒有采納這一建議,命令紅軍仍按既定方針沿湘粵邊界的崇山峻嶺,向蔣介石預設的封鎖線前進。

  紅軍繼續西進,到達韶關北麵的樂昌地區時,部隊進入了山區小道,擁擠不堪,湘、粵敵軍從北南兩側壓迫,中央軍尾追而來,情況緊急,危險即在眼前。

  當紅軍在郴州、宜章間時,彭德懷也向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提出了一個積極建議:“以三軍團迅速向湘潭、寧鄉、益陽挺進,威脅長沙,在靈活機動中抓住戰機消滅敵軍小股,迫使敵軍改變部署,阻擊、牽製敵人;同時我中央率領其他兵團,進占漵浦、辰溪、沅陵一帶,迅速發動群眾創造戰場,創建根據地,粉碎敵軍進攻。否則,將被迫經過湘桂邊之西延山脈,同桂軍作戰,其後果是不利的。”博古、李德對這個建議同樣是置若罔聞。

  紅軍到達寧遠地區後,毛澤東再次就進軍方向提出建議:“紅軍主力不要過瀟水,不要改道(州)、江(華)。應沿瀟水東岸經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鋪,再向北攻祁陽,過湘江,在兩市鎮或寶慶一帶與敵決戰。然後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據地去。”這項建議還是被束之高閣。

  中央紅軍占領道縣後,有著高度的革命責任感的毛澤東,又向中央提出:“紅軍應沿瀟水西岸北上,攻板橋鋪、漁濤灣、華江鋪、雙牌、富家橋,再向西攻零陵,過湘江向北取冷水灘,越過粵漢鐵路,進軍寶慶,誘敵決戰,奪取反‘圍剿’的勝利。”

  11 月下旬,紅軍越過都龐嶺進入廣西邊境時,毛澤東堅決反對“左”傾領導者在全州南麵強渡湘江的錯誤主張,又一次提出改變進軍方向建議,鄭重提出:“紅軍從文市北上攻占全縣後,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嶺,而應該在黃沙河過湘江,經廟頭,攻白牙市(今東安),沿夫夷水東岸北上直取寶慶。接著可以向東北攻取兩市鎮、永豐,也可以繼續北上攻醮溪(今新邵),再穿過湘中丘陵,攻打藍田,並在此擺開戰場進行決戰。待粉碎‘圍剿’之敵後,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據地,或返回中央蘇區去。”

  李德在《中國紀事》中也談及這場爭論:“我建議,從南麵繞過全縣,強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鎖線後,立即向湘柱黔三角地帶前進……毛澤東粗暴地反對這個建議。”

  “粗暴”一詞反映了毛澤東據理力爭時的急切與憤怒。

  然而,不管毛澤東等如何反對,紅軍大部隊依然按照過去一個多月來的行軍方式,護衛著代號為“紅星”、“紅章”的兩支機構臃腫的中央縱隊,繼續西行,向蔣介石布置在湘江沿岸的火力網以及正從四麵八方包抄而來的國民黨軍形成的包圍圈中闖去。往日,總是毛澤東利用有利地形布下口袋,等著蔣介石的部隊去鑽,而此時卻顛倒過來,蔣介石借助於湘江天險,布下口袋,等著主力紅軍去鑽。

  敵人非常囂張,從飛機上撒下的傳單中這樣寫道:

  “共匪”們,我們奉總司令的命令等你們好久了,請你們快來!來!來!來!來進我們安排的天羅地網!

  於是,一場大廝殺不可避免地就要發生,而雙方力量的對比極為懸殊,紅軍方麵是8萬多名疲憊不堪的戰士,而國民黨則是40萬大軍。而且中央紅軍執行的不是一次常規的作戰任務,確切地說,更重要的是掩護中央機關的突圍。但是那些諸如印刷機、笨重的山炮及各種輜重,此刻嚴重地妨礙了行軍速度,使得紅軍搶渡湘江計劃失去了極寶貴的幾天時間,使前線紅軍戰士為掩護後續部隊過江付出慘痛的代價。

  戰役開始的情形正如聶榮臻所指出的:“本來,當11 月16 日我五軍團占領臨武,敵人棄守藍山,我軍繼續向江華、永明方向開進時,白崇禧部已撤走,用意是防止紅軍也防止蔣介石進入廣西。”這時白崇禧部已撤走,湘敵劉建緒還沒有趕到全州、灌陽,湘江一線空虛得很。如果我們能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沒有那麽多壇壇罐罐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敵到達搶渡湘江的。但我們喪失了這個寶貴的時機,直到11月25日軍委才發布命令。我軍兵分兩路渡江。這時的湘江就很難渡了。”

  當時桂軍的5 個師布防在北起黃沙河,經全州、興安、灌陽,南至恭城的一條鉗形線上。11月22日,白崇禧命他布防在全、興、灌的3 個師退守龍虎關和恭城、賀縣一帶,興安隻剩下黃鎮國師一部。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11 月28 日淩晨,“全州以上,無兵守河”。

  1月30日,何鍵又電稱:“我劉建部遵命趕至全縣,偵知全州碉堡無一守兵,興安有桂軍一團閉城自守。”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紅一軍團二師四團(楊成武團)於11月27日下午趕到界首,未經戰鬥即占領了全、興交界處的重要渡口。

  由於紅一、三軍團同時在兩翼占據要點,1 1月2 7日,紅軍已控製了界首以北60 餘裏的湘江兩岸。在此區域,有四五處淺灘可以涉渡。軍委縱隊也已在27 日到達灌陽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帶。如果當時仍決心搶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點不到80公裏,如采取輕裝急行軍,一天即可到達,仍可能以較小的代價渡過湘江。然而“左”傾中央再次喪失良機,部隊仍按常規速度緩慢蠕動。

  11月26日,中央軍委縱隊從永安關進入灌陽的桂岩,一天之內隻走了8 公裏;

  27 日,從桂岩到文市行程僅6 公裏;

  28 日,從文市到石塘,走了26 公裏;

  29 日,從石塘到界首,走了32 公裏。

  軍情緊急,整整4天,中央軍委縱隊卻在湘江以東隻走72公裏,平均每天18公裏。這給了敵人以重新調整部署的時機,使紅軍的有利態勢喪失殆盡。湘敵從黃沙河一帶南下,先我占領全州,並南進向我撲來。11月29日,劉建緒“識破了白崇禧的目的是想要讓紅軍入湘,他就急了,即以其4個師的兵力,從全州傾巢出動,向我二師腳山鋪陣地進攻”。這時,自11月27日起紅軍佯攻龍虎關的部隊向北撤走。白崇禧見恭城、富川的威脅已解除,遂一麵宣布紅軍“已沿湘桂邊界向北竄走,富賀邊境,幹戈已告平靖”;一麵指揮夏威率第十五軍的2個師和第七軍的1個師,以3師之眾向紅軍左翼進攻。

  由於軍委沒有抓住這一來之不易的良機,部隊沒能迅速跟上,紅軍指戰員們不得不冒著頭上100多架飛機的輪番轟炸和密集的炮火,向滔滔湘江撲去。而在湘江對麵連綿不斷的丘陵之間,還橫臥著由140多座碉堡群組成的火力封鎖線。隻有渡過湘江,衝過這道碉堡封鎖線,同時頂住緊隨其後蜂擁而來的國民黨追擊部隊,紅軍才能獲得生路,這就使前線紅軍戰士為掩護後續部隊過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紅軍背水一戰,連續幾天,湘江兩岸槍炮聲與廝殺聲交混在一起,一批又一批紅軍指戰員飲彈犧牲,接著一批又一批紅軍勇士再衝上前去;刺刀的寒光交映著熾熱的炮火,激昂的衝鋒號聲夾雜著慘烈的呐喊,組成一幕幕悲壯的場麵。昔日寧靜的湘江頓起洶湧的波濤,江麵上一片血紅,是火光,也是血水。

  12月1日,是紅星縱隊渡江的一天,也是湘江突圍戰最壯烈的一天。國民黨軍一心想堵住並消滅這個由中國共產黨首腦機關組成的縱隊,紅軍全體將士則不惜一切代價要保護紅星縱隊順利過江。

  當時,紅一軍團的第一師、二師在全州的腳山鋪為阻擊湘敵血戰。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回憶到這一天的戰鬥時說:“敵眾我寡,但在‘一切為了蘇維埃新中國’的口號下,我們的士氣驚天地而泣鬼神。於是在20 多裏地的戰場上,炮聲隆隆,殺聲震天。在茂密的鬆林間,展開了生死存亡的拚殺戰。”國民黨的一支部隊甚至一直打到了紅一軍團的指揮所門口。

  紅三軍團、五軍團與向我側擊的桂軍在灌陽的文市、新圩展開了殊死搏鬥。據香港《循環日報》載:文市戰鬥之激烈程度“為赤匪抵桂北以來所創舉”;新圩“連日戰事,異常激烈,比之文市之役尤甚”。

  於是,湘江戰役便成為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戰鬥空前激烈、損失最為慘重的一次戰役。廣大紅軍指戰員與優勢敵人展開一個星期的激戰,竭力拚殺,浴血奮戰,雖然在12 月1 日突破了這道封鎖線,但是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中央紅軍從長征出發時的8.6萬餘人銳減到3萬多人,損失了一大半。其中紅八軍團隻剩1000多人,掩護主力走在最後的紅三十四師,還沒來得及過湘江,就全師覆滅了。

  湘江的一江鮮血給幸存者帶來空前震撼,大家開始思考:仗還能這樣打下去嗎?紅軍還要這樣走下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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