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長征--長征中的毛澤東及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7.博古、李德蠻幹的結果是，不得不放棄毛澤東、朱德等苦心經營多年的中央蘇區，紅軍隻剩下長征一條路

　　廣昌戰役失利後，前線的戰局每況愈下，東線和北線都被突破，西線也更加困難。到1934年9月下旬，中央蘇區僅剩下瑞金、會昌、興國、寧都等幾個縣的狹小地區，敵人眼看就要四麵合圍。在這種情況下，在內線粉碎敵人的“圍剿”顯然已經不可能，但紅軍仍可利用敵人暫時還不敢長驅直入的弱點，突破敵人的包圍圈，向敵後尋求戰機，以粉碎敵人的“圍剿”。因此，毛澤東再次建議：紅軍應“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

　　但是，博古、李德等人這時已被敵人的氣勢洶洶所嚇倒，驚慌失措地決定放棄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毛澤東無比惋惜：“此計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就最後斷絕，剩下長征一條路了。”

　　戰略轉移最初的決定是於1934年5月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作出的。當時廣昌已失守，國民黨軍隊日益逼近中央蘇區腹地，形勢對紅軍十分不利，因此中央決定將主力紅軍撤離中央蘇區，並將這一重要決定報告共產國際，請予批準。

　　不久，共產國際來電，同意轉移，並於6月25日來電指示，“動員新的武裝力量，這在中區並未枯竭，紅軍各部隊的抵抗力及後方環境等，亦未足使我們驚慌失措”。還說：“關於鬥爭的前途及目前國際的情形以及紅軍靈活的策略，首先是趨於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條件下來鞏固和擴大自己，以待機進行廣大的進攻，以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

　　對共產國際的來電，博古、李德並沒有準確理解，也沒有根據其精神並結合中國當時的具體情況作出正確的判斷和決策。

　　為了準備出發，1934年夏，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負責規劃。實際是，政治上由博古做主、軍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來督促軍事準備計劃的實行，並不能與聞所有的事情。隨著曆史的延伸，博古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這是一次重大失誤。正像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發言時所談到的：“長征軍事計劃，未在政治局討論，這是嚴重政治錯誤……當時‘三人團’處理一切。”

　　中央紅軍決定突圍實行戰略轉移，這是一項極其重大的決策，博古和李德卻一直秘而不宣，隻有中央領導核心的少數幾個人知道，而在黨內和紅軍指戰員中卻未進行宣傳解釋。

　　張聞天在他的延安整風筆記中曾提到：“當時關於長征前一切準備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團’決定，我隻是依照‘三人團’的通知行事。”

　　9月29日，張聞天以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在《紅色中華》上發表了《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的文章，指出：“為了保衛蘇區粉碎第五次‘圍剿’，我們在蘇區內求得同敵人的主力決戰，然而為了同樣的目的，我們分出我們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敵人的後方，在那裏發動廣大的群眾鬥爭，開展遊擊戰爭，解除敵人的武裝，創建紅軍主力與新蘇區，以吸引敵人力量到自己的方麵而殲滅之。”

　　這是第一個公開的信號。善於從字裏行間揣摩中央意圖的高級領導幹部們，從這裏得到了準備突圍轉移的信息。但是，他們不知往何處去。一些人猜去湖南，另一些人猜去江西的其他地方，也有一些人說是到貴州。

　　在10月上旬，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江西軍區司令員陳毅才接到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紅軍主力轉移、中央蘇區廣泛發展遊擊戰爭的訓令。

　　直到突圍開始行動時，紅軍總部才向部隊發布突圍命令，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和政治部的軍事、政治命令也陸續下達到幹部戰士中。此時廣大紅軍指戰員才知道，他們將要離開中央革命根據地了。

　　李德在他後來寫的《中國紀事》中寫道：“政治局委托我草擬一個8—10月的新季度計劃。這個計劃像第一個季度計劃一樣，由周恩來重新加工以後，在政治局常委中討論通過，並把它的大概內容通過上海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作了匯報”。

　　由此看來，關於西征的計劃，是李德草擬的。

　　毛澤東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臨時政府主席，卻被排斥在決策圈外。博古和李德在剝奪毛澤東的權力、限製他的影響時，曾經想把毛澤東送往莫斯科“養病”。在1934 年5、6 月份，博古等派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長高自立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並向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等報告了國內情況。高自立在報告中轉達了博古的口信：毛澤東“大事有錯，小事沒有錯的”；“毛、周想到蘇聯養病”。王明似乎不願毛澤東到莫斯科，他說：“澤東能抓得大事”；“這大的人物來，誰保險？”如此才作罷。吳亮平回憶道：“後來一次中央會議討論蘇區財經問題，我參加了，毛澤東同誌也沒有參加。在會議討論完畢時，博古同誌讀了一份共產國際的來電，說在現在這樣的情形下，蘇區離不開毛澤東，所以不同意毛澤東同誌去蘇聯養病。”這說明即使是毛澤東的反對者也不能不承認他能力非凡，但最高決策者在蘇區危急時卻不想讓他抓大事。

　　6 月下旬，毛澤東在會昌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博古主持，討論紅軍在作戰不利形勢下的對策。毛澤東發言時提出：在內線作戰陷於不利的狀況下，中央紅軍應該轉移到外線作戰；至於轉移的方向，中央紅軍已不宜向東北，可以往西。會議沒有接受這個主張，隻是決定派紅七軍團6000多人作為抗日先遣隊北上，派紅六軍團從湘贛蘇區到湖南中部去發展遊擊戰爭並創立新的蘇區。這兩支部隊在7 月間出發，用周恩來的話說：“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但由於轉到外線去的兵力單薄，沒有能起到吸引國民黨軍從中央蘇區調出的作用。

　　國民黨軍隊不斷地向中央蘇區腹地推進，他們的飛機不時地來瑞金沙洲壩轟炸，局勢越來越緊張。7 月間，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遷到瑞金以西的背梅坑，毛澤東也搬往高圍鄉雲石山一個大廟裏居住。古廟大門兩側鐫刻有一副對聯：“雲山日永常如晝，古寺雲深不老春。”

　　毛澤東在左廂房住下來，經常在大樟樹下的青石凳上讀書寫作。依據共產國際關於主力轉移時開展遊擊戰爭以配合的指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布置他寫一本關於遊擊戰爭的小冊子。他花了將近1個月的時間，寫成約3萬字的《遊擊戰爭》一書，共分三章：第一章《概論》，論述遊擊隊組織以及遊擊隊如何發展成為紅軍。第二章《遊擊戰術》，論述遊擊隊戰鬥動作的要則、襲擊駐紮和行動的敵人、破壞敵人的後方、對付敵人的“圍剿”和追擊、關於行軍宿營給養衛生等事項。第三章《遊擊隊的政治工作》，論述遊擊隊政治工作的目的、遊擊隊部隊內的政治工作、遊擊隊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遊擊隊破壞敵人部隊的工作等。到紅軍大轉移時，這本書下發到各部隊。

　　在此，毛澤東意外的收獲是與住在右廂房的張聞天成了好朋友。危險的時局成為他們共同的話題，在交談中，毛澤東知道了更多的中國共產黨決策內幕，張聞天則更多地了解了毛澤東的主張。

　　在這段時間內，毛澤東的弟弟、國家人民銀行行長毛澤民，來找他商量搬“秘密金庫”的問題。這個金庫是1932年4月毛澤東率領東路軍在漳州繳獲大批金條、銀元等後建立起來的。毛澤東問道：“你們準備搬到哪裏去？”毛澤民回答：“想搬到興國一帶去。”毛澤東說：“敵人已經到了藤田、東固、黃沙嶺一帶，你搬到興國去怎麽行？”停頓一會後又說，“我看還是立即分散，讓部隊自己管起來更好。你們研究研究看行不行？”後來在轉移時，毛澤民把金庫中的大部分分給各軍團保管使用，一部分專門組織連隊押運，保障中央後備機關的使用，在長征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毛澤東密切關注戰局，形勢的惡化讓他心急如焚，他向中央書記處要求到贛南省去視察，得到了同意。9 月中旬，他帶著秘書、醫生和警衛班抵達贛南省委、省蘇維埃政府、省軍區所在地於都。

　　此時，中共中央已著手準備西征到湘鄂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但沒有向毛澤東透露。博古、李德原本是不打算讓毛澤東參加長征的，但由於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威信很高，影響很大，留下來又實在不妥。於是，隻好勉強允許他隨紅軍一起西征，毛澤東自己說，直到最後一刻，他才接到撤離的通知。紅軍突破敵人第一道封鎖線後，他的警衛員吳吉清去軍委物管處領取供應物品時發現毛澤東的名字沒有編入行軍序列。請示後，臨時才將毛澤東編入中央縱隊第三梯隊。這個梯隊除了毛澤東和他的警衛班以外，其餘都是勤雜人員。

　　擔任李德翻譯的伍修權回憶說：

　　“最初他們還打算連毛澤東同誌也不帶走，當時已將他排斥出中央領導核心，被弄到於都去搞調查研究。後來，因為他是中華蘇維埃主席，在軍隊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許一起長征。如果他當時也被留下，結果就難以預料了。”

　　後來的事實證明，“三人團”決定毛澤東隨主力西征這一決策是正確的。不管“左”傾領導犯了多大錯誤，決定毛澤東隨隊西征是有曆史意義的。

　　毛澤東剛到於都，就接到周恩來的長途電話，要他著重了解於都方向的敵情和地形。他立刻召開各種會議，請各界人士座談，收集情況，還找那些從敵占區或剛被敵軍占領地區過來的商人和其他人員詳細了解敵人的動向。

　　9 月20 日，毛澤東急電報告周恩來：“信豐河（下）遊從上下灣灘起，經三江口、雞籠潭、下湖圩、大田至信豐河沿河東岸十裏以內一線，時有敵小隊過河來擾，但最近一星期內不見來了。”

　　電報最後說：“於都、登賢全境無赤色戒嚴，敵探容易出入。現正抓緊西、南兩方各區建立日夜哨及肅反。此複。”

　　這個電報為中央下決心長征開始時從於都方向突圍，起了探路的作用。後來中央紅軍就是按照毛澤東選定的路線，架設浮橋，順利地渡過了於都河。

　　連續的緊張工作和難以驅散的憂慮，使毛澤東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高燒達41 度，呼吸急促。連續不退的高燒讓毛澤東周圍的工作人員束手無策。毛澤東的秘書和警衛員急忙打電話給中央政府，張聞天派紅軍醫院院長傅連！連夜騎馬趕到，經觀察診斷，確定為惡性瘧疾。這種疾病奪去了許多人的生命。在傅連！的精心治療及工作人員的細心護理下，毛澤東的體溫才恢複正常，逃脫死神的威脅，能躺在擔架上開始遠征。

　　雖大病初愈，毛澤東卻閑不下來。他告訴身邊的戰士多打草鞋，多準備幹糧，自己則動手仔細清理文件。當得知有30名女同誌被批準參加轉移，其中包括妻子賀子珍時，馬上派警衛員到雲石山通知賀子珍，讓她抓緊時間安頓好兒子小毛。

　　盡管處境不佳，但毛澤東仍非常掛懷戰友的去留人選。王稼祥身受重傷，博古曾想留他在老百姓家養傷。毛澤東知道後，認為王稼祥是軍委副主席、政治部主任，重任在身，應隨軍行動。其他人也提出相同建議，博古同意用擔架抬著走。這才有後來索爾茲伯裏所說“擔架上的‘陰謀’”。

　　瞿秋白，時任臨時中央政府教育部長，“左”傾領導不喜歡他，他希望隨紅軍參加戰略轉移。毛澤東去說，不頂事。張聞天也向博古提議，也沒有得到同意，後來犧牲在敵人屠刀下。

　　何叔衡、劉伯堅、古柏、陳正人、周以栗、毛澤覃、賀昌等大批戰友都留在了蘇區，生死難以預料。離愁別緒鬱結在毛澤東的心中，揮之不去。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了長征命令。中央紅軍開始集結行動了。10月中旬，毛澤東在於都謝家祠召開贛南省委省、縣、區三級主要幹部大會，這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召開的最後一次會議，出席大會的有200多人。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動了感情。他說：“現在國民黨反動派采取步步為營的堡壘政策，從四麵封鎖紅區，妄想‘斷水捉魚’，扼殺我紅色政權，撲滅革命的火種。因此，我們紅軍主力就要‘順水而出’，衝到敵人的後方去，打擊敵人，消滅敵人。”

　　“同誌們，你們不要怕。不要以為紅軍主力部隊走了，革命就失敗了。大家要堅定革命的信心，要看到長遠，不要隻看到暫時的困難。革命是有希望的，最後勝利是屬於我們的。”他語重心長地說：“同誌們，如果紅區全部被敵人占領了，你們也不要怕，要時刻想著黨，相信黨，依靠黨，要堅信紅軍是一定能回來的。你們是貧苦工農的帶頭人。革命不能動搖，一定要堅持秘密工作。不能公開活動，就搞地下活動。你們一定要樹立信心，艱苦奮鬥，經受困難的考驗，要有不怕犧牲的精神，為了蘇維埃流盡最後一滴血。”

　　1934年10月18日傍晚，在夕陽下，毛澤東凝望著自己親手創建的根據地的山山水水，告別在河邊送行的戰友和鄉親們，踏上浮橋，跨過殘陽如血的於都河，開始萬裏征程。

　　走了一程，在蕭瑟秋風中伴著戰馬嘶鳴的歌聲仍清晰可聞：

　　九送紅軍上高山，一陣北風一陣寒。

　　問一聲啊紅軍哥，幾時人馬再回還？

　　§§二 力挽狂瀾

　　哈裏森·索爾茲伯裏說，長征“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行軍，不是戰役，也不是勝利。它是一曲人類求生存的凱歌，是為避開蔣介石的魔爪而進行的一次生死攸關、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場險象環生，危在旦夕的戰鬥”。

　　西去的紅軍將走向哪裏呢？

　　長征前夕，“左”傾領導者並沒有把轉移作為一次變內線作戰為外線作戰，以打破敵人“圍剿”的積極的戰略行動，他們想帶走所有的“壇壇罐罐”，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放下行李安下家再打仗。如此，長征最初的3 個月，在敵人的圍追堵截中，中央紅軍由8.6萬人銳減到3萬餘人，折損過半，瀕於覆滅的邊緣。在國民黨軍隊張網以待、“請君入甕”的緊急形勢下，毛澤東力挽狂瀾，堅決反對“左”傾領導者引導紅軍自尋絕路，主張“大路朝天，各走一邊”，應該改變路線，不去湘西，折向貴州。他取得了正在為紅軍的出路苦苦思索的王稼祥和張聞天的積極支持，一起說服多數人讚成這一建議。“三人團”成員之一的周恩來接受毛澤東這一正確主張，開始由通道轉兵。接著，在黎平均數會議上，用正式決定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堅持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肯定了毛澤東關於在川黔建立新蘇區的戰略方針，決定向遵義進發，這樣一下子就把十幾萬敵軍甩在湘西，爭取了主動，實現了長征中的戰略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