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家成長故事

第五節 圖霸先修內，管仲治齊國

　　管仲為了幫助齊桓公實現稱霸諸侯的目的，便開始與齊桓公討論如何才能把國家治理好。齊桓公說：“我有三大缺點，不知道是否還能把國家治理好？”管仲說：“我不知道您所說的缺點是什麽。”齊桓公說：“我喜歡打獵，往往等到天黑見不到禽獸了才回宮；我愛好喝酒，日夜相繼，這樣往往耽誤諸侯使者的來訪和大臣的上奏；我喜歡女色，宮中有很多沒有出嫁的姑姑和姐妹。”管仲說：“這都不是好習慣，但也算不上是很大的毛病。”桓公有點生氣地說：“那什麽才是大缺點呢？”管仲說：“一國之君，隻有兩大缺點，就是優柔寡斷和不勤勉。優柔寡斷就會喪失民眾，不勤勉做事就不會成功。”桓公說：“那我就放心了。你今天先回去休息，改天我們再一起商量治理國家的方策。”管仲說：“國君做事要果斷，為什麽要往後推呢！”桓公問：“那怎麽辦呢？”管仲建議桓公先修內政，後圖外事。他對桓公說：“如果本國的內政得不到治理，那麽我們對外的正義行動，也不會得到諸侯的信任。必須先在本國內政的治理上做出榜樣，才可能使諸侯親附我們。”

　　齊桓公說：“我的先君襄公，隻顧享樂而不理國政，侮辱賢士而寵愛妃嬪，把國事搞得很糟，不但使國家得不到發展，恐怕連宗廟社稷也難保持了。您說要先修內政，請問，怎樣改變這種狀況呢？”

　　管仲對於富國圖霸，早已深思熟慮，成竹在胸，因此針對齊桓公的問題，他獻出了一整套涉及政治、經濟、軍事、人才選拔的改革方案。

　　在國家的行政建製方麵，他提出了“叁其國”、“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的方案。

　　桓公問：“叁其國是怎麽回事？”

　　管仲說：“叁其國，就是對國都的居民實行三分管製法。把國都中的工、商和士三種居民，劃分為二十一鄉，其中六個工商鄉，十五個士鄉，而分別由公（指齊桓公）和上卿高子、國子三人率領：公率領十一個鄉（六個工商鄉加五個士鄉），高子率領五個士鄉，國子率領五個士鄉。相應的，國政也分為三項，建立三官製度加以管理：立三宰以管理官吏，立三族以管理工匠，立三鄉以管理市井，立三虞以管理川澤，立三衡以管理山林。”

　　桓公問：“伍其鄙又是怎麽回事？”

　　管仲說：“伍其鄙，就是對郊外的農民按軌、邑、率、鄉、屬五級組織編製起來。五家為一軌，設一軌長；六軌為一邑，設一邑司；十邑為一率，設一率長；十率為一鄉，設一鄉良人；三鄉為一屬，設一屬帥。兒軍事由屬來管理，民政則由鄉管理。每五屬則設一大夫統領。”

　　桓公問：“定民之居、成民之事，是怎麽回事？”

　　管仲說：士、農、工、商這四種身份的人，是國家的基石，不可以使他們雜處在一起；雜處，就容易引起混亂，人們就會不專本業而見異思遷。應該使士和士住在一起，農和農住在一起，工和工住在一起，商和商住在一起。把士安置在學校周邊，把工安置在靠近官府的地方，把商安置在市井的周國，把農安置在田野附近。

　　讓士住在一起，這樣父與父之間談論道義，子與子之問談論孝道，作為人臣的就談對於君主的尊敬，年幼的則談敬愛兄長。從小生長在這種環境裏，人的思想就會安定，長大就不會見異思遷。這樣即使父兄的教誨不用整飭就能做到最好，學習也能輕而易舉地掌握。所以士的後代永遠為為士。

　　讓工住在一起，了解四季的不同需求，辨別物品的優劣和器材的用處，選取最合適的物品來用，彼此交流自己的長處，互相借鑒學習。每天都從事這種工作，讓自己的產品遠銷各國。幼小的孩子從小就耳濡目染自己祖輩父輩的工作，長大後也就不會見異思遷了。工匠的後代永遠都是工匠。

　　讓商人居住在一起，了解四季中人們的不同需求，查看本地所擁有的物品，確定它的市場價格，肩背著或者牛車拉著，把自已的物品運到需要它的地方去，用自己所擁有的換取自己所沒有的。低價買進，高價賣出。並以此來教育自己的後代，那麽商人的後代將永遠是商人。

　　讓農民住在一起，了解四季的農事，根據季節的變化來選擇要用的農具，到了冬天就鋤去雜草，等待耕作。該耕種的時候，就深翻土地，等待及時好雨。及時的好雨過後就要扛著鋤頭從早到晚開始勞作，把自己的體力汗水灑落在土地上，這樣農民的後代就永遠是農民。可以選拔其中的優秀者出來做官，他們一定值得信賴。

　　“這樣，士農工商所從事的職業就可以世代相傳，從而使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這就叫做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能做到這樣，就可以使基石牢固，國家穩定。”

　　此外，管仲還向桓公提出，對齊國的舊法作一次全麵的審查，該改的改，該廢的廢，擇其善者而用之，而取舍的標準，則主要看是否符合世俗（即現實）的需要，“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管仲深知，要完成霸業，必須要有雄厚的物質基礎。因此管仲提出，“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民富則易治，民貧則難治。”“隻有國家的財物多了，才能吸引遠方人民的歸附，隻有荒地得到廣泛的開墾，才能把農民留下來；隻有裝糧食的倉庫充足了，人民才會懂得禮節；人們隻有吃飽穿暖了，才知道何為榮何為辱。”管仲正是按照這樣一套先富民教民，後富國治國的思想，來進行的一係列經濟改革。

　　為了將農民牢牢穩定在土地上，管仲首先提出了“相地而衰（音cuī）征”的政策。意思是，觀察土地的好壞及產量的多少，來製定征收地租的標準，即根據土地的優劣等級來征收不同的賦稅。為了提高農民的積極性，管仲又提出統治者要無奪民時，取民有度。管仲指出糧食生產有固定的時節，農民勞作也會有疲倦的時候，但是國君的欲望沒有限度。正因為生產有限，而貪欲無厭，所以才會出現臣弑君、子弑父的情況。如果做到取民有度，即使是小國也可以安定，反之，即使是大國也是很危險的。管仲還提出應當寬政役、輕刑罰、辟耕地，並提出通貨積財和提倡捕魚等一係列政策。所有這些做法的目的，就是要使齊國達到“國富而民安”。

　　齊桓公打算通過增加稅收來達到增加國家收入的目的，於是齊桓公問管仲：“我想征收房屋稅，可以嗎？”管仲說：“這是逼迫人們拆掉房子。”桓公問：“我想征收林木稅，可以嗎？”管仲說：“這是要人們砍伐樹木。”桓公問：“那對牲畜征稅呢？”管仲說：“這是要人們殺死幼小的牲畜。”桓公問：“那我征收人頭稅呢？”管仲說：“這是逼人們隱藏戶口。”桓公的辦法被提倡“薄賦斂”的管仲一一否定了。無計可施的桓公質問道：“那我拿什麽來維持國家呢？”早已胸有成竹的管仲答道：“隻有管山海的辦法可行。”所謂“管山海”，山指的是開山冶鐵，海指的是伐木煮鹽，管仲指的是由國家實行鹽鐵專營。

　　管仲的指導思想，足為了做到“民不加賦而國用饒”。為了說明“管山海”如何能達到這一目的，管仲給齊桓公舉了兩個例子。先說伐木煮鹽，管仲說：“每個人都要吃鹽，十口之家就有十個人吃鹽，百口之家就有一百個人要吃鹽。一般情況下，一個月，成年男子吃鹽將近五升半，成年女子吃鹽將近三升半，小孩吃鹽將近二升半。一百升鹽就是一釜，如果每升鹽加半錢，一釜就是五十錢。每升加一錢，每釜就是一百錢。每升加兩錢，一釜就是二百錢。每鍾就是二千錢，十鍾就是二萬錢，百鍾就是二十萬錢。千鍾就是二百萬錢。按照這個辦法，一個萬乘的大國，人數大概有千萬，一天賣出一千鍾鹽，國家就可以收入二百萬，十天就收入二千萬，一個月就是六千萬。如果我們征收人頭稅的話，一個萬乘之國，可以繳納賦稅的不過百萬人而已，如果每月每人可以繳納三十錢，一國也僅是三千萬錢。而我沒有向國家的人民征稅，卻擁有兩個萬乘大國的稅收。假如您向國民征稅，自然會引起人們的反對。但是采用這個鹽的專營政策，不僅可以得到比征稅多數倍的收入，而且人們又都無法避免，這就是理財之道。”

　　同樣，對於開山冶鐵，管仲又說：“一個女子必須有一根針和一把剪刀，這樣才能縫製衣服。耕種的農民必然要有一個犁和一個鋤頭，這樣才能種地。木匠必然要有一把鋸、錐和鑿子才能幹活。天下的人想要做成事情，就必須使用這些工具。如果在每根針上加一錢，那麽三十根針就相當於一個人的賦稅。一把刀加六錢，五把刀就是一個人的賦稅。每個犁頭加十錢，三個犁頭就等同於一個人的賦稅。其餘的都可按著這個標準類推。隻要人們勞動，無形中就繳納了這種費用。”

　　管仲用數字打動了桓公，“管山海”的政策在齊國得到實施。在桓公即位的最初十九年裏，齊國很少征收關市之稅，一般隻是收取五十分之一。用糧食來繳納賦稅，兩年才收一次稅，遇到收成好的年份收取十分之三的稅，中等收成的年份稅率為十分之二，收成不好的年份隻收十分之一，萬一遇上荒年就不向農民征收賦稅。盡管實行了以上這些薄賦政策，但齊國的國力仍然大為增強，一躍成為東方的強國，這都要歸功於管仲提出的“管山海”政策。

　　管仲還很注重發揮商業的流通作用並積極開展對外貿易。為了吸引更多的人到齊國經商，管仲在齊國每隔30裏就設置一個驛站，給各個渚侯國的商團提供免費的住宿。並且規定，如果是乘坐一乘馬車（四匹馬拉的車）來的商人，齊國就免費提供飯食；如果是三乘馬車，就附帶給外國的商人喂養馬匹；如果是五乘，就提供仆人為之服務。這樣一來，天下的商人就像流水一般湧向齊國。

　　除了富國、富民，管仲還提出了“通輕重”之術，以加強國家對經濟的控製。“輕重”指的是商品價格的賤與貴。以糧食為例，就是在豐收之年，糧價低的時候，國家就用較高的價錢收購糧食，避免損傷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等饑荒之年糧價高的時候國家低價賣出，避免因為糧價過高民眾無力購買而受饑。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麵國家獲了利，另一方麵農民的利益也得到了保障。

　　齊國的經濟正是在管仲的治理下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雄厚的經濟為此後齊桓公的稱霸活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富國然後是強兵。齊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也膨脹了齊桓公稱霸諸侯的野心。但管仲對形勢卻始終保持著清醒的認識。桓公問：“百姓定居下來了，我想在諸侯中稱霸，可以嗎？”管仲說：“不可以。需要等民心也安定下來。”桓公問：“怎樣才能讓民心安定呢？”管仲說：“修改舊的法律，選擇其中好的繼續使用，讓人民繁殖人口，幫助那些貧困的人；減少賦稅和徭役，愛護自己的百姓，國家就會富強起來，民心自然會安定下來。”桓公接著問：“現在國家富強了，人民安定了，是不是就可以對外征伐求霸了？”管仲說：“還不行。您想整頓軍隊，修治甲兵，別的大國也正在整頓軍隊，修治甲兵；您有征戰之舉，別國則有守禦之備，所以還難以盡快達到目的。要想盡快達到目的，就必須采用隱蔽而與眾不同的方法。”桓公聽了十分感興趣，問道：“那是一種什麽樣的方法呢？”管仲於是就提出了一套“作內政而寓軍令”的軍政計劃。

　　這套計劃實質上就是要寓兵於民，把居民組織和軍事編製結合起來。這一計劃規定，國都中十五個士鄉的居民，按照軌、裏、連、鄉四級編製起來：五家為一軌，設一軌長；十軌為一裏，設一裏司，四裏為一連，設一連長；十連為一鄉，設一鄉良人。就讓這四級居民之長掌管軍令：令每家出一人當兵，一軌就有五人，組成一伍，由軌長率領；這樣一裏就有五十人，組成一小戎，由裏司率領；一連就有二百人，組成一卒，由連長率領；一鄉就有二千人，組成一旅，由鄉良人率領；五鄉就有一萬人，組成一軍，立一個元帥。全國三軍，就分別由公和高子、國子擔任三軍元帥。每年春秋兩季，借狩獵來進行軍事訓練。訓練完成之後，下令國人不許自由遷徙，使每伍的人有福同享，有禍同當，人與人、家與家之間都互相團結，互相幫助。這樣，就可以做到夜裏作戰，隻要聽到聲音大家就不會亂伍；白天作戰，隻要看見容貌就互相認識。這樣的軍隊，自然就是攻無不克、守無不固的最好的軍隊。管仲說：“君有這樣的軍隊三萬人，就可以橫行天下。誅殺無道，保衛周室，天下大國之君也無人能抗拒了。”

　　桓公聽了管仲的方案，很高興，但又憂慮地說：“齊國還很缺乏軍器，怎麽辦呢？”於是管仲義提出一套用軍器贖罪的辦法來。這套辦法規定：臣民犯了重罪，可以用一副犀牛皮製的甲和一柄車戟贖罪；犯了輕罪，可以用一副皮製的盾和一柄車戟贖罪；犯了小罪，可以用銅鐵贖罪；凡打官司的人，應交一束（十二支）箭做人朝聽審費。這樣，軍器也就充足了。

　　改革需要優秀的人去執行。因而管仲特意提出了“匹夫有善可得而舉”的人才選拔政策，即規定從鄙野農民中選拔“秀民”，以充當國家的“士”，從而提高了部分庶民的社會地位，有利於激勵庶民修德上進、報效國家的積極性。寧戚本是衛國的一個放牛人，空懷一腔抱負在衛國得不到重用，聽說齊國在管仲的治理下欣欣向榮，就來到齊國尋求機會。一次放牛時正好遇到齊桓公外出，就一邊敲擊牛角，一邊朗聲唱道：“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單布短衣適至骭（音gàn，小腿），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康浪之水何時粲，中有鯉魚長尺半。敝布單衣裁至骭，清早飯牛薄夜半。黃犢上阪且休息，吾將舍汝相齊國。出東門兮厲石斑，上有鬆柏青且闌。粗布衣兮綿縷爛，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將與爾適齊國。”齊桓公見寧戚雖出身寒微，卻有如此抱負，是個難得的人才，因而按照管仲製定的人才選拔政策，給寧戚封了大官。正是這個寧戚，日後成為齊桓公的主要輔臣，為齊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管仲用人隻有一個標準，就是隻用賢才。即使那些在困境中對自己有過極大幫助的人，如果沒有才能也是置之不用的。《韓非子》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在管仲從魯國被押送回齊國的路上，又饑又渴，向綺烏的封人（地方長官）乞討食物吃，綺烏的封人居然跪在地上，畢恭畢敬地喂管仲。封人私下裏偷偷問管仲：“如果你活著到了齊國，並且得以重用，你怎麽報答我呢？”管仲說：“如果真像你所說的那樣，我就任用賢能之人和有才之人，評定有功勞的人，要怎樣報答你呢！”

　　管仲還製定了“三選”製度。鄉長要推薦國都中那些孝順父母、聰明仁惠的人，以及勇敢健壯的人，然後由官長進行選擇，最後由國君麵試，合格者就委之以官。如果鄉長沒有如實匯報，那就是犯了“蔽明”、“蔽賢”之罪。

　　管仲認為自己雖然可以輔佐桓公成就霸業，但是單憑一己之力也是不行的。管仲認為舉動講規範、進退合禮節、言辭剛柔相濟，自己不如隰（音xí）朋，所以以隰朋為大行，掌外交；直言進諫，不避死亡，自己不如東郭牙，所以以東郭牙為大諫，掌樞密顧問；作戰時擊鼓，令三軍戰士視死如歸，自己不如王子城父，所以以王子城父為大司馬，掌軍事；審理案件，不偏不倚，自己不如賓須無，所以以賓須無為大司理，掌刑法；在農業方麵開墾荒地，增殖糧食，自己不如寧戚，所以以寧戚為大司田，掌農事。而這五人所司之職正是管仲為了改革中央官製，在中央設立的五官，五官上統於相，相則聽命於君。五官為上述一係列改革方案的施行提供了組織保證，這樣也就建立了一個適應改革圖強和謀求霸業所需要的強有力的中央領導集團。

　　管仲的上述一係列改革方案都被齊桓公所接受，並付諸施行，於是齊國迅速強盛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