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士子名流

第六節 絲路重鎮，促進士人文化孕育

　　蘭州自古就是西北邊陲，既是連接內地與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區的樞紐要道，又是與歐州、中亞地區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通道上的一座關隘性城市，因此，對絲綢之路的暢通、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做出過重要貢獻，同時，由於其自身既為絲綢之路上重要的樞紐城市，又是絲綢之路上中原和西域經濟、文化交流的中介點和集散地，因而通過絲綢之路，也極大地促進和發展了蘭州自身的曆史文化，孕育和培養了蘭州的士人文化。

　　絲綢之路的開通與蘭州絲綢之路重鎮的形成

　　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發展

　　古老的絲綢之路把世界的東方與西方連接起來，就像一條光輝燦爛的彩帶，將古代亞洲、歐洲、非洲的古文明聯係在了一起，通過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的不斷交流，從而孕育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在延綿數千裏的絲綢之路古道上，留下了大量的文明古跡，有舉世聞名的敦煌、神秘的樓蘭古國，有古金城的炳靈寺石窟、號稱天下第一橋的古金城黃河上的乞伏氏飛橋、傳說建於唐代的有“中國伸臂木梁橋的代表”之稱的蘭州握橋，也有玄奘西行取經時在蘭州金城關下西渡黃河的白馬浪等。在古絲綢之路沿線，至今留存著古代東西方文明的交流結晶，有令後世驚歎的東西方藝術珍寶，有凝集著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發明創造，也有異彩紛呈、撲朔迷離的古文字，這一切，都向人們傳達著古代超越國界和民族差異的精神共鳴。

　　西漢武帝時期，漢王朝經過文景之治，國力日漸強盛，打擊匈奴，打開西域通道的時機已經成熟，於是漢王朝便作出策動西域諸國與漢朝聯合，共同打擊匈奴的計劃，首先派遣張騫前往此前被匈奴冒頓單於逐出故土的大月氏。因為烏孫和大月氏原來是在包括蘭州部分地區的甘肅河西走廊，它被匈奴驅逐出去後，遷至中亞地區，漢武帝要聯合烏孫、大月氏打匈奴，就是要采取兩麵夾擊戰略，為了這一政治目的，派張騫西去。建元二年（前139年），張騫帶一百多隨從從長安出發，途中被匈奴俘虜，遭軟禁長達十餘年。逃脫後繼續西行，先後到達大宛國、大月氏、大夏。張騫這次西行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原因是當時月氏西逐大夏人，占領了媯水以北地區，一方麵是那裏土地肥沃，適於農耕；另一方麵是受希臘文化影響，已由遊牧過渡為農牧結合的定居生活，所以已無仇胡之心而不願回歸。張騫回國後，向漢武帝詳細報告了西域諸國的情況，包括各國的風土人情、實地物產等等。這個報告對漢武帝及漢政府了解西漢以西的情況非常重要，對漢武帝下決心通西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範文瀾先生在他的《中國通史簡編》中說：“張騫生還，帶來了有關西域諸國的新消息，從而促成了東西文化的交流，他的生還，是人類曆史上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所以漢武帝後來就決定通西域，派兵到西域去，最後統一了西域。

　　這是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國，史書上把他的這次西行看作是空前的探險，因而譽為“鑿空”，所謂“鑿空”，即探險的意思。自從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國，霍去病西北斥逐匈奴後，漢王朝對控製西域的戰略目的發生了一些變化，即由當初單純為了製禦匈奴，變成既要製禦匈奴，又要“廣地萬裏，重九譯，威德遍於四海”。於是漢武帝於元狩四年（前119年），再次派遣時任中郎將的張騫出使西域，為斥逐匈奴作準備。張騫用四年時間先後到達烏孫國、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國。據有關史料記載，為了促進西域與長安的交流，漢武帝招募了大量身份低微的商人，利用政府配給的貨物，到西域各國經商。這些具有冒險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為富商巨賈，從而吸引了更多人從事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活動，極大地推動了中原與西域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同時漢朝在收取關稅方麵取得了巨大利潤。但是在這一時期，匈奴雖被斥逐，但並未消滅，仍不斷騷擾。為進一步加強對西域的控製，漢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漢王朝在西域設立了西域都護府，直接管轄西域，從此，絲綢之路開始進入繁榮的時代。

　　絲綢之路就其主要線路來說，有北、中、南三條道路，經過蘭州的是絲綢之路中路的中段。西漢時屬隴右道中的關隴道，這段道路是聯接關中和隴右的交通要道。關隴道自西漢京都長安（東漢時為京都洛陽）起，至甘肅中部地區的黃河岸邊諸地，分為蕭關道和關隴道。關隴道東起縣，接回中道，西經隴關，越隴山西南行，經清水、上邽、冀縣，至隴西郡治狄道，然後由狄道北行，至金城過黃河到河西。或者由狄道西行至枹罕，西北行至允吾過黃河，再北行至令居，西行溯湟水至臨羌，至河西走廊。

　　東漢時，絲綢之路經過蘭州的道路有關隴道與略陽（今甘肅秦安縣東北）道兩條，略陽道是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來歙征討隗囂在隴山中開出的一條從隴關直通略陽的通道。由略陽道到金城縣，需要渡過黃河，渡河地點在現在的西固地區，具體大約有三處，一是位於今西固區西沙黃河大橋附近的金城渡，二是位於今西固區河口一帶的新城津，三是位於今西固區八盤峽一帶的八盤渡。

　　到魏晉南北朝時，中國處於內亂狀態。由於內患的不斷增加，北方遊牧民族紛紛南下牧馬，在黃河流域建立了許多遊牧民族政權，導致了絲綢之路三絕三通的出現。西方在公元395年，也就是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羅馬帝國也分裂了，波斯也衰落了。所以在這一時期，絲綢之路進入比較簫條的時期。這一時期，絲綢之路經過蘭州的路段基本走向為出洛陽或者長安，經雍州、秦州、隴西等地進入蘭州，然後在蘭州渡過黃河西去。

　　隨著中國進入繁榮的唐代，西北絲綢之路再度引起了中國統治者的關注。為了重新打通絲綢之路，唐王朝借擊破突厥的時機，一舉控製了西域各國，並設立安西四鎮作為中國政府控製西域的機構，新修了唐玉門關，是中國境內連通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關隘之一。在古代中國，經營西域最盛的就是唐朝，唐王朝在控製西域各國和中亞的一些地區，並建立了穩定而有效的統治秩序後，不僅對整個新疆地區進行直接統治，而且在中亞地區直到波斯的東境，也設立了16個都督府，進行名義上控製。當時西域小國林立的曆史基本解除，唐朝的交通線路，交通組織，又都是最完備的，已經發展到了一個非常高的階段，因而使絲綢之路更為暢通。新的商路支線被不斷開辟，從而使絲綢之路在唐代再度進入繁榮時期。

　　這一時期，絲綢之路的交流範圍也進一步擴大，不僅有經濟交流，文化交流也興盛起來，往來於絲綢之路的人不僅有商人和士兵，也有為尋求信仰理念和文化交流的人們。於是，中國大量先進的技術傳到其他國家，其他國家的佛教、祆教、景教等也通過不同的途徑傳到中國，極大地滿足了唐朝人在文化方麵的需要。

　　安史之亂以後，唐王朝於唐德宗貞元六年（790年）左右退出了新疆，絲綢之路開始慢慢衰落。至唐末五代時，海上絲綢之路出現，陸路上的絲綢之路逐漸被取代。

　　唐代，蘭州已由秦漢時期的邊塞重鎮、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民族政權交替爭奪的軍事戰略要地變為國家的腹地城市，經過蘭州地區的絲綢之路有三條道路都經過蘭州。一是絲路東段關隴南道，這條道路從長安或洛陽起，越隴山至臨州治所狄道，出狄道西北行，越沃幹嶺，沿阿幹河穀至蘭州治所金城（今蘭州市城關區），從金城關一帶渡過黃河，西北行至逆水（今莊浪河），沿逆水河穀去河西走廊。二是絲路東段關隴中道，這條路自長安或洛陽西行，越六盤山至會州治所會寧，自會州西行至蘭州，經蘭州西去。三是唐蕃古道，也稱吐蕃道。唐蕃古道是指絲綢之路東段的吐蕃道，其部分路段同絲綢之路河西道基本平行。這條道路是唐貞觀八年（634年）開通的，自關隴南道經河州，至鄯州治所湟水縣（今青海樂都大小古城），或由關隴中道經蘭州至鄯州，再西南至吐蕃、尼波羅（今尼泊爾）、印度的道路。全線分為東段河湟道，中段吐蕃道和西段尼波羅道。絲綢之路與唐蕃古道都經過蘭州，在蘭州交匯，從而使蘭州地區成為東西交通樞紐和重鎮，其戰略地位與民族特色更為突出。

　　宋代的蘭州地區先後被金、西夏部分或全部控製，成為幾個政權對峙、爭奪的地區。由於當時北方草原絲綢之路全線在遼、金、西夏的控製之下，宋王朝所需的軍用戰馬全靠吐蕃地區供給，於是出現了茶馬互市形式的絲綢之路貿易。宋代經過蘭州地區的絲綢之路路段，由於控製這一地區的政權的變換而有所變化，大體是由東京開封經西京洛陽至長安，沿傳統道路經西安至會州，至蘭州，經蘭州至宗哥城（今青海樂都大小古城），轉東北至西涼府西去。

　　蒙元時期，陸路絲綢之路重新開通，且比較發達，不過這種發達隻是落日餘輝罷了，隨著蒙元帝國的滅亡，也就失去了作用。元代的絲綢之路的起點延至大都（今北京），線路也有所變化。經過蘭州的道路為絲綢之路南道。由大都至奉元（今西安），至鳳翔，西北行，過隴關，越六盤山，經定西至金城（今蘭州市榆中），再經定遠鎮至蘭泉驛（今蘭州市武都路與永昌路交叉處的原永昌路百貨大樓一帶），然後渡黃河，經莊浪（今永登）西行。

　　蘭州絲綢之路重鎮的確立

　　蘭州成為絲綢之路重鎮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

　　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為進一步加強邊境防守力度，分段從令居（今蘭州市永登縣南）築長城，一直延伸到敦煌，並在長城內修築有道路。修築的長城是防禦羌胡的軍事屏障。而沿長城修築的道路，因長城帶上駐有重兵，這些士兵除守衛邊防外，還有保衛長城帶上道路暢通的責任，因而這條道路行走起來是比較安全的，所以既是一條重要的軍事交通線路，又是一條較為安全的商貿、文化交流的線路。此時的絲綢之路雖已粗具雛形，但全線並未開通，故蘭州仍然隻是一個軍事重鎮，還沒有成為絲綢之路重鎮。

　　在漢“斷匈奴右臂”後，絲綢之路雖已初步打通，但西漢赴西域各國的使者，西域各國赴西漢的使者，往往受到康居、大宛、烏孫、匈奴的刁難，直至殺害。其中，大宛劫殺漢使，直接引發了一場戰爭。李廣利降服大宛後，中亞、西亞的交通孔道全線開通。此時，蘭州在絲綢之路上的地位有所加強。

　　東漢末及魏晉南北朝時期，絲綢之路時通時斷，艱難發展。此時，在西北地區河西一帶由於五涼等政權的相繼經營，相對比較安定。蘭州地區經過前涼、前秦、後涼、南涼、後秦、西秦等幾代的開拓和經營，絲綢之路東段河南道相對比較暢通，金城正是處於河南道中，而且是一座比較關鍵的城市，在絲綢之路上的交通地位有所提高。但是，盡管如此，此時的蘭州仍然是一個兵家必爭的軍事重鎮，軍事戰略價值要大大高於交通價值。

　　蘭州真正形成為絲綢之路重鎮之一是在唐朝。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高峰時期，也是絲綢之路的繁榮昌盛時期。同時，唐代大一統疆域的西擴，使蘭州成為唐帝國的腹心城市，軍事重鎮的地位相對下降，而交通樞紐的地位則相對上升。這一時期，從長安出發沿絲綢之路去西域，有三條道路都經過蘭州，蘭州成為絲綢之路東段中線中三條支路和唐蕃古道的交匯地區，地位空前提高，這一時期的蘭州雖不是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但絲綢之路從長安西行，到蘭州附近後，不論從哪一條支路西去，都必須渡過黃河才能進入河西走廊，而黃河蘭州段上的幾個渡口，都是當時重要的渡口，所以，不論從蘭州附近的哪一條支路上西來，都要經蘭州渡過黃河西去，就這樣，蘭州的絲綢之路重鎮地位正式形成並被確定下來。此後的宋元時期，除宋、金、西夏對峙的一段時間外，在絕大多數時間裏，蘭州一直是西北地區聯係中原與西域的交通樞紐。

　　絲綢之路對蘭州地區曆史文化和士人文化的影響

　　蘭州作為絲綢之路重鎮和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樞紐與集散地之一，對絲綢之路的各種交流都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時，在進行政治、經濟和文化集散交流的過程中，必然對蘭州原有文化產生深刻影響，從而促進蘭州曆史文化的發展和士人文化的孕育。

　　眾所周知，絲綢之路既是一條路、一條交通線，也是一條紐帶、一個大舞台，是沿線各國、各個民族進行各種交流的一個載體，其內涵非常豐富。絲綢之路把古代主要大國和主要的文明地區都連接在一起，通過這個紐帶，給沿線諸國和各地各族提供了互通有無、相互學習、互相影響、交流文化藝術和科技、不斷增進了解和建立友誼的條件和展示各國和各地各族風采的舞台。同時，這條路也是各國進行政治交流的使節之路，各國使節大多是經過這條路進行交流的。另外，這條路也是一條神靈之路，一條遊牧民族的遷徙之路，如佛教及基督教的分支教派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後來的伊斯蘭教都是沿著這條線傳播進入中國的。

　　絲綢之路對蘭州曆史文化和士人文化的影響首先表現在西方宗教文化的東來，從而創造了蘭州地區燦爛的宗教文化。

　　東漢以後，南匈奴、烏丸、鮮卑、氐、羌、突厥等少數民族大量內遷至包括蘭州在內的今甘肅、寧夏等地，並逐步漢化，致使漢族傳統文化地域進一步擴展。與此同時，源於印度的佛教及佛教文化經絲綢之路緩慢地東進，在敦煌、蘭州等地與漢文化交匯後，傳入整個西北地區，繼而至於全國各地。佛教文化在蘭州地區與漢文化以及原有的多民族文化交匯、碰撞的過程中，對蘭州地區多民族、多元文化及士人文化的孕育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由於佛教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沿著絲綢之路傳入包括蘭州在內的西北地區，為很多人所信仰，使西北地區原有的本土文化受到衝擊和影響。而本土文化為了應付這種衝擊和挑戰，也開始用本土文化來改造外來的佛教文化，從而使西方佛教及佛教文化在西北開始了本土化（民族化）的過程。這一過程的結果最終使蘭州乃至整個西北地區的多民族多元文化發生了重大的變異，同時也給孕育中的蘭州士人文化增添了新的內容。由於佛教文化逐漸滲透於蘭州原有的文化之中，因而使蘭州文化逐漸形成為具有佛教文化內涵的多元文化。

　　受西方佛教東傳的影響，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蘭州已有相當規模的佛寺，而高僧法顯也是經蘭州過黃河西行求法。法顯等到蘭州時，正值四月，按佛家傳統慣例，於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在西秦國都苑川城（今榆中縣苑川河流域）佛寺中夏坐。所謂夏坐，即在雨季坐禪修行。西秦則在其國都苑川大興佛教，並供養與法顯同來的玄高、曇弘、玄紹等為國師，同時供養的佛教弟子三百多人。後來高僧智猛等15名僧人，再次沿法顯所走路線去天竺求學，20年後東歸，往返都經過蘭州。

　　在佛教影響逐步擴大的同時，蘭州地區也出現了佛寺和本土僧人，其中釋寶誌是在佛教界有很大影響的蘭州本土僧人。據有關記載，釋寶誌是宋齊梁間金城人，佛教高僧。先在紅泥溝修行，後至江東道林寺，齊武帝迎入華林園。好為讖記，人稱“誌公符”。著有《文字訓釋》三十卷。

　　關於釋寶誌在紅泥溝修行的事，至今在蘭州還流傳著一個個美麗的傳說。據說誌公當年修道時，每天晚上蛙聲陣陣，打擾得他很難靜下心來修行，於是他念動咒語，把青蛙全都驅趕到溝外，從此，紅泥溝裏再也沒有了青蛙，至今也聽不到青蛙的叫聲。還有一個傳說是說他修行的時候，口裏老是含著一個珠子，每到晚上修行時，他就把珠子從窗口拋到紅泥溝的石堆裏，然後再出洞去摸黑把珠子找回來。找回後再把珠子從窗口拋到紅泥溝的石堆裏，然後再找回來，就這樣拋了找，找了再拋，夜夜如此，風雨無阻。過了幾年後，有天夜裏他拋出的珠子竟然發起了光來，他知道修煉即將成功，非常高興。有一天夜裏他夢見出外去化緣，有一個老太婆贈給了他兩個油餅，他把油餅放在袖子裏拿了回來。醒來一摸袖口，果然有兩個油餅，從那以後他就飛升到天上去了。

　　清代鄧隆所撰的紅泥岩門聯提到釋寶誌在紅泥岩修行的事，門聯寫道：

　　真靈雖還虛，偶過此蛙穀鷹巢，當憶朱家舊事；

　　三教原一貫，何妨邀儒流道侶，來與彌勒同龕。

　　聯語中的“朱家”就是指主祀寶誌和尚的紅泥岩誌公洞，“舊事”是指寶誌和尚曾在紅泥岩修行的事。民國時期的慕壽祺也為紅泥岩誌公洞提過一副對聯，聯中提到誌公修行時念咒禁止蛙鳴的事。對聯寫道：

　　崗占獨龍，遺像我曾敬仰；

　　神能伏虎，咒蛙人又奚疑？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蘭州周邊地區的古金城郡範圍內，也已出現了大量佛教建築，這從一個側麵說明了今蘭州地區在魏晉南北朝受佛教影響之大。曾建都於今蘭州市榆中縣的西秦乞伏氏十分崇信佛教，當時的僧人如玄紹、玄高、曇弘等都相繼來到西秦境內。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與今蘭州市南部接壤、古代屬金城郡範圍的永靖縣炳靈寺石窟即開鑿於西秦時期。為西秦乞伏熾盤於建弘前後所開鑿。最有代表性的第169窟就是乞伏熾盤所開，並在佛像上方有“建弘元年（420年）歲在玄枵三月二十四日造”題記。據郭方忠、張克複、呂靖華主編的《甘肅大辭典》介紹，該石窟位於縣城西南35公裏處黃河北岸小積石山中。小積石山相傳為大禹治水時積石之處，千峰壁立，如萬笏朝天，黃河飛流，似巨龍奔海。“炳靈”是藏語十萬佛音譯的簡稱，原稱唐述窟，唐代改稱靈岩寺，宋代始稱炳靈。現存窟龕200餘個，造像有佛、菩薩、弟子、天王等，高者達28米，小者僅25厘米。壁畫有說法圖、千佛、觀音、供養人等。造像因時代不同而不同，西秦時期造像高鼻大眼，頗具西域民族特征；唐代的則豐滿健美，精湛逼真，特別是菩薩像，薄裙飄帶，滿身纓絡，腰身曲斜，娥眉鳳眼，口唇微啟，麵含羞澀，是典型的少女形象。壁畫構圖古樸，線條流暢，著色豔麗。元明時代以密宗為內容的壁畫，線條嚴謹圓潤，色彩濃重熱烈，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窟中還保存有許多當時的遊人題記，其中崔琳題記，記述開元中唐蕃議和，崔琳受命西使途經靈岩寺一事，尾署正、副使以下官員姓名72人，可見使團規模之大。炳靈寺石窟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隋唐時期，蘭州成為絲綢之路重鎮之一後，中西文化的交流更趨頻繁，加之西方各國使節往來不斷在蘭州停留，對蘭州地區佛教和佛學的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佛教影響進一步擴大和加深。

　　唐初玄奘西行取經，往返都經過蘭州。玄奘（600—664年），今河南偃師縣人，俗姓陳，名褘，法號玄奘，在神話小說《西遊記》中被稱為唐僧。

　　玄奘西行過隴山後，沿渭河西行，經渭源，過狄道，越沃幹嶺，沿阿幹河穀到達蘭州。由蘭州城北金城關對麵的白馬浪一帶渡過黃河，向西沿莊浪河穀西去。至今蘭州還留有白馬浪的傳說，蘭州市根據這一傳說，在白馬浪黃河南岸塑了唐僧西天取經的雕塑。

　　這一時期，蘭州城區出現了大量佛寺，最著名的有三大寺院，即莊嚴寺、嘉福寺（亦名木塔寺）、普照寺（又名大佛寺）。從現有史料看，這些寺院建築都是僧人與士人、宗教文化與士人文化結合的產物。

　　莊嚴寺原址位於蘭州市張掖路北側今“蘭州晚報社”院內，是舊金城名刹之一，也為蘭州市現存建造年代最早的古建築。據《重修皋蘭縣誌》記載：“莊嚴寺相傳為薛舉故宅，在城中鼓樓西，唐初建，元至元年間重修，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蘭州都指揮劉瑛再修。”現存大殿三座，1963年公布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莊嚴寺原建築群規模宏大，布局嚴謹，有山門、朝房、過殿、大殿、後殿，並建有東、西陪殿、廂房、鍾鼓樓及跨院，構成完整的三進院落及官園等四組建築，為蘭州珍貴的文化遺產。莊嚴寺以“塑絕”、“寫絕”、“畫絕”三絕名動金城。

　　塑絕指寺內佛教造像。莊嚴寺造像有過殿內的韋陀及布袋和尚，殿兩側天王四大金剛；大雄殿（正殿）內塑的三佛二弟子四菩薩；後殿所塑五佛。據《蘭州市誌·文物誌》記載，大雄殿內的三佛從其手印和持物上看，應為法、報、應三身佛，三佛均前額寬廣，兩頰豐滿，顏麵方圓，雙目微閉，作沉思狀，神態莊嚴。頭盤螺髻，肩寬背挺，結跏跌坐於仰覆蓮束腰佛座上，神采異常。此三佛塑坐於大殿內明、次間金槽內。明間中佛前左、右兩側侍立迦葉、阿難二弟子，其中迦葉身驅前傾，靜中欲動，表情深沉，脈絡曲張，刻劃了迦葉為一苦行僧的表像；阿難則雙手合什，麵容清秀，刻劃了一個少年僧人的典型形象。三佛兩側分立四菩薩，均戴花冠、著披帶、秀發垂肩、胸腹袒露、纓絡纏身、飄帶飛舞、裙折衣縐，形象完美。佛像身後均浮雕背光，紋飾為火焰紋、瑞草紋、幾何紋，每幅背光頂部都塑一金翅鳥，兩側蹲有瑞獸，體現了藏傳密宗的成分。後殿內的五佛，雕塑也非常精美，據清道光三年（1823年）《補修五佛殿記》碑載：“夫後殿塑像，神妙傾覆六州真無匹，蓮衣細疊直超九府少有雙。”關於佛妝，據《補修五佛殿記》碑載，清嘉慶間曾“金妝正殿法身”，這是重修莊嚴寺時對佛像妝金，後代均保持下來。其他各尊造像均繪彩，菩薩肢體塗白色，衣裙則為紅、褐、青、綠等色。眾像高2米至2.5米不等。“塑絕”是莊嚴寺的驕傲。

　　寫絕，也謂“書絕”。是指懸掛於大雄殿明間簷下“大雄殿”橫匾之後的莊嚴寺額“敕大莊嚴禪院”六個大字。為元代至元年間重修時所書。豎額高約1.5米，寬約1米，四周鑲木雕紋飾額邊，額心鏤刻“敕大莊嚴禪院”六字，豎排兩行，每行三字。豎額字體工整，筆劃厚重，飽滿有力，醒目莊重。額旁有蘭州金翼乾書寫之考證木牌一塊，上書：“考此敕大莊嚴禪院六字為元代李浦光所書，字體遒勁，直逼魯公，邑乘稱其寫絕，洶非虛也。特懸之以供藝術家欣賞雲。”畫絕，是指大雄殿內明間佛像後壁整壁所畫之觀音像。像高約2米，據介紹觀音畫像的一橫幅紙條雲：“觀音形體高妙，有吳道子畫風。”又據《甘肅新通誌稿·金石誌·壁畫》載：“莊嚴寺壁觀音像，在蘭州城內，即俗所稱三絕者也。蓋寺中榜書仿顏魯公筆意者為書絕。佛像莊嚴端好為塑絕。觀音為畫絕，雲壁高丈餘，像作安禪狀，首覆紗殼，如迎風欲舉，洵宋元高手所作。”畫像身材比例適度，體態端莊大方，豐頰寬額，造型特點與殿內塑像一致。頭飾繁華，頭巾下花朵簪釵密而不亂，既著意局部妝飾，也經意整體效果。所繪衣飾用色淡雅，並以工整的線條刻畫衣帶飄逸，靜中有動。絕無多餘之線條，極具工筆之風，故被世人稱為畫絕。

　　普照寺又名大佛寺，故址在今蘭園（少年宮），據史書記載，為唐初敕建，曆經宋、元、明、清數代重修、擴建，其規模已是蘭州佛寺之首。又據《蘭州市誌·文物誌》記載，普照寺坐北朝南，主要建築有山門、金剛殿、天王殿、大雄殿、法輪殿、藏經樓、觀音堂、灶君殿、鍾鼓樓等。各殿均有塑像，其中大雄殿三尊佛像，塑工極佳。明間後壁所繪大悲觀音佛像，計有十一個頭，四十二隻手臂，每隻手各持法器一件，金碧輝煌，絢麗多彩。大雄殿後為法輪殿，是一座具喇嘛教特征的佛殿。該殿建於元代。“喇嘛”為藏語語音，譯意為“上師”。普照寺法輪殿內有一嘛呢法輪，木製，高約10米，八麵六層，每麵每層各塑佛像一尊，計四十八尊法像，巨大法輪固定於大梁與地麵間，即推即轉，輪上寫“法輪恒轉”、“雨花金界”八字輪額。輪旁有柱，柱上攀龍四條。法輪殿後為七楹藏經閣，閣內正中供奉文殊、觀音、普賢三菩薩塑像，兩側分立藥師、釋迦、彌陀、韋馱等木雕佛像及銅接引佛，後壁繪千佛。閣內東、西壁各鑲木櫥四個，櫥內存放明萬曆太後所賜《大藏經》640部，計6346卷。木櫥外繪菩薩立像八尊，高約丈餘。藏經閣內塑、雕、繪均極工致，深為瞻仰者讚賞。普照寺鍾樓內懸鐵鍾一座，鍾高3米，口徑2米，重達萬斤，為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侍鑒郭鎬監造。鐵鍾鑄造精良，聲音宏遠，並鑄銘：“仙聞生喜，鬼聞停凶，擊破地獄，救苦無窮”十六字，昔日“金城八景”之一“古刹晨鍾”即指普照寺內悠遠的鍾聲。

　　民國十七年（1928年）普照寺內部分殿堂被國民軍辟為“中山市場”。1939年2月23日，日本飛機空襲蘭州，普照寺被夷為平地，隻有“泰和鐵鍾”幸存於殘垣瓦礫之中。

　　嘉福寺舊名寶塔寺，俗名木塔寺，在城內西北隅，即今“木塔巷”北端。為唐貞觀四年（630年）冬，高昌國王麴文泰長安朝拜太宗李世民，在返回途中路過金城時捐資修建。嘉福寺木塔是蘭州建造最早、最有名望的佛塔。據《重修皋蘭縣誌》載：“嘉福寺，舊名寶塔寺，俗名木塔寺，在城內西北隅，唐貞觀九年（635年）高昌王建，元至元年間重修，賜名嘉福，明永樂中重建，宣德六年，成化三年，嘉靖三十五年肅藩屢修”。“國朝（清）康熙二十五年巡撫葉穆濟、道光十三年總督楊遇春再修”。“寺有木塔，十三層，高入雲霄，康熙初毀於火，重建之後較舊製卑小矣，同治十三年複毀於火”。

　　麴文泰是虔誠的佛教信徒，唐貞觀年間，高僧玄奘赴印度取經途經高昌國，麴文泰將玄奘奉為上賓，拜為國師，結為兄弟，並經常帶著嬪妃、大臣一起聽玄奘講經說法，麴文泰欲留玄奘輔佐國事，但玄奘堅辭西行，並以絕食明誌，無奈，麴文泰敬贈玄奘大筆盤纏，送行百裏，於交河（今新疆吐魯番西側）揮淚相別。唐貞觀四年（630年），麴文泰到唐都長安晉見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認麴文泰之妻為宗親“詔賜李氏、封常樂公主”。回國途中，麴文泰慷慨解囊，在故鄉金城造佛塔一座，此塔即為嘉福寺木塔。木塔建築製式為十三層樓閣式，高50餘米，塔身呈八角形，自下而上，逐層縮小，該塔每層每麵均雕佛像及以民間傳說為內容的圖畫，塔刹為寶珠形，生鐵鑄成，直徑約1.7米，上鑄“寶塔建於唐貞觀九年（635年）”9個字。塔內各層均設樓梯，登塔者可螺旋登至頂層塔室，塔室直徑約3米，周圍設平座欄杆，登臨者可憑欄遠眺。木塔規模可與我國現存最高木塔——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媲美。清康熙年間，嘉福寺木塔毀於火災，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在原址上重新建了一座木塔，但規模較小，這座木塔又於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被焚為灰燼，木塔自此名存實亡，塔下九楹殿宇也易為民居。但《蘭州市誌·文物誌》載：“據學者王素考證：嘉福寺木塔是貞觀八年（634年）高昌國所遣使者，於貞觀九年（635年）返國時，以麴文泰名義建造的。木塔為十三層樓閣式，高50餘米，塔身呈八角形，自下而上，逐層縮小，每層每麵均雕佛像，塔刹為寶珠形，生鐵鑄成，直徑約1.7米，上鑄‘寶塔建於唐貞觀九年’9個字。塔內各層均設樓梯。登塔者可螺旋登至頂層塔室，塔室直徑約3米，周圍設平座欄杆，登臨者可憑欄遠眺。”

　　除西方佛教沿絲綢之路經蘭州東傳和中國僧人經蘭州西去求經，有效地推進了蘭州地區佛教文化的發展外，唐蕃聯姻也是促進蘭州佛教文化發展的一個方麵。

　　蘭州地區曆史文化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和親與民族間通婚的影響，宗教文化就是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隋唐時期，以和親形式帶動起來的宗教交流，在繁榮了蘭州地區絲綢之路運輸的同時，也繁榮了佛教文化。

　　隋末唐初，吐蕃在青藏高原上崛起。唐太宗於貞觀十四年（640年）將文成公主嫁給遠在青藏高原的吐蕃首領鬆讚幹布。在文成公主和親70年後，在吐蕃的一再請婚下，唐中宗於景雲元年（710年），又將金城公主嫁給鬆讚幹布的五世孫讚普赤德祖讚。在兩位公主出嫁時，唐王朝不僅賠嫁了許多珍寶器物、錦綺服飾、飲食器皿、佛像佛經等，還帶去了穀物、果品、蔬菜的種子，藥材、蠶種，以及大批的醫藥、種樹、工程技術、天文曆法方麵的書籍。

　　當時的蘭州已經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重鎮之一，是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前往青藏高原的首選之路。據《新唐書·地理誌》載，文成公主、金成公主從長安出發，經秦州、河州、鄯州入藩，但據《甘肅公路交通史》等史書記載，文成公主從長安城出發後，沿絲綢之路中線西行，經隴山、成紀、天水、口（今定西）、榆中到蘭州，再從蘭州河口一帶過黃河到青海。金城公主聯姻吐蕃也是走的這條路。吐蕃為了迎接大唐公主，在其境內沿線建造了很多寺廟、驛館，而唐朝為了給前來迎接大唐公主的吐蕃使者提供方便，也在唐境內沿線建造了很多寺廟，以供使者居住和公主休息。據說榆中來紫堡、金崖一帶古寺廟如黃家莊的彌勒院、寺背後的妙樂院，李家莊的長壽寺等，都是為文成公主嫁往西藏臨時修建的禪院，供公主路過和吐蕃迎親者住宿。當時在榆中修建寺廟的本意雖不是為了宏揚佛教，但它卻在客觀上促進了蘭州和吐蕃的佛學交流，推動了蘭州佛教的發展。榆中縣清水驛還流傳著一個民間傳說，當年文成公主入藏的時候，曾經在這個地方住宿過一夜。由於遠離親人，公主悶悶不樂，茶飯不思，侍女端來飯菜和水後，公主隻將水留下。公主看到水後，覺得這水非常清澈，於是端起來喝了一口，覺得這水甜美異常，便將一碗水全部喝了，不由說道：“隻有此地清水甜美”，從此以後，這裏就被人們稱之為清水驛。

　　公元9世紀初吐蕃王朝瓦解後，佛教再次弘傳於青藏高原，形成帶有藏族色彩的藏傳佛教。元世祖忽必烈還尊藏族佛教薩迦派八思巴為帝師，統天下釋教。而遷入蘭州地區的蒙古部落也逐漸信仰藏傳佛教。因此，在蘭州地區，經與儒家文化為主體的漢文化、中國國教道教相互碰撞、融合、改造後形成的具有漢文化色彩的佛教，與藏族、蒙古族等原有的文化再次融合後，逐漸形成為有藏傳佛教特色的多元化佛教文化。如現在的永登魯土司衙門的土司家祠妙因寺、蘭州五泉山的嘛呢寺、白塔山的白塔、白衣寺的白衣寺塔等，或是純粹的藏傳佛教建築，或為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相結合的佛教建築。

　　除佛教外，祆教、伊斯蘭教等也是經絲綢之路傳入蘭州地區的。

　　祆教，大約在公元前5世紀～前1世紀沿絲綢之路向東方傳入西域。據有關史料記載，當時西域各國都信仰瑣羅亞斯德教。在南北朝時受到中國北方各國皇帝的支持，唐朝時建有許多祆教祠宇以備“胡商祈福”，地方政權為控製其發展，曾設立薩薄一職，試圖將宗教納入國家管理體係中。但該教於宋代以後就基本在中原地區消失了。

　　回族人信仰的伊斯蘭教是元代傳入蘭州地區的。隨著回族人口的不斷增加，伊斯蘭教的影響也逐步擴大，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到明清時期，終於形成了一個獨立的伊斯蘭民族宗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