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民族移民

第二節 屯軍，首開金城移民的先河

　　自秦始皇派蒙恬北伐，把國界推至今蘭州地區的榆中黃河南岸和東崗鎮一帶，築榆中縣後，便開始大舉向這裏移民，這是蘭州曆史上最早的有組織的移民活動，對鞏固邊陲，加強統治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產生了深遠的曆史影響，但千裏征戰，輜重難運，士兵的給養成了沉重的負擔，著實讓朝廷頭疼。可是有那麽一天，這個問題卻輕而易舉地被一種新的思路破解了，這就是西漢時期，軍事家趙充國想出的辦法——屯軍。

　　西漢之初，匈奴乘中原內亂，重新占領河南（黃河南岸）之地，“與中國界於故塞”，並趕走月氏，占據了河西地區，與青海的羌人聯合，對西漢王朝的西北地區形成強大包圍圈。這時的蘭州處在匈奴勢力範圍的前緣地區。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率輕騎萬人，出臨洮，在蘭州渡過黃河，進至焉支山，與匈奴軍戰於皋蘭山下，獲得大勝。西漢出兵河西，重創匈奴，把從蘭州到河西的大片土地納入西漢版圖，歸降漢朝的四萬餘匈奴人，則被安置在隴西、北地等五郡故塞之外。屬於隴西郡故塞之外的蘭州，必然也有匈奴降戶安置在這裏。

　　西漢據有河西之後，打通了連接西域的絲綢之路，同時隔絕了匈奴與羌人的聯絡，取得了戰略上的優勢。為了鞏固這一成果，漢武帝設河西四郡，同時加強了對扼守河西東大門的蘭州地區的經營，修築了從朔方至令居（今永登），由令居到玉門的長城，並修建令居塞，駐軍戍守。並且仿效秦始皇時的移民實邊政策，把大量罪犯和貧民遷往邊郡，蘭州即為移民的重點區域之一。

　　屯田是一種亦兵亦農、軍事戍守與農業生產相結合的措施。屯田區有嚴密的組織機構，郡一級屯田區設農都尉管轄，其下還有護田校尉、侯農令、勸農椽、倉長、倉佐、倉曹吏等官吏，負責管理屯田的各項事宜。屯田的生產勞動者被稱為戍田卒、事田、田卒、河渠卒，每人大約耕種二十畝土地，每畝交納大約四鬥田租。他們既是國家的兵士，又是封建國家的佃農，擔負著勞役地租和實物地租的沉重負擔。

　　由於漢武帝大力推行移民和屯田政策，蘭州地區的人口開始增加了，墾田麵積也不斷擴大。武帝末年推行趙過的“代田法”，西邊一直達到“邊郡及居延城”（今張掖市）。可以肯定，這一“用力少而得穀多”的先進耕作技術在蘭州地區也得到了應用。經過漢武帝時期的開發，蘭州地區的農業生產得到迅速發展。宣帝初年，在與羌人戰爭時，趙充國曾建議：金城每斛穀價值僅八錢，如果政府糴穀二百萬斛，作為貯備，羌人就不敢輕舉妄動了。趙充國講此言時，距武帝駕崩僅二十餘年。由此可見，經過移民、屯田，蘭州地區農業已相當發達，自給有餘，市場糧價很低，民間積蓄甚多，故而趙充國才提出大量收購民間糧食以為戰備的建議。

　　為了抵禦匈奴的進攻，加強對羌人的控製，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從天水、隴西、張掖三郡中各分出二縣，設置了金城郡，從而大大強化了漢王朝在蘭州地區的統治。郡名金城，體現了漢朝對蘭州地區軍事地位的重視，而郡治設於與羌區緊鄰的允吾（今永靖西北），則是出於對羌人的戒備。金城郡一經設立，即成為控製羌人的基地，迫使羌人退過湟水，這就使羌人失去了今永登、紅古地區肥美的“田畜”之地，遂引起羌人的不滿，加之匈奴的挑撥，再次引起了羌、漢間的衝突和戰爭。如何才能打敗羌人的進攻並有效地統治西羌呢？漢宣帝想到了趙充國。漢宣帝派人詢問年逾七旬的老將趙充國，誰可率軍征討羌人？趙充國回答：“沒有比我更合適的人了。”漢宣帝又問出征需要多少人馬？趙充國說：“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逾度，臣願馳金城，圖上方略。”

　　趙充國，字翁孫，公元前137年生於天水。漢武帝時期，大將霍去病奉命西征，殲滅了匈奴渾邪王、休屠王的主力，在今永登縣建立了令居塞。西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西漢王朝向包括令居在內的新開辟地區移民，17歲的趙充國“徙金城令居”，“為騎士”。金城令居即今天的蘭州永登縣。西漢名將趙充國的一生與蘭州永登結下了不解之緣。除了他青年時代在永登度過十幾年外，在他老年時又來永登征戰，提出並身體力行著名的“屯田十二便”的策略。

　　西漢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趙充國以77歲的高齡領騎兵六萬，步兵萬餘再次來到永登。他正確分析戰爭態勢，運用兵法，講究戰略戰術，取得了重大的勝利，罕羌投降，隻剩下先零羌部分兵力還在活動。趙充國根據他長期作戰的經驗，想出一種既不“出擊交戰”又不“班師回朝”的辦法，這種辦法就是屯田。屯田即寓兵於農，把六萬騎兵撤回，萬餘步兵留在邊防線上，一麵保衛邊境安定，一麵從事農業耕作，既能抵禦先零羌，又能減輕政府的軍費開支。趙充國的這一措施，史無前例，堪稱創舉。

　　趙充國屯田的地方，《漢書·趙充國傳》說在“臨羌東至浩”。臨羌，在今青海湟源縣東南；浩，在今永登河橋、連城一帶。這裏有“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屯田的士兵萬餘人，每人約種地二十畝（漢時1畝約合今5分2厘），便可就地解決軍糧，且保持了對羌人的軍事壓力，使羌人分化瓦解，從而收到“不戰自破”的成效。

　　趙充國“屯田十二便”的策略是：“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質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間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叛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開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製西域，信威千裏，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經趙充國三上《屯田奏》，反複力爭，終獲宣帝批準。於是，他帶領一萬餘名士兵，在臨羌到浩這一廣闊地區開墾土地，修渠引水，架橋築路，營繕房屋，有組織地開始了大規模的前所未有的屯田活動。

　　趙充國在河湟地區的屯田，從冬天開始到次年五月結束，尚未完成農業生產的一個周期，雖然沒有直接的經濟效益，但他率領一萬餘士兵在半年時間裏進行了大量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作，從而給這一地區的居民和此後的徙民提供了便利的生產條件。因此，趙充國屯田對河湟地區的開發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可以想見，軍旗底下耕農田，渠引河水灌莊稼，放下刀槍鋤田，操起矛戈上陣是何等的方便！

　　趙充國“屯田十二便”的懷柔政策，吸引了青海的羌人從事農耕經濟，同時也從各個方麵融合了羌人，一部分軍士也在這個時候轉化為農民，在永登、民和、紅古一帶屯田，落戶定居。

　　今天，我們在充分肯定西漢政府的開發政策以及遷徙此地的內地漢族農民對蘭州地區經濟發展的作用的同時，絕不可忘記羌族人民在這方麵的功績。

　　西漢時，羌人的畜牧業已非常發達。趙充國進軍金城郡，在湟水與先零羌作戰，一次小勝就獲馬牛羊十萬餘頭，可見羌人牲畜數量之多。在進行畜牧業的同時，羌人的農業也有發展。當時人們在講到羌人的經濟時，常言“田畜”，可見羌人是農牧兼營，有些部落可能早以農業為主了。趙充國進兵罕羌時，下令士兵“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可知羌已是定居並從事農耕的。趙充國建議屯田的上書中還講到臨羌至浩“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說明羌人曾在這個地區農耕，規模相當大。而且，趙充國還講到要在這裏“浚溝渠”。所謂“浚”，就是疏浚修複原有的溝渠。可見羌人已知引水灌溉，農業技術已比較進步了。

　　在屯田中，趙充國還推廣趙過的“代田法”，即將每畝地做成三畎三壟，每畎寬深各一尺，作物種在畎內，畎和壟的位置逐年調換。這種耕種方法既有利於抗旱保墒，又可使土地獲得休養，獲得了較好的收成。

　　西漢王朝與羌人的鬥爭，經過鎮壓與屯田。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特別是屯田，使走投無路的羌人紛紛來降。“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到第二年五月，由於羌人大部分歸降，趙充國以為羌人已被平定，再留兵屯田已無必要，就給朝廷寫信“清罷屯兵”，得到漢宣帝批準。

　　屯田起到了防止羌人貴族攻擾邊境的作用。趙充國的屯田措施常為後來有作為的帝王所仿效或稱讚。趙充國於西漢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去世，終年85歲。為了表彰其功績，漢宣帝將其畫像立於未央宮麒麟閣上，由大文學家楊雄在畫像旁題寫頌詞。

　　秦始皇“因河為塞”“移民實邊”拉開了蘭州地區開發的序幕後，漢武帝又采取移民和屯田的措施，加快了蘭州開發的步伐，繼而是金城郡的設置和趙充國屯田，推動了經濟持續發展的勢頭，在秦、漢政府開發政策的促進下，經過漢、羌人民的辛勤勞作，蘭州地區的農業生產得到迅速發展，畜牧業也保持了較高的水平，從而在這個時期出現了蘭州社會經濟發展的第一個高潮。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寫道：“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這正是對蘭州地區當時農牧並舉，經濟繁榮的生動寫照。

　　宋、夏戰爭導致北宋在甘肅的廣泛屯田，促進了甘肅經濟在戰爭期間的恢複和發展，也促進了甘肅人口的增長。北宋為了抵禦西夏的入侵，不得不在甘肅大量駐軍、屯田、戍邊。

　　宋代熙寧三年（1070年），王韶對皇帝進言說：“渭源城而下至秦州成紀，旁河五六百裏，良田不耕者無慮萬頃，治千頃，歲可得三萬斛。”宋神宗從其請而開屯田。王韶收複熙河後，“又請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以山坡地招蕃兵弓箭手，每砦五指揮，以二百五十八為額，人給地一頃，蕃官二頃。熙河多良田，七年（1074年），詔委提點秦鳳路，刑獄鄭民憲興營田，許奏群官屬以集事”。至此，屯田遍及除隴東南外的整個隴右地區。屯田有軍屯、民屯兩種。熙寧九年（1076年），詔熙河“點廂軍田之，官置牛具農器，人一頃，歲終參較弓箭手、廂軍所種優劣為獎罰”；“涇原、環慶、熙河、蘭會、新複城砦地土，悉募廂軍配率耕種免役”。由此可知，特別是在宋仁宗及其以後，北宋對蘭州的軍事經營同時也推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外籍軍隊調入蘭州，直接增加了蘭州人口，廣泛的軍屯則奠定了經濟複活的基礎。

　　到了元代，大批戍邊屯田的回族軍士，以及貢使、商賈等也被安置在甘肅境內。史載元世祖忽必烈建元朝定都大都（北京）後，唯恐四大汗國及西北諸王危及皇權，以廣設戍邊屯田兵予以震懾。當時軍屯地區雖遍於西北各地，但其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一帶；而回回軍則是屯兵屯田的主要成員。“回回軍”是“西域親軍”中強有力的一支軍隊，在滅南宋後，又將他們編入探馬赤軍中，執行著“上馬則備戰鬥，下馬則屯聚牧養”的任務。由於戍邊屯田於甘肅的回回人多，所以元王朝選派回回人兀伯都刺、麥術丁、合散和哈珊等，先後為丞相，統管甘肅。並任命回回人負責屯兵屯田。“至元二十八（1291年），以甘肅曠土賜昔寶赤、合散等，俾耕之”。元成宗“元貞二年（1296年）自六盤至黃河立屯田，置兵萬人”。到英宗時，為了體恤屯田回回，於“至治二年，（1322年）免去甘肅回回屯戍河西者銀稅”。這時甘肅不僅有大量的回回屯田兵，而且隨回回官吏而來的部屬也為數不少，《甘肅通誌稿》記載：“這是回回人居甘肅之始。”

　　13世紀，蒙古人三次西征後，滅了“花剌子模”，攻下黑衣大食首都巴格達。先後四十年間，大批中亞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等來到中國。他們主要是蒙古軍的俘虜和工匠，歸降的官吏、貴族及其部民，來華貿易的商人，還有從事學術活動的學者，總計約幾十萬人。他們絕大多數人信仰伊斯蘭教，統稱為“色目人”，其中以被編入蒙古軍的回族軍士為最多，他們為元朝統一中國而南征北戰，繼而在西北、西南戍邊屯田，捍衛疆土，從此，落居邊塞重鎮“隨處入社，與編民等”。

　　明太祖朱元璋為了加強國家的武裝力量和鞏固邊防，在全國各地設立衛所製度，曾遷山西平陽民眾“選民丁，立都所，置衛屯田”。軍士隨軍遷徙後，別立戶籍，軍戶由國家分給土地屯田自養，平時軍士由衛所路官負責操練和屯田，戰時則歸兵部派遣的總兵統領去參戰。在軍屯中，沿邊軍屯三分守城，七分屯田；內地軍屯二分守城，八分屯田。實行軍屯，即解決了軍隊糧食供給問題，又鞏固了邊防，真正是“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之舉。

　　聚居於永登縣苦水鎮和散居周圍各鄉鎮的周姓人，是北宋理學家周敦頤之後裔。據現存族譜記載，始祖為周瑚。周瑚之祖先原籍湖南道縣，和周敦頤同宗，周瑚先任百戶，以侍衛從肅莊王來甘駐甘肅安定（今定西）。明嘉靖末至萬曆年間，鬆山虜首火落赤、阿赤兔等糾挾河強虜，屢犯邊界，兵部尚書鄭洛帶領莊浪（今永登）指揮同知甘雨，率兵五路進剿，調周瑚自安定水阜河馳赴鬆山攻戰。因周瑚作戰勇猛，五破其穴，追擊逃敵，樹有戰功，遂以功授莊浪衛指揮使領下總旗，並把家搬到苦水堡定居，其子孫世襲苦水武職。

　　明朝建立後，元帝逃往漠北。退居漠北的蒙元（古稱西蕃）勢力依然強大，不時騷擾犯邊，作為九邊之一的甘肅蘭州地區，北臨黃河，便成了朱氏王朝的首選兵屯之鄉。

　　金縣（榆中）作為蘭州地區的關隘要地，必然成了軍屯之鄉，這一點從榆中的遺留地名中可以看出。榆中地域內沿苑川河穀地所形成的三大川塬（大營川、勇士川、苑川）的村莊多以營、城、堡命名，素有七十二營堡之說，這就是兵屯的最直接佐證。

　　據史料記載，“明之初，蘭人自江南遷徒而來者十居八九”，金城仁壽（今蘭州市安寧堡）吳氏也是這樣。現存《金城仁壽吳氏族譜》是清末之隸州州判賀琳、拔貢生劉讚勳（瞿家營人）等編纂。序曰：“稽古吳氏，東周太王古公稟父裔也。自泰伯、仲雍封吳，子孫遂以國命氏。”就是說，吳氏源自吳泰伯。泰伯與二弟仲雍在周讓位於三弟季曆，之後帶領一批家丁、工匠遠徙句吳（今蘇州梅裏鎮），吳國建立，泰伯又將王位讓於二弟仲雍。“梅裏古風千秋在，至德苗裔萬世榮。”泰伯高風亮節，吳氏家族稱其為“至德”，這副對聯讚頌了泰伯的禮讓美德，同時也寄希望於吳氏家族子嗣興旺，事業發達。

　　“江水遙道仁壽城，隴雲長接太平坊。”這副對聯則講述了金城仁壽另一支吳氏的曆史淵源，也表達了他們對故鄉“淮左名都”“十裏揚州”的留戀。最早遷居蘭州的吳氏始祖名叫吳治，是元末江蘇揚州府江都縣太平坊人氏。家譜序記載吳治於明洪武初年從戎，跟隨魏國公徐達，為開拓西北邊疆來蘭，“降臨洮，克蘭州……直取張掖，屢建軍功，遂被朝廷封為世襲千戶世職，子孫遂隸籍蘭州。”這些軍人的後代就這樣在蘭州落戶定居了。

　　“千戶”在明朝是軍隊職務，自吳治起，其九代子孫世襲此職。滿清入主中原，他們理所當然是抗清主力，也必然是清朝革除的對象。吳明患的名與字就是吳氏家族遭遇這一曆史變革的有力證明。“明患”有紀念意義，就是記住明朝末年吳氏家族所遭遇的患難；其字“誌易”，就是要記住吳氏家族這次由官宦到平民的巨大變化。他們的曆史竟是如此曲折，安寧吳姓人就是這麽來的。

　　直道敢言，名滿天下的清人吳可讀，其先祖明初隨扈肅莊王就藩，徙居蘭州。吳家世世代代以耕讀為業，傳至吳可讀，已曆十八代。他官位雖卑，但聲名震於朝野，其事跡廣為傳播，是同治光緒年間響當當的“清流”中堅。

　　我們的古人真夠聰明的，屯軍，一改過去“兵馬未動，糧草先行”的做法，讓長年累月駐紮邊疆的眾多將士，不再終日荷戈在城堡關塞上走來走去的巡邏，而是分出七成或八成兵丁就近開荒種田，有負責此項工作的“衛所路官”領導他們種田和操練，於是充滿肅殺氣氛的邊塞之地，出現了恬靜的阡陌田疇，出現了桑麻遍野的田園景象。春種秋收，就地收獲的農產品數量，遠不是勞民傷財千裏運輸的輜重大隊承擔得了的，這樣，既減免了老百姓運輸軍糧和承擔軍費的負擔，又為邊塞增添了生氣，戍邊的眾將士每臨黃昏就思念“閨中人”的鄉愁也會衝談許多，而一旦烽火台上升起狼煙，這些訓練有素的兵士招之既來，來之能戰，是何等的運用自如啊！古代政治家、軍事家的這一創舉，真是曆史上的奇觀。

　　大量的戍邊部隊，在長城沿線留下了他們活動的遺跡。永登境內的漢長城沿線，至今還有大量的漢代墓葬遺址。其中規模比較大的有城關滿城漢墓群、鳳凰山漢墓、中堡鎮汪家灣漢墓群、將軍山漢墓群等。這些長城沿線的漢墓出土的銅器皿、銅鏡、弩機、五銖錢幣、灰陶器殘片等遺物，給我們展示了漢代軍人征戰、屯田的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