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謝覺哉的影響下,甘肅省省長賀耀組的思想逐漸轉變。他接受謝覺哉的建議,從抗戰的需要出發,分別召集黨部和省政府各部門的工作會議,對不適宜的政策作了修改,並就征兵、保甲製度、民族政策、文化教育諸方麵的問題製定了一些新規定,在協助辦事處營救西路軍被俘人員方麵也給予了一定幫助。賀耀組的轉變,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甘肅的形成和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創造了有利條件。1937年以後,甘肅的抗日救亡群眾組織紛紛破土而出,抗日報刊和進步書籍如雨後春筍公開出版發行,宣傳抗日的文藝團體活躍在全省各地,抗日救亡運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賀耀組對謝覺哉和八路軍辦事處的友好態度和做出的種種反應,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猜疑。1937年12月,賀耀組被調離甘肅,由國民黨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接手甘肅省政府主席一職。朱紹良是一個反共老手,推行了許多防共反共措施,他下令禁止發行進步書刊,拘捕和監視進步人士,限製民眾運動,合並救亡團體,在隴東製造反共摩擦,對八辦防範仇視,並在群眾中公開詆毀,散布要取消八路軍辦事處的流言蜚語。在辦事處正門口派警士晝夜站崗。八辦初期建立的統一戰線遭到了破壞和阻撓。為加強八辦工作力度,適應新情況下的鬥爭,1938年2月,中央派伍修權同誌擔任辦事處第二任處長。隨後,辦事處遷至孝友街32號(今酒泉路)辦公,彭加倫離蘭赴新疆工作。雖然朱紹良十分反動,但八辦根據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對他進行了耐心細致、有理有據的說服、爭取工作。當時,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節節勝利,八辦在蘭州人民心中的威望也越來越高,朱紹良迫於現實,勉強維持表麵的團結友好局麵,蘭州抗日救亡運動在1938年上半年暫時保持了發展的態勢。
同時,八辦自建立之日起,始終沒有忘記黨交付的一個重要使命。早在1937年8月31日,謝覺哉抵蘭第三日,就與彭加倫、朱良才決定,由蘭州“福隴醫院”醫生高金城前往張掖營救紅軍西路軍失散人員,經謝覺哉推薦,賀耀組任命高金城為甘、涼、肅三州抗敵救援會主任。八路軍駐甘辦事處營救西路軍被俘、失散人員的艱巨任務於萬叢荊棘中展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