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那些事兒

第四節 天下文章一大抄

　　科舉考試自從隋代建立以來，就一直是進朝為官的重要途徑。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成為學子們不懈的動力。清朝的科舉製度承襲明代而來，它是士子謀求進身的重要途徑。在這個製度下，一個士子一旦進學為生員，國家就免去他的差役，並且不受刑責。生員經過歲科考試取得廩生的，官府發給糧食。生員進為貢生或中了舉人，即可入仕途當官，如果再考中進士，就平步青雲了。由於科舉有這樣優厚的待遇和光明的前途，士子們就紛紛擠到這條道路上來。但士子太多，官職有限，不得不控製中試名額。不要說舉人、進士了，就是秀才（即生員）的名額也極有限。以江南無錫、金匱兩縣的童子試為例，應考者一千幾百人，生員名額僅30人。由此可知科考競爭十分激烈，千軍萬馬過獨天橋。

　　為了考中功名，考生往往不擇手段在考場內外作弊，花樣繁多，無奇不有。有的考生事先請人把有關考試的內容，用蠅頭小楷寫在金箔紙上，每千篇厚不到一寸，藏在筆管中，或放在硯台底部、夾底草鞋裏。有的用藥汁書寫在青布衣褲上，上麵塗上泥，進入考場後，把泥拂去，字跡就顯露出來。有的事先買通考場雜役，在考試時把考題隨磚頭擲出場外，場外有“槍手”接應，迅速做好答卷，然後，或遙點竿燈，連放爆竹，或將馴養的鴿鷂係鈴縱放，作為信號，場內雜役看到信號，就到約定的地點去接擲回的磚頭，再把答卷遞給考生。

　　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為了防止考生作弊，特別是防止最常見的“夾帶”，清代立有嚴格的場規，從頭到腳規定士子服式：帽用單層氈，大小衫、袍、褂俱用單層，皮衣去麵，氈衣去裏，褲、布、皮、氈禁用，隻許單層。襪用單氈，鞋用薄底，坐具用氈片……至士子考具：卷袋不許裝裏，硯台不許過厚，筆管鏤空，水注用磁，木炭隻許長二寸，蠟台用錫，隻許單盤，柱必空心通底。糕餅餑餑，各要切開。此外字圈、風爐、茶銚等物，無可疑者，方準帶入。至考籃一項或竹或柳，應照南式考籃，編成玲瓏格眼，底麵如一，以便搜檢。褲子必須穿單層的。士子們考試的時候必須打開上衣，脫下襪子，以免有人在衣服裏夾塞。為了考試公正，考試的規章製度不僅針對考生，也有針對考官的，考官臨場時還要對神盟誓，發誓說：“如果心存鬼胎，而壓抑了真正有才的人，或者因為一個人的情麵，接受一人的賄賂，通一字的關節，那麽就讓我被神仙厭惡，拿走我的福祿，鬼來取我的靈魂，我被五刑所折磨，用三木來裹住我的頭，用刀斧來分我的屍體，鳥鳶吃我的肉。”這是標準的毒誓。

　　清代場規的完善、苛細，超過前朝，但仍杜絕不了作弊。道光登極後，不斷重申已有場規，並作出新的規定。他多次申諭嚴行查禁夾帶、抄襲舊文、越位換卷等現象，還處罰了企圖改變舊規的禮部尚書祝慶蕃。按規定，考場有回避製度，鄉試、會試的主考官、房官及一切與考試有關的人員，他們的子弟親戚必須回避，不得應試，範圍包括五服之內的所有親屬。道光二十七年三月，禮部尚書祝慶蕃上奏，說本年考試應該回避的士子人數較多，請讓這些士子另外單獨命題考試。道光立即下諭嚴斥，說祝慶蕃身為禮部尚書，明知故犯，實屬沽名釣譽，冒昧瀆陳，交部嚴加議處。結果降二級調用。為了有效地杜絕鄉試中的舞弊現象，道光還規定了舉人複試製度。按舊製，會試有複試，而鄉試偶爾有複試，不成定製，道光二十三年成為定製，規定各省舉人一起到京複試，非經複試，不得參加會試，除丁憂外，托故不參加複試的，永遠不得參加會試和赴部銓選。舉人複試相當隆重，通常在北京貢院舉行，偶爾在正大光明殿與保和殿。

　　由於道光對科考舞弊行為的不懈打擊和較為有效的防範，道光朝的科場案少於以往，隻有武科慶廉案震驚一時。慶廉是兵部員外郎容恩的侄子，有殘疾，連走路都困難。容恩利用自己在兵部任掌印司員的身份，為慶廉打通各個關節，以他有“手疾”為名，免除武科首先要通過的外場考試——步射和騎射，結果中了武進士。案發，慶廉被取消武進士資格，容恩和有牽連的官員受到嚴懲。

　　道光竭力維護科考製度的嚴肅性和純正性，因為他相信這個製度能夠產生“真才拔萃”，但實際上這個製度沒能為他造就幾個可以倚重的賢才，相反，無時無刻不在扼殺人才。因為清朝雖然繼承了科舉，可也繼承了明朝的八股取士。八股文早就被抨擊的一無是處，它嚴重的扼殺了人的才能，根本不是好的錄取方法。但抨擊盡管抨擊，笑罵盡管笑罵，清朝皇帝們仍然我行我素，死抱著科舉製度不放，他們有他們的道理。乾隆曾說：“國家以經義取士，將使士子沉潛於四書五經，含英咀華，發抒文采，借以可觀察其學力的深淺和器度、見識的淳薄，而風氣所趨，關乎國家命運。”從根本上說，維護科考是為了提倡以三綱五常為內容的四書五經，借以“淳風俗，定人心”。帝王們的用心可謂深矣。

　　因此清代的科考與四書五經緊密聯係，不得稍有脫節或破壞。道光二十年山西鄉試，首題出自《大學》，次題出自《中庸》，三題出自《孟子》，而無《論語》題，四書之中缺一書，主試官等因此遭到懲處。考題限於四書，答卷必須以欽定四書五經傳注義疏為根據，時間一久，題也好猜，卷也好抄了。為了不讓考生猜著題，考題就越出越冷、越僻、越奇。道光五年鄉試，道光親自命題“或乞醯焉”，題中隱含“乙酉”二字，當年恰是夏曆乙酉年。這哪裏是考試，分明是猜字謎。皇帝出的考題尚且如此，一般考官更等而下之，無奇不有。一位考官出“及其廣大草”為題，考生一見，如墮霧中，不知所雲，幸虧有一考生早把《中庸》爛熟於心，知道語出《中庸》，原句為：“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不知這位考官是不懂句讀，還是有意和考生過不去，搭截成“廣大草”之題。那位考生當場賦詩一首：“廣大何容一物膠，滿腸文字亂蓬茅。生童拍手嗬嗬笑，渠是魚包變草包。”“魚包”合起來是“鮑”字，這位考官姓鮑。這位鮑考官當場還有一題：“驅虎”。這個題目三歲的孩童也懂，會立刻聯想到武二郎打虎的故事，但它出自《孟子》的“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一句，“豹犀象”等被截去了。考生又賦詩一首：“世間何物最為凶，第一傷人是大蟲。能使當先驅得去，其餘慢慢設牢籠。”鮑考官還出過“見牛”、“禮雲玉”、“十尺湯”、“七十裏子”等沒頭沒腦的考題，鬧出許多笑話。

　　科舉考試外似莊嚴，內實兒戲。八股文空洞無物，而且抄襲成風，考官很難衡文取士，考取與否往往不取決於答案內容，而與其他因素有關。清代重視楷法，可謂以楷法取士。康熙和乾隆都愛好書法，因此書法好的答卷很受青睞。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楷法之風由此大開。考官也願意以楷法衡量，因為省事。林則徐曾說：“江南為人文淵藪，入試士子多至一萬四千餘人，額設同考官十八房，每房約須校閱八百餘卷，而且頭場試卷還未判完，二三場的已陸續送到，在這種情形下閱卷，‘定棄取於俄頃之間，判升沉於恍惚之際’，要做到衡文準確，實在困難。而以楷法取士，一眼可定。”這就進一步助長了楷法之風。科舉又成了書法大賽。

　　可憐天下的文人們，為了功名利祿，絞盡腦汁，附庸皇帝的愛好，完全沒了唐宋時期文人的灑脫與才情，成了一個個窮讀書的可憐人，終釀成了萬馬齊喑的可悲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