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

第31章 《河洛春秋》20華誕有感

　　我是河南偃師人，因為父母去世很早，上學受到很大影響，一直到1951年我23歲時才於洛陽讀完高中。當年，抗美援朝正在緊張地進行，我響應國家號召，參加了軍事幹部學校，來到西安。第二年，國家準備開展第一個五年計劃，需要大量的經濟文化建設人才，我又奉命到西北大學師範學院（陝西師大前身）曆史係學習，1956年畢業後留校工作，從此，我就成了史學戰線上的一個成員。

　　我是個性格內向、不擅長社交的人，所以，我參軍後家鄉很多人不知我在何處。大概是1990年，偃師政協的劉誌清同誌，看到我的《武則天與洛陽》一文，才發現我和他是同鄉，都是偃師人。從此，我又恢複了和家鄉的聯係，想起了邙山洛水，勾起了我思念故鄉之情。今年又看到兩期《河洛春秋》，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最近，《河洛春秋》編輯部又打來電話，這種鄉音豫調，使人更感親切。這些方麵，都促使我回憶往事，懷念離別了50多年的鄉親和山山水水。

　　社會在發展，曆史在前進。回憶過去是為迎接更好的未來。隨著各項事業的飛速發展，史學研究也必須不斷有新的進展。史學的發展，一方麵從理論上不斷創新和深化；另一方麵，就是不斷發現新史料，拓寬研究者的視野。建國以後，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難以數計的墓誌陸續出土。這些墓誌，是珍貴的曆史研究資料，必須重視。洛陽出現墓誌之多，更引人注意，史學工作者應投入更多的精力，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

　　各種有關刊物包括《河洛春秋》，發表過不少研究墓誌的文章，應當受到稱讚。但這些文章多限於墓誌的介紹、考釋等方麵，利用墓誌證史補遺、發展史學的文章，還不多見。因此，如果《河洛春秋》能在這方麵鼓勵、引導學者有所貢獻，是非常有益的。

　　最近看到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唐折衝府匯考》。這是一本利用墓誌補充發展前人史學著作的重要專著。本來，對唐折衝府的研究早有專著，清人勞經原的《唐折衝府考》、羅振玉的《唐折衝府考補》、《唐折衝府考補拾遺》，近人穀霽光的《唐折衝府考校補》等，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在他們不可能看到1949年以後新出土的墓誌時，曆史不能不對後人提出要求，讓後輩學者來補充發展這方麵的研究成就。

　　張沛同誌順應了時代前進的趨勢，利用工作的方便，在接觸過的許多唐代墓誌中，抄錄了大量的有關折衝府的資料，共計近1000張卡片。這就是他編著《唐折衝府匯考》的主要資料。運用這些資料補充前人專著的不足，正是對史學發展作出的積極貢獻。也可以說，如果沒有唐代墓誌的有關內容，要補充發展前人的研究成果是無從談起的。

　　另如，隋末於河南盧氏一帶起義的張士貴，後來頗受唐太宗的賞識，死後陪葬昭陵。關於他的生卒年代，兩《唐書》的《張土貴傳》隻有“顯慶初卒”的記載。《中國曆史大辭典》的有關部分也照搬“顯慶初卒”以示讀者。這主要是隻看文獻忽視墓誌的結果，《張士貴墓誌銘》載：顯慶二年（657），“六月二日終於河南縣之顯義裏第，春秋七十有二”。由此可以推知，張士貴生於隋文帝開皇六年（586）。顯慶的年號用了5年，“顯慶初”和顯慶二年的含義接近。由此可見，文獻記載不夠準確，從而無法知其生年。從墓誌可以確切地得知，張士貴的生卒年代是開皇六年（586）至顯慶二年（657）。

　　高麗降唐的將軍泉男生，《舊唐書·高麗傳》認為他“以儀鳳初卒於長安”。這種記載肯定錯誤。《泉男生墓誌銘》載：泉男生於儀鳳二年（677）“奉敕存撫遼東……以儀鳳四年正月二十九日，遘疾薨於安東府之官舍，春秋四十有六”。又載：“以調露元年（679）十二月廿六日壬申窆於洛陽邙山之原。”既然泉男生於儀鳳二年去遼東，到此後未再他去，儀鳳四年死於安東府合情合理，可見他於儀鳳初死於長安的記載與事實不符。況且，其《墓誌銘》出土於洛陽，更說明他死於遼東，葬於洛陽邙山之原不可惑疑。

　　以上舉例，說明墓誌確能對文獻資料發揮補缺證疑的作用，加強墓誌的研究，有深遠的曆史意義。在《河洛春秋》20華誕之際，對編輯部的同行們說這幾句無關緊要的話，不知是否妥當。

　　（原載《河洛春秋》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