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

第12章 柳芳及其史學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今山西永濟縣西）人，其生卒年代不詳，根據其事跡推測，應該是唐玄宗到唐代宗時人。根據《全唐文》有關部分與《新唐書》卷一三二《柳芳傳》，知他於玄宗“開元末，擢進士第，由永寧尉直史館”。到肅宗“上元中，坐事徙黔中。後曆左金吾衛騎曹參軍、史館修撰”，終年是右司郎中，集賢殿學士。

　　勤於著述

　　柳芳是唐代著名的史學家。他的史學著作很多，他自己單獨完成的有：《唐曆》40卷，《大唐宰相表》3卷，《永泰新譜》20卷；他與吳兢、韋述共同修撰的有上自唐高祖，下止唐肅宗乾元年間的《國史》130卷。

　　柳芳的一生，極其勤奮。他“篤誌論著”，“勤於記注，含毫罔倦”。這是他能夠有許多史學著作的前提條件。

　　柳芳對唐代國史的修撰有很大貢獻。唐初的統治者，為了從前代王朝的興衰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極其重視修史。在唐太宗的直接關注下，不僅很快修成了前五代史（《周書》、《齊書》、《陳書》、《梁書》、《隋書》）、《晉書》等前朝的史書，而且還形成了一套完備的修史製度，開始修撰本朝的曆史。唐代的《國史》就是這樣產生的。

　　唐代《國史》的修撰，開始於令狐德。高宗顯慶元年（656），“長孫）無忌與史官國子祭酒令狐德綴集武德、貞觀二朝史為八十卷。”同時，史官顧胤也“撰武德、貞觀兩朝國史八十卷成”。看來，兩者很可能是一種史書。因為令狐德與顧胤同在永徽年間撰修國史，二人共同參加一種史籍的修撰比較現實；同樣內容，各修一種的辦法，在當時是不大可能的，況且又都是80卷呢？

　　開元年間，吳兢又撰成《國史》65卷，後又繼續修撰。天寶八年（749），吳兢死，其子進兢所撰《唐史》80卷。這部《唐史》，“事多紕繆”，不甚理想。開元、天寶時的另一史官韋述，“居史職二十年，嗜學著書，手不釋卷。國史自令狐德至於吳兢，雖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類例，補遺續闕，勒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並《史例》一卷，事簡而記詳，雅有良史之才，蘭陵蕭穎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這部《國史》，雖然在當時得到好評，但書未完成韋述就去世了。繼續完成這部《國史》的就是柳芳。

　　柳芳與韋述在肅宗時同為史官，而且還是好友，他們共同“受詔添修吳兢所撰《國史》，殺青未竟而述亡，芳緒述凡例，勒成《國史》一百三十卷”。這是一部“上自高祖，下止乾元”的係統《國史》，比韋述所修《國史》增加了17卷。但是，這部史書的缺點很多，由於“安、史亂離，國史散落，編綴所聞，率多闕漏”。以致形成“絕無倫類，取舍非工，不為史氏所稱”。在這種情況下，柳芳既不滿足於自己的成就，也不掩飾自己的缺點，他繼續努力，千方百計地想補其不足之處。例如，肅宗上元年間，他“坐事徙黔中，遇內官高力士亦貶巫州，遇諸途。芳以所疑禁中事，谘於力士。力士說開元、天寶中時政事，芳隨口誌之。又以《國史》已成，經於奏禦，不可複改，乃別撰《唐曆》四十卷，以力士所傳，載於年曆之下”。這就是說，柳芳為了彌補其所修《國史》的不足，在掌握了新的資料以後，因《國史》已“經於奏禦，不可複改”，所以又另撰了一部“頗有異聞”，也就是有所創見的《唐曆》。

　　《唐曆》也是唐朝本身的曆史，無疑也是《國史》。但它與以上所談的《國史》不同，以上所談的《國史》，都是紀傳體，而《唐曆》是編年體。這部編年體的《唐曆》，對後人修撰兩《唐書》和《通鑒》是起了重要作用的。現在，我們無法看到《唐曆》的全部內容，從而也就不可能拿它和兩《唐書》、《通鑒》進行對比，去研究唐史，或者分析它對修撰《唐書》、《通鑒》所起的作用。但是，司馬光的《通鑒考異》，卻為我們保留了很多《唐曆》的內容。從這些內容中，我們可以對《唐曆》有大概的了解。

　　根據自己不一定準確的統計，在《考異》中提到《唐曆》的地方將近150處（同一問題提到兩次者隻算一處）。僅此一點，就可以肯定，《唐曆》是司馬光修撰《通鑒》《唐紀》部分的重要參考書。

　　根據《考異》所提到的《唐曆》的內容，政治方麵的最多，如政治事件、皇帝的活動、各種製度、戰爭的過程、官吏的任免、宮廷內部的矛盾、唐與少數民族的關係等等。文化與經濟方麵的內容很少，另外，還有日食等自然現象方麵的內容。由此可見，不管從體例上，還是從內容上，均可說明《唐曆》與《通鑒》是大體類似的史書。

　　柳芳不僅勤於史學，尤精於譜學。《舊唐書·經籍誌》、《新唐書·藝文誌》，都把以前的史籍分為十三類，譜牒類是其中之一。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譜牒學的興起，是與東漢以後士族地主的走上曆史舞台，門第思想的流行分不開的。唐代的譜牒學有進一步的發展。鄭樵認為，“姓氏之學，最盛於唐”，是符合實際情況的。當然，事物的發展過程都是由產生、發展到衰落，唐代既是“最盛”之時，也就意味著麵臨衰落。唐後期，隨著士族勢力的衰落，譜牒學也就每況愈下了。這是鄭樵所不能認識的。

　　唐初的路敬淳就是最有名的譜牒學家，他“尤明姓係，自魏、晉以降，推本其末，皆有條序，著《姓略》、《衣冠係錄》等百餘篇”。後來的柳衝、韋述、蕭穎士、孔至等人，也都有這方麵的著作。柳芳說：“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為宗，柳衝、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者。後有李公淹、蕭穎士、殷寅、孔至，為世所稱。”柳芳在譜牒學方麵的成就也是頗為顯著的。《舊唐書》卷一四九《柳[傳》：“祖芳精於譜學，永泰中按宗正譜牒，自武德以來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譜二十卷，號曰《永泰新譜》，自後無人修續。”後來，唐文宗看到《永泰新譜》，甚為讚賞，於是，召柳芳孫[道：“卿祖嚐為皇家圖譜，朕昨觀之，甚為詳悉。卿檢永泰後試修續之。”柳[仿照柳芳的舊式，“續德宗後事，成十卷，以附前譜。”不難看出，《永泰新譜》是皇室的家譜。柳[繼承柳芳的事業，續修了德宗以後的皇室家譜。這些內容，是研究唐代政治史不可缺少的資料。柳芳祖孫對唐代譜牒學的發展是有重要貢獻的。

　　頗有見解的曆史評論

　　柳芳是個很有見解的史學家，他對於重要的曆史人物、曆史事件有很多評論。從現在能夠看到的一些評論中，可以知道他是一個頗有才能的曆史評論家。他對房玄齡、杜如晦的評論，曾被歐陽修、司馬光分別在《新唐書》、《通鑒》中加以引用。這些評論，很有見地，基本上抓住了問題的要害。

　　貞觀年間的宰相很多，房玄齡、杜如晦是其中最有名的兩個。《貞觀政要》、兩《唐書》、《通鑒》、《冊府元龜》等有關史籍，均稱其為“良相”或“賢相”，所以對他們進行必要的評價是非常有意義的。

　　歐陽修說：“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群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興大亂之餘，紀綱凋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跡，逮不可見，何哉？”接著，歐陽修引柳芳的話對這個問題做了圓滿的回答。柳芳的話是：“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眾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

　　在柳芳的評論中，最主要的是“帝定禍亂，而房、社不言功”。這裏的所謂“禍亂”是指什麽呢？房玄齡曾針對李建成與李世民的矛盾說：“今嫌隙已成，禍機將發，天下\\，人懷異誌。變端一作，大亂必興，非直禍及府朝，正恐傾危社稷。”非常明顯，房玄齡所說的“禍”、“亂”，指的是李建成反對李世民奪取太子地位的活動。房玄齡以宰相的身份監修國史，他對玄武門之變的看法，必然載入史冊。唐代的史官按照他定的調子修史，也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說，柳芳視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是平定禍亂，是理所當然的。

　　房玄齡、杜如晦是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的密謀策劃者。當李建成認識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而且又發覺“玄齡、如晦為太宗所親禮”的時候，立即向李淵建議，把房、杜驅逐出了秦王府。在李世民將要發動政變的時候，又派長孫無忌密召房、杜，“令衣道士服，潛引入閣計事。”因為房、杜參與了玄武門之變的密謀策劃，所以，貞觀元年李世民論功行賞，以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為一等功。這裏所謂的“功”，主要是指在玄武門之變中所起的作用。例如，《貞觀政要》卷二《任賢》中說：“隱太子之敗，如晦與玄齡功第一。”《舊唐書》卷六八《尉遲敬德傳》：在玄武門之變中，“及論功，敬德與長孫無忌為第一”，侯君集也是因為“建成、元吉之誅也，君集之策多”，而“以功進封潞國公”的。正因為如此，李世民說：“今玄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決勝帷幄”，無疑是指對玄武門之變的密謀策劃。殺李建成、奪取太子地位，是違背嫡長子繼承製的封建秩序的，所以，李世民最忌諱有人泄漏他的秘密。為此，他曾篡改了《實錄》。也正是這種原因，房玄齡嚴守秘密，滴水不漏。這就是“房、杜不言功”的具體表現。長孫皇後在臨死的時候向唐太宗說：“玄齡事陛下最久，小心謹慎，奇謀秘計，皆所預聞，竟無一言漏泄，非有大故，願勿棄之。”“奇謀秘計，皆所預聞”當然包括玄武門之變；“竟無一言漏泄”，無疑是為唐太宗文過飾非。由此可見，因為在玄武門之變中“房、杜不言功”，所以唐太宗特別重用他們。

　　王、魏徵善諫，英國公李、衛國公李靖善兵，房、杜對他們既不嫉賢妒能，也不苛求於人，使他們都能為唐太宗政權發揮積極作用。所以，司馬光說：“玄齡明達政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既然在房、杜為相時文臣武將都能發揮作用，效忠於唐太宗，當然也就是“持眾美效之君”了。

　　關於“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也是有所根據的。貞觀十三年（639）正月，房玄齡除了左仆射職務外，又加上了太子少師的頭銜。這時，房玄齡深感久居相位，頗有使唐太宗感到威脅的可能，於是，他主動請求解除其左仆射的職務，唐太宗沒有準許。不過，房玄齡並沒有因此而覺得可以高枕無憂，還是時刻謹慎，處處小心，千方百計地防止唐太宗對自己有所猜疑。例如，“皇太子將行拜禮，備儀以待之，玄齡深自卑損，不敢修謁，遂歸於家。有識者莫不重其崇讓。玄齡自以居端揆（相位）十五年，女為韓王妃，男遺愛尚高陽公主，實顯貴之極，頻表辭位，優詔不許。”房玄齡不敢接受皇太子的拜禮，同時還覺得久居相位，又與皇帝做了親戚，更是“深畏滿盈”，所以他再次請求辭職。本來，房玄齡對唐太宗的一片忠心和惟命是從的態度，已經取得了唐太宗的信任。這時又一再表示辭職，當然會使唐太宗更為放心。唐太宗也看清了這一點，所以堅持不準，以至“詔斷表”，也就是不準再上辭職表，才算了事。就這樣，房玄齡一直到貞觀二十二年（648）死去為止，都沒有離開宰相的地位。事實非常清楚，正是由於“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所以才能“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

　　綜上所述，柳芳對房、杜的評論是非常深刻的，每句話都有具體內容，耐人尋味。

　　另外，柳芳在其《食貨論》中，對於宇文融等人的理財措施則持根本否定的態度，他以尖刻的言詞給以猛烈的抨擊。

　　柳芳說：“昔開元初，宇文融首以稅客戶、籍外剩田、戶口、色役之策，行於天下。其後，天寶間，韋堅又以穿廣運潭興漕之利；楊慎矜、王]、楊國忠等議財貨之政。君子曰：融等之敗也，豈不哀哉！”

　　“是時也，天子方欲因士馬之眾，賈將帥之勇，高視六合，慨然有製禦夷狄之心。然懼師旅之不供，流庸之未複，思睹奇畫之士，以發皇明，蓋有日矣。而宇文融揣摩上旨，關謁見，天子前席而見之，恨得之晚。言發，融口策合主心。不出數年之中，獨立群臣之上，無德而祿，卒以敗亡。”

　　“融死且十餘年，始用韋堅及崇禮、慎矜。皆以計利興功，中人主。脅權相滅，為天下笑。而王]、楊國忠威鎮海內，尤為暴橫，人反思融矣。……觀數子之意，欲竭人財，乘主之欲，殫天下之力以供國，竊王者之柄以徇己，奮起長觜以鼓天下。……竊君以安人為憂，而融輩擾之矣；人以豐財為利，而融輩竭之矣。向之所利者，豈不反歟？而數子方自以為功，無讓，坐受富貴。斧鉞已在其後，而謂身安於泰山。及其死之O醢，不足以謝天下，豈不愚哉！”

　　從這篇《食貨論》看來，柳芳對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楊國忠等人是相提並論，全部加以否定的。顯然這是違背曆史事實的。僅以宇文融與王]為例，即可說明問題。

　　開元初年，由於地主、官僚兼並土地日益加劇，均田製遭到破壞，以致農民大量逃亡，地主、官僚又隱瞞土地，千方百計地逃避賦稅和徭役，從而減少了國家賦稅徭役的來源。針對這種情況，“禦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剩田（隱田）、色役偽濫，及逃戶許歸首，免五年征賦（《舊唐書·宇文融傳》為”免其六年賦調“每丁量稅一千五百錢，置攝禦史，分路檢括隱審。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得錢數百萬貫。……融又畫策開河北王莽河，溉田數千頃，以營稻田。事未果而融敗。”玄宗接受宇文融的獻策，擴大了賦役的負擔麵，緩和了社會矛盾。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是起了積極作用的。至於“畫策開河北王莽河，溉田數千頃”的問題，更是有利於發展生產的。雖然是“事未果而融敗”，但決不能對這些有利於發展生產的措施持完全否定的態度。當然，在宇文融執行政策的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弊病，例如，有些官吏為了自己的私利，故意向宇文融討好；從而以假亂真，虛報成績，不少“州縣希融旨意，務於獲多，皆虛張其數，亦有以實戶為客者”。正因為如此，有人反對說：“括客不利居人，征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即使說反對者的意見反映了事實真相，也不能根本否定宇文融的改革。因為宇文融的獻策是針對當時的社會矛盾所引起的財政危機而提出的，在不能改變私有製的情況下，根本不能徹底解決土地兼並，地主、官僚逃避賦役，迫使農民逃亡的問題。為了封建國家的利益，能夠對地主、官僚的貪婪行為稍加限製，也算是有政治眼光的。因為他是站在整個地主階級立場上，為鞏固封建政權，也就是為地主階級較為長遠的利益而盡心效力的。比起那些隻顧眼前利益而不惜采用竭澤而漁的手段去滿足其暫時要求者，是要高明一些。因為竭澤而漁的結果隻能導致階級矛盾的激化，影響生產的發展。

　　王]與宇文融是截然不同的人物。天寶四年（745）十月，玄宗“以戶部郎中王]為戶口色役使，敕賜百姓複除。]奏征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又使市本郡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複除。舊製，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誌在聚斂，以有籍無人者皆為避課，按籍戍邊六歲之外，悉征其租庸，有並征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探知上指，歲貢額外錢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曾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為能富國，益厚遇之。]務為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麵對當時的財政危機，王]未采取任何積極措施，隻是千方百計地巧立名目，直接增加廣大農民的負擔。這正是促使階級矛盾激化，農民大量逃亡的原因。由此可見，王]與宇文融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人物，相提並論是錯誤的。至於像楊國忠那樣，隻知擅權弄法，作威作福，在政治經濟各方麵均無任何可稱道者，更是不能與宇文融同日而語。其他像韋堅、楊崇禮、楊慎矜等人，也是各有特點，必須具體分析，像韋堅開漕渠，“截灞、_水傍渭東注，至關西永豐倉下與渭合”，以利於向長安運糧，也不能根本否定。由此可見，柳芳對曆史人物與曆史事件的評論是有其曆史的階級的局限性的。

　　在封建社會裏，由於個體小生產的規模狹小，限製了人們的眼界，不可能科學地認識曆史。不言而喻，宇文融也就不可能認識到社會矛盾的存在和發展，看不到由於私有製的存在而土地兼並與客戶的不可避免，當然也就不能提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措施。因此，他隻能限製官僚、地主的隱田，重新控製客戶，來緩和當時的財政危機。限製隱田，必然觸犯統治集團一些人的利益，從而遭到他們的反對。被視為“多田翁”的盧從願（曾任中書侍郎、工部尚書），就是因為其“盛殖產，占良田數百頃”而反對宇文融的。這正是宇文融失敗的根本原因。柳芳僅抓住宇文融在推行政策中的一些弊病，指責他“無德而祿，卒以敗亡”，顯然是沒有抓住問題的要害。這正是他不能科學地認識曆史的局限所在。柳芳站在大土地所有者的立場上，反對宇文融緩和財政危機的改革，正是他不能正確評價曆史人物與曆史事件的階級局限所在。

　　倒退的曆史觀

　　人類曆史是向前發展的，總的說來，後世超過前世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正是這種原因，恩格斯稱讚了奴隸製度代替原始公社製度的進步。他說：“甚至對奴隸來說，這也是一種進步，因為成為大批奴隸來源的戰俘以前都被殺掉，而在更早的時候甚至被吃掉，現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這樣認識曆史，就是科學的曆史觀。

　　柳芳看不到曆史的發展，他把姓、氏的形成和發展，士族的產生與衰落，解釋為封建王朝在政治上強、弱、興、衰的原因。他視士族的衰落為曆史的倒退。他的《姓係論》，充分反映了這種荒謬的曆史觀。

　　在《姓係論》中，柳芳首先敘述了氏、姓是怎樣形成的，宗法製度與姓、氏的關係。接著就說：“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係。漢興，司馬遷父子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虞、夏、商、周……更王迭霸，多者千祀，少者數十代。先王之封既絕，後嗣蒙其福，猶為強家。”劉邦建立漢朝，“命官以賢，詔爵以功，誓曰：非劉姓王，無功侯者，天下共誅之。……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也。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之所由興也。”曹魏時，實行九品中正製，“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曾取著姓士族為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也。於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這就是說，秦漢時期，宗法製度雖不存在了，但原來貴族的後嗣仍有相當地位。魏晉南北朝時期，又按士庶之別，確定社會地位，使血緣關係仍然發揮作用。

　　到了隋朝，就大不相同了。隋“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乎士無鄉裏，裏無衣冠，人無廉恥，士庶亂而庶人僭矣”。在柳芳看來，隋朝廢止九品中正製，實行科舉製，使士庶之間的差別不能繼續維持，是不能容忍的。他認為這是曆史的倒退。

　　柳芳說：“人無所守，則士族削；士族削，則國從而衰。管仲曰：‘為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強，三孔者弱，四孔者亡。’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強；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也，故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煩於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亡。唐承隋亂，宜救之以忠，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乃可與古參矣。”在柳芳看來，周、漢王，魏、晉強，南北朝弱，隋朝亡，與宗法製度、九品中正製度密切相關。周實行宗法製度，漢實行非劉姓不王，實際上也是宗法製度，所以政治上最值得稱道，魏、晉實行九品中正製，雖不像宗法製那樣，官爵世代相襲，但士庶界限不可逾越，士族世代保持崇高的地位，所以政治上還強；南北朝時期，士族的地位開始動搖，“諸姓，紛亂不一”，所以政治上衰弱；隋以科舉製代替九品中正製，士庶界限混亂，故而滅亡。由此而得出結論，唐朝必須複古。

　　宗法製度和九品中正製度是一定曆史階段的產物，它的產生、發展和衰落，體現著曆史的不斷前進。用它來解釋封建王朝的興、衰、存、亡，顯然是錯誤的。例如，科舉製度代替九品中正製是曆史前進的必然結果。因為隨著士庶力量的變化，在庶族地主力量日益壯大的情況下，他們必然會在政治上有所要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官僚製度，是庶族地主不能容忍的。隋朝廢止九品中正製度，正符合曆史前進的要求。這正是隋朝政權加強的原因。至於隋朝的滅亡，則是由於階級矛盾的發展，隋煬帝的暴政，導致農民起義的結果，與九品中正製的廢止無任何必然聯係。因此，唐朝建立後，根本不是複古的問題，而是總結曆史經驗，吸取隋朝滅亡的教訓，從而采取緩和階級矛盾的措施，輕徭薄賦，發展生產，鞏固其統治地位的問題。在李唐統治集團中，固然有舊士族的成員，但更多的是唐朝的開國功臣、農民起義軍的將領、因有才能而被重用的下層人物、隋朝投降過來的官吏等等。如果恢複九品中正製度，必然引起大量的非士族人物的不滿，從而導致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激化。由此可見，複古不是唐朝的強國之道，而是衰亡之道。

　　列寧說過：“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曆史範圍之內。”柳芳拋開隋、唐時期的具體曆史條件，侈談九品中正製的政治作用，顯然是沒有看到曆史的發展，主張在已經前進了的曆史條件下恢複舊製度，正是倒退的曆史觀。

　　綜前所述，柳芳是唐代的曆史學家，也是譜牒學家。他在這方麵的著作，為後人修史提供了重要條件。但因為他用靜止的、不變的眼光去認識曆史，從而形成了倒退的曆史觀。因此，他就不能為唐代統治者總結有益的經驗，使其吸取必要的教訓，反而提出了統治集團所不能接受的複古的措施。由此可見，倒退的曆史觀在政治上是反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