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史學與墓誌研究

第5章 溫大雅與《大唐創業起居注》

　　新舊《唐書》都把古代的史籍分為13類，《起居注》是其中之一。“起居注者，錄記人君言行動止之事。”不言而喻，研究統治集團內部的問題，《起居注》是不可缺少的。最早，“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後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複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據《新唐書》卷五十八《藝文誌》記載，漢獻帝以後到唐朝的各種《起居注》，就有37種。可惜現在這些《起居注》大都已散失了。對現存的溫大雅所撰的《大唐創業起居注》（以下簡稱《創業注》）進行研究，無疑有助於對這類史書有進一步的了解。

　　溫大雅

　　溫大雅，字彥弘，太原祁（山西祁縣）人。其父溫君悠，曾任北齊文林館學士，隋泗州（江蘇盱眙）司馬，大業末年，由於隋朝政治腐敗，他謝病而歸。大雅曾任隋東宮學士、長安縣尉，後以父憂去職，隋末農民起義爆發後，他隱居於家，不再做官。

　　大業十三年（617），李淵做了太原留守，對溫大雅非常重視；起兵以後，就以大雅為大將軍府記室參軍，掌管文翰。武德元年（618），遷黃門侍郎，不久，又為工部侍郎，後又進拜陝東道大行台工部尚書。貞觀年間，又為禮部尚書，封黎國公。永徽五年（654），又被追封為尚書右仆射。

　　在李淵實行改朝換代的過程中，溫大雅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正當李淵進軍長安的時候，中原瓦崗軍的首領李密致書李淵，要求李淵尊自己為盟主，共同滅隋。李淵認為，李密妄自尊大，正可為自己“拒東都之兵，守成皋之+”，故對李密要“卑辭推獎以驕其誌”，以達到順利入關，坐觀山東各支力量互爭高低，自己收取漁人之利的目的。溫大雅完全按照李淵的意圖，複書李密說：“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李密得書，喜出望外，示其部下說：“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也。遂注意東都，無心外略。”複書收到預期的效果，李淵當然是滿意的。所以，後來李淵迫使隋代王侑讓位的時候，溫大雅又“與司錄竇威、主簿陳叔達參定禮儀”。武德元年（618），當溫大雅為黃門侍郎的時候，其弟溫彥博也先後做了中書舍人、中書侍郎。另一弟溫大有也因隨李淵從太原起兵有功而做中書侍郎。李淵高興地對他們兄弟說：“我起義晉陽，為卿一門耳。”李淵對溫大雅的重視，正說明溫大雅對李淵建唐稱帝是有積極貢獻的。

　　武德末年，在李世民對李建成爭奪太子地位的鬥爭中，溫大雅是站在李世民一邊的。玄武門之變前夕，李世民“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書溫大雅鎮洛陽”。不僅如此，還有“大雅數陳神策，甚蒙嘉納”，都足以說明溫大雅是秦王集團的重要成員。後來，唐高宗贈他尚書右仆射，溫彥博也在貞觀年間官至中書令、尚書右仆射，如果他在玄武門之變中不是站在勝利者一邊，這都是不可能的。正因為這樣，《創業注》中所記關於李淵父子的情況才是比較真實的。因為李世民的親信決不會為李建成評功擺好。在《創業注》中，不少談到戰功的地方是把建成和世民相提並論的。

　　在新舊《唐書》與《通鑒》中，李淵庸庸碌碌，無所作為；李世民精明能幹，眼光遠大，從太原起兵到建立唐朝，他既是主謀人，又有卓著的戰績；而李淵隻是一個任其擺布的傀儡。《創業注》的記載則完全不同，李淵老謀深算，智勇兼備，在太原起兵前，早有改朝換代的打算。他既是太原起兵的主謀者和決策人，也是取隋而代之的實現者，從各方麵都顯示出他是頗具才能的政治家、軍事家。這種顯著的差別，促使我們必須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筆者認為，《創業注》的記載是可信的，其理由之一，就是溫大雅既是秦王集團的成員，他不可能故意降低李世民在建唐過程中的作用。同時，溫大雅是李淵的大將軍府記室參軍，對李淵建唐稱帝的過程必然十分清楚，不會弄錯。研究唐初的曆史，是決不能忽視《創業注》的。

　　溫大雅在什麽時候撰的《創業注》，史籍記載不詳。我根據《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載：“惟大唐之受命也，義寧、武德間，工部尚書溫大雅首撰《創業起居注》三篇。”理解為“溫大雅是在太原起兵過程中寫的《起居注》”。這是我在1980年為中國唐史學會提交的論文《關於〈大唐創業起居注〉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的認識。後來發現這種認識不對，但由於該文已編入《唐史研究論文集》送到陝西人民出版社，無法修改。於是，我又於1982年寫了《溫大雅與〈大唐創業起居注〉》一文，發表於《史學史研究》1983年第1期。在該文中，我還是根據《史通》的有關記載，認為《創業注》是溫大雅於武德元年所撰。

　　宋大川先生的《〈大唐創業起居注〉成書年代考》一文，在《史學史研究》1985年第4期發表後，我很受啟發，使我更加相信改變對《創業注》成書年代的認識是必要的。但由於宋先生對怎樣理解“義寧、武德間”撰《創業注》的問題未說清楚，所以我認為對《創業注》成書於武德三年初至武德八年底的說法，還需要考慮。

　　李淵準備起兵

　　第一卷的內容，是起兵前的準備情況。

　　首先，太原起兵是李淵早有打算的。大業十二年（616），李淵奉詔為太原道安撫大使（《通鑒》載，大業十一年（615）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時，就“以太原黎庶，陶唐舊民，奉使安撫，不逾本封，因私喜此行，以為天授”。大業十三年（617），他為太原留守，又“私竊喜甚”，於是對李世民說：“唐固吾國，太原即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為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李淵對到太原“私喜此行”，又視太原為自己的地盤；反之，對隋煬帝沒有任何忠於其使命的表示，顯然這是別有用心，另有打算。更有力的證據是，李淵做太原留守不久，曾因其副留守高君雅與王仁恭拒突厥不力而遭到隋煬帝的逮捕。李淵“自以姓名著於圖錄，太原王者所在，慮被猜忌，因而禍及，頗有所晦”。於是，他對世民說：“隋曆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未集耳，今遭，裏之厄，爾昆季須會盟津之師，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為英雄所笑。”非常明顯，他認為自己應對隋煬帝取而代之，之所以起兵晚了，是因為其諸子尚未聚集一起。這正可以說明，李淵頗有遠見，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早已打算乘機而起了。

　　以上記載，和新舊《唐書》與《通鑒》的有關內容頗有差距。《舊唐書》卷一《高祖紀》：“太宗與晉陽令劉文靜首謀，勸舉義兵。”《新唐書》卷一《高祖紀》：“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陰結豪傑，招納亡命，與晉陽令劉文靜謀舉大事。計已決，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懼不見聽。”《通鑒》卷一八三義寧元年載：當李世民與劉文靜密謀起兵時，“淵不之知也”，當李世民明確表示應該起兵時，李淵大驚道：“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這些與《創業注》截然不同的內容，更促使我們認識到研究唐朝建立的曆史必須重視《創業注》。

　　其次，李淵對起兵的準備是非常充分的。在輿論方麵，他大肆鼓吹“隋曆將盡，吾家繼膺符命”，“天命有在，吾應會昌”，“我知天意”等等，為他進行改朝換代做思想方麵的準備。更重要的是組織力量，溫大雅說：李淵“素懷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接待人倫，不限貴賤，一麵相遇，十數年不忘”，另外，還命李建成“於河東潛結英俊”，李世民“於晉陽密招豪友”，二人“俱稟聖略，傾財賑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繒博徒，監門廝養，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抗禮，未嚐雲倦，故得士庶之心，無不至者”。這就是說，李淵父子千方百計，不惜一切代價拉攏、收買各方麵有用的人才。為了減少阻力，對其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采用威嚇、利用的手段，迫使他們不敢公開反對起兵。李淵對他們說：“劉）武周雖無所能，僭稱尊號，脫其進入汾源宮，我輩不能翦除，並當滅族矣。”致使王、高二人“計無所出”，不得不向李淵表示：“今日太原士庶之命，懸在明公。”李淵看到“眾情歸己”，“眾皆悅服”，遂借口王、高二人與突厥有所勾結，除掉他們，更加積極地進行準備工作。一麵招募兵眾，一麵派人催促李建成等速赴太原。

　　為了免除後顧之憂，必須解決和突厥的關係問題。隋煬帝時，突厥異常強大。大業十一年（615），突厥數十萬騎把隋煬帝圍困於雁門（山西代縣），隋煬帝雖然驕橫異常，但此時卻束手無策，隻是“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國力相當強盛的隋朝尚不能解決突厥問題，對李淵來說，當然更是難題。李淵要想南進，突厥必然是嚴重的威脅。

　　李淵對突厥基本上采用了妥協的政策，但他不是簡單地讓步，而是戰而後和。當突厥兵臨太原城下時，李淵“分命裴寂、文靜等守備諸門，並令大開不得輒閉，而城上不張旗幟，守城之人不許一人外看，亦不得高聲，示以不測”。這種空城計不能持久，而且“戰則眾寡非敵，緩恐入掠城外居民”，於是，他又“夜設伏兵出城，以據險要，曉令他道而入，若有來援”。用這種虛張聲勢的辦法，迷惑了突厥，才使突厥主動撤去。接著，李淵又致書突厥道：“當今隋國喪亂……我今大舉義兵，欲寧天下，遠迎主上，還共突厥和親，更似開皇之時，豈非好事！且今日陛下雖失可汗之意，可汗寧忘高祖之恩也！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要求和親，又給以“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的優惠，顯然是為了換取邊防的安寧。突厥接受李淵的意見，並支持他對隋煬帝取而代之。李淵雖然表麵上也謙讓一番，但內心裏自然是非常高興的。

　　一切準備就緒，首先攻取西河（山西汾陽）。這是掃除太原外圍隋軍據點的戰鬥。初戰獲捷，奠定了起兵者的勝利信心。

　　從準備起兵的各種情況看，同樣可以說明《通鑒》等史籍對李淵的有關記載是值得考慮的。

　　從太原到長安

　　第二卷的內容，是從太原起兵到攻克長安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李建成究竟起了什麽作用，《創業注》與其他有關史籍也有顯著不同的記載。

　　首先，是李淵對建成、世民是否一視同仁有不同的記載。《創業注》載，在進攻西河時，李淵“命大郎（建成）二郎（世民）率眾取之”，臨行時，李淵又告誡他們：“爾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此郡觀爾所為。”在剛剛宣布起兵不久，李淵又對建成、世民說：“啟基創業，未有無功而得帝王者也。吾生自公宮，長於貴戚，牧州典郡，少年所為，晏樂從容，歡娛事極，饑寒賤役，見而未經，險阻艱難，聞而不冒，在茲行也，並欲備嚐，如弗躬親，恐違天旨，爾等從吾，勿欲懈怠。”在進攻霍邑的時候，李淵又對他們說：“今日之行，在卿兩將。”這些無不說明，李淵對兩個兒子有共同的希望和要求。

　　其他有關史籍就不同了。《舊唐書》卷一《高祖紀》根據《太宗實錄》載：李淵“命太宗將兵徇西河，下之”。《新唐書》卷二《太宗紀》載：“太宗率兵徇西河，斬其郡丞高德儒。”非常明顯，在這裏根本看不到李淵怎樣要求兩個兒子艱苦創業，共同奮鬥，更看不到李建成有任何活動。這樣一來，無形之中李世民被突出而李建成的作用不見了。

　　其次，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李建成的作用如何，也有不同的記載。

　　根據《創業注》，在進攻西河時，建成與世民一樣，“一同義士，等其甘苦，齊其休息，風塵警急，身即前行。”都能與士卒同甘同苦，當然不相上下。在進兵霍邑（山西霍縣）時，忽然有劉武周勾結突厥南下襲擊太原的傳聞，究竟怎樣處理這一問題，眾說紛紜。李淵征求兩個兒子的意見，二人共同回答說：“武周位極而誌滿，突厥少信而貪利，外雖相附，突厥必欲遠離太原，寧肯近忘馬邑！武周悉其此勢，必未同謀。又朝廷既聞唐國舉兵，憂虞不暇，京都留守，特畏義旗，所以驍將精兵，鱗次在近，今若卻還，諸軍不知其故，更有恐動，必有變生，營之內外，皆為-敵，於是突厥、武周不謀同至，老生、屈突追奔競來。進闕圖南，退窮自北，退無所入，往無所之，畏溺先沉，近於斯矣。……諸人保家愛命，所謂言之者也，兒等捐軀力戰，可謂行之者也。耕織自有其人，請無他問，雨罷進軍，若不殺老生而取霍邑，兒等敢以死謝。”這一段對形勢有分析，自己有決心的話，無疑說明建成與世民都有一定的政治眼光和軍事才能。

　　西渡黃河以後，李淵一麵命建成率數萬人駐永豐倉（陝西華陰境內），守潼關，監視河東隋軍，一麵命世民率數萬人從渭北西進，經高陵（陝西高陵）、涇陽（陝西涇陽）、武功（陝西武功）、（陝西周至），迂回長安。大業十年（617）十一月，建成與世民兩路大軍會師長安城下。根據李淵圍攻長安的部署，東、南兩麵由建成負責，西、北兩麵由世民負責。首先攻入城內的是東麵的軍頭雷永吉部。東麵是李建成的進攻範圍。不難看出，在攻取長安的戰役中，李建成是有顯著功績的。

　　其他有關史籍的記載是不同的。兩《唐書》都避而不談建成與世民一樣，身先士卒地向西河進兵，都記世民率兵徇西河、斬郡丞高德儒。《通鑒》把二人共同訓斥高德儒的話：“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記成是世民一個人的話。這樣一來，進兵西河的勝利當然與建成無關。關於兵進霍邑時如何處理突厥襲擊太原的問題，據《舊唐書》卷二《太宗紀》載：竭力勸阻李淵回師太原的沒有建成隻有世民一人，而且還有“高祖不納”，“太宗遂號泣於外，聲聞帳中”的內容。《新唐書》與《通鑒》的記載也大體類同。突出世民，無疑是貶低建成。關於攻克長安的問題，兩《唐書》均未記載李淵關於攻取長安的具體部署和進攻長安的戰鬥情況，《通鑒》雖然提到雷永吉首先登城，但未提登城的位置，人們當然也就無法知道他是建成的部屬了。顯然，這是掩蓋了建成在攻取長安時的作用。

　　現代的一些史書，大都把李建成寫成無才無能、無所作為的人，從太原起兵到建立唐朝，李世民起了主要作用，李淵隻是一個優柔寡斷的傀儡，李建成無功可言。顯然這是隻重視兩《唐書》與《通鑒》而忽視《創業注》的結果。如果認真研究《創業注》的內容，李建成的評價問題，也是需要另加考慮的。

　　從唐王到皇帝

　　第三卷的內容，主要的是李淵由唐王怎樣登上皇帝的寶座。李淵攻取長安後，就立隋代王侑為皇帝，改大業十三年為義寧元年。代王又“以淵為假黃铖、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地位之高，僅次於皇帝，權力之大，皇帝所不及。在隋朝政權已經名存實亡的情況下，李淵取代皇帝已是大勢所趨。《創業注》的內容是以李淵為中心的。所以，在前兩卷敘述了李淵的起兵與進軍長安的過程後，繼之敘述李淵是怎樣做皇帝的也就不言而喻了。

　　關於李淵登上皇帝寶座的問題，《創業注》比其他有關史籍都記述得更為具體。例如，代王侑做了皇帝以後，就以李淵“為丞相，進封唐王，位在王公上，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教稱令，萬機百度，禮樂征伐，兵馬糧仗，庶績群官，並責成於相府，惟郊祀天地，四時01奏聞。”兩《唐書》與《通鑒》的有關記載都大體類同。所不同者，是《創業注》在此之下還有李淵“固辭不拜”的表示。針對李淵的辭讓公卿將佐進言道：“公負孺子當朝，豈得辭乎？攝政公不入相，王室何依？臨茲大節，義無小讓。”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李淵才勉強接受。

　　另如，據《創業注》載，在隋煬帝被殺之前，代王侑就以李淵“功德日懋，天曆有歸，欲行禪讓之禮”，李淵三番五次地謙讓，群僚又三番五次地“固請”，李淵終未接受。群僚佩服李淵的高見，私相謂曰：“相王（李淵）格論，絕後光前，發明典謨，申理誓誥，可謂君子一言，定八代之榮辱矣。”關於此事，其他有關史籍，均未提及。

　　隋煬帝被殺以後，代王侑為形勢所迫，又一次表示讓位。關於此事，《通鑒》僅記：“隋恭帝讓位於唐”，《舊唐書》卷一《高祖紀》記為隋恭帝派人“奉皇帝璽綬於高祖。高祖辭讓，百僚上表勸進，至於再三，乃從之”。《新唐書》卷一《高祖紀》記為李淵“三讓乃受”。《創業注》的記載就詳細得多了。在隋恭帝表示讓位後，首先是裴寂等2000人的上疏勸進，以“天下至公，非一姓之獨”的理由，說明李淵應做皇帝。李淵退所奏表，並謂奏者曰：“吾固知如是，拒而不答。”裴寂等人又進見道：“臣等唐之將佐，茅土大位，受之唐國，陛下不為唐帝，臣等應須去官。”在這種威逼下，李淵才笑而答道：“裴公何相逼之深，當為審思”，但還未應允。裴寂等又一次勸進，李淵才說出了心裏的話：“所以逡巡至於再三者，非徒推讓，亦恐群公麵諛，退為口實。然漢高雲：諸侯王推高於寡人，以為皇帝位，甚便宜於天下之民，則可矣，孤亦何能有異之哉！”顯而易見，李淵再三推讓，並非真的不願做皇帝，而是為了防止臣下的口蜜腹劍，以便取得他們的真正支持。

　　根據《創業注》關於李淵做皇帝的詳細記載，說明李淵確是一個頗有遠見的政治家。他不像劉武周、李軌、薛舉、王世充等人那樣，割據一方，甘做一隅之主，而是要名正言順地做全國的皇帝。因此，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他絲毫不露聲色，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忠臣。例如，當他剛打算從太原起兵的時候，他的態度是“我今大舉義兵，欲寧天下，遠迎主上”。當裴寂等人建議他“廢皇帝而立代王”時，雖然他也認識到這是“掩耳盜鈴”，但他還是說“雖失意於後主（煬帝），幸未負於先帝”。這就是說，即使背叛隋煬帝，也不失是個忠臣。進兵長安後，他立代王為帝，遙尊隋煬帝為太上皇。這樣，雖然他從實際上是取消了隋煬帝的帝位，但他自己還不做皇帝，而采取了立代王為帝的過渡方式，一直到隋煬帝死了以後，他才正式做了皇帝。這樣一來，他既不失隋臣之忠，也取得了皇帝的寶座，當然是一舉二得，隻有有政治眼光的人才能如此。王夫之對李淵在這方麵評論，頗能說明問題。王夫之說：“廣已弑，代王不足以興，越王侗見逼於王世充，旦夕待弑，隋已無君，關東無尺寸之土為隋所有，於是高祖名正義順，蕩夷群雄，以拯百姓於凶危，而人得主以寧其婦子，則其視楊玄感、李密之背君父以反戈者，順逆之分，相去懸絕矣。”這就是說，隋煬帝被殺以後，李淵做皇帝是“名正義順”的。王夫之是封建時代的史學家，他貶低楊玄感、李密當然不足為奇，但他對李淵的推崇，正說明李淵是封建時代的政治家。

　　以上關於《創業注》的簡述，著重於和其他有關史籍的不同部分。這些不同部分，都是在研究唐朝建立的曆史中應該進一步考慮的問題。筆者提出這些問題，願與同誌們共同研究。更重要的還是希望史學史工作者對《創業注》作更進一步的研究。

　　《創業注》與其他史籍的不同方麵固然重要，但與其他史籍的共同方麵也是不容忽視的。例如，溫大雅是地主階級的文人，封建統治集團的重要成員，他與其他封建史家一樣，必然有其曆史的階級的局限性。為了推崇李淵，《創業注》一開始就稱李淵為帝，顯然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在這方麵，《通鑒》是直到李淵做了皇帝以後才不再稱其為李淵的。在這些問題上，如果說司馬光比溫大雅更實際一些倒是無可非議的。在對待農民起義軍的問題上，稱起義軍的領袖曆山飛為“賊帥”，稱起義軍為“賊眾”。這完全是起義群眾敵對階級的立場和觀點。除此而外，《創業注》為了給李淵取代隋帝製造輿論，還宣揚了一些迷信思想。例如，第一卷載：大業十三年（617）正月，“晉陽宮西北有光夜明，自地屬天，若大燒火……大業初，帝（李淵）為樓煩郡守，時有望氣者雲：‘西北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第二卷載，李淵進攻太原，山神為之示路。如此等等，既無史料價值，思想上也無任何積極因素，純屬糟粕部分。無疑，這些內容影響了該書的質量，在論述該書的價值時決不能忽視這一方麵。

　　《創業注》與《通鑒》

　　如前所述，有關李淵建唐的曆史，《通鑒》等史籍的記載與《創業注》有很大差別。這種差別，主要是美化李世民，貶低李建成，同時也降低了李淵的作用。李世民為了爭奪太子地位，發動玄武門之變，殺了李建成、李元吉。史官們奉命篡改實錄，把此事寫得名正言順，使李建成成為反麵人物，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李淵寫成庸庸碌碌，無所作為的任人擺布者，倒是令人不解的，難道貶低李淵會使李世民覺得光彩嗎？

　　認真研究一下《通鑒》，就會發現司馬光並沒有貶低李淵，他是從另一個角度抬高李淵的地位。

　　《通鑒》的《唐紀》部分，其史料的重要來源，是唐代的實錄、國史。實錄，國史，都是當代人所修。唐朝人寫唐朝的曆史，一般說是尊重當代皇帝的，特別是開國皇帝。李淵、李世民是共同起兵建立唐朝的。奉命篡改實錄者，貶低李淵，固然是抬高李世民的一種手法；但如果把李淵貶得很低，李世民也決不會感到光榮。封建皇帝隻能千方百計光宗耀祖，不會醜化其先人。寫實錄的人不會擺脫這種封建思想的束縛，也就不可能把“天資神武”的唐太宗之父寫成窩囊廢。最合乎情理的辦法，是對他們都加以歌功頌德。司馬光撰《通鑒》，是為了宋朝皇帝總結曆史經驗的需要。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與李淵一樣，都是用軟硬兼施的手段，促使前代皇帝讓位而登上皇帝寶座的。如果把李淵寫成赤裸裸的篡權奪位者，趙匡胤又該如何呢？正因為如此，司馬光不得不按照為尊者諱的思想，把李淵寫成毫無反隋打算的被迫起兵者。

　　《通鑒》認為，君臣關係和夫妻關係一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因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是“大節”。忠臣應該“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強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否則，就是“求生害仁”。按照這種理論，李淵是隋朝的地方官，即使隋煬帝殘暴異常，胡作非為，也隻能“強諫力爭”，不能起兵造反。司馬光在評論韓、趙、魏三家分晉時說：“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正是這種原因，《通鑒》把李淵主動起兵改為被動的任人擺布者了。隋煬帝因為李淵派人對突厥作戰失利而逮捕他，李世民、劉文靜、裴寂等又設下圈套，使他走投無路，另外還有“李氏當應圖讖”的輿論配合。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會使人覺得李淵並無意背離隋朝，況且，起兵時還曾揚言“欲大舉義兵，遠迎主上”呢？後來到了長安，聽說隋煬帝被殺，還“哭之慟，曰：‘吾北麵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最後正式做了皇帝，是隋恭帝禪位，“高祖辭讓，百僚上表勸進，至於再三”的結果。這樣一來，李淵真可謂忠臣了。王夫之說：“楊廣之播虐甚矣，而唐為其世臣，受爵祿於其廷，非若湯之嗣契”，因而“高祖猶慎之又慎，遲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陰結豪傑，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於有為，而高祖堅忍自持，姑且聽之，而以靜鎮之也。不貪天方動之機，不乘人妄動之氣，則天與人交應之而不違，故高祖以五月起，十一月而入長安，立代王侑”。這就是說，李淵是隋臣，不能像“湯之嗣契”那樣順利，必須謹慎小心，名正言順。故而他在各種條件都成熟以後才進兵長安，立代王侑為帝的。王夫之的評論，正說明司馬光達到了目的。

　　與此同時，《通鑒》所載的在太原起兵中的李世民，也可謂之孝子。因為李淵對勸他起兵使他大吃一驚而要執李世民“以告縣官”的時候，李世民說：“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服從父命至於死，當然是孝子了。這正符合司馬光“父之命子不敢逆”，“逆父之命，子不孝也”的思想。宋朝另一史學家歐陽修說過：“五代之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廟、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謂亂世者歟！自古未之有也。”李淵在隋煬帝眾叛親離的時候還忠於他，李世民在李淵非常孤立的時候還絕對服從父命，當然是嚴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了。《通鑒》把李淵寫成“亂世”的忠臣，把李世民寫成頗有才幹的孝子，當然是對唐朝兩位開國皇帝的最高讚揚。顯然，這不是以拔高李世民的手段去貶低李淵，而是根據兩個人的不同地位和處境，給與了不同的榮譽。

　　據上所述，《創業注》是從正麵記載了李淵在建唐中的作用，《通鑒》的作者則是在自己所處的曆史條件下從另一方麵稱讚了李淵，並無貶低李淵的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