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投資30年

第一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投資主體結構的演進和變化趨勢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投資主體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快速形成了投資主體多元化的新格局和新局麵。投資主體結構的多元化，極大地調動了全社會各類投資主體的投資積極性，有效增強了固定資產投資領域的活力和創造力，對確保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長期保持超常規的高速度持續增長、推動經濟社會的快速和全麵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促進和驅動作用。

　　1.總體變化趨勢及特點

　　投資主體又稱為“投資人”或“投資者”，它是對固定資產投資領域從事投資活動的法人和自然人的統稱。投資主體結構則是指在一個國家或一個社會中各類投資主體的分布狀況和所占地位。改革開放前，在計劃經濟高度集權的投資體製下，投資主體結構也表現為高度集權的投資主體結構狀態，即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成為當時全社會唯一的一元投資主體。改革開放後，伴隨著我國經濟體製的快速改革，投資主體結構呈現快速多元化的發展態勢，不僅政府投資主體伴隨著中央和地方財政包幹製、分稅製改革而逐步裂變為中央和地方多級政府主體，企事業單位、個人日益成為社會最重要的投資主體；而且伴隨著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的確立、混合經濟的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日益擴大，投資主體經濟類型和所有製形態也呈現出國有經濟、集體經濟、混合經濟（股份製和聯營經濟）、外商投資經濟、港澳台投資經濟等多元投資主體相互並存、相互協作、相互競爭、共同發展的投資主體新格局。縱觀我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投資主體結構的演進和變化過程，總體呈現如下幾個方麵的變化趨勢和變化特征：

　　（1）從政府、企業和住戶（個人）三類投資主體看，政府投資主體在全社會投資主體整體結構中的地位下降，企業和個人投資主體的地位逐步上升。改革開放前，政府是全社會唯一的投資主體，其在全社會投資主體結構中處於核心地位。改革開放後，伴隨著企業和個人作為獨立的市場經濟主體和投資主體的出現，政府一元壟斷的投資主體格局被打破，其在全社會投資主體結構中的地位開始下降，尤其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下降趨勢尤為明顯。1995年，按全社會資金流量表核算的政府投資（固定資本形成）占全社會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比重曾破紀錄的下降到5.8%左右。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由於國家實施以擴大內需、擴大基礎設施建設規模為核心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政府投資占全社會投資比重雖然一度有所回升，但仍然沒有根本性扭轉改革開放後政府投資所占比重長期呈現的整體下降趨勢。相反，對企業和個人投資主體來說，國家不斷推進的經濟體製改革進程，為企業和個人投資主體的發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的機遇，在逐步寬鬆的經濟發展環境中，企業和個人投資主體的地位迅速提升，並逐步發展成為社會最重要的投資主體。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企業和個人投資（固定資本形成）占全社會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比重合計達到94.2%。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尤其是2003年國家實行宏觀調控以來，企業和個人投資受到一定程度的抑製，但即使在受宏觀調控影響最嚴重的2004年，企業和個人投資合計所占比重仍然占到全社會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87.4%以上，在全社會投資中的主導地位仍然得到有效保持。

　　（2）從政府投資主體內部結構看，中央政府投資主體地位下降，地方政府投資主體地位上升。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製，政府所有的財權財力、投資決策權和資金分配權都高度集中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既沒有獨立的投資決策權也無獨立的財權和財力進行投資建設，中央政府是政府投資唯一的一元的投資主體。改革開放後，伴隨著中央對地方簡政放權、地方財政包幹製、中央與地方財政“分稅製”改革措施的逐步推行，地方政府開始擁有自身獨立的財源、財力、財權和相對獨立的投資決策權和收益權，開始成為獨立的政府投資主體。伴隨著改革開放後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尤其是政府財政收入分配格局向地方政府傾斜，地方政府在政府投資主體整體結構中的地位快速上升，並超過中央政府、成為政府投資主體中的主導力量。按照《中國投資統計年鑒2005》的相關數據計算，在2004年政府投資資金來源中，中央政府投資占全部政府投資的比重僅約為25.2%，地方政府投資所占比重達到74.8%以上。

　　在當前地方政府投資主體結構中，市、縣政府尤其是伴隨著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我國快速城市化進程而逐步發展起來的城市政府，開始逐步發展成為目前省、市、縣“三足鼎立”中的地方政府投資主體結構中最重要、發展勢頭最強勁、發展潛力最大的一支力量。我們仍按《中國投資統計年鑒2005》的相關數據計算，在2004年地方政府投資資金（省、市、縣自籌資金）來源中，省政府投資占全部地方政府投資的比重約為27.0%，市政府投資所占比重約為33.7%；而縣政府投資所占比重高達39.3%，分別比省政府和市政府投資所占比重高12.3個百分點和5.6個百分點，縣級政府投資主體在地方政府投資活動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3）從經濟類型看，國有經濟投資主體地位整體呈現快速下降態勢，包括集體經濟、股份製經濟、聯營經濟、個體私營經濟在內的民營經濟投資主體的地位呈現快速上升趨勢。1980～2007年，國有經濟投資占全社會總投資的比重由81.9%下降到28.2%，28年間累計下降53.7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速度超過1.9個百分點。同期民營經濟投資所占比重則由18.1%迅速上升到62.1%，28年間累計上升了44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上升將近1.6個百分點，民營經濟投資地位的上升速度與國有經濟投資地位的下降速度大體保持相當。這與國家調整基本經濟製度、進行所有製結構調整的改革方向是保持一致的。

　　（4）從內外資投資主體分類看，以1996年為分界線，在此以前，內資投資主體地位呈現下降趨勢，包括港澳台在內的外資投資經濟整體的地位呈現上升態勢；在此之後，外資投資經濟主體在全社會投資活動中的地位下降，內資投資主體的地位扭轉、呈現快速回升態勢。從全社會投資資金來源看，1981～1996年，來自內資投資主體的投資資金占全社會總投資資金來源的比重由96.2%下降到88.2%，來自外資投資主體的投資資金所占比重則由3.8%上升到11.8%。而1997～2007年，內資投資資金占全社會投資資金來源的比重則逐步由89.4%回升到96.2%，外資投資資金所占比重則由10.6%逐年下滑到3.8%。2007年的內外資在全社會投資資金來源中的比重各自又回複到1981年的水平，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曆史循環。

　　2.不同經濟類型投資主體的發展和演進曆程

　　（1）國有經濟投資的發展演進過程。改革開放後國有經濟投資的發展演進進程大約經曆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1978～1988年）：緩慢下降階段。改革開放初期尤其是1984年城市經濟體製改革以來，伴隨著國家對地方、企業“簡政放權”對外開放，尤其是國有企業“兩步利改稅”和經濟責任承包製、中央對地方政府財政包幹製、計劃體製和投資體製的改革、國家基本建設投資“博改貸”、勘察設計和建築施工體製等多項改革的實施，這極大地調動了全社會各類投資主體的積極性，尤其是包括政府和國有企業在內的國有投資主體、包括集體和個體私營在內的民營經濟投資主體、外商投資主體擴大投資的積極性，各類投資主體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相互協調，實現了各類投資主體共同發展的新局麵。在這一時期，盡管各類包括集體、個體和外資在內的各類非國有投資增長速度很快，但由於這些非國有投資從無到有、整體規模較小並且主要作為國有經濟的補充成分存在，因而對國有投資尚未形成競爭和替代局麵，使得這一時期國有經濟投資盡管整體呈現下降態勢，但下降速度很慢。1981～1988年，國有投資占全社會總投資的比重由69.9%下降到63.5%，平均每年下降還不到1個百分點。

　　第二階段（1989～1992年）：緩慢回升階段。1989年春夏之交的國內政治風波之後，伴隨著社會各界對經濟體製改革方向“姓資姓社”的爭論和國家治理整頓政策的實施，使得非國有經濟的投資和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消極影響和抑製，投資增長速度開始放緩，這在客觀上減輕了非國有投資對國有投資增長的競爭壓力，為國有投資增長創造了一個相對寬鬆的外部環境。同時，受1988年國家推出的改革開放後第一個完整的有關投資體製改革方案——《國務院關於投資體製改革的近期方案》的積極影響和建立國家基本建設基金製、設立國家專業投資公司、運用經濟辦法管理國家投資等改革措施的推動，使得國有投資開始扭轉改革開放初期以來的緩慢下降趨勢，出現短期的緩慢回升態勢，1989～1992年，國有投資占全社會投資比重由63.7%回升到68.1%，平均每年約回升1個百分點。

　　第三階段（1993年至今）：快速下降和主動調整階段。由於第二階段國有投資的緩慢回升主要是受政治因素影響而與整體經濟體製改革的發展方向不相符，因而伴隨著鄧小平同誌南方講話和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改革目標後，在與非國有經濟投資主體的激烈競爭中，國有投資重新滑入了下降軌道。尤其是中共“十五大”提出了要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重組、進一步加大國有企業改革力度以後，國有經濟投資開始了全麵、主動的調整過程，這帶動國有經濟投資呈現加速下降的態勢，1993～2007年，國有經濟投資占全社會投資比重由60.6%迅速下降到28.2%，15年間累計下降32.4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速度達到2.2個百分點，其下降速度和下降幅度創造了改革開放後各階段調整之最。

　　（2）集體經濟投資的發展演進曆程。集體經濟作為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一種公有製經濟形式，改革開放後，它在適應經濟體製改革進程的演進之路與國有經濟的運行軌跡大體協同。也大體經曆了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持續增長階段（1978～1988年）。我國經濟體製改革首先從農村開始，家庭聯產承包製的推廣和農業的發展，促進農村經濟開始向非農產業轉型和轉移，作為為國營企業拾遺補闕的鄉鎮企業從80年代初期開始起步，並逐步由沿海地區向內陸地區擴散，鄉鎮企業作為集體經濟的重要投資主體開始興起，並逐步成為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形成了所謂的“蘇南”經濟發展模式。到1986年全國鄉鎮企業已經發展成為“五分天下有其一”的態勢，鄉鎮企業成為農村集體經濟的主導投資主體和經濟主體。

　　同時，城市由於改革開放初期需要解決大量回城知青的就業問題，各城市政府尤其是區、街道、居委會等基層政府舉辦了大量以吸收和增加就業為目標的各類城市集體企業。可以說，這一時期是改革開放後集體經濟投資發展的黃金時期。集體經濟投資占全社會總投資的比重呈現持續上升態勢，1983～1988年，集體經濟投資所占比重由10.9%迅速上升到15%左右，平均每年上升將近0.8個百分點。

　　第二階段：徘徊階段（1989～1993年）。1989年的政治風波對作為公有製重要組織形式的集體經濟投資影響不大，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整體上仍然有利於集體經濟的投資建設和發展（如在這一時期受政治環境影響，很多個體私營企業所有者開始將企業性質改為集體企業，即所謂“戴紅帽子”現象）。在這一時期，影響集體經濟投資的主導因素是治理整頓和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受治理整頓和宏觀調控政策影響，集體經濟投資占全社會投資比重在1989～1990年曾出現過短暫的下降現象，從1991年開始又重新邁上回升軌道，到1993年，集體經濟投資所占水平達到改革開放後的最高水平（占17.7%）。不過從整體看，這一階段的集體經濟投資發展速度並不高。與第一階段末的1988年集體經濟投資占全社會投資比重相比，集體經濟投資所占比重僅提高了2個百分點，發展速度很慢，屬於徘徊發展階段。

　　第三階段：持續、快速下降階段（1994年至今）。20世紀90代初期以來，伴隨著企業股份製改革在全國興起，尤其是鄧小平同誌南方講話和中共“十四大”確定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體製的改革總目標之後，作為勞動者和生產資料直接結合的集體經濟組織形勢越來越難以適應市場經濟體製和建立現代企業製度的要求，在此情況下，集體經濟尤其是城市集體經濟開始轉型。各城市政府紛紛加快了集體企業向股份合作製企業、職工全員持股和管理層持股的有限責任公司改革轉型的步伐；很多過去戴著集體經濟“紅帽子”的個體私營企業也因外部發展環境的逐步寬鬆而紛紛改回為原來的個體私營企業性質，這使得集體經濟投資呈現大幅度下降現象。1994～2007年，集體經濟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從16.2%下降到3.3%，13年間累計下降將近13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1個百分點以上。由此可見，下降速度是相當快的。

　　（3）個體私營經濟投資的發展演進曆程，大體經曆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起步到快速擴張階段（1978～1989年）。改革開放後，伴隨著黨和政府的工作重心的轉變，國家對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政策逐步放鬆，從最初的從不提倡到看看、不取締，再到正麵鼓勵；從承認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公有製的必要和有益“補充”到取得合法地位。這為個體私營經濟的投資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個體所有經濟投資迸發了驚人的增長活力和潛力。1981年和1983年的年均投資增長速度曾經分別達到49.8%和52.7%，成為改革開放後個體私營經濟投資年均增長率的幾個最高年份之一。1981～1989年，個體私營經濟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由18.6%上升到23.4%，也創造了改革開放後個體私營經濟投資占全社會投資比重的第一個高峰。

　　第二階段：萎縮和徘徊階段（1989～1993年）。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對個體私營經濟投資發展帶來了一些消極影響，個體私營經濟投資主體的投資積極性開始受到一定程度的抑製，這促使個體私營經濟投資發展轉入萎縮和徘徊發展階段，投資增長速度快速下滑，個體私營經濟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也從1989年最高的23.4%下降到1993年的11.3%，年均下降速度達到2個百分點以上。這一時期是改革開放後個體私營經濟投資發展最為低潮的時期。

　　第三階段：持續快速發展階段（1993年至今）。鄧小平同誌南方講話和中共“十四大”確立的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目標，再次明確了個體私營經濟的重要地位，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首次明確國家要對國有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商投資經濟“一視同仁”；1997年召開的中共“十五大”將個體私營經濟從公有製經濟的必要和有益“補充”地位進一步提升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998年召開的九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製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2002年和2007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提出並重申了“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兩個毫不動搖”的方針。2005年2月，國務院發布的《關於鼓勵、支持、引導個體私營經濟等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通常簡稱“發展非公經濟36條”），針對個體私營等非公有製發展麵臨的問題，提出了要從放開市場準入、完善財政金融政策、完善社會服務政策、完善私有財產保護製度、完善職工權益保護政策、引導企業提高自身素質、完善政府監管和指導功能、完善輿論宣傳等完善配套政策等。外部政策環境的不斷放鬆，極大地調動了個體私營經濟投資主體的投資積極性，迅速扭轉了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投資發展頹勢。從1994年開始，個體私營投資重新邁入快速和持續增長軌道，投資增長速度快速回升，2006年的投資增長速度達到75.9%，創造了改革開放後投資年均增長速度的最高水平。1994～2007年，個體私營經濟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從11.6%逐步回升到24.1%，14年累計回升將近12.5個百分點，個體私營經濟投資所占比重逐步回升並開始超過了第一階段末期的高峰水平。

　　（4）混合經濟投資的發展演進曆程。混合經濟包括股份製經濟、聯營經濟等經濟類型。改革開放後的混合經濟主體的投資發展大體經曆了以下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初步發展階段（1978年～20世紀90年代初期）。我國混合經濟的投資發展起步於改革開放初期。20世紀80年代初期，伴隨著土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推行、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和鄉鎮企業的發展，在農村首先出現了“以資代勞，技術入股，合作經營”以股份製為特征的鄉鎮企業產權製度。在城市，伴隨著對企業減政放權，也開始出現了一些集資辦企業、帶資就業或技術入股的股份製企業產權雛形，如1982年，沈陽市的一些企業開始吸收本企業的職工入股；1984年7月，北京天橋百貨公司出於店麵裝修的需要，開始向公司內部職工定向發行了300萬元的內部職工股票來籌集資金等。1984年以後，伴隨著城市經濟體製改革全麵展開，企業股份製改造和職工持股公司獲得了初步的發展。據不完全統計，到1991年底，全國有3220家各類股份製試點企業。同時，在這一階段，由於國家多次出台要求地區間打破行政區域封鎖、鼓勵企業間聯合或協作的相關政策，國有企業之間尤其是國有企業同鄉鎮企業、集體企業、個體私營企業之間合作、合資、協作、聯合也開始起步並有所發展。但從整體看，在此階段，混合經濟投資發展的總體規模和發展水平有限。到1993年底，包括股份製經濟、聯營經濟在內的混合經濟投資總規模隻有366億元，占全社會總投資的比重隻有8%左右。

　　第二階段：高速發展階段（20世紀90年代初期至今）。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伴隨著國內經濟向市場經濟體製轉軌進程加快和國內資本市場的起步與發展，包括國有企業、集體企業的股份製改組、改製、改造步伐明顯加快，這為股份製經濟的投資發展創造了難得的曆史發展機遇。同時，伴隨著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和國內壟斷行業投資領域對民間資本的逐步放開，也為各種經濟類型之間的合資合作、聯合投資創造了不斷增長的空間，聯營經濟投資也獲得快速的發展。1993～2007年，包括股份製（含股份合作、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類型）聯營經濟在內的混合經濟投資規模從366億元迅速上升到44646.2億元，年均增長速度達到40.9%，遠遠高於其他經濟類型和全社會投資年均增長17.8%的平均增長水平；同期混合經濟投資占全社會總投資的比重也從8%左右迅速上升到32.5%，14年累計提高了24.5個百分點，平均每年提高將近2個百分點。由此可見，混合經濟投資主體的投資發展速度增長之快。

　　（5）外資投資經濟投資發展的演進曆程。外資投資經濟是指境外私人資本在華開展的投資建設和生產經營活動。狹義的外資投資經濟單指國外私人資本在華投資經濟，廣義的外資投資經濟還包括香港地區、澳門地區、台灣地區的私人資本在大陸進行的投資和經營活動。由於目前國家對港澳台投資的管理方式與外商投資同等，因此，本書所提的外資投資經濟是包含港澳台投資經濟在內的外資投資經濟。從改革開放30年曆程看，外資投資經濟的投資發展大體經曆了如下三個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起步階段（1978～1989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國內隨即開始了利用外資的探索。197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開辦經濟特區，袁庚同誌開始在深圳創辦蛇口工業區以吸引港澳台資本和海外華僑資本進入國內投資。1982年，我國第一個利用國外政府貸款興建的投資項目——廈門機場正式動工建設。至此，我國固定資產投資領域利用外資投資開始緩慢起步。1984年城市經濟體製改革啟動，尤其是1985年國家增辟大連、寧波等14個沿海開放城市，1988年又增辟海南省為經濟特區後，外資經濟在華的投資經營活動開始有了初步的發展。到1988年，我國利用外資總額首次突破100億美元大關，其中直接利用外資達到33.9億美元。1981～1989年，利用外資在全社會投資資金來源中的所占比重由3.8%上升到6.6%。在這一時期，在外資投資主體中，港澳台投資主體占據著絕對重要的地位，港澳台投資占整個外資對我國總投資比重的60%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要占到70%～80%。

　　第二階段：投資地位上升階段（1990～1997年）。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對外資投資主體的投資發展曾帶來了短暫的影響，外商投資在經曆了1990年和1991年兩年的短暫下滑後，1992年，伴隨著鄧小平同誌南方講話和我國改革開放進程進一步加快，外商投資經濟的投資發展又重新邁入快速增長軌道，外商投資經濟在整個固定資產投資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快速上升。1990～1996年，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來源中，利用外資的規模從284.6億元迅速上升到2746.6億元，年均增長速度達到45.9%，遠遠超過了同期全社會投資平均增長速度；同期包括港澳台在內的整個外資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由1991年的5.7%逐步上升到1996年的11.8%，超過了第一階段外資投資占全社會總投資的比重水平，外商投資在我國固定資產投資領域的地位也因此達到了改革開放後的巔峰狀態。在這一時期，外資經濟的投資主體結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外商投資經濟在全社會投資中的地位和作用開始超過港澳台投資經濟，成為外資投資經濟的主導投資主體。在2007年按注冊類型分的整個外資經濟投資總額中，外商投資所占比重超過55.1%，港澳台投資經濟所占比重約為44.9%；外商投資占全社會總投資的比重約為5.4%，港澳台投資占全社會總投資的比重約為4.3%，外商投資所占比重比港澳台投資所占比重高1個百分點以上。外商投資經濟在全社會投資活動中的地位明顯超越了港澳台投資經濟，成為推動外資經濟投資發展的主導推動力量。

　　第三階段：穩定發展階段（1997年至今）。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對外資經濟的投資發展帶來了一定負麵影響，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數量增長呈現減緩的態勢，1999年，甚至出現了負增長。但伴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國內經濟融入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國外投資尤其是以跨國公司主導的對華投資速度明顯加快，使得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和外資經濟在華的投資發展又重新邁入增長軌道，2007年，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達到747.7億元，是當年世界利用國外直接投資資金最多的國家。但在固定資產投資領域，一方麵，由於國內經濟發展、社會財富急劇增長使得國內資本動員能力增強，對外資的依賴程度下降；另一方麵，又由於外商對華投資方式改變——外資日益重視對現有企業的並購投資而逐漸減少采取平地投資建廠的“綠地投資”方式，這使得外資經濟在固定資產投資領域的地位和作用卻與外商直接投資快速增長態勢相反，逆向出現下降和下滑態勢。1998～2007年，外資經濟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總投資的比重由10.6%急劇下降到3.4%，10年間累計下降了7個百分點以上，外資經濟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水平回複到改革開放初期的水平。外資經濟在固定資產投資領域的地位和作用經曆了一個從緩慢上升、再到下降、回複到起點的循環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