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南巡秋謁祖陵(2)
在懷柔蒙古方麵，他收到了更大的成效。就在乾隆六年初舉秋之時，漠南蒙古科爾沁等部王公，或親至行營恭迎聖駕，或派專使前來請安，未被指派隨圍的王公呈請隨圍，已被派遣隨圍的王公踴躍參加。乾隆帝十分高興，於八月二十日對蒙古紮薩克諸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下達專諭，予以嘉獎說：
“爾蒙古等自太祖、太宗時歸仁向化，每逢軍旅田獵等事，均與滿兵一體效力，是以我皇祖、皇考眷愛爾等，無異滿洲，教養兼施，百有餘年。朕此次巡幸口外，入哨行圍，操練滿洲、蒙古兵丁，所有未經派圍前來請安之王、台吉等，俱奏請隨圍，意甚誠切。其隨圍之蒙古兵丁，行列整齊，號令嚴明，均知奮勉。秋之典，多年未舉，今初行圍，尚能與皇祖巡幸時無異，皆爾紮薩克等平素管教有方之所致也。爾紮薩克等，果能如此操練所屬，俾致精強，何敵不克，朕甚嘉焉。至爾蒙古等，均係遊牧生理，惟賴滋息牲畜，爾等理宜輕減賦役，令得休息，滋養牲畜，俾各勤生業，嚴禁盜賊，諭以倫常，以期永遠仰承國恩。”《清高宗實錄》卷149，頁3、4.
他隨即厚加賞賜。管理圍場的科爾沁、敖漢、翁牛特、喀喇沁的貝勒三人、貝子一人、公三人、多羅額駙一人、固山額駙一人、台吉塔布囊七十二人、侍衛官員二百二十五人，皆照康熙六十一年之例賞賜。隨圍的驍騎、捕戶人等一千八百一十一人，除照例每人賞銀六兩外，再各加賞三兩。牽駝馬人、趕車人共二百九十六人，除照例賞與銀布外，各加賞銀一兩五錢。貝勒、公等的護衛官員，亦照前例，各加賞毛青布一匹、銀三兩。科爾沁土謝圖親王等十五人，各加賞緯帽一頂、裝緞衣一襲。科爾沁達爾漢親王等三人，各加賞刀一把、弓矢全撒帶一副、上用龍緞一匹。額駙策淩雖未隨圍，亦照隨圍親王之例賞給一份。
乾隆帝繼承皇祖玄燁借秋懷柔蒙古之法，收效很大。《簷曝雜記》卷一《蒙古詐馬戲》對此作了很好的概括和表述。其文說：“上每歲秋，非特使旗兵肄武習勞，實以駕馭諸蒙古，使之畏威懷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皇上幸熱河，近邊諸蒙古王公例來迎謁。秋八月萬壽節，行宮演大戲十日，蒙古王公皆入宴，兼賜蟒緞等物。行圍兵一千三百名，皆蒙古人，每遇行圍之時，即趨役供事。蒙古王公侍帝左右，“聽指揮惟謹”。行圍十餘次後，蒙古王公必選擇一日進宴，“上親臨之”。這一天，設大蒙古包作正殿，旁列四蒙古包，以款待隨駕的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奏樂多弦索，極可聽，又陳布庫、詐馬諸戲”。布庫不如皇上禦前之人，而詐馬乃其長技。詐馬之法為：驅未曾羈勒過的生駒千百群，令善於騎馬之人手持長竿，竿頭有繩做圈絡，突然衝入駒隊中，駒方驚慌，持竿之人已將繩係在駒之頭上，跳到駒背之上，駒不願受鞭策，猛烈跳躍，欲把騎者摔下，騎駒之人以兩足緊緊夾住駒背，始終不下馬，一會兒，此駒便帖服於主人了。“此皆蒙古戲，以供睿賞者也”。“歲歲如此，不特上下情相浹，且馴而習之於驅策之中，意至深遠也。又喀爾喀四大部，地最遠，每歲則以一部來入覲。上雖歲歲出塞，而其部須四年一覲。……此又馭喀爾喀之長計也”。
乾隆帝在反駁禦史叢洞諫阻秋之諭中，曾講到行圍不會貽誤政事。此話確係非假。總觀乾隆帝秋之時，皆同在京之日一樣處理軍國要務，就是在馳捕獸禽之日，也照樣批處奏章。“其行圍所有奏章，皆俟上還營後，披覽發出，毫無遺滯。”昭？：《嘯亭雜錄》卷7，《木蘭行圍製度》。
現在再以乾隆三十六年的秋為例，略予敘述。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乾隆帝奉皇太後離京，“秋木蘭”，十月初八日返至京師西郊暢春園。在這八十天的秋中，除了處理一些重要事件外，他著重抓了兩個大問題，一是土爾扈特歸順，二是用兵大小金川。離京之前，乾隆帝已根據駐烏什的都統銜參讚大臣舒赫德之奏，當機立斷，決定接納離開俄國萬裏迢迢歸回祖國的土爾扈特部落數萬人員。秋期中，他對土爾扈特部人員主要采取了兩大措施。其一，千方百計賑濟土爾扈特。就在出發那一天，七月十九日，他因舒赫德奏請趕緊運送牲畜救濟窮困的來歸人員，下諭說：舒赫德“所奏甚是”。“土爾扈特自俄羅斯率領妻子顛連前來，窘迫已極，若不加意撫恤，令伊等或至餓斃，朕心實有不忍”。現在巴裏坤有孳生羊隻，哈密、吐魯番、辟展皆係出羊之地，可以加緊辦送。但土爾扈特男女將近十萬，“必須專派賢能大臣親往妥辦”。著派陝西巡撫文綬即帶幹員前赴哈密等處，用銀二十萬兩，盡數購買孳生販賣之牲畜，送至土爾扈特人員遊牧住居地方。《清高宗實錄》卷889，頁8、9.此後，他又多次下諭，指授文綬等人辦理賑濟之事。文綬等人根據帝旨，不到一個月，就籌集了馬牛羊二十六七萬匹(隻、頭)、官茶二萬餘封、米麥四萬餘石、羊裘五萬餘襲、布六萬餘匹、棉花五萬九千餘斤，以及大量氈廬、棉襖、棉褂等物，使七萬餘名土爾扈特人員擺脫了“或衣服破爛，或靴鞋皆無”的饑寒交迫困境，開始了安定樂業自由牧耕的新生活。
其二，編旗封爵，轄隸中央。乾隆帝在安排土爾扈特賑濟物品的同時，即積極籌備讓其首領入覲之事，並特命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親王陪其來到熱河。九月初八日，乾隆帝於行圍之伊綿峪大營召見土爾扈特部渥巴錫汗等人，賜賞頂戴冠服等物，並親撰《禦製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和《禦製土爾扈特紀略》兩篇文章，詳述土爾扈特曆史，嘉獎渥巴錫汗歸順，列舉賑濟物品，宣布要按皇祖安置、優恤喀爾喀三部人員之例，優待土爾扈特人。
第二日，九月初九日，乾隆帝賜渥巴錫汗等人鞍馬，“並令隨圍從觀”，以後多次設宴款待他們。九月十四日，他又下諭封授土爾扈特汗、台吉爵位。他說：渥巴錫等台吉，“因與俄羅斯風氣不同，且不時興兵爭奪，不得安生，仰企朕推廣黃教安撫四夷之化，率數萬人跋涉遠途，不辭勞苦，歸誠效順，殊屬可嘉，自應指地安插，使伊等衣食有裨，並予以孳生牲隻，以資久遠之計。除業經飭交伊犁大臣等辦理外，茲特加恩，賜以封爵”。封渥巴錫為舊土爾扈特部卓裏克圖汗，策伯克多爾濟為布延圖親王，舍楞為新土爾扈特部弼裏克圖郡王，巴木巴爾為畢錫勒圖郡王，恭格、默們圖為貝勒，旺丹、沙喇扣肯、奇布騰、雅蘭丕爾、額墨根烏巴什為貝子，拜濟湖為輔國公，諾海、伯爾哈什哈為一等台吉，阿勒克巴等三十人為一、二、三、四等台吉。“爾等仰叨朕恩，其加意管束所屬，鹹務生理，延及子孫，永荷安全之福矣”。《清高宗實錄》卷892，頁51、52.後又按漠南、漠北紮薩克蒙古之製，編立盟旗，分授各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為盟長、副盟長、紮薩克，完成了漠西蒙古四部悉隸於清的曆史任務。
在這次秋中，乾隆帝處理的第二件軍國大事是用兵金川。他在秋中，多次下諭指授用兵方略，斥責四川總督德福及大學士、管四川總督事務之阿爾泰庸懦無能，並因其難以改過，而罷革德福四川總督和軍機大臣之職，授文綬為四川總督，命定邊右副將軍溫福帶雲南軍營全部滿兵入川，接替阿爾泰用兵金川之任。由此可見，木蘭秋，的確未曾影響政務。
第二節 四謁盛京祖陵。
一、謁陵諸製。
乾隆帝弘曆在位期間，曾四次到盛京恭謁祖陵。前兩次皆奉皇太後前去。第一次是乾隆八年，他於七月初八日奉母後離京，自暢春園出發，十五日至承德避暑山莊，停駐三日，十九日離山莊，九月二十四日入盛京，十月二十五日返回北京皇宮，曆時三個半月。第二次是乾隆十九年，他奉太後於五月初六日離京，十二日至避暑山莊，七月初五日從山莊出發，八月初七日到吉林城，九月十一日進盛京，十一月十一日返回京師。這次時間最長，前後共四個半月。第三次是乾隆四十三年，因太後於上一年去世，乾隆帝率八旗官兵於七月二十日起行，未經熱河，八月二十四至盛京，九月二十六日回宮。此次因未到熱河，時間最短，來去僅兩個半月。最後一次是乾隆四十八年，年過古稀的乾隆皇帝於五月二十四日從京城動身，二十九日至承德避暑山莊，八月十六日離山莊，九月十七日到盛京，十月十七日回到宮內，曆時將近四個月。
乾隆八年的第一次恭謁盛京祖陵，基本上參照康熙年間之例，確定了謁陵的主要製度及活動的大致內容。八年五月初一日，乾隆帝下諭說：“朕奉皇太後前往奉天，恭謁祖陵”，擇於七月初八日啟行。“一切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先期備辦”。②《清高宗實錄》卷192，頁1，3、4.
第二天，五月初二日，總理行營事務的和碩莊親王允祿等，奏上出巡時扈從官員兵丁安營製度。允祿等奏稱：凡遇鑾輿行幸，扈從大臣官員兵丁，安營各有一定處所，宗室王公之營，應在管聲音堆撥之外就近之地，大臣們應按照領侍衛內大臣所指之地住宿，未入班的滿漢官員及侍衛、拜唐阿等，各隨其班次，章京、擴軍各隨本旗之纛。鑲黃、正紅、鑲白三旗在禦營之後，正黃、鑲紅、鑲藍三旗在禦營之西，正白、正藍二旗在禦營之東。近年以來，漸不遵照舊例辦理。現酌定章程，分為左右翼，宗室王公、大臣、滿漢官員，以及侍衛、拜唐阿、章京、護軍、八旗等，仍遵以往之例安置。拴馬支杆，平時設於正門左鑾儀衛巡更處，皇上起行時，則設於管聲音堆撥內，皇太後起行時，應設於正門左穿堂帳房次層帳房之間。再各部院總管衙門所屬官員、內務府護軍及太監等，亦令分別安置。其他人員，恐無約束，應特派章京四員及護軍校、護軍，分別指示。蒙古各部人員，仍交理藩院，令其於大營十數裏外安設蒙古包。前後牧馬人，隨時起行，不準在夜深時刻出入哨內。乾隆帝批示：“好。依議”。②。
盛京禮部侍郎那爾泰等官接到皇上欲去謁陵的諭令後上奏：“鑾駕關係甚重”，盛京僅大清門內樓上可以安放，但是此處係官弁出入之路，“殊失慎重”，請揀用大清牌樓外義學官房十三間存貯。乾隆帝批示：將鑾駕放在大清門內樓上，待到盛京時再降諭旨。
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就行營所用蒙古包等物的裝運及隨從人員出發之事，下諭說：此次前往盛京，未到熱河之前，俱在行宮駐蹕，所有行營需用的蒙古包、帳房、布城等項，及應該預備的物品，俱著於七月初三初四等日，先行啟程，運至應該等候地方，預備等候。侍衛、章京、護軍，酌量留用一些人外，其餘人員著分別次序，預先啟程，過青石梁等候。這樣分別先後，依次啟程，則住宿處所俱有空閑，行走之時，亦不致因人馬太多擁擠不堪而損傷田苗。至於安排哪些人員先行，怎樣分別次序，以及酌派大臣二三員帶領他們出發等事，著總理行營事務王大臣立即定議具奏。王大臣遵旨隨即上奏：各處隨往盛京人員，應預先遣往的，有侍衛一百五十餘名，親軍、護軍六百餘名，以及各項官兵、拜唐阿，共二千餘名，車七百九十餘輛。應分三撥，於七月初二至初四等日，派出大臣，按撥帶往，分駐博羅河屯、喀喇河屯、熱河等處，並於侍衛、章京、護軍內酌留二百餘名，於青石梁、黃土坎、葦子峪等狹隘地方，如遇行李壅滯難行，即協力護送。至於扈從人員，除安設堆撥等項差使以外，其餘無差之人，若俱在行宮周圍住歇，恐人多地窄，踏壞田禾，應允許他們隨便借寓。另外，牧廠派出馬六千餘匹，護送先往之人，如待駕到後更換，未免耽延，請先派出放馬的章京，赴博羅河屯，會同領撥大臣監視更換，其餘馬匹及已更換之馬，仍交予馬廠副都統牧放，以備禦營官兵到時換用。乾隆帝降旨：“所議甚妥，依議”。《清高宗實錄》卷194，頁3、4、5.
同一天，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又就隨行馬匹牧放巡哨之事下諭說：以往聖祖前往盛京時，眾人所乘之馬，曾照出兵例，派兵巡哨馬廠。此次隨行官兵，久未外出，未能諳練，“行營馬匹，最關緊要”，倘不能尋覓水草牧放，必致疲乏。若按官兵駝馬，派兵巡哨，則隨往之馬甚多，而此次官兵又不甚贏餘，或令各自牧放，酌量派遣深悉水草官兵引導約束，倘有遺失，令哨兵尋覓。其應於何處巡哨，何處不必巡哨，著總理行營事務王大臣分別詳悉議奏。
王大臣遵諭議奏：禦營前後，設有卡座，地麵寬闊，水草豐美，卡內盡可牧放馬匹，惟左右兩翼無卡，應於曾經參加圍獵、出征之人內，派出護軍校、兵丁共八十名，侍衛、章京四員，每翼派四十名巡哨，以侍衛、章京各二員統轄，如果遺失馬匹，即令守卡人尋覓。至於從盛京回鑾時，係由大路經過，便不必巡哨。乾隆帝批示：依議。著傳示所有隨營官兵。
出發之前一天，七月初七日，大理寺卿定柱奏：皇上恭謁祖陵，為期甚長，請於八旗都統、副都統內派出數員，自起駕之日起，至回鑾之日止，協同步軍統領等官，每晚在皇城內外及大城各處，分地稽查。再諭令都察院、步軍統領，轉飭五城巡察禦史，暨三營將弁，亦不時勤加稽查，務期周密。乾隆帝同意其奏，降旨說：左翼著派鬆阿裏、廣祿、王進泰、允禧、韓光基、德敏，右翼著派胡林、弘炯、卓巴、李元亮、阿克敦、西忒庫，逐日每翼著一人輪班稽查。
做了這些安排後，乾隆帝便於七月初八日奉太後啟鑾，並下諭蠲免經過州縣錢糧，留下履親王允、平郡王福彭、大學士鄂爾泰與張廷玉在京總理一切事務，開始了他即位以來的第一次前往盛京恭謁祖陵之行。
二、鞏固龍興之地。
乾隆帝弘曆四次恭謁盛京祖陵，除了巡視沿途地區情形外，主要做了三個方麵的工作，一為鞏固龍興之地。盛京是清帝的發祥地。奉天(今遼寧省)、吉林、黑龍江三省地域遼闊，資源豐富，戰略地位極其重要。就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來說，遼、吉、黑三省之東、北，與正在積極擴大疆域的俄國接界，是大清國防止北方、東方外來侵略的前沿陣地。就國內各族之間的關係而論，乾隆八年第一次盛京謁陵時，曾大敗清軍於和通泊的漠西蒙古準噶爾部，勢力仍然相當強大，隨時都可能南下，襲掠已為清帝外藩紮薩克的漠北喀爾喀四部，並進掠漠南科爾沁等部，構成對直隸、京師的嚴重威脅。清政府要防禦準軍的入掠，或對準部進行攻擊，奉天是十分重要的軍事要地，康熙帝親征噶爾丹時，軍分三路，東路就是奉天將軍薩布素率領的東三省勁旅。
奉天、吉林、黑龍江滿洲八旗官兵和索倫等部落的人員，還是鞏固清王朝統治的重要支柱。此時，北京和關內各省駐防滿洲八旗人員，已因升平日久，沾染柔靡惡習，而日趨享樂苟安，士氣低落，弓馬生疏，臨陣潰逃之事，層出不窮。因此，遇逢重大戰爭，清政府已不能完全指望京旗和中原駐防旗兵，而更多地動用東三省滿兵和索倫、達呼爾等部落人員，由後者編入八旗的“新滿洲”，出現了不少勇猛善戰的驍將。像著名的猛將海蘭察，便是世居黑龍江的索倫部的成員。他從乾隆二十年以馬甲從征準噶爾起，身經百戰，軍功累累，任至都統、參讚大臣、禦前侍衛、領侍衛內大臣，封一等超勇公，三次圖形於紫光閣。
正是由於東三省在政治、軍事上的重要地位，康熙帝曾三至盛京恭謁祖陵。自命為皇祖之賢孫的乾隆皇帝弘曆，當然也知道此舉之重要性、必要性，故在乾隆六年初舉秋之後的第二年，就第一次到盛京謁陵，抓緊進行安頓龍興之地的各種工作。乾隆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他正在鹿群最多的巴彥行圍之時，便親題盛京各衙門的匾額，奉天將軍衙門之匾額為“屏翰？豐”，盛京戶部為“宗邦會要”，禮部是“典要明”，兵部係“陪京樞要”，刑部是“弼教留都”，工部為“飭材山海”。《清高宗實錄》卷199，頁7.
八年九月初六日，乾隆帝行圍於舍裏時，又下諭嘉獎和優恤盛京兵丁說：“朕此次至盛京，視其兵丁，身材壯健，弓馬嫻熟，猶未失滿洲舊製，大臣官員等，各相奮勉，訓練整齊。自朕來時，伊等歡欣鼓舞，諸務備辦，甚屬誠敬，尤為可嘉。朕雖加恩賞賚，念伊等生計，恐屬不敷”，所請領取生息銀二十萬兩，著交奉天將軍俱借予官員兵丁，官員限四年扣完，兵丁於兩年以後再定限扣繳，“俾伊等生計，日臻充裕”。《清高宗實錄》卷200，頁6、7.
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他下諭宣布：二十五日設大宴，筵宴盛京將軍、大臣、宗室章京、文武官員及三陵(永陵、福陵、昭陵)官員，自京城隨駕前來的王、大臣、官員，蒙古王、額駙、台吉，俱著入宴。盛京官員、佐領與員外郎以上，及年老休致的官員，亦著入宴。閑散宗室、覺羅、主事與防禦以下官員、拜唐阿等，俱著加恩晚膳賜宴。
九月二十三日，乾隆帝諭賜奉天將軍額爾圖銀五千兩，副都統哲庫訥等二千五百兩，以供辦差之用。第二日，他又下諭免征莊頭倉糧。諭旨說：盛京戶部莊頭，每年繳納租糧，除預備陵寢祭祀各項供應外，送納入倉，發給各處匠役口糧。“今朕恭謁祖陵，親詣盛京，軫念各莊頭終歲勤苦，輸將無誤”，著將乾隆八年應繳倉糧一萬餘石，加恩寬免。各莊欠繳七年份的米豆草束，亦一並豁免，“以示朕優恤旗莊之意”。《清高宗實錄》卷201，頁12、13.
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乾隆帝以恭謁祖陵禮成，頒詔天下，優恤奉天人員。詔書說：
“溯源報本，彌深追遠之情，陳瑞薦馨，式重謁陵之典。我朝定鼎中原，統一方夏，重熙累洽，海宇升平，聲教覃敷，民物康阜，百年於茲矣。緬維聖聖相承，肇基東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誕膺景命，式擴鴻圖，遼海沈陽實為龍興之地。朕纘承大統，夙夜孜孜，念祖宗締構之艱難，思列聖燕貽之綿永，盛京舊地，瞻望橋山，敬考典章，肅申思慕，於乾隆八年秋，恭奉皇太後祗謁永陵、福陵、昭陵。大禮既成，留都是蒞，瞻神丘之蔥鬱，仰祖德之靈長，爰沛德音，用頒湛惠，所有事宜，開列於後。”《清高宗實錄》卷201，頁15、16.
恩詔共有九條：一、隨從之王，記錄一次，隨來之大臣、官員及奉天文武大臣、官員俱加一級。二、隨從兵丁及內務府執事人等，俱賞一月錢糧。三、奉天、山海關文武大臣、官員、兵丁，三陵守陵官兵，俱著加恩賞賚，總理行營王大臣速議請旨。四、奉天居住之宗室、覺羅及國戚子孫，俱著加恩，總理行營王大臣速議請旨。五、奉天府屬應征乾隆九年份地丁銀兩，著予寬免。六、奉天旗民男婦，年七十以上者給予布一匹、米五鬥，八十以上者給予絹一匹、米一石，九十以上者加倍。七、試職官員，俱準實授。八、奉天府、寧古塔、黑龍江等處，除十惡死罪不赦外，凡已結正未結正，死罪俱著減等，軍流徙杖等罪，俱著寬釋。九、奉天內務府莊頭之所有積欠，在乾隆七年以前者，俱著寬免。
“爾蒙古等自太祖、太宗時歸仁向化，每逢軍旅田獵等事，均與滿兵一體效力，是以我皇祖、皇考眷愛爾等，無異滿洲，教養兼施，百有餘年。朕此次巡幸口外，入哨行圍，操練滿洲、蒙古兵丁，所有未經派圍前來請安之王、台吉等，俱奏請隨圍，意甚誠切。其隨圍之蒙古兵丁，行列整齊，號令嚴明，均知奮勉。秋之典，多年未舉，今初行圍，尚能與皇祖巡幸時無異，皆爾紮薩克等平素管教有方之所致也。爾紮薩克等，果能如此操練所屬，俾致精強，何敵不克，朕甚嘉焉。至爾蒙古等，均係遊牧生理，惟賴滋息牲畜，爾等理宜輕減賦役，令得休息，滋養牲畜，俾各勤生業，嚴禁盜賊，諭以倫常，以期永遠仰承國恩。”《清高宗實錄》卷149，頁3、4.
他隨即厚加賞賜。管理圍場的科爾沁、敖漢、翁牛特、喀喇沁的貝勒三人、貝子一人、公三人、多羅額駙一人、固山額駙一人、台吉塔布囊七十二人、侍衛官員二百二十五人，皆照康熙六十一年之例賞賜。隨圍的驍騎、捕戶人等一千八百一十一人，除照例每人賞銀六兩外，再各加賞三兩。牽駝馬人、趕車人共二百九十六人，除照例賞與銀布外，各加賞銀一兩五錢。貝勒、公等的護衛官員，亦照前例，各加賞毛青布一匹、銀三兩。科爾沁土謝圖親王等十五人，各加賞緯帽一頂、裝緞衣一襲。科爾沁達爾漢親王等三人，各加賞刀一把、弓矢全撒帶一副、上用龍緞一匹。額駙策淩雖未隨圍，亦照隨圍親王之例賞給一份。
乾隆帝繼承皇祖玄燁借秋懷柔蒙古之法，收效很大。《簷曝雜記》卷一《蒙古詐馬戲》對此作了很好的概括和表述。其文說：“上每歲秋，非特使旗兵肄武習勞，實以駕馭諸蒙古，使之畏威懷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皇上幸熱河，近邊諸蒙古王公例來迎謁。秋八月萬壽節，行宮演大戲十日，蒙古王公皆入宴，兼賜蟒緞等物。行圍兵一千三百名，皆蒙古人，每遇行圍之時，即趨役供事。蒙古王公侍帝左右，“聽指揮惟謹”。行圍十餘次後，蒙古王公必選擇一日進宴，“上親臨之”。這一天，設大蒙古包作正殿，旁列四蒙古包，以款待隨駕的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奏樂多弦索，極可聽，又陳布庫、詐馬諸戲”。布庫不如皇上禦前之人，而詐馬乃其長技。詐馬之法為：驅未曾羈勒過的生駒千百群，令善於騎馬之人手持長竿，竿頭有繩做圈絡，突然衝入駒隊中，駒方驚慌，持竿之人已將繩係在駒之頭上，跳到駒背之上，駒不願受鞭策，猛烈跳躍，欲把騎者摔下，騎駒之人以兩足緊緊夾住駒背，始終不下馬，一會兒，此駒便帖服於主人了。“此皆蒙古戲，以供睿賞者也”。“歲歲如此，不特上下情相浹，且馴而習之於驅策之中，意至深遠也。又喀爾喀四大部，地最遠，每歲則以一部來入覲。上雖歲歲出塞，而其部須四年一覲。……此又馭喀爾喀之長計也”。
乾隆帝在反駁禦史叢洞諫阻秋之諭中，曾講到行圍不會貽誤政事。此話確係非假。總觀乾隆帝秋之時，皆同在京之日一樣處理軍國要務，就是在馳捕獸禽之日，也照樣批處奏章。“其行圍所有奏章，皆俟上還營後，披覽發出，毫無遺滯。”昭？：《嘯亭雜錄》卷7，《木蘭行圍製度》。
現在再以乾隆三十六年的秋為例，略予敘述。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乾隆帝奉皇太後離京，“秋木蘭”，十月初八日返至京師西郊暢春園。在這八十天的秋中，除了處理一些重要事件外，他著重抓了兩個大問題，一是土爾扈特歸順，二是用兵大小金川。離京之前，乾隆帝已根據駐烏什的都統銜參讚大臣舒赫德之奏，當機立斷，決定接納離開俄國萬裏迢迢歸回祖國的土爾扈特部落數萬人員。秋期中，他對土爾扈特部人員主要采取了兩大措施。其一，千方百計賑濟土爾扈特。就在出發那一天，七月十九日，他因舒赫德奏請趕緊運送牲畜救濟窮困的來歸人員，下諭說：舒赫德“所奏甚是”。“土爾扈特自俄羅斯率領妻子顛連前來，窘迫已極，若不加意撫恤，令伊等或至餓斃，朕心實有不忍”。現在巴裏坤有孳生羊隻，哈密、吐魯番、辟展皆係出羊之地，可以加緊辦送。但土爾扈特男女將近十萬，“必須專派賢能大臣親往妥辦”。著派陝西巡撫文綬即帶幹員前赴哈密等處，用銀二十萬兩，盡數購買孳生販賣之牲畜，送至土爾扈特人員遊牧住居地方。《清高宗實錄》卷889，頁8、9.此後，他又多次下諭，指授文綬等人辦理賑濟之事。文綬等人根據帝旨，不到一個月，就籌集了馬牛羊二十六七萬匹(隻、頭)、官茶二萬餘封、米麥四萬餘石、羊裘五萬餘襲、布六萬餘匹、棉花五萬九千餘斤，以及大量氈廬、棉襖、棉褂等物，使七萬餘名土爾扈特人員擺脫了“或衣服破爛，或靴鞋皆無”的饑寒交迫困境，開始了安定樂業自由牧耕的新生活。
其二，編旗封爵，轄隸中央。乾隆帝在安排土爾扈特賑濟物品的同時，即積極籌備讓其首領入覲之事，並特命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親王陪其來到熱河。九月初八日，乾隆帝於行圍之伊綿峪大營召見土爾扈特部渥巴錫汗等人，賜賞頂戴冠服等物，並親撰《禦製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和《禦製土爾扈特紀略》兩篇文章，詳述土爾扈特曆史，嘉獎渥巴錫汗歸順，列舉賑濟物品，宣布要按皇祖安置、優恤喀爾喀三部人員之例，優待土爾扈特人。
第二日，九月初九日，乾隆帝賜渥巴錫汗等人鞍馬，“並令隨圍從觀”，以後多次設宴款待他們。九月十四日，他又下諭封授土爾扈特汗、台吉爵位。他說：渥巴錫等台吉，“因與俄羅斯風氣不同，且不時興兵爭奪，不得安生，仰企朕推廣黃教安撫四夷之化，率數萬人跋涉遠途，不辭勞苦，歸誠效順，殊屬可嘉，自應指地安插，使伊等衣食有裨，並予以孳生牲隻，以資久遠之計。除業經飭交伊犁大臣等辦理外，茲特加恩，賜以封爵”。封渥巴錫為舊土爾扈特部卓裏克圖汗，策伯克多爾濟為布延圖親王，舍楞為新土爾扈特部弼裏克圖郡王，巴木巴爾為畢錫勒圖郡王，恭格、默們圖為貝勒，旺丹、沙喇扣肯、奇布騰、雅蘭丕爾、額墨根烏巴什為貝子，拜濟湖為輔國公，諾海、伯爾哈什哈為一等台吉，阿勒克巴等三十人為一、二、三、四等台吉。“爾等仰叨朕恩，其加意管束所屬，鹹務生理，延及子孫，永荷安全之福矣”。《清高宗實錄》卷892，頁51、52.後又按漠南、漠北紮薩克蒙古之製，編立盟旗，分授各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為盟長、副盟長、紮薩克，完成了漠西蒙古四部悉隸於清的曆史任務。
在這次秋中，乾隆帝處理的第二件軍國大事是用兵金川。他在秋中，多次下諭指授用兵方略，斥責四川總督德福及大學士、管四川總督事務之阿爾泰庸懦無能，並因其難以改過，而罷革德福四川總督和軍機大臣之職，授文綬為四川總督，命定邊右副將軍溫福帶雲南軍營全部滿兵入川，接替阿爾泰用兵金川之任。由此可見，木蘭秋，的確未曾影響政務。
第二節 四謁盛京祖陵。
一、謁陵諸製。
乾隆帝弘曆在位期間，曾四次到盛京恭謁祖陵。前兩次皆奉皇太後前去。第一次是乾隆八年，他於七月初八日奉母後離京，自暢春園出發，十五日至承德避暑山莊，停駐三日，十九日離山莊，九月二十四日入盛京，十月二十五日返回北京皇宮，曆時三個半月。第二次是乾隆十九年，他奉太後於五月初六日離京，十二日至避暑山莊，七月初五日從山莊出發，八月初七日到吉林城，九月十一日進盛京，十一月十一日返回京師。這次時間最長，前後共四個半月。第三次是乾隆四十三年，因太後於上一年去世，乾隆帝率八旗官兵於七月二十日起行，未經熱河，八月二十四至盛京，九月二十六日回宮。此次因未到熱河，時間最短，來去僅兩個半月。最後一次是乾隆四十八年，年過古稀的乾隆皇帝於五月二十四日從京城動身，二十九日至承德避暑山莊，八月十六日離山莊，九月十七日到盛京，十月十七日回到宮內，曆時將近四個月。
乾隆八年的第一次恭謁盛京祖陵，基本上參照康熙年間之例，確定了謁陵的主要製度及活動的大致內容。八年五月初一日，乾隆帝下諭說：“朕奉皇太後前往奉天，恭謁祖陵”，擇於七月初八日啟行。“一切應行事宜，著各該衙門先期備辦”。②《清高宗實錄》卷192，頁1，3、4.
第二天，五月初二日，總理行營事務的和碩莊親王允祿等，奏上出巡時扈從官員兵丁安營製度。允祿等奏稱：凡遇鑾輿行幸，扈從大臣官員兵丁，安營各有一定處所，宗室王公之營，應在管聲音堆撥之外就近之地，大臣們應按照領侍衛內大臣所指之地住宿，未入班的滿漢官員及侍衛、拜唐阿等，各隨其班次，章京、擴軍各隨本旗之纛。鑲黃、正紅、鑲白三旗在禦營之後，正黃、鑲紅、鑲藍三旗在禦營之西，正白、正藍二旗在禦營之東。近年以來，漸不遵照舊例辦理。現酌定章程，分為左右翼，宗室王公、大臣、滿漢官員，以及侍衛、拜唐阿、章京、護軍、八旗等，仍遵以往之例安置。拴馬支杆，平時設於正門左鑾儀衛巡更處，皇上起行時，則設於管聲音堆撥內，皇太後起行時，應設於正門左穿堂帳房次層帳房之間。再各部院總管衙門所屬官員、內務府護軍及太監等，亦令分別安置。其他人員，恐無約束，應特派章京四員及護軍校、護軍，分別指示。蒙古各部人員，仍交理藩院，令其於大營十數裏外安設蒙古包。前後牧馬人，隨時起行，不準在夜深時刻出入哨內。乾隆帝批示：“好。依議”。②。
盛京禮部侍郎那爾泰等官接到皇上欲去謁陵的諭令後上奏：“鑾駕關係甚重”，盛京僅大清門內樓上可以安放，但是此處係官弁出入之路，“殊失慎重”，請揀用大清牌樓外義學官房十三間存貯。乾隆帝批示：將鑾駕放在大清門內樓上，待到盛京時再降諭旨。
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就行營所用蒙古包等物的裝運及隨從人員出發之事，下諭說：此次前往盛京，未到熱河之前，俱在行宮駐蹕，所有行營需用的蒙古包、帳房、布城等項，及應該預備的物品，俱著於七月初三初四等日，先行啟程，運至應該等候地方，預備等候。侍衛、章京、護軍，酌量留用一些人外，其餘人員著分別次序，預先啟程，過青石梁等候。這樣分別先後，依次啟程，則住宿處所俱有空閑，行走之時，亦不致因人馬太多擁擠不堪而損傷田苗。至於安排哪些人員先行，怎樣分別次序，以及酌派大臣二三員帶領他們出發等事，著總理行營事務王大臣立即定議具奏。王大臣遵旨隨即上奏：各處隨往盛京人員，應預先遣往的，有侍衛一百五十餘名，親軍、護軍六百餘名，以及各項官兵、拜唐阿，共二千餘名，車七百九十餘輛。應分三撥，於七月初二至初四等日，派出大臣，按撥帶往，分駐博羅河屯、喀喇河屯、熱河等處，並於侍衛、章京、護軍內酌留二百餘名，於青石梁、黃土坎、葦子峪等狹隘地方，如遇行李壅滯難行，即協力護送。至於扈從人員，除安設堆撥等項差使以外，其餘無差之人，若俱在行宮周圍住歇，恐人多地窄，踏壞田禾，應允許他們隨便借寓。另外，牧廠派出馬六千餘匹，護送先往之人，如待駕到後更換，未免耽延，請先派出放馬的章京，赴博羅河屯，會同領撥大臣監視更換，其餘馬匹及已更換之馬，仍交予馬廠副都統牧放，以備禦營官兵到時換用。乾隆帝降旨：“所議甚妥，依議”。《清高宗實錄》卷194，頁3、4、5.
同一天，六月初二日，乾隆帝又就隨行馬匹牧放巡哨之事下諭說：以往聖祖前往盛京時，眾人所乘之馬，曾照出兵例，派兵巡哨馬廠。此次隨行官兵，久未外出，未能諳練，“行營馬匹，最關緊要”，倘不能尋覓水草牧放，必致疲乏。若按官兵駝馬，派兵巡哨，則隨往之馬甚多，而此次官兵又不甚贏餘，或令各自牧放，酌量派遣深悉水草官兵引導約束，倘有遺失，令哨兵尋覓。其應於何處巡哨，何處不必巡哨，著總理行營事務王大臣分別詳悉議奏。
王大臣遵諭議奏：禦營前後，設有卡座，地麵寬闊，水草豐美，卡內盡可牧放馬匹，惟左右兩翼無卡，應於曾經參加圍獵、出征之人內，派出護軍校、兵丁共八十名，侍衛、章京四員，每翼派四十名巡哨，以侍衛、章京各二員統轄，如果遺失馬匹，即令守卡人尋覓。至於從盛京回鑾時，係由大路經過，便不必巡哨。乾隆帝批示：依議。著傳示所有隨營官兵。
出發之前一天，七月初七日，大理寺卿定柱奏：皇上恭謁祖陵，為期甚長，請於八旗都統、副都統內派出數員，自起駕之日起，至回鑾之日止，協同步軍統領等官，每晚在皇城內外及大城各處，分地稽查。再諭令都察院、步軍統領，轉飭五城巡察禦史，暨三營將弁，亦不時勤加稽查，務期周密。乾隆帝同意其奏，降旨說：左翼著派鬆阿裏、廣祿、王進泰、允禧、韓光基、德敏，右翼著派胡林、弘炯、卓巴、李元亮、阿克敦、西忒庫，逐日每翼著一人輪班稽查。
做了這些安排後，乾隆帝便於七月初八日奉太後啟鑾，並下諭蠲免經過州縣錢糧，留下履親王允、平郡王福彭、大學士鄂爾泰與張廷玉在京總理一切事務，開始了他即位以來的第一次前往盛京恭謁祖陵之行。
二、鞏固龍興之地。
乾隆帝弘曆四次恭謁盛京祖陵，除了巡視沿途地區情形外，主要做了三個方麵的工作，一為鞏固龍興之地。盛京是清帝的發祥地。奉天(今遼寧省)、吉林、黑龍江三省地域遼闊，資源豐富，戰略地位極其重要。就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來說，遼、吉、黑三省之東、北，與正在積極擴大疆域的俄國接界，是大清國防止北方、東方外來侵略的前沿陣地。就國內各族之間的關係而論，乾隆八年第一次盛京謁陵時，曾大敗清軍於和通泊的漠西蒙古準噶爾部，勢力仍然相當強大，隨時都可能南下，襲掠已為清帝外藩紮薩克的漠北喀爾喀四部，並進掠漠南科爾沁等部，構成對直隸、京師的嚴重威脅。清政府要防禦準軍的入掠，或對準部進行攻擊，奉天是十分重要的軍事要地，康熙帝親征噶爾丹時，軍分三路，東路就是奉天將軍薩布素率領的東三省勁旅。
奉天、吉林、黑龍江滿洲八旗官兵和索倫等部落的人員，還是鞏固清王朝統治的重要支柱。此時，北京和關內各省駐防滿洲八旗人員，已因升平日久，沾染柔靡惡習，而日趨享樂苟安，士氣低落，弓馬生疏，臨陣潰逃之事，層出不窮。因此，遇逢重大戰爭，清政府已不能完全指望京旗和中原駐防旗兵，而更多地動用東三省滿兵和索倫、達呼爾等部落人員，由後者編入八旗的“新滿洲”，出現了不少勇猛善戰的驍將。像著名的猛將海蘭察，便是世居黑龍江的索倫部的成員。他從乾隆二十年以馬甲從征準噶爾起，身經百戰，軍功累累，任至都統、參讚大臣、禦前侍衛、領侍衛內大臣，封一等超勇公，三次圖形於紫光閣。
正是由於東三省在政治、軍事上的重要地位，康熙帝曾三至盛京恭謁祖陵。自命為皇祖之賢孫的乾隆皇帝弘曆，當然也知道此舉之重要性、必要性，故在乾隆六年初舉秋之後的第二年，就第一次到盛京謁陵，抓緊進行安頓龍興之地的各種工作。乾隆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他正在鹿群最多的巴彥行圍之時，便親題盛京各衙門的匾額，奉天將軍衙門之匾額為“屏翰？豐”，盛京戶部為“宗邦會要”，禮部是“典要明”，兵部係“陪京樞要”，刑部是“弼教留都”，工部為“飭材山海”。《清高宗實錄》卷199，頁7.
八年九月初六日，乾隆帝行圍於舍裏時，又下諭嘉獎和優恤盛京兵丁說：“朕此次至盛京，視其兵丁，身材壯健，弓馬嫻熟，猶未失滿洲舊製，大臣官員等，各相奮勉，訓練整齊。自朕來時，伊等歡欣鼓舞，諸務備辦，甚屬誠敬，尤為可嘉。朕雖加恩賞賚，念伊等生計，恐屬不敷”，所請領取生息銀二十萬兩，著交奉天將軍俱借予官員兵丁，官員限四年扣完，兵丁於兩年以後再定限扣繳，“俾伊等生計，日臻充裕”。《清高宗實錄》卷200，頁6、7.
八年九月二十二日，他下諭宣布：二十五日設大宴，筵宴盛京將軍、大臣、宗室章京、文武官員及三陵(永陵、福陵、昭陵)官員，自京城隨駕前來的王、大臣、官員，蒙古王、額駙、台吉，俱著入宴。盛京官員、佐領與員外郎以上，及年老休致的官員，亦著入宴。閑散宗室、覺羅、主事與防禦以下官員、拜唐阿等，俱著加恩晚膳賜宴。
九月二十三日，乾隆帝諭賜奉天將軍額爾圖銀五千兩，副都統哲庫訥等二千五百兩，以供辦差之用。第二日，他又下諭免征莊頭倉糧。諭旨說：盛京戶部莊頭，每年繳納租糧，除預備陵寢祭祀各項供應外，送納入倉，發給各處匠役口糧。“今朕恭謁祖陵，親詣盛京，軫念各莊頭終歲勤苦，輸將無誤”，著將乾隆八年應繳倉糧一萬餘石，加恩寬免。各莊欠繳七年份的米豆草束，亦一並豁免，“以示朕優恤旗莊之意”。《清高宗實錄》卷201，頁12、13.
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乾隆帝以恭謁祖陵禮成，頒詔天下，優恤奉天人員。詔書說：
“溯源報本，彌深追遠之情，陳瑞薦馨，式重謁陵之典。我朝定鼎中原，統一方夏，重熙累洽，海宇升平，聲教覃敷，民物康阜，百年於茲矣。緬維聖聖相承，肇基東土，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誕膺景命，式擴鴻圖，遼海沈陽實為龍興之地。朕纘承大統，夙夜孜孜，念祖宗締構之艱難，思列聖燕貽之綿永，盛京舊地，瞻望橋山，敬考典章，肅申思慕，於乾隆八年秋，恭奉皇太後祗謁永陵、福陵、昭陵。大禮既成，留都是蒞，瞻神丘之蔥鬱，仰祖德之靈長，爰沛德音，用頒湛惠，所有事宜，開列於後。”《清高宗實錄》卷201，頁15、16.
恩詔共有九條：一、隨從之王，記錄一次，隨來之大臣、官員及奉天文武大臣、官員俱加一級。二、隨從兵丁及內務府執事人等，俱賞一月錢糧。三、奉天、山海關文武大臣、官員、兵丁，三陵守陵官兵，俱著加恩賞賚，總理行營王大臣速議請旨。四、奉天居住之宗室、覺羅及國戚子孫，俱著加恩，總理行營王大臣速議請旨。五、奉天府屬應征乾隆九年份地丁銀兩，著予寬免。六、奉天旗民男婦，年七十以上者給予布一匹、米五鬥，八十以上者給予絹一匹、米一石，九十以上者加倍。七、試職官員，俱準實授。八、奉天府、寧古塔、黑龍江等處，除十惡死罪不赦外，凡已結正未結正，死罪俱著減等，軍流徙杖等罪，俱著寬釋。九、奉天內務府莊頭之所有積欠，在乾隆七年以前者，俱著寬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