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整頓吏治痛懲貪官(13)
就在王？望赴任之後的第六個月，乾隆三十九年十月，王上折奏稱：收捐的安西州、肅州及口(內)外各屬，到九月底止，共捐監生一萬九千零一十七名，收各色糧八十二萬七千五百餘石。乾隆帝覽折後頓起疑心，於十一月十九日就此事下諭，除了肯定王係“承辦認真”外，著重指出此事“情理多有不可解處”。諭旨具體講了有四“不可解者”。其一，甘肅人民艱窘者多，安得有二萬人捐監？若係外省商民到此報捐，則京城現有捐監之例，眾人何以舍近而求遠？其二，甘省素稱地瘠民窮，本地人民食用尚且不敷，焉有如此之多餘糧供人采買？若言商賈從他處搬運，至邊地上捐，則沿途腳價所費不貲，商人怎肯為此重費捐納？若係收至近地，邊民素無儲蓄，為何忽然之間有此豐贏？其三，半年收捐之監糧，即多至八十餘萬石，一年則應有一百六十餘萬石，如此下去，年複一年，積聚日多，勢必添設倉庫收貯，陳陳相因，不免潮濕損壞，似此經久發紅的陳糧，怎樣動用？其四，若言每歲春間出借種子口糧需費甚多，如不開捐，則不得不采買，歲需價銀一百餘萬兩，但是，此穀畢竟係購自民間，與其斂餘糧歸之於官，複行出借，何如多留米穀於閭閻，聽其自為流轉？諭旨責令總督勒爾謹將此四“不可解”逐一詳細查核據實上奏。
不久，勒爾謹遵旨上奏：甘省報捐監生，多係外省商民，由於新疆開辟，商賈流通，兼之路遠物稀，“獲利倍厚”，安西、肅州又為邊陲門戶，商民皆必經過此處。近年糧價平減，他們以買(賣)貨之銀，就近買糧捐監，較赴京捐監更為捷便，故“倍形踴躍”。甘省過去雖稱地瘠民貧，“蓋藏原少”，但連年收成豐稔，殷實之家積糧日多，實係本地富戶餘糧，供捐生采買，並非運自他處。今報捐之例，“在捐生出餘貲買糧上捐，固所樂從，而本地富戶糶糧得價，亦無勉強，雖斂粟歸官，實複散之於民，均稱利便”。乾隆帝一時找不出什麽破綻，便批示說：“爾等既身任其事，勉力妥當為之可也。”《清高宗實錄》卷971，頁14、15.其實，勒爾謹此奏，全係按王？望之意，“飾辭具複”，把皇上的疑問搪塞過去，實際上號稱捐監所收的八十餘萬石糧食，並無顆粒入倉，完全是紙上之數。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王？望擢任浙江巡撫。這也許是皇上獎其捐監有功吧，因為，從三十九年四月批準捐監開始，不到三年，就收到“監糧”六百多萬石，約有十五萬名商民納糧而成為監生。監糧之多，監生之多，這不僅在陝甘是空前未有之事，就是在全國，也算是名列第一。地瘠民貧糧食短缺的甘肅，三年內突增六七百萬石“監糧”，確是了不起的大事，對甘省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將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要知道，此時甘肅全省在冊田地隻有二十三萬六千三百三十餘頃，征田賦銀二十八萬餘兩、糧五十二萬餘石，銀糧合算不過征糧八九十萬石。現在“監糧”有六七百萬石，超過甘省全年額賦七八倍，數目之大，可想而知。如果再聯係到十幾年前平準定回之戰中，從陝西等省運往甘肅肅州供應前線軍營之用的軍糧，一石米的腳價需數石米，更可想象出這六七百萬石“監糧”價值之寶貴。
乾隆帝在擢任王？望為浙江巡撫時，做夢也未想到這位“能臣”所收的六七百萬石“監糧”，竟全係紙上之數，倉庫之中一粒未有。四十五年春乾隆帝五下江南時，王？望在浙江竭力逢迎，“供張甚侈”，帝雖戒其毋再如此鋪張，但還特別下諭，以其母鄧氏年逾八旬，而加恩賞給禦書匾額及大緞二匹、貂皮四張。
此時王？望官居從二品，身為一省之主的封疆大臣，又以“能臣”見知於帝，家財數百萬，富貴榮華，誌得意滿。他萬萬沒有想到，氣象之報，竟使他這位“能臣”原形畢露，成為聲名狼藉死於刀下的大貪汙犯。
(二)雨多生疑天子覺察偽報旱災吞沒賑銀巨案。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甘肅河州回民蘇四十三聚眾起義，帝派和、阿桂至甘督辦。四月和到甘肅後上疏奏報軍情，言及入甘境即遇雨。阿桂上報征戰之情，亦屢稱雨水太多延滯用兵。乾隆帝回想到過去甘肅連年奏報幹旱，大起疑心，立即警覺起來，降旨詢問阿桂：“該省向來年年報旱，何以今歲得雨獨多，其中必有捏飾情弊”。諭令阿桂和署理陝甘總督的李侍堯仔細訪察辦理，據實上奏。《清高宗實錄》卷1148，頁7；《清史稿》卷339，《王？望傳》。
乾隆帝確算經驗豐富，相當英明。他從雨水之多，立即察覺到甘省年年報旱之可能有偽，並且一下子就抓住了問題的本質，即甘省連年的賑災用穀必有虛飾吞沒之弊。事情果然不出他之所料。阿桂很快就查明，“監糧”未收糧食，而是折收銀兩。
乾隆帝諭令閩浙總督兼管浙江巡撫的陳輝祖，查訊在浙丁憂的王？望，又命接替王？望任甘肅布政使的王廷讚呈報監糧私收折色實情。四十六年六月初，王廷讚向遵旨詢問的軍機大臣、大學士、九卿供稱：到任後，原不許折色，因無人報捐，隻得仍舊如此辦理。又恐各州縣有短價勒買糧之事，故定一名交銀五十五兩的數額，甘省糧價較賤，此數足敷定額。又因捐生多在省城，將此事改歸首府辦理，由其收捐，仍將收來之銀，發給各州縣，購買糧食補還倉庫，按季申報，道府並加結於上。
王廷讚此供，純係巧言編造，隱匿真情。乾隆帝於六月初十日下諭駁斥其非說：“所供殊不足信。”甘肅收納監糧，原為倉儲賑濟起見，自應收取本色糧食，焉能公然定數私收折色，且從無一字奏聞。若言甘省糧賤，五十五兩銀買的糧食，已符定額，則該處收成自必豐稔，為何每年又需賑災？如災賑屬實，糧價必昂，則五十五兩銀必不能買足所定的糧數。“二者均不可解”。“可見所供盡屬支離，其中恐有竟不買補，虛開賑濟，冒銷情弊”。且捐監一事，自應聽憑本生自行平買，繳納糧食，為何必欲官為收銀，並交首府總辦？“明係官折收於前，又複冒銷於後，兩邊俱得便宜，而百姓仍從中受累。此事情弊甚大，不可不徹底清查”。此時“惟阿桂、李侍堯為中外最能辦事之人”，且於此事又從未經手，毫無回護，著傳諭二人，即將此案實在情形，詳悉查明，據實具奏。《清高宗實錄》卷1134，頁15、16.
乾隆帝此諭，將王廷讚駁斥得體無完膚，尤其是論述糧賤則必係豐收，為何又要年年賑災？如果賑災屬實，糧價必貴，五十五兩之銀焉能購買額定捐監之糧數？兩者不能共存，必有一真一假。這段話講得十分透徹，王廷讚是無法掩飾和回辯的。而且他又據此分析出，官府“恐有竟不買補，虛開賑濟”的冒銷情弊，已經將此案的性質作了明白無誤的正確的結論，為徹底偵破這一大案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當然，此時局麵還不明朗，他隻能根據已有的很少的材料，作些分析論證，還不可能看到這不是“恐有”冒銷之情，不是少數官員所作的局部之弊，而是根本未收糧食，省府州縣各級官員通同作偽，將全部“監糧”的折銀盡行吞沒。
此諭下達後的第三天，六月十三日，閩浙總督陳輝祖之折到京。陳輝祖奏，查訊王？望在甘肅藩司任內私收監糧折色一事，據王？望供稱：“風聞有折色之事，當經責成道府查禁結報，且意在捐多穀多，以致一任通融”。
王？望此供又係詭辯，乾隆帝於六月十三日下諭對其駁斥，並宣布要徹底清查此案。他說：著傳諭陳輝祖，再行審訊王？望，將當時道府是誰，如何私收捏報，令其逐一供明複奏。並傳諭阿桂、李侍堯，即將王？望在甘肅時結報監糧之各道府，查審具奏。至於捐收監糧，原為倉儲起見，今既稱私收折色，仍行買補糧食還倉，且以捐多穀多為能事，則該省之糧充足可知，但為何“每年又須賑恤”？且即欲收捐，亦當聽該生自行繳納本色，不致抑勒百姓，百姓仍得貴價，“何須官為包攬，以致弊竇百出”？“朕於監糧一事，本為甘省地瘠民貧，每歲不惜百十萬賑濟，以惠養窮黎”。若以惠民之事，而轉為累民之舉，“徒令不肖官員，借端肥，所關甚大”。況此事不發則已，今既經發覺，自應根求到底，令其水落石出。“此事積弊已久，通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有罪，但亦斷不能因罰不及眾，輒以人多不辦為詞”。即從前之結報各道府，此時已經升調者，人數不多，無難治罪。“況中外人才不乏，斷無少此數人便不能辦事之理。此而不嚴行查辦，將何事不可為也”。著傳諭阿桂、李侍堯：“務將此事如何舞弊分肥，如何冒銷勒買各情弊，並向來蒙混出結之道府，嚴切根究，據實指名參奏。倘阿桂等此次稍存瞻徇，代為擔承，將來別經敗露，伊二人其何以對朕耶”。《清高宗實錄》卷1134，頁19、20.
乾隆帝此諭，比三天前下達之旨，在三個方麵將案件的審理，推進到新的高度。其一，他明確指出，不肖官員已將“監糧”這一“惠民之事”變成“累民之舉”而大發橫財，再一次並且更為清楚地將此案定為貪汙案。其二，斷定此案為並非三五劣吏之作惡，而是集團貪汙，省府州縣官員通同作弊，“通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有罪”。其三，宣布要堅決徹底根究，不會因罰不及眾，牽連太多而罷休，一定要嚴行查辦，並責令阿桂、李侍堯不得徇情瞻顧，否則後果自負。
過了四天，六月十七日，因阿桂奏報“連遇陰雨”，“大雨竟夜”而無法進攻，乾隆帝又連下三諭說：“甘省如此多雨，而曆來俱謊稱被旱，上下一氣，冒賑舞弊”。“甘省向年俱奏雨少被旱，歲需賑恤，今阿桂屢奏稱，雨勢連綿霈，且至數日之久，是從前所雲常旱之言，全係謊捏。該省地方官竟以折收監糧一事，年年假報旱災冒賑，作弊已屬顯然”。著王大臣會同刑部審訊原陝甘總督勒爾謹和藩司王廷讚，為何“從前俱以雨少被旱為詞”，命其據實供吐。他並令王大臣專向王廷讚宣諭：其從前“保全省城，功不可沒”，若能將甘省曆年通同舞弊之情逐一據實供明，可以加恩寬宥，以其功抵罪，否則，必自取重罪，“伊之生死，總在此番實供與否”。《清高宗實錄》卷1135，頁2、3、4.
這樣一來，乾隆帝已將此案的基本情節和性質，以及牽連的人犯，均已了解無遺，並一一作了結論，責令欽差大臣、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和署理陝甘總督李侍堯嚴切究辦，二位大臣當然會全力以赴，認真辦案，不敢瞻顧徇私，因而整個案件便迅速徹底查明。
七月初，阿桂、李侍堯將王？望等在甘肅將“監糧”折收銀兩，在省包辦、冒銷賑糧等種種弊端，全行查出，向帝奏報。乾隆帝於七月三十日下達的一道上諭，對此案情形作了總結性的概括。諭旨說：“甘省收捐監生，本欲藉監糧為備荒賑恤之用。乾隆三十九年經勒爾謹奏請開捐，議準允行，原令隻收本色糧米，其時王？望為藩司，即公然征收折色銀兩，勒爾謹竟如木偶，毫無見聞。於是王？望又倚任蘭州府知府蔣全迪，將通省各屬災賑，曆年捏開分數，以為侵冒監糧之地，自此上下勾通一氣，甚至將被災分數，酌定輕重，令州縣分報開銷，上侵國帑，下屯民膏，毫無忌憚。”《清高宗實錄》卷1136，頁8、9，卷1137，頁45.
從案情來說，阿桂之奏和帝之諭旨已講得十分清楚，作弊之法並不複雜，也不神秘，而是非常簡單的，即王？望、蔣全迪與甘省各府州縣官，分別收取若幹名監生繳納的“監糧”之折色銀，然後每年用因災賑濟的名義，將此銀冒銷，於是，“監糧”之銀便全部落入王？望等官員手中。
(三)“捐監冒賑”案的五個特點。
不久，勒爾謹遵旨上奏：甘省報捐監生，多係外省商民，由於新疆開辟，商賈流通，兼之路遠物稀，“獲利倍厚”，安西、肅州又為邊陲門戶，商民皆必經過此處。近年糧價平減，他們以買(賣)貨之銀，就近買糧捐監，較赴京捐監更為捷便，故“倍形踴躍”。甘省過去雖稱地瘠民貧，“蓋藏原少”，但連年收成豐稔，殷實之家積糧日多，實係本地富戶餘糧，供捐生采買，並非運自他處。今報捐之例，“在捐生出餘貲買糧上捐，固所樂從，而本地富戶糶糧得價，亦無勉強，雖斂粟歸官，實複散之於民，均稱利便”。乾隆帝一時找不出什麽破綻，便批示說：“爾等既身任其事，勉力妥當為之可也。”《清高宗實錄》卷971，頁14、15.其實，勒爾謹此奏，全係按王？望之意，“飾辭具複”，把皇上的疑問搪塞過去，實際上號稱捐監所收的八十餘萬石糧食，並無顆粒入倉，完全是紙上之數。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王？望擢任浙江巡撫。這也許是皇上獎其捐監有功吧，因為，從三十九年四月批準捐監開始，不到三年，就收到“監糧”六百多萬石，約有十五萬名商民納糧而成為監生。監糧之多，監生之多，這不僅在陝甘是空前未有之事，就是在全國，也算是名列第一。地瘠民貧糧食短缺的甘肅，三年內突增六七百萬石“監糧”，確是了不起的大事，對甘省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將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要知道，此時甘肅全省在冊田地隻有二十三萬六千三百三十餘頃，征田賦銀二十八萬餘兩、糧五十二萬餘石，銀糧合算不過征糧八九十萬石。現在“監糧”有六七百萬石，超過甘省全年額賦七八倍，數目之大，可想而知。如果再聯係到十幾年前平準定回之戰中，從陝西等省運往甘肅肅州供應前線軍營之用的軍糧，一石米的腳價需數石米，更可想象出這六七百萬石“監糧”價值之寶貴。
乾隆帝在擢任王？望為浙江巡撫時，做夢也未想到這位“能臣”所收的六七百萬石“監糧”，竟全係紙上之數，倉庫之中一粒未有。四十五年春乾隆帝五下江南時，王？望在浙江竭力逢迎，“供張甚侈”，帝雖戒其毋再如此鋪張，但還特別下諭，以其母鄧氏年逾八旬，而加恩賞給禦書匾額及大緞二匹、貂皮四張。
此時王？望官居從二品，身為一省之主的封疆大臣，又以“能臣”見知於帝，家財數百萬，富貴榮華，誌得意滿。他萬萬沒有想到，氣象之報，竟使他這位“能臣”原形畢露，成為聲名狼藉死於刀下的大貪汙犯。
(二)雨多生疑天子覺察偽報旱災吞沒賑銀巨案。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甘肅河州回民蘇四十三聚眾起義，帝派和、阿桂至甘督辦。四月和到甘肅後上疏奏報軍情，言及入甘境即遇雨。阿桂上報征戰之情，亦屢稱雨水太多延滯用兵。乾隆帝回想到過去甘肅連年奏報幹旱，大起疑心，立即警覺起來，降旨詢問阿桂：“該省向來年年報旱，何以今歲得雨獨多，其中必有捏飾情弊”。諭令阿桂和署理陝甘總督的李侍堯仔細訪察辦理，據實上奏。《清高宗實錄》卷1148，頁7；《清史稿》卷339，《王？望傳》。
乾隆帝確算經驗豐富，相當英明。他從雨水之多，立即察覺到甘省年年報旱之可能有偽，並且一下子就抓住了問題的本質，即甘省連年的賑災用穀必有虛飾吞沒之弊。事情果然不出他之所料。阿桂很快就查明，“監糧”未收糧食，而是折收銀兩。
乾隆帝諭令閩浙總督兼管浙江巡撫的陳輝祖，查訊在浙丁憂的王？望，又命接替王？望任甘肅布政使的王廷讚呈報監糧私收折色實情。四十六年六月初，王廷讚向遵旨詢問的軍機大臣、大學士、九卿供稱：到任後，原不許折色，因無人報捐，隻得仍舊如此辦理。又恐各州縣有短價勒買糧之事，故定一名交銀五十五兩的數額，甘省糧價較賤，此數足敷定額。又因捐生多在省城，將此事改歸首府辦理，由其收捐，仍將收來之銀，發給各州縣，購買糧食補還倉庫，按季申報，道府並加結於上。
王廷讚此供，純係巧言編造，隱匿真情。乾隆帝於六月初十日下諭駁斥其非說：“所供殊不足信。”甘肅收納監糧，原為倉儲賑濟起見，自應收取本色糧食，焉能公然定數私收折色，且從無一字奏聞。若言甘省糧賤，五十五兩銀買的糧食，已符定額，則該處收成自必豐稔，為何每年又需賑災？如災賑屬實，糧價必昂，則五十五兩銀必不能買足所定的糧數。“二者均不可解”。“可見所供盡屬支離，其中恐有竟不買補，虛開賑濟，冒銷情弊”。且捐監一事，自應聽憑本生自行平買，繳納糧食，為何必欲官為收銀，並交首府總辦？“明係官折收於前，又複冒銷於後，兩邊俱得便宜，而百姓仍從中受累。此事情弊甚大，不可不徹底清查”。此時“惟阿桂、李侍堯為中外最能辦事之人”，且於此事又從未經手，毫無回護，著傳諭二人，即將此案實在情形，詳悉查明，據實具奏。《清高宗實錄》卷1134，頁15、16.
乾隆帝此諭，將王廷讚駁斥得體無完膚，尤其是論述糧賤則必係豐收，為何又要年年賑災？如果賑災屬實，糧價必貴，五十五兩之銀焉能購買額定捐監之糧數？兩者不能共存，必有一真一假。這段話講得十分透徹，王廷讚是無法掩飾和回辯的。而且他又據此分析出，官府“恐有竟不買補，虛開賑濟”的冒銷情弊，已經將此案的性質作了明白無誤的正確的結論，為徹底偵破這一大案奠定了基礎，指明了方向。當然，此時局麵還不明朗，他隻能根據已有的很少的材料，作些分析論證，還不可能看到這不是“恐有”冒銷之情，不是少數官員所作的局部之弊，而是根本未收糧食，省府州縣各級官員通同作偽，將全部“監糧”的折銀盡行吞沒。
此諭下達後的第三天，六月十三日，閩浙總督陳輝祖之折到京。陳輝祖奏，查訊王？望在甘肅藩司任內私收監糧折色一事，據王？望供稱：“風聞有折色之事，當經責成道府查禁結報，且意在捐多穀多，以致一任通融”。
王？望此供又係詭辯，乾隆帝於六月十三日下諭對其駁斥，並宣布要徹底清查此案。他說：著傳諭陳輝祖，再行審訊王？望，將當時道府是誰，如何私收捏報，令其逐一供明複奏。並傳諭阿桂、李侍堯，即將王？望在甘肅時結報監糧之各道府，查審具奏。至於捐收監糧，原為倉儲起見，今既稱私收折色，仍行買補糧食還倉，且以捐多穀多為能事，則該省之糧充足可知，但為何“每年又須賑恤”？且即欲收捐，亦當聽該生自行繳納本色，不致抑勒百姓，百姓仍得貴價，“何須官為包攬，以致弊竇百出”？“朕於監糧一事，本為甘省地瘠民貧，每歲不惜百十萬賑濟，以惠養窮黎”。若以惠民之事，而轉為累民之舉，“徒令不肖官員，借端肥，所關甚大”。況此事不發則已，今既經發覺，自應根求到底，令其水落石出。“此事積弊已久，通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有罪，但亦斷不能因罰不及眾，輒以人多不辦為詞”。即從前之結報各道府，此時已經升調者，人數不多，無難治罪。“況中外人才不乏，斷無少此數人便不能辦事之理。此而不嚴行查辦，將何事不可為也”。著傳諭阿桂、李侍堯：“務將此事如何舞弊分肥，如何冒銷勒買各情弊，並向來蒙混出結之道府，嚴切根究，據實指名參奏。倘阿桂等此次稍存瞻徇，代為擔承，將來別經敗露，伊二人其何以對朕耶”。《清高宗實錄》卷1134，頁19、20.
乾隆帝此諭，比三天前下達之旨，在三個方麵將案件的審理，推進到新的高度。其一，他明確指出，不肖官員已將“監糧”這一“惠民之事”變成“累民之舉”而大發橫財，再一次並且更為清楚地將此案定為貪汙案。其二，斷定此案為並非三五劣吏之作惡，而是集團貪汙，省府州縣官員通同作弊，“通省大小官員無不染指有罪”。其三，宣布要堅決徹底根究，不會因罰不及眾，牽連太多而罷休，一定要嚴行查辦，並責令阿桂、李侍堯不得徇情瞻顧，否則後果自負。
過了四天，六月十七日，因阿桂奏報“連遇陰雨”，“大雨竟夜”而無法進攻，乾隆帝又連下三諭說：“甘省如此多雨，而曆來俱謊稱被旱，上下一氣，冒賑舞弊”。“甘省向年俱奏雨少被旱，歲需賑恤，今阿桂屢奏稱，雨勢連綿霈，且至數日之久，是從前所雲常旱之言，全係謊捏。該省地方官竟以折收監糧一事，年年假報旱災冒賑，作弊已屬顯然”。著王大臣會同刑部審訊原陝甘總督勒爾謹和藩司王廷讚，為何“從前俱以雨少被旱為詞”，命其據實供吐。他並令王大臣專向王廷讚宣諭：其從前“保全省城，功不可沒”，若能將甘省曆年通同舞弊之情逐一據實供明，可以加恩寬宥，以其功抵罪，否則，必自取重罪，“伊之生死，總在此番實供與否”。《清高宗實錄》卷1135，頁2、3、4.
這樣一來，乾隆帝已將此案的基本情節和性質，以及牽連的人犯，均已了解無遺，並一一作了結論，責令欽差大臣、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阿桂和署理陝甘總督李侍堯嚴切究辦，二位大臣當然會全力以赴，認真辦案，不敢瞻顧徇私，因而整個案件便迅速徹底查明。
七月初，阿桂、李侍堯將王？望等在甘肅將“監糧”折收銀兩，在省包辦、冒銷賑糧等種種弊端，全行查出，向帝奏報。乾隆帝於七月三十日下達的一道上諭，對此案情形作了總結性的概括。諭旨說：“甘省收捐監生，本欲藉監糧為備荒賑恤之用。乾隆三十九年經勒爾謹奏請開捐，議準允行，原令隻收本色糧米，其時王？望為藩司，即公然征收折色銀兩，勒爾謹竟如木偶，毫無見聞。於是王？望又倚任蘭州府知府蔣全迪，將通省各屬災賑，曆年捏開分數，以為侵冒監糧之地，自此上下勾通一氣，甚至將被災分數，酌定輕重，令州縣分報開銷，上侵國帑，下屯民膏，毫無忌憚。”《清高宗實錄》卷1136，頁8、9，卷1137，頁45.
從案情來說，阿桂之奏和帝之諭旨已講得十分清楚，作弊之法並不複雜，也不神秘，而是非常簡單的，即王？望、蔣全迪與甘省各府州縣官，分別收取若幹名監生繳納的“監糧”之折色銀，然後每年用因災賑濟的名義，將此銀冒銷，於是，“監糧”之銀便全部落入王？望等官員手中。
(三)“捐監冒賑”案的五個特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