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陵文典·黃帝祭祀卷

第29章 古代對黃帝的祭祀(2)

　　第二種情形是在明堂中祭祀五帝，如晉武帝三年於明堂立五帝位，傅玄還撰有“祠天地五郊犧牲歌”，“祠天地五郊送神歌”“享天地五郊歌”。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在明堂中也曾設五帝位。齊高祖建元元年（479）祭五帝之神於明堂，以有功德之君配祀。梁武帝也祀五帝於明堂，服大裘冕以祭，沈約撰有五帝歌各一首。這時的明堂就是太廟，帝王在太廟裏麵祭祀黃帝，表明當時人們仍然以黃帝為始祖。這一做法繼承和深化了秦漢時期祭祀五帝的傳統。

　　第三，有的帝王到傳說有黃帝遺跡的地方進行祭祀。北魏皇帝借東巡的機會，曾經在今河北涿鹿的橋山先後四次拜祭黃帝。《魏書·太宗紀》記載：太宗明元皇帝在神瑞二年（415）和泰常七年（422）兩次駕“幸橋山，遣使者祠黃帝、唐堯廟”。《魏書·世祖紀》記載：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神□元年（428），“八月，東幸廣寧，臨觀溫泉，以太牢祭黃帝、堯、舜廟。”《魏書·禮誌四》記載，北魏文成帝拓跋□和平元年（460），“帝東巡，曆橋山，祀黃帝”。

　　魏晉時期，因襲了黃帝作為天神享祀的傳統，對黃帝的祀典主要表現為祭天隨祀、明堂拜祀和迎氣之祀，各朝取舍又有不同。曹魏祭祀缺乏連續性，其“郊祀天地明堂，是時魏都洛京，而神□兆域明堂靈台，皆因漢舊事”（《宋書·禮誌三》）。晉初“郊祀權用魏禮”，但不久又不采漢鄭玄的“六天說”，認為“五帝，即天也，五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通誌》亦載“泰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宜除五帝坐”（《通誌·禮一》），太康十年（289），又因“往者從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正經不通”，“宣帝以神武創業，即已配天，複以先帝配天，於義亦不安，於是又複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晉惠帝時也一度“明堂除五帝之坐”，但不久又更詔“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儀”（《晉書·禮誌上》）。

　　在西晉五十年間，曾兩次廢止祭天時黃帝作為五帝之一隨祀，但由於後世祭祀多襲用舊典，黃帝享祀日久，從而出現時廢時舉的現象。這反映出在魏晉時期，對五帝的理解已出現分歧，鄭玄的“六天說”與王肅“五帝不得為天”的分歧影響到西晉及以後的祭典，西晉王朝在兩說之間搖擺不定。

　　南北朝時期，祀典中明確出現了“五人帝”的提法，黃帝一方麵以五方上帝之一享祀，另一方麵又以五人帝之一身份配祭，可謂是王學與鄭學折中的反映。這一時期，黃帝作為五方上帝之一隨祀，亦曾出現反複。梁朝因五精上帝俱是天帝，“於壇則尊，於下則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又除南郊五帝祀，加十二辰座。陳代梁後，又“除十二辰座，加五帝座，其餘準梁之舊”。南北朝時，黃帝作為五人帝之一配祭表現在郊迎製度上，五郊分迎五精上帝，黃帝同時又作為人帝配祭，並以五官、三辰、七宿從祀（以上魏晉南北朝祭祀黃帝演變，據李桂民碩士論文《黃帝的史實及黃帝崇拜觀念的演變》，西北大學，2000年）。

　　隋唐時期對黃帝的祭祀沿襲南北朝，更進一步製度化、規範化。從南郊祭天和五郊之祭來看，隋唐都沿襲了在南郊祭天以五帝配，以及四時迎氣之祭的做法。隋代郊迎製度因循前朝，以四立之日及季夏，各於其方之近郊為兆，迎其帝而祭之。《隋書·禮儀誌二》記載了隋代郊壇情況：“隋五時迎氣。青郊為壇，國東春明門外道北，去宮八裏，高八尺。赤郊為壇，國南明德門外道西，去宮十三裏，高七尺。黃郊為壇，國南安化門外道西，去宮十二裏，高七尺。白郊為壇，國西開遠門外道南，去宮八裏，高九尺。黑郊為壇，宮北十一裏醜地。高六尺。並廣四丈。”不過當時皇帝較少親祠，往往由貴臣禮官攝行。唐代《開元禮》明確規定，冬至南郊祭天，要設昊天上帝神座和五方帝神座，五郊之黃郊多定在季夏土王日舉行。根據五行理論，五行輪流居統治地位，土王日的“王”指當政為王，就是說夏六月土為王時。唐武德、貞觀年間，仍歲祀五帝。武則天臨朝時，五帝不再稱天。《通典·禮典三》：“永昌元年九月敕：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帝，亦謂為天，假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卑相渾。自今郊祀之禮，唯昊天上帝稱天，自餘五帝皆稱帝。”《開元禮》所定歲祀五帝之禮與武德、貞觀之製基本相同，略為：“立春日祀青帝於東郊，以太昊配，句芒、歲皇、三辰、七宿從祀；立夏日祀赤帝於南郊，炎帝配，祝融、熒惑、三辰、七宿從祀；季夏日祀黃帝於南郊，軒轅配，後土、鎮星從祀；立秋日祀白帝於西郊，少昊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從祀；立冬日祀黑帝於北郊，顓頊配，玄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文獻通考·郊社十一》）

　　唐代五郊祀中最重東郊，《新唐書·玄宗紀》有開元十六年（728）正月“丁醜，迎氣於東郊”。《舊唐書·禮儀誌四》：“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又親往東郊迎氣，祀青帝，以句芒配，歲星及三辰七宿從祀。其壇本在春明門外，玄宗以祀所隘狹，始移於□水之東麵，而值望春宮。其壇一成，壇上及四麵皆青色。句芒壇在東南。”《舊唐書·歸崇敬傳》：“漢魏、周、隋，共行此禮。國家土德乘時，亦以每歲六月土王之日祀黃帝於南郊，以後土配，所謂合禮。”唐代土德，所以又比較重視黃帝之祀。

　　從黃帝陵廟致祭來看，隋代廢止了祀黃帝於明堂的做法，主要在圜丘祭天、孟夏雩祭和郊迎製度中祭祀黃帝。自隋唐起，朝廷在曆代帝王陵寢所在地進行祭祀。唐玄宗時製定的《開元禮》曾明確了一些帝王陵寢的所在地，但對於黃帝陵所在地尚未能確定，唐代宗大曆五年（770）□坊節度使臧希讓上言：“坊州有軒轅黃帝陵闕，請置廟，四方饗祭，列於祀典。”這裏所說的坊州黃帝陵闕就是今黃陵橋山黃帝陵。唐代宗批準了這一請求，從而使此地黃帝陵廟致祭被納入祭典。

　　隋唐時期的黃帝祭祀還出現了一種新現象，那就是中央開始設立專門的三皇廟和五帝廟。隋代以祭祀先代帝王為常祀，在京城立有三皇五帝廟，另立廟祭祀三皇以前諸帝。唐玄宗時，除在京師祭祀三皇五帝外，又下詔在京師設三皇以前帝王廟，與三皇五帝廟相近，按時致祭。

　　四、宋元明清時期

　　宋元時期對黃帝的祭祀與前代相比稍有變化。從整體上來看，第一，沿襲了南郊祭天時五帝附祭和四時迎氣之黃郊；第二，曆代帝王廟中黃帝作為五帝之一受到祭祀；第三，黃帝陵廟致祭。在這整個布局中，原來的明堂報享五帝的製度逐漸消失，而曆代帝王祭祀的地位上升。

　　在宋元時期的黃帝祭禮中，黃帝陵陵廟致祭受到了高度重視。趙匡胤對軒轅黃帝的祭祀是很重視的，宋李昉《黃帝廟碑序》中記載，在開寶五年（972）時，趙匡胤降旨：凡前代帝王功德昭著澤及人民者都應崇奉，不得使其廟貌荒廢。當時軒轅黃帝廟被列為重點加以整修維護。同時規定朝廷對軒轅黃帝廟每三年祭祀一次。為了祭祀方便，把唐代宗大曆中設置的黃帝廟從橋山西麓移到今天黃帝廟所在地。

　　元代對黃帝陵廟的祭祀也很重視。《元典章》中規定：伏羲、神農、黃帝是開天辟地的先祖，國家應當祭祀。但是三皇被視為醫家的祖先，不再由皇帝親祭，而改由十大醫師主祭。在各地仿照“孔子廟”設立“三皇廟”，與社稷壇鼎足而立。“三皇廟”很快普及到了民間。各地“三皇廟”有時也稱“藥皇廟”。

　　宋元時期，除了朝廷對黃帝三年一祭外，還有一些名人到黃帝陵拜謁黃帝。如“文能治國，武能保疆”的北宋名臣範仲淹，於宋仁宗寶元三年（1040）到陝西就任後，專程上橋山致祭黃帝陵。元朝末年的著名道士張三豐，也曾經來到橋山，瞻仰了軒轅黃帝廟。

　　明代對黃帝的祭祀有較大的變化。首先是明代取消了郊天禮中用五方帝從祀的做法。圜丘祭天為古時最隆重的禮儀，且最早配祭黃帝，而後演變為配祭五帝。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後，大興百神之祀，命李善長研究祭天之禮。李善長提出祭祀昊天上帝不必以五帝從祀。朱元璋采納其建議，進一步簡化繁縟禮儀，“□正祀典，凡天皇、太一、六天、五帝之類，皆為革除”，改變了祭祀天地時以五方帝從祀的傳統。明代也沒有五時迎氣的做法。其次，明代發展了在中央設曆代帝王廟祭祀曆代帝王的做法。明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建帝王廟於京師，祀三皇五帝及漢唐創業之君，每歲春秋致祭。“帝以五帝三皇及漢唐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遂建曆代帝王廟於欽天山之陽。”七年，又“令帝王廟皆塑袞冕坐像，惟伏羲、神農未有衣裳之製，不必加冕服”。洪武二十一年（1388），因京師帝王廟發生火災，改建於雞鳴山。明成祖遷都北京，在京城建曆代帝王廟前，一度將曆代帝王附屬於天地祭祀。嘉靖十一年（1532），複在北京建曆代帝王廟，恢複常規的致祭。再次，明代對黃帝陵寢也非常重視。朱元璋即位之初，就認為軒轅黃帝不僅是醫家的祖師，也是中華民族的遠古祖先。洪武三年（1370），他派遣使臣到全國各地調查，查明各行省有先代帝王陵寢79處。洪武四年（1371），“禮部定議，合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陳祀伏羲、商高宗，孟津祀漢光武，洛陽祀漢明帝、章帝，鄭祀周世宗，鞏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滎河祀商湯；在山東者二：東平祀唐堯，曲阜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祀商中宗，滑祀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酃祀神農，寧遠祀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祀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祀黃帝，鹹陽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景帝，鹹寧祀漢文帝，興平祀漢武帝，長安祀漢宣帝，三原祀唐高祖，醴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憲宗，涇陽祀唐宣宗”（《明史·禮誌四》）。又派遣秘書監丞陶誼等人對橋山黃帝陵廟進行勘察、修葺，籌備祭祀儀式。同年，朱元璋降旨廢除了各地建立的“三皇廟”和“由十大醫師祭祖”的禮製，規定祭祀黃帝由皇帝或派遣大臣祭祀。橋山黃帝陵列為國家祭祀始祖的聖地，要求每次祭陵的祭文、祭祀日期、祭品名稱、數量和主祭、陪祭官員姓名都要刻石立碑。又特遣中書省管勾甘赴黃帝陵致祭，這次祭祀留下了我們所見的最早的一篇祭祀黃帝的祭文。為了保護祭祖聖地，黃帝陵廟設五品護陵官二人。後來縣令即為護陵官，由五品官擔任。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降旨在軒轅廟大殿內塑造軒轅黃帝坐像一尊，以利後世瞻仰祭奠。

　　此後，三年一大祭，大祭時由皇帝親寫祭文，由太常寺派遣大臣攜帶香帛、貢品前來橋山祭祀。明朝諸帝對黃陵祭祀不斷，洪武四年、二十九年，永樂十二年（1414），宣德元年（1426），景泰元年（1450），天順六年（1462），正德元年（1506）、十一年（1516），嘉靖十年（1513）、三十一年（1552），隆慶四年（1570），萬曆元年（1573）、二十八年（1600），天啟元年（1621），均遣使赴黃帝陵祭祀。今黃陵保存有明太祖、成祖、宣宗、代宗、英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熹宗等皇帝遣使到黃陵致祭的碑文。

　　清代對於黃帝的祭祀沿襲明代，集中在兩大項：一項是中央曆代帝王廟展祭，多由皇帝主祭，春秋兩次祭祀。一項是黃帝陵廟致祭，多由皇帝派專員致祭，一般是每三年一次，也有臨時祭告。其他常年春秋之祭由地方官操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