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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天安門公車上書！菜市口六君蒙難(4)
我們先從洋務、頑固兩派的三次主要論爭中，來看看慈禧所采取的態度和立場。
1867年初關於北京同文館招收正途出身學員學習天文算學的論爭，是洋務、頑固兩派之間的第一次大爭論。
當時奕訁斤看到，“洋人製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現在上海，浙江等處講求輪船各項，若不從根本上用著實功夫，即學習皮毛，無裨實用。”他即於1866年12月，代表總理衙門奏請在同文館內添設“天文算學館”，建議選取20歲以上的滿漢舉人及恩、拔、歲、副、貢和科舉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年少聰慧”的京外官，經考試入館學習天文數學。頑固派認為，奕訁斤竟然把西學正式引進封建教育的神聖殿堂，並讓科舉正途人員公然拜夷人為師，無論如何不能容忍。於是他們便從散布流言蜚語，編造什麽“詭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等等誣蔑謾罵對聯，發展到正式上奏彈劾奕訁斤。
1867年3月5日，山東道監察禦史張盛藻首先發難，上奏指責奕訁斤令科甲正途人員學習天文算學，是“習為機巧之事”，又“借升途銀兩以誘之。”是“重名利而輕氣節”，這對於“士習人心大有關係”，請慈禧飭令廷臣悉心妥議。慈禧對張奏批“著毋庸議”擱了起來，於是頑固派首領大學士倭仁便親自出馬上奏，大講“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支持張盛藻所謂“朝廷能養臣民之氣節”，“以之禦災而災可平，以之禦寇而寇可滅”的主張；並說：“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甚至危言聳聽地說：如令正途人員向外國學習，勢必“變而從夷，正氣為之不伸，邪氣因而彌熾，數年以後，不盡驅中國之眾鹹歸於夷不止”。
慈禧令軍機處將張、倭兩奏抄送總理衙門，並在倭奏上批“該衙門知道，欽此！”要奕訁斤作答。奕訁斤連忙上奏，詳細陳述了要“自強”就必須學習西方長技，而學習西方長技“必須由算學入手”的道理，指出倭仁所主張的一套，雖“陳義甚高，持論甚正”，其實不過是誤國空言，不足為訓，表示在學習西方長技問題上，“但期可以收效，雖冒天下之不韙，亦所不辭”，最後並向倭仁“將”了一“軍”：“該大學士既如此舉為窒礙，自必另有良圖，如果實有妙策，可以製外國而不為外國所製，臣等自當追隨該大學士之後，竭其？昧，悉心商辦，用示和衷共濟，上慰宸廑。如別無良策，僅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幹簷等詞，謂可折衝樽俎，臣等實未敢信。”
接著倭仁再次上奏，喋喋不休地在請外國人做教師上大做文章，堅持“不必多此一舉。”奕訁斤也再次具奏痛斥表示自己“不敢以道學鳴高，隻顧目前不肯任勞任怨”，也決不“因浮言煽惑”，而把天文算學館的建立“置與緩圖”，並把京師及各省士大夫“聚黨私議，約法阻攔”的責任，全推到倭仁身上。
慈禧一麵諭令總理衙門：“同文館招考天文算學，既經左宗棠等曆次陳奏，該管王大臣悉心計議，意見相同，不可再涉遊移，既著現在投考人員，認真考試，送館攻習。”一麵諭令倭仁另保數名粗通天文、算學的中國教師，擇地設館進行教學。當倭仁回奏：“奴才意中並無精於天文、算學之人，不敢妄保”，宣告認輸，而奕訁斤則乘勢進逼，要求倭仁在總理衙門行走，偏讓倭仁同洋人打交道時，慈禧竟支持奕訁斤的建議，令倭仁照辦，不準堅辭不就，弄得倭仁十分狼狽，隻得稱病推諉。不久又有“知州微員”楊廷熙上奏，借口“天象示警，人言浮動，請旨撤消同文館”，也被慈禧斥之為“甚屬荒謬”和“愚昧無知”，不加理睬。
在這場論爭中，慈禧雖懷有利用倭仁等頑固派清議，牽製奕訁斤的意圖，但基本上是支持奕訁斤等洋務派的。因此，報考天文算學館的人數，雖遭受頑固派的阻撓而有所減少，但還是正式開班，洋務運動中第一個培養近代人才的同文館，也終於堅持下來，並獲得一定的發展。
1874年（同治十三年）圍繞著設廠製造船炮機器和籌備海防問題的論爭，是洋務、頑固兩派之間的第二次大的論爭。
這次論爭，是因日軍入侵台灣，海防空虛，亟宜切實籌議而展開。先是總理衙門奏議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軍機處將總理衙門奏折密寄各督撫籌議，並宣示以下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海防亟宜切籌，將緊要應辦事宜撮敘數條，請飭詳議一折。據奏庚申之釁，創钜痛深，當時姑事羈縻，原期力圖自強，以為禦侮之計，乃至今並無自強之實。本年日本兵踞台灣番社，雖迭經飭令各疆臣嚴密籌防，自問殊無把握。若再不切實籌備，後患不堪設想’等語。沿江沿海各省防務經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並該省將軍、督撫等隨時籌劃，而備禦究無可恃；亟應實力講求，同心籌辦，艱苦貞定，曆久不懈，以紓目前當務之爭，以裕國家久遠之圖。該王大臣等所陳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各條，均係緊要機宜，著李鴻章、李宗羲、沈葆楨……詳細籌議，將逐條切實辦法，限於一月內複奏，此外別有要計，亦即一並奏陳。總期廣益集思，務臻有濟，不得以空言塞責，原折單均著抄給閱看。將此由六百裏各密諭知之。欽此。”這是慈禧、同治為這次討論定下的基調。
密諭發下後，李鴻章等督撫大臣紛紛具奏議論，其中廣東巡撫張兆棟，代丁日昌轉呈預擬的海洋水師章程六條，內容特別詳盡周密，慈禧、同治頗為讚賞，朱批“該衙門議奏，單並發”，要總理衙門議奏並轉發各督撫一並籌議。在籌議的奏章中，大部分是同意和支持總理衙門和丁日昌的擬議，但也反映了不少保守的意見。如湖南巡撫王文韶便反對丁日昌設廠兼造耕織機器，他說：“丁日昌所陳分設機器局條內，以輪船槍炮分廠督造各節，自屬目前要務。至兼造耕織機器之說，臣竊有所未安。夫四民之中，農居大半，男耕女織，各職其業，治安之本，不外乎此。若概以機器行之，彼兼並之家，富連阡陌，用力少而工程多，誠美利也，此外別無恒產，全賴雇值以自贍者，往往十居八九。機器漸行，則失業者漸眾，胥天下為遊民……故臣謂機器局除製造軍用所需外，其餘宜一概禁止，不得仿製各種日用器具，是亦無形中所以固本之一端。”又如通政使於淩辰還在高唱“洋人之所長在機器，中國之所長在人心”的濫調，驚呼“今以重洋人機器之故，不能不以是為學問，為人才，無論教必不力，學必不精，竊恐天下皆將為國家以禮義廉恥為無用，以洋學為難能，而人心因之解體，其從而習之者必皆無恥之人，洋器雖精，誰與國家共緩急哉”；並攻擊“李鴻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變夏不止。”再如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同樣在高唱：“且敵所畏者中國之民心，我所恃者亦在此民心。縱洋人機器愈出愈奇，我不可效日本覆轍為所愚弄、盤剝，搜山竭澤，事事師法西人，以逐步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親上之民心也”；並反對購買和製造兵輪大炮。特別攻擊丁日昌“矯飾傾險，心術不正，實為小人之尤”，“臣在江南，聞丁日昌有‘丁鬼奴’之稱，為此謀國，誠不知其是何居心。”
對上述種種頑固議論，慈禧雖未加申斥，但概不采納。於1875年4月26日，批準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根據籌議而落實的海防經費一折，規定每年從部庫封存的四成洋稅中提出二成（約銀200萬兩），再從浙江等六省厘金項下提銀200萬兩，分解南北洋海防大臣李鴻章、沈葆楨兌收應用。從此海防經費有了專款，可以逐年添購船炮。盡管頑固派集中攻擊丁日昌，慈禧對他還是照常任用，未遭受頑固保守意見的影響。由此可見，慈禧在這次論爭中，也是基本支持洋務派的。通過這次論爭。洋務運動還是獲得了進一步的展開。
1880年至1889年關於修築鐵路的論爭，是洋務、頑固兩派之間的第三次大論爭。早在70年代，李鴻章對修築鐵路已有建議，未被清廷采納。1880年底，直隸提督淮軍將領劉銘傳奉召進京，提出修築鐵路專折，主張“南路宜修二條，一條由清江經山東，一條由漢口經河南，俱達京師；北路宜由京師東通盛京，西通甘肅。惟工費浩繁，急切未能並舉。擬請先修清江至京一路，與本年議修之電線相為表裏。”慈禧諭令：“劉銘傳籌造鐵路一折，所請籌款試辦鐵路，先由清江至京一帶興辦，與今年李鴻章請設之電線相為表裏等語，所奏係為自強起見，著李鴻章、劉坤一按折內所陳，悉心籌商，妥議具奏；原折著抄給閱看。”李鴻章、劉坤一先後複奏：李完全支持劉銘傳的建議，並強調修築鐵路有九利；劉也是基本同意修築鐵路的。但頑固派卻紛紛上奏反對。降調順天府府丞王家璧攻擊李鴻章、劉銘傳請開鐵路“似為外國謀而非為我朝廷謀也”，“臣恐或有聯合詭謀，使四麵受敵”。翰林院侍讀周德潤認為修築鐵路有六不可解，“皆舍本務末，不待攻而自破者。”通政司參議劉錫鴻的奏折，洋洋灑灑數千言，指出修築鐵路有八不可行和九害。其他頑固官僚也連篇累牘地上奏反對。1881年，李鴻章創辦的開平煤礦，修築唐山至胥各莊的運煤路，同樣遭到頑固派的一再反對，先則勒令停辦，繼則禁駛機車，隻許由騾馬拖帶，“馬車鐵路。”後因騾馬拖帶，實在不行，改用機車，頑固派還上奏彈劾，說是“震動陵墓，煙傷禾稼”，要清廷勒令禁駛。在頑固派的一片反對聲中，慈禧隻得於1881年2月14日諭令：“迭據廷臣陳奏，僉以鐵路斷不宜開，不為無見。劉銘傳所奏，著毋庸議。”洋務派修築鐵路的建議暫告失敗，李鴻章等當然不會甘心，在伺機再動。
1886年，李鴻章不顧頑固派的反對，把開平運煤鐵路展至閻莊，全長約85華裏。同年醇親王奕？巡視北洋海口，李鴻章與之商訂將該路展至大沽和天津。1887年初，由奕？出麵奏準動工興建。於是，成立了中國鐵路公司，由沈保靖、周馥任督辦，開始募款動工，於1888年10月築成。同年11月，奕？又奏請修築天津至通州的鐵路，獲得了慈禧的批準。結果又引起頑固派新的反對浪潮，紛紛上奏彈劾，向洋務派修築津通鐵路的計劃一齊開火。洋務派有奕？撐腰，亦不甘示弱，同頑固派展開激烈的論爭，洋務、頑固兩派各執一端，論爭愈演愈烈。慈禧便於1889年2月4日發布“懿旨”，令沿海和沿江各省督撫就修築津通鐵路問題“各抒所見，迅速複奏，以備采擇。”在各省督撫複奏過程中，兩廣總督張之洞，提出了以盧漢鐵路代替津通鐵路的折衷方案，為各方所接受。於是，慈禧於同年九月用光緒名義發布上諭：“朕欽奏……皇太後懿旨：總理海軍事務衙門遵議通籌鐵路全局一折，據稱擬照張之洞條陳，由盧溝橋直達漢口，現在先從兩頭試辦，南由漢口至信陽州，北由盧溝至正定府，其餘再行次第接辦，並臚陳籌款購地各節，所奏頗為賅備，業據一再籌議，規劃周詳，即可定計興辦。著李鴻章、張之洞會同海軍衙門，將一切應行事宜，妥籌開辦；並派直隸按察使周馥，清河道潘駿德隨同辦理，以資熟手。此事造端閎遠，實為自強要途。惟創始之際，難免群疑，著直隸、湖北、河南各督撫剴切出示，曉喻紳民，毋得阻撓滋事，總期內外一心，官商合力，以蕆全功，而裨至計。餘均照所請行。將此諭令知之。欽此！”不久，張之洞由兩廣調湖廣總督，開始著手籌建盧漢鐵路事宜。洋務、頑固兩派長達10年關於修築鐵路的論爭，還是以洋務派獲勝而告結束。很顯然，慈禧最後一道懿旨，還是接受和支持了洋務派的意見，而且自此以後，頑固派反對修築鐵路的種種謬論，再沒有了市場，全國各條鐵路幹線，次第興修，逐步奠定了舊中國近代鐵路的基礎。
慈禧作為晚清洋務運動中的最高領導，她的主要職責應是決策和用人。如果說在上述洋務、頑固兩派三次大論爭中，慈禧基本上支持了洋務運動和洋務派，是對洋務運動起了決策作用的話；那麽，在用人方麵，她同樣著重任用了洋務派人物。奕訁斤是洋務運動的倡導者和執行者，又是洋務派的首領，當然也是慈禧賴以上台的功臣。慈禧開始對他恩禮有加，尊崇備至，言聽計從，內政外交大權，全部付托。後來為了防他奪權，雖曾一度罷黜，旋即複職，繼續任用他長達20年之久。直到洋務運動已全麵推行，“同光中興”局麵已穩定之際，才下決心趕他下台。對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洋務派地方實力派，慈禧雖仍懷有滿漢成見，暗中有防範和控製，但基本上還是放手任用的。其中對李鴻章依畀更深，從70年代初，李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後，除中途因丁憂一度暫離外，直到中日甲午戰敗才罷官，任期長達20年，任用之專，得未曾有。對湘淮係洋務派中堅人物沈葆楨、曾國荃、劉坤一、張樹聲、郭嵩燾、丁日昌、曾紀澤、丁寶楨、劉銘傳等等，都曾一一加以重用。丁日昌遭受頑固派那樣惡毒的攻擊，慈禧仍用之擔任江蘇、福建等省巡撫，並未加以罷黜。從清流派轉化為洋務派後起之秀的張之洞，更是慈禧一手提拔起來的。當然，慈禧同樣用了不少頑固派人物，如頑固派首領倭仁、恩承、徐桐等，利用他們牽製奕訁斤等洋務派，但這些人大都有高銜而無實權。後來慈禧雖曾重用了傾向頑固保守的醇親王奕，以之代替奕訁斤的首揆位置，但奕執行的仍然是洋務運動政策，在籌建海軍、海防和修築鐵路等方麵，同李鴻章合作得較好。因此可以說，慈禧在用人方麵，也是基本上支持了洋務派，有利於推行洋務運動的。
洋務總管奕訁斤
奕訁斤出生於1833年，是道光帝的第六子。道光帝雖有九個兒子，但心目中認為可以繼承帝位的隻有奕訁斤和四子奕訁寧二人。奕訁斤才貌出眾，少年英俊，道光十分寵愛，一心想立為皇儲；但奕訁寧長奕訁斤兩歲，在諸子中居長（前三子均早殤），又是寵妃全貴妃所生；在兩子中究竟立誰為皇儲，道光頗費躊躇，決心難下。後經幾次考察，才最後決定立奕訁寧為皇太子。1850年3月9日，道光帝駕崩後，奕訁寧在太和殿正式即位，成為清朝的鹹豐皇帝。
道光在詔立奕訁寧為皇太子的同時，也破例封奕訁斤為親王，足見道光對奕訁斤寵愛之深。但是盡管如此，繼承帝位，奕訁斤未能入選，便不得不屈居於一人之下，滿腹經綸，難於發揮，良機喪失，時不再來，一生命運就此決定了。
這一命運，在奕訁斤政治生涯的第一個回合中，便馬上得到了反映。鹹豐帝即位後，遵照道光的遺詔，封奕訁斤為恭親王，又賜給一座好的宅第，並表示“今雖君臣，情願一體”，恩禮有加。鹹豐三年，太平天國奠都南京，並派北伐軍一直殺向直隸、山西，北京震動。鹹豐帝為了應付這一緊急局勢，一麵調兵遣將，防堵太平北伐軍；一麵於同年11月發布上諭，破例命奕訁斤在軍機處行走，襄讚軍務。從此，奕訁斤以親王身份入值軍機，成為清廷最高領導集團的主要成員，時方20整歲。奕訁斤奉命後，積極輔佐鹹豐帝，部署兵力，轉剿太平北伐軍和增派的援軍，進展順利。一年之內，次第肅清，功績顯著，京師轉危為安。鹹豐帝欣喜萬分，論功行賞，除授予奕訁斤種種重要官職外，還著交宗人府從優議敘。這是奕訁斤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初試鋒芒嶄露頭角的良機。
然而就在奕訁斤躊躇滿誌之時，由於康慈皇貴太妃（奕訁斤生母，鹹豐養母）在彌留之際，觸了鹹豐帝與奕訁斤爭立皇儲的痛瘡，鹹豐帝即於1855年9月發布上諭，罷斥奕訁斤的所有職務，著仍在內庭行走，上書房讀書。一夜之間，奕訁斤便從最高集團主要成員跌了下來，真所謂“旦夕禍福”，“天威難測”，使奕訁斤第一次飽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痛苦滋味！
奕訁斤在晚清政治舞台上遭受第一次挫折以後，整整賦閑了5年，1858年英、法聯合發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才使他獲得重新崛起的機會。
1860年8月，英法聯軍攻陷天津後，直逼北京，局勢危急。鹹豐帝在內憂外患交迫下，情緒消極，不顧群臣的勸阻，於1860年9月22日，在肅順、載垣、端華等親信王公大臣的扈蹕下，從圓明園匆忙逃往熱河避難。臨行前一天，鹹豐帝不得不起用奕訁斤留守京都，諭令奕訁斤擔任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負責向英、法侵略軍議和。
奕訁斤授命於危難之際，明知鹹豐帝和肅順等人留給他的是一個吃力而不討好的苦差使，但憑著他的個人才幹和對自己皇室的責任心，還是勇敢沉著而自信地擔負起這一重任。在同英、法侵略者議和過程中，態度不亢不卑，英、法、俄想擁立他稱帝也被他嚴正拒絕。在《北京條約》簽字儀式上，他麵對英國代表額爾金的無禮挑釁，一忍再忍，終於簽訂了《北京條約》，完成了鹹豐帝交辦的議和任務，結束了拖延三年的對外戰爭，挽救了清王朝的危急局麵。
1867年初關於北京同文館招收正途出身學員學習天文算學的論爭，是洋務、頑固兩派之間的第一次大爭論。
當時奕訁斤看到，“洋人製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現在上海，浙江等處講求輪船各項，若不從根本上用著實功夫，即學習皮毛，無裨實用。”他即於1866年12月，代表總理衙門奏請在同文館內添設“天文算學館”，建議選取20歲以上的滿漢舉人及恩、拔、歲、副、貢和科舉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年少聰慧”的京外官，經考試入館學習天文數學。頑固派認為，奕訁斤竟然把西學正式引進封建教育的神聖殿堂，並讓科舉正途人員公然拜夷人為師，無論如何不能容忍。於是他們便從散布流言蜚語，編造什麽“詭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等等誣蔑謾罵對聯，發展到正式上奏彈劾奕訁斤。
1867年3月5日，山東道監察禦史張盛藻首先發難，上奏指責奕訁斤令科甲正途人員學習天文算學，是“習為機巧之事”，又“借升途銀兩以誘之。”是“重名利而輕氣節”，這對於“士習人心大有關係”，請慈禧飭令廷臣悉心妥議。慈禧對張奏批“著毋庸議”擱了起來，於是頑固派首領大學士倭仁便親自出馬上奏，大講“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支持張盛藻所謂“朝廷能養臣民之氣節”，“以之禦災而災可平，以之禦寇而寇可滅”的主張；並說：“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甚至危言聳聽地說：如令正途人員向外國學習，勢必“變而從夷，正氣為之不伸，邪氣因而彌熾，數年以後，不盡驅中國之眾鹹歸於夷不止”。
慈禧令軍機處將張、倭兩奏抄送總理衙門，並在倭奏上批“該衙門知道，欽此！”要奕訁斤作答。奕訁斤連忙上奏，詳細陳述了要“自強”就必須學習西方長技，而學習西方長技“必須由算學入手”的道理，指出倭仁所主張的一套，雖“陳義甚高，持論甚正”，其實不過是誤國空言，不足為訓，表示在學習西方長技問題上，“但期可以收效，雖冒天下之不韙，亦所不辭”，最後並向倭仁“將”了一“軍”：“該大學士既如此舉為窒礙，自必另有良圖，如果實有妙策，可以製外國而不為外國所製，臣等自當追隨該大學士之後，竭其？昧，悉心商辦，用示和衷共濟，上慰宸廑。如別無良策，僅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幹簷等詞，謂可折衝樽俎，臣等實未敢信。”
接著倭仁再次上奏，喋喋不休地在請外國人做教師上大做文章，堅持“不必多此一舉。”奕訁斤也再次具奏痛斥表示自己“不敢以道學鳴高，隻顧目前不肯任勞任怨”，也決不“因浮言煽惑”，而把天文算學館的建立“置與緩圖”，並把京師及各省士大夫“聚黨私議，約法阻攔”的責任，全推到倭仁身上。
慈禧一麵諭令總理衙門：“同文館招考天文算學，既經左宗棠等曆次陳奏，該管王大臣悉心計議，意見相同，不可再涉遊移，既著現在投考人員，認真考試，送館攻習。”一麵諭令倭仁另保數名粗通天文、算學的中國教師，擇地設館進行教學。當倭仁回奏：“奴才意中並無精於天文、算學之人，不敢妄保”，宣告認輸，而奕訁斤則乘勢進逼，要求倭仁在總理衙門行走，偏讓倭仁同洋人打交道時，慈禧竟支持奕訁斤的建議，令倭仁照辦，不準堅辭不就，弄得倭仁十分狼狽，隻得稱病推諉。不久又有“知州微員”楊廷熙上奏，借口“天象示警，人言浮動，請旨撤消同文館”，也被慈禧斥之為“甚屬荒謬”和“愚昧無知”，不加理睬。
在這場論爭中，慈禧雖懷有利用倭仁等頑固派清議，牽製奕訁斤的意圖，但基本上是支持奕訁斤等洋務派的。因此，報考天文算學館的人數，雖遭受頑固派的阻撓而有所減少，但還是正式開班，洋務運動中第一個培養近代人才的同文館，也終於堅持下來，並獲得一定的發展。
1874年（同治十三年）圍繞著設廠製造船炮機器和籌備海防問題的論爭，是洋務、頑固兩派之間的第二次大的論爭。
這次論爭，是因日軍入侵台灣，海防空虛，亟宜切實籌議而展開。先是總理衙門奏議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軍機處將總理衙門奏折密寄各督撫籌議，並宣示以下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海防亟宜切籌，將緊要應辦事宜撮敘數條，請飭詳議一折。據奏庚申之釁，創钜痛深，當時姑事羈縻，原期力圖自強，以為禦侮之計，乃至今並無自強之實。本年日本兵踞台灣番社，雖迭經飭令各疆臣嚴密籌防，自問殊無把握。若再不切實籌備，後患不堪設想’等語。沿江沿海各省防務經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並該省將軍、督撫等隨時籌劃，而備禦究無可恃；亟應實力講求，同心籌辦，艱苦貞定，曆久不懈，以紓目前當務之爭，以裕國家久遠之圖。該王大臣等所陳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各條，均係緊要機宜，著李鴻章、李宗羲、沈葆楨……詳細籌議，將逐條切實辦法，限於一月內複奏，此外別有要計，亦即一並奏陳。總期廣益集思，務臻有濟，不得以空言塞責，原折單均著抄給閱看。將此由六百裏各密諭知之。欽此。”這是慈禧、同治為這次討論定下的基調。
密諭發下後，李鴻章等督撫大臣紛紛具奏議論，其中廣東巡撫張兆棟，代丁日昌轉呈預擬的海洋水師章程六條，內容特別詳盡周密，慈禧、同治頗為讚賞，朱批“該衙門議奏，單並發”，要總理衙門議奏並轉發各督撫一並籌議。在籌議的奏章中，大部分是同意和支持總理衙門和丁日昌的擬議，但也反映了不少保守的意見。如湖南巡撫王文韶便反對丁日昌設廠兼造耕織機器，他說：“丁日昌所陳分設機器局條內，以輪船槍炮分廠督造各節，自屬目前要務。至兼造耕織機器之說，臣竊有所未安。夫四民之中，農居大半，男耕女織，各職其業，治安之本，不外乎此。若概以機器行之，彼兼並之家，富連阡陌，用力少而工程多，誠美利也，此外別無恒產，全賴雇值以自贍者，往往十居八九。機器漸行，則失業者漸眾，胥天下為遊民……故臣謂機器局除製造軍用所需外，其餘宜一概禁止，不得仿製各種日用器具，是亦無形中所以固本之一端。”又如通政使於淩辰還在高唱“洋人之所長在機器，中國之所長在人心”的濫調，驚呼“今以重洋人機器之故，不能不以是為學問，為人才，無論教必不力，學必不精，竊恐天下皆將為國家以禮義廉恥為無用，以洋學為難能，而人心因之解體，其從而習之者必皆無恥之人，洋器雖精，誰與國家共緩急哉”；並攻擊“李鴻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變夏不止。”再如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同樣在高唱：“且敵所畏者中國之民心，我所恃者亦在此民心。縱洋人機器愈出愈奇，我不可效日本覆轍為所愚弄、盤剝，搜山竭澤，事事師法西人，以逐步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親上之民心也”；並反對購買和製造兵輪大炮。特別攻擊丁日昌“矯飾傾險，心術不正，實為小人之尤”，“臣在江南，聞丁日昌有‘丁鬼奴’之稱，為此謀國，誠不知其是何居心。”
對上述種種頑固議論，慈禧雖未加申斥，但概不采納。於1875年4月26日，批準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根據籌議而落實的海防經費一折，規定每年從部庫封存的四成洋稅中提出二成（約銀200萬兩），再從浙江等六省厘金項下提銀200萬兩，分解南北洋海防大臣李鴻章、沈葆楨兌收應用。從此海防經費有了專款，可以逐年添購船炮。盡管頑固派集中攻擊丁日昌，慈禧對他還是照常任用，未遭受頑固保守意見的影響。由此可見，慈禧在這次論爭中，也是基本支持洋務派的。通過這次論爭。洋務運動還是獲得了進一步的展開。
1880年至1889年關於修築鐵路的論爭，是洋務、頑固兩派之間的第三次大論爭。早在70年代，李鴻章對修築鐵路已有建議，未被清廷采納。1880年底，直隸提督淮軍將領劉銘傳奉召進京，提出修築鐵路專折，主張“南路宜修二條，一條由清江經山東，一條由漢口經河南，俱達京師；北路宜由京師東通盛京，西通甘肅。惟工費浩繁，急切未能並舉。擬請先修清江至京一路，與本年議修之電線相為表裏。”慈禧諭令：“劉銘傳籌造鐵路一折，所請籌款試辦鐵路，先由清江至京一帶興辦，與今年李鴻章請設之電線相為表裏等語，所奏係為自強起見，著李鴻章、劉坤一按折內所陳，悉心籌商，妥議具奏；原折著抄給閱看。”李鴻章、劉坤一先後複奏：李完全支持劉銘傳的建議，並強調修築鐵路有九利；劉也是基本同意修築鐵路的。但頑固派卻紛紛上奏反對。降調順天府府丞王家璧攻擊李鴻章、劉銘傳請開鐵路“似為外國謀而非為我朝廷謀也”，“臣恐或有聯合詭謀，使四麵受敵”。翰林院侍讀周德潤認為修築鐵路有六不可解，“皆舍本務末，不待攻而自破者。”通政司參議劉錫鴻的奏折，洋洋灑灑數千言，指出修築鐵路有八不可行和九害。其他頑固官僚也連篇累牘地上奏反對。1881年，李鴻章創辦的開平煤礦，修築唐山至胥各莊的運煤路，同樣遭到頑固派的一再反對，先則勒令停辦，繼則禁駛機車，隻許由騾馬拖帶，“馬車鐵路。”後因騾馬拖帶，實在不行，改用機車，頑固派還上奏彈劾，說是“震動陵墓，煙傷禾稼”，要清廷勒令禁駛。在頑固派的一片反對聲中，慈禧隻得於1881年2月14日諭令：“迭據廷臣陳奏，僉以鐵路斷不宜開，不為無見。劉銘傳所奏，著毋庸議。”洋務派修築鐵路的建議暫告失敗，李鴻章等當然不會甘心，在伺機再動。
1886年，李鴻章不顧頑固派的反對，把開平運煤鐵路展至閻莊，全長約85華裏。同年醇親王奕？巡視北洋海口，李鴻章與之商訂將該路展至大沽和天津。1887年初，由奕？出麵奏準動工興建。於是，成立了中國鐵路公司，由沈保靖、周馥任督辦，開始募款動工，於1888年10月築成。同年11月，奕？又奏請修築天津至通州的鐵路，獲得了慈禧的批準。結果又引起頑固派新的反對浪潮，紛紛上奏彈劾，向洋務派修築津通鐵路的計劃一齊開火。洋務派有奕？撐腰，亦不甘示弱，同頑固派展開激烈的論爭，洋務、頑固兩派各執一端，論爭愈演愈烈。慈禧便於1889年2月4日發布“懿旨”，令沿海和沿江各省督撫就修築津通鐵路問題“各抒所見，迅速複奏，以備采擇。”在各省督撫複奏過程中，兩廣總督張之洞，提出了以盧漢鐵路代替津通鐵路的折衷方案，為各方所接受。於是，慈禧於同年九月用光緒名義發布上諭：“朕欽奏……皇太後懿旨：總理海軍事務衙門遵議通籌鐵路全局一折，據稱擬照張之洞條陳，由盧溝橋直達漢口，現在先從兩頭試辦，南由漢口至信陽州，北由盧溝至正定府，其餘再行次第接辦，並臚陳籌款購地各節，所奏頗為賅備，業據一再籌議，規劃周詳，即可定計興辦。著李鴻章、張之洞會同海軍衙門，將一切應行事宜，妥籌開辦；並派直隸按察使周馥，清河道潘駿德隨同辦理，以資熟手。此事造端閎遠，實為自強要途。惟創始之際，難免群疑，著直隸、湖北、河南各督撫剴切出示，曉喻紳民，毋得阻撓滋事，總期內外一心，官商合力，以蕆全功，而裨至計。餘均照所請行。將此諭令知之。欽此！”不久，張之洞由兩廣調湖廣總督，開始著手籌建盧漢鐵路事宜。洋務、頑固兩派長達10年關於修築鐵路的論爭，還是以洋務派獲勝而告結束。很顯然，慈禧最後一道懿旨，還是接受和支持了洋務派的意見，而且自此以後，頑固派反對修築鐵路的種種謬論，再沒有了市場，全國各條鐵路幹線，次第興修，逐步奠定了舊中國近代鐵路的基礎。
慈禧作為晚清洋務運動中的最高領導，她的主要職責應是決策和用人。如果說在上述洋務、頑固兩派三次大論爭中，慈禧基本上支持了洋務運動和洋務派，是對洋務運動起了決策作用的話；那麽，在用人方麵，她同樣著重任用了洋務派人物。奕訁斤是洋務運動的倡導者和執行者，又是洋務派的首領，當然也是慈禧賴以上台的功臣。慈禧開始對他恩禮有加，尊崇備至，言聽計從，內政外交大權，全部付托。後來為了防他奪權，雖曾一度罷黜，旋即複職，繼續任用他長達20年之久。直到洋務運動已全麵推行，“同光中興”局麵已穩定之際，才下決心趕他下台。對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洋務派地方實力派，慈禧雖仍懷有滿漢成見，暗中有防範和控製，但基本上還是放手任用的。其中對李鴻章依畀更深，從70年代初，李調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後，除中途因丁憂一度暫離外，直到中日甲午戰敗才罷官，任期長達20年，任用之專，得未曾有。對湘淮係洋務派中堅人物沈葆楨、曾國荃、劉坤一、張樹聲、郭嵩燾、丁日昌、曾紀澤、丁寶楨、劉銘傳等等，都曾一一加以重用。丁日昌遭受頑固派那樣惡毒的攻擊，慈禧仍用之擔任江蘇、福建等省巡撫，並未加以罷黜。從清流派轉化為洋務派後起之秀的張之洞，更是慈禧一手提拔起來的。當然，慈禧同樣用了不少頑固派人物，如頑固派首領倭仁、恩承、徐桐等，利用他們牽製奕訁斤等洋務派，但這些人大都有高銜而無實權。後來慈禧雖曾重用了傾向頑固保守的醇親王奕，以之代替奕訁斤的首揆位置，但奕執行的仍然是洋務運動政策，在籌建海軍、海防和修築鐵路等方麵，同李鴻章合作得較好。因此可以說，慈禧在用人方麵，也是基本上支持了洋務派，有利於推行洋務運動的。
洋務總管奕訁斤
奕訁斤出生於1833年，是道光帝的第六子。道光帝雖有九個兒子，但心目中認為可以繼承帝位的隻有奕訁斤和四子奕訁寧二人。奕訁斤才貌出眾，少年英俊，道光十分寵愛，一心想立為皇儲；但奕訁寧長奕訁斤兩歲，在諸子中居長（前三子均早殤），又是寵妃全貴妃所生；在兩子中究竟立誰為皇儲，道光頗費躊躇，決心難下。後經幾次考察，才最後決定立奕訁寧為皇太子。1850年3月9日，道光帝駕崩後，奕訁寧在太和殿正式即位，成為清朝的鹹豐皇帝。
道光在詔立奕訁寧為皇太子的同時，也破例封奕訁斤為親王，足見道光對奕訁斤寵愛之深。但是盡管如此，繼承帝位，奕訁斤未能入選，便不得不屈居於一人之下，滿腹經綸，難於發揮，良機喪失，時不再來，一生命運就此決定了。
這一命運，在奕訁斤政治生涯的第一個回合中，便馬上得到了反映。鹹豐帝即位後，遵照道光的遺詔，封奕訁斤為恭親王，又賜給一座好的宅第，並表示“今雖君臣，情願一體”，恩禮有加。鹹豐三年，太平天國奠都南京，並派北伐軍一直殺向直隸、山西，北京震動。鹹豐帝為了應付這一緊急局勢，一麵調兵遣將，防堵太平北伐軍；一麵於同年11月發布上諭，破例命奕訁斤在軍機處行走，襄讚軍務。從此，奕訁斤以親王身份入值軍機，成為清廷最高領導集團的主要成員，時方20整歲。奕訁斤奉命後，積極輔佐鹹豐帝，部署兵力，轉剿太平北伐軍和增派的援軍，進展順利。一年之內，次第肅清，功績顯著，京師轉危為安。鹹豐帝欣喜萬分，論功行賞，除授予奕訁斤種種重要官職外，還著交宗人府從優議敘。這是奕訁斤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初試鋒芒嶄露頭角的良機。
然而就在奕訁斤躊躇滿誌之時，由於康慈皇貴太妃（奕訁斤生母，鹹豐養母）在彌留之際，觸了鹹豐帝與奕訁斤爭立皇儲的痛瘡，鹹豐帝即於1855年9月發布上諭，罷斥奕訁斤的所有職務，著仍在內庭行走，上書房讀書。一夜之間，奕訁斤便從最高集團主要成員跌了下來，真所謂“旦夕禍福”，“天威難測”，使奕訁斤第一次飽嚐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痛苦滋味！
奕訁斤在晚清政治舞台上遭受第一次挫折以後，整整賦閑了5年，1858年英、法聯合發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才使他獲得重新崛起的機會。
1860年8月，英法聯軍攻陷天津後，直逼北京，局勢危急。鹹豐帝在內憂外患交迫下，情緒消極，不顧群臣的勸阻，於1860年9月22日，在肅順、載垣、端華等親信王公大臣的扈蹕下，從圓明園匆忙逃往熱河避難。臨行前一天，鹹豐帝不得不起用奕訁斤留守京都，諭令奕訁斤擔任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負責向英、法侵略軍議和。
奕訁斤授命於危難之際，明知鹹豐帝和肅順等人留給他的是一個吃力而不討好的苦差使，但憑著他的個人才幹和對自己皇室的責任心，還是勇敢沉著而自信地擔負起這一重任。在同英、法侵略者議和過程中，態度不亢不卑，英、法、俄想擁立他稱帝也被他嚴正拒絕。在《北京條約》簽字儀式上，他麵對英國代表額爾金的無禮挑釁，一忍再忍，終於簽訂了《北京條約》，完成了鹹豐帝交辦的議和任務，結束了拖延三年的對外戰爭，挽救了清王朝的危急局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