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目擊天安門-（四）
> 第22章 斯諾登上天安門！中美解凍北京城(22)
第22章 斯諾登上天安門！中美解凍北京城(22)
在基辛格和萬斯大力推動下，卡特正式就任總統後，於1977年2月8日把黃鎮請進白宮，與副總統蒙代爾、國務卿萬斯一起就中美關係交換意見。
黃鎮稍做寒暄就開門見山說：“上次曾見到國務卿萬斯先生，曾聽到他說，就兩國雙邊關係而言，新政府將繼續以上海公報為指導。我們認為，隻要雙方嚴格遵循這一原則，兩國關係將會繼續改善。”
卡特承諾說：“上海公報的原則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兩國關係的基石。”
新聞記者如獲至寶，紛紛記下黃鎮和卡特的重要表態講話，舉起相機攝下珍貴的鏡頭。新聞記者退場後，卡特又正式表明立場說：“自1972年以來，兩國關係取得了進展。現在需要鼓勵文化交流和貿易活動，發展更緊密的關係，以實現在公報上所表達的願望。”
黃鎮最擅於用肯定對方的話的方式，推動對方向前走，他說：“國務卿曾告訴我，總統是立場堅定地執行指導中美兩國關係的上海公報的。”
卡特說：“確實這樣。首先我感到，我們的國家不論軍事上和政治上都是很強大的，在國際上有很大影響，我們也同樣看到中國的力量和影響。”
黃鎮用巧妙的隱約暗示方法說：“自從尼克鬆打開對華關係，發表了上海公報，福特也訪問過中國，基辛格每年去中國一次，有時兩次，毛澤東、周恩來同尼克鬆、福特、基辛格多次長談，就世界形勢、兩國關係闡明了中方的立場、觀點，增進了彼此的了解。”
卡特是著名政治家，當然明白了黃鎮的話，圓滑地回答：“我們的領導人可以訪問中國，也希望你們國家的領導人來訪問。我不知是否有可能當主人，來接待你們國家的領導人訪問美國。”
黃鎮用早準備好的話推動卡特向前邁步說：“如果美國領導人訪問中國，我們是歡迎的，但是坦率地說，在美國同台灣保持‘外交關係’的情況下，在兩國關係正常化之前，中國領導人根本不可能訪美，而在北京沒有另外一個美國大使館。”
卡特以攻為守道：“為了向盟國顯示中美關係正有所發展，能否先解決資產凍結問題？”
黃鎮對此早有準備，“這個問題當初已達成一項一攬子解決方案，由於美方節外生枝提出新問題，才拖了下來。我們從未說過這個問題要等中美關係正常化了才能解決，它取決於美方，要解決也很容易，按照一攬子方案不難解決。”
卡特說：“你不愧一個偉大國家的代表，希望我們能成為朋友！聽說你喜歡音樂，我請你聽交響樂，以此向全世界顯示我們的友誼。”
黃鎮如實回答道：“其實，我對音樂是外行，對繪畫倒滿有興趣。”
1977年4月，卡特派他的兒子奇普隨美國國會代表訪華，受到李先念副總理的接見。聽了兒子的訪華報告，卡特說：“增進交往、貿易，最後通過履行上海公報，與中國關係正常化，是符合全世界和美國最大利益的。”
1977年8月下旬，卡特又派國務卿萬斯來華做探索性訪問，他受到中國新外長黃華的迎接。黃華陪同他前往釣魚台國賓館，車隊經過天安門廣場時，隻見廣場人山人海，鞭炮聲不絕。
萬斯以為這是中國對他的熱情歡迎，便向黃華詢問究竟。黃華告訴他，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歡慶中國共產黨十一大閉幕，歡呼華國鋒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為讓萬斯了解中國的嚴正立場，又把載有華國鋒講話的報紙交給了萬斯。
萬斯這才知道北京的熱烈氣氛，與他此次來訪毫不相幹，在國賓館認真研究華國鋒的報告，覺得他投石問路的任務相當艱巨，萬不可掉以輕心。
在與黃華的會談中，萬斯派頭十足，代表美國政府聲明，美國同台灣的《防禦條約》即將終止，準備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並說：“美中建交後必須通過一項非正式協定，讓美國政府人員非正式留在台灣。當然這種人員不具有外交人員性質，也沒有掛國旗和用政府印鑒等大使館的特征或權力。”
萬斯看著黃華冷若冰霜的威嚴麵孔，又說：“在適當的時候，美國將公開聲明希望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希望中國不發表對美國政府聲明的聲明。”
“倒退是沒有出路的！”黃華嚴詞拒絕了萬斯的方案，重申中國關於中美建交的三個原則性條件，會談陷入僵局。
為打開僵局，鄧小平接見萬斯一行。為活躍氣氛，鄧小平含笑遞給萬斯一支香煙，以政治家風度對美方人員說：“吸煙的請自便，按毛主席的指示為：自力更生，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美方人員見鄧小平這麽隨和，很快打消了對鄧小平的敬畏感，紛紛動手取煙吸了起來。萬斯是個聰明人，趁雙方氣氛友好之機，急忙發表自己的觀點：
“我們正千方百計尋找一個基礎，不致危害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前景，並能使美國同台灣的非正式接觸得以繼續。總統準備使美中關係正常化。上海公報承認隻有一個中國，因此，我們準備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惟一的合法政府。”
鄧小平輕輕將頭一搖，有力地批駁道：“你講的美國立場，從上海公報後退了。”
話雖不多，卻有千斤之重，會場氣氛明顯緊張起來。鄧小平伸手拿出一份文件，念了一段中美會談關於台灣問題的備忘錄，抽口煙強調說：“基辛格博士曾承認貴國欠了中國的債，中美關係正常化將按照中國的條件實現。福特總統1975年12月訪華時曾說，在1976年美國大選之後，他將處在較好的地位，可以按照日本方式來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
鄧小平語調格外鏗鏘有力：“閣下提出的所謂的美國政府人員在非正式安排下留在台灣，是一個沒有標誌或大門上沒有國旗的大使館。”稍作停歇，鄧小平以特有的風度直言相告道：“如果要解決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問題，幹幹脆脆就是三條：廢約、撤軍、斷交。為了照顧現實，我們還可以允許保持美台間非官方的民間往來；至於台灣同中國統一的問題，還是讓中國人自己來解決，我們中國人是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的，奉勸美國朋友不必為此替我們擔憂。”
萬斯在8月25日舉行的告別宴會上，大談美國對華政策不變：“在本屆美國政府同中國領導人的第一次協商中，我已經清楚地表明，我們政策的出發點是，我們繼續信守上海公報並承諾朝向關係完全正常化的目標前進。我們期待著在今後的歲月中，進一步就在這個問題和其他問題進行討論。”
黃華外長對萬斯投石問路的訪問性質很理解，便大度地強調中美雙方有不少共同點，推動美方朝前走，他說：“我們認為，隻要雙方都能按照上海公報的原則做出真誠的努力，中美關係就一定會像兩國人民共同希望的那樣，不斷向前發展。”
布熱津斯基要當基辛格第二
這時候，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麵對蘇聯的咄咄攻勢，美國需要借助中國的力量牽製蘇聯。美國資本家在對華貿易上大吃其虧，如1978年上半年，西歐共同市場向中國的出口比美國多三倍，日本比美國多五倍。美國資本家不幹了，商界首腦發起與中國建交的簽名運動，其他財團紛紛響應，在香港的美國資本家也向卡特政府上書施加壓力，卡特才承認美中建交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開始認真考慮美中建交問題。
卡特手下兩員大將在中美關係正常化方麵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是布熱津斯基和伍德科克。
布熱津斯基當時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他對基辛格極為崇拜，決心要當“卡特的基辛格”。他通過美國國務院官員、中國問題專家奧克森伯格接近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黃鎮，黃鎮邀請布熱津斯基訪華，他爽快地接受了訪華邀請，但卻受到國務卿萬斯的反對，兩人發生激烈爭吵。兩人吵到卡特麵前，卡特支持布熱津斯基，決心批準布熱津斯基在合適的時機訪華。
伍德科克原為美國汽車工人工會主席，在調解勞資糾紛方麵有傑出才能，有較高的地位和聲望，被卡特看中，任命為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有些美國人認為他不太熟悉中國，不一定適合擔負那麽艱巨的任務，但人們很快就對伍德科克刮目相看了。
原來，伍德科克深入研究中美關係後得出結論：美對華政策自相矛盾，回國述職時在全美汽車勞動工會的大會上發表講話稱：“美國過去的對華政策是建立在‘台北政府’代表全中國的虛構基礎上的，這顯然是錯誤的，美國應當糾正這個錯誤。”
伍德科克的這個講話立刻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美國務院官員強烈反對，要求伍德科克發表訂正聲明。伍德科克正在作難之時，卡特總統召他進白宮麵談。伍德科克心想必定挨總統訓斥無疑。誰知卡特對他格外客氣，請他坐下，興高采烈地說：“我已閱讀了你有關台灣問題的全部談話內容，我讚同你的意見。”伍德科克大喜過望，便經常同布熱津斯基與卡特研究中美關係問題，一致決定布熱津斯基1978年5月訪華。
布熱津斯基動身前，卡特對他說：“我派你去中國有兩個目的，一是繼續進行上海公報所規定的協商，二是向中國方麵再次保證，本屆政府是認真尋求美中關係正常化的。”
1978年5月20日，布熱津斯基飛往中國，他在飛機上浮想聯翩：“這場經曆可謂深刻動人。我情不自禁地想到這種奇怪的巧合――在十年中，美中關係是由兩名非美國出生、接受這個任務時對中國所知不多，或沒有特殊感情、卻有較多戰略考慮的美國官員促成的。1972年中國的開放是一次大膽的舉動，具有最大的地緣政治意義，我決心要成功地將仍舊脆弱的關係變成某種更加持久、遠為廣泛的關係。”
飛機快要在北京機場降落時，布熱津斯基突然擔心怕中國慢待了他。一下飛機見黃華外長前來迎接，知道給他與國務卿相同的規格，才放下心來。
布熱津斯基精於談判之術，他認為黃華授權有限，便與中國外交部長大談對蘇戰略，最後才把話題轉到雙邊關係問題上說：“美國在美中關係上，抱有三個根本信念：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友誼對世界和平極為重要和有益；一個安全和強大的中國對美國有利；一個強大、自信和參與全球事務的美國對中國有利。美國總統希望同強大的中國有友好的關係，他決心同你們一道克服阻礙兩國關係的障礙。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已經拿定了主意。”
黃華外長認為布熱津斯基在反霸權問題上態度轉趨強硬，在推動中美關係上也較主動和積極，便向鄧小平做了匯報，因而鄧小平一見布熱津斯基，就很關切地慰問道：“你一定很累了吧？”
“我感到很振奮！”
“毛澤東主席是個軍人，周恩來也是軍人，我也一樣。”
“軍人說話直率，但美國人也有說話直率的名聲。我希望你沒有發現美國人或美國有什麽不好理解。”
布熱津斯基寒暄既畢，便直奔他與黃華會談中有意回避的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他一方麵說明美國已下定決心，另一方麵千方百計希望中國體諒美國政府在國內，特別是台灣問題上的困難，在美方做出期待台灣問題得到和平解決時，不會受到中國的強烈反駁。
對此，鄧小平大度地回答說：“雙方都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嘛！”
布熱津斯基提議中美從下月開始就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高度機密性磋商。鄧小平當場拍板，代表中國接受了這個建議，說：“我盼望著卡特總統下決心的那一天。”
對當時兩人會談的微妙之處，布熱津斯基在回憶錄中有生動描述：
“要是認為我們交換意見時言語尖刻或互相攻擊，那就錯了。交換意見過程中確有爭吵，但整個趨勢是積極的。鄧關於正常化的評論也不像外長那麽僵硬，他並沒有做實質性的讓步，但伍德科克和我都感到可能有某些靈活性。鄧沒有駁斥我關於美國和台灣的某些說法，自那以後，我們更有這種感覺。我們的談話一直持續到晚上，盡管我們的談話更多有個人性質。我們在談到各自的家庭時，鄧不住地往我的盤子裏堆放引人開胃的美味佳肴，我們頻頻舉杯，鄧對他有興趣訪美做了一些含蓄的暗示。他還做了一項神秘莫測的評論，大意是說他自己作為高級領導人隻有三年時間了。他這樣說，似乎在強調美中關係的進展有某種迫切性。我告訴他，我希望能在華盛頓我家中回請他一次，以答謝這次宴請，他微笑著接受了。”
出乎美方預料，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會見了布熱津斯基。布熱津斯基代表美方轉交了卡特總統贈送給華國鋒主席和中國人民的禮物。
布熱津斯基先拿出一麵五星紅旗說：“這麵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是美國宇宙航空員帶到月球上又帶回來的，現在作為禮物贈送給貴國，意義非比尋常，不言自明。”
華國鋒珍重地接過，含笑表示感謝。布熱津斯基又拿出一塊石頭舉過頭頂說：“這是美國宇航員從月球上帶回來的石頭，卡特總統親筆寫了這張便條：‘華主席――送給你和中國人民一塊月亮上的石頭――象征我們對於美好未來的共同追求――吉米？卡特’。”
布熱津斯基訪華出乎預料地掀起了中美友好的氣氛，他在告別宴會上的講話更引人注目：
“我將我的結論告訴總統，即我們兩國勢必為了我們雙方的利益和全人類的利益而相互接近，讓我們重申決定我國對人民共和國態度的三個根本信念：第一，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友誼和關係正常化對世界和平極為重要和有益；第二，一個安全和強大的中國對美國有利；第三，一個強大、自信和參與全球事務的美國對中國有利。”
黃華外長對美國發出少有的肯定之辭：“中國人民對於太平洋彼岸的美國人民一向懷有友好的感情，發展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往來，增進相互了解和友誼，是符合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的。我們今後將為此繼續做出我們的努力。”
布熱津斯基在北京宣布，美國已授權於其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同中方就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具體談判。
卡特總統摘下了尼克鬆種下的桃子
從1978年7月開始，黃華外長、韓念龍副外長開始與伍德科克進行談判。談判中，黃華嚴肅指出：
（一）台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這個問題是美國政府派兵侵占中國領土台灣、幹涉中國內政造成的，“解鈴還需係鈴人”；
（二）要實現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美國必須履行斷交、撤軍、廢約三原則；
（三）在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後，美國同台灣之間可以繼續保持民間往來，美國還可以在台灣設立民間機構，但美國不應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
（四）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別國無權幹涉！
卡特總統接到報告，覺得很難辦，他對尼克鬆、基辛格近十年來和中國的談判情況不太熟悉，便下令讓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中國事務專家奧克森伯格對中美會談情況進行調查，有沒有秘密承諾。
奧克森伯格受命在全美國範圍內搜集資料，得到尼克鬆、基辛格、布什等的大力支持，編成了編號為24的《政策審查備忘錄》交到卡特手中說：
“總統，這份備忘錄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幾種方案；第二部分提出了有關向中國轉讓非軍事科技的方案；第三部分是裁減駐台美軍的步驟和方式的幾種選擇。”
卡特仔細翻閱後又請美國國務院東亞局首腦霍爾布魯克等人來白宮共商對策。霍爾布魯克說：
“總統，現在是你的政治力量和權力都趨於最高水平的階段，鄧小平也和日本簽訂了友好條約，願意和我們進行關係正常化談判，因而，現在是實現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最佳時間，請總統注意，這個時機稍縱即逝，萬萬不可輕易丟失。”
卡特斬釘截鐵地發出指示：“通知布熱津斯基和伍德科克，把1978年12月到1979年1月作為完成談判的時間目標，希望在那時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
中國得到積極的信號，也開始行動起來。
1978年4月份，鄧小平接見日本公明黨訪華代表團時，以高明的外交手段向美國發出中國準備與美國盡快建交的信號：
“訪日是我多年的願望，不過，還有一個願望就是到華盛頓去。中美關係正常化了，華國鋒主席忙，不能訪美的時候，我可以訪美。完成了中美關係正常化這件事，我就可以去見馬克思了。”
“中美建交需要多長時間？”
“中美關係正常化取決於卡特總統的決斷。締結中日友好條約隻要一秒鍾就能完成，中美關係即使加一倍，兩秒鍾就能完成。要像中日兩國領導人那樣，站在更高的角度來觀察世界形勢，處理問題，作為政治問題來對待，就容易達成協議。前提確定了，細節問題就好商量了。”
這時，黃華外長生病休息，12月4日，中國副外長韓念龍與伍德科克在外交部會議室繼續舉行中美建交談判，韓念龍滿麵春風說：
“主任閣下，我榮幸地通知你，中國政府考慮了卡特總統的建議，讚同把1979年元旦作為中國和美國關係正常化的日期，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將在12月13日接見閣下！”
伍德科克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請韓念龍複述一遍，才迅速地將這一重要消息傳回美國，報告給卡特總統。卡特很高興，他意識到這是一次至關重要的接見，他親自審核了伍德科克將要呈送給鄧小平的文件，當即予以批準，又命布熱津斯基會見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柴澤民，告訴他伍德科克將提出經過修改的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公報草案，已充分考慮了中國的意見。
卡特總統著重發出邀請：“美國政府決定邀請鄧小平閣下1979年1月訪美。美國政府認為，已經到了考慮對中國建交做出最終決策的時候了。”
黃鎮稍做寒暄就開門見山說：“上次曾見到國務卿萬斯先生，曾聽到他說，就兩國雙邊關係而言，新政府將繼續以上海公報為指導。我們認為，隻要雙方嚴格遵循這一原則，兩國關係將會繼續改善。”
卡特承諾說：“上海公報的原則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兩國關係的基石。”
新聞記者如獲至寶，紛紛記下黃鎮和卡特的重要表態講話，舉起相機攝下珍貴的鏡頭。新聞記者退場後，卡特又正式表明立場說：“自1972年以來，兩國關係取得了進展。現在需要鼓勵文化交流和貿易活動，發展更緊密的關係，以實現在公報上所表達的願望。”
黃鎮最擅於用肯定對方的話的方式，推動對方向前走，他說：“國務卿曾告訴我，總統是立場堅定地執行指導中美兩國關係的上海公報的。”
卡特說：“確實這樣。首先我感到，我們的國家不論軍事上和政治上都是很強大的，在國際上有很大影響，我們也同樣看到中國的力量和影響。”
黃鎮用巧妙的隱約暗示方法說：“自從尼克鬆打開對華關係，發表了上海公報，福特也訪問過中國，基辛格每年去中國一次，有時兩次，毛澤東、周恩來同尼克鬆、福特、基辛格多次長談，就世界形勢、兩國關係闡明了中方的立場、觀點，增進了彼此的了解。”
卡特是著名政治家，當然明白了黃鎮的話，圓滑地回答：“我們的領導人可以訪問中國，也希望你們國家的領導人來訪問。我不知是否有可能當主人，來接待你們國家的領導人訪問美國。”
黃鎮用早準備好的話推動卡特向前邁步說：“如果美國領導人訪問中國，我們是歡迎的，但是坦率地說，在美國同台灣保持‘外交關係’的情況下，在兩國關係正常化之前，中國領導人根本不可能訪美，而在北京沒有另外一個美國大使館。”
卡特以攻為守道：“為了向盟國顯示中美關係正有所發展，能否先解決資產凍結問題？”
黃鎮對此早有準備，“這個問題當初已達成一項一攬子解決方案，由於美方節外生枝提出新問題，才拖了下來。我們從未說過這個問題要等中美關係正常化了才能解決，它取決於美方，要解決也很容易，按照一攬子方案不難解決。”
卡特說：“你不愧一個偉大國家的代表，希望我們能成為朋友！聽說你喜歡音樂，我請你聽交響樂，以此向全世界顯示我們的友誼。”
黃鎮如實回答道：“其實，我對音樂是外行，對繪畫倒滿有興趣。”
1977年4月，卡特派他的兒子奇普隨美國國會代表訪華，受到李先念副總理的接見。聽了兒子的訪華報告，卡特說：“增進交往、貿易，最後通過履行上海公報，與中國關係正常化，是符合全世界和美國最大利益的。”
1977年8月下旬，卡特又派國務卿萬斯來華做探索性訪問，他受到中國新外長黃華的迎接。黃華陪同他前往釣魚台國賓館，車隊經過天安門廣場時，隻見廣場人山人海，鞭炮聲不絕。
萬斯以為這是中國對他的熱情歡迎，便向黃華詢問究竟。黃華告訴他，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歡慶中國共產黨十一大閉幕，歡呼華國鋒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為讓萬斯了解中國的嚴正立場，又把載有華國鋒講話的報紙交給了萬斯。
萬斯這才知道北京的熱烈氣氛，與他此次來訪毫不相幹，在國賓館認真研究華國鋒的報告，覺得他投石問路的任務相當艱巨，萬不可掉以輕心。
在與黃華的會談中，萬斯派頭十足，代表美國政府聲明，美國同台灣的《防禦條約》即將終止，準備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並說：“美中建交後必須通過一項非正式協定，讓美國政府人員非正式留在台灣。當然這種人員不具有外交人員性質，也沒有掛國旗和用政府印鑒等大使館的特征或權力。”
萬斯看著黃華冷若冰霜的威嚴麵孔，又說：“在適當的時候，美國將公開聲明希望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希望中國不發表對美國政府聲明的聲明。”
“倒退是沒有出路的！”黃華嚴詞拒絕了萬斯的方案，重申中國關於中美建交的三個原則性條件，會談陷入僵局。
為打開僵局，鄧小平接見萬斯一行。為活躍氣氛，鄧小平含笑遞給萬斯一支香煙，以政治家風度對美方人員說：“吸煙的請自便，按毛主席的指示為：自力更生，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美方人員見鄧小平這麽隨和，很快打消了對鄧小平的敬畏感，紛紛動手取煙吸了起來。萬斯是個聰明人，趁雙方氣氛友好之機，急忙發表自己的觀點：
“我們正千方百計尋找一個基礎，不致危害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前景，並能使美國同台灣的非正式接觸得以繼續。總統準備使美中關係正常化。上海公報承認隻有一個中國，因此，我們準備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惟一的合法政府。”
鄧小平輕輕將頭一搖，有力地批駁道：“你講的美國立場，從上海公報後退了。”
話雖不多，卻有千斤之重，會場氣氛明顯緊張起來。鄧小平伸手拿出一份文件，念了一段中美會談關於台灣問題的備忘錄，抽口煙強調說：“基辛格博士曾承認貴國欠了中國的債，中美關係正常化將按照中國的條件實現。福特總統1975年12月訪華時曾說，在1976年美國大選之後，他將處在較好的地位，可以按照日本方式來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
鄧小平語調格外鏗鏘有力：“閣下提出的所謂的美國政府人員在非正式安排下留在台灣，是一個沒有標誌或大門上沒有國旗的大使館。”稍作停歇，鄧小平以特有的風度直言相告道：“如果要解決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問題，幹幹脆脆就是三條：廢約、撤軍、斷交。為了照顧現實，我們還可以允許保持美台間非官方的民間往來；至於台灣同中國統一的問題，還是讓中國人自己來解決，我們中國人是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的，奉勸美國朋友不必為此替我們擔憂。”
萬斯在8月25日舉行的告別宴會上，大談美國對華政策不變：“在本屆美國政府同中國領導人的第一次協商中，我已經清楚地表明，我們政策的出發點是，我們繼續信守上海公報並承諾朝向關係完全正常化的目標前進。我們期待著在今後的歲月中，進一步就在這個問題和其他問題進行討論。”
黃華外長對萬斯投石問路的訪問性質很理解，便大度地強調中美雙方有不少共同點，推動美方朝前走，他說：“我們認為，隻要雙方都能按照上海公報的原則做出真誠的努力，中美關係就一定會像兩國人民共同希望的那樣，不斷向前發展。”
布熱津斯基要當基辛格第二
這時候，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麵對蘇聯的咄咄攻勢，美國需要借助中國的力量牽製蘇聯。美國資本家在對華貿易上大吃其虧，如1978年上半年，西歐共同市場向中國的出口比美國多三倍，日本比美國多五倍。美國資本家不幹了，商界首腦發起與中國建交的簽名運動，其他財團紛紛響應，在香港的美國資本家也向卡特政府上書施加壓力，卡特才承認美中建交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開始認真考慮美中建交問題。
卡特手下兩員大將在中美關係正常化方麵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是布熱津斯基和伍德科克。
布熱津斯基當時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他對基辛格極為崇拜，決心要當“卡特的基辛格”。他通過美國國務院官員、中國問題專家奧克森伯格接近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黃鎮，黃鎮邀請布熱津斯基訪華，他爽快地接受了訪華邀請，但卻受到國務卿萬斯的反對，兩人發生激烈爭吵。兩人吵到卡特麵前，卡特支持布熱津斯基，決心批準布熱津斯基在合適的時機訪華。
伍德科克原為美國汽車工人工會主席，在調解勞資糾紛方麵有傑出才能，有較高的地位和聲望，被卡特看中，任命為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有些美國人認為他不太熟悉中國，不一定適合擔負那麽艱巨的任務，但人們很快就對伍德科克刮目相看了。
原來，伍德科克深入研究中美關係後得出結論：美對華政策自相矛盾，回國述職時在全美汽車勞動工會的大會上發表講話稱：“美國過去的對華政策是建立在‘台北政府’代表全中國的虛構基礎上的，這顯然是錯誤的，美國應當糾正這個錯誤。”
伍德科克的這個講話立刻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美國務院官員強烈反對，要求伍德科克發表訂正聲明。伍德科克正在作難之時，卡特總統召他進白宮麵談。伍德科克心想必定挨總統訓斥無疑。誰知卡特對他格外客氣，請他坐下，興高采烈地說：“我已閱讀了你有關台灣問題的全部談話內容，我讚同你的意見。”伍德科克大喜過望，便經常同布熱津斯基與卡特研究中美關係問題，一致決定布熱津斯基1978年5月訪華。
布熱津斯基動身前，卡特對他說：“我派你去中國有兩個目的，一是繼續進行上海公報所規定的協商，二是向中國方麵再次保證，本屆政府是認真尋求美中關係正常化的。”
1978年5月20日，布熱津斯基飛往中國，他在飛機上浮想聯翩：“這場經曆可謂深刻動人。我情不自禁地想到這種奇怪的巧合――在十年中，美中關係是由兩名非美國出生、接受這個任務時對中國所知不多，或沒有特殊感情、卻有較多戰略考慮的美國官員促成的。1972年中國的開放是一次大膽的舉動，具有最大的地緣政治意義，我決心要成功地將仍舊脆弱的關係變成某種更加持久、遠為廣泛的關係。”
飛機快要在北京機場降落時，布熱津斯基突然擔心怕中國慢待了他。一下飛機見黃華外長前來迎接，知道給他與國務卿相同的規格，才放下心來。
布熱津斯基精於談判之術，他認為黃華授權有限，便與中國外交部長大談對蘇戰略，最後才把話題轉到雙邊關係問題上說：“美國在美中關係上，抱有三個根本信念：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友誼對世界和平極為重要和有益；一個安全和強大的中國對美國有利；一個強大、自信和參與全球事務的美國對中國有利。美國總統希望同強大的中國有友好的關係，他決心同你們一道克服阻礙兩國關係的障礙。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已經拿定了主意。”
黃華外長認為布熱津斯基在反霸權問題上態度轉趨強硬，在推動中美關係上也較主動和積極，便向鄧小平做了匯報，因而鄧小平一見布熱津斯基，就很關切地慰問道：“你一定很累了吧？”
“我感到很振奮！”
“毛澤東主席是個軍人，周恩來也是軍人，我也一樣。”
“軍人說話直率，但美國人也有說話直率的名聲。我希望你沒有發現美國人或美國有什麽不好理解。”
布熱津斯基寒暄既畢，便直奔他與黃華會談中有意回避的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他一方麵說明美國已下定決心，另一方麵千方百計希望中國體諒美國政府在國內，特別是台灣問題上的困難，在美方做出期待台灣問題得到和平解決時，不會受到中國的強烈反駁。
對此，鄧小平大度地回答說：“雙方都可以表達自己的意見嘛！”
布熱津斯基提議中美從下月開始就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高度機密性磋商。鄧小平當場拍板，代表中國接受了這個建議，說：“我盼望著卡特總統下決心的那一天。”
對當時兩人會談的微妙之處，布熱津斯基在回憶錄中有生動描述：
“要是認為我們交換意見時言語尖刻或互相攻擊，那就錯了。交換意見過程中確有爭吵，但整個趨勢是積極的。鄧關於正常化的評論也不像外長那麽僵硬，他並沒有做實質性的讓步，但伍德科克和我都感到可能有某些靈活性。鄧沒有駁斥我關於美國和台灣的某些說法，自那以後，我們更有這種感覺。我們的談話一直持續到晚上，盡管我們的談話更多有個人性質。我們在談到各自的家庭時，鄧不住地往我的盤子裏堆放引人開胃的美味佳肴，我們頻頻舉杯，鄧對他有興趣訪美做了一些含蓄的暗示。他還做了一項神秘莫測的評論，大意是說他自己作為高級領導人隻有三年時間了。他這樣說，似乎在強調美中關係的進展有某種迫切性。我告訴他，我希望能在華盛頓我家中回請他一次，以答謝這次宴請，他微笑著接受了。”
出乎美方預料，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會見了布熱津斯基。布熱津斯基代表美方轉交了卡特總統贈送給華國鋒主席和中國人民的禮物。
布熱津斯基先拿出一麵五星紅旗說：“這麵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是美國宇宙航空員帶到月球上又帶回來的，現在作為禮物贈送給貴國，意義非比尋常，不言自明。”
華國鋒珍重地接過，含笑表示感謝。布熱津斯基又拿出一塊石頭舉過頭頂說：“這是美國宇航員從月球上帶回來的石頭，卡特總統親筆寫了這張便條：‘華主席――送給你和中國人民一塊月亮上的石頭――象征我們對於美好未來的共同追求――吉米？卡特’。”
布熱津斯基訪華出乎預料地掀起了中美友好的氣氛，他在告別宴會上的講話更引人注目：
“我將我的結論告訴總統，即我們兩國勢必為了我們雙方的利益和全人類的利益而相互接近，讓我們重申決定我國對人民共和國態度的三個根本信念：第一，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友誼和關係正常化對世界和平極為重要和有益；第二，一個安全和強大的中國對美國有利；第三，一個強大、自信和參與全球事務的美國對中國有利。”
黃華外長對美國發出少有的肯定之辭：“中國人民對於太平洋彼岸的美國人民一向懷有友好的感情，發展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往來，增進相互了解和友誼，是符合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的。我們今後將為此繼續做出我們的努力。”
布熱津斯基在北京宣布，美國已授權於其駐華聯絡處主任伍德科克，同中方就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具體談判。
卡特總統摘下了尼克鬆種下的桃子
從1978年7月開始，黃華外長、韓念龍副外長開始與伍德科克進行談判。談判中，黃華嚴肅指出：
（一）台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這個問題是美國政府派兵侵占中國領土台灣、幹涉中國內政造成的，“解鈴還需係鈴人”；
（二）要實現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美國必須履行斷交、撤軍、廢約三原則；
（三）在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後，美國同台灣之間可以繼續保持民間往來，美國還可以在台灣設立民間機構，但美國不應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
（四）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別國無權幹涉！
卡特總統接到報告，覺得很難辦，他對尼克鬆、基辛格近十年來和中國的談判情況不太熟悉，便下令讓白宮國家安全會議中國事務專家奧克森伯格對中美會談情況進行調查，有沒有秘密承諾。
奧克森伯格受命在全美國範圍內搜集資料，得到尼克鬆、基辛格、布什等的大力支持，編成了編號為24的《政策審查備忘錄》交到卡特手中說：
“總統，這份備忘錄有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提出了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幾種方案；第二部分提出了有關向中國轉讓非軍事科技的方案；第三部分是裁減駐台美軍的步驟和方式的幾種選擇。”
卡特仔細翻閱後又請美國國務院東亞局首腦霍爾布魯克等人來白宮共商對策。霍爾布魯克說：
“總統，現在是你的政治力量和權力都趨於最高水平的階段，鄧小平也和日本簽訂了友好條約，願意和我們進行關係正常化談判，因而，現在是實現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最佳時間，請總統注意，這個時機稍縱即逝，萬萬不可輕易丟失。”
卡特斬釘截鐵地發出指示：“通知布熱津斯基和伍德科克，把1978年12月到1979年1月作為完成談判的時間目標，希望在那時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
中國得到積極的信號，也開始行動起來。
1978年4月份，鄧小平接見日本公明黨訪華代表團時，以高明的外交手段向美國發出中國準備與美國盡快建交的信號：
“訪日是我多年的願望，不過，還有一個願望就是到華盛頓去。中美關係正常化了，華國鋒主席忙，不能訪美的時候，我可以訪美。完成了中美關係正常化這件事，我就可以去見馬克思了。”
“中美建交需要多長時間？”
“中美關係正常化取決於卡特總統的決斷。締結中日友好條約隻要一秒鍾就能完成，中美關係即使加一倍，兩秒鍾就能完成。要像中日兩國領導人那樣，站在更高的角度來觀察世界形勢，處理問題，作為政治問題來對待，就容易達成協議。前提確定了，細節問題就好商量了。”
這時，黃華外長生病休息，12月4日，中國副外長韓念龍與伍德科克在外交部會議室繼續舉行中美建交談判，韓念龍滿麵春風說：
“主任閣下，我榮幸地通知你，中國政府考慮了卡特總統的建議，讚同把1979年元旦作為中國和美國關係正常化的日期，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將在12月13日接見閣下！”
伍德科克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請韓念龍複述一遍，才迅速地將這一重要消息傳回美國，報告給卡特總統。卡特很高興，他意識到這是一次至關重要的接見，他親自審核了伍德科克將要呈送給鄧小平的文件，當即予以批準，又命布熱津斯基會見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柴澤民，告訴他伍德科克將提出經過修改的美中關係正常化的公報草案，已充分考慮了中國的意見。
卡特總統著重發出邀請：“美國政府決定邀請鄧小平閣下1979年1月訪美。美國政府認為，已經到了考慮對中國建交做出最終決策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