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目擊天安門-（四）
> 第3章 斯諾登上天安門！中美解凍北京城(3)
第3章 斯諾登上天安門！中美解凍北京城(3)
希拉利一離開，基辛格就懷著一種無法形容的激動，快步穿過大廳來到尼克鬆的橢圓形辦公室，和尼克鬆交談了很長時間，最後決定欣然接受邀請。12月16日，基辛格把美國政府的回信交給希拉利。信是打字機打好後複印的，信箋上端沒有印字，也沒有美國政府的水印圖案和簽字。回信表示：美國準備在北京舉行高級會談，討論“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的，存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之間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在北京的會談將不僅限於台灣問題，而是將包括旨在改善關係及緩和緊張局勢的其他步驟。至於美國在台灣的駐軍，美國政府的政策是，隨著東亞和太平洋緊張局勢的緩和，美國將減少在該地區的駐軍。”
幾乎與此同時，在11月下旬，羅馬尼亞副總理格奧爾基？勒杜列斯庫來華訪問時也轉達了尼克鬆的口信，周恩來總理再次重申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台灣問題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如果美國準備解決這個問題，中國歡迎美國派一位特別使節到北京來。周恩來還第一次提出了尼克鬆總統訪華的事：尼克鬆總統既已訪問過布加勒斯特和貝爾格萊德，那麽他在北京也會受到歡迎的。
這一重要信息直到1971年1月11日才由羅馬尼亞駐美大使科梅利？博丹轉給基辛格，比巴基斯坦渠道晚了一個多月。此後，由於美國擔心羅馬尼亞會向蘇聯透露消息，就再也沒有使用羅馬尼亞渠道。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他的書房裏再次接見了斯諾，進行長達5個多小時的會談。毛澤東坦率地對斯諾說：
“我是不喜歡民主黨的，我比較喜歡共和黨。我歡迎尼克鬆上台。為什麽呢？他的欺騙性有，但比較少一點。他跟你來硬的多，來軟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來，你就捎個信，叫他偷偷地來，不要公開，坐上一架飛機就可以來嘛。談不成也可以，談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麽僵著？但是你們美國是沒有秘密的，一個總統出國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國來，一是會大吹大擂，就會說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國整蘇聯，所以他現在還不敢。整蘇聯，現在對美國不利，整中國對於美國也不利。”
“單是美國這個國家就有兩億人口……我寄希望於美國人民。美國如果能出現一個領導的黨來進行革命，我高興。美國的產業高於世界各個國家，文化普及。”
“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國人左、中、右都讓來。為什麽右派要讓來？就是說尼克鬆，他是代表壟斷資本家的。當然要讓他來了，因為解決問題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鬆解決。”
“他早就到處寫信說要派代表來，我們沒發表，守秘密啊。他對於波蘭華沙那個會談不感興趣，要當麵談。所以，我說如果尼克鬆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會跟他吵架，批評是要批評他的。我們也要作自我批評，就是講我們的錯誤、缺點了。比如：我們的生產水平比美國低，別的我們不作自我批評。”
斯諾對於中美之間悄悄的接觸是不了解的，他對毛澤東對尼克鬆那麽熟悉，那麽感興趣，不覺很納悶。他沒有料到中美關係發展得如此之快，特別是對邀請尼克鬆訪華仍有疑問，便問道：
“有一兩件事想跟你探討一下。第一是尼克鬆來華的問題，是否可以作這樣的理解：目前他來是不現實的，但尼克鬆來華被認為是理想的。”
毛澤東幹脆利落的回答說：“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國，你不是壟斷資本家。”
斯諾被毛澤東逗笑了，他漸漸明白：中國願意通過中美高層會談，解決雙方的實質問題。
毛澤東抽了口香煙，若有所思地問：“下一屆美國總統選舉是哪一年？”
“1972年。”
毛澤東便說：“我看七二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來，他自己不來，要來談是那個時候。他那個台灣舍不得，蔣介石還沒有死。台灣關他什麽事？台灣是杜魯門、艾奇遜搞的……尼克鬆當過副總統，他那時跑過台灣。”
斯諾插話說：“前幾天我見到西哈努克時，他曾對我說：尼克鬆是毛澤東的一位好代理人。”
毛澤東說出了幾句特別精妙的話：“我喜歡這種人，喜歡世界上最反動的人。我不喜歡什麽社會民主黨，什麽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有它欺騙的一麵。”
斯諾說：“尼克鬆在東南亞陷得很深，就越是發動人民起來反對他。”斯諾指的是美國支持朗諾推翻西哈努克的柬埔寨事件，中國對西哈努克是全力支持的。
但毛澤東並不為斯諾所提之事所轉移，還是按自己的思路說：“還是尼克鬆好！我能跟他談得來，不會吵架。”
尼克鬆從一些渠道獲知這一最新信息後十分高興。1971年2月25日他在向國會作外交報告時說：“在今後的一年裏，我要仔細研究我們應當采取什麽進一步的步驟，以創造美中人民之間擴大交往的機會，以及怎樣消除實現這些機會的不必要的障礙……凡是我們能夠做到的，我們一定去做。”
3月15日，美國國務院宣布取消對持美國護照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旅行的一切限製。終於，中美兩國改善關係的發展趨勢明朗化了，在經過漫長而艱難的行程後，兩國關係行將出現重大突破。正在此時，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日本名古屋舉行，周恩來巧妙的借那銀色小球轉動了地球，打破了中美之間已經結了幾十年的堅硬的冰層。
毛澤東最後拍板：邀請
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中國乒乓球隊已失去了參加第29、30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機會。在距盛會開幕還有兩個月、距參賽報名截止僅有十天的時候，毛澤東主席力排眾議，做出參賽的指示：我隊應去，並準備死幾個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是“文革”開始後中國第一次重新走上世界體壇，周恩來還親自到乒乓球隊作動員、做工作，安排代表團分兩批乘機去日本。
中國決定參賽的消息引起了各方的關注。4月1日，美國國務院在備忘錄中寫道：“北京已派了它的乒乓球隊到日本去參加國際比賽。幾年來它參加這類體育活動還是第一次。”然而，直到過了5天之後，美國人才全部了解了這句話的重大意義。
3月21日，中國乒乓球代表團一行60餘人安全抵達日本名城名古屋，住進了被包租下來的藤久觀光旅館。行前，周恩來總理曾語重心長地對代表團團長趙正洪說：“這次出去會碰到新情況，不要總是請示報告，有情況要自己處理。你們是代表國家的，也是代表人民的，在比賽中也就要接觸許多國家的代表隊，其中也包括美國隊。作為一個團體，我們總是要和他們接觸的。如果美國隊進步，也可以請他們來比賽。我們和美國隊可以比賽，不能來往就不通了，因此就發生一個問題，美國是否可以去？大家動動腦筋，得想想這個世界性的大問題。”
3月27日晚上，國際乒聯於開幕前舉行冷餐招待會。主人致詞後，運動員們隨意走動起來。突然，幾個陌生的一時還分不清國籍的運動員與中國運動員相遇，中國運動員習慣地報以微笑，而這幾位外國選手卻熱情奔放，其中一個高興地說：“啊，中國人，好久沒見你們了。你們的球打得好極了。”
這時翻譯過來了，才知道他們是美國人。這種偶然發生的事一般人是不會將它當一回事的，但負有利用世乒賽，積極開展友好活動，打開外交局麵重任的中國人卻對此極為敏感，代表團負責人立即通過國際長途電話，向國內送回了信息：“美國隊的一些人對我們比較殷勤。在昨晚的招待會上，美國隊的人和我們接近，說了很多話。”
3月30日，在國際乒聯代表大會上，中國代表團負責人宋中在發言中譴責美國支持金邊傀儡政權，與美國代表團團長斯廷霍文展開了激烈爭論，這本是預料中的事。但令宋中驚詫的是，當他到會場外大廳喝咖啡時，卻發現對麵正好坐著斯廷霍文。雖是不期而遇，但兩人都不失大國風度地友好交談。斯廷霍文特別提到美國已取消禁止持美國護照去中華人民共和國旅行的限製，還說起中國已決定邀請南斯拉夫隊訪華，他特意說：“如果美國選手去中國一次，一定能學到許多有用的技術。”
當兩人離開座位時，斯廷霍文突然說：“宋先生，你們中國人不是挺和氣的嗎？剛才您怎麽那樣凶？”
宋中聽了哈哈大笑起來。這是在名古屋中美雙方官員的首次接觸。
當晚，中國代表團負責人向國內匯報：“美國乒乓球隊想來華訪問。”
名古屋來的報告每天被整理成簡報，其中兩份一送周恩來，一送毛澤東。看了30日的簡報後，毛澤東當即指示：代表團一天向國內匯報三次情況不夠，要增加到五次。
4月1日，中國隊獲得男子團體冠軍。4月2日，組委會安排運動員們在風景如畫的三重半島海灣觀光遊覽，在遊艇上，一個美國運動員熱情地對中國運動員說：“嗨，你們的球打得真漂亮，找個機會，也和我們打幾盤吧。”
想到出國前周總理的話，代表團團長趙正洪就笑著說：“好，好。”
美國隊員見中國人答應和他們比賽，又半開玩笑地說：“聽說你們已邀請了我們的朋友（指英國、加拿大隊）到你們國家訪問了，什麽時候才輪到我們呀？”
說者無心，聽者卻為難了，趙正洪隻好含糊地說：“會去的，總有一天，你們會到中國的。”
於是中國代表團又一次向國內報告：美國隊想訪華。
美國洛杉磯聖莫尼卡市立學院19歲的學生格倫？科恩，是個標準的嬉皮士：披著滿頭長發，穿著當時最時髦的喇叭褲，一臉毫不在乎的神情。4月4日，當他練完球走出體育館時，竟然找不到來時的汽車了。正在這時，一輛帶有錦標賽標誌的大轎車開了過來，他連連招手，當車停下時，趕忙跳上車，長長地出了一口氣。當他回頭細看時，卻不禁暗暗吃驚：原來車上全是中國人。他便獨自站在車門口而沒有找位子坐下。
同樣吃驚的還有中國運動員，他們都認出了這位是美國乒乓球運動員，而且還是一個“嬉皮士”。車裏靜靜的，無人和科恩搭話。
在這令人尷尬而又沉悶的氣氛中，科恩大聲說：“你們誰能講英語？”
在座的翻譯朝他點點頭。科恩於是對中國運動員說：“我知道，我的帽子，我的頭發，我的衣裳讓你們看了好笑，但在我們美國有好多人也像我一樣……”
坐在車後的莊則棟為了消除這種尷尬局麵，就站起來向車門口走去。科恩一眼認出了莊則棟，驚喜地叫了起來：“我的上帝，你是莊先生！”
通過翻譯，莊則棟和科恩熱情地交談起來。在互相介紹了解後，莊則棟對科恩說：“我們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來到我們車上，我們大家都很高興，我代表同行的中國運動員歡迎你上車。為了表達這種感情，我送給你一件禮品吧……”
當莊則棟伸手往挎包裏掏東西時，身後響起了一連串的低語：“小莊，小莊，別……”還有人在他的衣服後擺上拉了一下。莊則棟理解朋友們的好意，他還是拿出一幅繡著黃山風景的杭州織錦遞了過去：“這件禮物送給你！”
三次獲得男子單打世界冠軍的莊則棟的這一意外舉動使科恩激動不已，他慌亂地在自己的挎包裏搜尋，然而卻失望地叫了起來：“天哪，我什麽也沒帶，連把梳子也找不出來。可是我一定要送你一件……”
正說著，大轎車停在了愛知縣體育館門口。一群敏感的記者立即發現莊則棟和科恩一起下車，他們把鏡頭全對準了這一具有轟動效應但又令人難以置信的場麵，這立即成了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新聞。新華社編輯的《參考消息》也轉載了這一消息。
第二天，科恩回送了一件印有英文“聽其自然”的紅白藍三色的T恤衫給莊則棟。4月7日，是世乒賽的最後一天，第二天各國代表團就要離開日本了。淩晨時分，北京中南海豐澤園北屋西頭毛澤東主席的辦公室裏還亮著燈，辦公桌上，一份由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聯合呈報的，關於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來訪的報告已放了好幾天了，毛澤東數次拿起這份周恩來簽署“擬同意”的報告，又數次放下。時間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它既能創造機遇，也能帶走機遇。中美關係已到了一個曆史的轉折關頭，為什麽要說“邀請美國隊訪華的時機不成熟”？這不正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嗎？毛澤東不愧為高瞻遠矚的政治家，在曆史的關鍵時刻終於做出了石破天驚的決策：讓他們來！
上午10點，周恩來給趙正洪、宋中發去了緊急指示：
“關於美國乒乓球隊要求訪華事，考慮到該隊多次提出要求，表現熱情友好，現決定同意美國乒乓球隊包括負責人在內來我國訪問。可在香港辦理入境手續，旅費不足，可補助。請將辦理情況、該隊來華人數，動身時間等及時報回。”
10點30分，宋中趕到美國隊住處，剛好領隊斯廷霍文不在，美國乒協國際部主任、副領隊哈裏森出麵接待。宋中就直截了當地說：“哈裏森先生，我代表中國乒乓球隊代表團正式發出邀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
雖然美國隊多次提出訪問中國的要求，但並沒抱多大希望，當中國發出正式邀請時，沒有心理準備的美國人反而驚呆了。哈裏森借口要和領隊商量，請求稍後答複。
斯廷霍文聽了匯報後又驚又喜，他立即打電話向美國駐日大使館請示。大使阿明？H？邁耶因事外出，駐日使館的中國問題專家威廉？坎寧雖對中美雙方的私下接觸不甚了解，但憑著豐富的外交經驗和敏銳的洞察力，當即毫不猶豫地建議斯廷霍文接受邀請。
當美國隊員得知將去中國時，忽然覺得這個問題變得嚴重了，仿佛他們將被邀去另一個星球一樣。
沉寂幾分鍾後，美國青年們一下又變得激動起來：“去！有這麽好的機會，為什麽不去？”科恩尤其激動，猛地跳起來，說出去給遠在美國的媽媽打電話，邊跑邊大聲說：“要去，一定要去！我太高興了！”
兩個姑娘也激動不已地高聲叫起來：“我們也要去，不能把我們忘了。”
一陣激動之後，他們又平靜下來。由於對中國的不了解，又把神秘的中國之行看得悲壯起來。於是全隊做出了一個特別決議：未成年的人立即給家裏打電話，征求父母的同意；其餘的人，如果夫人沒有隨行，也打電話告訴家裏。在所有的電話中，以年已40的博根給妻子的電話最為“悲壯”：“萬一我在那邊發生什麽事，請你把我寫下的未及發表的文稿收藏好，日後傳給兩個孩子――斯科特和埃裏克。”
美國國務院在接到消息後立即向白宮打報告說：“雖然我們還無法斷定到底是怎麽回事，但這個邀請的用意，起碼有一部分是作為回答美國最近采取的主動行動的一種姿態。”尼克鬆更是欣喜萬分，他一麵連夜召開國家安全特別會議研究對華新政策，一麵指示發加急電報給美國駐日大使邁耶，告訴他白宮的意見是：運動員務必去北京。事後他說：“我從未料到對中國的主動行動會以乒乓球隊訪問北京的形式求得實現。”
周恩來妙論“嬉皮士”得到了一束紅玫瑰
1971年4月10日上午，美國乒乓球隊一行15人跨過羅湖橋，踏上了中國這塊神秘的土地。隨行的還有4名美國記者，其中有40年代長駐中國，采訪過國共兩黨談判，與周恩來很熟悉的約翰？羅德裏克。當晚10點，他們到達北京，受到中國運動員的熱情歡迎，科恩還搶著佩帶了一枚毛主席像章。
從4月11日開始，美國運動員參觀了清華大學、故宮，漫步在雄偉寬闊的天安門廣場，遊覽了頤和園，登上了長城，還和中國乒乓球隊進行了友誼比賽。周恩來指示對比賽進行了電視轉播，他還親自審閱了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黃際臣、宋世雄擬就的廣播稿。
4月14日下午，身著銀灰色中山裝、麵帶笑容的周恩來走進了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會見了美國、加拿大、哥倫比亞、英國、尼日利亞等國的乒乓球代表團，這是駐北京的絕大多數西方外交官都未能實現的宏願。當周恩來和加拿大隊員握手時，羅德裏克實在控製不住自己，手裏拿著本筆記本跑過去，用一種奇怪的半蹲姿勢來引起周恩來的注意。
周恩來果然認出了他，走過去握著他的手親切地說：“啊，是羅德裏克先生，我們好久不見了。”
羅德裏克也激動地說：“是啊，我們先在延安見過，後來是南京，然後是20多年後的今天。”
周恩來充滿感慨地說：“你看到了吧，20多年來，中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我看到了……”羅德裏克深深地點點頭，興奮地說：“作為一個美國人，我更關心美中關係。”
“哦。”周恩來應聲說，“現在，門已經打開了。”停了一下，又加重語氣說，“你看，你就打開了中美兩國記者互訪的大門。”
羅德裏克向周總理表示感謝邀請美國記者訪華，他說：“我讚成你剛才的說法，我們的關係打開了新的一頁。我希望通過記者的報道，這種關係會得到進一步的改善。”
像往常會見外國運動員一樣，周恩來在美國運動員中間坐了下來，他用“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來表達對美國隊員到中國訪問的歡欣之情，他滿懷深情地說：“我請你們回去把中國人民的致意轉告給美國人民。中美兩國人民過去來往是很頻繁的，以後中斷了一個很長的時間，你們這次作為應邀來訪的第一個美國代表團，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我相信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將會得到兩國大多數人民的讚成和支持。”
美國隊員報以熱烈的掌聲，斯廷霍文馬上說：“我們也希望中國乒乓球隊訪問美國。”周恩來當即作了肯定回答：“可以去。”他又將目光轉向代表團成員，關切地詢問：“你們住得怎樣？習慣中國菜的口味麽？希望你們對中國提出批評意見。”
隻見科恩一下站了起來，欠欠身子大聲問道：“總理先生，我想知道您是怎麽看待今天在美國青年中廣泛流行的嬉皮士的？”
周恩來認真地聽了科恩的提問，略加思考，坦然地說：“首先我對此了解得不多，我隻能談一點粗淺的看法。”
幾乎與此同時，在11月下旬，羅馬尼亞副總理格奧爾基？勒杜列斯庫來華訪問時也轉達了尼克鬆的口信，周恩來總理再次重申了中國政府的立場：台灣問題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的“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如果美國準備解決這個問題，中國歡迎美國派一位特別使節到北京來。周恩來還第一次提出了尼克鬆總統訪華的事：尼克鬆總統既已訪問過布加勒斯特和貝爾格萊德，那麽他在北京也會受到歡迎的。
這一重要信息直到1971年1月11日才由羅馬尼亞駐美大使科梅利？博丹轉給基辛格，比巴基斯坦渠道晚了一個多月。此後，由於美國擔心羅馬尼亞會向蘇聯透露消息，就再也沒有使用羅馬尼亞渠道。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他的書房裏再次接見了斯諾，進行長達5個多小時的會談。毛澤東坦率地對斯諾說：
“我是不喜歡民主黨的，我比較喜歡共和黨。我歡迎尼克鬆上台。為什麽呢？他的欺騙性有，但比較少一點。他跟你來硬的多，來軟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來，你就捎個信，叫他偷偷地來，不要公開，坐上一架飛機就可以來嘛。談不成也可以，談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麽僵著？但是你們美國是沒有秘密的，一個總統出國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國來，一是會大吹大擂，就會說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國整蘇聯，所以他現在還不敢。整蘇聯，現在對美國不利，整中國對於美國也不利。”
“單是美國這個國家就有兩億人口……我寄希望於美國人民。美國如果能出現一個領導的黨來進行革命，我高興。美國的產業高於世界各個國家，文化普及。”
“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國人左、中、右都讓來。為什麽右派要讓來？就是說尼克鬆，他是代表壟斷資本家的。當然要讓他來了，因為解決問題中派、左派是不行的，要跟尼克鬆解決。”
“他早就到處寫信說要派代表來，我們沒發表，守秘密啊。他對於波蘭華沙那個會談不感興趣，要當麵談。所以，我說如果尼克鬆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會跟他吵架，批評是要批評他的。我們也要作自我批評，就是講我們的錯誤、缺點了。比如：我們的生產水平比美國低，別的我們不作自我批評。”
斯諾對於中美之間悄悄的接觸是不了解的，他對毛澤東對尼克鬆那麽熟悉，那麽感興趣，不覺很納悶。他沒有料到中美關係發展得如此之快，特別是對邀請尼克鬆訪華仍有疑問，便問道：
“有一兩件事想跟你探討一下。第一是尼克鬆來華的問題，是否可以作這樣的理解：目前他來是不現實的，但尼克鬆來華被認為是理想的。”
毛澤東幹脆利落的回答說：“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國，你不是壟斷資本家。”
斯諾被毛澤東逗笑了，他漸漸明白：中國願意通過中美高層會談，解決雙方的實質問題。
毛澤東抽了口香煙，若有所思地問：“下一屆美國總統選舉是哪一年？”
“1972年。”
毛澤東便說：“我看七二年的上半年他可能派人來，他自己不來，要來談是那個時候。他那個台灣舍不得，蔣介石還沒有死。台灣關他什麽事？台灣是杜魯門、艾奇遜搞的……尼克鬆當過副總統，他那時跑過台灣。”
斯諾插話說：“前幾天我見到西哈努克時，他曾對我說：尼克鬆是毛澤東的一位好代理人。”
毛澤東說出了幾句特別精妙的話：“我喜歡這種人，喜歡世界上最反動的人。我不喜歡什麽社會民主黨，什麽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有它欺騙的一麵。”
斯諾說：“尼克鬆在東南亞陷得很深，就越是發動人民起來反對他。”斯諾指的是美國支持朗諾推翻西哈努克的柬埔寨事件，中國對西哈努克是全力支持的。
但毛澤東並不為斯諾所提之事所轉移，還是按自己的思路說：“還是尼克鬆好！我能跟他談得來，不會吵架。”
尼克鬆從一些渠道獲知這一最新信息後十分高興。1971年2月25日他在向國會作外交報告時說：“在今後的一年裏，我要仔細研究我們應當采取什麽進一步的步驟，以創造美中人民之間擴大交往的機會，以及怎樣消除實現這些機會的不必要的障礙……凡是我們能夠做到的，我們一定去做。”
3月15日，美國國務院宣布取消對持美國護照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旅行的一切限製。終於，中美兩國改善關係的發展趨勢明朗化了，在經過漫長而艱難的行程後，兩國關係行將出現重大突破。正在此時，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日本名古屋舉行，周恩來巧妙的借那銀色小球轉動了地球，打破了中美之間已經結了幾十年的堅硬的冰層。
毛澤東最後拍板：邀請
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中國乒乓球隊已失去了參加第29、30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機會。在距盛會開幕還有兩個月、距參賽報名截止僅有十天的時候，毛澤東主席力排眾議，做出參賽的指示：我隊應去，並準備死幾個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是“文革”開始後中國第一次重新走上世界體壇，周恩來還親自到乒乓球隊作動員、做工作，安排代表團分兩批乘機去日本。
中國決定參賽的消息引起了各方的關注。4月1日，美國國務院在備忘錄中寫道：“北京已派了它的乒乓球隊到日本去參加國際比賽。幾年來它參加這類體育活動還是第一次。”然而，直到過了5天之後，美國人才全部了解了這句話的重大意義。
3月21日，中國乒乓球代表團一行60餘人安全抵達日本名城名古屋，住進了被包租下來的藤久觀光旅館。行前，周恩來總理曾語重心長地對代表團團長趙正洪說：“這次出去會碰到新情況，不要總是請示報告，有情況要自己處理。你們是代表國家的，也是代表人民的，在比賽中也就要接觸許多國家的代表隊，其中也包括美國隊。作為一個團體，我們總是要和他們接觸的。如果美國隊進步，也可以請他們來比賽。我們和美國隊可以比賽，不能來往就不通了，因此就發生一個問題，美國是否可以去？大家動動腦筋，得想想這個世界性的大問題。”
3月27日晚上，國際乒聯於開幕前舉行冷餐招待會。主人致詞後，運動員們隨意走動起來。突然，幾個陌生的一時還分不清國籍的運動員與中國運動員相遇，中國運動員習慣地報以微笑，而這幾位外國選手卻熱情奔放，其中一個高興地說：“啊，中國人，好久沒見你們了。你們的球打得好極了。”
這時翻譯過來了，才知道他們是美國人。這種偶然發生的事一般人是不會將它當一回事的，但負有利用世乒賽，積極開展友好活動，打開外交局麵重任的中國人卻對此極為敏感，代表團負責人立即通過國際長途電話，向國內送回了信息：“美國隊的一些人對我們比較殷勤。在昨晚的招待會上，美國隊的人和我們接近，說了很多話。”
3月30日，在國際乒聯代表大會上，中國代表團負責人宋中在發言中譴責美國支持金邊傀儡政權，與美國代表團團長斯廷霍文展開了激烈爭論，這本是預料中的事。但令宋中驚詫的是，當他到會場外大廳喝咖啡時，卻發現對麵正好坐著斯廷霍文。雖是不期而遇，但兩人都不失大國風度地友好交談。斯廷霍文特別提到美國已取消禁止持美國護照去中華人民共和國旅行的限製，還說起中國已決定邀請南斯拉夫隊訪華，他特意說：“如果美國選手去中國一次，一定能學到許多有用的技術。”
當兩人離開座位時，斯廷霍文突然說：“宋先生，你們中國人不是挺和氣的嗎？剛才您怎麽那樣凶？”
宋中聽了哈哈大笑起來。這是在名古屋中美雙方官員的首次接觸。
當晚，中國代表團負責人向國內匯報：“美國乒乓球隊想來華訪問。”
名古屋來的報告每天被整理成簡報，其中兩份一送周恩來，一送毛澤東。看了30日的簡報後，毛澤東當即指示：代表團一天向國內匯報三次情況不夠，要增加到五次。
4月1日，中國隊獲得男子團體冠軍。4月2日，組委會安排運動員們在風景如畫的三重半島海灣觀光遊覽，在遊艇上，一個美國運動員熱情地對中國運動員說：“嗨，你們的球打得真漂亮，找個機會，也和我們打幾盤吧。”
想到出國前周總理的話，代表團團長趙正洪就笑著說：“好，好。”
美國隊員見中國人答應和他們比賽，又半開玩笑地說：“聽說你們已邀請了我們的朋友（指英國、加拿大隊）到你們國家訪問了，什麽時候才輪到我們呀？”
說者無心，聽者卻為難了，趙正洪隻好含糊地說：“會去的，總有一天，你們會到中國的。”
於是中國代表團又一次向國內報告：美國隊想訪華。
美國洛杉磯聖莫尼卡市立學院19歲的學生格倫？科恩，是個標準的嬉皮士：披著滿頭長發，穿著當時最時髦的喇叭褲，一臉毫不在乎的神情。4月4日，當他練完球走出體育館時，竟然找不到來時的汽車了。正在這時，一輛帶有錦標賽標誌的大轎車開了過來，他連連招手，當車停下時，趕忙跳上車，長長地出了一口氣。當他回頭細看時，卻不禁暗暗吃驚：原來車上全是中國人。他便獨自站在車門口而沒有找位子坐下。
同樣吃驚的還有中國運動員，他們都認出了這位是美國乒乓球運動員，而且還是一個“嬉皮士”。車裏靜靜的，無人和科恩搭話。
在這令人尷尬而又沉悶的氣氛中，科恩大聲說：“你們誰能講英語？”
在座的翻譯朝他點點頭。科恩於是對中國運動員說：“我知道，我的帽子，我的頭發，我的衣裳讓你們看了好笑，但在我們美國有好多人也像我一樣……”
坐在車後的莊則棟為了消除這種尷尬局麵，就站起來向車門口走去。科恩一眼認出了莊則棟，驚喜地叫了起來：“我的上帝，你是莊先生！”
通過翻譯，莊則棟和科恩熱情地交談起來。在互相介紹了解後，莊則棟對科恩說：“我們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來到我們車上，我們大家都很高興，我代表同行的中國運動員歡迎你上車。為了表達這種感情，我送給你一件禮品吧……”
當莊則棟伸手往挎包裏掏東西時，身後響起了一連串的低語：“小莊，小莊，別……”還有人在他的衣服後擺上拉了一下。莊則棟理解朋友們的好意，他還是拿出一幅繡著黃山風景的杭州織錦遞了過去：“這件禮物送給你！”
三次獲得男子單打世界冠軍的莊則棟的這一意外舉動使科恩激動不已，他慌亂地在自己的挎包裏搜尋，然而卻失望地叫了起來：“天哪，我什麽也沒帶，連把梳子也找不出來。可是我一定要送你一件……”
正說著，大轎車停在了愛知縣體育館門口。一群敏感的記者立即發現莊則棟和科恩一起下車，他們把鏡頭全對準了這一具有轟動效應但又令人難以置信的場麵，這立即成了各大報紙的頭版頭條新聞。新華社編輯的《參考消息》也轉載了這一消息。
第二天，科恩回送了一件印有英文“聽其自然”的紅白藍三色的T恤衫給莊則棟。4月7日，是世乒賽的最後一天，第二天各國代表團就要離開日本了。淩晨時分，北京中南海豐澤園北屋西頭毛澤東主席的辦公室裏還亮著燈，辦公桌上，一份由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聯合呈報的，關於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來訪的報告已放了好幾天了，毛澤東數次拿起這份周恩來簽署“擬同意”的報告，又數次放下。時間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它既能創造機遇，也能帶走機遇。中美關係已到了一個曆史的轉折關頭，為什麽要說“邀請美國隊訪華的時機不成熟”？這不正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嗎？毛澤東不愧為高瞻遠矚的政治家，在曆史的關鍵時刻終於做出了石破天驚的決策：讓他們來！
上午10點，周恩來給趙正洪、宋中發去了緊急指示：
“關於美國乒乓球隊要求訪華事，考慮到該隊多次提出要求，表現熱情友好，現決定同意美國乒乓球隊包括負責人在內來我國訪問。可在香港辦理入境手續，旅費不足，可補助。請將辦理情況、該隊來華人數，動身時間等及時報回。”
10點30分，宋中趕到美國隊住處，剛好領隊斯廷霍文不在，美國乒協國際部主任、副領隊哈裏森出麵接待。宋中就直截了當地說：“哈裏森先生，我代表中國乒乓球隊代表團正式發出邀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
雖然美國隊多次提出訪問中國的要求，但並沒抱多大希望，當中國發出正式邀請時，沒有心理準備的美國人反而驚呆了。哈裏森借口要和領隊商量，請求稍後答複。
斯廷霍文聽了匯報後又驚又喜，他立即打電話向美國駐日大使館請示。大使阿明？H？邁耶因事外出，駐日使館的中國問題專家威廉？坎寧雖對中美雙方的私下接觸不甚了解，但憑著豐富的外交經驗和敏銳的洞察力，當即毫不猶豫地建議斯廷霍文接受邀請。
當美國隊員得知將去中國時，忽然覺得這個問題變得嚴重了，仿佛他們將被邀去另一個星球一樣。
沉寂幾分鍾後，美國青年們一下又變得激動起來：“去！有這麽好的機會，為什麽不去？”科恩尤其激動，猛地跳起來，說出去給遠在美國的媽媽打電話，邊跑邊大聲說：“要去，一定要去！我太高興了！”
兩個姑娘也激動不已地高聲叫起來：“我們也要去，不能把我們忘了。”
一陣激動之後，他們又平靜下來。由於對中國的不了解，又把神秘的中國之行看得悲壯起來。於是全隊做出了一個特別決議：未成年的人立即給家裏打電話，征求父母的同意；其餘的人，如果夫人沒有隨行，也打電話告訴家裏。在所有的電話中，以年已40的博根給妻子的電話最為“悲壯”：“萬一我在那邊發生什麽事，請你把我寫下的未及發表的文稿收藏好，日後傳給兩個孩子――斯科特和埃裏克。”
美國國務院在接到消息後立即向白宮打報告說：“雖然我們還無法斷定到底是怎麽回事，但這個邀請的用意，起碼有一部分是作為回答美國最近采取的主動行動的一種姿態。”尼克鬆更是欣喜萬分，他一麵連夜召開國家安全特別會議研究對華新政策，一麵指示發加急電報給美國駐日大使邁耶，告訴他白宮的意見是：運動員務必去北京。事後他說：“我從未料到對中國的主動行動會以乒乓球隊訪問北京的形式求得實現。”
周恩來妙論“嬉皮士”得到了一束紅玫瑰
1971年4月10日上午，美國乒乓球隊一行15人跨過羅湖橋，踏上了中國這塊神秘的土地。隨行的還有4名美國記者，其中有40年代長駐中國，采訪過國共兩黨談判，與周恩來很熟悉的約翰？羅德裏克。當晚10點，他們到達北京，受到中國運動員的熱情歡迎，科恩還搶著佩帶了一枚毛主席像章。
從4月11日開始，美國運動員參觀了清華大學、故宮，漫步在雄偉寬闊的天安門廣場，遊覽了頤和園，登上了長城，還和中國乒乓球隊進行了友誼比賽。周恩來指示對比賽進行了電視轉播，他還親自審閱了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黃際臣、宋世雄擬就的廣播稿。
4月14日下午，身著銀灰色中山裝、麵帶笑容的周恩來走進了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會見了美國、加拿大、哥倫比亞、英國、尼日利亞等國的乒乓球代表團，這是駐北京的絕大多數西方外交官都未能實現的宏願。當周恩來和加拿大隊員握手時，羅德裏克實在控製不住自己，手裏拿著本筆記本跑過去，用一種奇怪的半蹲姿勢來引起周恩來的注意。
周恩來果然認出了他，走過去握著他的手親切地說：“啊，是羅德裏克先生，我們好久不見了。”
羅德裏克也激動地說：“是啊，我們先在延安見過，後來是南京，然後是20多年後的今天。”
周恩來充滿感慨地說：“你看到了吧，20多年來，中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我看到了……”羅德裏克深深地點點頭，興奮地說：“作為一個美國人，我更關心美中關係。”
“哦。”周恩來應聲說，“現在，門已經打開了。”停了一下，又加重語氣說，“你看，你就打開了中美兩國記者互訪的大門。”
羅德裏克向周總理表示感謝邀請美國記者訪華，他說：“我讚成你剛才的說法，我們的關係打開了新的一頁。我希望通過記者的報道，這種關係會得到進一步的改善。”
像往常會見外國運動員一樣，周恩來在美國運動員中間坐了下來，他用“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來表達對美國隊員到中國訪問的歡欣之情，他滿懷深情地說：“我請你們回去把中國人民的致意轉告給美國人民。中美兩國人民過去來往是很頻繁的，以後中斷了一個很長的時間，你們這次作為應邀來訪的第一個美國代表團，打開了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我相信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將會得到兩國大多數人民的讚成和支持。”
美國隊員報以熱烈的掌聲，斯廷霍文馬上說：“我們也希望中國乒乓球隊訪問美國。”周恩來當即作了肯定回答：“可以去。”他又將目光轉向代表團成員，關切地詢問：“你們住得怎樣？習慣中國菜的口味麽？希望你們對中國提出批評意見。”
隻見科恩一下站了起來，欠欠身子大聲問道：“總理先生，我想知道您是怎麽看待今天在美國青年中廣泛流行的嬉皮士的？”
周恩來認真地聽了科恩的提問，略加思考，坦然地說：“首先我對此了解得不多，我隻能談一點粗淺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