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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兩個凡是”定基調真理討論大展開(12)

  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精神和決定,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得到確認。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在肯定華國鋒“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的同時,指出了華國鋒的五方麵錯誤:一是他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二是壓製1978年開展的對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三是拖延和阻撓恢複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曆史上冤假錯案(包括“天安門事件”)的進程;四是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五是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它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也負有責任。

  《決議》據此得出結論:“很明顯,由他來領導糾正黨內的左傾錯誤特別是恢複黨的優良傳統,是不可能的。”

  這樣,十一屆六中全會決定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並改選華國鋒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繼續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時,華國鋒就沒有能夠再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但他仍保留了中央委員的職位。在1987年召開的中共十三大和1992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他仍然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他親筆題寫的“毛主席紀念堂”幾個字仍鑲嵌在坐落在天安門廣場中央的毛主席紀念堂上。

  華國鋒是一個過渡性的人物。他的錯誤深深印著時代的烙印,不能簡單都歸結於他一個人。這是時代的產物。

  胡耀邦任黨的總書記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接受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同時,選舉胡耀邦為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第二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規定取消黨的主席、副主席的設置,隻設黨的總書記,並選舉胡耀邦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從此,胡耀邦成為中共第二代黨中央領導集體中十分重要的一員。

  胡耀邦,湖南省瀏陽縣人,1915年11月20日出生在貧苦的農民家庭,1929年冬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3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當時他在江西、湖南和福建革命根據地從事青年工作,宣傳黨的主張,積極同封建勢力和國民黨反動派開展鬥爭。1934年他參加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在攻打婁山關戰鬥中負傷,他的身上後來一直留著敵人的彈片。到達陝北後,他先後擔任少共中央局秘書長,宣傳部長和組織部長。抗日戰爭時期,他曾擔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解放戰爭時期,他曆任冀熱遼軍區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察冀軍區第四縱隊和第三縱隊政治委員、第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先後參加了保衛張家口,解放石家莊、太原和寶雞等戰役。他為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新中國誕生後,胡耀邦同誌擔任川北區黨委書記、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和軍區政委,領導川北人民進行土改,剿匪反霸,迅速恢複和發展了工農業生產。從1952年起,他長期主持團中央的工作,先後擔任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第一書記。在此期間,他創造性地執行中央指示,開辟了建國以來黨的青年工作十分活躍並且積累了重要經驗的時期。特別是他非常注意在實踐中用共產主義思想教育青年,按照青年特點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提倡“朝氣蓬勃,實事求是”的作風,使團組織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從而帶領廣大青年很好地完成了黨賦予的光榮任務。1964年底後,他在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和陝西省委第一書記期間,深入群眾,調查研究,努力工作,推進了所在地區的各項建設。

  “文化大革命”期間胡耀邦同誌遭到嚴重迫害。但他不顧個人的榮辱安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不懈的鬥爭。

  1975年重新出來,主持中國科學院的工作,領導科學院的整頓,並主持製定了《關於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9月26日向鄧小平匯報,就《匯報提綱》作了說明,並得到鄧小平的肯定。後來這個著名的文件被“四人幫”作為鄧小平的“三株大毒草”之一而遭到批判,胡耀邦當然也難逃厄運。

  1977年,胡耀邦先後出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和中央組織部部長。他領導發動了真理標準大討論和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作出了重大的曆史性貢獻。

  在1977年8月黨的十一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在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他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書記。在隨後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又被任命為中央秘書長兼中央宣傳部部長、黨委書記,同時被免去中央組織部長職務。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恢複設立中央書記處,並選舉胡耀邦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關於書記處的職權,鄧小平說,它是管全局的,黨、政、軍、民、工、農、商、學、兵都得管。葉劍英說,書記處就是要準備接中央的班的,是接集體的班,而不是接哪一個人的班。書記處是在中央政治局和常委領導下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鄧小平、葉劍英的講話清楚地表明,黨中央把“管全局的”和“準備接中央的班”的工作交給了胡耀邦負責。

  1980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推薦胡耀邦出任黨中央的主席,為其他政治局成員所接受。政治局會議通過決議,向六中全會建議,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並決定在六中全會前即開始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隻不過不用正式名義。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選舉胡耀邦為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選舉胡耀邦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對於自己擔任黨的主席(總書記),胡耀邦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閉幕會上作了這樣的說明,他說:

  我是在我們黨的一個特定的曆史條件下,被推上現在這個崗位的……現在就這樣定下來了,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變化。但是我有責任向全會說明,有兩條並沒有變,一是老革命的作用沒有變。二是我的水平也沒有變……至於我的水平並沒有變,那更是同誌們看得很清楚的。今天的胡耀邦,還是昨天那個胡耀邦。對待這樣的問題,當然主要是靠我自己有自知之明,但是,也要請全黨按照這次曆史決議的精神,實行監督,首先要請中央委員會的成員進行監督。

  鄧小平對胡耀邦這一講話是予以肯定的。鄧小平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閉幕會上說:我們這次把胡耀邦同誌選作黨的主席,剛才他作了一個簡短的講話,我想,這一段話也證明,我們這個選擇是正確的。當然,趙紫陽同誌提到比較更重要的地位。

  鄧小平是“核心”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一段時間,盡管華國鋒仍然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隻是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副主席,但就黨的指導思想和實際工作看,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時,鄧小平就已開始成為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在變動華國鋒領導職務後,鄧小平沒有擔任黨的主席或總書記職務,隻擔任了中央軍委主席等職務,但他是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核心人物不擔任第一把手的職務,這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黨中央領導集體的特殊格局。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大家希望鄧小平當黨的主席,鄧小平拒絕了。在1980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許多同誌曾提議鄧小平擔任中央主席兼軍委主席,因為這是眾望所歸。鄧小平認為,由他擔任中央主席不相宜。從三中全會以來,中央一直致力於讓比較年富力強而又能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的同誌擔任領導工作。鄧小平認為,在60多歲的同誌中,胡耀邦同誌擔任中央主席比較適當。至於軍委主席,暫時沒有其他適當的人選,他可以擔任一段時間,以便培養新的比較年輕的同誌將來接替。當然,隻有六中全會才能對這些問題作出決定。政治局一致同意了鄧小平的意見。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葉劍英稱讚鄧小平說:“大家知道,小平同誌在曆史上對黨作出過傑出的貢獻。粉碎‘四人幫’以後,在每一個重要關頭,他都敏銳、果斷地提出一些正確的決策和主張。在我看來,小平同誌具有安邦治國的卓越才能,他當全黨的‘軍師’和全軍的統帥,是當之無愧的。”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選舉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黨中央主席、副主席的排名次序上,鄧小平排在葉劍英之後,排名第三位。在六中全會正式開會的前一天,葉劍英致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並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把鄧小平的名字排到自己的前麵。他說:“我和小平同誌談過,我覺得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名次排列,還是胡、鄧、葉、趙、李、陳、華。這樣更好些。”李先念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中也說道:

  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的名次排列,把胡耀邦同誌排在最前邊,把趙紫陽同誌排在稍前邊一些,目的是讓政治局常委中年紀比較輕、精力比較充沛、實踐證明是合格的同誌在第一線主持工作,體現中央最高領導準備集體交接班,帶頭改變“論資排輩”的習慣。考慮到小平同誌、陳雲同誌在我們黨內的突出貢獻和他們的曆史地位,劍英同誌和我曾經建議把小平同誌、陳雲同誌往前排,這次會議也有些同誌提出類似建議。小平同誌、陳雲同誌和其他常委同誌認為,還是不作變動好,以免引起國內外不必要的猜測。這是一件大事,所以,常委決定一並提請全會以投票方式決定,並希望大家一致同意政治局的這個建議。

  十一屆六中全會接受了政治局常委會的建議,確定政治局常委和黨中央主席、副主席的排名次序是: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到十二大時,除華國鋒沒能再進入常委會外,其他六名常委的排名次序跟十一屆六中全會相同。到十二大時,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黨中央領導集體就正式形成了。

  對於鄧小平是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這一點,胡耀邦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中即有清楚的說明。胡耀邦說:

  這幾年誰的貢獻大一些?粉碎“四人幫”之後,政治局和常委的同誌都在各自的崗位上作出了貢獻。但是,貢獻大一些、多一些的,還是老一輩革命家。拿常委來說,是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四位同誌。小平同誌因為經驗特別豐富,精力很充沛,加上長期鬥爭建立起來的巨大威望,他起的作用就更突出些。我之所以首先要講這一點,就是我認為,我們的黨還有一些建黨前期的老革命家健在,並且在黨的領導核心中起中流砥柱的作用,實在是我們黨和全國人民的幸運。他們的健在和長壽,使我們黨和國家的大事,確實好辦得多,即使我們突然遇上十二級台風,我看,也沒有什麽了不起。

  胡耀邦說,決定我當黨的主席當然是一個很大的變化,但老革命的作用沒有變。老一輩革命家仍然是中央起主要作用的核心人物。這個情況可不可以告訴全黨呢?我認為,不但可以,而且應該。

  鄧小平何以成為核心

  在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逝世後,為何不是別人,恰恰是鄧小平成為了第二代黨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第一,是由於他的資曆和年齡。

  鄧小平很早參加革命,資曆很深,曾領導挺進大別山,指揮淮海戰役、渡江戰役,擔任十年黨的總書記,在黨內軍內有較高地位。他是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成員,而他的年齡又比毛澤東小11歲,這就為他成為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提供了可能。

  第二,他“三落三起”的特殊經曆特別是1975年的全麵整頓和1976年的第三次被打倒,大大增加了鄧小平的政治影響力和政治聲望,使他成為粉碎“四人幫”後全黨全國注目的中心人物。

  鄧小平進行全麵整頓是深得人心的,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反而使鄧小平的政治主張和膽識為更多的人所了解,從而使鄧小平贏得了更廣泛的聲譽。1977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一周年前後,一些人在北京長安街刷大標語,要求鄧小平出來工作,正是反映了人民的願望。

  第三,是由於鄧小平的政治智慧和駕馭全局的才能。

  鄧小平的政治智慧和駕馭全局的才能,從毛澤東對他的評價即可看出。

  1956年9月七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提議鄧小平擔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時,稱讚鄧小平辦事比較公道,比較有才幹。

  1957年毛澤東在莫斯科的時候,他對赫魯曉夫講:我不想當主席了。赫魯曉夫就問他:誰來接班呢?有這樣的人嗎?毛澤東說,有!我們黨內有好幾位同誌完全可以,都不比我差。接著就一個一個地點名,他說的名字第一個是劉少奇,第二是鄧小平。談到鄧小平的時候,毛澤東講,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是我們黨內難得的一個領導人才。赫魯曉夫說,是啊,這個人可厲害,我跟他打過交道,1956年他來了,你可別看他個子低一點,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1959年4月在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說自己是正帥,鄧小平是副帥。

  1973年12月毛澤東談話,說鄧小平辦事比較果斷,柔中有剛,綿裏藏針。

  1974年12月23日,毛澤東同周恩來、王洪文談話時說,鄧小平政治思想強,政治上比王洪文強,人才難得。

  第四,是由於他求實的精神以及堅定的原則性。

  鄧小平的求實精神,比較典型的是他的“貓論”,即1962年“黃貓、黑貓,隻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的說法。

  1962年7月7日鄧小平說: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麽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鄧小平引用劉伯承經常說的一句四川諺語,即“黃貓、黑貓,隻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以此說明在生產關係上看哪種形式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就采用哪種形式的觀點。

  鄧小平的這段話是1962年7月7日接見出席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同誌時講的。大概是講完話的第二天晚上,鄧小平就給胡耀邦打電話,說他昨天講的這兩句話不要傳達。就說主席在北戴河召集他們幾個人談了談,小平同誌也參加了,主席就講,有股分田到戶包產到戶的風。盡管鄧小平交待不要再傳達了,但這句話還是廣泛流傳開來。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鄧小平時,“黃貓、黑貓”的說法就變成“白貓、黑貓”了。

  應該如何理解“黃貓、黑貓”這句話呢?大約是80年代初期,薄一波曾就此事請教鄧小平同誌。鄧小平說,當時國家很困難,誰能想辦法渡過難關就是好樣的。話沒有錯。目的是鼓勵生產、恢複農業,沒有別的用意,也沒有什麽用心。薄一波認為,這句話的真諦是講,製定黨的政策,要從客觀實際出發,尊重群眾的願望,采取靈活的辦法,目的是調動基層和群眾的積極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達到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目的。薄一波認為,三中全會後我國農村改革獲得極大成功的事實,生動地說明了改革開放、搞活經濟這些政策的威力,這實際上也可以看作是小平同誌1962年提出的辦法的延伸和發展。當然,采取搞活經濟的政策,決不意味著可以不擇手段的胡來,甚至可以偏離社會主義方向。

  鄧小平自稱是實事求是派。正是這種求實精神,他才能支持真理標準討論,支持包產到戶。

  鄧小平堅定的原則性從1975年大刀闊斧進行整頓即可看出。鄧小平這種堅定的原則性雖一時導致了他下台,但最終使他獲得成功。如果鄧小平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時為保住自己的位置而放棄原則,全盤肯定“文化大革命”,搞“左”的一套,雖然他一時不會被打倒,但他也就不可能贏得人民的廣泛擁護。因此,鄧小平堅定的原則性也是他能成為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五,是由於鄧小平在1977年恢複工作後為推動實現曆史性偉大轉折和開創現代化建設新局麵中所起的特殊的、巨大的作用。

  鄧小平率先批評“兩個凡是”、有力支持真理標準討論、最早提出重點轉移、作三中全會主題報告、重申四項基本原則、1980年5月發表關於農村政策談話支持包產到戶、倡導創辦經濟特區、維護毛澤東曆史地位,等等。正因為鄧小平的特殊的巨大的作用,所以他成為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對於鄧小平的核心作用和地位,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時許多人還不清楚,而經過十一屆六中全會到十二大,這一點就為全黨、全國人民所公認。

  短暫的華國鋒時代結束了,曆史翻開嶄新的一頁,鄧小平等第二代領導走上了前台,改革的小平時代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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