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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爭相印四人結幫!小平二出中南海(20)

  國防部長葉劍英(他在1975年至1978年間擔任這一職務)為鄧小平保住了這個最後的機會。這位年邁的元帥是黨的最高核心――政治局常委的五位成員之一。他說,如果把鄧小平開除出黨,他就辭職。在當時,這會引起非常大的震動。如決定同時罷免參謀長和國防部長,軍隊中的大多數人就會起來反對,國家就會分裂。要得到葉劍英的支持,就得保留鄧小平的黨籍。根據北京的官方材料,未發生這種衝突,簡單地說,是毛澤東建議保留鄧小平的黨籍。

  這位作家的結論並不完全符合事實。當時葉劍英的處境已十分困難,他盡管盡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來“保”鄧小平,已是無濟於事了,因為他“自身難保”。

  “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確實是毛澤東作出的決定。這種辦法,不隻對鄧小平、對其他人也使用過,如1959年關於彭德懷問題的決議也同樣用過類似的話。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問題作出這個提議和決定,有曆史文獻可以查考。

  當時毛遠新聽了毛澤東的話,高興地說:“太好了!”他讚成待將來召開三中全會時補手續,似乎還不放心,接著半帶建議半發問,“是否由中央作個決議,也公開發表?”

  毛澤東肯定地回答:“中央政治局作決議,登報。”

  毛遠新剛向華國鋒等傳達過毛澤東的最新指示,下午,毛澤東又作了補充指示:

  “華國鋒還要任黨的第一副主席,並寫在決議上。”第一副主席在黨史上是個破例,從未有過。這使毛遠新等更加不解了。其實毛澤東作出這個決定是針對“四人幫”來的。因為王洪文、張春橋曾經給他一再出過難題:不願意參加接待外賓。他們擺出的理由是:“不好見報。”華國鋒代總理,他二人,一個是黨的副主席,一個是常委,名次不好排。有的省給中央寫報告也寫王洪文副主席,不寫華代總理。毛澤東想到:王、張之外,還加個江青,都看不起華國鋒,而大權又不能交給“上海幫”,於是下了這個決心,在副主席前麵加個“第一”。

  當晚,中央政治局開會,宣讀並通過了中共中央的兩個決議:

  第一個是中共中央9號文件,《關於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的決議》:“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誌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第二個是中共中央10號文件,《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對於中央的這兩個決議,國內議論紛紛,國際輿論也有許多“堅持不同政見者”。美國的一位傳記作家抱著懷疑的口吻寫道:

  關鍵一步是毛本人授意開除鄧。雖然他明顯已病得不能參加這次極重要的政治局會議,但他通過其侄子毛遠新向會議轉達了他撤銷鄧的意見。

  據說政治局全體一致決定開除鄧,這不可信。難道軍界元老們――葉劍英、許世友及其他人――會同意嗎?難道鄧也投票開除自己嗎?“全體一致”,意在任何人都不允許公開表明已經反對過毛的意見。

  洪水般的反鄧商品帶著毛的商標,《人民日報》抑揚頓挫地說:反革命分子讚成鄧小平,並試圖讓他“扮演納吉的角色”。毛還是生活在過去之中,他仍做著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的惡夢。

  以下幾點表明毛贏得的勝利代價極大:――極左派沒有擊垮鄧;鄧的盟友為他贏得了保留黨籍的權利,“以觀後效”。

  ――鄧出來了,但極左派並未進去;毛把正在下降的權力授予了模棱兩可的華。

  ――軍隊的元老們為目前的事件不快,但他們極少隱瞞在等待良機這一事實;他們等著毛去世,等著在他之後平息極左狂風(鎮壓紀念周時騷亂的不是軍隊,而是極左派的民兵;一般對這種騷亂,軍隊隻要幾分鍾就能使它平息)。――社會輿論無疑完全接受毛撤銷鄧的意見,中國的輿論已達到一種虔誠的程度;不過,在中國已經傳聞毛可能也不知他正在幹什麽了。

  官方對鄧的點名指責“死不改悔”倒是事實。鄧沒有全力反擊毛――他正在尋求的是維護他今後東山再起的根基――不過,他封不住自己的嘴巴。

  他對他的支持者們說:“如果他們講你是一個走資派,這就是說你在做一件好事。”可以肯定地認為,這句話在當時不是輕視毛的,就是輕視毛思想的。

  一個小時以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立即向全國廣播了這兩個決議文件。同時廣播了《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報道。第二天,《人民日報》公布了中央的兩個決議,發表了吳德在天安門廣場的廣播講話,並以《人民日報》工農兵通訊員、《人民日報》記者名義發表了《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這篇報道竭盡顛倒黑白、造謠誣蔑之能事,把群眾的抗議運動說成要“搞修正主義,複辟資本主義”,把群眾擁護鄧小平的領導說成“為鄧小平歌功頌德,妄圖抬出鄧小平當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頭子納吉”。

  從此,中國出現一個“四人幫”操縱下的短暫的恐怖時期。

  1976年5月16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聯合發表了《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紀念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十周年》的文章,再次強調了“文化大革命”理論的正確性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攻擊鄧小平,宣傳“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錯誤理論。這篇文章說:

  十年來,我們同劉少奇鬥,同林彪鬥,同鄧小平鬥,這一次一次的鬥爭都證明:資產階級確實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派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進行較量、搞資本主義複辟的主要力量。這裏,關鍵的問題在於他們是混進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黨內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就是這次大刮右傾翻案風,直至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掛帥人物。文化大革命前,他是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二號頭目……“三項指示為綱”,是鄧小平翻案複辟的政治綱領。這個修正主義綱領,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和唯生產力論,反對以階級鬥爭為綱,否定黨的基本路線,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鄧小平妄圖把它作為今後長時期“各項工作的總綱”,強加於全黨、全國人民,為全麵複辟資本主義開辟道路。

  “全麵整頓”,是鄧小平翻案複辟的行動部署。一聲整頓令下,翻案妖風驟起。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政策,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他一律都要“整頓”掉。所謂整頓,其實質就是資產階級整無產階級,就是資本主義複辟。

  毛主席在今年年初說過:“不鬥爭就不能進步。”“八億人口,不鬥行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就是我們在鬥爭中前進的十年,是我們國家發生巨大變化的十年。

  文章混淆了是非和敵我。“資產階級確實就在共產黨內”,是完全錯誤、危害極大的理論。“八億人口”為什麽就要“鬥”呢?

  6月18日,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將毛澤東1964年12月12日的一個批示印發全黨。這個批示指出:

  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於尖銳的階級鬥爭狀態中,最後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怎麽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我們能依靠的,隻有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幹部。

  印發這個批示的目的,也是為了攻擊鄧小平。

  中央報刊上先後發表了梁效的《鄧小平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4月28日《人民日報》)、程越《一個複辟資本主義的總綱》(4月5日《人民日報》)、池恒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勝利》(《紅旗》雜誌第五期)、梁效的《黨內確實有資產階級》(5月18日《人民日報》)、方剛的《走資派就是黨內的資產階級》(《紅旗》雜誌第六期)、高路、常戈的《評鄧小平的買辦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紅旗》雜誌第七期)等許許多多“大批判”文章。“批鄧”運動實際上為江青一夥所掌握,他們按照他們的理論觀點和政治意圖進行。報刊上發表的上述帶有全麵指導性的批判文章,更是張春橋、姚文元直接組織、授意、審定的。這種批判狂熱地宣傳所謂“黨內資產階級”的理論,這個理論是根據毛澤東關於“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觀點加以發揮的。這個理論認為:黨內有走資派,走資派是黨內的資產階級,黨內資產階級是整個資產階級的主體。這個理論認為:隨著社會主義革命的深入,黨外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逐步削弱了,他們名聲很臭,不可能公開聚集起來同無產階級全麵較量。因此,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鬥爭就越來越深刻地突出地表現在黨內,走資派就作為整個資產階級的核心力量在黨內出現,成為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力量。黨中央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人就是黨內外資產階級和地、富、反、壞、右顛覆無產階級專政、複辟資本主義的政治代表和掛帥人物。黨內之所以會出現一個資產階級,就是因為階級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黨內一部分人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從資產階級民主派變成了走資派。顯然,這個理論是混淆是非和敵我的理論。把黨內反對“左”傾錯誤的人說成“資產階級民主派”,說成搞“修正主義”,說成“黨內資產階級”,是荒謬的。

  江青一夥特別強調:鄧小平被打倒以後,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走資派還在走”,還會有新的政治代表和頭麵人物。他們不僅打倒鄧小平,而且要整倒“一層人”,即正在台上的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軍一些領導幹部,特別是中央、國務院一些領導同誌。遲群在幾次講話中露骨地提出:“有一層人勢力很頑固”,要特別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要“一級盯一級”,“一級一級往上盯”,“一直盯到中央政治局”;“仍然會有鬥爭,還會有別的機會主義頭子,別的掛帥人物跳出來”。7月1日姚文元審改的《清華大學黨委在鬥爭中加強黨的建設》特別強調,要警惕走資派篡奪各級領導權,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

  為了攻擊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誌,“四人幫”利用各種渠道,搜集和整理誣陷這些同誌的大量材料。王洪文調閱了國務院、中央軍委、國防工辦等單位從1975年6月至1976年1月的部分文件和會議簡報,拚湊材料。“四人幫”的親信把持的上海市總工會,斷章取義地整理印發了中央和地方領導同誌的材料43種,25萬多份,被點名的中央政治局同誌、副總理、副委員長15人。1976年7月,中央召開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四人幫”策動上海市委常委黃×、遼寧省委書記楊××在會上發難。根據王洪文的指使,黃×整理了20份材料,涉及國家計委、建委、外貿部、交通部等12個部委。7月16日,黃×在會上首先提出:“當前,廣大幹部和群眾認真學、深入批,同鄧小平對著幹。但是,他們擔心上邊有些人‘批歸批,幹歸幹,還是照老樣子幹’。”“去年的經濟工作‘務虛會’,在鄧小平的指揮棒下,究竟務的是什麽‘虛’?務的是哪個階級的‘虛’?搞的是哪個階級的政治?名曰規劃國民經濟,實為策劃右傾翻案。有的同誌,同鄧小平那一套貨色,豈止是共鳴?分明是合唱了!經濟領域裏右傾翻案風的風源,蓋出於此吧?”7月20日,楊××也在會上說:“國家機關的領導權,是不是都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裏啊?我看不是。務虛會是資本主義泛濫,計劃會議是掩護鄧小平退卻。”“這麽大的一件事情,總得對大家有個交代吧!”會議期間,王洪文4次到京西賓館向黃×了解會議情況。20日下午,楊××發言以後,王洪文在京西賓館將上海小組和遼寧小組的人找在一起聽取匯報,說:“遼寧小組的發言看到了,批得很好,問題提得很尖銳,批判就要直捅,不要不痛不癢,怕什麽?”“國務院務虛會的問題很值得研究,看務的什麽虛,‘二十條’‘十八條’,同一個時間各部門都搞這種東西,搞‘管、卡、壓’。”又說:“要鬥,不鬥就不能取勝,在這可以鬥,回去還可以鬥。不鬥,修正主義老爺就拆你的台。”按照王洪文的旨意,黃×和楊××等人串連在一起,追“風源”,批“鄧小平為頭子的少數人對多數人專政”。張春橋則在政治局會議上說:“有意見讓大家講嘛,要允許人家講話嘛!”在會議結束時,中央領導人接見會議代表,這時王洪文公開支持黃×等人的發言,說:“有的同誌在這次會議上開了一炮,開得好!”由此可見,黃×、楊××在計劃會議上發難,是一次有計劃、有預謀地向華國鋒和中央其他領導人的進攻。

  含和堂主人說“主席最了解我”

  在中南海“豐澤園”內中心偏西處,有一座院子叫“含和堂”。1949年中共中央搬入中南海後,朱德成了“含和堂”的主人。

  從1966年,中華大地驟然卷起了漫天的風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古老、莊嚴而美麗的北京城,在狂風和動亂裏顫抖。廣闊的天安門廣場上,擁著從全國各地到北京來進行“大串聯”的年輕人。他們胸前掛著毛主席像章,臂上佩著紅衛兵袖章。東西長安街以及其他所有的大街兩旁,貼滿了兩三米高的大字報和大標語。架著高音喇叭的汽車,穿梭似地在大街上來回奔馳。喇叭裏傳出歇斯底裏的喊叫,一會兒要打倒這個,一會兒要打倒那個。一排排掛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黑牌子的老幹部,被紅衛兵押著,從這條街遊到那條街。張貼在街道兩旁的報紙上,嵌印著“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大字標題。報上的每一條消息、每一篇文章裏,幾乎都離不開“走資派”“揪出來”“批倒批臭”“徹底砸爛”這些火辣辣的字眼。工廠停工了,學校停課了,天下大亂了!

  第二節 危難之秋巨星隕落華國鋒初入中南海(4)

  麵對這紛紜混亂的局麵,人們蹙目疾首,憂心忡忡,不知道該怎麽辦。可是,街上的高音喇叭卻還在播送著林彪、江青一夥的“指示”:

  “天下大亂,越亂越好!”

  “還要再亂,亂得要深、要透!”

  “亂得不夠的地方,要重新點火,挑起大亂!”

  “什麽?還嫌亂得不夠?他們究竟要幹什麽?”人們竊竊私語,冷眼觀察著。

  形勢在繼續惡化。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和國務院的許多領導同誌,被點名批鬥、關押或靠邊站了。接著,攻擊彭德懷、賀龍、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老帥的大字報也相繼出現,甚至還有要打倒周恩來總理的大標語。

  年事已高的朱德再也坐不住了。他拄著手杖,迎著刺骨的寒風,巡視在一排排大字報中間。麵對那些離奇的謠言和無中生有的捏造和中傷,他時而冷笑,時而憤懣。憑著他豐富的軍事鬥爭和政治鬥爭經驗,他看清了林彪、江青這一夥人究竟要幹什麽。

  “心懷叵測呀!”這是他當時常說的一句話。

  他總想抽時間去和多年的老戰友周恩來說說心裏話。可是,動亂的局麵給國家的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都帶來了嚴重的混亂。恩來作為國家的總理,什麽都要管,每天工作十幾、二十幾個小時,實在太忙、太累了,怎麽好再去增加他的負擔呢。

  1967年1月,朱德在玉泉山小住了幾日,又回到中南海的家裏。一進門,隻見屋裏屋外到處都貼滿了“打倒”“炮轟”之類的大標語和大字報,心裏覺得十分懊惱。但稍稍冷靜了一下,他又想:有什麽可懊惱的呢?總有一天,人們都會看到,曆史是最公正的。

  這一天,有人告訴朱德,街上出現了攻擊和誣蔑他的大字報,說他是“大軍閥”“黑司令”“黑幫總根子”“毛主席身邊的定時炸彈”,同時還帶來了一份“揪朱聯絡站”印發的傳單,說他秘密成立了一個什麽黨,還在什麽地方開過會,是這個黨的“主席”。朱德戴起老花鏡,把傳單從頭至尾看了一遍,冷漠地笑了。

  他的老戰友和夫人康克清問道:“老總,你笑什麽?”

  “根本沒有這麽回事,這是造謠嘛!”他鄙夷地揮著手說,“讓你們造去,將來一定會弄清楚的。”

  接著,又有消息傳來,說北京已成立了“揪朱兵團”,並且已派出了一部分“戰士”到四川儀隴“造反”去了。

  康克清有些不安地說:“如今,你是‘黑司令’,我是‘走資派’。往後,還會怎麽樣呢?”朱德卻很坦然。他蠻有信心地回答說:“隻要有主席、恩來在,就沒有關係。他們最了解我。”接著,他又寬慰地說,“不要緊,定的‘走資派’越多,越不是‘走資派’,形勢不會總這樣下去的。”

  不管那些別有用心的人怎樣造謠誣蔑,但是,正像古人所說的:“是非自有公論,公道自在人心。”襟懷坦蕩的陳毅站出來說話了:“如果說我們的解放軍是在‘大軍閥’的領導下打仗的,怎麽能解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的偉大勝利?”

  這位與朱德一起戰鬥幾十年的老帥,說出了全黨全軍的心聲!

  就在這時,康克清也多次被造反派們揪去批鬥。造反派頭頭們聲嘶力竭地叫嚷:“你要老實交代你的走資派罪行!還要老實交代朱德反黨反毛主席的罪行!”

  康克清昂起頭,冷靜地回答:“我不是‘走資派’,沒有反黨反毛主席。朱老總同毛主席是一起戰鬥幾十年的戰友,他更不會反對毛主席。”

  “那你說,是不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井岡山會師的?”

  康克清搖搖頭,說:“這不是事實,是朱德和陳毅帶領湘南起義的部隊上井岡山和毛主席會師的。曆史在那裏擺著,不是誰想改就改得了的。”

  這回答,像一把明光鋥亮的利劍,刺得造反派們嘁嘁喳喳地嚷嚷起來:“她還不老實呀!還不老實呀!”

  其實,康克清才是真正的老實人,她講的全是真話。

  形勢仍在急轉直下!

  軟禁生活

  1969年4月1日,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了。在這次大會上,林彪、江青集團的一批骨幹和親信,被選進了中央委員會,林彪還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並且定為接班人。陳伯達、康生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葉群被選為政治局委員。在新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林彪、江青集團的主要骨幹和親信占了半數以上。

  朱德是抱病去參加“九大”的。那幾天,他正患氣管炎,稍微動一下就喘得很厲害。可是林彪、江青一夥卻一時一刻也不肯放過他。就在這次大會期間,他們組織一幫人,多次圍攻和批鬥朱德,逼他作檢討。

  一天,朱德開會回來,問康克清:“你認識吳法憲嗎?”

  康克清想了想,搖搖頭。

  “那邱會作呢?”

  康克清又搖了搖頭。

  朱德有些急了,說:“你怎麽會不認識邱會作?”

  “我的確不認識他嘛。”康克清肯定地說。

  “那你總該認識李作鵬吧?”

  “李、作、鵬?”康克清慎思了半晌,想起來了,“噢,就是過去在你的警衛班裏當戰士的那個李作鵬吧。”

  朱德“嗯”了一聲。

  康克清感到老總突然提到這幾個人,必定是有原因的,便追問道:“你問這幾個人是什麽意思?”

  朱德歎口氣說:“這幾個人呢,都‘左’得不可收喲!”其他的話,他咽下去沒說。群醜登台了,對老革命家們的打擊和迫害也接踵而來了。

  “九大”後的一天,林彪死黨黃永勝的秘書,在電話上傳達了“首長”的一道勒令:

  “勒令: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聶榮臻、陳毅、葉劍英、李先念、徐向前,必須老實交代反黨罪行!”

  朱德接到這個“勒令”,冷笑了一聲,說:“不要理它!”

  10月18日,林彪又擅自發出了所謂“第一個號令”,要把住在北京的“老機”(機會主義者)們,全部“疏散”到全國各地去。實行這一措施,嘴上說是“為了戰備”“為了安全”,實際呢?是為了對他們隔離監視,圍而待殲。

  一個多麽陰險歹毒的計劃啊!

  康克清同誌也曾懷疑地問過朱老總:“是真的要打仗麽?”

  朱德淡淡一笑,說:“戰爭又不是小孩子打架,憑空就能打起來的。打仗之前,總會有很多預兆。可是現在根本看不出任何戰爭的跡象嘛。‘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根據這一“號令”,陳毅要去石家莊,徐向前要去開封,葉劍英要去湖南,譚震林要去桂林,而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則要去廣州。並且限令在10月20日之前,必須全部“疏散”完畢。

  就要離開北京走了。可是朱德身邊什麽人也沒有。沒辦法,隻好打電話給正在被“專政”的康克清。

  “康克清,你得跟我一起走啊!”

  康克清為難地說:“對呀,我是該跟你一起走。可是,軍代表要是不點頭,我想走也走不了啊。”

  一個革命幾十年的中央委員、高級幹部,一舉一動還得經過一個小小軍代表的批準,誰能相信這是真的?然而,事實卻就是這樣。

  朱德拿著電話機,沉吟了半晌,無可奈何地說:“那我就隻好打電話給恩來,讓恩來去跟他們說。”

  電話打通了,康克清很快就回來了。

  1969年10月20日,一架大型客機在廣州白雲機場平穩地降落了。朱德、董必武等被人攙扶著,顫顫巍巍地走下了舷梯。

  迎麵走過來的幾個人,沒有微笑,沒有寒暄,隻有伸過來的一隻冰冷的手。

  廣州,這個四季都蕩漾著春意的城市,朱德過去也不知道來過多少次了。那時候,一下飛機,就會有很多人微笑著迎上來,親切地寒暄,熱情地問候,然後來到早已安頓好的駐地。因為那時候,他是人民解放軍的統帥、國家的副主席、人民的委員長啊!可是今天,他是什麽人?他成了“大軍閥”“黑司令”“反黨分子”!又是誰來歡迎他這個“老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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