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急於求成反冒進！仗義執言受冤屈(11)
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對人民公社問題的認識又前進了一步。他提出的一些思想觀點和方針政策，觸及了一些實質性問題。針對當時有些同誌對他講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頗有些不通，覺得有些不對頭”，他在3月1日給劉少奇、鄧小平等同誌寫了一封信，說明他的思想觀點形成的過程。他說：“我的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兩個月內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濟南、鄭州，跟三省同誌們交換意見，對我有極大的啟發。因此到鄭州，就下定了決心，形成了一套，雖然還有些不完善，還有些不準確，還有些需要發展和展開，須待今後再觀察、再交換意見、再思再想。”毛澤東請胡喬木把這封信在會上宣讀一遍。在會上講話時，毛澤東還主動承擔了責任。他說：“這首先是由於中央沒有更早地作出具體的指示，以致下級幹部一時沒有掌握好分寸。”盡管當時糾左還不徹底，但這種自我批評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第二次鄭州會議結束後，各地立即召開幹部會議，傳達貫徹會議精神，整頓人民公社。在此過程中，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對各地提出的重大問題及時予以指導。比如，他發現是以生產隊還是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存在不同意見。3月15日，他寫了一封黨內通信，指出這個問題關係到3000多萬生產隊長、小隊長等基層幹部和幾億農民的直接利益，強調“要按照群眾意見辦事。無論什麽辦法，隻有適合群眾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則終究是行不通的”。又比如，為了討論生產小隊（相當於原初級社）部分所有製問題，3月17日，他又寫了一封黨內通信，要求黨的幹部“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在這段時期，毛澤東解決人民公社問題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就是反複強調群眾觀點、群眾路線。
黨的八屆七中全會——檢查公社整頓工作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先後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主要議題是：檢查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進一步降低主要生產指標，通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建議》。會議期間，毛澤東寫了一些批語、黨內通信，並在會上講了工作方法問題。
（1）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即中共中央政治局1959年上海會議紀要），決定“舊賬”要清算、要退賠，規定生產小隊也應有部分的所有製和享有一定的管理權限。在3月25日至4月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毛澤東根據各地公社中農民的要求，決定把第二次鄭州會議關於“舊賬一般不算”的規定，改為“舊賬一般要算”。這裏所說的舊賬，是指公社化和大煉鋼鐵中平調生產和農民的物資、勞力等。3月30日，毛澤東在山西省各縣五級幹部會議情況報告上寫了一段批注，說明算賬的必要性。他寫道：“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隻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幹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4月3日，他又在湖北省麻城縣五級幹部會議情況報告上寫了一段批注，說明算賬的種種好處。他寫道：“算賬才能團結；算賬才能幫助幹部從貪汙浪費的海洋中拔出身來，一身清淨；算賬才能教幹部學會經營管理方法；算賬才能教會五億農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等。4月5日，毛澤東在八屆七中全會上講工作方法問題，講到當機立斷時說：觀察形勢，才能當機立斷。斷得不恰當，有點武斷。我也有武斷，如鄭州會議時，一般不算舊賬。恰恰相反，一般要算舊賬。這些錯誤，我們也常犯的。要善於觀察形勢，要當機立斷，及時改過來。他還根據湖北省、山西省的經驗，作出生產小隊要有部分所有製的決策。《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中規定：“生產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的，生產隊下麵的生產小隊就是包產單位，這種生產小隊應該有部分的所有製和以下的管理權限。”
（2）通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修改和調整鋼鐵等主要生產指標。1958年12月，武昌會議確定的主要生產指標：鋼，1800萬噸；煤，3.8億噸；糧，1.05萬億斤；棉，1億擔。七中全會決定把鋼的生產指標降為1650萬噸。在武昌會議上，陳雲提出不要公布當時確定的鋼、煤、糧、棉四大指標。1959年1月，陳雲再次提出，四大指標難以完成。但是，這些正確意見沒有被重視和采納。在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多次講到陳雲提出的正確意見。4月5日，他在會上說：1月25日的會議是我建議召開的，會前我找了幾個中央同誌談工業問題，陳雲同誌表示了非常正確的意見。他還說：去年武昌會議的公報，陳雲同誌提議，四大指標是不是不寫，被頂回去了。七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委托陳雲就落實鋼鐵指標進行研究。在5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陳雲提出，將當年的鋼產指標由七中全會確定的1650萬噸落實為1300萬噸，得到同意。
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以後，黨中央和毛澤東繼續采取措施，糾正“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為了糾正農村工作中的高指標、瞎指揮和浮誇風等錯誤傾向，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又寫了一封黨內通信，就包產不要太高、密植不要太密、要節約糧食、播種麵積要多、要機械化、要講真話等問題，向全國六級幹部提出了重要意見。關於講真話等問題，他說：“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信的末尾一段，他不無幽默地寫道：“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盡管這封信糾左還不徹底，信中關於農業機械化的設想也不可能那麽快，但是它對抵製左傾錯誤的廣大基層幹部和農民群眾給予了很大支持，對解決當時農業生產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起了很大作用。
為了進一步糾正“共產風”的錯誤，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從1959年5月7日至6月11日，中共中央連續發出三個指標，決定恢複自留地製度，允許社員喂養家禽家畜，宣布房前屋後的零星樹木歸社員所有。6月11日的中央指示說：“經驗證明，禁止搞這些家庭副業，一切歸公的簡單辦法，是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
廬山會議前期繼續糾左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廬山舉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2日至16日，在廬山舉行八屆八中全會。統稱廬山會議。廬山會議前期，指7月16日毛澤東批示印發彭德懷寫給他的信之前。前期廬山會議的主要內容是，總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教訓，繼續糾正確實存在的左傾錯誤。
為開好廬山會議作準備，1959年6月15日，毛澤東召開部分領導同誌參加的會議，研討工業、農業和市場問題。與會同誌認為，“大躍進”中的主要問題是，對綜合平衡、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經濟抓得很不夠。毛澤東說：一些指標定得那麽高，使我們每天處於被動地位。講了多少年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講綜合平衡。明年的指標切記不可定高，今後七個月，主要是搞好綜合平衡。6月29日、7月2日，毛澤東在廬山同各協作區主任談話時再次指出：“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就是沒有搞好綜合平衡，這是經濟工作中的根本問題。隻有搞好農業本身農、林、牧、副、漁之間的平衡、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之間的平衡，工業和農業之間的平衡，才可能正確處理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在這次談話中，他首次提出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他認為陳雲關於“先市場、後基建”的意見是對的，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毛澤東的這些意見都很中肯，切中當時經濟工作中的弊端。
廬山會議開始時，為了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錯誤，安排工作，毛澤東提出讀書，形勢，今年的任務，明年的任務，四年的任務，宣傳問題，綜合平衡問題，群眾路線問題，建立和加強工業企業的各項管理製度和提高工業產品質量問題，體製問題，協作區關係問題，公社食堂問題，學會過日子問題，三定政策，農村初級市場的恢複問題，使生產小隊成為半核算單位，農村黨團基層的領導作用問題，團結問題，國際問題等19個問題，供會議研討。
7月10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組長會上講話，首先宣布這次會議初步安排到15日，延長不延長到那時再定。對這19個問題如何形成文件，他提出了分別起草的意見。接著，他講了自己對這些問題的基本看法。在肯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前提下，指出了工作中的一些缺點、錯誤，總結了一些經驗、教訓。講到1958年工作中的問題時，他說：去年北戴河會議的時候，人心高漲，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動。不論誰批評，都要承認當時有一部分缺點、錯誤。簡單說來，就是3000萬噸鋼，基本建設1900項，糧食增產一倍，辦公社中刮“共產風”。這四件事搞得很被動。對農業生產的確估計過高，並且據此安排生活，有浪費。工業基本建設是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散了，工業生產指標過高，缺乏綜合平衡。他還說：躍進中最大的問題就是誇大。使我們被動的問題是不該把四大指標公布，自己設一個菩薩自己拜。在講到搞經濟建設的經驗不足時，他指出：斯大林說，破壞了規律才能認識規律。這句話對，但不全麵。我們要從勝利、失敗兩方麵來認識規律，不能說隻有打敗仗才能認識規律。要從成績、缺點兩方麵來認識。他還說：黨的領導幹部真正搞經濟工作、搞建設，還是從去年北戴河會議以後，過去不過陳雲、李富春、薄一波，現在大家擔當起來。我們對經濟建設應該說還沒有經驗。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反映了他對已經覺察到的工作中的錯誤是決心加以糾正的。
但是，由於毛澤東沒有從根本指導思想上重新考慮問題，對當時錯誤的嚴重性仍然估計不足，對嚴峻的經濟形勢仍然估計過於樂觀。6月29日、7月2日，他同各協作區主任談話時說：去年形勢本來很好，但是帶有一些盲目性，隻想好的，沒想到困難。現在形勢又好轉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認識了。7月10日，他在廬山會議組長會上又說：經過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到這次廬山會議，逐步認識了這些問題，腰杆子逐漸硬起來了。他認為，從全局來說，還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從具體事實來說，確實有些得不償失，總的來說，不能說得不償失。在講到團結問題時，他強調要統一思想，有偉大成績，有不少問題，前途光明，缺點隻是一、二、三個指頭的問題。
從毛澤東對當時形勢的這種估計中，人們可以看出，廬山會議前期確實是想總結經驗教訓，糾正“左”的錯誤，安排經濟工作，但是，對產生這些錯誤的指導思想沒有根本觸動。這樣，盡管實際工作中的錯誤得到局部糾正，而急於求成的“左”的錯誤根源依然存在。因此，在會議討論中，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有些同誌不願或不敢從實質上提出批評，真正客觀地研究和總結經驗教訓。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彭德懷於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第一部分是肯定1958年的成績，第二部分是對“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的錯誤提出嚴肅而中肯的批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這封信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表達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的意願，也體現了彭德懷對黨和人民的忠誠。7月16日，毛澤東把這封信冠以“彭德懷的意見書”的標題，批示印發全體與會同誌。從此，會議轉入對這封信的討論，進而展開了錯誤的批判。廬山會議開始進入後期。
廬山會議上困難的抉擇
彭德懷急匆匆喊來王承光，將思考了一夜的方案告訴他：“王參謀，你是知道的，會議馬上就結束了，可什麽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呀！主席一講話，很多同誌就不敢吭聲了。你想想看，這樣下去會有什麽好處呢？對主席也不好嘛！我去找主席，他在休息，看樣子麵談困難呀。我考慮，隻有通過寫信的方式和他談問題。材料一直是你在搞，你就先幫我拉一拉初稿。成績可以談，但也要談問題。你看怎樣？”
“彭總，這些問題恐怕不好談吧？信也難寫呀！”王承光很擔心地說，“我看您還是和主席麵談為好。”
彭德懷搖搖頭：“談是要談，怕是談不攏喲！信還是要寫，為談不攏做準備。你就負責起草吧，說重一點，不重不解決問題，重了刺一下也好啊！我也有過狂熱性，頭腦發熱嘛，應該和大家一起清醒一下才好。”
“彭總，你是不是再考慮一下？”
“我考慮好了，你就寫吧，晚上交給我！”彭德懷在多年的戰爭指揮中形成了一種習慣：一旦決心下定，任憑九牛二虎也拉不回。
整整一下午，王承光按彭德懷口授的內容，動筆起草。他寫過不少文字材料，卻從來沒有感到像現在這樣艱難。自從彭德懷視察以來，他就負責整理保存資料，對情況十分熟悉，也正因為熟悉，才深知寫信的艱難。因此，他寫信時將語氣盡量磨得溫和一些。
彭德懷參加了一下午的小組會，他本想也許能在開會時見到毛澤東，結果毛澤東壓根兒沒到會。
晚飯後，他趁散步之機再去找毛澤東，仍然沒有成功。
於是，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寫信上了。
也就在這當口，周小舟再次來到他的住處。顯然，周小舟是來做彭德懷的“思想鼓動工作”的，勸他找主席談談。
周小舟一進門就說：“彭總，去年的糧食數字的確造了假！”
“為什麽呢？”彭德懷問。
“是壓出來的。一次說糧食數字不落實，第二次又說不落實，連造了幾次數字，下麵幹部就摸了一個底——要虛報不要實報。”
“為什麽不堅持實事求是？弄虛作假怎麽了得！”
“做不到啊，上麵壓力太大。”
第二次鄭州會議結束後，各地立即召開幹部會議，傳達貫徹會議精神，整頓人民公社。在此過程中，毛澤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對各地提出的重大問題及時予以指導。比如，他發現是以生產隊還是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存在不同意見。3月15日，他寫了一封黨內通信，指出這個問題關係到3000多萬生產隊長、小隊長等基層幹部和幾億農民的直接利益，強調“要按照群眾意見辦事。無論什麽辦法，隻有適合群眾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則終究是行不通的”。又比如，為了討論生產小隊（相當於原初級社）部分所有製問題，3月17日，他又寫了一封黨內通信，要求黨的幹部“一定要每日每時關心群眾利益，時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凡是違背這兩條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敗”。在這段時期，毛澤東解決人民公社問題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就是反複強調群眾觀點、群眾路線。
黨的八屆七中全會——檢查公社整頓工作
1959年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先後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主要議題是：檢查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進一步降低主要生產指標，通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建議》。會議期間，毛澤東寫了一些批語、黨內通信，並在會上講了工作方法問題。
（1）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即中共中央政治局1959年上海會議紀要），決定“舊賬”要清算、要退賠，規定生產小隊也應有部分的所有製和享有一定的管理權限。在3月25日至4月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毛澤東根據各地公社中農民的要求，決定把第二次鄭州會議關於“舊賬一般不算”的規定，改為“舊賬一般要算”。這裏所說的舊賬，是指公社化和大煉鋼鐵中平調生產和農民的物資、勞力等。3月30日，毛澤東在山西省各縣五級幹部會議情況報告上寫了一段批注，說明算賬的必要性。他寫道：“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隻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幹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4月3日，他又在湖北省麻城縣五級幹部會議情況報告上寫了一段批注，說明算賬的種種好處。他寫道：“算賬才能團結；算賬才能幫助幹部從貪汙浪費的海洋中拔出身來，一身清淨；算賬才能教幹部學會經營管理方法；算賬才能教會五億農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等。4月5日，毛澤東在八屆七中全會上講工作方法問題，講到當機立斷時說：觀察形勢，才能當機立斷。斷得不恰當，有點武斷。我也有武斷，如鄭州會議時，一般不算舊賬。恰恰相反，一般要算舊賬。這些錯誤，我們也常犯的。要善於觀察形勢，要當機立斷，及時改過來。他還根據湖北省、山西省的經驗，作出生產小隊要有部分所有製的決策。《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中規定：“生產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的，生產隊下麵的生產小隊就是包產單位，這種生產小隊應該有部分的所有製和以下的管理權限。”
（2）通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修改和調整鋼鐵等主要生產指標。1958年12月，武昌會議確定的主要生產指標：鋼，1800萬噸；煤，3.8億噸；糧，1.05萬億斤；棉，1億擔。七中全會決定把鋼的生產指標降為1650萬噸。在武昌會議上，陳雲提出不要公布當時確定的鋼、煤、糧、棉四大指標。1959年1月，陳雲再次提出，四大指標難以完成。但是，這些正確意見沒有被重視和采納。在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多次講到陳雲提出的正確意見。4月5日，他在會上說：1月25日的會議是我建議召開的，會前我找了幾個中央同誌談工業問題，陳雲同誌表示了非常正確的意見。他還說：去年武昌會議的公報，陳雲同誌提議，四大指標是不是不寫，被頂回去了。七中全會以後，毛澤東委托陳雲就落實鋼鐵指標進行研究。在5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陳雲提出，將當年的鋼產指標由七中全會確定的1650萬噸落實為1300萬噸，得到同意。
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以後，黨中央和毛澤東繼續采取措施，糾正“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為了糾正農村工作中的高指標、瞎指揮和浮誇風等錯誤傾向，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又寫了一封黨內通信，就包產不要太高、密植不要太密、要節約糧食、播種麵積要多、要機械化、要講真話等問題，向全國六級幹部提出了重要意見。關於講真話等問題，他說：“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麵壓出來的。上麵‘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麵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信的末尾一段，他不無幽默地寫道：“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裏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盡管這封信糾左還不徹底，信中關於農業機械化的設想也不可能那麽快，但是它對抵製左傾錯誤的廣大基層幹部和農民群眾給予了很大支持，對解決當時農業生產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起了很大作用。
為了進一步糾正“共產風”的錯誤，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從1959年5月7日至6月11日，中共中央連續發出三個指標，決定恢複自留地製度，允許社員喂養家禽家畜，宣布房前屋後的零星樹木歸社員所有。6月11日的中央指示說：“經驗證明，禁止搞這些家庭副業，一切歸公的簡單辦法，是有害的，也是行不通的。”
廬山會議前期繼續糾左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廬山舉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2日至16日，在廬山舉行八屆八中全會。統稱廬山會議。廬山會議前期，指7月16日毛澤東批示印發彭德懷寫給他的信之前。前期廬山會議的主要內容是，總結“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教訓，繼續糾正確實存在的左傾錯誤。
為開好廬山會議作準備，1959年6月15日，毛澤東召開部分領導同誌參加的會議，研討工業、農業和市場問題。與會同誌認為，“大躍進”中的主要問題是，對綜合平衡、有計劃按比例地發展經濟抓得很不夠。毛澤東說：一些指標定得那麽高，使我們每天處於被動地位。講了多少年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講綜合平衡。明年的指標切記不可定高，今後七個月，主要是搞好綜合平衡。6月29日、7月2日，毛澤東在廬山同各協作區主任談話時再次指出：“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就是沒有搞好綜合平衡，這是經濟工作中的根本問題。隻有搞好農業本身農、林、牧、副、漁之間的平衡、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之間的平衡，工業和農業之間的平衡，才可能正確處理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在這次談話中，他首次提出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他認為陳雲關於“先市場、後基建”的意見是對的，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毛澤東的這些意見都很中肯，切中當時經濟工作中的弊端。
廬山會議開始時，為了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錯誤，安排工作，毛澤東提出讀書，形勢，今年的任務，明年的任務，四年的任務，宣傳問題，綜合平衡問題，群眾路線問題，建立和加強工業企業的各項管理製度和提高工業產品質量問題，體製問題，協作區關係問題，公社食堂問題，學會過日子問題，三定政策，農村初級市場的恢複問題，使生產小隊成為半核算單位，農村黨團基層的領導作用問題，團結問題，國際問題等19個問題，供會議研討。
7月10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組長會上講話，首先宣布這次會議初步安排到15日，延長不延長到那時再定。對這19個問題如何形成文件，他提出了分別起草的意見。接著，他講了自己對這些問題的基本看法。在肯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前提下，指出了工作中的一些缺點、錯誤，總結了一些經驗、教訓。講到1958年工作中的問題時，他說：去年北戴河會議的時候，人心高漲，但埋伏了一部分被動。不論誰批評，都要承認當時有一部分缺點、錯誤。簡單說來，就是3000萬噸鋼，基本建設1900項，糧食增產一倍，辦公社中刮“共產風”。這四件事搞得很被動。對農業生產的確估計過高，並且據此安排生活，有浪費。工業基本建設是搞多了，金木水火土分散了，工業生產指標過高，缺乏綜合平衡。他還說：躍進中最大的問題就是誇大。使我們被動的問題是不該把四大指標公布，自己設一個菩薩自己拜。在講到搞經濟建設的經驗不足時，他指出：斯大林說，破壞了規律才能認識規律。這句話對，但不全麵。我們要從勝利、失敗兩方麵來認識規律，不能說隻有打敗仗才能認識規律。要從成績、缺點兩方麵來認識。他還說：黨的領導幹部真正搞經濟工作、搞建設，還是從去年北戴河會議以後，過去不過陳雲、李富春、薄一波，現在大家擔當起來。我們對經濟建設應該說還沒有經驗。毛澤東的這些講話，反映了他對已經覺察到的工作中的錯誤是決心加以糾正的。
但是，由於毛澤東沒有從根本指導思想上重新考慮問題，對當時錯誤的嚴重性仍然估計不足，對嚴峻的經濟形勢仍然估計過於樂觀。6月29日、7月2日，他同各協作區主任談話時說：去年形勢本來很好，但是帶有一些盲目性，隻想好的，沒想到困難。現在形勢又好轉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認識了。7月10日，他在廬山會議組長會上又說：經過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到這次廬山會議，逐步認識了這些問題，腰杆子逐漸硬起來了。他認為，從全局來說，還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從具體事實來說，確實有些得不償失，總的來說，不能說得不償失。在講到團結問題時，他強調要統一思想，有偉大成績，有不少問題，前途光明，缺點隻是一、二、三個指頭的問題。
從毛澤東對當時形勢的這種估計中，人們可以看出，廬山會議前期確實是想總結經驗教訓，糾正“左”的錯誤，安排經濟工作，但是，對產生這些錯誤的指導思想沒有根本觸動。這樣，盡管實際工作中的錯誤得到局部糾正，而急於求成的“左”的錯誤根源依然存在。因此，在會議討論中，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有些同誌不願或不敢從實質上提出批評，真正客觀地研究和總結經驗教訓。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彭德懷於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第一部分是肯定1958年的成績，第二部分是對“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的錯誤提出嚴肅而中肯的批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這封信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表達了廣大黨員和人民的意願，也體現了彭德懷對黨和人民的忠誠。7月16日，毛澤東把這封信冠以“彭德懷的意見書”的標題，批示印發全體與會同誌。從此，會議轉入對這封信的討論，進而展開了錯誤的批判。廬山會議開始進入後期。
廬山會議上困難的抉擇
彭德懷急匆匆喊來王承光，將思考了一夜的方案告訴他：“王參謀，你是知道的，會議馬上就結束了，可什麽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呀！主席一講話，很多同誌就不敢吭聲了。你想想看，這樣下去會有什麽好處呢？對主席也不好嘛！我去找主席，他在休息，看樣子麵談困難呀。我考慮，隻有通過寫信的方式和他談問題。材料一直是你在搞，你就先幫我拉一拉初稿。成績可以談，但也要談問題。你看怎樣？”
“彭總，這些問題恐怕不好談吧？信也難寫呀！”王承光很擔心地說，“我看您還是和主席麵談為好。”
彭德懷搖搖頭：“談是要談，怕是談不攏喲！信還是要寫，為談不攏做準備。你就負責起草吧，說重一點，不重不解決問題，重了刺一下也好啊！我也有過狂熱性，頭腦發熱嘛，應該和大家一起清醒一下才好。”
“彭總，你是不是再考慮一下？”
“我考慮好了，你就寫吧，晚上交給我！”彭德懷在多年的戰爭指揮中形成了一種習慣：一旦決心下定，任憑九牛二虎也拉不回。
整整一下午，王承光按彭德懷口授的內容，動筆起草。他寫過不少文字材料，卻從來沒有感到像現在這樣艱難。自從彭德懷視察以來，他就負責整理保存資料，對情況十分熟悉，也正因為熟悉，才深知寫信的艱難。因此，他寫信時將語氣盡量磨得溫和一些。
彭德懷參加了一下午的小組會，他本想也許能在開會時見到毛澤東，結果毛澤東壓根兒沒到會。
晚飯後，他趁散步之機再去找毛澤東，仍然沒有成功。
於是，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寫信上了。
也就在這當口，周小舟再次來到他的住處。顯然，周小舟是來做彭德懷的“思想鼓動工作”的，勸他找主席談談。
周小舟一進門就說：“彭總，去年的糧食數字的確造了假！”
“為什麽呢？”彭德懷問。
“是壓出來的。一次說糧食數字不落實，第二次又說不落實，連造了幾次數字，下麵幹部就摸了一個底——要虛報不要實報。”
“為什麽不堅持實事求是？弄虛作假怎麽了得！”
“做不到啊，上麵壓力太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