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急於求成反冒進！仗義執言受冤屈(9)
“大躍進”中的浮誇風、瞎指揮風在思想工作中嚴重地泛濫開來。例如，河北省徐水縣謝坊村在群眾中開展了放“思想衛星”運動，即展開群眾性的思想“大檢查，大評比，插紅旗、拔白旗”運動，用這個辦法對群眾進行共產主義教育，規定一個月評比一次，三個月發射一次“思想衛星”。放“思想衛星”有15條標準來衡量。這種做法曾當做“先進經驗”在全國加以推廣。結果成為群眾的災難，也是對思想文化工作的破壞，大大損害了黨和群眾密切的關係。
“壓縮空氣”
在“大躍進”高潮和全國基本實現農村人民公社化的情況下，10月間，毛澤東和一些負責幹部到農村進行調查研究。毛澤東在天津楊村，召集了一些人召開調查會。會上，河北省徐水縣縣委書記匯報說，徐水縣建立了共產主義新村，實現了全麵供給製。他還具體講了兩個勞動力不同的家庭享受供給製的情況。一個家庭夫婦倆是強勞動力，非勞動力隻有一個，二人養一人；一人家庭六口人，隻有一個勞動力，一人養五口人，盡管勞動力不一，但分配是按人口計算的，一人一份。前者可得三份，後者可得六份。毛澤東聽了上述匯報後，當即表示，這樣一來，勞動力強的吃虧，勞動力弱的就占了便宜。勞動力強的貢獻大，得到的報酬反而少。毛澤東還說，這樣一種供給製不會給我們的生產帶來好處，反之會帶來壞處。隨後，毛澤東從河北省沿著京漢線往南走，在河北、河南等地的農村繼續調查。與此同時，有的同誌在河南的遂平、武修縣等地進行調查，從了解的實際情況來看，農村人民公社確實存在著許多混亂的現象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根據實際情況，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正“大躍進”的公社化運動中已經覺察到的錯誤。1958年11月23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提出“要壓縮空氣”。因此，從1958年冬的鄭州會議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先後召開了七八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央全會，著重解決兩個方麵的問題；一是解決農村人民公社的性質和體製，一定程度製止了“共產風”的泛濫；二是降低工農業生產指標，一定程度刹住了高指標的歪風。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提出了許多正確的理論觀點，黨中央相應地采取了一係列的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對糾正錯誤起了重要的作用。
降低工農業生產指標
1958年8月2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1959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問題決定中規定。1959年鋼產量為2700萬-3000萬噸，要求在這一年超過英國。這個決定是在對“糧食過關”的錯誤估計的基礎上作出來的，那時誤認為1958年的糧食產量可達到7000億斤，在此基礎上，1959年翻半番即可達到10500億斤。按此標準做到的話。糧食便完全過關了，大搞鋼鐵便無後顧之憂。這種認識持續了相當一段時間。1958年12月武昌會議時，毛澤東指出。這次會議要唱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要壓低指標。他還說，今年翻一番，1070萬噸，是冒險計劃。結果6000萬人上陣，別的都讓路，搞得很緊張。在會議期間，毛澤東找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專門研究1959年鋼產指標問題，要把原定2700萬噸的指標降下來。隻搞1800萬噸行不行？毛澤東提出：有兩種實際可能性，一種是現實可能性，另一種是非現實的可能性，可能轉化為現實的是現實的可能性。另一種是不能轉化為現實的可能性。這次會議決定降低鋼產指標。對外公布為1800萬噸，內部定為2000萬噸。糧食產量降為7000億斤。以此為例，各部門的指標，都要相應地減下來。
在1959年1月省市區黨委書記參加的北京會議上，打算再降低指標，但阻力仍然很大，人們頭腦還冷不下來，不肯壓低。當時，也沒有提出一個更為恰當的數字來，結果這次會議沒有再降低指標。到4月間，在上海召開八屆七中全會，討論了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對去年12月武昌會議擬定的計劃指標又再作一次調整，鋼產量由2000萬噸降為1800萬噸，這是對外公布的指標，而內部定為1650萬噸。糧、棉指標不變。這樣算定了下來。但是，毛澤東仍不放心。武昌會議和上海會議，陳雲都沒有出席。從1958年以來，陳雲對高指標多次提出不同意見。毛澤東從上海回京後，便請陳雲專門對鋼產指標是否能夠實現作調查研究，請他核實1959年鋼產指標的任務。為此，陳雲同李富春、薄一波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提出1959年鋼產指標應落實為1300萬噸，鋼材為900萬噸。5月，將此建議交中央常委討論，政治局為此專門召集會議，會上，陳雲作《落實鋼鐵指標問題》的發言，政治局通過了上述意見。隨後，陳雲給毛澤東寫《關於鋼鐵指標問題的信》。經過這一調整。1959年鋼產完成達1387萬噸。實踐證明，1959年壓縮指標是正確的。
九個月來，黨中央和毛澤東糾正錯誤的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這種糾正是不徹底的。主要是沒有根本轉變“左”的指導思想。主要表現在，對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是在全盤肯定的前提下，糾正一些已經覺察到的錯誤，這是很有限度的。例如，雖然提出要壓縮空氣，但隻不過壓縮一下而已；雖然降低了某些完全脫離現實可能的高指標，但在實際工作中仍保留或繼續製定一些偏高的指標；雖然批評了平均主義的“共產風”，但仍保留公共食堂、供給製等損害農民利益的措施；雖然放慢了生產資料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過渡的速度，但仍強調用十年的時間完成這個過渡，作為建成社會主義的頭條的重要標準。總之，經濟工作中“左”的指導思想沒有受到根本的觸動，這樣，在實際工作中也就難以從根本上扭轉局麵。
第一次鄭州會議：這次糾“左”的開端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澤東在鄭州召開部分中央領導同誌、大區領導同誌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這次會議距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僅兩個多月。在北戴河會議上，確定了當年生產鋼1070萬噸，比上年鋼產量翻一番；通過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定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會後，在全國範圍內很快形成了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這時，毛澤東視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農村，發現在公社化運動中存在許多混亂現象，開始著手研究糾正當時已經初步覺察到的錯誤。第一次鄭州會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
會議認真研討了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在肯定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他提出了一些糾正左傾錯誤的意見。
（1）劃清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製與全民所有製的界限，肯定我國社會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體所有製。針對當時普遍存在混淆兩個社會發展階段和兩種所有製的情況，毛澤東在11月10日的講話中提出：什麽叫建成社會主義？要不要劃分一條線？他明確指出：大線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小線是集體所有製與全民所有製。關於人民公社的性質，他認為，公社是實行兩個過渡的產物。目前的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即社會主義集體所有製到全民所有製的過渡；將來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到共產主義全民所有製的過渡。現在看來，盡管這種說法並不準確，但明確提出劃清兩個社會階段和兩種所有製的原則界限，對於澄清當時存在的混亂思想，遏製嚴重泛濫的“共產風”，是有重要的積極意義的。
（2）指出取消商品生產是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要大發展。由於混淆了兩個社會階段和兩種所有製的界限，當時有一些人認為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沒有存在的必要，陳伯達就是其中的代表。因而，在他們起草的文件中對商品生產避而不談。毛澤東在會上的講話多次批評這種取消商品生產的錯誤意見。11月9日，毛澤東在講話中強調：現在還是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價值法則來作為一種有用的工具。我們國家是個商品生產不發達的國家，現在又很快地進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還要發展。這是肯定的，有積極作用。10月，毛澤東在會議上講述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時說：有的同誌讀馬克思主義教科書時是馬克思主義者，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範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第36條（指會議起草的《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年）》的第36條——引者注）的寫法就是證明，盡量用不明顯的詞句來蒙混過關。他分析了一些人害怕商品生產的思想，強調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必要性，指出：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有不少人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一些同誌急於要宣布全民所有，廢除商業，實行調撥，那就是剝奪。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麽怕商品，無非是怕資本主義。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看它同什麽經濟相聯係，商品與資本主義相聯係，就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相聯係，就不是資本主義，就出社會主義。不要怕，不會引導到資本主義，因為已經沒有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商品生產可以乖乖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的這些話是在32年前講的，在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今天，我們讀起來仍然感到親切，富有啟迪。
（3）建議讀兩本書，用馬列主義理論來澄清思想混亂，統一思想認識。為了使全黨特別是黨的各級幹部了解馬、恩、列、斯關於共產主義社會的論述和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以澄清當時不少幹部的模糊認識，統一全黨思想，在會議期間，毛澤東於11月9日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信，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是《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信中指出：“要聯係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的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以澄清。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的同誌，在最近幾個月內，就是如此。他們在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候是馬克思主義者，一臨到目前經濟實踐中某些具體問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打了折扣了。”在會上，毛澤東和與會同誌一起，閱讀和討論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11月10日，他講了對這本書的讀後感。他說：這本書我過去也看過一遍，沒有太感興趣，現在再看就不同了，現在要來搞清這些問題。我看，這個一、二、三章裏頭有許多值得注意的東西。他還逐章逐段談了自己的意見。毛澤東常用讀書的辦法來解決人們的思想認識問題，令人感悟到頗有高屋建瓴之勢。
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過兩個文件，一是《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一是《鄭州會議記要》，後改名為《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這兩個文件都沒有定稿下達，則後提交武昌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修改、審議。11月12日，毛澤東致信鄧小平說：“鄭州會議就是一個為武昌會議準備文件的會議”。由於對當時的經濟發展形勢仍然存在不切實際的估計，繼續堅持工農業生產的一些高指標，對“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中問題的嚴重性還缺乏足夠認識，盡管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和主張，但第一次鄭州會議僅僅為糾正左傾錯誤開了個頭。
武昌會議：為繼續糾左做好思想準備
第一次鄭州會議結束後，11月13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鄧小平，要求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同誌，再加若幹同誌，在幾天內開三至四次會。）討論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的兩個文件，“當做問題提出，征求意見”。討論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討論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意見書”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照辦。他說：“這樣做，是為了對武漢會議先作精神準備”。“所謂當做問題提出，即對每一個問題，都提出正反兩麵。例如對劃一條線弄清界限問題，提出劃線好，還是不劃線好？對商品問題，提出現階段要商品好，還是不要商品好？其他問題，以此類推。”
為給黨的八屆六中全會進一步做好思想準備，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著手進行的糾左。這次武昌會議，在批評“共產風”的同時，著重研討了解決高指標和浮誇風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的講話，除了重申他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論述過的關於建成社會主義問題和商品生產問題的觀點外，還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見。
“壓縮空氣”
在“大躍進”高潮和全國基本實現農村人民公社化的情況下，10月間，毛澤東和一些負責幹部到農村進行調查研究。毛澤東在天津楊村，召集了一些人召開調查會。會上，河北省徐水縣縣委書記匯報說，徐水縣建立了共產主義新村，實現了全麵供給製。他還具體講了兩個勞動力不同的家庭享受供給製的情況。一個家庭夫婦倆是強勞動力，非勞動力隻有一個，二人養一人；一人家庭六口人，隻有一個勞動力，一人養五口人，盡管勞動力不一，但分配是按人口計算的，一人一份。前者可得三份，後者可得六份。毛澤東聽了上述匯報後，當即表示，這樣一來，勞動力強的吃虧，勞動力弱的就占了便宜。勞動力強的貢獻大，得到的報酬反而少。毛澤東還說，這樣一種供給製不會給我們的生產帶來好處，反之會帶來壞處。隨後，毛澤東從河北省沿著京漢線往南走，在河北、河南等地的農村繼續調查。與此同時，有的同誌在河南的遂平、武修縣等地進行調查，從了解的實際情況來看，農村人民公社確實存在著許多混亂的現象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根據實際情況，黨中央和毛澤東開始糾正“大躍進”的公社化運動中已經覺察到的錯誤。1958年11月23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提出“要壓縮空氣”。因此，從1958年冬的鄭州會議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先後召開了七八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央全會，著重解決兩個方麵的問題；一是解決農村人民公社的性質和體製，一定程度製止了“共產風”的泛濫；二是降低工農業生產指標，一定程度刹住了高指標的歪風。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提出了許多正確的理論觀點，黨中央相應地采取了一係列的方針政策和具體措施，對糾正錯誤起了重要的作用。
降低工農業生產指標
1958年8月2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1959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問題決定中規定。1959年鋼產量為2700萬-3000萬噸，要求在這一年超過英國。這個決定是在對“糧食過關”的錯誤估計的基礎上作出來的，那時誤認為1958年的糧食產量可達到7000億斤，在此基礎上，1959年翻半番即可達到10500億斤。按此標準做到的話。糧食便完全過關了，大搞鋼鐵便無後顧之憂。這種認識持續了相當一段時間。1958年12月武昌會議時，毛澤東指出。這次會議要唱低調，把空氣壓縮一下，要壓低指標。他還說，今年翻一番，1070萬噸，是冒險計劃。結果6000萬人上陣，別的都讓路，搞得很緊張。在會議期間，毛澤東找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專門研究1959年鋼產指標問題，要把原定2700萬噸的指標降下來。隻搞1800萬噸行不行？毛澤東提出：有兩種實際可能性，一種是現實可能性，另一種是非現實的可能性，可能轉化為現實的是現實的可能性。另一種是不能轉化為現實的可能性。這次會議決定降低鋼產指標。對外公布為1800萬噸，內部定為2000萬噸。糧食產量降為7000億斤。以此為例，各部門的指標，都要相應地減下來。
在1959年1月省市區黨委書記參加的北京會議上，打算再降低指標，但阻力仍然很大，人們頭腦還冷不下來，不肯壓低。當時，也沒有提出一個更為恰當的數字來，結果這次會議沒有再降低指標。到4月間，在上海召開八屆七中全會，討論了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對去年12月武昌會議擬定的計劃指標又再作一次調整，鋼產量由2000萬噸降為1800萬噸，這是對外公布的指標，而內部定為1650萬噸。糧、棉指標不變。這樣算定了下來。但是，毛澤東仍不放心。武昌會議和上海會議，陳雲都沒有出席。從1958年以來，陳雲對高指標多次提出不同意見。毛澤東從上海回京後，便請陳雲專門對鋼產指標是否能夠實現作調查研究，請他核實1959年鋼產指標的任務。為此，陳雲同李富春、薄一波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提出1959年鋼產指標應落實為1300萬噸，鋼材為900萬噸。5月，將此建議交中央常委討論，政治局為此專門召集會議，會上，陳雲作《落實鋼鐵指標問題》的發言，政治局通過了上述意見。隨後，陳雲給毛澤東寫《關於鋼鐵指標問題的信》。經過這一調整。1959年鋼產完成達1387萬噸。實踐證明，1959年壓縮指標是正確的。
九個月來，黨中央和毛澤東糾正錯誤的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這種糾正是不徹底的。主要是沒有根本轉變“左”的指導思想。主要表現在，對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是在全盤肯定的前提下，糾正一些已經覺察到的錯誤，這是很有限度的。例如，雖然提出要壓縮空氣，但隻不過壓縮一下而已；雖然降低了某些完全脫離現實可能的高指標，但在實際工作中仍保留或繼續製定一些偏高的指標；雖然批評了平均主義的“共產風”，但仍保留公共食堂、供給製等損害農民利益的措施；雖然放慢了生產資料集體所有製向全民所有製過渡的速度，但仍強調用十年的時間完成這個過渡，作為建成社會主義的頭條的重要標準。總之，經濟工作中“左”的指導思想沒有受到根本的觸動，這樣，在實際工作中也就難以從根本上扭轉局麵。
第一次鄭州會議：這次糾“左”的開端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澤東在鄭州召開部分中央領導同誌、大區領導同誌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這次會議距8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僅兩個多月。在北戴河會議上，確定了當年生產鋼1070萬噸，比上年鋼產量翻一番；通過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定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會後，在全國範圍內很快形成了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這時，毛澤東視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農村，發現在公社化運動中存在許多混亂現象，開始著手研究糾正當時已經初步覺察到的錯誤。第一次鄭州會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
會議認真研討了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在肯定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前提下，他提出了一些糾正左傾錯誤的意見。
（1）劃清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製與全民所有製的界限，肯定我國社會現階段是社會主義，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體所有製。針對當時普遍存在混淆兩個社會發展階段和兩種所有製的情況，毛澤東在11月10日的講話中提出：什麽叫建成社會主義？要不要劃分一條線？他明確指出：大線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小線是集體所有製與全民所有製。關於人民公社的性質，他認為，公社是實行兩個過渡的產物。目前的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即社會主義集體所有製到全民所有製的過渡；將來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製到共產主義全民所有製的過渡。現在看來，盡管這種說法並不準確，但明確提出劃清兩個社會階段和兩種所有製的原則界限，對於澄清當時存在的混亂思想，遏製嚴重泛濫的“共產風”，是有重要的積極意義的。
（2）指出取消商品生產是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強調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要大發展。由於混淆了兩個社會階段和兩種所有製的界限，當時有一些人認為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沒有存在的必要，陳伯達就是其中的代表。因而，在他們起草的文件中對商品生產避而不談。毛澤東在會上的講話多次批評這種取消商品生產的錯誤意見。11月9日，毛澤東在講話中強調：現在還是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價值法則來作為一種有用的工具。我們國家是個商品生產不發達的國家，現在又很快地進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還要發展。這是肯定的，有積極作用。10月，毛澤東在會議上講述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時說：有的同誌讀馬克思主義教科書時是馬克思主義者，一碰到實際問題就要打折扣。避開使用還有積極意義的資本主義範疇——商品生產、商品流通、價值法則等來為社會主義服務，第36條（指會議起草的《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年）》的第36條——引者注）的寫法就是證明，盡量用不明顯的詞句來蒙混過關。他分析了一些人害怕商品生產的思想，強調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必要性，指出：現在我們有些人大有消滅商品生產之勢，有不少人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一些同誌急於要宣布全民所有，廢除商業，實行調撥，那就是剝奪。商品生產不能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為什麽怕商品，無非是怕資本主義。不要怕，我看要大大發展。商品生產看它同什麽經濟相聯係，商品與資本主義相聯係，就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相聯係，就不是資本主義，就出社會主義。不要怕，不會引導到資本主義，因為已經沒有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商品生產可以乖乖地為社會主義服務。毛澤東的這些話是在32年前講的，在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今天，我們讀起來仍然感到親切，富有啟迪。
（3）建議讀兩本書，用馬列主義理論來澄清思想混亂，統一思想認識。為了使全黨特別是黨的各級幹部了解馬、恩、列、斯關於共產主義社會的論述和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以澄清當時不少幹部的模糊認識，統一全黨思想，在會議期間，毛澤東於11月9日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信，建議讀兩本書，一本是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本是《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信中指出：“要聯係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的思想，讀這兩本書就有可能給以澄清。有些號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的同誌，在最近幾個月內，就是如此。他們在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時候是馬克思主義者，一臨到目前經濟實踐中某些具體問題，他們的馬克思主義就打了折扣了。”在會上，毛澤東和與會同誌一起，閱讀和討論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11月10日，他講了對這本書的讀後感。他說：這本書我過去也看過一遍，沒有太感興趣，現在再看就不同了，現在要來搞清這些問題。我看，這個一、二、三章裏頭有許多值得注意的東西。他還逐章逐段談了自己的意見。毛澤東常用讀書的辦法來解決人們的思想認識問題，令人感悟到頗有高屋建瓴之勢。
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過兩個文件，一是《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一是《鄭州會議記要》，後改名為《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這兩個文件都沒有定稿下達，則後提交武昌會議和八屆六中全會修改、審議。11月12日，毛澤東致信鄧小平說：“鄭州會議就是一個為武昌會議準備文件的會議”。由於對當時的經濟發展形勢仍然存在不切實際的估計，繼續堅持工農業生產的一些高指標，對“大躍進”和公社化運動中問題的嚴重性還缺乏足夠認識，盡管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思想和主張，但第一次鄭州會議僅僅為糾正左傾錯誤開了個頭。
武昌會議：為繼續糾左做好思想準備
第一次鄭州會議結束後，11月13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鄧小平，要求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同誌，再加若幹同誌，在幾天內開三至四次會。）討論第一次鄭州會議起草的兩個文件，“當做問題提出，征求意見”。討論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討論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意見書”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照辦。他說：“這樣做，是為了對武漢會議先作精神準備”。“所謂當做問題提出，即對每一個問題，都提出正反兩麵。例如對劃一條線弄清界限問題，提出劃線好，還是不劃線好？對商品問題，提出現階段要商品好，還是不要商品好？其他問題，以此類推。”
為給黨的八屆六中全會進一步做好思想準備，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著手進行的糾左。這次武昌會議，在批評“共產風”的同時，著重研討了解決高指標和浮誇風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的講話，除了重申他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論述過的關於建成社會主義問題和商品生產問題的觀點外，還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