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兵 諫 篇(2)
當時西安的敵我兵力是這樣的：我們方麵：十七路軍的主力均在外縣和陝北前線，隻有西安綏署特務營、教導營、炮兵營、衛士隊和陝西警備第二旅三個團等少數兵力在西安。在這少數部隊中，有些還是靠不住的。如教導營營長李振西是黃埔學生，思想反動，態度曖昧，有可能和軍統特務有關。孔從洲帶領的警備二旅除了鄭培元可靠外，沈璽亭、唐得楹兩團均係新由張鴻遠的地方團隊改編，軍紀不好，旅長孔從洲到任僅兩個月，還未來得及進行訓練，對這個部隊的使用尚無把握(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這兩個團叛變投蔣)。總計起來，可靠的部隊官兵還不到3000人。此外，東北軍衛隊第二營孫銘九部在西安市東南一隅，不歸我指揮。
敵人方麵：蔣係在西安的單位，包括特務機關，約有120個，有武裝的為42個。其中以憲兵第二團(團長楊鎮亞)、保安司令部(司令張坤生)、西安省會公安局(局長馬誌超)、警察大隊、西安軍警聯合督察處(處長江雄風)武裝最多，槍支在3000以上，其他特務機關(國民黨省黨部等)和蔣係各軍、各師的留守處、辦事處的武裝尚不在內。
根據以上情況，我們的部署是：命陝西警備二旅孔從洲擔任解除憲兵團、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隊、省政府駐的憲兵連和西關飛機場駐軍的武裝，並占領飛機場(當時蔣係在西安機場停有數十架戰鬥機和轟炸機)的任務，並以一部擔任西安各街巷口(東南一隅歸東北軍)的警戒，每一街巷口有一武裝警察時，我們即派武裝士兵一名監視。為了加強警備二旅的領導力量，增派許權中為副旅長。命炮兵營歸孔從洲指揮，炮兵位置在北城門樓上，對西安車站方麵警戒，準備轟擊外來的蔣軍。命西安綏署衛士隊(兩個隊共200人)擔任綏署及楊將軍公館的警戒。命特務營營長宋文梅率特務營及衛士隊各一部分士兵負責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蔣係軍政高級官員，特務營其餘部隊作為預備隊待命。派綏署參謀處長王根僧去教導營監視李振西，該營歸我直接指揮，擔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東北的幾個警察大隊的武裝。②《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39―240、250頁。
趙壽山和李興中、 孔從洲在新城西安綏靖公署駐地李興中的辦公室裏擬定了軍事計劃。在他們擬定好軍事計劃後，楊虎城、孫蔚如也來到了新城楊虎城公館。這是一座西闊七間，進深五間的磚木結構仿古建築，建築麵積389平方米。這座建築始建於1931年，四麵坡流水，簷角起翹，周圍有？廊環繞。12月8日，張學良、楊虎城曾在這裏秘密商談，決定對蔣介石進行兵諫。12月12日淩晨，這裏又成為西安事變的總指揮所。
楊虎城在新城公館聽取了趙壽山等擬定的軍事計劃，表示同意，並當即任命趙壽山為西安方麵戰鬥行動的總指揮。據孔從洲回憶：“楊虎城還決定次日成立(西安)戒嚴司令部，孫(蔚如)任戒嚴司令，趙(壽山)兼(西安)市公安局局長。指示我要掌握機動兵力，特別要注意國民黨地下武裝的擾亂破壞。”②。
當晚11時以後，張學良也在金家巷張公館召開了緊急會議。出席會議的有第五十一軍軍長於學忠、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第五十七軍軍長繆？流，第一？五師師長劉多荃，西北“剿總”副參謀長董英斌、秘書長吳家象、辦公廳主任洪鈁、行政處處長盧廣績、政訓處副處長黎天才、秘書應德田、高級參議鮑文樾和衛隊二營營長孫銘九。東北軍騎兵軍軍長何柱國因未找到，未能到會。
據孫銘九回憶：
張學良用極沉痛的話對大家說：“今天我把大家找來，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咱們東北軍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不為全國人民所諒解。究竟是誰不抗日呢？到現在，罪名卻由咱們背上了。我屢次請求委員長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共產黨的問題應該用政治方法解決，先安內後攘外是給日本造機會等等，反倒多次挨他的訓罵。最近我在洛陽痛切陳詞，請求準許東北軍去察綏支援打日本，他反罵我是反革命。說什麽他就是革命，違反他的意誌，就是叛國反革命。罵共產黨不要父母，說我也不要父母；罵共產黨不要祖國，說我也不要祖國。在臨潼拍桌子罵我，說：‘等我死後你再去抗日。’逼得我連話也不能說。現在死逼著東北軍繼續去打內戰、剿共，不聽他的命令，就調咱們到福建去。實在逼得我們沒辦法了。我現在已與楊主任商量決定把他扣起來，逼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你們大家有什麽意見？”張說完後，無人發言。隻有於學忠一個人問：“第二步怎麽辦？”張說：“先扣了再說，隻要他答應我們抗日，還擁護他做領袖。”動員之後，張學良即帶領大家一同到楊虎城的綏靖公署，留下繆？流在金家巷張公館坐鎮。《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94―195頁。
張學良和於學忠、王以哲等來到新城楊虎城公館。趙壽山回憶說：“張一跨進楊的內室就帶開玩笑地高聲說：‘虎城兄，幹不幹？不幹就取繩子，我將我的這十一員大將都帶來了，你趕快叫人去拴，拴了送往南京，給你升官領賞。’當時我和孫蔚如都在左右，孫說：‘副司令，我們這些人絕不會出賣朋友。’接著楊和張就立即著手研究具體行動問題。”《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40頁。
這時，曆史又翻開了新的一頁。
曆史將永遠銘記著這一天：公元1936年12月12日；農曆丙子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六。
戰鬥在清晨六時打響。
在張學良將軍和楊虎城將軍精心安排和周密部署下，12月12日清晨，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分頭在臨潼和西安同時采取行動，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但是，目前所見關於這次行動的時間卻眾說紛紜。一些當事人的回憶所說的具體時間也較為混亂。這種情況的存在，就不能不使我們進行一番細致的梳理和比較，從而確定事變發生的具體時間。
首先，讓我們看一下事件當事人的回憶：
在西安事變中被楊虎城任命為西安城方麵戰鬥總指揮的趙壽山回憶說：“12月12日清晨，約5時許，聽到臨潼已有槍聲，我向張(學良)、楊(虎城)請示後，即放了信號槍，各部隊就同時開始行動。約到7點半鍾，已將大部分敵人解除武裝，槍聲也停了下來，隻有新城北門外警察大隊約一連武裝尚在頑抗。”②《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40―241、250頁。
當時擔任第十七路軍警備第二旅旅長，並在事變前夜被任命為西安城防司令的孔從洲回憶說，在12月11日晚11時左右，楊虎城和孫蔚如、趙壽山、孔從洲等，“決定部隊於12日淩晨4時開始行動，8時前解決戰鬥，恢複秩序。”②。
時任第十七路軍特務營營長的宋文梅回憶說：“當孫(銘九)營長奉命前往臨潼時，張(學良)、楊(虎城)命我回營部，在電話機旁待命令，待孫(銘九)已到達臨潼後，兩地同時行動。西安的軍事行動以鍾樓張希欽鳴槍聲為準。到4點30分，張、楊的行動命令還未下達，突然，接到張連長的電話，發現警察七八十人，全副武裝已從市警察局湧出，向東行進，問我應如何處理？(這些警察是送內政部長蔣作賓的)。這時，張、楊的行動命令尚未到達，也來不及向張、楊請示，即令張迅速堅決地向敵人射擊，並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消滅敵人。這時恰巧張、楊的命令也到了，無線電台薑樹德台長立即取掉國民黨無線電台的一切通訊設備，席珍儒、何承安諸連長迅速解決憲兵第一團、別動支隊、市警察各中隊、省黨部的反動武裝。我和王子中、李錦鐸負責逮捕西京招待所、花園飯店及西北飯店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80頁。
在華清池打響第一槍，時任西北“剿總”衛隊第一營營長的王玉瓚回憶說：“12日早上2時許，我乘摩托車先到十裏鋪，叫醒騎兵連邵連長，傳達了扣蔣命令，並令他們包圍華清池外圍地帶，抓住一切外逃人員。隨後又趕到灞橋鎮，命令金萬普排長帶領全排戰士迅速到華清池參加行動。接著趕到第一連叫王連長把排長馬體玉、匡德潤、王金銘等找到一起，部署扣蔣事宜。有人問：‘我排有一班與憲兵住裏外屋，怎麽辦？’我說：‘先下他們的槍，然後派人看守，不許他們出屋。’在華清池西側的禹王廟裏住著一些憲兵，我令王連長派人收繳他們的槍支。與此同時，我率領馬體玉等人進入頭道門，頭道門的哨兵是馬體玉排的戰士。在門外的戰士們嘩啦嘩啦地裝子彈。我怕院內有人發覺，就小聲對馬排長說：‘別讓他們先上子彈，聽他槍響，再動作也趕趟。’此時，約在淩晨4時許。臨潼大地，風寒天冷，一片寂靜。我朝二門那邊看，隻見一個蔣的步哨來回走動。我舉起手槍，連打三槍，命令我營戰士開始進攻，並有意通知從灞橋鎮前進的衛隊第三營官兵迅速前進。該營官兵50餘人由王協一連長率領，昨晚(11日)進駐灞橋鎮。於是，我由一位保衛蔣介石安全的營長變成一名扣蔣的先行官了。”《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89頁。
據汪？在《劉桂五扣蔣紀實》中所寫，劉桂五回憶說：“至夜12時，由白師長和我率領副司令的衛隊乘坐汽車向臨潼出發。至灞橋東邊，在路旁已有預先準備的衛隊營聽白師長和我的指揮。當時白向衛隊營說：‘使我們東北軍流離失所無家可歸，都是蔣介石一手所造成的。現在他又利用紅軍來消滅我們。今天是大家報仇雪恥的時候了，要奮勇殺敵，為東北軍人洗刷不抵抗的恥辱。’白又接著說：‘副司令告訴我們千萬不要打死蔣委員長，要活的。’白又問大家：‘能不能完成任務？’官兵齊聲說：‘能！’白說：‘很好，按照命令出發。’約3時許，到距華清池約有200多米處，遇蔣的守衛哨兵，高聲喊叫口令，令汽車停止。我們沒有理會，率汽車猛衝至哨兵麵前，一擁即將哨兵捕獲。可是因為汽車一停，人聲喊叫，致使後邊有所發覺，再前進時，衛兵就依據牆院開槍射擊，堵擊進路，戰鬥激烈。衛隊營的士兵經過猛烈攻擊後直衝蔣介石的臥室。進入後，隻見蔣介石臥室空無一人，被褥仍然鋪在床上，用手一摸，被窩尚溫暖，大氅、皮靴均在室內，桌上杯中尚有蔣的假牙一副，此時是4點30分。”②《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84、184―185頁。
劉桂五回憶說，“6時許，一？五師師長劉多荃，亦到達現場，當即用電話與副司令取得聯係，報告情況。7時許，頑抗之敵被肅清。這時在外圍指揮的一？五師第二旅旅長唐君堯也到達。唐說，外圍封鎖嚴密，絕無跑掉的可能。經劉、白、唐三人研究後，決定排隊搜山。到8時30分鍾，山上士兵大聲喊叫：‘委員長在這裏呢！’唐君堯聞聲急速跑上山去，士兵已找到蔣介石。”②。
時任東北軍騎兵第六師師長白鳳翔副官的常國賓在《白鳳翔臨潼扣蔣》一文中回憶說：“12月11日夜間12點鍾，白和我們坐了兩部小汽車出發，到西安小東門口，站崗的憲兵問往哪裏去，我把白師長的名片拿出來，並說有事去臨潼。放行後，出小東門到了灞橋附近一個樹林子裏，孫銘九帶著隊伍早在那裏等候。汽車到後，孫問是誰，我答，是白師長，隨即問了他的姓名向白報告，白立即下了車，問孫銘九：‘隊伍集合好了沒有？’孫答：‘集合好了。’白說：‘我講幾句話。’白對大家簡單地說了幾句：我們都是東北人，為什麽回不去老家？蔣介石不抗日，還把抗日的張副司令扣起來了，衛隊營的任務，是保護長官的安全。在場官兵聽到這個突然消息，無比憤怒，有的都哭了。白師長接著說，我們要把蔣委員長請到城裏換回張副司令，但不要傷害他。我們在赴臨潼的途中，一？五師師長劉多荃從後麵趕來，帶一部小汽車、一部小三輪卡車，與白說了幾句話就一道前進。我們到臨潼時，約早晨四五點鍾，天還未明，便直接衝到貴妃池的那個院子。白鳳翔在大門洞指揮，我緊隨著，槍聲響了，對方阻擊，我們還擊……”《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79―180頁。
西安事變前擔任西北“剿總”參謀長的晏道剛回憶說：“12日早晨2時許，西安城內忽然有槍聲，時疏時密。我住在西安城內通濟南坊，以電話詢問辦公廳第二科科長江雄風，江稱不知。約半小時江來電話告訴我說：‘楊虎城的隊伍有一部兵變，正在搶銀行。’這時槍聲愈加緊密，我即以電話找張學良，張學良公館答雲，張不在家。我懷疑楊部兵變，張或避開了。電話問臨潼，接線人說線路不通。我隨以電話找楊虎城，卻是張學良聲音接電話。張對我說：‘我是漢卿。外麵發生槍響，我不明原因，我也不自由。委員長在此地。你不要動，也不要管。’再問，則電話掛了。張這番話乃是故布疑陣，好像是楊部兵變，他與蔣介石均被楊所俘獲，他也不自由似的。但我仔細思慮，張即不自由，何以能代楊虎城接電話呢？斷定是張、楊同謀反蔣，大難將作。”②③《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29、90―91、120頁。
在一些當事人的回憶中，沒有戰鬥打響的具體時間：
當時擔任陝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回憶說：“(12月)11日晚，我參加張(學良)的宴會。12時許回到省政府後樓就寢，倦極甜睡。夜半忽被槍聲驚醒，槍聲很近，遠處也有，我猜想是幾天來所憂慮的東北軍不穩的情況發生了。無法查問情況，因即下樓，進入藏書室，在書櫃旁坐待天明。”②
當時擔任西北“剿總”政訓處處長的曾擴清回憶說：“(12月)12日黎明前，我還在睡夢中，突然有槍聲，把我驚醒，以為是張、楊兩軍發生衝突。直到天明時，才見到以張學良、楊虎城領銜，有陳誠、朱紹良等聯名的通電，大意是對蔣介石實行‘兵諫’，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以挽救國家民族之危亡等情。這時，我才恍然大悟，發生了張、楊扣押蔣介石的‘西安事變’。”③。
西安事變發生期間，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遠在北平。他在《西行漫記》一書中對西安事變的記述主要是根據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對孫銘九的采訪記錄。詹姆斯？貝特蘭，生於1910年，新西蘭奧克蘭人。曾獲新西蘭大學附屬的奧克蘭學院文學碩士。1923年考入英國牛津大學，研究英國文學。畢業後，又到意大利佩魯賈大學學習。後在英國倫敦工作。曾前往德國、意大利和蘇聯遊曆。1936年1月來到北平，任英國《每日先驅論壇報》、《曼徹斯特衛報》駐中國特派員。西安事變爆發後，貝特蘭受斯諾夫婦的委托，從北平前往西安，時為12月16日。與他同行的有從日本回國的苗劍秋，12月28日，貝特蘭和苗劍秋到達西安。這時，蔣介石已被釋放回南京。12月29日，貝特蘭在史沫特萊和孫銘九等的陪同下，一起前往臨潼華清池和驪山，詳細察看了兵諫的現場。他采訪了孫銘九，從一個側麵了解了扣留蔣介石的經過。
斯諾在《西行漫記》第12篇《又是白色世界》第二節《總司令被逮》中寫道：到12月12日清晨6點鍾，整個事件就結束了。東北軍和西北軍控製了西安。藍衣社特務在睡夢中驚起，被繳了械，逮捕起來；幾乎整個參謀總部的人員都在西安賓館的住處遭到包圍，關了起來，邵力子省主席和警察局長也成了階下囚；西安市警察向兵變部隊投降；南京方麵的50架轟炸機和飛行員在機場被扣。但是逮捕總司令卻流了血。蔣介石下榻在十英裏外著名溫泉勝地臨潼，把其他客人都驅趕一空。張少帥的衛隊長，26歲的孫銘九上尉(校)午夜前往臨潼。他在半路上帶上二百名東北軍，清晨三點鍾開車到臨潼郊外。他們在那裏等到五點鍾，第一輛卡車載著15個人開到賓館門口，被崗哨喝止，就開起火來。”《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12月第1版，第364頁。
從上述所引記述來看，西安事變戰鬥打響的時間有淩晨2時、淩晨3時、淩晨4時、淩晨4時30分、淩晨四五點鍾、淩晨5時許等多種不同的說法。作為一場經過周密策劃的“兵諫”行動，顯然不可能有這麽多的具體打響時間，而隻能有一個準確的時間！
在西安事變前後一直擔任楊虎城機要秘書的王菊人在1964年10月所寫《記西安事變前後的幾件事》一文中回憶說，張學良、楊虎城於12月11日下午2時左右，在玄風橋金家巷張學良公館，確定了三件事，其中第一件就是：“決定於(12月)12日上午6時在西安臨潼兩處同時行動。”《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09頁。
在12日淩晨一直守候在新城楊虎城公館的王菊人這樣寫道：“張(學良)到新城後，知道去臨潼捉蔣部隊立即出發，楊(虎城)即命令孔從洲、宋文梅隱密布置，準備行動。到了12日上午6時，孔從洲電話問楊(虎城)：‘現在是幾點鍾？’楊說：‘時間到了。’孔從洲的司令部便放了信號槍。西安城內，和臨潼華清池差不多在同一時間，開始行動了。”《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15頁。
由此可見，戰鬥打響的時間是12月12日清晨6時。
蔣介石當天的日記也可以證明這一點。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述說：“淩晨五時半，床上運動畢正在披衣，忽聞行轅大門前有槍聲，立命侍衛往視，未歸報，而第二槍又發。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後槍聲連續不止，乃知東北軍叛變。蓋餘此來僅攜便衣衛士及衛兵20人，而行轅大門外之司警戒者，即張之衛隊營也。”《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71頁。
筆者經多年的觀察，西安城每年12月12日清晨天色破曉均在7時10分左右。從清晨6時至7時10分，當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而解決戰鬥所需時間基本上可以滿足。因此，我們可以推斷：戰鬥在清晨六時打響。
臨潼扣蔣。
華清池戰鬥打響後，戰鬥進行得異常激烈，孫銘九回憶說：“當王協一(衛隊二營連長――引者注)的車衝到華清池大門外時，遭到蔣守衛崗哨的阻攔。本來打算將車直接衝入院內，但門衛崗哨搶前阻止並開槍威脅。這時我的車也到了，隻見大家一齊跳下車來，其中有一人(是個班長，叫王德勝)開槍把崗哨打倒。這時槍聲大作，和喊聲混成一團。蔣的侍衛們進行抵抗，黑夜中槍彈從各處的房子裏射出來，以後又擴延到其他地方。這時王協一指揮隊伍去解決蔣介石的衛兵，我就進入二門內(即上有‘華清勝境’四個字的門)，直奪小橋，想從那兒過去，卻被斜對麵房中射出來的密集子彈堵住，不得不改換方向，順著飛虹橋下的假山小道沿左邊直上。在尋找五間廳的時候，從側房中射出的子彈很密，蔣的侍衛都是二十響連發手槍。我們隻得匍匐前進。一個隨從兵因為拉我，也被打傷了，但終於到了蔣的住房五間廳。可是，當我們進去時，蔣已不在了。我摸床上的被褥還是熱的，知道蔣跑出的時間不會太長，便急令搜查周圍各處，但仍不見蹤影。我轉身出來，此時天色漸明，王連長跑來報告說，貴妃池抵抗甚烈，可能委員長就在那裏。於是我們趕到那裏並高聲喊話：‘你們不要抵抗了，快點繳槍！如果委員長在這裏，就請出來答話，我們保護委員長生命安全！’對方長時間無人答話，並連連射擊。我們火了，喊道：‘再不繳槍，我們就扔手榴彈了，把你們全都炸死！’我繼續喊：‘你們把槍繳出來，我們保證委員長和你們的安全。’這樣，對方才停止抵抗，把槍支扔了出來。經過搜查，發現蔣不在這裏。”《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90―197頁。
當孫銘九來到五間廳時，蔣介石已從五間廳東側翻牆而過，逃上了驪山。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述了翻牆而出的經過：“少頃侍衛官竺培基及施文彪來報：‘叛兵已蜂擁入內，本已衝過第二橋內，被我等猛射抵禦死傷甚多。叛兵知我內衛線已有防備，刻已略退，請委員長從速離此。’竺、施報告方畢，毛區隊長裕禮亦派傳令來報曰：‘叛軍已衝入二門。但接後山哨兵所電話稱，該處並無異狀，亦未發現叛兵。’餘問：‘毛(裕禮)區隊長在何處？’答：‘區隊長正在前院第二橋前假山旁率隊抵抗，速請委員長登後山。’餘問：‘叛兵如何形狀？’答曰：‘戴皮帽子皆是東北軍官兵。’此時餘猶疑為一部之兵變，其必係赤匪煽惑駐臨潼部隊暴動，而非漢卿有整個之計劃。蓋如東北軍整個叛變則必包圍行轅外牆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尚無叛變蹤跡，可知為局部之變亂。餘如能超越山巔，待至天明當無事矣。乃攜侍衛官竺培基、施文彪與隨從蔣孝鎮出登後山。經飛虹橋至東側後門看，倉促不得鑰(匙)，乃越牆而出。此牆離地僅丈許，不難跨越。但牆(外)下臨深溝，昏暗中覺失足，著地後疼痛不能行。約三分鍾後勉強起行，不數十步至一小廟，有衛兵守候，扶掖以登。此山東隅並無山徑，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東行進。山嶺陡絕，攀援摸索而上。約半小時，將達山巔，擇稍平坦處席地小憩，命衛兵向前巔偵察。少頃，四周槍聲大作，槍彈飛掠餘身周圍而過，衛兵皆中彈死。餘乃知此身已在四麵重圍之中。此絕非局部之兵變，而為東北軍整個之叛亂，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計，決計仍回行轅再作計較。乃隻身疾行下山。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岩穴中，荊棘叢生，才可容身，此時身體已覺疲乏不堪，起而複仆者再，隻得就此暫息，以觀其變。時天已漸明，由穴中向外？望，見驪山下已布滿軍隊。旋聞山下行轅外機關槍與迫擊炮聲大作。約半小時許，知行轅衛兵尚在忠勇抵抗，而不肯屈服，故叛兵用炮進攻也。”《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71―272頁
蔣介石失蹤的消息傳到西安新城，令張學良和楊虎城感到十分不安。王菊人回憶說：“天大亮了，劉多荃由臨潼電話報告說：華清池已完全占領了，隻是蔣介石還尋不見，他的被子尚溫，估計跑不遠，正在搜查中。張(學良)接了電話後，放下聽筒不語，大家也相對愕然。”③《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15―216、216頁。
張學良在和楊虎城商議後，隨即命令臨潼部隊，立即加派部隊擴大包圍範圍，並以一部迅速截斷臨潼後山一切大小路，特別注意山溝、窯洞、岩間隙洞、山石四周、民房寺院、嚴密搜查③。楊虎城也命令孔從洲所部給以配合。據孔從洲回憶說：“戰鬥打響後，按原定計劃順利地完成了任務，市麵秩序很快恢複正常。我和部隊剛剛回到營房，準備稍作休息的時候，楊先生打來電話，他說：‘臨潼方麵還沒有捉到蔣介石，你立即率部乘汽車趕到驪山以東臨潼和藍田之間油坊街一帶布防封鎖，以防蔣介石潛逃。’聽說未捉到蔣，我很驚訝，立即率一個營趕到油坊街作了布置。直到楊總部打來電話說東北軍已經把蔣捉住了，我才如釋重負，心情頓時輕鬆下來，趕回西安。”《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50頁。
敵人方麵：蔣係在西安的單位，包括特務機關，約有120個，有武裝的為42個。其中以憲兵第二團(團長楊鎮亞)、保安司令部(司令張坤生)、西安省會公安局(局長馬誌超)、警察大隊、西安軍警聯合督察處(處長江雄風)武裝最多，槍支在3000以上，其他特務機關(國民黨省黨部等)和蔣係各軍、各師的留守處、辦事處的武裝尚不在內。
根據以上情況，我們的部署是：命陝西警備二旅孔從洲擔任解除憲兵團、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隊、省政府駐的憲兵連和西關飛機場駐軍的武裝，並占領飛機場(當時蔣係在西安機場停有數十架戰鬥機和轟炸機)的任務，並以一部擔任西安各街巷口(東南一隅歸東北軍)的警戒，每一街巷口有一武裝警察時，我們即派武裝士兵一名監視。為了加強警備二旅的領導力量，增派許權中為副旅長。命炮兵營歸孔從洲指揮，炮兵位置在北城門樓上，對西安車站方麵警戒，準備轟擊外來的蔣軍。命西安綏署衛士隊(兩個隊共200人)擔任綏署及楊將軍公館的警戒。命特務營營長宋文梅率特務營及衛士隊各一部分士兵負責逮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蔣係軍政高級官員，特務營其餘部隊作為預備隊待命。派綏署參謀處長王根僧去教導營監視李振西，該營歸我直接指揮，擔任警戒新城城防及解除新城東北的幾個警察大隊的武裝。②《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39―240、250頁。
趙壽山和李興中、 孔從洲在新城西安綏靖公署駐地李興中的辦公室裏擬定了軍事計劃。在他們擬定好軍事計劃後，楊虎城、孫蔚如也來到了新城楊虎城公館。這是一座西闊七間，進深五間的磚木結構仿古建築，建築麵積389平方米。這座建築始建於1931年，四麵坡流水，簷角起翹，周圍有？廊環繞。12月8日，張學良、楊虎城曾在這裏秘密商談，決定對蔣介石進行兵諫。12月12日淩晨，這裏又成為西安事變的總指揮所。
楊虎城在新城公館聽取了趙壽山等擬定的軍事計劃，表示同意，並當即任命趙壽山為西安方麵戰鬥行動的總指揮。據孔從洲回憶：“楊虎城還決定次日成立(西安)戒嚴司令部，孫(蔚如)任戒嚴司令，趙(壽山)兼(西安)市公安局局長。指示我要掌握機動兵力，特別要注意國民黨地下武裝的擾亂破壞。”②。
當晚11時以後，張學良也在金家巷張公館召開了緊急會議。出席會議的有第五十一軍軍長於學忠、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第五十七軍軍長繆？流，第一？五師師長劉多荃，西北“剿總”副參謀長董英斌、秘書長吳家象、辦公廳主任洪鈁、行政處處長盧廣績、政訓處副處長黎天才、秘書應德田、高級參議鮑文樾和衛隊二營營長孫銘九。東北軍騎兵軍軍長何柱國因未找到，未能到會。
據孫銘九回憶：
張學良用極沉痛的話對大家說：“今天我把大家找來，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咱們東北軍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不為全國人民所諒解。究竟是誰不抗日呢？到現在，罪名卻由咱們背上了。我屢次請求委員長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共產黨的問題應該用政治方法解決，先安內後攘外是給日本造機會等等，反倒多次挨他的訓罵。最近我在洛陽痛切陳詞，請求準許東北軍去察綏支援打日本，他反罵我是反革命。說什麽他就是革命，違反他的意誌，就是叛國反革命。罵共產黨不要父母，說我也不要父母；罵共產黨不要祖國，說我也不要祖國。在臨潼拍桌子罵我，說：‘等我死後你再去抗日。’逼得我連話也不能說。現在死逼著東北軍繼續去打內戰、剿共，不聽他的命令，就調咱們到福建去。實在逼得我們沒辦法了。我現在已與楊主任商量決定把他扣起來，逼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你們大家有什麽意見？”張說完後，無人發言。隻有於學忠一個人問：“第二步怎麽辦？”張說：“先扣了再說，隻要他答應我們抗日，還擁護他做領袖。”動員之後，張學良即帶領大家一同到楊虎城的綏靖公署，留下繆？流在金家巷張公館坐鎮。《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94―195頁。
張學良和於學忠、王以哲等來到新城楊虎城公館。趙壽山回憶說：“張一跨進楊的內室就帶開玩笑地高聲說：‘虎城兄，幹不幹？不幹就取繩子，我將我的這十一員大將都帶來了，你趕快叫人去拴，拴了送往南京，給你升官領賞。’當時我和孫蔚如都在左右，孫說：‘副司令，我們這些人絕不會出賣朋友。’接著楊和張就立即著手研究具體行動問題。”《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40頁。
這時，曆史又翻開了新的一頁。
曆史將永遠銘記著這一天：公元1936年12月12日；農曆丙子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六。
戰鬥在清晨六時打響。
在張學良將軍和楊虎城將軍精心安排和周密部署下，12月12日清晨，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分頭在臨潼和西安同時采取行動，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但是，目前所見關於這次行動的時間卻眾說紛紜。一些當事人的回憶所說的具體時間也較為混亂。這種情況的存在，就不能不使我們進行一番細致的梳理和比較，從而確定事變發生的具體時間。
首先，讓我們看一下事件當事人的回憶：
在西安事變中被楊虎城任命為西安城方麵戰鬥總指揮的趙壽山回憶說：“12月12日清晨，約5時許，聽到臨潼已有槍聲，我向張(學良)、楊(虎城)請示後，即放了信號槍，各部隊就同時開始行動。約到7點半鍾，已將大部分敵人解除武裝，槍聲也停了下來，隻有新城北門外警察大隊約一連武裝尚在頑抗。”②《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40―241、250頁。
當時擔任第十七路軍警備第二旅旅長，並在事變前夜被任命為西安城防司令的孔從洲回憶說，在12月11日晚11時左右，楊虎城和孫蔚如、趙壽山、孔從洲等，“決定部隊於12日淩晨4時開始行動，8時前解決戰鬥，恢複秩序。”②。
時任第十七路軍特務營營長的宋文梅回憶說：“當孫(銘九)營長奉命前往臨潼時，張(學良)、楊(虎城)命我回營部，在電話機旁待命令，待孫(銘九)已到達臨潼後，兩地同時行動。西安的軍事行動以鍾樓張希欽鳴槍聲為準。到4點30分，張、楊的行動命令還未下達，突然，接到張連長的電話，發現警察七八十人，全副武裝已從市警察局湧出，向東行進，問我應如何處理？(這些警察是送內政部長蔣作賓的)。這時，張、楊的行動命令尚未到達，也來不及向張、楊請示，即令張迅速堅決地向敵人射擊，並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消滅敵人。這時恰巧張、楊的命令也到了，無線電台薑樹德台長立即取掉國民黨無線電台的一切通訊設備，席珍儒、何承安諸連長迅速解決憲兵第一團、別動支隊、市警察各中隊、省黨部的反動武裝。我和王子中、李錦鐸負責逮捕西京招待所、花園飯店及西北飯店的國民黨高級將領。”《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80頁。
在華清池打響第一槍，時任西北“剿總”衛隊第一營營長的王玉瓚回憶說：“12日早上2時許，我乘摩托車先到十裏鋪，叫醒騎兵連邵連長，傳達了扣蔣命令，並令他們包圍華清池外圍地帶，抓住一切外逃人員。隨後又趕到灞橋鎮，命令金萬普排長帶領全排戰士迅速到華清池參加行動。接著趕到第一連叫王連長把排長馬體玉、匡德潤、王金銘等找到一起，部署扣蔣事宜。有人問：‘我排有一班與憲兵住裏外屋，怎麽辦？’我說：‘先下他們的槍，然後派人看守，不許他們出屋。’在華清池西側的禹王廟裏住著一些憲兵，我令王連長派人收繳他們的槍支。與此同時，我率領馬體玉等人進入頭道門，頭道門的哨兵是馬體玉排的戰士。在門外的戰士們嘩啦嘩啦地裝子彈。我怕院內有人發覺，就小聲對馬排長說：‘別讓他們先上子彈，聽他槍響，再動作也趕趟。’此時，約在淩晨4時許。臨潼大地，風寒天冷，一片寂靜。我朝二門那邊看，隻見一個蔣的步哨來回走動。我舉起手槍，連打三槍，命令我營戰士開始進攻，並有意通知從灞橋鎮前進的衛隊第三營官兵迅速前進。該營官兵50餘人由王協一連長率領，昨晚(11日)進駐灞橋鎮。於是，我由一位保衛蔣介石安全的營長變成一名扣蔣的先行官了。”《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89頁。
據汪？在《劉桂五扣蔣紀實》中所寫，劉桂五回憶說：“至夜12時，由白師長和我率領副司令的衛隊乘坐汽車向臨潼出發。至灞橋東邊，在路旁已有預先準備的衛隊營聽白師長和我的指揮。當時白向衛隊營說：‘使我們東北軍流離失所無家可歸，都是蔣介石一手所造成的。現在他又利用紅軍來消滅我們。今天是大家報仇雪恥的時候了，要奮勇殺敵，為東北軍人洗刷不抵抗的恥辱。’白又接著說：‘副司令告訴我們千萬不要打死蔣委員長，要活的。’白又問大家：‘能不能完成任務？’官兵齊聲說：‘能！’白說：‘很好，按照命令出發。’約3時許，到距華清池約有200多米處，遇蔣的守衛哨兵，高聲喊叫口令，令汽車停止。我們沒有理會，率汽車猛衝至哨兵麵前，一擁即將哨兵捕獲。可是因為汽車一停，人聲喊叫，致使後邊有所發覺，再前進時，衛兵就依據牆院開槍射擊，堵擊進路，戰鬥激烈。衛隊營的士兵經過猛烈攻擊後直衝蔣介石的臥室。進入後，隻見蔣介石臥室空無一人，被褥仍然鋪在床上，用手一摸，被窩尚溫暖，大氅、皮靴均在室內，桌上杯中尚有蔣的假牙一副，此時是4點30分。”②《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84、184―185頁。
劉桂五回憶說，“6時許，一？五師師長劉多荃，亦到達現場，當即用電話與副司令取得聯係，報告情況。7時許，頑抗之敵被肅清。這時在外圍指揮的一？五師第二旅旅長唐君堯也到達。唐說，外圍封鎖嚴密，絕無跑掉的可能。經劉、白、唐三人研究後，決定排隊搜山。到8時30分鍾，山上士兵大聲喊叫：‘委員長在這裏呢！’唐君堯聞聲急速跑上山去，士兵已找到蔣介石。”②。
時任東北軍騎兵第六師師長白鳳翔副官的常國賓在《白鳳翔臨潼扣蔣》一文中回憶說：“12月11日夜間12點鍾，白和我們坐了兩部小汽車出發，到西安小東門口，站崗的憲兵問往哪裏去，我把白師長的名片拿出來，並說有事去臨潼。放行後，出小東門到了灞橋附近一個樹林子裏，孫銘九帶著隊伍早在那裏等候。汽車到後，孫問是誰，我答，是白師長，隨即問了他的姓名向白報告，白立即下了車，問孫銘九：‘隊伍集合好了沒有？’孫答：‘集合好了。’白說：‘我講幾句話。’白對大家簡單地說了幾句：我們都是東北人，為什麽回不去老家？蔣介石不抗日，還把抗日的張副司令扣起來了，衛隊營的任務，是保護長官的安全。在場官兵聽到這個突然消息，無比憤怒，有的都哭了。白師長接著說，我們要把蔣委員長請到城裏換回張副司令，但不要傷害他。我們在赴臨潼的途中，一？五師師長劉多荃從後麵趕來，帶一部小汽車、一部小三輪卡車，與白說了幾句話就一道前進。我們到臨潼時，約早晨四五點鍾，天還未明，便直接衝到貴妃池的那個院子。白鳳翔在大門洞指揮，我緊隨著，槍聲響了，對方阻擊，我們還擊……”《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79―180頁。
西安事變前擔任西北“剿總”參謀長的晏道剛回憶說：“12日早晨2時許，西安城內忽然有槍聲，時疏時密。我住在西安城內通濟南坊，以電話詢問辦公廳第二科科長江雄風，江稱不知。約半小時江來電話告訴我說：‘楊虎城的隊伍有一部兵變，正在搶銀行。’這時槍聲愈加緊密，我即以電話找張學良，張學良公館答雲，張不在家。我懷疑楊部兵變，張或避開了。電話問臨潼，接線人說線路不通。我隨以電話找楊虎城，卻是張學良聲音接電話。張對我說：‘我是漢卿。外麵發生槍響，我不明原因，我也不自由。委員長在此地。你不要動，也不要管。’再問，則電話掛了。張這番話乃是故布疑陣，好像是楊部兵變，他與蔣介石均被楊所俘獲，他也不自由似的。但我仔細思慮，張即不自由，何以能代楊虎城接電話呢？斷定是張、楊同謀反蔣，大難將作。”②③《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29、90―91、120頁。
在一些當事人的回憶中，沒有戰鬥打響的具體時間：
當時擔任陝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回憶說：“(12月)11日晚，我參加張(學良)的宴會。12時許回到省政府後樓就寢，倦極甜睡。夜半忽被槍聲驚醒，槍聲很近，遠處也有，我猜想是幾天來所憂慮的東北軍不穩的情況發生了。無法查問情況，因即下樓，進入藏書室，在書櫃旁坐待天明。”②
當時擔任西北“剿總”政訓處處長的曾擴清回憶說：“(12月)12日黎明前，我還在睡夢中，突然有槍聲，把我驚醒，以為是張、楊兩軍發生衝突。直到天明時，才見到以張學良、楊虎城領銜，有陳誠、朱紹良等聯名的通電，大意是對蔣介石實行‘兵諫’，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以挽救國家民族之危亡等情。這時，我才恍然大悟，發生了張、楊扣押蔣介石的‘西安事變’。”③。
西安事變發生期間，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遠在北平。他在《西行漫記》一書中對西安事變的記述主要是根據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對孫銘九的采訪記錄。詹姆斯？貝特蘭，生於1910年，新西蘭奧克蘭人。曾獲新西蘭大學附屬的奧克蘭學院文學碩士。1923年考入英國牛津大學，研究英國文學。畢業後，又到意大利佩魯賈大學學習。後在英國倫敦工作。曾前往德國、意大利和蘇聯遊曆。1936年1月來到北平，任英國《每日先驅論壇報》、《曼徹斯特衛報》駐中國特派員。西安事變爆發後，貝特蘭受斯諾夫婦的委托，從北平前往西安，時為12月16日。與他同行的有從日本回國的苗劍秋，12月28日，貝特蘭和苗劍秋到達西安。這時，蔣介石已被釋放回南京。12月29日，貝特蘭在史沫特萊和孫銘九等的陪同下，一起前往臨潼華清池和驪山，詳細察看了兵諫的現場。他采訪了孫銘九，從一個側麵了解了扣留蔣介石的經過。
斯諾在《西行漫記》第12篇《又是白色世界》第二節《總司令被逮》中寫道：到12月12日清晨6點鍾，整個事件就結束了。東北軍和西北軍控製了西安。藍衣社特務在睡夢中驚起，被繳了械，逮捕起來；幾乎整個參謀總部的人員都在西安賓館的住處遭到包圍，關了起來，邵力子省主席和警察局長也成了階下囚；西安市警察向兵變部隊投降；南京方麵的50架轟炸機和飛行員在機場被扣。但是逮捕總司令卻流了血。蔣介石下榻在十英裏外著名溫泉勝地臨潼，把其他客人都驅趕一空。張少帥的衛隊長，26歲的孫銘九上尉(校)午夜前往臨潼。他在半路上帶上二百名東北軍，清晨三點鍾開車到臨潼郊外。他們在那裏等到五點鍾，第一輛卡車載著15個人開到賓館門口，被崗哨喝止，就開起火來。”《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12月第1版，第364頁。
從上述所引記述來看，西安事變戰鬥打響的時間有淩晨2時、淩晨3時、淩晨4時、淩晨4時30分、淩晨四五點鍾、淩晨5時許等多種不同的說法。作為一場經過周密策劃的“兵諫”行動，顯然不可能有這麽多的具體打響時間，而隻能有一個準確的時間！
在西安事變前後一直擔任楊虎城機要秘書的王菊人在1964年10月所寫《記西安事變前後的幾件事》一文中回憶說，張學良、楊虎城於12月11日下午2時左右，在玄風橋金家巷張學良公館，確定了三件事，其中第一件就是：“決定於(12月)12日上午6時在西安臨潼兩處同時行動。”《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09頁。
在12日淩晨一直守候在新城楊虎城公館的王菊人這樣寫道：“張(學良)到新城後，知道去臨潼捉蔣部隊立即出發，楊(虎城)即命令孔從洲、宋文梅隱密布置，準備行動。到了12日上午6時，孔從洲電話問楊(虎城)：‘現在是幾點鍾？’楊說：‘時間到了。’孔從洲的司令部便放了信號槍。西安城內，和臨潼華清池差不多在同一時間，開始行動了。”《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15頁。
由此可見，戰鬥打響的時間是12月12日清晨6時。
蔣介石當天的日記也可以證明這一點。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述說：“淩晨五時半，床上運動畢正在披衣，忽聞行轅大門前有槍聲，立命侍衛往視，未歸報，而第二槍又發。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後槍聲連續不止，乃知東北軍叛變。蓋餘此來僅攜便衣衛士及衛兵20人，而行轅大門外之司警戒者，即張之衛隊營也。”《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71頁。
筆者經多年的觀察，西安城每年12月12日清晨天色破曉均在7時10分左右。從清晨6時至7時10分，當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而解決戰鬥所需時間基本上可以滿足。因此，我們可以推斷：戰鬥在清晨六時打響。
臨潼扣蔣。
華清池戰鬥打響後，戰鬥進行得異常激烈，孫銘九回憶說：“當王協一(衛隊二營連長――引者注)的車衝到華清池大門外時，遭到蔣守衛崗哨的阻攔。本來打算將車直接衝入院內，但門衛崗哨搶前阻止並開槍威脅。這時我的車也到了，隻見大家一齊跳下車來，其中有一人(是個班長，叫王德勝)開槍把崗哨打倒。這時槍聲大作，和喊聲混成一團。蔣的侍衛們進行抵抗，黑夜中槍彈從各處的房子裏射出來，以後又擴延到其他地方。這時王協一指揮隊伍去解決蔣介石的衛兵，我就進入二門內(即上有‘華清勝境’四個字的門)，直奪小橋，想從那兒過去，卻被斜對麵房中射出來的密集子彈堵住，不得不改換方向，順著飛虹橋下的假山小道沿左邊直上。在尋找五間廳的時候，從側房中射出的子彈很密，蔣的侍衛都是二十響連發手槍。我們隻得匍匐前進。一個隨從兵因為拉我，也被打傷了，但終於到了蔣的住房五間廳。可是，當我們進去時，蔣已不在了。我摸床上的被褥還是熱的，知道蔣跑出的時間不會太長，便急令搜查周圍各處，但仍不見蹤影。我轉身出來，此時天色漸明，王連長跑來報告說，貴妃池抵抗甚烈，可能委員長就在那裏。於是我們趕到那裏並高聲喊話：‘你們不要抵抗了，快點繳槍！如果委員長在這裏，就請出來答話，我們保護委員長生命安全！’對方長時間無人答話，並連連射擊。我們火了，喊道：‘再不繳槍，我們就扔手榴彈了，把你們全都炸死！’我繼續喊：‘你們把槍繳出來，我們保證委員長和你們的安全。’這樣，對方才停止抵抗，把槍支扔了出來。經過搜查，發現蔣不在這裏。”《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90―197頁。
當孫銘九來到五間廳時，蔣介石已從五間廳東側翻牆而過，逃上了驪山。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述了翻牆而出的經過：“少頃侍衛官竺培基及施文彪來報：‘叛兵已蜂擁入內，本已衝過第二橋內，被我等猛射抵禦死傷甚多。叛兵知我內衛線已有防備，刻已略退，請委員長從速離此。’竺、施報告方畢，毛區隊長裕禮亦派傳令來報曰：‘叛軍已衝入二門。但接後山哨兵所電話稱，該處並無異狀，亦未發現叛兵。’餘問：‘毛(裕禮)區隊長在何處？’答：‘區隊長正在前院第二橋前假山旁率隊抵抗，速請委員長登後山。’餘問：‘叛兵如何形狀？’答曰：‘戴皮帽子皆是東北軍官兵。’此時餘猶疑為一部之兵變，其必係赤匪煽惑駐臨潼部隊暴動，而非漢卿有整個之計劃。蓋如東北軍整個叛變則必包圍行轅外牆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尚無叛變蹤跡，可知為局部之變亂。餘如能超越山巔，待至天明當無事矣。乃攜侍衛官竺培基、施文彪與隨從蔣孝鎮出登後山。經飛虹橋至東側後門看，倉促不得鑰(匙)，乃越牆而出。此牆離地僅丈許，不難跨越。但牆(外)下臨深溝，昏暗中覺失足，著地後疼痛不能行。約三分鍾後勉強起行，不數十步至一小廟，有衛兵守候，扶掖以登。此山東隅並無山徑，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東行進。山嶺陡絕，攀援摸索而上。約半小時，將達山巔，擇稍平坦處席地小憩，命衛兵向前巔偵察。少頃，四周槍聲大作，槍彈飛掠餘身周圍而過，衛兵皆中彈死。餘乃知此身已在四麵重圍之中。此絕非局部之兵變，而為東北軍整個之叛亂，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計，決計仍回行轅再作計較。乃隻身疾行下山。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岩穴中，荊棘叢生，才可容身，此時身體已覺疲乏不堪，起而複仆者再，隻得就此暫息，以觀其變。時天已漸明，由穴中向外？望，見驪山下已布滿軍隊。旋聞山下行轅外機關槍與迫擊炮聲大作。約半小時許，知行轅衛兵尚在忠勇抵抗，而不肯屈服，故叛兵用炮進攻也。”《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71―272頁
蔣介石失蹤的消息傳到西安新城，令張學良和楊虎城感到十分不安。王菊人回憶說：“天大亮了，劉多荃由臨潼電話報告說：華清池已完全占領了，隻是蔣介石還尋不見，他的被子尚溫，估計跑不遠，正在搜查中。張(學良)接了電話後，放下聽筒不語，大家也相對愕然。”③《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15―216、216頁。
張學良在和楊虎城商議後，隨即命令臨潼部隊，立即加派部隊擴大包圍範圍，並以一部迅速截斷臨潼後山一切大小路，特別注意山溝、窯洞、岩間隙洞、山石四周、民房寺院、嚴密搜查③。楊虎城也命令孔從洲所部給以配合。據孔從洲回憶說：“戰鬥打響後，按原定計劃順利地完成了任務，市麵秩序很快恢複正常。我和部隊剛剛回到營房，準備稍作休息的時候，楊先生打來電話，他說：‘臨潼方麵還沒有捉到蔣介石，你立即率部乘汽車趕到驪山以東臨潼和藍田之間油坊街一帶布防封鎖，以防蔣介石潛逃。’聽說未捉到蔣，我很驚訝，立即率一個營趕到油坊街作了布置。直到楊總部打來電話說東北軍已經把蔣捉住了，我才如釋重負，心情頓時輕鬆下來，趕回西安。”《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5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