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請 纓 篇(3)
在寒暄之後，最主要的當然還是“剿共”大計。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中寫道：他在華清池“約集秦隴‘剿匪’諸將領，按日接見，谘詢情況，指授機宜，告以‘剿匪’已達最後五分鍾成功之階段，勖以堅定勇往迅赴事機之必要；又會集研究追剿方略，親加闡釋。虛心體察，實覺諸將領皆公忠體國深明大義，絕不慮其有他。”②。
12月7日，蔣介石在華清池宴請駐陝各軍高級將領，並發表了訓話。據晏道剛回憶，“蔣在他的訓話中說：‘我們眼前的敵人是共產黨，日本人離我們很遠，我們打仗要先近後遠；如果遠近不分，或者是先遠後近，那便是先後倒置，一定失敗，便不是革命。無論如何，我們此時必須討伐共產黨。如果反對這個命令，中央不能不給予處置。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現在隻有兩條路可走：一條就是到陝北剿匪，中央軍作你們的援軍；一條是調往閩、皖地方，聽中央調遣，你們不要自誤。’”③。
就在這次訓話之前，張學良曾向蔣介石“麵諫”。張學良說：“當今是抗日第一，紅軍問題可用政治方法解決”，“隻有對外，才能安內”，“一致抗日，即能統一”。張學良還說：“東北軍抗日情緒很高，不可壓製。”蔣介石對張學良說：“你不明白共產黨，你是受了共產黨的蠱惑”，“中國最大的敵人，不是日本，是共產黨。”“今天確是到了剿滅的時候了。你不主張剿，而主張聯，簡直是反動。”張學良和蔣介石的爭論達兩個小時。張學良聲淚俱下，蔣介石把桌子一拍，說：“現在你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計劃也不能改變。”《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13頁。
一天之後，張學良於8日清早即來到楊虎城止園公館，與楊虎城商議，讓楊虎城再次前往華清池，向蔣介石進行“麵諫”。楊虎城的“麵諫”，同樣遭到了蔣介石的拒絕。據楊虎城的機要秘書王菊人回憶，“蔣對楊說：‘我有把握消滅共產黨，我決心用兵，紅軍現在已經成為到處流竄的烏合之眾。他們必須聽從政府的命令，繳出武器，遣散紅軍。我已叫邵(力子)主席擬傳單，準備派飛機到陝北散發。如果共產黨還要頑抗，我們將以數十倍的兵力，對付這些殘餘之眾，消滅他們有絕對把握。’蔣介石還對楊虎城說：‘你是本黨老同誌，要知道，我們和共產黨是勢不兩立的。消滅了共產黨，我會抗日的。’”《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67―68頁。
話已至此，楊虎城隻得離開華清池返回西安。
就在楊虎城向蔣介石當麵陳詞的這天早上，蔣介石召見了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和第一？五師師長劉多荃。劉多荃回憶說：“12月8日，蔣介石約我和王以哲去臨潼吃早飯，我坐在蔣的右邊，王坐在蔣的左邊。席間，蔣滿臉怒氣，三人都沒說話。飯後，蔣隨即站起身來，先對我說：‘你對剿共有什麽意見嗎？’我沉思一下說：‘中、下級軍官全想留著力量，準備打回東北老家去。’蔣介石聽後緊接著就對我說：‘自從九一八後，國人對你們東北軍都很不原諒，現在剿共戰事僅剩最後五分鍾了，我是給你們東北軍一個立功的機會，你們要理解我的用意，服從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們應持的態度。’王以哲此時站立在蔣的身旁。蔣說到這裏就連聲催著我先走，然後要王以哲跟他到隔壁客廳去。剛一進屋，我就聽到蔣很氣憤地對王說：‘你軍部的電台經常和共產黨通報，你還以為我不曉得，我早就知道你們的這些舉動……’剛聽到這裏，蔣的值班衛士表示不願意讓我聽下去，我即到錢大鈞辦公室等候。約半小時，王出來了。我們回到西安，就去向張學良將軍匯報。王說：‘壞了，咱們和紅軍的往來電報，委員長都曉得了，從今以後，他不允許咱們再和紅軍聯絡。委員長叫咱們服從他的命令，努力剿共，將來由他領導咱們收複失地，打回東北去。’蔣還說，王是東北軍中的有希望的將領，以後要改過。張聽完我們的匯報即回屋裏去了。”《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65―166頁。
蔣介石的態度，使張學良和楊虎城不能不考慮自己和所部的前途及命運。當天中午，楊虎城返回西安後，即前往金家巷張公館，與張學良商議對策，據王菊人回憶，“張(學良)當時說：我們為了國家，對蔣(介石)也仁至義盡了，現在隻有幹的一條路。他們這次商談，還是沒有定下行動的日期。”《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68―69頁。
12月9日，蔣介石親筆致函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信函全文如下：
力子主席勳鑒：
可密屬駐陝《大公報》記者，發表以下之消息：
蔣鼎文、衛立煌先後皆到西安。聞蔣委員長已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亦來陝謁蔣，聞將以軍政部次長名義指揮綏東中央軍各部隊雲。
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記者，西安各報亦不必發表為要。
中正。
十二月九日《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21頁。
此函原件在12月12日晨於臨潼華清池五間廳繳獲。
我們現在還無法確定邵力子是否看到了這封密函，因為在邵力子回憶西安事變的文章裏並沒有提到過這封密函，而且在西安事變發生的當日早晨，東北軍在華清池五間廳繳獲了這封密函。但是，12月12日出版的《大公報》，卻以《陳誠指揮綏東軍事；蔣鼎文負責剿共，任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甘綏四省邊區總指揮》為題，刊發了該報駐陝記者的專電。全文如下：“〔西安十日下午八時專電〕蔣委員長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甘綏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日內赴太原，將以軍政部次長名義，指揮綏東國軍各部隊。邵力子、楊虎城十日晚在新城大樓宴來陝將領，邀各界作陪，到六十餘人，盡歡而散。陳調元十日晚到西安。蔣鼎文對剿匪總司令職表示謙辭，但願短期內在陝幫助進剿。據聞殘匪之消滅僅屬時間問題。”《人物述往》下卷，第407―408頁。
由於西安事變的爆發，這一命令也就成為一紙空文。
就在蔣介石致函邵力子的當天，西安學生近2萬人舉行了規模空前的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大請願活動。張學良在勸阻學生前往臨潼向蔣介石直接請願之後，於當晚前往華清池，再次向蔣介石“麵諫”，又一次遭到了蔣介石的拒絕。張學良在1955年12月15日寫給蔣介石的信中這樣記述了當時的心情，“當蔣公在華清池同(學)良兩次談話之後，良心情上十分衝動。尤以12月9日夜為甚。更有(甚)者，是蔣公數次召集將領會議，皆無良同楊虎城列席，致使良同楊虎城發生疑懼。而良則有甚於疑懼者，是思蔣公對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視矣，因之同楊虎城計議，遂決行強諫劫持之謀。”《張學良遺稿》，第169頁。
曆史已經證明，正是剛愎自用的蔣介石，一步步地把張學良、楊虎城將軍逼上了強行“兵諫”之路。
在蔣介石第四次入陝之後，時任福建綏靖公署主任的陸軍二級上將蔣鼎文飛抵西安。時任軍事委員會軍事參議院院長的陸軍二級上將陳調元於12月10日來到西安。時任第十五軍軍長的陸軍中將萬耀煌當時屯兵於鹹陽一帶，也被召集來西安。剛從美國考察回國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等顧問蔣方震則於12月11日前來西安，向蔣介石匯報考察情況。這些軍政大員與陳誠等一起，都被安排住在了西京招待所。一時之間，西安城內高官雲集。
12月11日晚，蔣介石在華清池白蓮榭設宴招待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和駐陝各軍將領，並商議“進剿”紅軍計劃。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楊(虎城)、於(學忠)均未到，詢之張漢卿，則知彼亦於今晚宴來陝之中央軍政長官。楊、於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間餐畢將邀諸人同住也。”《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71頁。
蔣介石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在觥籌交錯之間，正孕育著一聲震天撼地的驚雷。
西安學生紀念一二？九。
運動一周年大請願在全國各界掀起轟轟烈烈的抗日援綏運動的浪潮中，一首名為《鬆花江上》的歌曲在古都西安不脛而走，被迅速傳唱開來：
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
那裏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
那裏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家鄉？
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麽時候，才能夠歡聚在一堂？《中共陝西曆史人物傳》第四卷，第214―215頁。
這首由張寒暉作詞作曲的歌曲，如泣如訴而又催人淚下，如怨如憤而又激人奮起，控訴著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傾訴著東北同胞的悲憤之情，也激勵著全國人民愛國的抗日熱情。
張寒暉(1902―1946)，河北定縣(今定州市)人。1920年畢業於設在定縣的直隸省(今河北省)省立第九中學。隨後考入北京私立電氣工業學校。1922年又考入北京人藝戲劇專門學校。1925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一個月後，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6年5月，張寒暉等發起成立中國北方地區第一個紅色劇社五五劇社。1928年12月考入北平大學藝術學院戲劇係。1929年7月畢業。1931年2月來到西安，就任陝西省民眾教育館總務部主任。隨後和北平大學同學劉尚達創辦了話劇團體民眾劇社，並創作演出了陝西方言話劇《不識字的母親》，獲得成功。1933年夏，張寒暉回到定縣老家，繼續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35年10月後，任中共定縣地下黨組織負責人。1936年8月，根據地下黨組織的安排，張寒暉再次來到西安，擔任西安省立第二中學(今陝西師範大學附中)教師。在和流落西安街頭的東北難民以及廣大東北軍官兵的接觸中，張寒暉創作了新歌《鬆花江上》。同年11月末的一天，張寒暉在課堂上第一次公開演唱了這首歌曲。隨後，這首歌曲在西安傳唱，並在東北軍廣大官兵中流傳開來，為如火如荼的西安乃至陝西的抗日救亡運動增添了新的活力。
蔣介石在12月4日第四次來陝後，彌漫在西安上空的內戰的火藥味越來越濃。由中共西北特支領導的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決定在一二？九運動一周年之際，舉行西安學生大遊行、大示威活動。當時擔任西北特支書記的謝華回憶說：“12月8日，在徐彬如家裏開會，我事先和學生代表李連璧商談，稍稍泄漏點機密，並告知他：西安軍民的思想是一致的，都不願打內戰，不要怕。目前的關鍵要靠群眾以行動來配合，才能表現反戰力量，示威的意義非常重要。學生代表便在會上挺身而出，排除異議，才作出示威決定。”《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55―56頁。
12月7日，蔣介石在華清池宴請駐陝各軍高級將領，並發表了訓話。據晏道剛回憶，“蔣在他的訓話中說：‘我們眼前的敵人是共產黨，日本人離我們很遠，我們打仗要先近後遠；如果遠近不分，或者是先遠後近，那便是先後倒置，一定失敗，便不是革命。無論如何，我們此時必須討伐共產黨。如果反對這個命令，中央不能不給予處置。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現在隻有兩條路可走：一條就是到陝北剿匪，中央軍作你們的援軍；一條是調往閩、皖地方，聽中央調遣，你們不要自誤。’”③。
就在這次訓話之前，張學良曾向蔣介石“麵諫”。張學良說：“當今是抗日第一，紅軍問題可用政治方法解決”，“隻有對外，才能安內”，“一致抗日，即能統一”。張學良還說：“東北軍抗日情緒很高，不可壓製。”蔣介石對張學良說：“你不明白共產黨，你是受了共產黨的蠱惑”，“中國最大的敵人，不是日本，是共產黨。”“今天確是到了剿滅的時候了。你不主張剿，而主張聯，簡直是反動。”張學良和蔣介石的爭論達兩個小時。張學良聲淚俱下，蔣介石把桌子一拍，說：“現在你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計劃也不能改變。”《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13頁。
一天之後，張學良於8日清早即來到楊虎城止園公館，與楊虎城商議，讓楊虎城再次前往華清池，向蔣介石進行“麵諫”。楊虎城的“麵諫”，同樣遭到了蔣介石的拒絕。據楊虎城的機要秘書王菊人回憶，“蔣對楊說：‘我有把握消滅共產黨，我決心用兵，紅軍現在已經成為到處流竄的烏合之眾。他們必須聽從政府的命令，繳出武器，遣散紅軍。我已叫邵(力子)主席擬傳單，準備派飛機到陝北散發。如果共產黨還要頑抗，我們將以數十倍的兵力，對付這些殘餘之眾，消滅他們有絕對把握。’蔣介石還對楊虎城說：‘你是本黨老同誌，要知道，我們和共產黨是勢不兩立的。消滅了共產黨，我會抗日的。’”《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67―68頁。
話已至此，楊虎城隻得離開華清池返回西安。
就在楊虎城向蔣介石當麵陳詞的這天早上，蔣介石召見了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和第一？五師師長劉多荃。劉多荃回憶說：“12月8日，蔣介石約我和王以哲去臨潼吃早飯，我坐在蔣的右邊，王坐在蔣的左邊。席間，蔣滿臉怒氣，三人都沒說話。飯後，蔣隨即站起身來，先對我說：‘你對剿共有什麽意見嗎？’我沉思一下說：‘中、下級軍官全想留著力量，準備打回東北老家去。’蔣介石聽後緊接著就對我說：‘自從九一八後，國人對你們東北軍都很不原諒，現在剿共戰事僅剩最後五分鍾了，我是給你們東北軍一個立功的機會，你們要理解我的用意，服從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們應持的態度。’王以哲此時站立在蔣的身旁。蔣說到這裏就連聲催著我先走，然後要王以哲跟他到隔壁客廳去。剛一進屋，我就聽到蔣很氣憤地對王說：‘你軍部的電台經常和共產黨通報，你還以為我不曉得，我早就知道你們的這些舉動……’剛聽到這裏，蔣的值班衛士表示不願意讓我聽下去，我即到錢大鈞辦公室等候。約半小時，王出來了。我們回到西安，就去向張學良將軍匯報。王說：‘壞了，咱們和紅軍的往來電報，委員長都曉得了，從今以後，他不允許咱們再和紅軍聯絡。委員長叫咱們服從他的命令，努力剿共，將來由他領導咱們收複失地，打回東北去。’蔣還說，王是東北軍中的有希望的將領，以後要改過。張聽完我們的匯報即回屋裏去了。”《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65―166頁。
蔣介石的態度，使張學良和楊虎城不能不考慮自己和所部的前途及命運。當天中午，楊虎城返回西安後，即前往金家巷張公館，與張學良商議對策，據王菊人回憶，“張(學良)當時說：我們為了國家，對蔣(介石)也仁至義盡了，現在隻有幹的一條路。他們這次商談，還是沒有定下行動的日期。”《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68―69頁。
12月9日，蔣介石親筆致函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信函全文如下：
力子主席勳鑒：
可密屬駐陝《大公報》記者，發表以下之消息：
蔣鼎文、衛立煌先後皆到西安。聞蔣委員長已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亦來陝謁蔣，聞將以軍政部次長名義指揮綏東中央軍各部隊雲。
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記者，西安各報亦不必發表為要。
中正。
十二月九日《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21頁。
此函原件在12月12日晨於臨潼華清池五間廳繳獲。
我們現在還無法確定邵力子是否看到了這封密函，因為在邵力子回憶西安事變的文章裏並沒有提到過這封密函，而且在西安事變發生的當日早晨，東北軍在華清池五間廳繳獲了這封密函。但是，12月12日出版的《大公報》，卻以《陳誠指揮綏東軍事；蔣鼎文負責剿共，任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甘綏四省邊區總指揮》為題，刊發了該報駐陝記者的專電。全文如下：“〔西安十日下午八時專電〕蔣委員長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甘綏四省邊區總指揮。陳誠日內赴太原，將以軍政部次長名義，指揮綏東國軍各部隊。邵力子、楊虎城十日晚在新城大樓宴來陝將領，邀各界作陪，到六十餘人，盡歡而散。陳調元十日晚到西安。蔣鼎文對剿匪總司令職表示謙辭，但願短期內在陝幫助進剿。據聞殘匪之消滅僅屬時間問題。”《人物述往》下卷，第407―408頁。
由於西安事變的爆發，這一命令也就成為一紙空文。
就在蔣介石致函邵力子的當天，西安學生近2萬人舉行了規模空前的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大請願活動。張學良在勸阻學生前往臨潼向蔣介石直接請願之後，於當晚前往華清池，再次向蔣介石“麵諫”，又一次遭到了蔣介石的拒絕。張學良在1955年12月15日寫給蔣介石的信中這樣記述了當時的心情，“當蔣公在華清池同(學)良兩次談話之後，良心情上十分衝動。尤以12月9日夜為甚。更有(甚)者，是蔣公數次召集將領會議，皆無良同楊虎城列席，致使良同楊虎城發生疑懼。而良則有甚於疑懼者，是思蔣公對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視矣，因之同楊虎城計議，遂決行強諫劫持之謀。”《張學良遺稿》，第169頁。
曆史已經證明，正是剛愎自用的蔣介石，一步步地把張學良、楊虎城將軍逼上了強行“兵諫”之路。
在蔣介石第四次入陝之後，時任福建綏靖公署主任的陸軍二級上將蔣鼎文飛抵西安。時任軍事委員會軍事參議院院長的陸軍二級上將陳調元於12月10日來到西安。時任第十五軍軍長的陸軍中將萬耀煌當時屯兵於鹹陽一帶，也被召集來西安。剛從美國考察回國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等顧問蔣方震則於12月11日前來西安，向蔣介石匯報考察情況。這些軍政大員與陳誠等一起，都被安排住在了西京招待所。一時之間，西安城內高官雲集。
12月11日晚，蔣介石在華清池白蓮榭設宴招待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和駐陝各軍將領，並商議“進剿”紅軍計劃。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楊(虎城)、於(學忠)均未到，詢之張漢卿，則知彼亦於今晚宴來陝之中央軍政長官。楊、於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間餐畢將邀諸人同住也。”《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71頁。
蔣介石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在觥籌交錯之間，正孕育著一聲震天撼地的驚雷。
西安學生紀念一二？九。
運動一周年大請願在全國各界掀起轟轟烈烈的抗日援綏運動的浪潮中，一首名為《鬆花江上》的歌曲在古都西安不脛而走，被迅速傳唱開來：
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
那裏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
那裏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
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
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夠回到我那可愛的家鄉？
哪年，哪月，才能夠收回我那無盡的寶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麽時候，才能夠歡聚在一堂？《中共陝西曆史人物傳》第四卷，第214―215頁。
這首由張寒暉作詞作曲的歌曲，如泣如訴而又催人淚下，如怨如憤而又激人奮起，控訴著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傾訴著東北同胞的悲憤之情，也激勵著全國人民愛國的抗日熱情。
張寒暉(1902―1946)，河北定縣(今定州市)人。1920年畢業於設在定縣的直隸省(今河北省)省立第九中學。隨後考入北京私立電氣工業學校。1922年又考入北京人藝戲劇專門學校。1925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一個月後，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6年5月，張寒暉等發起成立中國北方地區第一個紅色劇社五五劇社。1928年12月考入北平大學藝術學院戲劇係。1929年7月畢業。1931年2月來到西安，就任陝西省民眾教育館總務部主任。隨後和北平大學同學劉尚達創辦了話劇團體民眾劇社，並創作演出了陝西方言話劇《不識字的母親》，獲得成功。1933年夏，張寒暉回到定縣老家，繼續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35年10月後，任中共定縣地下黨組織負責人。1936年8月，根據地下黨組織的安排，張寒暉再次來到西安，擔任西安省立第二中學(今陝西師範大學附中)教師。在和流落西安街頭的東北難民以及廣大東北軍官兵的接觸中，張寒暉創作了新歌《鬆花江上》。同年11月末的一天，張寒暉在課堂上第一次公開演唱了這首歌曲。隨後，這首歌曲在西安傳唱，並在東北軍廣大官兵中流傳開來，為如火如荼的西安乃至陝西的抗日救亡運動增添了新的活力。
蔣介石在12月4日第四次來陝後，彌漫在西安上空的內戰的火藥味越來越濃。由中共西北特支領導的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決定在一二？九運動一周年之際，舉行西安學生大遊行、大示威活動。當時擔任西北特支書記的謝華回憶說：“12月8日，在徐彬如家裏開會，我事先和學生代表李連璧商談，稍稍泄漏點機密，並告知他：西安軍民的思想是一致的，都不願打內戰，不要怕。目前的關鍵要靠群眾以行動來配合，才能表現反戰力量，示威的意義非常重要。學生代表便在會上挺身而出，排除異議，才作出示威決定。”《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55―5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