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澤

第4章 烏蘭浩特市第一任市委書記兼市長

　　1947年1月，章澤離開他戰鬥生活整整一年的科左中旗，奉調齊齊哈爾西滿分局蒙古族工作部。4月下旬，內蒙古人民代表大會在王爺廟召開，章澤出席大會。5月1日，內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宣告成立，當時稱內蒙古自治政府，府址設在王爺廟。這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國成立的第一個民族區域自治政府，烏蘭夫（雲澤）被選為自治政府第一任主席，哈豐阿為副主席。王爺廟從此成了內蒙古自治政府所在地，內蒙古的政治中心。章澤以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大會，會後，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工委（亦稱自治區黨委）安排章澤留在王爺廟工作。

　　王爺廟，以北山上的王爺廟宇而得其名。此時的王爺廟，不過是個僅有三四百戶人家的小街鎮，人們戲稱為“烏蘭大屯”，地處大興安嶺南麓，科爾沁草原北端。九一八事變後，這裏先後成為偽滿洲國的興安省、興安南省、興安總省省會所在地，成為日本侵略者奴役蹂躪東蒙各族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這裏和北麵的海拉爾一帶，曾是日軍研製生產細菌生化武器，殘害中國人民的重點地區之一。

　　自治政府成立之後，王爺廟不再隸屬興安盟，而隸屬於內蒙古自治政府領導，王爺廟政權組織改稱王爺廟街自治政府。6月，上級選派章澤主持王爺廟街自治政府工作兼街自治武裝政委。同時，還擔任了王爺廟街黨的組織街支委會主任之職，但組織不公開，主任對外稱政委。

　　7月1日，王爺廟街舉行第一次大規模的公開慶祝黨的生日群眾大會，與會者達上萬人之多，人民群眾急亟了解黨的政策，了解自治政府的施政綱領，渴望看到共產黨派來的烏蘭夫主席的形象。慶祝大會消息一傳出，就得到人民群眾的熱烈響應。章澤十分重視這次紀念大會，親自擬定宣傳提綱，周密部署大會的各項工作，他親自去請烏蘭夫主席到會講話。

　　這天，內蒙古共產黨王爺廟街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對外公開，章澤任工委書記，隸屬於共產黨內蒙古工作委員會。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時，王爺廟街改為市，章澤任市長。雖然還沒有正式行文公布，但人們習慣上已經稱為王爺廟市。章澤就成為內蒙古自治政府首府所在地的第一任市長、第一任共產黨工委書記，亦稱市委書記。此時，章澤還擔任共產黨內蒙古工作委員會青委副書記。

　　在慶祝大會上，烏蘭夫講話後，章澤對中國共產黨成立26年來所取得的成績和麵臨的形勢與任務以及如何執行烏蘭夫主席對王爺廟街政府工作的指示等作了長篇發言，受到人民群眾的熱烈擁護，大大提高了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

　　章澤上任伊始，王爺廟地區爆發了鼠疫。這種鼠疫叫百斯篤，是日軍逃跑時有意撒布下的，因此鼠疫傳染甚烈，整個王爺廟一帶都有蔓延的趨勢，鬧得人心惶惶，嚴重地影響著人民的生命安全和正常工作的開展，也給章澤領導的市政府工作帶來了嚴峻的考驗。在考驗麵前，章澤領導市委、市政府立即投入到防治鼠疫的戰鬥之中，果斷地下令全市戒嚴，成立了防疫總指揮部，市內分區、分街，市與相鄰各旗縣都劃分了隔離圈，由東蒙軍政大學學生和黨政幹部分別負責內外隔離圈的戒嚴工作。公共場所設立了臨時隔離病房，街道幹部協助醫護人員搶救病員，隔離區人民生活必須的糧、煤、油等日用品均由政府無償供應。經過三個多月的共同奮戰，基本控製了疫情，度過了最嚴峻的時刻。11月，東北行政委員會衛生部門和防疫專家來到王爺廟，幫助治療和防治鼠疫漫延，加之天氣慢慢寒冷下來，鼠疫漸漸平息，王爺廟地區恢複了正常生活工作秩序。這次鼠疫的防治，表現出章澤和他領導的市委、市政府是一個有能力、高效率、切實為人民服務的領導班子。

　　在鼠疫防治工作局勢有所好轉的時候，章澤就著手抓好政權建設及改造工作。這次改造，把市政府機關的各股改為科，調入一批年輕幹部擔任各科科長，調出和辭退了一批年齡偏大或不適用於政府工作的人員，把原來的五個街政府分別改為五個區級政府，重新任命了五個區長，新任區長均是上級派來或軍政大學培養的蒙漢青年。區下原來設的甲改為排，劃分了居民組，居民住戶統一掛上了門牌號，初步查清了全市居民人口總數為5萬，市區為3萬。成立了新公安局，城市治安秩序得到顯著改善。政權組織的改造，為順利開展下一步工作奠定了基礎。

　　王爺廟地區雖然處於大後方，但是新舊勢力的拚搏、革命與反革命的較量還相當尖銳，周圍小股土匪幹擾不斷。自治政府成立以後，從1947年10月到1948年春，章澤領導市委、市政府開展了打擊反革命勢力、減租減息、清算反霸和土地改革運動。

　　1947年10月底，市區反奸、反霸和清算鬥爭開始。11月，市委又全麵部署土地改造運動。在這次運動中，先後抽調了30多名幹部和軍政大學學生，組成三個工作隊，分別進駐三個區進行試點工作，章澤親自帶領工作隊到愛國區抓點。工作隊通過深入群眾，宣傳講解黨的方針政策，組織貧民申冤訴苦，挖出逃亡地主和日偽警、憲、特人員，揪出民憤極大的舊官吏、地痞、蒙奸、漢奸，把他們的部分財產分配給極度困難的貧民。通過這一鬥爭，教育了群眾，鍛煉了幹部，劃清了革命與反革命的界線，狠狠打擊了蟄伏蠢動的反動勢力，全市減租減息、清算和反霸鬥爭運動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難能可貴的是，章澤和市委在領導這一鬥爭中，能夠堅決認真地執行黨的政策，及時地發現和糾正某些違背黨的政策的錯誤做法。比如，在清算鬥爭中，曾出現過侵犯工商業者利益的現象，他立即責成有關人員召開工商業者座談會，市委發布了《關於清算鬥爭中侵犯一般工商業者利益之處理規定》，下發了糾偏宣傳大綱，在群眾中廣泛宣傳、解釋，並派工作組深入工商業界了解情況，對清算鬥爭錯了的工商業者予以經濟賠償，作了善後處理。土改中，群眾發動起來了，打死了一個民憤極大的日偽漢奸。整風審幹時，又打了一個有錯誤的幹部。章澤嚴厲地批評了這種無視黨的政策和紀律的錯誤行為，特別強調：“我們有了自己的人民政府，階級敵人要交政府懲辦；幹部有錯誤，要由組織處理，不能搞無政府主義。”章澤的嚴厲批評，及時地教育了工作隊員和幹部群眾，使清算反霸鬥爭沿著正確的軌道運行。

　　與此同時，章澤領導市委、市政府還把主要精力放在恢複和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上，使王爺廟市成為支援東北解放戰爭的有力地區之一。他按照東北局和內蒙古自治政府的要求，領導市委、市政府及時地製定了發展經濟的計劃和措施。其中包括：一是凡有經營條件的市民，均可私營或聯營開辦工商業，全部財產和經營利潤一律為個人所有，有權自行支配，政府不但不予幹涉，還要支持鼓勵和保護；二是對於運動中受到波及的多數手工業者，要一戶一戶地複查，講清政策，退賠經濟損失，支持他們重新開業；三是市區政府要讓出一部分沒收的敵偽房產，按自願互利的原則，幫助群眾興辦個體或集體加工業和商場；四是有經營能力的各區，除幫助和組織群眾發展經濟外，也可以舉辦集體所有的工商企業。

　　王爺廟地區原來隻有零零星星的幾個手工業作坊，一個小發電廠。為了支援前線的需要和滿足人民生活的必須，在王爺廟先後建起了十多個百人上下的小工廠，如軍械廠、被服廠、製鞋廠、皮革廠、糕點廠、糧食加工廠等；組建起裕昌源、裕昌東兩個國營企業，建立起市供銷社，開辦了“大眾”、“利民”、“勝利”等商場；把原發電廠每日定時供電逐步改為全日供電。除公營的企業外，合營手工作坊、貿易貨棧、自由市場、商店，像雨後春筍般遍及整個市區，市場生機勃勃，呈現出一派繁榮興旺的景象。廣大工商業者紛紛擺攤設點，擴大門麵，組織貨源。這年10月，全街（市）工商業戶發展到708戶，比自治政府成立前增加了六倍。

　　隨著工商業迅速發展，一些工商業者有的在街（市）中心地帶擺攤賣貨，有的搭起棚鋪或土木建築小屋，嚴重地影響了街（市）交通。為了整頓街（市）容，加強對工商業者的管理，市政府決定將街頭攤鋪及小屋全部拆除。但是一些工商業者和小攤販抵觸情緒很大，他們集體到政府請願，不管工作人員怎麽解釋，群眾也聽不進去。章澤便親自出麵，把請願者召集到一起，講政策，講利害關係，態度和藹，入情入理，使請願者心服口服，主動拆除了違章建築攤點，消除了矛盾。為了滿足工商業者利益，章澤領導市政府從實際出發，為廣大工商業者解決了一些實際問題，在新生大街的基礎上，又在複興大街開辟了一條新商業街，建築用房390多間，使大多數工商業者逐漸由流動攤販轉為座商，工商業者十分滿意。

　　加強對教育戰線的領導，大力發展教育事業，是章澤主持領導市府工作的又一個重點。為了更好更快地發展當地教育事業，章澤上任以後，首先著重抓了對教員的培養和提高，當年暑期，派市委宣傳部長石琳負責，舉辦了教員學習訓練班，調集學校所有教員和市區的部分幹部參加學習。其後，又派石琳負責創辦了興安中學，並擔任校長，增設了蒙文班，代培了幾個旗所轄的小學教員。後來還成立了新蒙古族和朝鮮族中學，為蒙族地區小學代培了師資。在章澤主持市政府工作的一年多時間裏，王爺廟地區的教育事業均在原有的基礎上有了較快的發展，班次和入學人數有了明顯的增加，教學設施和條件有了明顯的改善，教師隊伍政治覺悟和教學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

　　章澤十分重視加強市、區黨的建設和幹部隊伍的教育。王爺廟地區原來是內蒙古內人黨東蒙本部所在地，沒有共產黨組織，也沒有共產黨員。日本投降以後，黨曾多次派幹部到王爺廟地區，既有高級幹部，又有中下級幹部，在這裏成立了中共東蒙工作委員會，設立了西滿軍區辦事處。但總的說來，幹部人數並不多，一些後來還調往外地。王爺廟自治政府成立前後，為加強黨的建設，壯大黨的力量，培養、選拔和教育黨的幹部，特別是培養、選拔蒙古族黨員幹部就成了亟待解決的問題。為此在舉辦暑期教師訓練班時，又舉辦了幹部訓練班，吸收市區幹部、進步青年和積極分子參加學習，通過訓練班培養和發現人才，還通過參加減租減息、剿匪反霸和土改工作實踐鍛煉培養人才。

　　王爺廟市委還做出了《關於發展黨員的決定》。決定中規定了現階段發展黨員的重點是工人、貧民、青年幹部和自衛隊員，同時，對黨員的發展條件和入黨手續等作了嚴格規定。強調特別要注意“拉夫”現象和關門主義傾向。經過教育培養和鍛煉，分期分批地發展了37名黨員，20多名團員，正式組建了黨的區委和工會、青年團、婦聯等組織。區級配備15名幹部，區以下街成立了街公所和若幹居民組，每個街配備了四名脫產幹部。基層一切工作交由區街政權組織負責管理，使基層工作走出了健全發展的道路。市委特別是選拔了一批蒙古族幹部，使少數民族幹部的人數占到全市幹部人數的三分之一以上。後來，這些蒙古族幹部有的還送到東北大學、興安學院進行培養。

　　11月29日，內蒙古自治政府烏蘭夫主席和哈豐阿副主席聯名簽發內蒙古自治政府命令：“根據11月26日政府委員會決議，王爺廟街升格為市，改名為烏蘭浩特市（屬地、盟級），任命章澤為市長，伍彤兼市公安局局長。”“烏蘭浩特”蒙語為“紅色”的意思。市政府內設民運工作委員會，由章澤、高魯、林亭、伍彤等人組成。隨著王爺廟街正式升格為市，內蒙古共產黨王爺廟街工作委員會正式改稱為內蒙古共產黨烏蘭浩特市委員會，章澤為市委書記。12月5日這天，風和日麗，陽光普照，烏蘭浩特市政府舉行街升格為市和新市政府成立大會。章澤市長在大會上發表了施政演說。他在這個演說一開頭便講到：“‘八一五’以前，王爺廟是統治奴役興安東南西北省的中心，是代表日本帝國主義壓榨人民的地方；‘八一五’以後，廟仍然是此廟，但神已經不是從前的神了，特別是從自治政府成立以後，王爺廟已為中外皆知的內蒙古人民自治政府的首府，是內蒙古革命的中心。內蒙古革命的精神就要在此地區表現出來，要把這個市的工作做得更好，這樣我們的任務就更重了。”接著，章澤對市政府今後一年的工作提出了以下四項施政方針：“第一發動群眾；第二支援戰爭；第三，促進發展工商業；第四培養幹部。”其四點方針的具體內容，章澤作了如下闡述：“關於發動群眾，我們全體幹部都要站到80%的市窮苦平民方麵來，要支持他們翻身，要使他們吃飽穿暖，要把偽警特務封建惡霸打垮，讓市民抬起頭來。”關於支援戰爭，章澤強調說：“隻有人民自衛戰爭勝利，才能證明老百姓翻身，政府應該支援戰爭，動員人力、物力、財力，動員車輛輸送軍衣軍鞋，擁軍優屬，爭取勝利早日到來。”關於促進發展工商業，章澤講道：“今後要重視保持和發展對人民有利的工商業，以便增加財富，反對屯積居奇，限製工商業額外利潤，糾正商人壟斷市場，組織人民紡織生產與開荒。”關於培養幹部問題，章澤表示：“對幹部要加強文化政治思想教育，要在幹部現有的基礎上提高一步。要辦好中學，開辦訓練班，要求每個幹部都要確立為人民服務的立場。”

　　章澤在主持領導王爺廟街和烏蘭浩特市兩個階段市府工作中，實踐了他的施政方針，取得了很大成績，為烏蘭浩特市人民交上了一份合格答卷，使烏蘭浩特市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發展時期。

　　1948年春，東北北部地區遭到國民黨兵匪蹂躪，農村生產遭到破壞，再加天災，糧食歉收，烏蘭浩特市和周邊地區糧價逐日上漲，引起一時波動，直接影響到人民的生活和解放區的擁軍支前工作。不少商人從中取巧漁利，使糧價行情雪上加霜，市民惶恐不安，爭相購糧，以至糧食市場相當混亂。為了盡快改變這一狀況，安定民心，3月28日，烏蘭浩特市發布了由市長章澤簽發的市政府布告，提出了四項解決辦法和規定。其內容是：一、市內人民之糧食問題，政府當全力組織調劑，群策群力，設法予以相當之保證。二、嚴格禁止囤積糧食，投機倒把，故意抬高市價，以圖從中漁利。三、嚴格禁止投機商人將糧食運出境外，各地檢查緝私人員及群眾應加以檢舉和扣留，報告政府者酌情獎勵。四、糧食之交易一律在糧食交易市場進行，不得在其他任何地點買賣，如再有個別不良分子（甚至冒充機關人員）在市外或通向市內之大路上截購糧食，以圖混亂市場，如再被發現，定嚴加懲辦。除此之外，市政府還對市區人口進行了進一步清理，市公安局發布了維持治安，加強戶籍管理通告，加之采取了其他一些適當措施，烏蘭浩特市糧食市場和糧食供應很快平靜下來。

　　4月底，章澤領導市委、市政府在加強對工商業者管理的同時，還把擴大軍需品生產支援前線，通過商業貿易調劑民需品生產作為中心工作。

　　6月，章澤以市委、市政府名義，主持召開了工商業者座談會。在會議上，章澤進一步闡明了黨的現階段工商業政策，打消了工商業者的思想顧慮。章澤鼓勵全市工商業者放下包袱，正常發展工商業。與此同時，章澤還組織市委、市政府工作組，深入工商業界了解工商業發展中的實際困難。在黨的政策感召下，在以章澤為首的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工商業者和全市各族人民在“一切為著前線勝利”的支前運動中，掀起了增產節約、勞動競賽活動，工商業者發起了3.5億元（舊幣）軍鞋貸款活動。

　　章澤在烏蘭浩特市任上的工作，政績顯著，贏得了上下讚譽。正如章澤上任前王爺廟街代理街長王海樓所講的：“章澤在開拓內蒙古政治中心的鬥爭中，付出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全部力量，章澤的功績是不可泯沒的。”

　　從事業和感情上，章澤也確實把自己融入了蒙族群眾之中，1948年3月，二兒子章東磊在烏蘭浩特出生後，他和妻子陳凱請一位蒙族幹部為兒子取了個蒙族名字叫“鄂爾登・合薩”，蒙語為“玉石”之意。願兒子永做蒙族人民的好後代。東北地區和全國青年團組織的領導成員

　　1948年8月，遼沈戰役前夕，為了迎接東北地區的解放，急需進一步加強和開展青年工作。當東北局原青委書記蔣南翔和新任青委書記韓天石分別離任和上任的時候，研究為東北局青委物色一位副書記人選，二人竟不謀而合，不約而同地想到了章澤，他們三人都是延安時的老相識。幾天後，章澤恰好前來哈爾濱參加東北局一個會議，借此機會，蔣南翔和韓天石同章澤進行了親切交談，章澤欣然接受了兩位老上級的請薦。

　　1948年8月23日，東北局青委召開解放區青年工作會議，成立了東北解放區毛澤東青年團籌備委員會，選舉韓天石任籌委會主任，章澤參加了這次會議，被選為籌委會秘書長。9月上旬，章澤離開烏蘭浩特市市委書記、市長任上，上任東北局青委秘書長和毛澤東青年團籌委會秘書長崗位。

　　11月2日，解放軍攻克沈陽，遼沈戰役勝利結束，東北局決定遷往沈陽。根據黨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從1948年11月11日起，東北解放區毛澤東青年團更名為東北解放區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接著，東北局青委決定由章澤率領人員同東北局機關先遣人員一起先期進駐沈陽，進行城市接收和機關安置的工作。章澤很好地完成了任務，為青委機關、青年幹部軍校等單位準備好了辦公、生活用房、用品及交通工具等。12月4日，東北局青委隨東北局機關遷到了沈陽，當即開始了辦公。章澤分管的機關管理工作、宣傳部工作和青年幹部學校的工作井井有條，成績顯著。

　　1949年夏，章澤任東北局青委副書記。4月，韓天石去北京參加新中國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9月，又去蘇聯、匈牙利訪問，出席世界民主青年第二次代表大會，參加世界青年及學生聯歡節、青年節，前後長達半年時間，章澤留沈陽任東北團委代理書記，主持東北團委工作。

　　1950年9月5日，章澤在東北地區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東北青年團團委副書記。

　　1951年四五月間，東北青委書記韓天石調離青委，章澤接任青委書記一職。9月，韓天石調任鞍山市委工作，章澤繼任東北團委書記。

　　東北團委建立時，章澤兼任秘書長，除一些日常的行政事務工作外，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負責選派優秀代表，出席新中國成立後全國第一次團代會和青代會。

　　他夜以繼日，多次帶領工作人員下到東北一些地區，深入機關、廠礦和農村進行調查摸底，走群眾路線，物色、推薦、審查、選拔優秀青年代表。經過他艱苦慎重、細致周密的工作，由東北局和東北團委批準，推薦女火車司機田桂英、女拖拉機手梁軍、毛澤東號司機李勇、重工業戰線著名勞動模範王崇倫、趙國有等優秀典型人物出席全國兩個代表大會。

　　這些代表是時代的英雄，受到大會的一致歡迎，一時引起轟動，全國各大報紙、書刊、電台都作了大張旗鼓的宣傳報道，中央領導同誌先後多次接見，給予鼓勵。這些模範人物的典型事跡，閃爍著勞動光榮的時代精神，曾經教育和影響了一代青年。章澤負責選拔物色這些典型人物的工作也受到一致好評。

　　章澤十分重視團組織對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而思想教育的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便是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大力宣揚模範人物的先進事跡，開展具體生動的教育活動。針對全國解放後一些青年人表現出的個人主義嚴重等不良思想傾向，章澤指示東北團委宣傳部部長鄭文除組織撰寫一些有份量的評論文章外，還通過組織群眾演唱延安時期和解放區的革命歌曲，如《延安之歌》、《我們在太行山上》、《大刀進行曲》、《黃河頌》、《流亡三部曲》、《團結就是力量》、《我們工人有力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演出《白毛女》、《血淚仇》、《夫妻識字》等劇目進行生動活潑的教育。章澤指示宣傳部組織劇作家編寫了《董存瑞》、《趙一曼》等文藝節目和劇目，進行廣泛宣傳教育。一時間，團組織和青年隊伍中的群眾歌詠比賽，文藝演出活動熱火朝天，既活躍了青年人的業餘生活，又使他們受到了革命傳統教育。

　　章澤十分重視通過英雄模範人物事跡報告會、演講討論會等形式，以感染、激發和鼓舞青年人奮發向上的思想情操和工作熱情。在章澤的倡導下，東北團委組織出席全國團代會、青代會的幾位典型模範人物，進行了較長時間的巡回報告。這些先進人物所到之處，受到熱烈歡迎，報告會上人山人海，掌聲震天，聽眾無不深受教育。

　　東北是新中國主要工業基地。東北團委把開展廠礦企業青年團的工作做為重點，通過這些模範人物事跡的宣傳教育，使廠礦企業青年在黨的領導下掀起了開展勞動競賽，創造新紀錄的熱潮。很多青年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議，湧現出了一批批先進生產者，保證了生產計劃的完成和支援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那時，鞍鋼出現的勞動模範孟泰，就是最突出的代表。

　　章澤在主持領導東北團委工作期間，十分注重團組織的建設工作，一方麵嚴格按照規定的條件，建設團組織，一方麵又十分注重團組織應具備先進青年的廣泛性這一特點。他曾多次強調，青年團是黨的後備力量，不要把青年團降低到抗戰時期一般青年救國會的水平。他也不主張把青年團與黨的作用等量齊觀。他指導團委宣傳部撰寫了大量文章，編印了青年團知識小冊子，提供給基層團組織學習。

　　東北的青年工作有其特殊的一麵。東北解放戰爭時期，沈陽、長春等國民黨占領區出現了一些自發的秘密青年組織。當有人主張不承認這些組織時，章澤則認為，如果這些組織的成員當時的所作所為是進步的，是有利於東北解放戰爭的，則應吸收他們入團，與其他青年進步組織同樣看待。還有一些青年，在國民黨進攻解放區時，他們在敵占區參加了地下黨分配的工作，國民黨占領解放區後，他們中間有一部分人去沈陽上學讀書，在國民黨鎮壓學生運動時表現尚好，有人認為，這些青年在第一次解放沈陽時參加工作，但後來又返回敵人占領區是錯誤的，不應吸收入團。章澤則堅持認為，對於這些青年，要從實際出發，正確對待。他認為青年人到敵占區去上學，並沒有什麽不好，何況他們以後又在敵占區參加了反蔣愛國運動，對他們的行為應該給予肯定和鼓勵。

　　對於一些參加過國民黨或國民黨及三青團而未參與活動的青年，章澤也主張應視其為一般問題，重在教育。他認為，敵占區的一些學校，受當局強迫集體參加國民黨及三青團，責任不在這些青年，這些青年的年齡很小，對這些組織也搞不清，不能過分責怪他們。

　　那時，這些青年為此而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章澤卻讓他們放下包袱，輕裝上陣，隻要認清國民黨及三青團等組織的反動性，提高認識就好。章澤的觀點和做法產生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人們的肯定。

　　章澤在沈陽期間，他的祖父祖母已不在人世，隻留下父親的胞妹――章澤的姑母，已是風燭殘年，孤身一人，且患精神病。離開家鄉15年的章澤，關照接濟老姑母如同親兒，算是盡了一份晚輩的孝道之情。

　　1952年8月25日至9月4日，在北京召開的青年團一屆三中全會上，章澤當選為團中央書記處後補書記，隨後赴京上任。1953年6月23日至7月2日，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這次大會是青年團在新中國開始進入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的誓師大會，大會的主題是：團結全國青年，站在祖國建設事業的前列。在青年團的二屆一次全會上，章澤當選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兼青工部部長，主管全國青工工作，協助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領導青年團的工作。團中央二屆三中全會閉幕後，“三反”、“五反”運動也將結束，全國各廠礦大部分由民主改革轉入貫徹執行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多、快、好、省地發展生產上。這是個很大的轉變，全國廠礦團組織也要以生產為中心開展團的工作。在這個轉變中，作為分管全國青工工作的章澤，著重抓住了三件大事。

　　一是在全國青工中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活動。通過勞動競賽，充分調動了廣大青年職工社會主義勞動積極性和自覺性。勞動競賽中，全國青工提出了大量合理化建議，湧現出不少先進生產者，為保證完成或超額完成生產計劃發揮了突擊手的作用。在這一競賽活動中，章澤工作的最大特點是善於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及時總結推廣先進經驗和先進典型，運用典型指導全國青工工作。北京蘇聯展覽館工區出現了青年突擊隊的先進典型，章澤認為，青年突出隊既是青年先進的生產勞動組織，又是青年工人的首創，非常適合青年人的特點，成績顯著，具有典型意義。他不失時機地總結了這一先進經驗，及時加以推廣。當時的《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全國各地的新聞媒體都作了大規模的宣傳報道，使這一典型在全國各地開花結果。當時，在全國基建隊伍中，就有1.4萬名青年參加了突擊隊。青年突擊隊表達出了哪裏需要我們就到哪裏去的雄心壯誌。通過這一活動，推動了全國青工勞動競賽進一步高漲，探索出青工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新途徑和新方法。青年突擊隊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突破勞動定額、加強生產學習環節、保證完成緊急任務等方麵顯示出無比優勢性。組織突擊隊和宣傳推廣突擊隊典型的做法受到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肯定和支持。

　　二是在全國青工中開展勤儉節約、反對浪費活動。雖然經過“三反”、“五反”運動，但由於當時廠礦管理體製和規章製度還不夠健全，技術落後，跑、冒、滴、漏等浪費現象還比較普遍，有些還相當嚴重。職工對各種浪費現象也十分不滿。有的這樣形容：“材料滿地無人管，燈火輝明水長流。”針對這種浪費現象，章澤向全國青工提出了通過提倡節約來培養青年工人愛護國家財產的優秀品質的倡議，號召青年工人為節約每一點原材料、電力、燃料而努力。針對廠礦機器損傷、設備利用率低的現象，要求青年工人要愛護機器設備，愛護工具，嚴格成本核算。還提出了“節約光榮，浪費可恥”、“不怕小，不怕少，點點滴滴都是國家寶”的節約口號。僅遼寧省的廠、礦、企業、工地，就建立了2195個節約隊，有15萬青工參加，建立了430多個節約庫，人人建立了節約積累財富手冊，一年就回收了8萬多噸鋼材，902噸有色金屬。遼寧省團委還建立了461個節約監督崗，對注意節約的先進典型和各種浪費現象及時掌握、查清。通過倡導和具體狠抓落實，全國青工實行節約，反對浪費蔚然成風，培養了青年工人的主人翁思想和積極向上的社會主義風尚，全國廠礦、企業、工地都十分滿意。

　　三是組織全國青工積極參加文化、技術學習。當時全國青年工人文化程度不高，技術水平低。據統計，三級工以下的青工占70%以上，盡快提高廣大職工的文化科學知識、技術能力和工藝水平成了當務之急。針對這一狀況，團中央適時地作出了對青年工人進行科學知識教育、技術教育的決定，這一決定的落實由章澤具體負責實施。在實施過程中，章澤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訂立師徒教學合同、互教互學合同、技術研討合同等，組織了大量的技術交流活動，並在有關部門的配合下，建立了青年工人技術學校。

　　通過這些教育活動，在廣大青工中掀起了向科學進軍的熱潮，大大提高了青年工人的文化、技術和工藝水平，培養了良好的勞動態度和勞動紀律，建立了正常的勞動秩序，培養出一代能夠按照國家企業勞動綱要、勞動規則、操作規程、安全製度等進行勞動生產的新型工人。

　　1953年12月下旬，由章澤主持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各大行政區和省市青年團青工部長座談會。在這次座談會上，與會人員對全國一年來廠礦青年工作進行了認真回顧和總結。12月28日，章澤對一年來在全國廠礦青工中開展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勵行節約反對浪費、文化科學教育和技術教育三項活動，作了一個總結報告，這是一次鼓幹勁，進一步調動廣大青年積極性的會議。

　　總之，善於組織領導青年開展適合於青年特點的工作，是章澤的突出特點和專長。章澤在團中央工作期間，還率中國青年代表團先後出訪了蒙古、埃及等國家。

　　1955年7月，章澤在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同時，還兼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第四辦公室青年工作組組長。1956年12月，他又兼任中央辦公廳群眾工作組組長，主要負責與全國總工會、婦聯、共青團組織聯係。在此期間，他參與了中共八大的籌備工作、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章的起草工作，還陪同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先後到西北、西南、東北視察了近一年時間，1961年4月，章澤調離北京赴陝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