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未央宮

第11章 漢長安城中的手工業與商業(3)

　　零售商人：這種商人在城市市場中比較多，也是商人中的最大多數。他們“列肆”定點銷售，有“市籍”，是各店鋪的坐商。他們的經營行業分得很細致，所銷售商品種類比較廣泛，有固定的營業時間和肆店，大凡生活、生產資料，均可從不同的肆店商人那買到。但是，此類商人通常為小本經營，每次的銷售額不同於販運商人、囤積商人那麽大。由於人數眾多，他們成為統治者重賦稅征收的主要對象，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家的財政收入。當然，他們也常常采用假冒偽劣、克扣分量、抬價壓價等不正當的手段來賺錢。但是比起其他商人，零售商人對社會的消極作用，畢竟十分有限。

　　經紀商人：在文獻中他們被稱為“節駔會（儈）”，類似於後世的“牙商”。他們“節物貴賤”，平會兩家買賣之價，以說合買賣雙方成交獲利。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雖然沒有列出具體的人物，但是明確指出其“亦比千乘之家”。

　　根據《史記》、《漢書》的有關記載，這些商人的社會來源比較複雜。

　　首先，不少商人來自舊貴族後裔和部分官僚。《史記·貨殖列傳》說，“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集解》徐廣雲：“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為杜陵。”《史記》卷129《貨殖列傳》。所謂“諸田”，就是指從齊地遷至關中的齊國舊貴族。先秦時，齊地有經營工商業的傳統，“逐魚鹽商賈之利”。《史記》卷129《貨殖列傳》。田氏在過去是靠著工商業致富的。

　　除了六國舊貴族之外，自西漢中期以後，還有部分官僚經商。《漢書·董仲舒傳》說，當時有些官僚“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漢書》卷56《董仲舒傳》。官僚在這方麵，有著政治特權和資財的優勢。西漢中後期，官僚經商的事例更多，盡管這在當時並不合法，往往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時有“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漢書》卷56《董仲舒傳》。“官不兼事”的呼聲，但由於商業利潤的吸引，違禁者不斷加入到經商的行業。

　　還有許多商人來自庶民地主。在文獻記載中，多稱之為“富民”、“富商”、“豪富”等。在漢初寬鬆的工商政策驅使下，庶民地主往往農商兼營，或工商結合，逐漸成為新一代的以經商致富者。《史記·貨殖列傳》稱之“至力農蓄，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裏者，不可勝數。”《史記》卷129《貨殖列傳》。

　　小商小販的主要來源為個體小農和城市平民。我們在此著重論述後者。在城市人口中，除了政府官吏、駐軍、豪富及奴婢之外，平民、手工業者當是其重要組成部分。晁錯曰：“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漢書》卷24上《食貨誌》。這坐列販賣的“小者”，多是城市平民或市郊亦工亦商、亦農亦商的個體戶。他們往往以有限的資金，或一技之長，立足“列肆”從商、事末。據載，“長安諸陵，四方輻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事末也。”《史記》卷129《貨殖列傳》。“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遊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熟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後漢書》卷49《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城市的平民，身居商市，比農村人口經商更為方便。《鹽鐵論·通有篇》說，“宅近市者家富”，馬非百：《鹽鐵論簡注》，中華書局，1984年。他們可以從事各類商業活動，經營範圍很廣。

　　事實證明，西漢時期，隨著工商業的發展，經商之風高漲，從商者相當普遍。大凡貴族官僚、庶民地主及一般的平民“編戶”，都是有人參與商業活動的。從商者牽涉各個階層，足見當時人們的從商意識是比較濃厚的，這為城市的商業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種從商意識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有著充分表述。而《史記·貨殖列傳》有關經濟的論述十分精湛而且富有哲理，其中反映的商業思想更是獨樹一幟，司馬遷一反中國傳統的“重農抑商”思想，在認真觀察社會經濟活動的各個環節之後，提出農商並舉的理論，確是難能可貴的。而漢長安城為他提供了相對來說經濟體係比較完整的觀察對象，可以說是其活躍思維的生動源泉。而司馬遷亦以其貼近、冷靜的視角，全麵地記述了西漢長安城的經濟活動，並予以分析，為我們進一步研究提供了非常寶貴且真實可信的材料。

　　四、漢長安城與絲綢之路

　　漢長安城是絲綢之路的起點，也正因為有漢長安城的繁榮，才有了聯係東西方經濟和文化的絲綢之路，在人類發展史上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

　　從西漢開始，自首都長安出發，經河西走廊，出玉門關和陽關，分為南北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行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漢書》卷96《西域傳》。陝西漢中人張騫是絲綢之路的重要開拓者。他兩次冒著生命危險出使西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將西域地區的社會、物產、文化帶到了長安城，使漢代皇帝對西域地區有了明確的了解，從而加大了與西域地區的聯係，也繁榮了漢長安城的經濟與交流。與此同時在長安城中專門設置鴻臚館接待外賓，這也反映了漢代對外文化和經濟的開放性與包容性，是漢王朝之所以成為強盛王朝的原因之一。

　　東漢又有班超出使西域，這條絲綢之路又進一步延伸，他在西域經營了三十年，並曾派甘英西行一直到地中海東岸。眾所周知，這條絲綢之路在中西經濟文化交流史上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在航海尚不發達的古代，遠程貿易主要在陸路上開拓和延伸，交易的路途短則數月，長則數年。絲綢之路正是一條漫長的商貿路線。往來於絲綢路上的商旅運載貨物主要是靠駱駝、馬匹、毛驢、騾子等，其中尤以駱駝為主，一支大型的商隊常常擁有數十頭甚至數百頭駱駝。在漢唐最繁榮時期，絲綢路上的商旅絡繹不絕，浩浩蕩蕩地穿越大漠戈壁，出沒於綠洲之間。

　　絲綢是商隊通過絲路遠銷西方的主要物品，也是最受中亞、西亞、南亞、歐洲人歡迎的貨物。一些西域國家隨著絲綢貿易的日益興盛而稱為中轉站，並積極參與絲綢的販運。例如，絲路南道和北道的交匯處的疏勒（今新疆喀什），就是商隊西越蔥嶺之前的重要集散地。比如善於經商的康居國，他們的商人成群結隊地趕著駱駝，帶著皮毛、香料等貨物到長安換成絲綢，然後再販運到伊朗和中亞等地。曆史上地處於中亞絲綢路要道上的安息，商業非常發達，是一個同漢朝貿易關係相當密切的大國，曾經長期控製著中國同西方的絲綢貿易。位於地中海東岸地區的大秦，則是中國絲綢的最大消費國，為了打破安息對於絲綢貿易的壟斷，曾與安息發生多次戰爭，並且試圖尋找和開辟直接與中國交往的新途徑。

　　絲綢之路示意圖西出長安前往西域的中國商隊，是販運輸出絲綢的一支主力。漢朝派出的使節，往往就是官辦的貿易隊伍，龐大的駝隊攜帶著大量的棉帛、黃金和牛羊。每年都有成批的使團，沿著絲綢之路、經過長途跋涉，和遠方的塞人、大月氏人、波斯人、希臘人、印度人打交道，交換商貨，溝通關係。中國商隊在漢代就已經到達中亞、西亞、南亞的許多國家，在阿姆河流域、裏海北部、伊朗高原、北印度、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以及地中海沿岸，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

　　《漢書·西域傳》曾經這樣記載漢朝的富足：“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大宛駿馬）充於黃門，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群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麵而至。”《漢書》卷96《西域傳》。

　　羅馬膠、蘇合香、鵲紋芝麻、胡麻、無花果、安石榴、綠豆、黃瓜、大蔥、胡蘿卜、大蒜、番紅花、胡荽、酒杯藤和玻璃、海西布（呢絨）、寶石、藥劑等。其中，鵲紋芝麻來自大宛，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卷二十二《穀部一》中說：“漢使張騫始自大宛得油麻種來，故名胡麻，以別中國大麻也”。李時珍編著，張守康校注，《本草綱目》，中國醫藥出版社，1988年。再如黃瓜，李時珍說是張騫出使西域得來的，原名胡瓜，隋大業四年，避諱改胡瓜為黃瓜。又安石榴，即安息石榴，原產伊朗、阿富汗等國，《博物誌》也說是張騫帶回來的，因形狀似瘤，故名石榴。石榴傳入中國後原在長安城周圍種植，唐代逐漸擴大。離長安三十公裏的臨潼，因自然條件得天獨厚，所產石榴的品質最好，至今仍為中國名產之一。這些外來的物品，極大地豐富了漢代城市市場上的物品種類。

　　在頻繁的貿易往來中，高度發展的漢物質文化也傳到了西域。中國西傳的著名產品有漆器、竹器、銅錢、生薑、肉桂、大黃、土茯苓，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絲綢和鐵器。

　　由於與西域和羅馬經濟交流的加強，大量的西方黃金成為漢王朝的財政收入。因此在《史記》、《漢書》中都記載漢王朝大量使用黃金作為賞賜，如《史記·陳丞相世家》記載，劉邦“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史記》卷56《陳丞相世家》。令其作為離間項羽部下之用。《史記·平準書》有如下記載：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史記》卷30《平準書》。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史記》卷30《平準書》。

　　天子下詔曰：“……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卜）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行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史記》卷30《平準書》。

　　這些記載或許有所誇張，但從側麵可以反映出漢代的黃金應該是比較多的，在考古發掘中也有反映。顏師古曾經作過一條注釋說“諸言賜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斤與萬錢也”。五十萬金就是五十萬萬錢，這個數額也是很大的了。至如《漢書·王莽傳》記載，王莽末年，“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臧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漢書》卷99下《王莽傳》。即令這數匱以三或四來計算，則當時還存有黃金八十萬斤左右，合今天二十萬公斤。那時能否積存這樣大量的黃金，實屬疑問。

　　而王莽改革幣製時定“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漢書》卷24下《食貨誌》。這是漢書記載的唯一的一個黃金的法定價值，顏師古大概就是據此注釋所有的黃金一斤的價值的。但是西漢二百多年間，錢幣重量不一，黃金與錢的比值不可能是固定不變的。

　　從《史記》、《漢書》的記載來看，黃金已經普遍地作為計量貴重物品的價值、計算財富和進行賞賜的單位。如《史記·平準書》說“馬一匹則百金”，“民得買爵……級十七萬，凡值三十餘萬金”，“財或累萬金”，“致產累萬金”。《漢書·惠帝記》載有“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漢書》卷2《惠帝紀》。《漢書·文帝紀》載文帝“欲作露台，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中八十家之產也’”，《漢書》卷4《文帝紀》。等等，似乎在統治階級上層中使用已相當普遍。

　　那麽如果如上述記載所言，黃金確實大量存在，除了正常開采之外，從西域引進金幣、金器，再進行熔鑄是極為可能的，而且引進的量不在少數。據《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記載，“中國的絲織品是各地最為需要的，至少占中國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黃和優質鐵。作為回報，中國也得到了各種物產，如：來自中亞的毛皮、毛織品、玉和牲畜，來自波羅的海的琥珀，來自羅馬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亞麻布、羊毛織品和黃金，其中黃金占首位。”斯塔夫裏阿諾斯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而所謂的“羅馬”商人，“多半是希臘人、敘利亞人，他們身上攜帶的主要是金幣”，“有幾個更富有冒險精神的‘羅馬’商人，於公元2世紀和3世紀到達緬甸、馬來西亞、蘇門答臘，然後經馬六甲海峽抵達河內，進而終於和中國取得了直接聯係。”斯塔夫裏阿諾斯著，吳象嬰，梁赤民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當然，許多胡商通過絲綢之路帶來了更多的黃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