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未央宮

第9章 漢長安城中的手工業與商業(1)

　　西漢初年，由於秦末農民戰爭和楚漢戰爭的影響，社會經濟凋敝，形成“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的局麵。漢高祖劉邦為了恢複發展生產，整頓經濟秩序，製定了“重農抑商”政策，製定“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的法令，並規定商人及其子孫不得“仕宦為吏”。隨著西漢政權的穩定和社會生產的恢複發展，至惠帝、呂後時期，全麵實施“無為而治”政策，對商賈的限製逐漸放寬，下詔“複弛商賈之律”。孝文帝時，通關渠，弛山澤之禁，縱民得鑄錢、冶鐵、煮鹽，“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史記》卷129《貨殖列傳》。於是，漢初的抑商政策到文帝時成為“利商”政策。這一政策持續到景帝、武帝初年，促使商品經濟迅速發展。

　　一、手工業

　　漢長安城中居住著幾十萬人口，這些人需要日常的生活用品，因此各種手工業在長安城中可能都會有。包括陶器製造業、鐵器製造、鑄幣、紡織等。

　　為了節約運輸勞動力，古代宮室建築所用磚瓦大多係就地燒造，漢長安城也不例外。長安城西北部清理的磚瓦窯，位於今西安市未央區六村堡東和相家巷村西南。其規模不大，窯頂為饅頭狀，所以又稱為饅頭窯。這些窯址比較分散，不是統一管理的。從其中出土的遺物來看，產品也是多樣化、專業化程度不高。因此，考古學家推測這些窯可能是民窯。它們的產品供長安城中的一般居民使用。

　　在漢代長安城西北部，今天西安市未央區六村堡鄉六村堡、相家巷村附近，經過考古調查和勘探，發現了不少漢代陶俑窯遺址，20世紀90年代初發掘了其中的二十多座。從發掘情況來看，陶窯可以分為兩大類，即民窯和官窯。

　　所謂民窯，就是指私人經營的製陶手工業生產作坊。這種窯址大多分布在西市遺址以外的西部和南部，即今西安市未央區六村堡東和東南一帶。這些窯址燒製的陶俑品種很多，有人俑，也有動物俑。人俑的性別、規格、形製、姿態各異，其發式、服飾也各種各樣。動物俑則有牛俑、馬俑、羊俑、豬俑等。這些陶俑應係墓葬隨葬品中的明器，在漢長安城附近的漢墓中多有出土。

　　這些民窯生產的陶俑應屬於投放市場的商品，陶俑窯東部的東市可能就是其重要的銷售場所。而官窯生產的俑則用來滿足西漢時期京畿地區帝陵和大型漢墓的隨葬需求，基本上不用在市場上銷售。

　　長安城西市遺址中南部曾發現漢代冶鑄遺址，已清理的四座烘範窯址、冶鑄遺址與廢料堆積坑，出土了大量疊鑄範及鐵塊、鐵渣等遺物。這些窯址的時代均為西漢中晚期，也就是漢代實施鹽鐵官營的時期，因此，考古學家認為這些窯址應屬於官營性質，與西市之內手工業以官營為主也是一致的。西市生產，東市銷售，這樣的分工又和西市與東市工商分工不謀而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城工作隊：《1992年漢長安城冶鑄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5年第9期。

　　在漢長安城西市遺址東北部，即今西安市未央區六村堡鄉相家巷村東北和村東，發現不少西漢時期鑄錢遺址，其中出土了數以千計的五銖錢磚雕範母，還發現了個別石雕範母。在這個遺址，考古工作者沒有發現坩堝殘塊和銅渣，學者們認為西市之內的鑄錢部門隻負責範母的雕刻、製範，可能不進行鑄錢活動。這體現了中央政府在都城之內對鑄錢工業的嚴格管理，以及對鑄錢工業關鍵環節的直接控製。劉慶柱、李毓芳：《漢長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

　　二、商業

　　與手工業一樣，漢長安城內各種商業都有，以滿足人們的不同需要。但同業的商店多聚設在一起。這就是班固《西都賦》所雲的：“九市開場，貨別隧分”。蕭統選，李善注：《昭明文選》上卷，京華出版社，2000年。薛綜《西京賦注》曰：“隧，列肆道也。”大概同業商店沿街分類列肆，這和後世的市街已差不多了。

　　《漢書·遊俠傳》記載：“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漢書》卷92《遊俠傳》。

　　“柳市”就是販賣柳條編織物的“市”，“酒市”即賣酒的“市”，依此類推，則同業商店，自然多聚設於一處了，這種集中經商的方式便於顧客挑選與購買。

　　因為同業商店多設於一處，當時可能已有行會一類的組織。《漢書·景十三王傳》載：趙敬肅王“使使即縣為賈人榷會，入多於國租稅”，注：“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也。”《漢書》卷53《景十三王傳》。可見這時貴族控製商行，因為利益很大。《漢書·武帝紀》雲：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漢書》卷6《武帝紀》。王莽變法時，“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為其市平”。《漢書》卷24下《食貨誌》。可見，漢代百物，官家本有平價之製，但實際效果如何卻需認真探討。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指出：“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充分說明商業的利潤最大，對農業的衝擊也很大，因此中國古代社會大多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對商人課以重稅。漢代商人有所謂“市籍”，就是商業登記，有“市籍”便有租稅，如臨淄“市租千金”，軍市也有“軍市之租”。這些事都歸市令、市吏等官掌管。

　　因為“市”是當時商業經濟的命脈，所以管理“市”政的官吏很有權威，如《漢書·尹翁歸傳》：“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鬥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饋，百賈畏之。”《漢書》卷76《趙尹韓張兩王傳》。《漢書·張敞傳》也雲：敞守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裏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鼓稀鳴，市無偷盜”。《漢書》卷76《趙尹韓張兩王傳》。《漢書·何武傳》也記載：“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漢書》卷86《何武王嘉師丹傳》。因為都市發達，人口集中，貨物眾多，因此偷盜者眾多，管理“市”政的官，除收稅外，對此也特別注意。

　　漢代長安城中市場規模超過前代，有東西二市。在秦都雍城考古發現了這樣的市場。市位於城的北部，在北城牆南麵偏東300米處，經勘探，知其是一個近似長方形的全封閉空間，四周圍以夯牆。在四周圍牆中部都發現有“門塾”遺址，一般寬21米以上，進深14米左右。牆體兩側均有瓦片堆積，應是夯牆上的覆瓦。四周有厚15至2米夯土圍牆基址，圍牆內為露天市場，麵積3萬平方米左右，與四川漢畫像磚上的市亭圖基本一樣。雍市遺址與《周禮·考工記》所記載的前朝後市的格局一致。

　　《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記載高祖六年“立大市”；《史記》卷22《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孝惠六年，“七月，齊悼惠王薨。立太倉西市”；《史記》卷22《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漢書·惠帝紀》六年夏六月“起長安西市”，《漢書》卷2《惠帝紀》。《後漢書·郡國誌》“長安大俠萬子夏居柳市”；“司馬季主仆於東市”；“晁錯朝衣斬於東市”；《漢書》卷49《爰盎晁錯傳》。《漢書·劉屈傳》“太子（戾太子）引兵去，驅四市人凡數萬眾”。《漢書》卷66《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通過以上記載，可以得知長安市場不止一處。《三輔黃圖》中有大量關於西漢長安城的記載，漢長安城中共有九市，卷一“漢長安故城條”雲：

　　《漢舊儀》曰：“長安城中，經緯各長三十二裏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三頃，八街九陌，三宮九府，三廟，十二門，九市，十六橋。”何清穀：《三輔黃圖校釋》，中華書局，2005年。

　　卷二“長安九市條”雲：

　　《廟記》雲：“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裏為一市。致九州島之人在突門。”何清穀：《三輔黃圖校釋》，中華書局，2005年。

　　又卷二“長安城中閭裏條”雲：

　　長安閭裏一百六十，室居櫛比，門巷修直。何清穀：《三輔黃圖校釋》，中華書局，2005年。

　　班固《兩都賦》及張衡《二京賦》謂長安有九市，似非虛構。班固賦中有“九市開場，貨別隧分”語；張衡賦中亦有“郭開九市，通帶，棋亭五重，俯察百隧”語。旗亭，也就是市樓，是管理市場事務的官吏在市中設立的治所，相當於現在的工商行政管理機構所在地。市樓是市中高大明顯的建築，以便市場官吏登臨市樓，俯察監督全市。類似的漢畫像石在全國各地多有發現。

　　東市或即高皇帝六年所建大市，西市為惠帝時代創設。因此東西二市，非常繁盛。王莽改製時，曾將此東西二市與其他五個都會的市官製度進行改變，《食貨誌》雲：“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漢書》卷24下《食貨誌》。除此東西市外，如富平津西南之直市、如柳市、如太學旁近之槐市、如長陵小市，是否在所謂九市範圍之內，則不得而知。這類市或僅為定期市之狹小場所，或屬市區，規模甚小，遠不如東西二市。

　　東西二市分布在城的西北部，北有渭水自西向東流過，西有水從南而北通過，有利於貨物的集散，方便了水運物資及時運送入城內。特別是有利於絲綢之路上貨物的運輸，因為漢長安城的北部，主要分布著手工業作坊和百姓生活區。

　　同時東西二市所在地位於未央宮的北部，這符合《周禮·考工記》中“前朝後市”的都城設計思想。

　　實質上，長安城有九個市，三市在東，稱為東市；六市在西，稱為西市。東、西市大致在城內西北隅的橫門旁邊，即今天的六村堡一帶，是當時的官府手工業區。考古工作者在六村堡附近發現陶俑作坊遺址，相家巷一帶發現西漢的鑄錢遺址。

　　此外，在未央宮北的石渠閣遺址，城西建章宮附近的好漢廟、孟家村、上林苑的西趙村，城東的郭家村以及新村離宮遺址附近，都有鑄錢遺址或燒製錢範窯址的發現，西安市文管處：《西安三橋鎮高窯村出土的西漢銅器群》，《考古》1963年2期。直城門內出土的兵器鑄範，可以肯定城內必有規模大的鑄銅作坊。距城西南角300米處發現一批銅錠，賀梓城：《西安漢長城遺址附近發現漢代銅錠十塊》，《文物》1956年3期。均為長方形，每塊34公斤左右，是官府鑄錢或鑄銅器用。銅錠上都刻有重要號碼，其中一件鑄銅錠上有“汝南富波苑裏田戎賣”等刻銘，說明了官府手工業除了控製采礦外，還要從遠處運進銅材。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東市和西市的遺址被發現和發掘。發現東市以商業活動為主，而西市則集中了各種手工業作坊，這些作坊有製作陶俑和磚瓦的，有鑄幣的，還有冶鐵的，多達幾十座。一個以手工業為中心，一個以商業貿易為中心，這邊生產，那邊銷售，所謂前市後廠，組成了一個完整的產銷一條龍的市場。而這種市場設置，也證明了兩千年前工商業一體化已經出現。

　　據《漢書·惠帝紀》記載，西市建於惠帝六年（前189）。《漢書》卷2《惠帝紀》。西市是以方位命名的，營建西市時，因為其東已有東市，故名西市。當然東市在未建西市之前也不會稱為東市。根據《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記載：漢高祖六年（前200）“立大市”。《史記》卷22《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劉邦設立“大市”是對於全國而言，首都長安也不例外。劉邦在長安設立的“大市”，應即後來的東市。高祖時，長安因無西市，故不言東市，隻稱“大市”。惠帝在長安建西市時，因其東已經有“大市”，“大市”亦更名東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