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節 爆發“中山艦事件”
毛澤東畢竟是農民的兒子，他熟悉農民，熱心於農民運動。他在擔任國民黨的代理宣傳部長之後，又兼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
1926年3月17日的廣州《民國日報》報道，昨日決定開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選定廣州番禺學宮作為講習所所址，毛澤東為所長。
正當毛澤東忙於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時候，蔣介石卻在3月17日的日記中，寫下憤懣不已的話：“所受痛苦，至不能說，不忍說，是非夢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異以佛人地獄耶！”
也就在3月17日這一天，周恩來從汕頭回到廣州。機敏的周恩來馬上發覺蔣介石神色不對，而且跟國民黨右派人物接觸頻繁。因為他與蔣介石共事已久，頗知底細。
周恩來當即把蔣介石動向異常的消息，告訴張太雷。那時，張太雷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宣傳部長，並擔任蘇聯顧問翻譯，周恩來要張太雷馬上把這一情況告訴蘇聯首席軍事顧問季山嘉。季山嘉聽罷，並沒有當成一回事。
曆史證明，周恩來的觀察力是那般敏銳，判斷是那樣準確，而他發出的“預警”訊號又是那麽重要！
翌日——3月18日傍晚，廣州文德樓，正在寓所的李之龍，忽地接到一封由專人送來的重要公函。
二十九歲的李之龍，湖北沔陽人，十五歲時便加入了國民黨，十九歲人煙台海軍軍官學校。1921年底，二十四歲的他，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4年春，他奉命到廣州擔任蘇聯顧問鮑羅廷的翻譯兼秘書。不久，他進入黃埔軍校，成為一期學生。後來，他調到黃埔軍校政治部，受周恩來直接領導。1925年10月，他擔任海軍局政治部少將主任——他原本在海軍軍官學校學習過。1926年2月，海軍局局長、蘇聯人斯米洛夫回國，由他擔任海軍局代理局長、參謀長兼中山艦艦長，授中將銜。
公函全文如下：
敬啟者，頃接教育長電話，轉奉校長命令，著即通知海軍局迅速派得力兵艦二艘，開赴黃埔，聽候差遣等因，奉此，相應通知貴局，速派兵艦二艘開赴黃埔為禱。
此致海軍局大鑒。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駐省辦事處啟
3月18日
函中提及的“校長”，便是蔣介石。“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亦即黃埔軍校，不久前改用此名。“教育長”，則指鄧演達。來人乃海軍局作戰科科長鄒毅所派。
接到公函，李之龍照辦，當即寫了兩份命令，一份給中山艦代理艦長章臣桐，一份給寶璧艦艦長。
中山艦，原為永豐艦。當年陳炯明叛變時，孫中山便避難於此艦，蔣介石與孫中山共度患難亦在此艦。孫中山去世之後，為了紀念他，此艦改名中山艦。
中山、寶璧兩艦接李之龍命令，便起錨駛向黃埔。
19日清晨6時，寶璧艦在一片朦朧之中抵達黃埔。一個小時後，中山艦亦駛抵黃埔。
既然兩艦是“接教育長電話”、“轉奉校長命令”而駛往黃埔的，抵達黃埔後當即向校長蔣介石報告。蔣介石不在黃埔。於是，兩艦向教育長鄧演達報告，而鄧演達竟不知有調兩艦來黃埔之事！
此事如此蹊蹺，後來經調查，才知是誤傳命令。
原來，有一艘上海商船在黃埔上遊遭劫，請求救援。於是，3月18日下午4時，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主任孔慶睿便命令管理科科長趙錦雯派艦一艘，前往援救。趙錦雯又把任務交給科員黎時雍去執行。黎一經了解，黃埔附近無艦可派，便電話到廣州，請該校駐省辦事處辦理。電話是辦事處股員王學臣接的。王學臣又打電話，請示辦事處主任歐陽鍾。不巧，電話話音不清，歐陽鍾沒有聽明白是何人指示，也就猜想一定是教育長的指示。派艦一艘，也被誤聽為派艦二艘。歐陽鍾知道，此事隻有請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下命令，才能調動兵艦，而單憑教育長鄧演達的電話指示還不夠，於是他又加上了“轉奉校長命令”。歐陽鍾的公函送至海軍局，李之龍不在局裏。作戰科科長鄒毅接到此公函，派人送到李之龍家中。李之龍見是“奉校長命令”，不敢怠慢，當即照辦了……
鄧演達疑惑不解，囑令兩艦原地待命。
正在此時，李之龍又接到通知，說是聯共（布）中央使團要求參觀中山艦。
這個中央使團團長，是資深的聯共（布）中央委員布勃諾夫。此人乃十月革命時攻占冬官的五人領導核心小組成員。後來，他擔任蘇聯紅軍政治部主任。他率由全蘇工會主席列普謝、遠東區委書記庫比亞克等十餘人組成的聯共（布）中央使團於1926年2月初來華，先抵北京，再去上海，3月13日來到廣州。他們得知中山艦是國民黨海軍主力艦，又有著保護孫中山的光榮曆史，便希望上艦參觀。——這需要把中山艦從黃埔調回廣州市區。
李之龍打電話請示蔣介石，蔣介石才知兩艦昨夜去了黃埔。蔣介石一麵同意調回中山艦，一麵深為驚疑。
中山艦於19日下午6時30分返回廣州。
19日這一天，蔣介石在惶惶不安、疑惑重重中度過。他本來就對李之龍代理海軍局局長存有戒心，因為他知道李之龍是中共黨員，與周恩來過從甚密。
他接李之龍電話之後的第一個反應便是：中共私調兩艦前往黃埔，會不會欲謀害他於黃埔？
據蔣介石自述，他在接李之龍電話之前，曾三次接到汪精衛的電話，均問及他今日去不去黃埔？
蔣介石又把蘇聯首席軍事顧問季山嘉跟他的種種矛盾聯係在一起，懷疑中共、蘇聯顧問團聯合汪精衛共同陷害他。
他在3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上午準備回汕頭休養，而乃對方設法陷害，必欲使我無地容身，思之怒發衝冠。下午5時，行至半途，自忖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實，氣骨安在？故決回東山，犧牲個人一切以救黨國也。否則國魂銷盡矣。終夜議事。4時詣經理處，下令鎮壓中山艦陰謀，以其欲擺布陷我也。”
這裏提及的“回汕頭休養”，是指到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躲避。
也就是說，接到李之龍電話之後，他“怒發衝冠”，先是準備到汕頭避一下風頭，“行至半途”，下定決心，重返廣州東山，終於在淩晨4時“下令鎮壓中山艦陰謀”。
也就在3月19日，周恩來又一次通過張太雷，向聯共（布）中央使團團長布勃諾夫報告：“看來，右派現在準備采取行動了……現在的形勢與謀殺廖仲愷前夕的形勢相仿，到處是謠言和傳單。”
新來乍到的布勃諾夫，同樣未曾重視周恩來發出的訊號……
3月19日上午，毛澤東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出席第十三次中央常委會。
毛澤東也“預感到要出事了”。
當中山艦、寶璧艦駛向黃埔時，毛澤東曾問過李之龍，李之龍答複他：“這是校長的命令。”
19日夜，第一軍各部奉命“枕戈待旦”，毛澤東又要陳延年注意這一異常動向。陳延年乃中共總書記陳獨秀之子，當時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則從上海回到廣州。他答複毛澤東道：“事出有因，查無實據，隻能提高警惕，靜觀其變。”
廣州，風聲甚緊。毛澤東對秘書沈雁冰說道：“莫非再來個廖仲愷事件？”
1926年3月17日的廣州《民國日報》報道，昨日決定開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選定廣州番禺學宮作為講習所所址，毛澤東為所長。
正當毛澤東忙於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時候，蔣介石卻在3月17日的日記中，寫下憤懣不已的話：“所受痛苦，至不能說，不忍說，是非夢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異以佛人地獄耶！”
也就在3月17日這一天，周恩來從汕頭回到廣州。機敏的周恩來馬上發覺蔣介石神色不對，而且跟國民黨右派人物接觸頻繁。因為他與蔣介石共事已久，頗知底細。
周恩來當即把蔣介石動向異常的消息，告訴張太雷。那時，張太雷擔任中共廣東區委宣傳部長，並擔任蘇聯顧問翻譯，周恩來要張太雷馬上把這一情況告訴蘇聯首席軍事顧問季山嘉。季山嘉聽罷，並沒有當成一回事。
曆史證明，周恩來的觀察力是那般敏銳，判斷是那樣準確，而他發出的“預警”訊號又是那麽重要！
翌日——3月18日傍晚，廣州文德樓，正在寓所的李之龍，忽地接到一封由專人送來的重要公函。
二十九歲的李之龍，湖北沔陽人，十五歲時便加入了國民黨，十九歲人煙台海軍軍官學校。1921年底，二十四歲的他，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4年春，他奉命到廣州擔任蘇聯顧問鮑羅廷的翻譯兼秘書。不久，他進入黃埔軍校，成為一期學生。後來，他調到黃埔軍校政治部，受周恩來直接領導。1925年10月，他擔任海軍局政治部少將主任——他原本在海軍軍官學校學習過。1926年2月，海軍局局長、蘇聯人斯米洛夫回國，由他擔任海軍局代理局長、參謀長兼中山艦艦長，授中將銜。
公函全文如下：
敬啟者，頃接教育長電話，轉奉校長命令，著即通知海軍局迅速派得力兵艦二艘，開赴黃埔，聽候差遣等因，奉此，相應通知貴局，速派兵艦二艘開赴黃埔為禱。
此致海軍局大鑒。
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駐省辦事處啟
3月18日
函中提及的“校長”，便是蔣介石。“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亦即黃埔軍校，不久前改用此名。“教育長”，則指鄧演達。來人乃海軍局作戰科科長鄒毅所派。
接到公函，李之龍照辦，當即寫了兩份命令，一份給中山艦代理艦長章臣桐，一份給寶璧艦艦長。
中山艦，原為永豐艦。當年陳炯明叛變時，孫中山便避難於此艦，蔣介石與孫中山共度患難亦在此艦。孫中山去世之後，為了紀念他，此艦改名中山艦。
中山、寶璧兩艦接李之龍命令，便起錨駛向黃埔。
19日清晨6時，寶璧艦在一片朦朧之中抵達黃埔。一個小時後，中山艦亦駛抵黃埔。
既然兩艦是“接教育長電話”、“轉奉校長命令”而駛往黃埔的，抵達黃埔後當即向校長蔣介石報告。蔣介石不在黃埔。於是，兩艦向教育長鄧演達報告，而鄧演達竟不知有調兩艦來黃埔之事！
此事如此蹊蹺，後來經調查，才知是誤傳命令。
原來，有一艘上海商船在黃埔上遊遭劫，請求救援。於是，3月18日下午4時，黃埔軍校校長辦公廳主任孔慶睿便命令管理科科長趙錦雯派艦一艘，前往援救。趙錦雯又把任務交給科員黎時雍去執行。黎一經了解，黃埔附近無艦可派，便電話到廣州，請該校駐省辦事處辦理。電話是辦事處股員王學臣接的。王學臣又打電話，請示辦事處主任歐陽鍾。不巧，電話話音不清，歐陽鍾沒有聽明白是何人指示，也就猜想一定是教育長的指示。派艦一艘，也被誤聽為派艦二艘。歐陽鍾知道，此事隻有請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下命令，才能調動兵艦，而單憑教育長鄧演達的電話指示還不夠，於是他又加上了“轉奉校長命令”。歐陽鍾的公函送至海軍局，李之龍不在局裏。作戰科科長鄒毅接到此公函，派人送到李之龍家中。李之龍見是“奉校長命令”，不敢怠慢，當即照辦了……
鄧演達疑惑不解，囑令兩艦原地待命。
正在此時，李之龍又接到通知，說是聯共（布）中央使團要求參觀中山艦。
這個中央使團團長，是資深的聯共（布）中央委員布勃諾夫。此人乃十月革命時攻占冬官的五人領導核心小組成員。後來，他擔任蘇聯紅軍政治部主任。他率由全蘇工會主席列普謝、遠東區委書記庫比亞克等十餘人組成的聯共（布）中央使團於1926年2月初來華，先抵北京，再去上海，3月13日來到廣州。他們得知中山艦是國民黨海軍主力艦，又有著保護孫中山的光榮曆史，便希望上艦參觀。——這需要把中山艦從黃埔調回廣州市區。
李之龍打電話請示蔣介石，蔣介石才知兩艦昨夜去了黃埔。蔣介石一麵同意調回中山艦，一麵深為驚疑。
中山艦於19日下午6時30分返回廣州。
19日這一天，蔣介石在惶惶不安、疑惑重重中度過。他本來就對李之龍代理海軍局局長存有戒心，因為他知道李之龍是中共黨員，與周恩來過從甚密。
他接李之龍電話之後的第一個反應便是：中共私調兩艦前往黃埔，會不會欲謀害他於黃埔？
據蔣介石自述，他在接李之龍電話之前，曾三次接到汪精衛的電話，均問及他今日去不去黃埔？
蔣介石又把蘇聯首席軍事顧問季山嘉跟他的種種矛盾聯係在一起，懷疑中共、蘇聯顧問團聯合汪精衛共同陷害他。
他在3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上午準備回汕頭休養，而乃對方設法陷害，必欲使我無地容身，思之怒發衝冠。下午5時，行至半途，自忖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實，氣骨安在？故決回東山，犧牲個人一切以救黨國也。否則國魂銷盡矣。終夜議事。4時詣經理處，下令鎮壓中山艦陰謀，以其欲擺布陷我也。”
這裏提及的“回汕頭休養”，是指到汕頭東征軍總指揮部躲避。
也就是說，接到李之龍電話之後，他“怒發衝冠”，先是準備到汕頭避一下風頭，“行至半途”，下定決心，重返廣州東山，終於在淩晨4時“下令鎮壓中山艦陰謀”。
也就在3月19日，周恩來又一次通過張太雷，向聯共（布）中央使團團長布勃諾夫報告：“看來，右派現在準備采取行動了……現在的形勢與謀殺廖仲愷前夕的形勢相仿，到處是謠言和傳單。”
新來乍到的布勃諾夫，同樣未曾重視周恩來發出的訊號……
3月19日上午，毛澤東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出席第十三次中央常委會。
毛澤東也“預感到要出事了”。
當中山艦、寶璧艦駛向黃埔時，毛澤東曾問過李之龍，李之龍答複他：“這是校長的命令。”
19日夜，第一軍各部奉命“枕戈待旦”，毛澤東又要陳延年注意這一異常動向。陳延年乃中共總書記陳獨秀之子，當時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則從上海回到廣州。他答複毛澤東道：“事出有因，查無實據，隻能提高警惕，靜觀其變。”
廣州，風聲甚緊。毛澤東對秘書沈雁冰說道：“莫非再來個廖仲愷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