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節 蔣掌槍杆子、毛握筆杆子共事於廣州
毛澤東已是三下廣州了：頭一回是去開中共“三大”，第二回是出席國民黨“一全”大會，這一回則是急匆匆逃亡廣州。他到達廣州時，已經是1925年10月初。
廣州街頭的孫中山像，披上了黑紗。畫像兩側，則掛著對聯：“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
像一口洪鍾墜地，1925年3月12日9時25分，身患肝癌的孫中山病逝於北京，發出震驚華夏的巨響。臨終前夕，自知不起，孫中山在病榻上口授遺囑，由汪精衛筆錄，孫中山簽名——這便是著名的《總理遺囑》。
孫中山逝世之後，汪精衛儼然成了孫中山的繼承人。1925年7月，汪精衛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軍委主席。此外，胡漢民任外交部長，廖仲愷任財政部長，許崇智任軍事部長。這樣，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許崇智成為國民黨的“四巨頭”。此時，蔣介石尚未顯山露水，隻是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兼黃埔軍校校長以及廣州市衛戍司令。
一個月後，一聲槍響，打破了剛剛形成的國民黨“四巨頭”格局。
那是1925年8月20日上午9時50分，一輛小轎車駛抵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一位中等身材、微微駝背的瘦削男子，年近花甲，在一位年歲相仿的婦女陪同下剛剛下車，槍聲驟響，那男子飲彈而倒，鮮血噴湧。急送醫院，才一個多小時，他永遠閉上了眼睛。
此人便是“四巨頭”之一的廖仲愷。那婦女是他的夫人何香凝。
廖仲愷乃孫中山的倚柱，是國民黨內左派領袖。用當時中共廣州臨時委員會委員羅亦農的話來說：“廖仲愷是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的健將，中山先生死後，中國國民黨中，真能繼續中山先生的遺誌，實際上領導革命群眾實行革命的首領。”刺客的子彈，使“四巨頭”變成了“三巨頭”。
一名受傷的刺客，當場被捕，據傳與胡漢民有瓜葛。
當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舉行黨、政、軍緊急聯席會議，決定成立“處理廖案特別委員會”，以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為委員，賦予政治、軍事、警察全權。胡漢民受廖案牽連，被排斥在外。於是，形成了汪、許、蔣“三巨頭”局麵，蔣介石頭一回進入國民黨領導核心之中。
經審查，刺廖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主謀，其中有的是胡漢民舊部下，也有的僚屬許崇智。
於是，8月25日，蔣介石下令，拘捕胡漢民。
於是，9月19日深夜，蔣介石派兵包圍許崇智司令部，迫使許崇智去滬“養病”。許崇智身為軍事部長兼粵軍總司令、廣東省政府主席，原本手下兵強馬壯，稱雄廣東。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那一聲槍響，死了廖仲愷，抓了胡漢民，走了許崇智，一下子使原先的“四巨頭”少了三個。“漁翁”蔣介石崛起，取而代之，把許崇智的部隊歸於自己手下，成為國民黨內手握重兵的最有實力的人物——蔣介石在這次政治大格鬥中，頭一回顯示了他具備商人的精明和軍人的鐵腕。
正是在此時此際，毛澤東來到廣州。兩手空空，沒有一兵一卒，毛澤東手中隻有一支筆。跟蔣介石相比，毛澤東一介書生，無權無勢。
雖說毛澤東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職務，不過，他畢竟還是國民黨的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於是，他來到那剛剛響過槍聲的地方——國民黨中央黨部，在那裏住了下來。
毛澤東擅長寫作，自然最宜於做宣傳工作。倒也湊巧，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一職正空缺，便安排毛澤東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可算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原本推定廖仲愷、戴季陶、譚平山三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戴季陶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
戴季陶此人，亦乃一筆杆子，曾任孫中山的機要秘書。孫中山病重期間，戴季陶侍立於病榻左右。據其自雲，孫中山在病中反思一生道路，對戴季陶不時談及自己的所聞所見。於是，戴季陶也就得到孫中山學說的“真傳”，遂易名“戴傳賢”。孫中山故後，戴季陶閉門兩月，奮筆疾書，寫出《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著，儼然成了孫中山學說的“正宗”繼承者、捍衛者、發展者。然而，兩書一出，輿論嘩然。有人諷之為：“孔子傳之於孫中山，孫中山再傳之於戴季陶。”寥寥一語，弄得戴季陶哭笑不得！
戴季陶一度是左翼人士，曾參與中共的創立。中國共產黨綱領，最初便出自他的筆下。不過，他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因為他聲稱，孫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便不能加入別黨。此後，他由左翼倒向右翼。在國民黨“一全”大會上，他曾反對過聯俄聯共。
1925年11月23日，坐落在北京遠郊的西山碧雲寺，忽地出現一群衣冠楚楚的客人。明朝馬汝驥曾詩雲：“西山台殿數百十，侈麗無過碧雲寺。”碧雲寺乃西山明珠，平日遊人常來，自1925年3月之後，遊人倍增——因為孫中山在北京去世後，靈柩暫停於此（1929年後移葬南京中山陵）。
於是，這群衣冠楚楚的人物，也選擇此處開會，以表示對孫中山的“忠誠”。
來人之中，有國民黨中央執委及候補執委林森、居正、鄒魯、覃振、葉楚傖、石青陽、石瑛、邵元衝、茅祖權、傅汝霖，還有已經退出中共的沈定一，以及中央監察委員謝持、張繼。這是國民黨右翼人士的大集會。他們自稱這是“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他們與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相抗衡，另行成立了一個國民黨中央黨部。由於會議在西山召開，史稱“西山會議”；這批頭頭腦腦，也就成了“西山會議派”。
戴季陶理所當然支持“西山會議派”，欣然北上，欲與鄒魯、林森等共赴西山。事出意外，一位國民黨右翼元老馮自由（原名馮懋龍）卻聽了誤傳，說戴季陶乃中共黨員，於是派人對他拳打腳踢，弄得戴季陶好難堪！這位孫巾山“嫡傳”弟子頗為掃興，狼狽離京赴滬——不過，他列名於西山會議的通電之中，依然是“西山會議派”的一分子。
戴季陶正陷於風波之中，何況他已站到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對立麵了，當然他那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一職成了虛設，毛澤東也就代理了中央宣傳部部長之職。
一時間，蔣介石掌握槍杆子，毛澤東則掌握筆杆子，共事於廣州……毛、蔣在國民黨“二全”大會一起登台“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這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如今是《毛澤東選集》開卷首篇。雖說《毛澤東選集》上注明此文的寫作（發表）時間是“1926年3月”，實際上此文首次發表於1925年12月1日由中國國民革命軍第二司令部主辦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
毛澤東是一位寫作高手。他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後，手中的筆杆子變得異常忙碌。雖說此前他曾發表過一百來篇文章，但是他以《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作為《毛澤東選集》首篇，表明他自以為這是他的思想日漸成熟的開端。
不過，載人今日《毛澤東選集》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曾作了修改。當時的原文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分不清敵人和朋友，必不是個革命分子。要分清敵人與朋友，卻並不容易。中國革命亙三十年而成效甚少，並不是目的錯，完全是策略錯。所謂策略錯，就是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
毛澤東為1925年10月中下旬召開的中國國民黨廣東省第一次代表大會起草了宣言。
11月下旬，毛澤東又為中國國民黨中央起草了《中國國民黨之反奉戰爭宣傳大綱》。
12月初，毛澤東主編國民黨中央的《政治周報》。發刊詞出自他筆下，《共產章程與實非共產》等雜文亦出自他的手筆。
在毛澤東到達廣州不久，他的妻子楊開慧攜岸英、岸青兩子也來廣州，同住於東山廟前西街三十八號。
就在毛澤東忙於起草宣言、主編刊物之時，蔣介石正忙於東征——征討廣東軍閥陳炯明。蔣介石被任命為東征軍總指揮，而總政治部主任則是二十七歲的中共黨員周恩來。
那年，周恩來剛剛回國——離別祖國四年後，於1924年9月初自法國來到廣州。他先是出任中共廣東區委宣傳部長；旋即脫下西裝，穿上軍裝，被派往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從此，周恩來跟校長蔣介石共事。蔣介石頗為欣賞周恩來的才幹，隻是暗地裏歎息：“可惜，這個濃眉大眼的周恩來是共產黨！”
蔣介石率三萬之眾東征，依然國共合作，請周恩來出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1925年10月1日，東征軍出師。10月14日，首戰大捷，一舉攻克陳炯明老巢惠州城。緊接著，蔣介石揮師乘勝追擊，到11月底，蕩平了陳炯明部隊。班師歸羊城，蔣介石名聲大振！
在蔣介石順風順水的時候，中國國民黨“二全”大會緊鑼密鼓，準備召開：一是根據黨章規定，一年一度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二是“西山會議派”那麽一鬧，另立中央，廣州不能不開“二全”大會，對他們進行“彈劾”。
毛澤東積極參與國民黨“二全”大會的籌備工作，成為“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的五委員之一。毛澤東還執筆起草了《中國國民黨對全國及海外全體黨員解釋革命策略之通告》。
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口，高高紮起了綠色鬆柏門樓，門樓兩側寫著對聯：“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中央黨部大禮堂內，高懸孫中山遺像，旁置“奮鬥”兩個大字。1926年1月4日上午8時半，禮炮轟鳴，兩架飛機在空中翱翔，拋撒著紀念品。時，中國國民黨“二全”大會，在中央黨部大禮堂開幕。大會主席為汪精衛，大會秘書長則為共產黨人吳玉章。毛澤東坐在代表席上，他的座位為十五號。到會代表二百五十六人，中共黨員約占一百來人。
蔣介石今非昔比，在國民黨“一全”大會時，他連代表都未曾當上，這一回，他不僅是代表，而且在1月6日下午，向大會作軍事狀況報告。蔣介石成了“東征英雄”，他慷慨激昂地宣稱：“去年可以統一廣東，今年即不難統一中國！”
蔣介石報告畢，全場報以雷鳴般的掌聲。此時，代表李子鋒站了起來，提出一動議：“請全體代表起立，向蔣介石同誌致敬，勉其始終為黨為國奮鬥。”
在國民黨的曆史上，在全國代表大會為一位並非領袖的人物起立致敬，尚是首次。國民黨左派人士詹大悲（在“二全”大會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看不下去，給大會主席團寫了一信，要求從大會記錄上刪去李子鋒的動議。不過，當年蔣介石呼聲甚高，成了國民黨的一顆政治新星，倒是由此可見一斑。
兩天之後——1月8日下午，毛澤東步上主席台，作《宣傳部兩年經過狀況》報告。
在1月18日下午，毛澤東和蔣介石相繼上台講話。當時的會議記錄上，這麽記載著：
一、甘乃光同誌報告商民運動決議案。
二、毛澤東同誌報告宣傳審查委員會決議案。
主席（引者注：即汪精衛）：讚成者舉手（大多數，通過）。
三、蔣中正同誌提出改良士兵經濟生活案。
主席：以讚成照原案交國民政府辦理者舉手，付表決（通過）。
這是毛澤東和蔣介石頭一回同台作報告，這也是毛澤東、蔣介石、汪精衛頭一回同台亮相——十二年後，三人分別成了共產黨、國民黨、日偽政府三方首腦，形成鼎足三分中國之勢。
國民黨“二全”大會選舉中央執行委員，二百五十二張選票中，有三張廢票，即有效票為二百四十九張。其中汪精衛、譚延闓、胡漢民、蔣中正均得二百四十八票的最高票。
毛澤東則以一百七十三票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緊接著，1926年1月22日至25日，在廣州舉行中國國民黨二屆一中全會。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出席了會議。
躊躇滿誌的蔣介石進入了國民黨的領導核心，成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九常委（汪精衛、譚延閩、蔣中正、孫科、顧孟餘、譚平山、陳公博、徐謙、吳玉章，主席為汪精衛）之一。
常委會下設一處八部，組成中央黨部。一處即秘書處，八部為組織部、宣傳部、青年部、工人部、農民部、商業部、婦女部、海外部。其中，宣傳部部長由中央主席汪精衛兼任。
據1926年2月5日中央執委委員會第二次常委會記錄載：
汪精衛同誌提出，本人不能常到部辦事，前曾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許可另請代理，今請毛澤東同誌代表宣傳部部長案。
決議：照準。
於是，毛澤東正式出任同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列席中央常委會。
三天之後——2月8日，毛澤東在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第三次常委會上又提出：“沈雁冰為秘書，顧穀宜為指導幹事。”
於是，沈雁冰出任宣傳部秘書。沈雁冰何許人？作家茅盾也。
沈雁冰在其自傳中，也曾這麽寫及：
1925年尾，惲代英和我及其他四人被選為左派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代表，赴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我與惲代英留在廣州工作。我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當時毛澤東同誌代理宣傳部長。
廣州街頭的孫中山像，披上了黑紗。畫像兩側，則掛著對聯：“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
像一口洪鍾墜地，1925年3月12日9時25分，身患肝癌的孫中山病逝於北京，發出震驚華夏的巨響。臨終前夕，自知不起，孫中山在病榻上口授遺囑，由汪精衛筆錄，孫中山簽名——這便是著名的《總理遺囑》。
孫中山逝世之後，汪精衛儼然成了孫中山的繼承人。1925年7月，汪精衛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軍委主席。此外，胡漢民任外交部長，廖仲愷任財政部長，許崇智任軍事部長。這樣，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許崇智成為國民黨的“四巨頭”。此時，蔣介石尚未顯山露水，隻是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兼黃埔軍校校長以及廣州市衛戍司令。
一個月後，一聲槍響，打破了剛剛形成的國民黨“四巨頭”格局。
那是1925年8月20日上午9時50分，一輛小轎車駛抵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一位中等身材、微微駝背的瘦削男子，年近花甲，在一位年歲相仿的婦女陪同下剛剛下車，槍聲驟響，那男子飲彈而倒，鮮血噴湧。急送醫院，才一個多小時，他永遠閉上了眼睛。
此人便是“四巨頭”之一的廖仲愷。那婦女是他的夫人何香凝。
廖仲愷乃孫中山的倚柱，是國民黨內左派領袖。用當時中共廣州臨時委員會委員羅亦農的話來說：“廖仲愷是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的健將，中山先生死後，中國國民黨中，真能繼續中山先生的遺誌，實際上領導革命群眾實行革命的首領。”刺客的子彈，使“四巨頭”變成了“三巨頭”。
一名受傷的刺客，當場被捕，據傳與胡漢民有瓜葛。
當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舉行黨、政、軍緊急聯席會議，決定成立“處理廖案特別委員會”，以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為委員，賦予政治、軍事、警察全權。胡漢民受廖案牽連，被排斥在外。於是，形成了汪、許、蔣“三巨頭”局麵，蔣介石頭一回進入國民黨領導核心之中。
經審查，刺廖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主謀，其中有的是胡漢民舊部下，也有的僚屬許崇智。
於是，8月25日，蔣介石下令，拘捕胡漢民。
於是，9月19日深夜，蔣介石派兵包圍許崇智司令部，迫使許崇智去滬“養病”。許崇智身為軍事部長兼粵軍總司令、廣東省政府主席，原本手下兵強馬壯，稱雄廣東。
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那一聲槍響，死了廖仲愷，抓了胡漢民，走了許崇智，一下子使原先的“四巨頭”少了三個。“漁翁”蔣介石崛起，取而代之，把許崇智的部隊歸於自己手下，成為國民黨內手握重兵的最有實力的人物——蔣介石在這次政治大格鬥中，頭一回顯示了他具備商人的精明和軍人的鐵腕。
正是在此時此際，毛澤東來到廣州。兩手空空，沒有一兵一卒，毛澤東手中隻有一支筆。跟蔣介石相比，毛澤東一介書生，無權無勢。
雖說毛澤東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職務，不過，他畢竟還是國民黨的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於是，他來到那剛剛響過槍聲的地方——國民黨中央黨部，在那裏住了下來。
毛澤東擅長寫作，自然最宜於做宣傳工作。倒也湊巧，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一職正空缺，便安排毛澤東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可算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原本推定廖仲愷、戴季陶、譚平山三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戴季陶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
戴季陶此人，亦乃一筆杆子，曾任孫中山的機要秘書。孫中山病重期間，戴季陶侍立於病榻左右。據其自雲，孫中山在病中反思一生道路，對戴季陶不時談及自己的所聞所見。於是，戴季陶也就得到孫中山學說的“真傳”，遂易名“戴傳賢”。孫中山故後，戴季陶閉門兩月，奮筆疾書，寫出《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著，儼然成了孫中山學說的“正宗”繼承者、捍衛者、發展者。然而，兩書一出，輿論嘩然。有人諷之為：“孔子傳之於孫中山，孫中山再傳之於戴季陶。”寥寥一語，弄得戴季陶哭笑不得！
戴季陶一度是左翼人士，曾參與中共的創立。中國共產黨綱領，最初便出自他的筆下。不過，他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因為他聲稱，孫中山先生在世一日，他便不能加入別黨。此後，他由左翼倒向右翼。在國民黨“一全”大會上，他曾反對過聯俄聯共。
1925年11月23日，坐落在北京遠郊的西山碧雲寺，忽地出現一群衣冠楚楚的客人。明朝馬汝驥曾詩雲：“西山台殿數百十，侈麗無過碧雲寺。”碧雲寺乃西山明珠，平日遊人常來，自1925年3月之後，遊人倍增——因為孫中山在北京去世後，靈柩暫停於此（1929年後移葬南京中山陵）。
於是，這群衣冠楚楚的人物，也選擇此處開會，以表示對孫中山的“忠誠”。
來人之中，有國民黨中央執委及候補執委林森、居正、鄒魯、覃振、葉楚傖、石青陽、石瑛、邵元衝、茅祖權、傅汝霖，還有已經退出中共的沈定一，以及中央監察委員謝持、張繼。這是國民黨右翼人士的大集會。他們自稱這是“國民黨一屆一中全會”。他們與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相抗衡，另行成立了一個國民黨中央黨部。由於會議在西山召開，史稱“西山會議”；這批頭頭腦腦，也就成了“西山會議派”。
戴季陶理所當然支持“西山會議派”，欣然北上，欲與鄒魯、林森等共赴西山。事出意外，一位國民黨右翼元老馮自由（原名馮懋龍）卻聽了誤傳，說戴季陶乃中共黨員，於是派人對他拳打腳踢，弄得戴季陶好難堪！這位孫巾山“嫡傳”弟子頗為掃興，狼狽離京赴滬——不過，他列名於西山會議的通電之中，依然是“西山會議派”的一分子。
戴季陶正陷於風波之中，何況他已站到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對立麵了，當然他那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一職成了虛設，毛澤東也就代理了中央宣傳部部長之職。
一時間，蔣介石掌握槍杆子，毛澤東則掌握筆杆子，共事於廣州……毛、蔣在國民黨“二全”大會一起登台“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這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如今是《毛澤東選集》開卷首篇。雖說《毛澤東選集》上注明此文的寫作（發表）時間是“1926年3月”，實際上此文首次發表於1925年12月1日由中國國民革命軍第二司令部主辦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上。
毛澤東是一位寫作高手。他出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後，手中的筆杆子變得異常忙碌。雖說此前他曾發表過一百來篇文章，但是他以《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作為《毛澤東選集》首篇，表明他自以為這是他的思想日漸成熟的開端。
不過，載人今日《毛澤東選集》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曾作了修改。當時的原文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分不清敵人和朋友，必不是個革命分子。要分清敵人與朋友，卻並不容易。中國革命亙三十年而成效甚少，並不是目的錯，完全是策略錯。所謂策略錯，就是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
毛澤東為1925年10月中下旬召開的中國國民黨廣東省第一次代表大會起草了宣言。
11月下旬，毛澤東又為中國國民黨中央起草了《中國國民黨之反奉戰爭宣傳大綱》。
12月初，毛澤東主編國民黨中央的《政治周報》。發刊詞出自他筆下，《共產章程與實非共產》等雜文亦出自他的手筆。
在毛澤東到達廣州不久，他的妻子楊開慧攜岸英、岸青兩子也來廣州，同住於東山廟前西街三十八號。
就在毛澤東忙於起草宣言、主編刊物之時，蔣介石正忙於東征——征討廣東軍閥陳炯明。蔣介石被任命為東征軍總指揮，而總政治部主任則是二十七歲的中共黨員周恩來。
那年，周恩來剛剛回國——離別祖國四年後，於1924年9月初自法國來到廣州。他先是出任中共廣東區委宣傳部長；旋即脫下西裝，穿上軍裝，被派往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從此，周恩來跟校長蔣介石共事。蔣介石頗為欣賞周恩來的才幹，隻是暗地裏歎息：“可惜，這個濃眉大眼的周恩來是共產黨！”
蔣介石率三萬之眾東征，依然國共合作，請周恩來出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1925年10月1日，東征軍出師。10月14日，首戰大捷，一舉攻克陳炯明老巢惠州城。緊接著，蔣介石揮師乘勝追擊，到11月底，蕩平了陳炯明部隊。班師歸羊城，蔣介石名聲大振！
在蔣介石順風順水的時候，中國國民黨“二全”大會緊鑼密鼓，準備召開：一是根據黨章規定，一年一度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二是“西山會議派”那麽一鬧，另立中央，廣州不能不開“二全”大會，對他們進行“彈劾”。
毛澤東積極參與國民黨“二全”大會的籌備工作，成為“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的五委員之一。毛澤東還執筆起草了《中國國民黨對全國及海外全體黨員解釋革命策略之通告》。
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口，高高紮起了綠色鬆柏門樓，門樓兩側寫著對聯：“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中央黨部大禮堂內，高懸孫中山遺像，旁置“奮鬥”兩個大字。1926年1月4日上午8時半，禮炮轟鳴，兩架飛機在空中翱翔，拋撒著紀念品。時，中國國民黨“二全”大會，在中央黨部大禮堂開幕。大會主席為汪精衛，大會秘書長則為共產黨人吳玉章。毛澤東坐在代表席上，他的座位為十五號。到會代表二百五十六人，中共黨員約占一百來人。
蔣介石今非昔比，在國民黨“一全”大會時，他連代表都未曾當上，這一回，他不僅是代表，而且在1月6日下午，向大會作軍事狀況報告。蔣介石成了“東征英雄”，他慷慨激昂地宣稱：“去年可以統一廣東，今年即不難統一中國！”
蔣介石報告畢，全場報以雷鳴般的掌聲。此時，代表李子鋒站了起來，提出一動議：“請全體代表起立，向蔣介石同誌致敬，勉其始終為黨為國奮鬥。”
在國民黨的曆史上，在全國代表大會為一位並非領袖的人物起立致敬，尚是首次。國民黨左派人士詹大悲（在“二全”大會上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看不下去，給大會主席團寫了一信，要求從大會記錄上刪去李子鋒的動議。不過，當年蔣介石呼聲甚高，成了國民黨的一顆政治新星，倒是由此可見一斑。
兩天之後——1月8日下午，毛澤東步上主席台，作《宣傳部兩年經過狀況》報告。
在1月18日下午，毛澤東和蔣介石相繼上台講話。當時的會議記錄上，這麽記載著：
一、甘乃光同誌報告商民運動決議案。
二、毛澤東同誌報告宣傳審查委員會決議案。
主席（引者注：即汪精衛）：讚成者舉手（大多數，通過）。
三、蔣中正同誌提出改良士兵經濟生活案。
主席：以讚成照原案交國民政府辦理者舉手，付表決（通過）。
這是毛澤東和蔣介石頭一回同台作報告，這也是毛澤東、蔣介石、汪精衛頭一回同台亮相——十二年後，三人分別成了共產黨、國民黨、日偽政府三方首腦，形成鼎足三分中國之勢。
國民黨“二全”大會選舉中央執行委員，二百五十二張選票中，有三張廢票，即有效票為二百四十九張。其中汪精衛、譚延闓、胡漢民、蔣中正均得二百四十八票的最高票。
毛澤東則以一百七十三票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緊接著，1926年1月22日至25日，在廣州舉行中國國民黨二屆一中全會。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出席了會議。
躊躇滿誌的蔣介石進入了國民黨的領導核心，成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九常委（汪精衛、譚延閩、蔣中正、孫科、顧孟餘、譚平山、陳公博、徐謙、吳玉章，主席為汪精衛）之一。
常委會下設一處八部，組成中央黨部。一處即秘書處，八部為組織部、宣傳部、青年部、工人部、農民部、商業部、婦女部、海外部。其中，宣傳部部長由中央主席汪精衛兼任。
據1926年2月5日中央執委委員會第二次常委會記錄載：
汪精衛同誌提出，本人不能常到部辦事，前曾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許可另請代理，今請毛澤東同誌代表宣傳部部長案。
決議：照準。
於是，毛澤東正式出任同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列席中央常委會。
三天之後——2月8日，毛澤東在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第三次常委會上又提出：“沈雁冰為秘書，顧穀宜為指導幹事。”
於是，沈雁冰出任宣傳部秘書。沈雁冰何許人？作家茅盾也。
沈雁冰在其自傳中，也曾這麽寫及：
1925年尾，惲代英和我及其他四人被選為左派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代表，赴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我與惲代英留在廣州工作。我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書，當時毛澤東同誌代理宣傳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