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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瞿秋白的複出和再度挨批
莫斯科車站，兩個中國男子匆匆踏上了西去的列車。他倆急於回國，照理說是應當乘東去的列車，但他倆一反往日的路線，取道德國回去。
兩名中國男子，一個叫“斯特拉霍夫”，一個叫“伍豪”，亦即瞿秋白和周恩來。他們心急如焚，要趕回去，製止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
一接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數省首先勝利》，不光是他倆著急，共產國際執委會也著急了。於是，共產國際執委會立即與他倆一起，起草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由於這份決議是在1930年7月23日作出的，又稱“七月決議”。
他倆帶著“七月決議”，踏上歸程。
為了避免萬一的意外使兩人同時被捕，在德國，周恩來先走一步，這樣，他於8月19日先回到上海。8月26日，瞿秋白也來到他闊別兩年多的上海。
瞿秋白和周恩來給頭腦正熱的李立三帶來了清涼劑——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七月決議”，來了個急刹車，結束了“立三路線”。
緊接著，9月24日至28日，中共召開六屆三中全會，貫徹共產國際“七月決議”。
現存的會議記錄上稱，此會是在“避暑的廬山”上召開的。其實那是隱語。所謂“廬山”，是指上海麥達赫司脫路（今泰興路）的一幢豪華洋樓，真的有點“廬山”氣派。
會議是由瞿秋白主持的。關於這一點，列席會議的聶榮臻（他當時在中共特科工作，負責會場的保衛工作）回憶道：“恩來是這次全會的實際主持人，但他很謙虛，總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讓他主持會議，做報告，發表結論性意見。因此，三中全會使瞿秋白同誌成為黨中央實際上的主要領導人。恩來這種沒有個人私心的謙讓精神，令人欽佩。”
在會上作《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的是“特生”，即向忠發，他承認。中央政治局“犯了‘左’的個別冒險傾向的錯誤”。這“個別”兩字，自然是為他自己掩飾。
“少山”傳達了共產國際“七月決議”。“少山”，即周恩來。
“之夫”作了大會結論。“之夫”，亦即瞿秋白，取義於“楊之華之夫”，楊之華是他的妻子。
“柏山”承認了“策略上有‘左’傾冒險主義傾向”，“我是應當負更多的責任”。“柏山”，亦即李立三。
會議選舉的政治局委員，保持原有的陣勢，隻是補選關向應代替已去世的蘇兆征。七位政治局委員是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項英、李立三、關向應、張國燾。
政治局三常委改成了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眾多的文獻上均這樣記載，但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稱三常委為向忠發、周恩來、徐錫根）。也就是原先的“三駕馬車”中的李立三，換成了瞿秋白。
瞿秋白複出了，有了錯誤的教訓，又有了兩年的冷靜反思，瞿秋白比過去顯得成熟。不過，大抵由於瞿秋白有過類似於李立三的“左”傾經曆，他對李立三的批評是溫和的，隻是說他“犯有‘左’的冒險主義傾向的錯誤”，而不是說他犯了路線錯誤。對李立三的處理也是溫和的，隻是撤銷他的常委職務，仍保持政治局委員職務。
大會結束不久，共產國際遠東局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肯定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柏山同誌在他的自我批評中顯明的正確地指出了自己的錯誤，它的來源及其對於這些錯誤的責任”。信中還斥責了“共產主義的叛徒”和“黨內的右傾分子”，稱他們“總是竭力的利用政治局和柏山同誌的這些錯誤，來進攻黨的整個路線，把黨的路線拿來和國際的路線對立”。
可是，風雲變幻莫測。1930年10月共產國際從莫斯科發出的新的指令，突然升高了批判李立三的調子，等於在政治上宣判李立三“死刑”：
“在中國革命最重要的時機，曾經有兩個在原則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線彼此對立著。”
“立三同誌的路線，這就是反國際的政治路線。”
“這條路線底結果，就是消極，就是失敗，就是極危險的冒險。”是站在“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反共產國際的立場上，產生了他的敵視布爾塞維克主義和敵視共產國際的行為”。
這封題為《共產國際執委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經過秘密交通線傳遞，中共中央於11月16日收到。瞿秋白看了信，全身發涼！他敏感地意識到，這封信將會帶來一場政治風暴，因為在收到等之前，他巳風聞，有人在說瞿秋白“庇護”李立三，六屆三中全會是搞“調和”。
對李立三批判的升級，意味著他將麵臨新的批判……
按照那時的“慣例”：犯了錯誤的中共高級領導人，要前往莫斯科檢查。陳獨秀是如此，隻不過他堅決拒絕了；瞿秋白是如此；蔡和森也是如此如今，輪到了李立三。
在共產國際的“七月決議”中，就已經要求李立三到莫斯科作檢討。瞿秋白以“工作需要”為理由，請共產國際準許李立三“暫不去國際”。
當共產國際“十月來信”一到，李立三再也無法拖延了。那時，他的妻子正臨產。他深知共產國際不會輕饒他，此行不知何日方歸，妻叉從事地下工作，將來很難照料孩子。他寫下條子，把未出生的孩子預囑交給一個老工人。就這樣，1930年12月5日，他懷著沉重的心情，踏上遠途。
李立三這一去，在蘇聯竟檢查了十五年！他甚至被押上軍事法庭，投入監獄……
對李立三批判的升級，馬上把回國不久的瞿秋白牽涉進去。
風暴來得那麽的迅猛：就在共產國際“十月來信”送抵上海中共中央秘密機關的翌日——11月17日，一封措辭激烈的信便送達中共中央政治局。此信是由兩人聯名寫的。那是兩個小夥子，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卻領導了中共黨內推倒瞿秋白的運動。此後，他倆竟奪得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成為中共新領袖。
這兩名年輕人，一個名喚陳韶玉，另一個叫秦邦憲。後來，他們以他們的化名——王明和博古載人中國共產黨黨史。
王明、博古跟瞿秋白有過怎樣的矛盾？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他們，怎麽能夠一下子攫取中共領導權？這得從頭說起……
兩名中國男子，一個叫“斯特拉霍夫”，一個叫“伍豪”，亦即瞿秋白和周恩來。他們心急如焚，要趕回去，製止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
一接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數省首先勝利》，不光是他倆著急，共產國際執委會也著急了。於是，共產國際執委會立即與他倆一起，起草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由於這份決議是在1930年7月23日作出的，又稱“七月決議”。
他倆帶著“七月決議”，踏上歸程。
為了避免萬一的意外使兩人同時被捕，在德國，周恩來先走一步，這樣，他於8月19日先回到上海。8月26日，瞿秋白也來到他闊別兩年多的上海。
瞿秋白和周恩來給頭腦正熱的李立三帶來了清涼劑——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七月決議”，來了個急刹車，結束了“立三路線”。
緊接著，9月24日至28日，中共召開六屆三中全會，貫徹共產國際“七月決議”。
現存的會議記錄上稱，此會是在“避暑的廬山”上召開的。其實那是隱語。所謂“廬山”，是指上海麥達赫司脫路（今泰興路）的一幢豪華洋樓，真的有點“廬山”氣派。
會議是由瞿秋白主持的。關於這一點，列席會議的聶榮臻（他當時在中共特科工作，負責會場的保衛工作）回憶道：“恩來是這次全會的實際主持人，但他很謙虛，總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讓他主持會議，做報告，發表結論性意見。因此，三中全會使瞿秋白同誌成為黨中央實際上的主要領導人。恩來這種沒有個人私心的謙讓精神，令人欽佩。”
在會上作《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的是“特生”，即向忠發，他承認。中央政治局“犯了‘左’的個別冒險傾向的錯誤”。這“個別”兩字，自然是為他自己掩飾。
“少山”傳達了共產國際“七月決議”。“少山”，即周恩來。
“之夫”作了大會結論。“之夫”，亦即瞿秋白，取義於“楊之華之夫”，楊之華是他的妻子。
“柏山”承認了“策略上有‘左’傾冒險主義傾向”，“我是應當負更多的責任”。“柏山”，亦即李立三。
會議選舉的政治局委員，保持原有的陣勢，隻是補選關向應代替已去世的蘇兆征。七位政治局委員是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項英、李立三、關向應、張國燾。
政治局三常委改成了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眾多的文獻上均這樣記載，但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稱三常委為向忠發、周恩來、徐錫根）。也就是原先的“三駕馬車”中的李立三，換成了瞿秋白。
瞿秋白複出了，有了錯誤的教訓，又有了兩年的冷靜反思，瞿秋白比過去顯得成熟。不過，大抵由於瞿秋白有過類似於李立三的“左”傾經曆，他對李立三的批評是溫和的，隻是說他“犯有‘左’的冒險主義傾向的錯誤”，而不是說他犯了路線錯誤。對李立三的處理也是溫和的，隻是撤銷他的常委職務，仍保持政治局委員職務。
大會結束不久，共產國際遠東局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肯定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柏山同誌在他的自我批評中顯明的正確地指出了自己的錯誤，它的來源及其對於這些錯誤的責任”。信中還斥責了“共產主義的叛徒”和“黨內的右傾分子”，稱他們“總是竭力的利用政治局和柏山同誌的這些錯誤，來進攻黨的整個路線，把黨的路線拿來和國際的路線對立”。
可是，風雲變幻莫測。1930年10月共產國際從莫斯科發出的新的指令，突然升高了批判李立三的調子，等於在政治上宣判李立三“死刑”：
“在中國革命最重要的時機，曾經有兩個在原則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線彼此對立著。”
“立三同誌的路線，這就是反國際的政治路線。”
“這條路線底結果，就是消極，就是失敗，就是極危險的冒險。”是站在“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反共產國際的立場上，產生了他的敵視布爾塞維克主義和敵視共產國際的行為”。
這封題為《共產國際執委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經過秘密交通線傳遞，中共中央於11月16日收到。瞿秋白看了信，全身發涼！他敏感地意識到，這封信將會帶來一場政治風暴，因為在收到等之前，他巳風聞，有人在說瞿秋白“庇護”李立三，六屆三中全會是搞“調和”。
對李立三批判的升級，意味著他將麵臨新的批判……
按照那時的“慣例”：犯了錯誤的中共高級領導人，要前往莫斯科檢查。陳獨秀是如此，隻不過他堅決拒絕了；瞿秋白是如此；蔡和森也是如此如今，輪到了李立三。
在共產國際的“七月決議”中，就已經要求李立三到莫斯科作檢討。瞿秋白以“工作需要”為理由，請共產國際準許李立三“暫不去國際”。
當共產國際“十月來信”一到，李立三再也無法拖延了。那時，他的妻子正臨產。他深知共產國際不會輕饒他，此行不知何日方歸，妻叉從事地下工作，將來很難照料孩子。他寫下條子，把未出生的孩子預囑交給一個老工人。就這樣，1930年12月5日，他懷著沉重的心情，踏上遠途。
李立三這一去，在蘇聯竟檢查了十五年！他甚至被押上軍事法庭，投入監獄……
對李立三批判的升級，馬上把回國不久的瞿秋白牽涉進去。
風暴來得那麽的迅猛：就在共產國際“十月來信”送抵上海中共中央秘密機關的翌日——11月17日，一封措辭激烈的信便送達中共中央政治局。此信是由兩人聯名寫的。那是兩個小夥子，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卻領導了中共黨內推倒瞿秋白的運動。此後，他倆竟奪得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成為中共新領袖。
這兩名年輕人，一個名喚陳韶玉，另一個叫秦邦憲。後來，他們以他們的化名——王明和博古載人中國共產黨黨史。
王明、博古跟瞿秋白有過怎樣的矛盾？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他們，怎麽能夠一下子攫取中共領導權？這得從頭說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