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詩選注

79、引子

　　這第四期，是最後一期，包括杜甫四十九歲到五十九歲的十一年間的作品。杜南這十一年間的漂泊生活和創作生活，大體上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夔州以前是第一階段，計六年多（七六〇年正月——七六六年四月），其中住在成都草堂前後約五年；在這一階段裏，杜甫寫了四百八十五首詩。移居夔州是第二階段，約二年（七六六年四月——七六八年正月），時間雖不長，作品卻最多，他一共寫了四百三十七首詩。夔州以後漂泊湖北和湖南是第三階段，為時不到三年（七六八年春——七七〇年冬）：這時詩人杜有已是一個殘廢的老頭了，但他還是寫了一百五十首詩。

　　把杜甫在這一時期的三個階段裏所寫的作品的數字加起來和前此的三個時期作一比較，這並非毫無意義的事。統計數字告訴我們：杜甫在這十一年中總共寫了一千零七十二首詩。占現存作品總數量的百分之七十三強，約等於第二期（長安十年）的十倍，和第三期的四倍半以上。由此可見，在創作的道路上，杜甫是“老當益壯”、“死而後己”的。這種始終如一的堅苦卓絕的創作精神，首先就值得我們肯定。

　　由於時代、生活和年齡等關係，杜甫這期作品的基本特征，是詩的抒情的性質，也就是抒情詩特別多，純粹的敘事詩很少。這些抒情詩的內容，是多種多樣的，有描寫景物的抒情詩，有寫勞動生活的抒情詩，有回憶往事的抒情詩，有詠懷古跡的抒情詩。有的大聲疾呼、直寫胸臆；有的回腸蕩氣、曲達友情。所有這些抒情詩，不僅洋溢著真清，而且也浸透著現實。但是，最值得我們注意和珍視的還是他的政治抒情詩——這主要是政治諷刺詩。我們知道，杜甫是一個“窮年憂黎元”的詩人，然而在他漂泊西南的十一年中，人民生活一直沒有改善，國家命運一直沒有多少好轉，所以這類政治諷刺詩也就一直貫串著他這一時期的三個階段。這些諷刺，有的是尖銳而精辟的議論，如：“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有的是借用景物，出以比興，如《枯椶》、《病橘》等詩；有的則驅使典故來揭露醜事，如《諸將》：“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碗出人間。”寫皇家墳墓的被發掘。其他直接反映現實的詩，也往往在敘事中夾雜議論或感憤，帶有濃厚的抒情氣息。這種現象是前此所少有的。

　　由於詩的內容主要是抒情，所以在詩的形式（體裁）方麵也有了新的發展。這就是大量的更多的使用近體詩——律詩和絕句。他的三十一首五絕，全部是這時寫的：他的一百零七首七絕，有一百零五首是這時寫的。同時他還寫了四百八十一首五律和一百二十五首七律，五言排律這時也寫得最多，最長的一首（《秋日夔府詠懷一百韻》）也是這時寫的。律詩由於種種限製，不適宜於敘事而比較適宜於抒情，這就是為什麽這一期律詩特多的原因之一。不過，律詩也有它的長處，因為它本身具有一種音樂性和精煉性，它要求更高的概括。所以有時用來作為諷刺武器，顯得特別鏗鏘有力。能夠起著一種匕首投搶的作用，一針見血，以少勝多。上麵舉出的一些詩句便都可為例。有的同誌過分貶低杜甫律詩的價值，忽視他的律詩的戰鬥性，那是不全麵、不公允的。但在接受上，往往需要讀者具有較高的藝術修養和文化水平。

　　那也是事實。

　　總之，杜甫那些史詩設的敘享詩固然具有崇高的價值，他的抒情詩也同樣值得我們重視，通過這些優美的抒情詩，讀者更可以直接接觸到這位詩人的偉大心靈和高尚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