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劉誌丹研究文集

論劉誌丹對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

　　center楊延虎

　　center（延安大學）

　　劉誌丹是全黨公認的陝甘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毛澤東稱他為“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周恩來為他題詞：“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誌丹。”在黨的曆史上，對一位資曆並不算深的地方領導人給予如此高度的肯定和讚譽，是極為罕見的。其中的道理，應該也隻能是從中國革命生死關頭和轉折關頭的曆史高度，來評價劉誌丹及其領導創建的陝甘革命根據地對中國革命的突出貢獻。否則，我們很難做出公正而客觀的評價。

　　一、張聞天：“誌丹同誌的路線是我黨領袖毛澤東同誌的路線，是我黨布爾什維克的路線，是真正的中國馬列主義路線。”

　　探索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中前期的主要內容，也是劉誌丹在這一時期的主要活動。劉誌丹的探索，首先是從武裝鬥爭和建立一支革命武裝隊伍開始的。1926年，劉誌丹從黃埔軍校畢業後回西北在國民軍馮玉祥部、馬鴻逵部搞政治工作。從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中，劉誌丹認識到：“我們沒有槍杆子，結果人家一翻臉，我們就隻有滾蛋！”“抓革命的槍杆子，建立革命的武裝，是一條革命的真理。”1928年5月，初次嚐試建立革命武裝的渭華暴動失敗後，劉誌丹結合陝北、隴東的實際情況認為，“槍杆子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現成的辦法，是把各種民間的武裝和敵人的武裝變成革命的武裝。”主要形式分“白、灰、紅三種，白是派黨團員到國民黨部隊中去工作，灰是做土匪工作，紅是搞自己的武裝力量”。1928年夏秋之後的兩年多時間，劉誌丹以主要精力從事兵運活動，努力建立一支由黨領導的革命武裝。

　　各種民間武裝是劉誌丹搞兵運活動主要對象之一。這部分武裝的情況非常複雜，既有亂世保家的“哥老會”，也有嘯聚山林的“山大王”，還有各地的地方民團。對這些人，劉誌丹一方麵認為“能團結的就要主動去工作，爭取它們，團結它們。這樣我們才能有基礎，站住腳。”經過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這些人有的與劉誌丹保持著長期的友好合作關係，有的參加了革命，成為創建陝甘紅軍和根據地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麵，他也說：“哥老會裏的壞事多著哩，基本上是一群狐朋狗黨，應付是要應付一番，但要靠他們是成不了事的，甚至還要壞事。”

　　國民黨軍隊是劉誌丹搞兵運活動的又一個主要對象。他先後打入甘肅軍閥譚世霖部及騎兵第4師蘇雨生部和甘軍新編13師陳珪璋部，少則數月，多則一年。在這些軍隊中搞兵運，劉誌丹說：“一定要爭取帶兵，千萬不要作細腿子（指文職人員）。”他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說：“我本來可以在北伐軍中帶一整個營或一個團，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不容許，隻當了一個政治處長。結果‘武漢事變’一發生，便被趕了出來。如果我那時帶兵，本來是可以起義的。”有了這樣清醒的認識，劉誌丹利用國民黨部隊的名義，要番號、抓兵權，積極發展革命武裝，這符合武裝鬥爭這一中國革命的最大特點，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策略原則，但並不是根本的辦法。在屢起屢伏之中，劉誌丹逐漸認識到“利用軍閥是暫時的，搞紅軍單靠軍閥的名義是搞不成的，準備好了條件，我們就單獨去搞”，表明他對結合實際建立革命武裝的認識日漸成熟。1931年秋與陳珪璋的合作失敗後，劉誌丹和在兵運拉出來的同誌組織窮苦人成立了一支二三百人的南梁遊擊隊，活動於深山老林中，為創建紅軍和陝甘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劉誌丹的兵運活動，像萬花筒一樣充滿了失敗、沮喪、冒險和死裏逃生，也正是這種傳奇式的經曆，使他對建立革命根據地有了明確而堅定的認識。習仲勳曾兩次說到這樣一件事：1932年7月間，我第一次見到劉誌丹，他就說“幾年來，陝甘地區先後舉行過大大小小70多次兵變，都失敗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起來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像毛澤東同誌那樣，以井岡山為依托，搞武裝鬥爭，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遊擊區，即使嚴重的局麵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回旋的餘地，現在最根本的一條是要有根據地地”。“最根本的一條是要有根據地”，毫無疑問，是劉誌丹探索中國革命道路認識的飛躍。這個認識的獲得，當然有井岡山道路榜樣的影響，劉誌丹多次說過：“我們一定要像毛澤東、朱德那樣建立根據地，搞武裝割據，開展遊擊戰爭”，但更主要的是自己實踐經驗的總結。在遠離中央、消息閉塞而黨內連續發生“左”的錯誤的情況下，井岡山道路對劉誌丹的影響畢竟是有限的、模糊的，甚至是極其抽象的。

　　當然，“要有根據地”還不等於說就已經弄明白了如何建立根據地，二者之間還有著相當大的認識距離。毛澤東曾經在1928年分析總結了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和存在的五個方麵的原因，無疑代表了當時黨內認識的最高水平。而劉誌丹也在探索之中，努力對這個問題作出馬克思主義的回答。從大量的回憶材料來看，他主要強調了這樣幾點：第一，“我們要成功，非靠山不可”。他說：“我們不到橋山就存在不住，建立不起根據地。”這是劉誌丹最重視、講得最多的一條。其中的理由，劉誌丹認為山裏培養了許多軍閥力量，如陳珪璋、劉寶堂、李培霄等人都是從橋山出來的，這些人能出去，難道我們共產黨人還不如他們嗎？他還認為，“在革命力量暫時還弱小的情況下，根據地隻能建立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地方”，橋山山脈就是一個最薄弱的“三不管”山區。第二，根據地必須建立在有群眾基礎的地方。1933年5月，橋山山脈南段的照金根據地受到敵人嚴重包圍，時任紅26軍政委的陝西省委書記杜衡力主紅軍南下渭華一帶，創立新的根據地。劉誌丹堅決反對南下說：渭華暴動失敗後，那裏的群眾受到極大的摧殘，有失敗情緒。我們費盡心血，才搞起這一塊根據地，哪能輕易放棄！隻要我們堅持創造和發展陝甘邊蘇區，形勢是會好轉的！這個話雖然是針對具體事情而言，但可以看出劉誌丹已經認識到紅色割據能夠長期存在的地方，應該是受過革命影響、有著比較好的群眾基礎的地方，而陝甘邊經過幾年的革命活動已經具備了這樣的條件。第三，創建根據地必須要有正式的紅軍，開展遊擊戰爭，建立起幾個互相聯係配合的根據地。紅26軍南下渭華失敗後，1933年11月陝甘特委在包家寨召開會議，劉誌丹明確提出：不能隻建立一個根據地，而應同時在鄰近地區建立幾個根據地，以便紅軍主力有迂回盤旋的餘地，積極協助遊擊隊打擊消滅敵人。據這一設想，會議決定以紅26軍為主力，配合各地遊擊隊，建立以陝北安定、隴東南梁、關中照金為中心的三個根據地，使陝甘邊形勢很快出現新的局麵。

　　像毛澤東一樣，劉誌丹的主張也受到過“左”傾錯誤的嚴重指責，諸如“梢山主義”、“遊擊主義”、“逃跑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等等，但事實證明，“誌丹同誌遠離中央，能從革命實踐中體會馬列主義之精髓，使馬列主義之普遍真理具體實現於西北”。陝西黨史上有“南有瑞金，北有照金”的說法，其中的含義有多種解讀，而主要的應當是毛澤東、劉誌丹對中國革命道路的共同探索。特別是在整個北方，隻有陝甘根據地異軍突起，獨擎探索中國特色革命道路的大旗，更為可貴。當然，探索的水平會有高低差異，但隻要符合實際都會發現那個客觀存在的真理。

　　二、毛澤東：“陝甘寧邊區的作用非常大，我常說它是中國革命的一個樞紐，中國革命的起承轉合點。……這個地方是落腳點，同時又是出發點。”

　　這是對劉誌丹革命貢獻又一個客觀的但被長期忽視了的重要評價，其中包含著非常豐富的涵義。

　　首先，碩果僅存的陝甘根據地是在張國燾企圖危害黨中央之後選擇紅軍長征落腳點的決定性因素。眾所周知，1935年9月27日，榜羅鎮會議根據從國民黨地方報紙上了解到的消息作出了黨中央落腳陝北的決定。談起這件事，人們往往誇大了消息自身的意義，而忽視了它發生作用的特殊曆史背景。事實上，在此之前黨中央對陝甘邊的情況還是有所了解的。1932年4月20日，黨中央就有一個《關於陝甘遊擊隊和創建陝甘邊新蘇區的決議》，其中決定將陝甘遊擊隊改編為紅26軍。1934年1月，賈拓夫代表陝西省參加了六屆五中全會，也應該向黨中央匯報過陝甘根據地的情況。直到1935年8月初，沙窩會議重申兩河口會議（6月26日）創造川陝蘇區的決定時，還把“紅25軍、紅26軍等活躍在這一地區”作為有利條件之一。而9月8日黨中央在給張國燾力主北上的電文中仍然指出：“擬從右路軍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動，與紅25軍、紅26軍配合，吸引敵人，以利左路軍進入甘肅，開展新局麵。”由此可見，黨中央不僅知道紅26軍，而且將其作為配合紅一、四方麵軍聯手創建川陝蘇區的一枚棋子。

　　陝甘蘇區地位的凸現，是在張國燾企圖危害黨中央之後。9月9日，堅持南下的張國燾背著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並提出“徹底開展黨內鬥爭”。毛澤東得此消息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黨中央率紅一、三軍立即北上，脫離了險境。這一變故，使創建陝甘蘇區的計劃化為泡影，下一步行動安排卻迫在眉睫。9月12日召開的俄界會議認為：中央應該繼續堅持北上的戰略方針，而“當前的基本方針，是要經過遊擊戰爭，……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將來向東發展”。應該說，這是一個沒底的行動計劃，毛澤東已經有了思想準備。謝覺哉說：“過了大雪山的時候，毛主席找我和徐老、林老、董老談話說，看來咱們的部隊是要長期無後方地打遊擊。你們年紀大了，在部隊上長期拖下去，會把你們拖死的。到了甘肅以後，你們可以自找掩護關係，到白區去做黨的地下工作，請要予作考慮。”這個話的具體時間不明確，但多方麵分析應該也隻能是在俄界會議之後。值得注意的是，俄界會議確定的基本方針，並沒有像沙窩會議考慮紅26軍的因素。其中的原因還沒材料能做出準確說明，一個合理的解釋就是陝甘蘇區的實際情況究竟咋樣，很不明確。如果它作為戰略配合的一枚棋子，那無妨大局；但要作為安身立命的依托，就是極其危險的。在這種情況下，哈達鋪找到的那張報紙（徐向前說是《山西日報》，謝覺哉說是7月某日的《晉陽日報》）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這張報紙說：“陝北劉誌丹赤匪部已占領六座縣城，擁有正規軍五萬餘人，遊擊隊、赤衛軍、少先隊二十餘萬人，窺視晉西北，隨時有東渡黃河的危險性。”它明顯地誇大了陝北紅軍的數量，但真實地報道了陝北蘇區6月下旬結束的第二次反“圍剿”的輝煌戰果，讓人相信陝北的確“有相當大的一片蘇區和相當數量的紅軍”。對於處在困境之中的中央紅軍來說，這無疑是雪中送炭。毛澤東當即表態：“首先要到陝北去”。7天之後的榜羅鎮會議，“改變俄界會議關於接近蘇聯建立根據地的決定，確定把中共中央和陝甘支隊的落腳點放在陝北，‘在陝北保衛和擴大蘇區’”。黨中央終於有了一個安身之處，曆時一年的紅軍長征終於有了確定的目的地。更為重要的是，這個落腳點為黨在結束長征後，迅速開創新局麵，贏得了時間和空間。當然，我們不能說沒有陝甘蘇區落腳，中國革命就會失敗，但誰又能肯定不會經曆更加曲折艱難的曆程呢！

　　其次，陝甘根據地對中國革命戰略重心由南方轉移到北方產生了重要影響。近代以來，中國革命長期在南方發展是不爭的事實。太平天國、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土地革命主要都是在南方，包括陝北共產黨人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的活動和在此之後創建根據地的鬥爭，實際上都是南方革命風暴中心的漣漪。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革命的戰略重心才轉移到了北方直至共和國的成立，而陝甘根據地就是這個轉移的出發點。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吳起鎮召開了長征結束以後的第一次會議。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現在全國革命總指揮部到這裏，成為反革命進攻的中心。……我們的任務是保衛和擴大陝北蘇區，以陝北蘇區領導全國革命。”10月29日，毛澤東以陝甘支隊的名義發布了《告紅25軍、26軍全體指戰員書》，說中央紅軍與紅25軍、26軍會師“是西北革命運動大開展的號炮，它將為開展西北蘇維埃運動大局麵、赤化全中國打下鞏固的基礎”。11月30日，毛澤東論述直羅鎮戰役的意義指出：這次勝利為在西北建立擴大的、領導全國反日反蔣反一切賣國賊的革命戰爭的根據地“算是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毛澤東不僅聯係這些具體事件說明中國革命奠基陝甘的意義，還從迎接即將到來的抗日戰爭說明了陝甘根據地是中國革命的起承轉合點。黨中央認為：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將開始以中國工農紅軍為主力的民族革命戰爭的新的曆史階段”。為推動這一新的曆史階段，1935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了落腳後的第一個對外宣言——《為日本帝國主義並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11月28日毛澤東、朱德聯名發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12月10日毛澤東以中央政府主席名義發布了《對內蒙古人民宣言》，表明了抗日反蔣的政治立場和建立抗日反蔣統一戰線的政治態度。直羅鎮戰役剛一結束，毛澤東就開始了“三位一體”的統戰工作。11月26日致信東北軍第57軍軍長董英斌，12月5日致信楊虎城和第17路軍總參議杜斌丞，其間還以紅一方麵軍的名義發布《告圍攻陝甘蘇區的各部隊官長與士兵書》，“基本方針是用積極誠懇方法爭取其反日反蔣”。12月召開的瓦窯堡會議討論並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完滿地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毫無疑問，瓦窯堡會議是極其重要的。同樣，陝甘根據地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了這塊根據地，中央紅軍在榜羅鎮會議之後的20天時間結束了長征，為黨迅速抓住即將到來的抗日救亡高潮的機遇創造了先機。有了這塊根據地，黨中央能夠集中精力思考推動民族革命戰爭的重大問題，在長征結束之後的67天時間裏，就有了瓦窯堡會議的正確決策。有了這塊根據地，黨能與東北軍和第17路軍麵對麵地對話，促成西北“三位一體”聯合戰線率先建立。試想，如果在此期間黨中央仍然四處漂泊，居無定所，那將會是怎樣一幅情景？總之，陝甘根據地在重大曆史轉折關頭為黨中央研究新情況、決定新政策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活動舞台，應是“起承轉合點”的微言大義所在。

　　最後，陝甘根據地是確定紅軍作戰行動方針和向外發展的依托。紅一、四方麵軍會師之後，黨中央就提出了打通蘇聯和共產國際聯係的設想。俄界會議提出的“首先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也包含了這個想法。到了陝北後，毛澤東還多次肯定“紅軍靠近外蒙”是一個根本方針，“打通蘇聯”是紅軍1936年的基本任務，而依托陝北蘇區是實現這個目標的關鍵環節。

　　直羅鎮戰役的勝利，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陝北蘇區的第三次圍剿，紅軍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了。下一步怎麽辦？先期到達瓦窯堡的張聞天致電前方的毛澤東，提出北上寧夏靠近外蒙的建議。11月30日，毛澤東致電張聞天認為：“根本方針仍應是南征東討”，並強調“東討利益是很大的”。第二天，毛澤東再次複電張聞天，詳細說明了自己的想法：“關於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我是完全同意的”，“不同意的是時間與線路問題”。第一，我們必須依據陝北蘇區，用四個月的時間增加紅軍一萬人。第二，最好是走陝西與綏遠，“用戰爭、用發展、用不使陝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二人就這一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溝通。

　　此後，中央政治局就戰略問題向軍團領導幹部征求意見。據《聶榮臻回憶錄》載：“林彪在信中正式向中央提出，要到陝南打遊擊，說這比在陝北鞏固和擴大根據地更重要，而且要求把紅軍主要幹部調出，由他帶領到陝南打遊擊。”12月21日，毛澤東、張聞天致電彭德懷並轉林彪指出：“在日本進占華北的形勢下，陝南遊擊戰爭不能把它提到比陝北等處的遊擊戰爭還更重要的地位，實際上後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遊擊戰爭提到似乎比主力紅軍還更重要的地位，這樣的提法是不妥當的。”很顯然，毛澤東仍然肯定了陝北蘇區對紅軍向外發展的重要地位。

　　12月23日，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上作了軍事問題的報告，其中關於行動方針確定了三個步驟：第一步，在南北兩線給進犯之敵以打擊，鞏固和發展陝北蘇區。第二步，到山西開辟西部五縣以至十幾個縣的局麵。第三步，根據日軍對綏遠進攻的情形適時由山西轉向綏遠，與蘇聯取得聯係。在此後一年的時間裏，紅一方麵軍依托陝北蘇區，東征西戰，精心作好鞏固和擴大陝甘寧根據地這篇文章，使其成為三路紅軍會師之地，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的出發地，黨領導抗日戰爭的戰略後方基地。

　　三、周恩來：“劉誌丹同誌對黨忠貞不貳，很謙虛，最守紀律。他是一個真正具有共產主義品質的黨員。”

　　這是一個借話說話的問題。從題目上看，是講劉誌丹的人格品質和黨性原則，而非對中國革命的貢獻。然而，這的確是關乎黨中央能否落腳陝北並順利開展工作的大問題。因為，對那場突發的迫害事件，劉誌丹能否顧全大局，相忍為黨，不僅是對他個人黨性的考驗，而且關係到這場危機發展的結局。如果這塊根據地也被搞掉了，真如毛澤東所說“那就不得下地”，黨中央連歇腳的地方也沒得了。

　　1935年9月、10月間，在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和新成立的陝甘晉省委的主持下，將包括劉誌丹在內的原紅26軍營以上幹部和西北軍委機關、陝甘邊縣委書記和縣蘇維埃主席以上的幹部幾乎全部逮捕。這場有針對性的錯誤“肅反”事件，是王明“左”傾路線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惡性膨脹的產物。在事件發生和處理過程中，劉誌丹光明磊落，顧全大局，把黨和革命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他事前曾親手接到逮捕自己的密令，仍隻身前往密令發出機關所在地。許多回憶文章解釋這一舉動的原因有二：一是，他認為自己是無辜的，要向有關領導同誌麵陳理由，希望能製止這場錯誤的“肅反”運動。二是，為了不使紅軍自相殘殺，不給敵人以可乘之機，竭力避免衝突，維護黨的利益和團結。黨中央到達陝北後，迅速製止糾正了這場錯誤“肅反”，並在11月底召開了平反會。會上，宣讀了《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宣布劉誌丹等同誌是無罪的，立即釋放，分配工作。不少受害同誌發言，情緒非常激動。劉誌丹也講了話。關於這個講話的內容，李維漢回憶說：劉誌丹說“這次肅反是錯誤的，我們相信中央會弄清問題，正確處理的。我們也相信犯錯誤的同誌會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團結在中央周圍一道奮鬥”。參加會議的楊和亭回憶說劉誌丹講了三點：“一、同誌們受了委屈，現在黨中央正確地處理了這些事情，弄清了問題，大家應該高興；二、中央領導全國，大家都要顧全大局，團結一致，共同對敵，我們要擁護黨中央的決定；三、有些同誌現在身體不好，要休息，要很好地學習馬列主義。”對這次“肅反”事件，劉誌丹認為“這是在錯誤路線影響下當地黨組織犯的錯誤，應當吸取教訓”。對搞“肅反”的主要負責人，劉誌丹表示“當時中央派來的同誌（指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代表團）不了解情況，我對他們本人沒有什麽意見”。對蒙受不白之冤的同誌，劉誌丹告誡大家：“黨內的曆史問題不必性急，要忠誠為黨工作，讓黨在實際行動中鑒定每個黨員”。在當時複雜的情況下，劉誌丹能做到這一點，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對劉誌丹來說，如何處理與紅25軍的關係，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其一，由於曆史的原因，黨內和紅軍存在“山頭”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毛澤東說：“山頭主義是中國社會的產物，是中國革命特殊情形的產物，應該承認這個東西。”其二，在那場錯誤的“肅反”事件中，紅25軍的個別主要負責同誌的確也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至少客觀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這二者從一開始就糾纏在一起並很快地表現出來。1935年9月16日，紅25軍衝破敵人重重封鎖與紅26、27軍勝利會師。這是紅軍長征到達陝北的第一支部隊。為了歡迎紅25軍的到來，劉誌丹親自起草了《歡迎紅25軍的指令》，並派陝甘邊蘇維埃主席習仲勳、陝甘邊軍事委員會主席劉景範前往保安豹子川熱情迎接。會師後，在永坪鎮召開了中共西北工作和中共鄂豫陝省委聯席會議，決定撤銷西北工委和鄂豫陝省委，成立陝甘晉省委，並改組原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這次組織變動，劉誌丹作為一方主要領導人被排斥在新的省委和軍委之外，顯然是不公正的。永坪聯席會議之後，便發生了從小到大、先地方後軍隊的“肅反”事件，直到10月2日勞山戰役之後劉誌丹等一批同誌被投入監獄。這個事件極大地傷害了紅26軍指戰員的感情，也傷害了兩軍的合作與團結。12月31日，毛澤東、周恩來聯名致電彭德懷、徐海東等人，要求“對紅25軍指戰員進行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教育，使他們對地方、對紅26軍、27軍務必發生良好關係，不應以驕傲而輕視的態度批評紅26、27軍；對於紅26、27軍原有幹部之不安與不滿應進行誠懇的解釋，使15軍團全體指戰員團結如一個人一樣。”劉誌丹也教育老部下說：“告訴原26軍的幹部，要尊重紅25軍和中央紅軍來的同誌，他們打仗經驗多，要搞好前後左右的團結，碰到複雜問題，要多動腦子，不要急。”如果說這番話還屬於鼓勵性質的，那麽在東征途中與原紅27軍84師政委張達誌的一番談話，則表明了他對這個問題的深刻看法。劉誌丹說：要說總結經驗的話，不能完全責怪外來的同誌（指紅25軍）。外來的同誌不了解我們西北的革命情況，也不了解我們這些人是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是左派，還是右派。要說責怪的話，主要是我們陝西黨內王明路線的執行者，沒有把我們西北的情況如實地向外來同誌說清楚，並挺身而出製止這場“肅反”運動。如果他們這樣做了，使外來的同誌更多的了解我們，也許不至於造成這樣的惡果。現在問題總算弄清楚了，總算解決了。大家不要再記前仇，應該想大局，想團結，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把革命工作做好，再不要提這回事了。這段話隱含著的發生陝北“肅反”事件的複雜性也許無法搞清楚了，但劉誌丹團結為黨對中國革命奠基西北做出的突出貢獻卻永留青史。

　　事實上，劉誌丹還遇到一個問題卻是來自黨中央的某些疏漏。黨中央及時果斷製止並糾正了陝北“肅反”事件，使陝甘根據地轉危為安，應該給予充分肯定。但是，1935年《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也有缺點錯誤。李維漢說：“由於‘左’傾錯誤路線沒有清算，陝甘邊蘇區的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仍然帶著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所以對他們的工作分配，特別是對一些高級幹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口頭政治報告中論述“本地幹部、本地軍事幹部”問題時承擔責任說：“我初到陝北，開頭忽視了這個問題。這個邊區是高崗同誌他們一手搞起來的，因為我對這個問題處理不好，所以陝北人就講閑話。有人說，陝北人隻能建立蘇區，不能當紅軍。出這樣的言論，是由於對本地一些軍隊處理不好。”為了幫助支持剛剛落腳陝北的黨中央順利地開展各項工作，劉誌丹與毛澤東、彭德懷聯名發布了《告陝甘蘇區工農勞苦群眾書》，號召陝甘蘇區人民勇敢地當紅軍到前方來，用一切力量來保護我們的土地和自由，保衛我們的蘇維埃政權。陝甘蘇區人民並不知道毛澤東何許人物，但“老劉”的話卻有著特殊的號召力、凝聚力。劉誌丹出獄後服從了中央的組織安排：調離紅26軍，出任剛剛組建的紅28軍軍長。劉誌丹對平反後在黨校任班主任的習仲勳說：向受過整的同誌都說說，……要聽從中央分配，到各自崗位上去，積極工作。後方的工作很重要，我們有了鞏固的後方，前方才能打勝仗。綜上所述，劉誌丹的言行對黨中央落腳陝北並能順利開展各項工作，確實發揮了無法替代的特殊作用。這樣的特殊作用來源於他相忍為黨、服從大局的崇高精神和黨性原則。在為劉誌丹的眾多題詞中，這是一個重要的主題詞。朱德、陳雲說他是“優秀的共產黨員”、“共產黨員的模範”。周恩來說他很謙遜，是一個非常守紀律的黨員。毛澤東說他忠心耿耿，為黨為國，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劉誌丹像20世紀50年代的彭德懷，更像“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正是由於他們在特殊曆史時期和事件麵前，相忍為黨，顧全大局，才保證了黨的團結，保證了黨的事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