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春秋人物正解

範蠡：風口浪尖上順舟而下的陶朱公

範蠡，字少伯，楚國人，越王勾踐的重要謀臣。他曾協助勾踐抵禦吳國，越國失敗後，隨勾踐赴吳為質數年，靈活地應付了在吳國的各種複雜情況。回國後他幫助勾踐礪誌複仇、刻苦圖強，經過戰略上的全麵準備，終於使越國滅亡吳國，創建了霸業。後來，他洞察到了越王機險陰狠的為人品格，遂辭別越王，遁入五湖（太湖流域一帶的湖泊），不久，使人載取妻子，遊入齊國，稱鴟夷子皮，仕為上卿。其後又棄官隱於陶（今山東定陶西北），自號陶朱公，以經商致富，據傳他曾寫有《致富奇書》。勾踐在範蠡離越而去後追之不及，因念其大功，使工匠在自己的座側鑄範蠡銅像以誌紀念。

範蠡的政治活動是在越國，輔佐越王反亡為霸、轉衰為興，構成他一生政治活動的全部內容。從《左傳》上看，範蠡首先是一個政治理論家，他以自己簡約深邃的理論指導了越國戰略策略的製定，並在自己的政治實踐中將其身體力行，越國霸業的創建顯示了他作為春秋末年政治理論人物的特色。

順應“天時。”

作為一名政治理論家，範蠡非常重視客觀環境和外部條件的作用，甚至將其看成是政治行為成敗的決定性因素，認為“必有以知天地之恒製，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主張“隨時以行事”，“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他反對背離客觀實際的任意妄為，提出“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認為“爭者，事之末也”。把違背天時的主觀用事看成是不好的行為。越王勾踐即位後，與他商議伐吳之事，他根據自己應天順時的思想，提出了如下的治國理論：“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他首先認為保守成業應該效法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從而持盈保泰，他反對勾踐不顧客觀情況而伐吳，勾踐未聽他的勸諫，興師戰吳，敗於會稽。勾踐在喪敗之餘召他商議，他這次著重強調了“定傾者與人”，認為安定國家，免除危難必須取得人心，人道好謙，傾危之中，應當“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提出了向吳國卑詞乞和、以身為質的策略方針。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他向勾踐提出向吳王嚐糞診疾，以取歡心的建議。勾踐去吳三年回到越國，與範蠡商議複仇之策，範蠡這次著重強調了“節事者與地”的思想，認為成事應當法地，地有包容萬物的全麵性，在萬物的自然發展中成其功利。他主張越國應當等待天時的變化，如果“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後來，勾踐一度急於伐吳複仇，範蠡勸諫說：“強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他認為伐吳的時機尚未成熟，勸勾踐說：“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他向勾踐提出了修兵練武的主張。

範蠡特別強調政治行為應從客觀情況出發，順時應天，以此“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主張將人的能動性與客觀實際相配合，以取得事情的成功。但總的來講，範蠡的思想理論特別注重對客觀實際的遵從，他認為客觀環境具有不斷變化的必然趨勢，“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人隻有等待客觀環境變化到有利的時機，在這種條件下積極努力，事情才能成功。

範蠡將自己應天順時的思想用於軍事鬥爭，製定了待時擊敵的策略，勾踐伐吳報仇時，兩軍對陣，吳國出兵挑戰，範蠡力勸勾踐勿戰，以等待戰機。他解釋說：“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必順天道，周旋無窮。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他提出了天地萬物贏縮轉化的觀點，認為敵軍剛來，銳氣正盛，應等其剛陽之氣耗盡後以兵攻之。

範蠡應天順時的思想絕不僅僅是單純的消極等待，其中包含了在成熟時機下的積極進取。他認為：“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予不取，反為之災，贏縮轉化，後將悔之。”他將這種思想用之於對吳國的最後處理。吳國戰敗後，派人向越國乞降請和，欲效法昔日越對吳的故事，勾踐起先準備許諾，範蠡勸諫說：“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不成，天有還形。”“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他認為辦事應以天時為功用，不應違背天時而自遭懲罰，並提醒越王要防止吳國像越國一樣由衰轉盛，主張乘時滅掉吳國，勿使再興。越王同意他的見解，但又覺得不好推卻吳國的使者，於是範蠡出麵對吳使說：“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製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以上均引自《國語·越語下》）他認為客觀情況如果具備了勝敵滅敵的條件，就應當抓住時機，消時是一個贏縮轉化、陰陽互變的運動過程，人應該辨清形勢，努力不怠，在情況不利的時候盡其陰柔，耐心等待，而在時機成熟的時候積極努力，爭取成功。根據這種思想，他向越王提出過治理國事的三條原則，提出過待機擊敵的軍事策略和滅掉吳國的主張，對越國的政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忠且不愚

範蠡是春秋末期出色的政治家，他受到過傳統文化的影響，又很有智謀，在輔佐越王的實踐中，真正做到了忠與智的統一。

勾踐赴吳為質前，非常傷感，範蠡前去勸勉說：“臣聞‘居不幽者誌不廣，形不愁者思不遠’。古之聖賢，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恥，豈獨君王哉？”（第八十回）勉勵勾踐以樂觀的態度看待不利的遭遇。勾踐臨行前，他又對越國諸臣講：“吾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主上有去國之憂，臣吳之辱，以吾浙東之士，豈無一二豪傑，與主上分憂辱者乎？”激勵諸臣為越國的事業奮鬥到底。範蠡隨勾踐去吳期間，他朝夕侍於君側，寸步不離，有時越王與夫人坐於馬廄之旁，他執鞭立於其側，君臣之禮不去，連吳王夫差也感動地說：“彼越王不過小國之君，範蠡不過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心甚敬之。”（第八十回）有一次，夫差召勾踐入見，勾踐跪伏於前，範蠡立於後，夫差對範螽說：“寡人聞‘哲婦不嫁破亡之家，名賢不宦滅絕之國’。今勾踐無道，國已將亡，子君臣並為奴仆，羈囚一室，豈不鄙乎？寡人欲赦子之罪，子能改過自新，棄越歸吳，寡人必當重用，去憂患而取富貴，子意何如？”夫差以富貴為誘餌，對範蠡公開勸降，範蠡稽首對答說：“臣聞亡國除，出給趨走，臣願足矣。尚敢望富貴哉？”（第八十回）他在夫差麵前承擔了敗國責任，實行自我貶損，以此委婉而堅決地拒絕了吳王的勸降。夫差見他不降吳，很不高興地對他說：“子既不移其誌，可仍歸石室。”範蠡回答：“謹如君命。”夫差本想以囚禁生活相威脅，範蠡卻故意將他的話視為君命，表示堅決遵守，使夫差再也無話可說。在吳王的軟硬兼施、威脅利誘麵前，範蠡機智地表現了自己的忠貞立場。他在勸勾踐為吳王嚐糞診疾時，勾踐起先不肯，他對勾踐說：“夫欲成大事者，不矜細行。不如此，何以取其憐乎？”（第八十回）正是靠他這一策略的實施，吳王才下定了赦放勾踐的決心。據說勾踐自嚐糞之後，常患口臭，回國上朝時臭氣尚存，範蠡知城北山上生長一種名叫蕺的植物，有腥味，可食，便讓人采下蕺草，舉朝皆食，諸臣上朝後俱有口臭，也就覺不出勾踐的口中氣息。範蠡用這種方式淆亂其氣，維護了君王的威信和尊嚴。

範蠡曾以應天順時的理論來指導越國的政治實踐，他同樣用這種思想來指導個人的生活行為。越國滅吳稱霸後，勾踐在祝賀的宴席上聽到有讚揚大臣之功的歌詞，麵失喜色，範蠡以他機敏的洞察力看到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他私歎說：“越王不欲歸功臣下，疑忌之端已見矣！”（第八十三回）次日他入辭越王說：“臣聞‘主辱臣死’。向者，大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欲隱忍成越之功也。今吳已滅矣，大王倘免臣會稽之誅，願乞骸骨，老於江湖。”

越王惻然泣下，他以戮其妻子相威脅，拒絕範蠡離去，範蠡回答說：“臣則宜死，妻子何罪？死生惟王，臣不顧矣。”晚上乘扁舟而遁。範蠡懂得，隻有在敵國存在的環境中，君主心目中才有謀臣的價值，敵國破亡了，客觀環境變化了，謀臣的價值自然就會喪失，一個沒有價值的智謀之士必然被君王視作威脅統治的心頭禍謀臣，在成功後的必然選擇隻能是棄官離去、隱居一方，以避免成為下一步政治鬥爭的犧牲品。越王另一功臣文種後期的遭遇從反麵說明了範蠡這一選擇的正確性。

據傳夫差愛妾西施被範蠡離開時一並帶走。明人高啟認為範蠡並不是迷戀西施的傾國之色，而是包含著熱愛越國的一片苦衷。他在吳江縣作《三高祠三首》，其中雲：功成不戀上將軍，一舸歸遊笠澤雲。

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留傾國更迷君。

但更多的人確信，西施歸越後，勾踐夫人暗中派人將西施綁上大石，沉於江中。也有人認為是範蠡將其沉於江中。清人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借林黛玉之手感歎西施的命運不及當年效顰的東施，作《西施》一詩，看來是相信沉江一說，認定範蠡是獨身離吳的。其詩曰：一代傾城逐浪花，吳宮空自憶兒家。

效顰莫笑東村女，頭白溪邊尚浣紗。

然而，範蠡以自身所具有的才智，是絕不甘心於終身隱居、老死江湖的。政治鬥爭中失去了他的價值和地位，他把自己的才智投之於政治之外的經商貿易活動，他在這個領域重新獲得了自己的價值。越為臨海之國，非農業的生產經營必然形成他們的商品交換活動，範蠡早先就有很強的商品意識。當年勾踐陰圖吳國，欲將西施獻於吳王，範蠡奉命聘西施入城，國人慕美人之名，出郊爭相觀看，道路被人流擁塞，範蠡將西施停於館舍，布告說：“欲見美人者，先輸金錢一文。”他設櫃收錢，頃刻而滿，西施在郊外停留三天，收獲金錢無數，他用美人展覽所得的金錢來充實國庫。商品意識加上他的才智，使他輕而易舉地獲得了不少錢財，現在，他棄政從商，專搞貿易，實際上是進入了另一個熟悉的活動領域，據在政治活動之外找到了自己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