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輪台之詔

一、武帝晚年思想的變化

漢武帝晚年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由多欲政治而改弦更張為養民富民與民休息。

之所以產生這樣的變化,首先是由當時的政治形勢決定的。

漢武帝即位不久,即從元光二年(前133),開始對匈奴的進攻實施反擊政策,直到征和三年(前90)李廣利出師匈奴不利,對匈奴的戰爭長達四十餘年之久。

憑借著“文景之治”時期積累起來的巨大財富,漢武帝終於以“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的巨大代價,將匈奴勢力逐往漠北,致使“漠南無王庭”,徹底扭轉了對匈奴戰爭的不利局麵。

同一時期,漢武帝又廣開三邊,四處出征,大肆開疆拓域,因此,戰爭連年不斷。

無數的戰爭致使漢王朝軍事費用日益擴大。

例如元狩四年(前119)衛青、霍去病大舉深入進攻匈奴這一戰役,漢武帝僅僅對有功將士的賞賜就花費了五十萬錢,相當於漢政府當時全年的總收入,其他軍備損耗和糧草運輸費用還未計算在內。

除了對外征戰、討伐外,對內,漢武帝好大喜功,奢侈無度,大修宮殿,廣置苑囿,封禪祭祀,尋藥覓仙,四處巡遊,無數的財富都被白白揮霍掉了。

又如元封元年(前110)的那次泰山封禪大典,漢武帝整個行程九千公裏,沿途“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

各方麵的開支耗盡了國家的財富。

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彌補日益空虛的國庫,漢武帝又采取了更換幣製、算告、鹽鐵官營等各種新的財政經濟措施。

雖然這些措施也曾起到了一定作用,號稱“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但是,正如當時人所指出的:“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民間。”

漢武帝雖然名義上不增加正稅,但是各種負擔最後總還是要出自勞動人民身上。

以上種種情況,造成了大量丁壯男子出征四方;而繁重的兵役、徭役和賦稅剝削,致使廣大勞動人民無法忍受,他們隻得四處流亡,使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故《漢書·食貨誌》如此論載:“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天下虛耗,人複相食。”走投無路的農民隻好揭竿而起,武裝反抗統治者的剝削、壓迫。

漢武帝便派中央大員為特使到各地征集軍隊殘酷鎮壓,命令“繡衣使者”分赴各地,監督地方官吏鎮壓農民起義;但農民的起義鬥爭仍舊轟轟烈烈,漢武帝又頒布“沈命法”,結果導致地方小吏害怕被誅而不敢上報農民起義情況,郡守、國相也因懼怕牽連而相互隱瞞事實真相,相互蒙混,致使農民起義越來越多,局勢更加動蕩不安。

上文曾述,對於國內這種嚴峻至極的形勢,漢武帝也早有覺察,他也明白統治人民必須剛柔兼施,不能一味殘酷鎮壓,還要輔以仁政,以休養生息百姓。

但是,漢武帝也有自己獨到的打算,即他想在自己統治期間內把該做的事情都做完,而讓承繼的後世帝王來“守文”。

因此,他未曾想在自己此生改變統治方針,而是將此希望寄托在性格仁恕寬厚的衛太子劉據身上。

漢武帝曾對大將軍衛青說過:“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淩中國,朕不變更製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

若後世又如聯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

太子敦厚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

欲求守文之者,安有賢於太子者乎!”

因此,漢武帝雖然知道自己的四處征伐“不得不勞民”,不能永遠這樣做下去,但他想在此生把文治武功完成,而讓太子劉據去守成,改變政策,與民休息。

所以,武帝當時決定仍要繼續施行自己的統治方針,尤其是在對外關係上,始終保持著勢不可擋的攻擊勢頭。

但是,到了征和年間(前92—前89),不願改弦更張的漢武帝卻被巫蠱之禍徹底打亂了部署,太子被迫自殺。

不久,漢武帝發覺巫蠱事件多屬陷害,大都是亂臣故意製造的冤案,這才明白太子劉據的冤情。

但太子已死,悔恨不及了。

而緊接著,貳師將軍李廣利率領大軍出征匈奴亦因巫蠱之禍的牽連而兵敗投降。

這一連串事件對漢武帝的打擊之重和刺激之深,是不言而喻的。

遭受太子之死和李廣利降敵一係列重大變故之後,漢武帝終於靜心追悔往事,檢討一生的失誤,他感到自己必須轉變統治思想,即結束自己一貫的多欲政治和勞民政策,而轉入守成的、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

當時的客觀原因,也是促成漢武帝晚年政治思想轉變的重要原因。

在漢武帝時代,秦朝滅亡的教訓時時印在他的腦海裏,為他所借鑒。

先是漢初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在統治方針上實行與民休息政策,像輕徭薄賦、平獄緩刑等等。

到了漢武帝時,當社會危機日益嚴重的時刻,漢武帝也就自然地想到了“亡秦之跡”,因此不敢過度勞民,而是文武之道,一張一弛。

所以當他看到日益惡化的政治形勢時,終於決定轉變自己的統治政策。

有學者還認為,當時社會意識形態的變化也是漢武帝能夠改變統治思想的一個重要因素,而這種意識形態的變化也是借鑒秦亡教訓而出現的。

我們知道,秦代利用法家思想作為統治思想,這種思想強調單純的、沒有韌性的法治,表現在統治政策上則是一味地有張無弛,不允許它有任何的變動。

漢朝建立之後,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用黃老思想作為統治思想,他們認為武功之後,必須施行文治,才能穩固統治,才能說是成功的。

陸賈就曾對漢高帝說過,過去騎在馬背上打天下,但現在不能騎在馬背上治天下了。

漢朝初期的政論文章,都大量充斥著吸取秦朝滅亡教訓的論點。

到了漢武帝統治時期,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新的儒家思想占據了當時思想的主導地位。

這種思想主張以刑輔德,而且含有許多“更化”的思想,與純粹的儒家思想相比,有較大的因時製宜的靈活性。

這種思想的出現,當時也有漢武帝借鑒秦亡的曆史因素,所以,當社會險象向他襲來時,“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的漢武帝終於在現實麵前轉向“守文”,這也是可以從當時的思想上得到詮釋的。

另有研究者認為漢武帝晚年的思想轉變還與其一貫比較能夠聽取臣下意見和注意選用人才有關。

對於古代帝王來說,能否納諫、用賢對於他們的統治關係重大,納諫、用賢可以說是帝國專製製度有效的解毒劑。

漢武帝在納諫、用賢這方麵一貫做得相當好,這在前文已有詳述。

到了晚年,他仍能采納臣下,像壺關三老令狐茂、郎官田千秋等人的建議,敢於公開否定自己,承認錯誤,進而轉變統治思想。

漢武帝晚而改過,改變其統治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的事實:

第一就是他宣布廢止迷信活動。

漢武帝一生曾不惜巨資求仙覓藥,煞有介事地進行各種迷信活動。

經過幾十年毫無應驗的尋求實踐,客觀現實終於促使武帝逐漸悔悟,他對求仙覓藥之事開始懷疑,進而摒棄。

征和四年(前89),當大鴻臚田千秋提出方士們所鼓吹的神仙之事毫無應驗應該廢止時,漢武帝立即肯定田千秋所奏甚“是”,下令將那些靠迷信活動騙取爵祿、錢物的方士統統罷免、驅散。

漢武帝還頗有感觸地對群臣說:“過去自己太愚蠢,屢屢被方士所迷惑、欺騙。

天下哪有什麽神仙奇藥呢?

都是虛妄妖言。

隻要注意飲食服藥,減少身體疾病就是最好的辦法了。”

這種反悔、罷方士的思想不僅極為可貴,而且是符合科學道理的。

廢止方士的迷信活動,是漢武帝思想轉變的一個方麵,更重要的是他開始認識到了自己的“狂悖”,認識到了由於自己的狂悖而浪費了天下的人力、物力,使百姓愁苦。

征和四年三月癸巳,漢武帝禪石閭,會見群臣,講道:“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百姓,悉罷之。”作為一個皇帝,麵向群臣公開承認錯誤,表示今後不再做勞民傷財的事,誠懇自責,這在曆史上是少見的。

其實,漢武帝的這種轉變絕不是偶然的。

早在鎮壓農民起義時,他就注意到官吏對農民私征太重,造成社會的不安定。

像元封四年(前107)關東出現二百萬流民時,有些大臣主張把其中四十萬“無名數者”當做罪人遷往邊地時,漢武帝便嚴厲譴責當時的中央與地方官,並作《流民法》,把農民固定下來。

此處就可以看出漢武帝已經注意到漢王朝出現動亂的原因,隻是還沒有後來這種明確的認識之深刻而已。

漢武帝晚年的思想變化還可以從他對待衛太子的態度上略窺一斑。

還在“巫蠱之禍”之前,漢武帝每次離開首都外出巡遊時,朝政都要交給太子劉據處理。

劉據的性格和作風與漢武帝恰恰相反。

漢武帝治國用嚴刑酷法,重任酷吏,而衛太子性情敦厚,用法寬疏,經常把漢武帝處理過的案件平反。

衛太子的這種做法得到了百姓的擁護,可是漢武帝所信任的那些“深酷用法者”卻不高興。

衛太子之母衛皇後懼怕太子因此而使漢武帝生氣,便悄悄囑咐太子要按照漢武帝的方法辦事。

然而,當漢武帝聽說此事以後,卻不責備衛太子,反而認為衛皇後不應這樣勸導太子。

很顯然,這是漢武帝在鼓勵衛太子避免用刑嚴酷,而主張寬簡為政。

漢武帝還認為自己的對外用兵太“勞民”,當太子勸諫他時,他不僅不生氣,反而笑著說:“我這樣做不正是為了讓你安逸一些,不為打仗的事而操勞了嗎?”

由此可以看出,漢武帝晚年對衛太子的寬刑簡政是相當讚賞的,已經認識到嚴刑、武力是不能長治久安的。

所以,“巫蠱之禍”發生之後,漢武帝對主張為政寬緩的太子十分思念,於是修建“思子宮”,築“歸來望思之台”,並嚴懲有意陷害太子的江充之類的人。

漢武帝對太子劉據的態度及思念,正表現了他對自己為政過錯的反思。

這種反思,終於導致了他思想認識上的變化,並進而形成統治政策的轉變。

二、“輪台一詔嗟遲暮”

漢武帝晚年在統治思想上發生了巨大的轉變,表現在行動上則是他對自己的一貫堅持的統治政策的改變。

漢武帝統治政策改變的轉折點就是曆史上有名的“輪台之詔”。

在“輪台之詔”發布以前,漢武帝的諸多行動都已經表現出他在逐步調整自己的統治政策。

還在太子劉據兵敗外逃的時候,有一位壺關(今山西黎城東北太行山口)三老令狐茂上書武帝,認為太子劉據是皇帝的繼承人,不可能造反,隻是江充等人逼迫太子太甚,而太子又見不到皇帝,無法申訴,因此不得已才殺江充,“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並要求漢武帝立即停止追捕太子,不要讓太子逃亡在外。

而且還用十分尖銳的語句批評了漢武帝的錯誤,像“臣聞……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

……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

這不是在明明白白地罵武帝“父不父”“君求不君”嗎?

朝臣們見了這個上書,個個嚇得誠惶誠恐,不敢說話。

可是,漢武帝卻被罵得清醒多了,他沒辦令狐茂的罪,但也沒有拿出個具體對待太子的主意來,結果太子被逼自殺。

令狐茂上了這麽一封措辭嚴厲的書,倒啟發了在漢高帝廟擔任守衛的郎官田千秋。

太子死後,他也上書為太子申冤,並說是夢中一位白頭翁讓他上書的。

當時漢武帝可能正處在太子死後的痛苦、懊悔之中,所以他立即召見田千秋說:“父子之間的關係,人很難言明。

你能說明太子不是造反,這是高帝廟神靈讓你教我的。

你應當成為我的輔佐大臣。”於是便拜田千秋為大鴻臚(九卿之一)。

漢武帝破格提升田千秋,成了他改變統治思想、自我悔過的一個信號。

接著他便下令斬殺江充全家以及在巫蠱之禍中所有推波助瀾之人,並深切思念太子。

他所斬殺的人大都是“深酷用法者”,這便為那些“寬厚長者”讓出了施展文治的機會。

到了丞相劉屈被腰斬後,其職位由田千秋繼任。

田由九卿再升丞相,清楚地表明了漢武帝悔罪的決心。

征和四年(前89)四月,漢武帝應田千秋的請求斥逐為他尋仙覓藥的方士,正式顯示出他即將實行重大轉變。

此時,漢朝正遣重合侯馬通率四萬騎擊匈奴;又令開陵侯率樓蘭等六國兵攻擊依附於匈奴的車師,與馬通軍配合,迫使車師王投降。

於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禦史大夫等提出增派軍卒到西域渠犁、輪台一帶屯田,再“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蓄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蘇”。

原來早在太初四年(前101)李廣利征服大宛後,在班師途中順道滅掉了輪台,漢武帝即在輪台置使者、校尉,屯兵數百人墾田,修築亭障,作為供應漢朝與西域使者給養及經營西域的基地。

此次桑弘羊等人所請求的僅是增加在輪台屯田的士卒和移民,同時繼續擴大輪台原有屯田的數量,擴建亭障,逐步把輪台建成更大的控製西域的據點。

這一建議,若是在以前,漢武帝肯定會立即同意的,但此次他卻不再同意,因為此時漢武帝已經決定要改變自己的統治政策了。

恰在此時,前線又傳來了貳師將軍李廣利兵敗投降匈奴的消息,漢廷損兵折將無數。

因此,漢武帝便斷然拒絕了桑弘羊的請求,而且以此為契機,於當年六月下詔“深陳既往之悔”,這就是著名的“輪台之詔”。

漢武帝的這個詔令,是他真正改變以往那種好大喜功、不惜民力、窮兵黷武的作風和政策的開始,由此而把治國的重點從戰爭轉向了發展生產、與民休息,實行富民政策。

在對外關係上,他既不願意再對匈奴用兵,也不願意接受桑弘羊屯田西域的請求,總之是抱著十分消極的退守政策。

在國內問題上,主張恢複西漢初年“休養生息”的政策,更提出了富民養民問題。

所有這些都說明,漢武帝晚年對內、對外的統治方針、政策,確實真正改變了,徹底走上了“與民休息”的道路。

輪台之詔頒布後僅兩年,漢武帝便逝去了。

他的罪己詔雖然不能像所謂的“禹湯罪己,其興也悖(勃)焉”那樣,臻漢室於鼎盛,但它畢竟挽回了漢室將頹之局,產生了許多積極的效果,遍布於各地的農民暴動暫時緩和下來了,一些尖銳的社會矛盾也得到了緩解。

輪台之詔既為以後漢昭帝、霍光建立“守文”局麵提供了便利條件,也為“昭宣中興”之世的出現奠定了政治基礎。

總之,輪台之詔標誌著漢武帝末年統治政策的轉折點,漢武帝正視自己的過失,勇於改正自己的錯誤,停止連年征伐,強調“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複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把政策的重點放在了發展生產、減輕農民負擔、恢複民力上,因而出現了社會安定的轉機。

對此,司馬光評價說:“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弊,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哉無幾矣。

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弊,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本書第五章第三節引用的一首詩曾就輪台詔感慨雲:“輪台一詔嗟遲暮,多少春閨恨未平。”不過,用曆史的眼光來看,似乎更需要重視這樣的意義:漢武帝在治理西漢王朝的偉大事業上一往直前,探索不息,不僅善於謀策取勝,而且也善於從失敗、挫折中吸取教訓,總結經驗,把西漢王朝繼續推向前進。

他在遲暮之年翻然悔過,根據新的形勢,重新製定促進社會繼續發展的策略,保證了西漢王朝數十年的盛世,也把他的宏偉一生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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