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民眾的反抗鬥爭

一、饑民與流民

漢武帝統治的中後期正是西漢帝國的極盛時期。

然而,國富並非民強。

曆代王朝“盛世”局麵的背後無不隱藏著以皇帝為首的地主階級對廣大勞動人民殘酷的剝削與壓迫這一事實。

漢武帝統治時期的文治武功把西漢王朝推向了盛世局麵,但其同樣是以廣大勞動人民的血汗甚至是生命為代價的。

連年征戰的軍事開支和皇宮的巨額費用造成了西漢政府財政開支的惡性膨脹,也給廣大勞動人民增加了沉重的負擔,因為這些巨額費用無一不是從廣大勞動人民身上壓榨出來的。

到了漢武帝統治的晚期,廣大勞動人民再也承受不了過高的賦稅和徭役負擔,再加上地主階級日益擴大的土地兼並、掠奪以及頻繁的自然災害,致使他們逐漸敗家破產,要麽淪為饑民,要麽被迫離開土地淪為流民。

其實,這種情形,在漢武帝統治的“盛世”時期,就已經出現了。

對於漢武帝時期最初出現的流民與饑民問題,我們可以從漢武帝每次對匈奴作戰勝利後大量徙民興建民屯、充實邊防上略見一斑。

漢武帝時期大規模的移民活動共有三次。

據《漢書·武帝紀》載:“(元朔)二年(前127)……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這是在衛青、李息等率軍驅走匈奴、收複河南地之後,漢武帝實行的第一次大規模移民活動。

其中“募民徙朔方十萬口”一句頗能說明饑民與流民問題。

當時,願意被征募、背井離鄉遠徙邊防的,當然是那些無計可生的饑民與流民了;而一次就征募十萬口,說明了當時饑民與流民數量之多,問題之嚴重。

看來,漢武帝大規模移民不僅僅是為了充實邊防,還有解決當時饑民與流民問題之意。

還是《漢書·武帝紀》的記載:“(元狩)四年(前119)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

這是漢武帝在用兵匈奴和東越歸降之後,施行的第二次大規模移民活動。

很明顯,此次移民的主要目的則是為了解決關東貧民問題,而充實邊防之急就次之了。

漢武帝施行的第三次大規模移民活動亦見於《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前111)……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這次移民史書未標明其人數,但可以肯定數目不少,規模亦相當大。

此次移民的主要目的之一也在於安置失掉土地的貧苦農民。

總之,漢武帝實行的數次大規模移民活動,把所移之民安置在邊郡上,並以民屯形式組織起來,不僅是為了加強、充實邊防,更有解決當時普遍存在的饑民和流民問題的現實意義。

我們不僅可以從漢武帝通過移民邊防興建民屯以安置饑民和流民來認識當時的饑民與流民問題,還可以從他設置軍屯上來進一步了解這個問題。

漢武帝設置軍屯的最主要目的不可否認是為了加強邊防,但在實際上也解決了當時許多農民的土地問題。

因為當時的戍兵大都是來自在家鄉失掉土地的農民,為了不至於淪為流民或者餓死,他們就充當戍兵來到邊防,通過軍屯來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

漢軍征服大宛後,在輪台(今新疆輪台東)、渠犁等地屯田,屯田士卒最多達六十餘萬人,解決了大量的饑民與流民的土地問題。

同時,在這一時期,也正好處於漢武帝四處征伐的高峰。

他深知對於廣大勞動人民不僅不能無限製地壓榨,而且還得繼續設法防止他們因破產而淪為饑民和流民,否則,一旦引起社會動亂,將直接危及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乃至他的整體戰略。

因此,他繼續實行以前“優惠”農民的那些辦法,如受鬻法、賑恤、部分減免賦稅等;他還注意到解決農民對土地的需求問題;他依然通過大規模的興修水利來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繼續設置軍屯和民屯來解決那些已經破產的饑民和流民的生計問題。

但是,這些措施都帶有一定的應急性,隻能取得局部的或暫時的效果,不能徹底地解決當時的饑民和流民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大規模的饑民和流民問題終於出現了。

元封四年(前107),關東出現了二百萬流民的事件。

據《漢書·石奮傳》可知,關東各地長期存在著“盜賊公行”的問題,其積攢到最後,終於導致了這次的大流民問題,其中四十萬口為“無名數者”,即無戶口可核的農民。

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基本上是“惟吏多私,征求無已”,也是多年來“河水滔陸,泛濫十餘郡”的一個後果。

麵對大量流民出現,“朝廷公卿”再次主張把其中四十萬“無名數者”當做罪人遷移到邊地上去。

此時漢武帝尚未老而昏惑,因此不同意這樣做。

而石奮卻以丞相身份上書堅持此意。

武帝大怒,下書嚴厲斥責說,老百姓離開鄉土都是那些不法官吏逼出來的,如果把四十萬無罪的人都送到邊疆去,這不是更叫老百姓動蕩不安嗎?

武帝除了堅定地責令中央與地方官外,還依照流民法,把農民都固定下來,因而這次流民事件沒有繼續擴大。

但是,漢武帝仍然未能從根本上消除饑民與流民問題。

這個問題始終積存在社會之內,而且愈演愈烈。

到天漢年間(前100—前197),這些問題終於演化成為農民起義。

二、農民起義的爆發

隨著饑民與流民問題的日益嚴重,漢武帝統治後期的矛盾也越來越尖銳,天漢年間,大範圍的農民武裝起義爆發了。

此前,漢武帝雖然也曾經采取了許多措施來安置、撫慰饑民和流民,但並未能根本解決這個問題。

此後,由於戰事更加繁多,他也逐漸忽略這個問題了。

漢武帝的謀士徐樂也曾提醒漢武帝說,天下之患不在於瓦解而在於土崩,吳楚七國之亂好比瓦解,很快就平定下去了;而陳勝、吳廣起義好比土崩,終於把秦王朝推翻了。

徐樂已經認識到饑民與流民問題的嚴重性,並且預感到農民起義的威脅。

但是,這卻並未引起漢武帝的重視。

這次大範圍的農民起義的爆發也有其直接原因。

漢武帝太初二年(前103),李廣利率兵出征大宛,前後發兵十餘萬人,但卻屢遭不利,還兵敦煌;趙破奴率兩萬騎兵出征朔方,卻全軍覆沒;天漢二年(前99),李廣利又率三萬騎兵出酒泉,再遭匈奴包圍,兵員損失十之六七;李陵出擊匈奴,也遭敗降。

用兵大宛本來就征調了全國的人力物力,已使農民疲憊不堪;此役初罷,接著又用兵匈奴,更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且連年征戰敗多勝少,民怨沸騰。

在舊有的饑民與流民問題基礎上,再加上這些新的情況,終於把新舊矛盾推向高潮,引發了農民的武裝起義。

漢武帝時期的農民起義,主要分散在關東地區,尤其在黃河上遊連年遭受自然災害的地區,農民的反抗鬥爭更加激烈。

比如東郡,“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賊”。

這裏是各種矛盾都比較集中的地區,農民起義也首先從這裏爆發。

當時任郎官的吾丘壽王奉詔出任東郡都尉,並身兼郡守之職。

但是,由於農民起義聲勢浩大,吾丘壽王束手無策,隻好改換人馬。

天漢二年(前99),與東郡相鄰的泰山、琅琊兩郡,又爆發了徐勃領導的農民起義。

起義軍在徐勃等人的率領下,利用當地險要的地勢同官軍展開了激烈的戰鬥,他們攻取城邑,截斷交通要道,控製了兩郡周圍廣大的地區,力量迅速壯大,以至於朝廷的官兵奉命前來鎮壓時,不敢直接同他們交鋒,隻得采取分部進攻、圍剿的辦法。

此外,在大江南北,還有數支農民起義軍同時舉行武裝起義。

如南陽郡(郡治今河南南陽),有梅免和百政領導的起義軍;在燕趙(今河北一帶),有堅盧和範主領導的起義軍;在楚(今湖北一帶),有段中和杜少領導的起義軍。

這些農民起義隊伍,大的有數千人,小的也有幾百人,他們各自都有自己的旗號。

農民軍到各地攻打城邑,奪取糧倉,占領兵器庫存,釋放在押的犯人,還捕殺地方長吏,懲治縣鄉官員,沉重地打擊了西漢王朝的統治。

三、“沈命法”

各地的農民起義震撼了西漢王朝的統治,也震動了漢武帝。

他連忙采取各種措施鎮壓風起雲湧的農民起義軍。

他先派禦史中丞、丞相長史到各地鎮壓農民起義,並加強對各郡縣的督察;又命光祿大夫範昆及原九卿張德等,持皇帝虎符發兵圍剿。

這些大臣穿著繡花的衣服,手拿皇帝親賜的節杖,前去鎮壓各地農民起義,卻擁有一個好聽的頭銜,叫做“繡衣使者”。

繡衣使者擁有特殊的權力,可以直接處死剿殺農民起義不力的刺史和地方官吏。

他們親自率領的兵力更多,所到之處,成千上萬地屠殺起義軍,甚至對供應起義軍飲食的群眾,也大批殺害。

盡管漢廷派出重臣和大量兵力對起義軍進行殘酷的鎮壓,但是仍然無法將各地起義軍鎮壓下去,而且還有愈烈之勢。

有的起義軍白天和幹活的老百姓一起種地,黑夜裏就出來打擊官兵,四處出沒,弄得繡衣使者也束手無策,無計可施。

為了徹底鎮壓農民起義軍,撲滅各地農民起義的火種,漢廷製定出了強迫各地地方官吏嚴厲圍剿農民起義軍的法令——“沈命法”。

“沈命”即沉命,也就是沒有性命的意思。

據《漢書·鹹宣傳》記載:“……(起義軍)散卒失亡,複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群,無可奈何。

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也就是說,官吏凡是不能及時發現起義軍,或者發現了而捕剿不徹底的,二千石以下至一般小吏,都要被處死。

同“沈命法”相配合,漢王朝下詔書嚴令關都尉加強檢查關卡出入,徹底切斷各地農民起義軍之間的聯係。

漢廷企圖通過“沈命法”等措施,徹底鎮壓和熄滅各地農民武裝鬥爭。

“沈命法”的製定和施行,對督促各地官吏積極鎮壓農民武裝鬥爭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漢廷派出的繡衣使者依照“沈命法”對各地官吏進行督察,迫使他們不得不加強對轄境內農民的防範措施,並全國圍剿轄境內的農民起義軍。

有一個叫暴勝之的繡衣使者,十分殘暴,他按照“沈命法”,專對那些鎮壓農民起義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吏挑毛病,說他們不用心鎮壓農民起義,動不動就依照“沈命法”把這些官吏處死。

州、郡官員聽到他快來了,都萬分恐懼,便拚命發兵圍剿農民起義軍,結果使許多反抗官府的農民都被極殘酷地鎮壓了。

但是,各地起義軍仍不畏強暴,不屈不撓地堅持進行鬥爭,再加上許多地方官吏大都腐敗無能,各地的農民起義不僅沒有被平息,有的甚至仍然處於發展之中。

有些地方官吏唯恐遭到殺身之禍,便隱匿軍情,再也不敢向上報告農民起義軍的情況了。

漢武帝統治後期農民起義的爆發及其英勇鬥爭,說明此時階級矛盾的發展已經演化到了十分尖銳的地步,隻是由於農民起義軍的規模較小、力量分散,加上西漢王朝仍然十分強大,對其進行殘酷的鎮壓,特別是“沈命法”的製定,更加強了官吏對農民起義鎮壓的力度,結果使各地農民的武裝鬥爭逐漸趨向低落。

武帝末年的農民起義及其鬥爭對漢武帝晚年的統治政策也產生了巨大影響。

不管他認識到與否,總之,農民的反抗鬥爭迫使他不得不放棄一味暴力鎮壓的政策。

他從農民武裝起義的出現以及殘酷鎮壓仍遭失敗的教訓中,逐漸認識到必須使用較為緩和的政策,才能繼續維持西漢王朝的統治,這也從某些方麵促進了他晚年統治思想和統治政策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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