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恩威並施，四方臣服
一、平滅南越叛亂
元狩四年（前１１９）以後，作為西漢王朝最大邊患的匈奴帝國在經曆三次大規模戰爭衝擊後已元氣大傷，曆時近十五年的西漢王朝反擊匈奴戰爭最終以武帝誌滿意得而告終。
盡管這場戰爭是殘酷的，勝利的代價是沉重的，但漢王朝第一次用鐵與血樹立起了自己天朝大國的尊嚴，在東亞大陸兩大強國的國力角逐中贏得了最終勝利，並有可能將其關注的視線拓展開去，重新審視其廣大的周圍環境，確定新的進取目標。
而元鼎四年（前１１３）所發生的兩件事更使武帝一度平靜的心境重新燃起了進取之火：一是這年夏天在後土祠旁獲得寶鼎。
這對一向好仙求瑞的武帝不啻為一大喜訊，而與其同時的財政改革業已初見成效，互為印證，使他更堅信皇天對自己的偏愛。
另一件事則是屯田敦煌的南陽新野人暴利長獻渥窪水所生的奇馬。
武帝一時興起，做了寶鼎、天馬的歌賦。
這位雄才大略的漢天子決定趁此祥瑞誌得之際，徹底對其帝國四境加以經略。
南越、滇、夜郎、衛氏朝鮮、西羌這些一度與西漢對抗的民族、地方政權，成為新一輪開疆拓土、大宣武德的首要對象。
嶺南地區是我國古代越族聚居地。
早在商周時期這裏就已與中原地區建立了一定的政治、經濟聯係。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２１４）嶺南歸入秦帝國的正式版圖中。
秦漢之際，原秦南海郡龍川縣令趙陀自立為南越武王，成為割據地方的獨立勢力。
漢興之後，高祖鑒於天下初定，國力虛弱，加之南越據五嶺天險，且氣候濕熱，與中原迥異，於是采取剖符通使，封王冊地的方式，使南越從形式上成為漢的蕃屬臣邦。
但實際上，由於民族、曆史、地理諸因素的影響，南越始終是一個帶有相當大獨立性的地方民族政權。
呂後執政時期，實行封鎖性製裁，雙方關係緊張。
後趙陀以自家在中原的祖墳被掘為由，正式打出與漢中央對抗的旗幟。
他自稱為南越武帝，發兵攻打長沙邊邑，並擊敗了前來鎮壓的政府軍。
同時又積極“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其勢力範圍東西達萬餘裏，顯赫一時。
趙陀“乘黃屋左纛，稱製”，儼然成為一國中之國。
呂後死後，諸呂相繼敗亡，一度動蕩的中央政權局勢又恢複了穩定。
趙陀迫於中央壓力，對外取消了帝號，重新稱臣朝請；但對內仍以皇帝自居，不受朝廷任何約束。
建元四年（前１３７）趙陀死，其孫趙昧繼承王位。
建元六年（前１３５），閩越與南越發生軍事衝突，初登王位的趙昧恐局勢不利，急派使臣上書武帝：“今閩粵（越）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遂借武帝之手消滅了閩越。
戰爭結束後，趙昧對朝廷大為感激，派其子趙嬰齊前往長安入侍宿衛，並一再表示願親自朝見武帝。
但由於南越君臣上下對“內屬”活動並非真正感興趣，趙昧後借口生病使這一許諾成為空談，並未成行。
十幾年後，趙昧病故。
其子趙嬰齊時已在長安娶妻生子，歸國即位。
十幾年的長安生活並未使這位新繼位的南越王對漢廷感恩戴德。
在其奏請冊封太子的奏書被批準後，麵對朝廷專使的多次詔諭，趙嬰齊置若罔聞，一再稱病不朝。
嬰齊死後，其子趙興繼立為王，其母氏便成為來自長安的王太後。
鑒於新一代南越執政人物都生於長安，親漢意向明顯，漢廷認為徹底解決南越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
於是，元鼎四年（前１１３）武帝派王太後早年在長安的舊情人安國少季帶領辯士終軍及勇士魏臣等再往南越遊說，漢朝的態度是明確而富有人情味的，但這次“玫瑰花加橄欖枝”的特別出使，卻直接導致了南越政權的最終分化，並使漢王朝和平解決南越問題的願望徹底破滅了。
原來趙嬰齊死後，當時南越統治上層已日益分化成了兩派：一派以王太後氏為首，爭取趙興及其近臣，親漢態度明顯，曾上書武帝，主動要求內比諸侯，三歲一朝，撤除邊境關卡，服從漢廷律令；與此針鋒相對的另一派則以南越政權中的實權人物、曆經三朝的丞相呂嘉為首，糾集了南越土官、老臣這些割據政治的最大受益者，極力反對內附。
對立雙方在對漢態度、策略問題上分歧嚴重，劍拔弩張，局勢日趨緊張。
王太後欲殺呂嘉但力不從心，呂嘉稱病不朝，而暗中積極準備叛亂。
起初，武帝對南越局勢認識不清，做了過於樂觀的估計。
他以為南越王及王太後既已歸漢，南越內屬基本大局已定，卻忽視了南越地方實力派的傾向及其力量。
在向南越派出接收使團後，隻象征性地集結少量軍隊布置在南越邊地，希望能不戰而勝，免動刀兵。
但當韓千秋、樂（王太後弟）率領的兩千漢軍剛進入南越，呂嘉的武裝叛亂就全麵爆發了。
呂嘉極力煽動反漢情緒及民族仇恨，引發全地區叛亂，並趁機夥同其弟攻殺南越王趙興、王太後氏及漢使，立趙嬰齊越族妻子所生之子術陽侯趙建德為南越王，發兵拒漢。
而曾在武帝麵前誇下海口，隻要用三百人即可斬殺呂嘉的韓千秋對此卻一無所知，當其軍行至距番禺四十裏的石門地區時，遭到南越叛軍的襲擊，全軍覆沒，韓、
二人死於亂軍之中。
呂嘉一擊得手後，發兵屯守各關隘險要之處，企圖憑借有利地形來維持割據局麵。
南越局勢急轉直下，武帝震怒。
遂於元鼎五年（前１１２）秋，正式出兵南越。
鑒於首戰輕敵招致慘敗，特征發江淮以南樓船水軍十萬，聯係各軍兵分四路進攻南越叛軍：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桎陽、下湟水，從湖南入連州；主爵都尉樓船將軍楊仆出豫章、下橫浦，從江西入南雄；戈船將軍鄭嚴、下瀨將軍田甲出零陵，從江西攻番禺；馳義侯率巴蜀罪徒並借夜郎之兵，下柯江，直下番禺。
南越聞訊亦發兵，據險死守，戰爭進行得極為激烈。
元鼎六年（前１１１）秋，樓船將軍楊仆率軍經血戰後，長驅直入，首先攻破石門。
不久伏波將軍路博德軍亦到達，兩軍會合向番禺發起總攻。
楊仆縱火攻城，城中大亂，叛軍突圍不成，大部被殲。
楊仆又利用被俘叛軍向城中殘餘叛軍招降，城遂破。
被擁立為王的趙建德隨呂嘉出逃，企圖負隅頑抗，但其軍心渙散，不堪一擊，不久呂嘉、趙建德二人被殺，南越叛亂至此被徹底平息了。
當漢軍攻破番禺的消息傳到朝廷時，武帝正出行至左邑桐鄉，不禁大喜，即令改桐鄉為聞喜。
元封元年（前１１０）春，武帝到達汲縣沂中鄉，又獲知呂嘉已就戮，於是又下詔改沂中為獲嘉。
隨後，在被平滅的南越國舊地，漢王朝正式設置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等九郡，南越正式並入漢王朝的版圖之中。
二、夜郎與滇入朝
如果說對於南越的平複是漢王朝處心積慮、長期鬥爭的結果，那麽對於西南夷問題的解決卻帶有某種意外、冒險的色彩。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結，耕田，有邑聚”。
此外還有所謂、昆明、徙、冉、白馬等部族，一同構成“巴蜀西南外蠻夷”。
據此可知，夜郎、滇、昆明等都是西南夷較為重要的地方性民族政權，漢王朝兼並、開發該地區的過程，實際上也正是雲貴地區納入全國版圖的重要階段。
夜郎在文獻記載中的春秋時期就已出現，不過當時該地區隻是籠統地被稱為“
”，其地自巴（國）以西、以南，與南越相鄰。
近人考證夜郎發祥地即在今貴州境內的豚水。
直到戰國末期，夜郎才作為一個國家名稱代替了這一地域名稱，並成為一方獨立勢力。
楚威王時，楚人莊率軍進入夜郎，不久因秦楚戰爭交通中斷而與楚不相通。
莊趁機擁兵自立，遂成為黔中以西及滇地的實際統治者。
為緩和民族矛盾，莊入鄉隨俗，逐漸“滇化”，成為外夷內漢的割據政權。
公元前２８５年，秦昭襄王曾派蜀郡太守張若經略“江南地”，其勢力已抵夜郎。
秦統一六國後，始皇用兵西南，命常修築通向夜郎、滇池的“五尺道”。
此道由今宜賓開始，沿夜郎西北，延伸至今雲南曲靖。
由於築路沿途地形險峻，所築道路較窄，僅“廣五尺”，故名。
西漢初期，新的中央政權根本無力顧及這一地區，夜郎已逐漸被遺忘。
在此期間，一心想當“南越武帝”的南越趙氏多次派使打算“以財物役屬夜郎”，但終未果而返。
對“夜郎”的重新認識與開發與漢王朝對南越的平複是密切相關的。
建元六年（前１３５），大將王恢借對閩越戰爭勝利之威，派當時任番陽令的唐蒙前往南越“風曉”。
南越王趙昧大擺酒宴，頻頻舉杯為武帝歌功頌德。
宴席上有一種調味枸醬，味道特別好，唐蒙就問：“這枸醬是從何而來，味道如此鮮美？”趙昧順口說：“這可是從那邊水路運來的啊！”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回到長安後，唐蒙專門派人調查了經營這種食品的商人，終於搞清此物本為蜀地特產，隻是通過夜郎國的中間商人經江運往南越，所利用的水道有近百步寬，可通較大船隻直達番禺。
唐蒙聞之大喜，他自信已發現了一條可以繞過五嶺天險直搗南越腹地的進軍路線。
他立即把這一情況及其大膽的設想上奏武帝。
於是唐蒙被委以郎中將，專職負責打通夜郎、建立軍事暗道的任務。
唐蒙率領龐大的使團攜帶大量的禮品長途跋涉到達夜郎。
經曆了近一個世紀的隔絕，夜郎對關山重隔的外部世界幾乎一無所知，隻知在與其相鄰的十幾個部族中自己最強大，統治地區是最廣的，根本不曉得還有個漢王朝。
一時間“夜郎自大”成為漢使團的笑談。
夜郎侯多同麵對豐厚的饋贈瞧得眼花繚亂，對漢使自然不敢怠慢，表示願意與漢往來，並利用其影響動員其他周邊部族一同歸附漢朝。
唐蒙還報朝廷，於是“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道指江”。
不久武帝又遣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再次出使夜郎國及周邊地區，並又正式在此設立了一個都尉、十幾個縣，行政上隸屬於漢蜀郡統轄。
但在築路、開發方麵，漢廷卻遭到了很大的挫折。
武帝遣公孫弘前往視察。
公孫弘還報，言其不利，並勸說武帝專心致力於北方匈奴事務。
如此一來，漢廷開發夜郎通西南夷的構想也就擱置下來。
元朔三年（前１２６），一去杳無音信達十三年之久的西域特使張騫奇跡般地返回長安，在其充滿探險、傳奇色彩的匯報中有關在大夏見到邛竹杖、蜀布以及由蜀地可通大夏再通身毒（印度）的消息，再次引發了武帝經略西南的豪情。
於是詔令王然於、柏始昌、呂越人等於元狩元年（前１２２）分路進行開發築道通使。
一直行進到滇地，為昆明國所阻。
漢廷打通西南通道的計劃再次受挫。
但這次通使並非完全無效，至少滇國作為西南夷中的大國已為漢王朝所知，更重要的是漢使廣泛搜集該地區大量第一手資料，為漢王朝製定經略西南夷的長期戰略提供了重要根據。
“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
天子注意焉”。
漢廷徹底解決西南夷問題是在元鼎五年（前１１２），在向南越發動全麵進攻之際，漢王朝遣馳義侯傳檄犍為郡，希望借當地士兵助戰，實現當初唐蒙借路出奇兵的戰略計劃。
漢使的到來引起了當地部族首領的恐慌，以且蘭君為首的部分首領發動了武裝叛亂，殺死漢使及犍為郡太守。
漢廷於是調遣本當進攻南越的巴郡、蜀郡犯人和八校尉所部平定了且蘭，正趕上南越已被擊破，八校尉便沒有按原計劃沿江而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常隔滇道者也”。
至此，以且蘭、邛君、
侯為首的南夷反抗力量被鎮壓。
不久夜郎侯入朝歸附，武帝封其為夜郎王，冉等小部亦震恐，紛紛請臣置吏。於是漢王朝又在其地設置了、越、沈犁、汶山、武都等郡。
漢使王然於挾破南越誅南夷之兵威出使滇國。
麵對兵臨城下的軍事壓力及來使的軟硬兼施，滇王起初還有猶豫，但其盟友勞深、靡莫等小部族先後為漢軍擊滅，元封二年（前１０９），滇最終決定內屬，舉國降漢。
武帝封滇王為益州君，賜滇王王印，恩賜有加，免賦安撫其民。
在對於西南夷的經略方麵，武帝充分展示了他恩威並施的政治手段，而其對當地的開發與管理亦有其因地製宜、因俗而治的一麵，為我國西南地區早期的開發管理奠定了政策基礎。
三、定朝鮮為四郡
秦漢時期的朝鮮主要是指朝鮮半島而言，其作為一個地理概念，要比作為國家的概念更準確一些。
這一地區在戰國時代屬燕國勢力範圍，燕在全盛時期曾在真番等地設置官吏，修築障塞。
秦滅燕國，所連接長城是在朝鮮以北，並把其故地作為外徼轄區，隸屬於遼東郡。
漢朝初立，“為其遠，難守，複修遼東故塞，至水為界”。
水，即是現在的清川江一線。
水以內屬燕王封地。
不久，燕王盧綰叛逃匈奴，劉邦東征，燕地大亂。
燕人衛滿為避戰亂，糾集千人著朝鮮族服飾東走出塞，渡過水，到達王險城（今平壤附近），進而又招兵買馬收攏大批燕齊故地流亡之人及當地土著，以王險城為都城稱王建國。
呂後時期，遼東太守與衛滿達成協議：衛滿做漢室“外臣”，負責管理塞外居民，不許他們侵犯漢邊境；如果土著首領願意入漢朝見天子，衛氏政權亦不能妄加阻止。
這樣一來，事實上漢王朝已暫時承認了衛滿政權的合法性，並希望通過這一政權間接統治朝鮮境內各部民族；同時亦留有餘地，為漢以後借土著名義最終解決這一問題埋下了伏筆。
武帝時期，隨著漢王朝勢力的極度膨脹，衛氏朝鮮之存在已是沒有必要了，向朝鮮伸展其勢力範圍，建立對該地區的直接有效控製，才是當務之急。
與此同時，衛氏朝鮮利用和約所爭得的寶貴而有限時間，一方麵繼續招誘內地之民，一方麵盡力阻攔朝鮮等各族與漢王朝發生聯係，極力擴大自己的勢力，發展力量。
經曆三代人的努力，到衛滿之孫衛右渠統治時期，已擴張成為一個“地方數千裏”的獨立地方政權。
元朔元年（前１２８），朝鮮半島東部的穢君南閭率領部眾近二十八萬人降漢。
武帝在那裏設立蒼海郡，但元朔三年（前１２６）春，由於北方戰事而罷除。
蒼海郡的一度置廢，已向右渠表明了武帝政策的立場，引起了他的極度不滿。
因此他在加緊對其境內部族控製的同時，亦拒絕了南方的真番、辰國經其領土朝見漢廷的要求。
這樣，雙方的矛盾終於暴露。
元封二年（前１０９），武帝派遣特使涉何前往交涉，右渠竟拒不奉詔。
涉何無功而返，途中他貪功心切，竟在水邊界派人刺殺了為其送行的衛氏朝鮮的一名裨王，然後迅速渡入塞，向武帝謊報說殺了朝鮮大將。
武帝亦沒加以認真追究，讓他充任遼東郡東部都尉，防禦朝鮮。
右渠聞訊大怒，即發兵越界攻襲。
洋洋自得的涉何都尉官位還來不及坐穩，就被殺死了。
涉何貪功被殺這一偶然事件，事實上是漢王朝對朝政策的必然結果。
涉何之死，朝軍入境，成為兩國戰爭爆發的直接導火線，本不可避免的戰爭終於爆發了。
當年夏，武帝征募罪人為東征做準備；同年秋，派出水陸兩軍東征朝鮮。
海路由樓船將軍楊仆率領，從山東半島浮海東進；陸路由左將軍荀彘率領，從遼東南下。
約定二軍合擊，同攻王險城。
但漢軍明顯低估了朝鮮軍隊的戰鬥力。
陸軍在邊界進攻受挫，水軍雖勉強登陸卻也被打得潰不成軍。
漢廷於是又派使臣衛山入朝勸降。
右渠雖然一戰而勝，但也對進行長期戰爭缺乏信心，於是妥協，答應派遣太子入朝謝罪，並貢馬五千匹。
但當衛太子率領萬餘人的軍隊扈從來到水邊時，雙方都對對方產生懷疑，結果不歡而散。
武帝認為衛山處置失當，殺了他，和談失敗。
荀彘、楊仆再興兵討伐，雖會師於王險城下，卻又都貪功，不肯協調，楊仆希望能迫使朝鮮投降，而荀彘卻欲滅之而後快，結果作戰數日，仍不能攻下王險城。
無奈，武帝派故漳南太守公孫遂入朝鮮，統一指揮，設計剝奪了楊仆兵權，合兵一處，急攻力戰。
朝鮮畢竟力量不支，內部產生分化，路人、王娡、韓陶等權臣降漢，不久尼相參使人殺右渠來降，城中隻剩以成已為首的一部分人仍殊死抵抗，不久亦被民眾所殺，王險城終於被攻下。
衛氏朝鮮滅亡。
這次戰爭，曆時一年。
戰後，武帝以嫉妒爭功亂策罪處死了荀彘，以擅自冒進造成傷亡之罪論楊仆當斬，但允許其贖為庶人。
封朝鮮王右渠之子衛長和倒戈有功的韓陶等人為侯。
在其地設置真番（今禮成江、漢江間）、臨屯（治今江陵）、樂浪（治今平壤）、玄菟（治今鹹興）四郡。
漢郡朝鮮，客觀上有利於朝鮮半島與東北地區的交流聯係，對促進朝鮮半島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
朝鮮民族與漢國家的聯係與溝通，即使在半島上出現統一局麵、獨立國家之後，也是綿延不絕的。
四、羌人歸順
武帝時期在處理同南越、西南夷及衛氏朝鮮的關係時，其政策的輕重緩急總與北方匈奴問題的進展有密切聯係，隻不過這種聯係是總體性的、策略性的。
而對於居住在西北邊地的羌人，這種聯係就變得內在而直接得多。
從某種意義上說，羌人問題的解決完全可以作為漢王朝整個對匈奴戰爭、開通西域大戰略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羌族作為我國一個古老民族，其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時代、甚至更早的曆史時期。
羌族的發展與華夏族發展的曆史是相伴而行的，它的活動範圍也相當遼闊：從中原的河南到西北邊陲的帕米爾；從四川西南到蒙古高原南沿，都留有不同曆史時期羌人的生活痕跡。
夏商之際，羌人即向中原進行遷徙，並在以後的曆史中留下了許多薑姓之國，他們中的一部分逐漸放棄了遊牧的生活，定居下來，逐漸融合到華夏族中，而更多的羌人仍留在甘肅、青海一帶，繼續射獵遊牧的民族傳統生活。
春秋戰國時期，羌人活動中心再次東移，以後逐步穩定在隴南以西、長城以南的河湟地區。
活躍在西北邊地的義渠戎，可能就是羌族的一支。
隨著曆史的演進，羌人的生產生活方式亦隨其活動中心的東移而發生相應變化。
大約在公元前１世紀前後，羌中人民已不再是單純的遊牧田獵，在一些地方已經開始從事農業及飼養業。
漢景帝時期湟水流域的一支羌人內遷，其首領留何為漢戍守隴西邊塞，被安置在狄道（今甘肅臨洮）、安故（今臨洮南）、臨洮（今甘肅岷縣）、氐道（今甘肅禮縣西北）、羌道（甘肅舟曲西北）一帶。
漢臣服四夷類瓦當（摹本）《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述秦帝國的版圖“西至臨洮、羌中”。
武帝即位以前河西羌人與匈奴的交通更加頻繁，許多羌人甚至已加入匈奴部落。
《史記·大宛列傳》又述：“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這一時期的羌人已形成了不穩定的政治中心，並與匈奴相呼應，成為秦漢西北邊地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漢書·西域傳讚》講，“孝武之世，圖製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這正是漢王朝河西戰略的具體表述。
欲徹底消除匈奴對西域地區的控製滋擾，就必須打破羌胡聯合，而對於勢力較弱、組織鬆散的羌人，當以震懾為主，兼以懷柔。
元狩二年（前１２１），漢軍在取得河西戰役的勝利之後，置敦煌、武威、張掖、酒泉四郡，駐軍屯墾，移民實邊，在羌人與匈奴中間打入一個楔子，阻斷雙方的勾結與聯係。
河西戰役對羌人與匈奴的打擊是沉重的，但卻沒有根除羌人為邊患的根源，部分羌族酋長貴族多次謀逆反叛，河湟地區局勢一直動蕩不安。
元鼎五年（前１１２），羌人中的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聯合反叛，並再次與匈奴相勾結，合兵十餘萬，進攻漢邊地令居、安故等地，圍攻罕（今甘肅臨夏），匈奴趁機出兵五原，殺漢太守，氣焰十分囂張。
次年，武帝派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率大軍十萬討伐羌中。
這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在對羌作戰中是空前的。
原本結構鬆散的羌人內部隨即發生了分裂，以先零羌為首的一部分羌人歸降漢王朝，受到漢王朝的優禮相待，而另一部分羌人則在戰亂中離開河西、湟中向西遷移遊牧。
隨後，武帝下詔在羌中故地（令居塞，在甘肅永登西北），設置“護羌校尉”，專門負責管理羌人事務。
伴隨匈漢戰爭的進展及匈奴的戰敗，羌人對漢態度亦發生根本性變化，元封二年以後，羌人邊患基本平息。
不斷的民族遷徙，移民屯墾亦使河湟之間漢羌交錯而居。
到昭帝時，除河西四郡外，又增設了一個麵積遼闊幾乎包括西羌分部中心的金城郡，下轄縣數一度達十三個。
這樣在西羌地區以護羌校尉為依托的郡縣製度終於建立起來了，河西、羌中正式並入漢王朝的版圖。
但由於整個地區的民族矛盾始終未得到徹底解決，故羌人反叛、起義仍時有發生；而由於移民引發的對土地的爭奪亦是此伏彼起。
有漢一代，羌地動蕩不斷，始終圍繞著這兩個環節在進行鬥爭。
這種矛盾，卻不是武帝雄才大略所能夠根本予以解決的。
縱觀武帝一代對於南越、西南夷、朝鮮、羌人的經略，我們不難發現武帝對於邊地少數民族的政策與其國力強弱互為表裏，恩威並施，禮兵交加，始終是其開疆拓地的既定政策。
這些經略，不但鞏固了中原文化圈既有的勢力範圍，而且也有所突破，為秦漢文化大規模、遠距離傳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此以前所有曆史中還沒有哪個帝王及其王廷中央能達到這種程度。
武帝一代已基本奠定了西漢王朝在東北、西南、東南、西北的疆界，成為有史以來前無古人的遼闊疆域的全權統治者。
元狩四年（前１１９）以後，作為西漢王朝最大邊患的匈奴帝國在經曆三次大規模戰爭衝擊後已元氣大傷，曆時近十五年的西漢王朝反擊匈奴戰爭最終以武帝誌滿意得而告終。
盡管這場戰爭是殘酷的，勝利的代價是沉重的，但漢王朝第一次用鐵與血樹立起了自己天朝大國的尊嚴，在東亞大陸兩大強國的國力角逐中贏得了最終勝利，並有可能將其關注的視線拓展開去，重新審視其廣大的周圍環境，確定新的進取目標。
而元鼎四年（前１１３）所發生的兩件事更使武帝一度平靜的心境重新燃起了進取之火：一是這年夏天在後土祠旁獲得寶鼎。
這對一向好仙求瑞的武帝不啻為一大喜訊，而與其同時的財政改革業已初見成效，互為印證，使他更堅信皇天對自己的偏愛。
另一件事則是屯田敦煌的南陽新野人暴利長獻渥窪水所生的奇馬。
武帝一時興起，做了寶鼎、天馬的歌賦。
這位雄才大略的漢天子決定趁此祥瑞誌得之際，徹底對其帝國四境加以經略。
南越、滇、夜郎、衛氏朝鮮、西羌這些一度與西漢對抗的民族、地方政權，成為新一輪開疆拓土、大宣武德的首要對象。
嶺南地區是我國古代越族聚居地。
早在商周時期這裏就已與中原地區建立了一定的政治、經濟聯係。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２１４）嶺南歸入秦帝國的正式版圖中。
秦漢之際，原秦南海郡龍川縣令趙陀自立為南越武王，成為割據地方的獨立勢力。
漢興之後，高祖鑒於天下初定，國力虛弱，加之南越據五嶺天險，且氣候濕熱，與中原迥異，於是采取剖符通使，封王冊地的方式，使南越從形式上成為漢的蕃屬臣邦。
但實際上，由於民族、曆史、地理諸因素的影響，南越始終是一個帶有相當大獨立性的地方民族政權。
呂後執政時期，實行封鎖性製裁，雙方關係緊張。
後趙陀以自家在中原的祖墳被掘為由，正式打出與漢中央對抗的旗幟。
他自稱為南越武帝，發兵攻打長沙邊邑，並擊敗了前來鎮壓的政府軍。
同時又積極“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其勢力範圍東西達萬餘裏，顯赫一時。
趙陀“乘黃屋左纛，稱製”，儼然成為一國中之國。
呂後死後，諸呂相繼敗亡，一度動蕩的中央政權局勢又恢複了穩定。
趙陀迫於中央壓力，對外取消了帝號，重新稱臣朝請；但對內仍以皇帝自居，不受朝廷任何約束。
建元四年（前１３７）趙陀死，其孫趙昧繼承王位。
建元六年（前１３５），閩越與南越發生軍事衝突，初登王位的趙昧恐局勢不利，急派使臣上書武帝：“今閩粵（越）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遂借武帝之手消滅了閩越。
戰爭結束後，趙昧對朝廷大為感激，派其子趙嬰齊前往長安入侍宿衛，並一再表示願親自朝見武帝。
但由於南越君臣上下對“內屬”活動並非真正感興趣，趙昧後借口生病使這一許諾成為空談，並未成行。
十幾年後，趙昧病故。
其子趙嬰齊時已在長安娶妻生子，歸國即位。
十幾年的長安生活並未使這位新繼位的南越王對漢廷感恩戴德。
在其奏請冊封太子的奏書被批準後，麵對朝廷專使的多次詔諭，趙嬰齊置若罔聞，一再稱病不朝。
嬰齊死後，其子趙興繼立為王，其母氏便成為來自長安的王太後。
鑒於新一代南越執政人物都生於長安，親漢意向明顯，漢廷認為徹底解決南越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
於是，元鼎四年（前１１３）武帝派王太後早年在長安的舊情人安國少季帶領辯士終軍及勇士魏臣等再往南越遊說，漢朝的態度是明確而富有人情味的，但這次“玫瑰花加橄欖枝”的特別出使，卻直接導致了南越政權的最終分化，並使漢王朝和平解決南越問題的願望徹底破滅了。
原來趙嬰齊死後，當時南越統治上層已日益分化成了兩派：一派以王太後氏為首，爭取趙興及其近臣，親漢態度明顯，曾上書武帝，主動要求內比諸侯，三歲一朝，撤除邊境關卡，服從漢廷律令；與此針鋒相對的另一派則以南越政權中的實權人物、曆經三朝的丞相呂嘉為首，糾集了南越土官、老臣這些割據政治的最大受益者，極力反對內附。
對立雙方在對漢態度、策略問題上分歧嚴重，劍拔弩張，局勢日趨緊張。
王太後欲殺呂嘉但力不從心，呂嘉稱病不朝，而暗中積極準備叛亂。
起初，武帝對南越局勢認識不清，做了過於樂觀的估計。
他以為南越王及王太後既已歸漢，南越內屬基本大局已定，卻忽視了南越地方實力派的傾向及其力量。
在向南越派出接收使團後，隻象征性地集結少量軍隊布置在南越邊地，希望能不戰而勝，免動刀兵。
但當韓千秋、樂（王太後弟）率領的兩千漢軍剛進入南越，呂嘉的武裝叛亂就全麵爆發了。
呂嘉極力煽動反漢情緒及民族仇恨，引發全地區叛亂，並趁機夥同其弟攻殺南越王趙興、王太後氏及漢使，立趙嬰齊越族妻子所生之子術陽侯趙建德為南越王，發兵拒漢。
而曾在武帝麵前誇下海口，隻要用三百人即可斬殺呂嘉的韓千秋對此卻一無所知，當其軍行至距番禺四十裏的石門地區時，遭到南越叛軍的襲擊，全軍覆沒，韓、
二人死於亂軍之中。
呂嘉一擊得手後，發兵屯守各關隘險要之處，企圖憑借有利地形來維持割據局麵。
南越局勢急轉直下，武帝震怒。
遂於元鼎五年（前１１２）秋，正式出兵南越。
鑒於首戰輕敵招致慘敗，特征發江淮以南樓船水軍十萬，聯係各軍兵分四路進攻南越叛軍：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桎陽、下湟水，從湖南入連州；主爵都尉樓船將軍楊仆出豫章、下橫浦，從江西入南雄；戈船將軍鄭嚴、下瀨將軍田甲出零陵，從江西攻番禺；馳義侯率巴蜀罪徒並借夜郎之兵，下柯江，直下番禺。
南越聞訊亦發兵，據險死守，戰爭進行得極為激烈。
元鼎六年（前１１１）秋，樓船將軍楊仆率軍經血戰後，長驅直入，首先攻破石門。
不久伏波將軍路博德軍亦到達，兩軍會合向番禺發起總攻。
楊仆縱火攻城，城中大亂，叛軍突圍不成，大部被殲。
楊仆又利用被俘叛軍向城中殘餘叛軍招降，城遂破。
被擁立為王的趙建德隨呂嘉出逃，企圖負隅頑抗，但其軍心渙散，不堪一擊，不久呂嘉、趙建德二人被殺，南越叛亂至此被徹底平息了。
當漢軍攻破番禺的消息傳到朝廷時，武帝正出行至左邑桐鄉，不禁大喜，即令改桐鄉為聞喜。
元封元年（前１１０）春，武帝到達汲縣沂中鄉，又獲知呂嘉已就戮，於是又下詔改沂中為獲嘉。
隨後，在被平滅的南越國舊地，漢王朝正式設置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珠崖等九郡，南越正式並入漢王朝的版圖之中。
二、夜郎與滇入朝
如果說對於南越的平複是漢王朝處心積慮、長期鬥爭的結果，那麽對於西南夷問題的解決卻帶有某種意外、冒險的色彩。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結，耕田，有邑聚”。
此外還有所謂、昆明、徙、冉、白馬等部族，一同構成“巴蜀西南外蠻夷”。
據此可知，夜郎、滇、昆明等都是西南夷較為重要的地方性民族政權，漢王朝兼並、開發該地區的過程，實際上也正是雲貴地區納入全國版圖的重要階段。
夜郎在文獻記載中的春秋時期就已出現，不過當時該地區隻是籠統地被稱為“
”，其地自巴（國）以西、以南，與南越相鄰。
近人考證夜郎發祥地即在今貴州境內的豚水。
直到戰國末期，夜郎才作為一個國家名稱代替了這一地域名稱，並成為一方獨立勢力。
楚威王時，楚人莊率軍進入夜郎，不久因秦楚戰爭交通中斷而與楚不相通。
莊趁機擁兵自立，遂成為黔中以西及滇地的實際統治者。
為緩和民族矛盾，莊入鄉隨俗，逐漸“滇化”，成為外夷內漢的割據政權。
公元前２８５年，秦昭襄王曾派蜀郡太守張若經略“江南地”，其勢力已抵夜郎。
秦統一六國後，始皇用兵西南，命常修築通向夜郎、滇池的“五尺道”。
此道由今宜賓開始，沿夜郎西北，延伸至今雲南曲靖。
由於築路沿途地形險峻，所築道路較窄，僅“廣五尺”，故名。
西漢初期，新的中央政權根本無力顧及這一地區，夜郎已逐漸被遺忘。
在此期間，一心想當“南越武帝”的南越趙氏多次派使打算“以財物役屬夜郎”，但終未果而返。
對“夜郎”的重新認識與開發與漢王朝對南越的平複是密切相關的。
建元六年（前１３５），大將王恢借對閩越戰爭勝利之威，派當時任番陽令的唐蒙前往南越“風曉”。
南越王趙昧大擺酒宴，頻頻舉杯為武帝歌功頌德。
宴席上有一種調味枸醬，味道特別好，唐蒙就問：“這枸醬是從何而來，味道如此鮮美？”趙昧順口說：“這可是從那邊水路運來的啊！”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回到長安後，唐蒙專門派人調查了經營這種食品的商人，終於搞清此物本為蜀地特產，隻是通過夜郎國的中間商人經江運往南越，所利用的水道有近百步寬，可通較大船隻直達番禺。
唐蒙聞之大喜，他自信已發現了一條可以繞過五嶺天險直搗南越腹地的進軍路線。
他立即把這一情況及其大膽的設想上奏武帝。
於是唐蒙被委以郎中將，專職負責打通夜郎、建立軍事暗道的任務。
唐蒙率領龐大的使團攜帶大量的禮品長途跋涉到達夜郎。
經曆了近一個世紀的隔絕，夜郎對關山重隔的外部世界幾乎一無所知，隻知在與其相鄰的十幾個部族中自己最強大，統治地區是最廣的，根本不曉得還有個漢王朝。
一時間“夜郎自大”成為漢使團的笑談。
夜郎侯多同麵對豐厚的饋贈瞧得眼花繚亂，對漢使自然不敢怠慢，表示願意與漢往來，並利用其影響動員其他周邊部族一同歸附漢朝。
唐蒙還報朝廷，於是“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道指江”。
不久武帝又遣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再次出使夜郎國及周邊地區，並又正式在此設立了一個都尉、十幾個縣，行政上隸屬於漢蜀郡統轄。
但在築路、開發方麵，漢廷卻遭到了很大的挫折。
武帝遣公孫弘前往視察。
公孫弘還報，言其不利，並勸說武帝專心致力於北方匈奴事務。
如此一來，漢廷開發夜郎通西南夷的構想也就擱置下來。
元朔三年（前１２６），一去杳無音信達十三年之久的西域特使張騫奇跡般地返回長安，在其充滿探險、傳奇色彩的匯報中有關在大夏見到邛竹杖、蜀布以及由蜀地可通大夏再通身毒（印度）的消息，再次引發了武帝經略西南的豪情。
於是詔令王然於、柏始昌、呂越人等於元狩元年（前１２２）分路進行開發築道通使。
一直行進到滇地，為昆明國所阻。
漢廷打通西南通道的計劃再次受挫。
但這次通使並非完全無效，至少滇國作為西南夷中的大國已為漢王朝所知，更重要的是漢使廣泛搜集該地區大量第一手資料，為漢王朝製定經略西南夷的長期戰略提供了重要根據。
“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
天子注意焉”。
漢廷徹底解決西南夷問題是在元鼎五年（前１１２），在向南越發動全麵進攻之際，漢王朝遣馳義侯傳檄犍為郡，希望借當地士兵助戰，實現當初唐蒙借路出奇兵的戰略計劃。
漢使的到來引起了當地部族首領的恐慌，以且蘭君為首的部分首領發動了武裝叛亂，殺死漢使及犍為郡太守。
漢廷於是調遣本當進攻南越的巴郡、蜀郡犯人和八校尉所部平定了且蘭，正趕上南越已被擊破，八校尉便沒有按原計劃沿江而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頭蘭，常隔滇道者也”。
至此，以且蘭、邛君、
侯為首的南夷反抗力量被鎮壓。
不久夜郎侯入朝歸附，武帝封其為夜郎王，冉等小部亦震恐，紛紛請臣置吏。於是漢王朝又在其地設置了、越、沈犁、汶山、武都等郡。
漢使王然於挾破南越誅南夷之兵威出使滇國。
麵對兵臨城下的軍事壓力及來使的軟硬兼施，滇王起初還有猶豫，但其盟友勞深、靡莫等小部族先後為漢軍擊滅，元封二年（前１０９），滇最終決定內屬，舉國降漢。
武帝封滇王為益州君，賜滇王王印，恩賜有加，免賦安撫其民。
在對於西南夷的經略方麵，武帝充分展示了他恩威並施的政治手段，而其對當地的開發與管理亦有其因地製宜、因俗而治的一麵，為我國西南地區早期的開發管理奠定了政策基礎。
三、定朝鮮為四郡
秦漢時期的朝鮮主要是指朝鮮半島而言，其作為一個地理概念，要比作為國家的概念更準確一些。
這一地區在戰國時代屬燕國勢力範圍，燕在全盛時期曾在真番等地設置官吏，修築障塞。
秦滅燕國，所連接長城是在朝鮮以北，並把其故地作為外徼轄區，隸屬於遼東郡。
漢朝初立，“為其遠，難守，複修遼東故塞，至水為界”。
水，即是現在的清川江一線。
水以內屬燕王封地。
不久，燕王盧綰叛逃匈奴，劉邦東征，燕地大亂。
燕人衛滿為避戰亂，糾集千人著朝鮮族服飾東走出塞，渡過水，到達王險城（今平壤附近），進而又招兵買馬收攏大批燕齊故地流亡之人及當地土著，以王險城為都城稱王建國。
呂後時期，遼東太守與衛滿達成協議：衛滿做漢室“外臣”，負責管理塞外居民，不許他們侵犯漢邊境；如果土著首領願意入漢朝見天子，衛氏政權亦不能妄加阻止。
這樣一來，事實上漢王朝已暫時承認了衛滿政權的合法性，並希望通過這一政權間接統治朝鮮境內各部民族；同時亦留有餘地，為漢以後借土著名義最終解決這一問題埋下了伏筆。
武帝時期，隨著漢王朝勢力的極度膨脹，衛氏朝鮮之存在已是沒有必要了，向朝鮮伸展其勢力範圍，建立對該地區的直接有效控製，才是當務之急。
與此同時，衛氏朝鮮利用和約所爭得的寶貴而有限時間，一方麵繼續招誘內地之民，一方麵盡力阻攔朝鮮等各族與漢王朝發生聯係，極力擴大自己的勢力，發展力量。
經曆三代人的努力，到衛滿之孫衛右渠統治時期，已擴張成為一個“地方數千裏”的獨立地方政權。
元朔元年（前１２８），朝鮮半島東部的穢君南閭率領部眾近二十八萬人降漢。
武帝在那裏設立蒼海郡，但元朔三年（前１２６）春，由於北方戰事而罷除。
蒼海郡的一度置廢，已向右渠表明了武帝政策的立場，引起了他的極度不滿。
因此他在加緊對其境內部族控製的同時，亦拒絕了南方的真番、辰國經其領土朝見漢廷的要求。
這樣，雙方的矛盾終於暴露。
元封二年（前１０９），武帝派遣特使涉何前往交涉，右渠竟拒不奉詔。
涉何無功而返，途中他貪功心切，竟在水邊界派人刺殺了為其送行的衛氏朝鮮的一名裨王，然後迅速渡入塞，向武帝謊報說殺了朝鮮大將。
武帝亦沒加以認真追究，讓他充任遼東郡東部都尉，防禦朝鮮。
右渠聞訊大怒，即發兵越界攻襲。
洋洋自得的涉何都尉官位還來不及坐穩，就被殺死了。
涉何貪功被殺這一偶然事件，事實上是漢王朝對朝政策的必然結果。
涉何之死，朝軍入境，成為兩國戰爭爆發的直接導火線，本不可避免的戰爭終於爆發了。
當年夏，武帝征募罪人為東征做準備；同年秋，派出水陸兩軍東征朝鮮。
海路由樓船將軍楊仆率領，從山東半島浮海東進；陸路由左將軍荀彘率領，從遼東南下。
約定二軍合擊，同攻王險城。
但漢軍明顯低估了朝鮮軍隊的戰鬥力。
陸軍在邊界進攻受挫，水軍雖勉強登陸卻也被打得潰不成軍。
漢廷於是又派使臣衛山入朝勸降。
右渠雖然一戰而勝，但也對進行長期戰爭缺乏信心，於是妥協，答應派遣太子入朝謝罪，並貢馬五千匹。
但當衛太子率領萬餘人的軍隊扈從來到水邊時，雙方都對對方產生懷疑，結果不歡而散。
武帝認為衛山處置失當，殺了他，和談失敗。
荀彘、楊仆再興兵討伐，雖會師於王險城下，卻又都貪功，不肯協調，楊仆希望能迫使朝鮮投降，而荀彘卻欲滅之而後快，結果作戰數日，仍不能攻下王險城。
無奈，武帝派故漳南太守公孫遂入朝鮮，統一指揮，設計剝奪了楊仆兵權，合兵一處，急攻力戰。
朝鮮畢竟力量不支，內部產生分化，路人、王娡、韓陶等權臣降漢，不久尼相參使人殺右渠來降，城中隻剩以成已為首的一部分人仍殊死抵抗，不久亦被民眾所殺，王險城終於被攻下。
衛氏朝鮮滅亡。
這次戰爭，曆時一年。
戰後，武帝以嫉妒爭功亂策罪處死了荀彘，以擅自冒進造成傷亡之罪論楊仆當斬，但允許其贖為庶人。
封朝鮮王右渠之子衛長和倒戈有功的韓陶等人為侯。
在其地設置真番（今禮成江、漢江間）、臨屯（治今江陵）、樂浪（治今平壤）、玄菟（治今鹹興）四郡。
漢郡朝鮮，客觀上有利於朝鮮半島與東北地區的交流聯係，對促進朝鮮半島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
朝鮮民族與漢國家的聯係與溝通，即使在半島上出現統一局麵、獨立國家之後，也是綿延不絕的。
四、羌人歸順
武帝時期在處理同南越、西南夷及衛氏朝鮮的關係時，其政策的輕重緩急總與北方匈奴問題的進展有密切聯係，隻不過這種聯係是總體性的、策略性的。
而對於居住在西北邊地的羌人，這種聯係就變得內在而直接得多。
從某種意義上說，羌人問題的解決完全可以作為漢王朝整個對匈奴戰爭、開通西域大戰略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羌族作為我國一個古老民族，其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時代、甚至更早的曆史時期。
羌族的發展與華夏族發展的曆史是相伴而行的，它的活動範圍也相當遼闊：從中原的河南到西北邊陲的帕米爾；從四川西南到蒙古高原南沿，都留有不同曆史時期羌人的生活痕跡。
夏商之際，羌人即向中原進行遷徙，並在以後的曆史中留下了許多薑姓之國，他們中的一部分逐漸放棄了遊牧的生活，定居下來，逐漸融合到華夏族中，而更多的羌人仍留在甘肅、青海一帶，繼續射獵遊牧的民族傳統生活。
春秋戰國時期，羌人活動中心再次東移，以後逐步穩定在隴南以西、長城以南的河湟地區。
活躍在西北邊地的義渠戎，可能就是羌族的一支。
隨著曆史的演進，羌人的生產生活方式亦隨其活動中心的東移而發生相應變化。
大約在公元前１世紀前後，羌中人民已不再是單純的遊牧田獵，在一些地方已經開始從事農業及飼養業。
漢景帝時期湟水流域的一支羌人內遷，其首領留何為漢戍守隴西邊塞，被安置在狄道（今甘肅臨洮）、安故（今臨洮南）、臨洮（今甘肅岷縣）、氐道（今甘肅禮縣西北）、羌道（甘肅舟曲西北）一帶。
漢臣服四夷類瓦當（摹本）《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述秦帝國的版圖“西至臨洮、羌中”。
武帝即位以前河西羌人與匈奴的交通更加頻繁，許多羌人甚至已加入匈奴部落。
《史記·大宛列傳》又述：“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這一時期的羌人已形成了不穩定的政治中心，並與匈奴相呼應，成為秦漢西北邊地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漢書·西域傳讚》講，“孝武之世，圖製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這正是漢王朝河西戰略的具體表述。
欲徹底消除匈奴對西域地區的控製滋擾，就必須打破羌胡聯合，而對於勢力較弱、組織鬆散的羌人，當以震懾為主，兼以懷柔。
元狩二年（前１２１），漢軍在取得河西戰役的勝利之後，置敦煌、武威、張掖、酒泉四郡，駐軍屯墾，移民實邊，在羌人與匈奴中間打入一個楔子，阻斷雙方的勾結與聯係。
河西戰役對羌人與匈奴的打擊是沉重的，但卻沒有根除羌人為邊患的根源，部分羌族酋長貴族多次謀逆反叛，河湟地區局勢一直動蕩不安。
元鼎五年（前１１２），羌人中的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聯合反叛，並再次與匈奴相勾結，合兵十餘萬，進攻漢邊地令居、安故等地，圍攻罕（今甘肅臨夏），匈奴趁機出兵五原，殺漢太守，氣焰十分囂張。
次年，武帝派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率大軍十萬討伐羌中。
這一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在對羌作戰中是空前的。
原本結構鬆散的羌人內部隨即發生了分裂，以先零羌為首的一部分羌人歸降漢王朝，受到漢王朝的優禮相待，而另一部分羌人則在戰亂中離開河西、湟中向西遷移遊牧。
隨後，武帝下詔在羌中故地（令居塞，在甘肅永登西北），設置“護羌校尉”，專門負責管理羌人事務。
伴隨匈漢戰爭的進展及匈奴的戰敗，羌人對漢態度亦發生根本性變化，元封二年以後，羌人邊患基本平息。
不斷的民族遷徙，移民屯墾亦使河湟之間漢羌交錯而居。
到昭帝時，除河西四郡外，又增設了一個麵積遼闊幾乎包括西羌分部中心的金城郡，下轄縣數一度達十三個。
這樣在西羌地區以護羌校尉為依托的郡縣製度終於建立起來了，河西、羌中正式並入漢王朝的版圖。
但由於整個地區的民族矛盾始終未得到徹底解決，故羌人反叛、起義仍時有發生；而由於移民引發的對土地的爭奪亦是此伏彼起。
有漢一代，羌地動蕩不斷，始終圍繞著這兩個環節在進行鬥爭。
這種矛盾，卻不是武帝雄才大略所能夠根本予以解決的。
縱觀武帝一代對於南越、西南夷、朝鮮、羌人的經略，我們不難發現武帝對於邊地少數民族的政策與其國力強弱互為表裏，恩威並施，禮兵交加，始終是其開疆拓地的既定政策。
這些經略，不但鞏固了中原文化圈既有的勢力範圍，而且也有所突破，為秦漢文化大規模、遠距離傳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此以前所有曆史中還沒有哪個帝王及其王廷中央能達到這種程度。
武帝一代已基本奠定了西漢王朝在東北、西南、東南、西北的疆界，成為有史以來前無古人的遼闊疆域的全權統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