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華中沉沒清帝國

十、兩次跪拜禮衝突的背後——兩種文明的碰撞

文明與野蠻有衝突，文明與文明也有衝突，東西兩大文明體係之間就確有衝突存在。

中西文明的大規模交流與撞擊肇始於清朝中葉的鴉片戰爭。而於此前中西文明的衝突就已漸露倪端，那就是清朝中葉中英兩次禮儀之爭。一次是乾隆朝馬戛爾尼訪華，第二次是嘉慶朝阿美士德訪華。對於這兩次中英外交禮儀衝突事件，有的站在“現代化”的角度扼腕興歎，認為錯失了兩次極好的中外交流的契機，還有的站在“階級對立”的立場上，認為禁的好，等等。其實，中英外交禮儀之爭，實質上是東西兩種文明的撞擊和衝突。兩種異質文化相遇，交流與衝突在所難免。

馬戛爾尼訪華未敲開中國的大門

公元1788年即乾隆五十三年，英國政府決定派一支使團前往中國進行商務談判，對於這次派團使華，英國政府極為重視，這在使臣的選派上就明顯地反映出來。英國外交大臣仔細考慮後決定選派喬治·馬戛爾尼為1792年英國使華團長。

正使馬戛爾尼（1737-1806）是英國“國王的親戚，議國事的大臣”，是英國政府“從許多博學的人那裏挑出來的一個大博學的人，他從前辦過許多大事，到俄羅斯國出過差，又管過許多地方的事”，並且還在英國的一些“屬國地方料理國事”。這裏提到的在俄羅斯當過差，管過許多地方的事情，指的是馬戛爾尼曾出任俄國公使（1764-1767），當時他就憑借自己的機智與俄國政府簽訂過一個為期二十年的商務條約，以後又曆任愛爾蘭事務大臣、西印度石榴島和托貝哥島的總督、印度馬德拉斯總督（1780-1786）。由此可見，英國政府派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是經過慎重考慮遴選出來的合適代表。

副使斯當敦“也是個體麵的人，他的博學和會辦事與正使一樣”，“從前他在海地平服過許多的事情”，並且出任過同小西洋國家“講和”的談判專使。

經過充分的前期準備後，公元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英國政府以向乾隆皇帝補祝八十壽辰為名派出以馬戛爾尼為首的使團來華，乾隆皇帝生於1711年9月25日（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八十歲壽辰早在三年前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過完了，英國人是來“補”壽。這是英國政府派出的第一個正式訪華使團，是中英關係史上的一件大事。

對於此次來華的目的，英王在給乾隆皇帝的國書裏說：英國遣使前來中國，“並不想添自己的國土，自己的國土也夠了；也不是為貪圖買賣便宜；但為著要見識普天下各地方又多少處，各處事情物件可以彼此融通，別國的好處我們能看得著，我們的好處別國也能得著”。英國的初衷隻是想“要把西方世界的物件，各國互相交易，大家都得便宜”。

官方文書有時是在做表麵文章，事實並非如此簡單。英國女王在給馬戛爾尼的訓令中說：“在中國經商的英國臣民很久以來就多於其他歐洲各國。在這個遙遠的國度裏，每每被人誤解而得不到尊重……在這等情形下，我對於自己的遠方的臣民不能不予以應有的關懷，並以一個大國君主的身份有力地要求中國皇帝對於他們的利益予以應有的保護。”

馬戛爾尼在接受使命時，他曾給英國外交大臣寫去書麵報告，提出“不要使北京朝廷感到意外”，他認為：“對付一個如此驕傲的朝廷，它對西方國家的力量與重要性無知，而堅持東方式的妄自尊大，就必須給予皇帝及其大臣以莊嚴華麗的印象。”

此時的英國，已經準備好了要與中國進行一場較量。然而，此時的清朝對西方資本主義迅速崛起後的變化卻茫然無知。作為慣例，外交回合是第一個步驟。在首次較量中，雙方價值觀念上的巨大差異凸顯了出來。法國學者阿蘭·佩雷菲特在他的著作《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王國卿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254-257頁）中，認為“兩個傲慢者互相頂撞，雙方都自以為是世界的中心，把對方推到野蠻人的邊緣”。又說：“中國拒絕對世界開放，而英國人則不管別人願意與否，想讓世界對所有的交流開放。”雖然，清王朝對於英國明顯帶有殖民主義色彩的“開放”要求理應嚴詞拒絕，但問題在於它拒絕的方式是僵化的固守朝貢體製。這就注定了這次中英外交交往必然以失敗而告終。不僅僅是禮儀和文化的衝突，更是清朝政府對外政策的失誤。清朝僵化的外交思想和模式與西方近代外交格格不入，孤立於世界潮流之外的海外政策、閉關自守的性質在此暴露無遺。

英國政府預先由英國東印度公司派人告知兩廣總督，馬戛爾尼使團來華並要求在天津登岸。兩廣總督立即報告朝廷，說英國國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萬壽，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馬戛爾尼進貢，由天津赴京。”乾隆皇帝聞之大喜，降旨海疆各督撫，如遇到英國貢船進口，“即委員照料護送進京”。

1793年7月底，由馬戛爾尼率領的外交使團分乘五艘船隻到達天津，上岸後先到北京，再到乾隆皇帝接見地承德避暑山莊。

外交禮儀問題，是使團到來後雙方即發生爭執的主要問題。清朝堅持執行朝貢禮儀，英國使節必須向大清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禮。但馬戛爾尼執意不肯行叩見禮，理由是：致敬外國君主，不能超過對本國君主禮節，因此隻能對中國皇帝行與英國國王相同的單腿跪禮。知道英使如此執拗使乾隆皇帝十分不悅。

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在熱河萬樹園，乾隆接見了馬戛爾尼。但是，最後的禮節到底怎麽樣，一直以來都是學術界爭論的一個焦點。在清朝檔案文獻中，都是記載英使行了叩禮。而在馬戛爾尼自己的記錄中則否認了這一點。

馬戛爾尼本人記載中，不僅未曾磕頭，而且還親自將禮物呈送皇帝手中，在禦前所行走路線也異於一般使節。而在朝廷記錄中，此事隻是輕描淡寫被一筆帶過，除了曾在皇帝麵前匍匐拜倒之外，什麽也沒有記載，不過，從《清實錄》記載中可得知，這種接見外國使臣的禮節上的變通，自康熙年間就已開始。

法國學者佩雷菲特在其《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中，專章敘及這位英國使者“在皇帝腳下”的情景。

事實上，大家看見的是同一場麵，隻是眼光不同罷了。讓我們再現一下當時現場情況吧！

為了想像一下英國人須解決的問題，請您在鏡子前作一次真正的叩頭動作。您先站著，然後跪下，您彎下身來直到頭碰地。您抬起上身，再彎下去，頭第二次碰地，再第三次。然後起身站直；再這樣重複一遍。跪三次，每次都要起立站直；每次跪地都要叩三個頭。計算一下這套體操需占去您多少時間：不磨蹭，一分鍾，如果做得莊重些，就要兩分鍾……

再設想一下英國人的處境。當全體人員第一次跪下時，英國人也照樣做了，但隻是單腿。當大家在叩頭時，英國人隻是低下頭。就像在彌撒中揚聖體時，當別人下跪時，某些信徒站著，隻是眼睛向下。大家抬起身子，英國人為什麽還要低著腦袋呢？於是，他們也抬起了頭。當大家又重新趴下時，英國人低頭。大家站起來時，他們總不至於仍然跪著：他們就站了起來。依此類推……他們跟著大家做集體動作，隻是動作有些刪減，卻無法不做任何動作。在這兩分鍾內，中國人站起來三次，英國人總是跪著不覺得太卑躬屈膝了嗎？

馬戛爾尼提到的問題——單膝下跪，頭不著地——僅僅是動作的形式問題，而不是動作的重複問題。由於對形式提出異議，馬戛爾尼忘記了叩頭的一個主要方麵就在於這一奇特的重複動作。英國人遇到的第一次叩頭是集體性的，幾乎不可避免地要求英國人跟上每個節拍。所以溫德說：“我們按當地方式施了禮”。不過，中國人區分得很好：英國人的頭沒有叩著中國地麵。這根本不是真正的當地方式。

在“得體”的禮節一節中這樣敘述道：

皇帝進入了覲見大幄，群臣拜君主的大彌撒可以開始了。鴉雀無聲。站在門外的溫德證實：“皇帝坐上龍椅，立即萬籟俱寂。時而有音樂聲打破這寂靜，鈴鐺發出的清脆悅耳的丁當聲更增添了儀式的莊嚴肅穆。”這鈴鐺的丁當聲與教士進入祭壇時輔理彌撒教士手搖的鈴鐺聲一樣。13世紀方濟各會修士們說蒙古人喜歡聽這個鈴鐺聲。溫德是唯一注意到這聲音的人。

讓我們和馬戛爾尼一起進入韃靼皇帝寬敞的蒙古包吧！它酷似一個劇場。有三排台階可以上到放龍椅的台上。中間那排是專讓皇帝走的。左側那排供朝覲的人走，右側那排為跪著輔佐皇帝——就像他們跪著參加內閣會議一樣——大臣們用的。

我們沒有中國人的直接證詞，但我們有禮誌，隻須翻開看一看即可。斯當敦描寫的禮儀是按9月8日的詔書進行的，也就是說除了叩頭，都是按照官方禮製一成不變的規定進行的。進幄，台前的行禮動作，然後在第二級台階上下跪，再與皇帝交談。在這個文明開化的社會裏，一切最細小的情節都是自古以來就預先安排停當的。隻有專門的敕令才能改變或免去三跪九叩禮。其它都是嚴格按照規定辦的，從台側禦林軍的安排，或者貢使由一位禮部尚書領見，到禮部尚書穿的朝服的顏色和上麵繡的龍。“皇帝以熱情友好的語言向貢使發問，禮部尚書轉達問題，由通事譯出；特使回答問題，再由通事譯出貢使的答複，禮部尚書再轉達給皇帝……”貢使不直接對皇帝說話，皇帝也不直接回話。特使也不是直接向皇帝遞交國書，而是由一位大臣代接，叩完頭才轉呈給皇帝。英國在場的人都刪除了所有可能表示臣服的話。他們至少是用故意疏忽的方式撒了謊。

皇帝經過時，英國人措手不及，不自覺地跟著大家多次下跪。但到了禦座旁，因為隻有他們自己，他們便行了說好的得體的禮節：單膝下跪一次。

英使馬戛爾尼來華的真正目的是來向中國皇帝提出擴大對華貿易要求的，所以在第一次覲見時，就急於表達這一要求。然而，第一次接見時，他隻能將英王書信呈遞給乾隆皇帝。

我們來看一下英國致乾隆帝的國書，被清朝人翻譯成中文：

英吉利國王熱沃爾日（即喬治三世）敬奏中國大皇帝萬萬歲。熱沃爾日第三世蒙天主恩，英吉利國大紅毛及佛朗西、依利爾呢雅（愛爾蘭）國王、海主，恭惟大皇帝萬萬歲，應該坐殿萬萬歲。

本國知道中國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的心裏長把天下的事情，各處的人民，時時照管，不但中國地方，連外國的地方，都要保護。他們又都心裏悅服，內外安寧。

英國的商務要求在第二次覲見時也沒辦到。接著是皇帝生日的慶典活動，在活動結束後，清廷便讓使團離開熱河，返回北京，並隨即促其“九月初五以前啟程回國”。

逐客令雖已下達，但馬戛爾尼的使命沒有完成，就做最後的努力，與乾隆的寵臣和珅等進行交涉，重申英國國王的要求，提出了下列九項要求，包括允許英國派員常駐北京，允許英商至浙江寧波至直隸至天津等處碇泊交易，允許英商在京師設商館，收貯貨物，允許在廣州附近撥給一處地方，讓英國商人居住，以及貨物請免征稅或減稅，英人在華自由傳教，獲得中國居留權的英商不強製以納稅，等等。

對於這些要求，和珅避而不答，而是將乾隆帝寫好的一道敕諭轉交給他。乾隆皇帝首先稱讚英國國王恭順有禮，而在答複英王的複書中，逐條予以批駁。

敕諭中多是“與天朝體製不合，斷不可行”。“諸多不便……所請……之處，皆不可行”。“更不可行。”“尤屬不可！”等語。同時在諭旨中，再度申明“天朝特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英使馬戛爾尼的訪華，表麵上英國的要求全部被乾隆皇帝駁回，無功而返。中英第一次正式交往，隻是雙方力量第一回合的較量，在這場較量中，馬戛爾尼了解了中國，他們看到清朝帝國開始衰落了，清朝統治者的愚昧落後完全體現出來，中國在以後的曆史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天朝上國”的大門沒有被“如締結條約、互相通商，為現今文明各國共有之辦法”叩開，喪失了學習先進迎頭趕上的時機，最終被西方列強的槍炮所轟開，使得中國陷入了有史以來最屈辱、最慘痛、最落後的一百多年時間之中。

馬戛爾尼使團在訪華期間收集了大量的中國情報，回國之後，隨團出訪的成員寫了不少見聞錄，如馬戛爾尼的日記，斯當敦寫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安德遜寫的《英使訪華錄》，巴羅撰寫的《中國旅行記》，亞曆山大繪製的大量畫圖，等等，這些使團成員所寫的關於中國的文章或書介紹了關於社會的情況，使英國人對中國社會的情況有了初步的了解。

阿美士德使團來華無功而返

馬戛爾尼使華多年之後，怎樣才能打破把馬戛爾尼拒之門外的那種傲慢的孤立狀態呢？英國決定派一個新使團，由阿美士德勳爵率領。他不如馬戛爾尼經驗豐富，但可讓最有能力的專家托馬斯·斯當敦當他的副手。斯當敦從孩提時起就一直在學習中國的語言、曆史和種種奧秘。再說他已是廣州的特別委員會——東印度公司執行機構的主席，他熟知天朝的一切。

1816年2月8日，阿美士德勳爵登上了一艘名叫“阿爾賽斯特”的戰艦，他的旅程隻有馬戛爾尼的一半，於6月底到達中國，在那裏同斯當敦和使團裏的其他“廣州人”會合。幾天之後，他們奉命向北直隸灣起航。

7月28日他們到達北直隸。中國官員馬上就提出了叩頭的問題。阿美士德勳爵並無成見，但他的顧問卻意見分歧。使團成員之一的埃利斯認為叩頭隻是無關大局的形式，而斯當敦則持相反的意見。到達天津的第二天，他堅持要把他的主張記入給勳爵的一份報告裏：“哪怕會導致使命的失敗，也完全不應該同意叩頭。”

英國的內閣則采取實用主義的態度：派人去北京是為了設法獲得某種東西；叩不叩頭則要看從中能得到什麽好處。東印度公司的領導則建議到廣州後再定：既然要讓人更尊重英國的榮譽，那就不應該一開始就遭到侮辱。

阿美士德之所以決定拒絕叩頭，是因為他很快發覺他的使命是一場力量的較量。陪隨使團的中國官員8月4日一上“阿爾賽斯特”號戰艦就冷若冰霜。其中一位叫蘇楞額，1793年在廣州當過海關監督。無論英國人提什麽要求，都得不到滿足，甚至得不到答複。

阿美士德拒絕行叩拜禮，而中國官員發誓說他們親眼見到馬戛爾尼行了叩頭禮。嘉慶的一道詔書上也這樣說：“爾使臣行禮，悉跪叩如儀。”

在天津，一張供桌上鋪著黃綢，點著香。中國人在前麵跪下。阿美士德仍然站著，慢慢地脫帽鞠躬。在這奇怪的禮節後舉行宴請，英國人也得盤腿而坐。中國官員不加掩飾地表示蠻族不會這樣坐：不能讓他們帶著野蠻的樣子去見皇上。阿美士德和他的隨從答應下跪。馬上中國官員請他表演一番，他拒絕了。斯當敦想起了孩子的作用，建議讓當扈從的阿美士德勳爵的侄子來表演。

在使團行進的路上，中英之間又發生爭執。有一次下起傾盆大雨，英國人要坐轎子，但遭到中國官員的拒絕，認為“京城近在咫尺，坐轎子會損害皇上的尊嚴”。接著，中國官員指出：斯當敦和埃利斯是東印度公司的兩位專員，他們是“商人”，沒有資格覲見皇上。不僅如此，還傳出一條謠言：說皇帝正在起草一份詔書，要驅逐使團。而嘉慶自己在8月25日的聖旨裏卻說：“朕以為遠國小臣，未必諳熟禮儀，可以寬恕。”而隻要“盡可能做好”就行。

嘉慶皇帝跟他的父親一樣，再次把英國來使看作來自異邦的進貢團。依照1793年訪問的先例，嘉慶答應親自接見，提供盛大的宴會，並在圓明園內招待來使，而且預先排定了七天的日程。第一天在圓明園裏款待英使；第二天在同樂園聽完戲之後，於正大光明殿正式召見來使；第三天在正大光明殿設下盛大宴會；第四天帶英國使者遊覽萬壽山一帶；第五天在圓明園內與使者告別；第六天，在禮部設官方的告別宴會，並在紫禁城舉行贈予英國人禮物的儀式；最後在第七天與即將離開北京的來使告別。這個日程顯示出嘉慶對使節團的理解跟乾隆並無不同，都認為像一般的進貢團一樣，僅僅隻是一種儀式的、慣例的、遊樂性的活動，跟英國要擴大貿易的目的，明顯地大相徑庭。

阿美士德一行於8月28至29日的夜裏到達北京後，中國人讓他們直接去紫禁城。嘉慶皇帝把自己的皇舅國公和世泰派來伴同阿美士德。和世泰接見英使臣時態度冷淡，不請他坐下；並對阿美士德說：三跪九叩禮一定要行全，否則使團將被趕出去，但阿美士德拒絕行叩拜禮。

嘉慶皇帝立即要求按照原定日程，在第二天的一大早於圓明園的正大光明殿接見英國使節。但是阿美士德不願以疲憊不莊重的模樣出現，請求更多的休息時間。在中國官員眼裏，沒有誰敢更改皇帝欽定的日程，於是告訴英使務必於第二天準時去覲見皇帝。盡管距離馬戛爾尼使華已經超過20年，但中英之間的彼此了解並沒有任何改善。隨著英國國力的增強，阿美士德不願做出妥協，在跪拜禮節的問題上，認為根本就沒有妥協的餘地和必要。阿美士德斷然拒絕中方的要求，中國官員上奏朝廷，斥責英國人態度惡劣、妄自尊大。

嘉慶本來就對這支進貢使團不太感興趣，下令立即終止使節團的一切活動。

嘉慶帝在給英國國王的國書裏，一味抱怨阿美士德拒絕行跪拜禮，認為責任全在英國使臣。英國使節團連近在咫尺的圓明園都沒進一步，沒看一眼就打道回府了。

兩種文明的碰撞

對於這兩次中英禮儀衝突，過去是一味的指責，現在是一味的抱怨。在某些人眼裏“傳統”好像是曆史的痼疾與病因。那麽，如何認識傳統呢？恩格斯提供的西方經典理論裏“傳統是一種巨大的阻力，是曆史的惰性力，但是由於它隻是消極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毀”。到了18世紀，中國的傳統文化麵臨著內外兩種壓力，一種是內部的異族文化與漢族文化的衝突，民族內部漢民族和包括滿族在內的其他民族的融合；另一種是外部與西洋文化的衝突。對於中西文化的衝突，以往多認為是一種“文化侵略”；現在更傾向認為是西方向中國傳輸了文化，“西化東輸”，成為促進中國現代化的主力因素。東西文明衝突的實質究竟是什麽？東西文明衝突從來不是泛泛的文明體係衝突，而是東西方政治文明的衝突，更具體一點說是東方統治集團與西方自由、民主為內核的政治文明體係的衝突。

近代著名學者陳獨秀和梁啟超等都對中國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與衝突進行過最早的分析和總結。

1916年陳獨秀在《吾人最後之覺悟》中說：呼喚最終的文化上“新舊思潮之大激戰”，以根本解決“愈覺愈迷，昏聵糊塗”的近代以來之困局。

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和黃遠庸在《新舊思想之衝突》中，都將西學東漸分為器物、製度和思想文化三個層次，中西文化的衝突也體現在這三個方麵。

近代，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清王朝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攻擊下節節敗退，這使中國的有識之士痛感中國在技術裝備上的落後。於是林則徐、魏源等提出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這種思想的結果，導致了以學習西方科學技術與物質文化為目標的“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這是中西文化交流與衝突在物質層麵的表現。

中法戰爭和甲午戰爭的慘敗，使中國人認識到，中國落後於西方的地方不僅僅是在物質技術方麵，更有管理製度方麵的原因，於是，中西文化的交流與衝突進入製度層麵。由於中國封建製度已延續了數千年之久，因此，在製度文化這一層麵的中西文化衝突則顯得更加尖銳和複雜。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從政治的角度講，有革命和改良的分別，而從文化的角度講，要解決的都是製度的問題。

辛亥革命後，中國建立了一個類似西方的共和國，但是，袁世凱的篡權使這個西式的共和國有名無實。“吾人於共和體之下，備受專製政治之痛苦”，“外迫於強敵，內逼於獨夫”。殘酷的現實迫使中國人從心理層麵對傳統文化進行反思和批判，同時也加深了對西方文化的接觸和了解，進而發動了具有啟蒙意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這個時期出現了一次關於中西文化大論戰，體現了中西文化在精神領域的衝突，這是最簡單層麵上的衝突，要解決的是文化深層即“國民性”的問題。

曆史發展的過程中，維護幾千年封建統治舊秩序的封建文化，在先進的世界潮流麵前，也阻礙了中國社會的變革和文化的進步。西方文化帶有侵略與掠奪性，但是也對封閉、守舊的中國文化帶來了巨大衝擊，使之發生了深刻變化，對近代中國的社會與文化變革起到了推動作用。

近代中國處於一個激烈動蕩與多變的時代，西方文化以十分激烈的方式快速進入。麵對舊秩序的崩潰和“亡國滅種”的生存憂患，中國人急於尋求出路，此時的中國人對待自己的傳統文化的心態，可謂是愛恨交加，不是痛心疾首地加以否定，就是固步自封地堅守陣地，缺乏冷靜的態度。對西方文化要麽全盤肯定，惟洋是崇，站在歐洲中心主義的立場上提出全盤西化論；要麽全盤否定，盲目排外，站在華夏中心主義的立場上提出了中國文化本位論。

幾次禮儀衝突泛文化既有心理的衝突，也有製度層麵的衝突。東西文明衝突起碼已有四百年，最熱鬧地談論東西文明也有二十多年，東西文明衝突的實質究竟是什麽？東西文明衝突真正構成東西文化衝突的核心部分，從來不是泛泛的文明體係衝突，而是東西方政治文明的衝突，更具體一點說是東方統治集團與西方自由、民主為內核的政治文明體係的衝突。

鴉片戰爭發生了多年後的1876年12月1日傍晚，郭嵩燾在上海虹口碼頭登上英國航運公司的郵船，於當晚12點準時起航。中國第一任駐外公使郭嵩燾的使西曆程，從此開始了。

郭嵩燾一行原計劃乘法國輪船一個月以前啟程，在使團翻譯英國人馬格裏的勸阻下推遲行期，馬格裏堅持中國公使要搭乘英國輪船，別有一番用心。馬格裏在自己的旅行日記中記道：搭乘英國輪船，從上海到南安普敦，沿途停靠的港口，如香港、新加坡、錫蘭、亞丁、馬耳他、直布羅陀，全是英國的殖民地。這樣，中國使團每見到一塊陸地，必見到英國國旗，得出的印象一定是，全世界都是大英帝國的，大英帝國就是全世界。

全世界都是大英帝國的，大英帝國就是全世界，郭嵩燾的印象還真是這樣。在多天的航程中，郭嵩燾所見所聞，令他感慨良久，世界廣大，從上海到倫敦，凡西方人所在，政教修明，足夠讓人震驚。郭嵩燾將自己的旅行日記寄回國內，作《使西紀程》，誇飾英國“政教修明”、“環海歸心”，在國內一時引起軒然大波。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於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這是中國士大夫譏諷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的對聯。郭嵩燾受命出使英國，朝野一片嘩然。在國人的心目中，西方蠻夷之地，西方人犬羊之性，原本無可同情，更不必說羨慕了。辦夷務已是迫不得已，士人不屑，使夷邦更是奇恥大辱！當年，郭嵩燾出使的消息傳至家鄉，家鄉父老群情憤慨，幾乎燒了長沙城裏郭嵩燾家的房子。而現在，他竟在《使西紀程》、《倫敦與巴黎日記》等著述中，盛讚西方的民主製度、現代教育與科學，所謂“西洋立國以政教為本”……在當時的中國，如果讚歎西方富甲天下，船堅炮利，尚不會引起人們太多的反感，因為夷人奇技淫巧，不足以動搖國人的文化自信，所謂“立國之道，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盛讚西方政教人心修明美善，真可謂大逆不道。竟說中國從器物製度到學問人心處處不如西方。

翰林院編修何金壽上書彈劾，朝廷下令毀版，並將郭嵩燾從國外招回，罪名是有傷國體，舉了一些事例，諸如天寒外出，披了洋人的外衣，凍死事小，失節事大；見巴西國主，擅自起立致敬，有損天朝尊嚴；聽音樂會，索取節目單看，仿效洋人。當然，還有一些小節，諸如讓洋人畫像，與洋人握手，帶夫人出席洋人的宴會之類。

多年以後梁啟超回憶起這段事時說：“光緒二年，有位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做了一部遊記。裏頭有一段，大概說：現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文明。噯呦！可了不得。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動起來了，人人唾罵……”後世覺得不可思議，其實，這並不是純粹因為愚昧麻木，而是因為一種特殊的文化優勝心態所致。

當年鴉片戰爭失敗，朝野人士竟無動於衷，林則徐說這是“大有雨過忘雷之意”。郭嵩燾出洋時，距《海國圖誌》與《瀛環考略》出版，已近半個世紀。大概國人已經知道，世界廣大，天朝之外還有列國，西方強盛，商貿器物，無不勝出中華。但是，即使明白這番事理，人們心目中的西方形象，依舊是鬼夷模樣。

而廣為流傳的乾隆帝複喬治三世的敕諭，在東西方長期以來都是被批評和嘲笑的對象，而在1922年，羅素就曾說過，隻有到這一文獻不再被認為是荒唐可笑的時候，西方才能夠理解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