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華中沉沒清帝國

八、落日的輝煌——“康乾盛世”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清朝二百多年曆史中最輝煌的時期，也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最好的曆史時期之一，史稱“康乾盛世”。這一時期，三位帝王在繼承、總結前代統治經驗的基礎上，奮發圖強，勵精圖治，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麵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康乾盛世”猶如落日餘輝，自乾隆以後，便暗淡無光，大清王朝也進入了離亂之秋。盛極一時的“康乾盛世”何以衰落下去，值得後人思之。

“盛世”輝煌

在我國漫長的社會曆史發展過程中，所呈現的“盛世”景象並不多見。所謂“盛世”乃“最好的曆史時期”之謂。綜觀中國曆朝曆代，“盛世”的內涵應包括：國家統一、經濟繁榮、社會安定、政局穩固、國力強大、文化昌盛等等。在清以前，為史家所共識的“盛世”有：西漢的“文景之治”、東漢的“光武中興”、唐初的“貞觀之治”、盛唐的“開元盛世”、明朝的“永宣之治”。“康乾盛世”，是清朝近三百年曆史中最輝煌的時期之一，也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最好的曆史時期之一，它以一係列的成就顯示了自己的輝煌。

從政治上來看，在康熙即位時，國家形勢非常嚴峻，動蕩不安，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銳，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愈演愈烈，外有沙俄侵略者和西方殖民勢力染指我國領土，對我國的安全構成威脅。鞏固國家統一，抗擊外國侵略，實現社會穩定，恢複和發展經濟，成為時代發展的要求。當時中國的最高統治者康熙、雍正、乾隆順應了這一曆史趨勢，采取堅決措施，戰勝了一係列困難和挑戰，平定了三藩之亂，消滅了鄭氏分裂政權，實現了大陸和台灣的統一；三次擊敗準噶爾叛亂，統一漠北；進軍西藏，驅逐了準噶爾的勢力，重新統一西藏地區；從1690年到1760年的70年時間裏，徹底平定了喀爾喀部落的叛亂，統一了西北地區。與此同時，還征討平定了大小金川，統一琉球，威服緬甸、安南、廓爾喀等，賓服中亞諸國；多次打敗入侵中國東北的沙俄侵略者，與俄國政府在平等的基礎上簽訂了邊界條約《中俄尼布楚條約》。通過一係列平定國內叛亂、鞏固國家統一、反抗外來侵略和幹涉的鬥爭，我國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得到了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和西南各國建立了和平友好的關係。一個東到大海，西越巴爾喀什湖，北越外興安嶺、貝加爾湖，南到南海諸島的中華帝國，橫空出世，巍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這一疆域奠定了今天中國版圖的基礎。

清軍入關定主中原後，把新興的滿族貴族的那種崇尚武功、選賢任能、治政務實的優良政風帶入中原，又吸收了漢族王朝曆代統治的經驗，采取了加強君權的種種積極措施，使全國權力牢牢地集中在皇帝手裏。特別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君主勤於政事、治政務實，既使我國專製主義的中央集權製度達到了頂峰，又在綜合滿族統治習慣和曆代漢族統治經驗的基礎上，使這一製度達到了非常完備的程度。這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清統治者非常注意爭取以大漢民族為主的其他民族的合作。清軍聯合吳三桂入關，即打著“與爾等複君父仇”的旗號；多爾袞的大軍到達北京時，為崇禎皇帝穿著孝服，感動了北京人，受到群眾歡迎；接著，清王朝諭令廢除明朝的“三餉加派”及一切苛捐雜稅，得到各界人士的擁護。因此，盡管有對於清朝野蠻的“雉發令”的不斷反抗，新生的清王朝還是很快從飽經戰亂的人群中爭取了人心，在政治上取得了鞏固政權的有利條件，特別是平定三藩之亂後，把自己的統治迅速推及到全國。由於康雍乾時期實行了開明的民族政策，使各族人民共同為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開發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從社會經濟方麵看，康雍乾時期我國的農業生產發展達到了新的水平。無論從耕地麵積之廣、農作物種類之多、產量之豐來講都超過了過去任何朝代。乾隆三十一年（1766）國家正式記載的墾地數字達到741萬多頃，而且由於沒有登記，邊遠民族地區的草原、山穀、荒漠地帶很多也變成為農莊，實際耕地麵積遠不止此數。糧食的單位麵積產量，在江浙、湖廣、四川的某些地區，上田產量每畝可達五六石至六七石。江浙繁富地區生產的大批漕糧，沿著大運河源源北上，國庫的糧食貯備始終十分充足。由於糧食的增多和工商業發展的需要，經濟發達地區更多地種植了經濟作物，桑、茶、棉花、藍靛、甘蔗、苧麻、煙草、紅花等成為重要的商品化的農產品，棉花、煙草的種植從嶺南遍及北方，台灣在統一後成為我國最重要的甘蔗生產中心。我國農業生產的發展達到了封建社會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伴隨耕地麵積的增加是人口的增長。清代人口總數從1661年左右的9000萬，到17世紀90年代接近1億人。1761年達到近2億人，30年後達到3億人，再經過40年，到1831年左右達到4億人。清代前期人口的持續增長，奠定了中國人口大國的地位。

人口增長是清代社會經濟發展乃至昌盛的重要標誌。隨著耕地麵積和人口的增長，糧食產量也大幅上升。據有關學者估計，到18世紀末，中國糧食產量已超過2000億斤，基本可保持人均口糧約600斤的水平。中國的糧食產量能養活數億人，這一成就，是曆代無法與之相比的。

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糧食產量和人口數量的大幅上升，國內手工業和商業貿易也漸趨活躍。我國的紡織、瓷器、鑄鐵、製糖、製茶、造紙、玉、金、銅、編織、工藝品等等的製造技術和生產量都達到了我國封建社會曆史上的高峰，有的技術如瓷器、絲織、棉織業達到了當時世界的先進水平，遍及全國的家庭手工業更加發達。在江南的蘇州、江寧（南京）等大紡織業中心，產生了大包買商，他們擁有雄厚的資本、原料和織機，直接雇傭工人或機戶進行生產，成為大包買商兼大手工業主，在各地的紡織、造紙、鑄鐵、製糖等部門中，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作坊和工廠普遍增多，商業進一步繁榮起來。北方的陸路商隊頻繁地從北京運貨去東北、蒙古、青海，新疆、西藏。大運河、長江、珠江等河流中商船往來絡繹不絕。北京、蘇州、揚州、杭州、廣州成為當時全國較大的工商業中心。大批工商業城鎮在江南地區崛起，民族地區的工商業城市迅速發展。同時，我國的對外貿易也發展起來，茶葉、蠶絲、綢緞、瓷器、棉花、各種手工藝品大量輸出國外，而從國外進口數量極少的棉花、毛織品、香料、奢侈品，在對外貿易中保持著大量的出超地位。通過對外貿易，大量的白銀流入我國，成為國家財政的重要收入，使我國的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一位。

在農業生產發展和工商業繁榮的基礎上，清政府的財政收入逐年增加，國庫存儲豐厚。康熙年間，封建國家每年的收入從白銀三千萬兩增至五千萬兩，到了乾隆中期增至七千多萬兩。當時國庫的富裕，財力的雄厚，成為清朝前期社會經濟發展和繁榮興盛的有力見證，正是封建社會處於“盛世”的寫照。

從康熙到乾隆，經過100多年的勵精圖治和休養生息，社會經濟得以迅速發展，耕地麵積和人口成倍增長，中國曆史自漢唐以來發展到一個新的鼎盛高峰。

從科學文化上來看，康雍乾時期是我國科學文化空前發展時期。在文學藝術、史學、哲學、數學、天文學、醫學等各個領域，人才輩出，異彩紛呈。康乾時期，編纂出版了我國現存的最大的類書《古今圖書集成》，編纂了我國最大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叢書《四庫全書》，整理、編纂、出版了難以數計的大量學術著作和圖書資料，這是過去任何朝代也比不上的。由於當時政府提倡和鼓勵知識分子少問政治，鑽研學術，減少了政治對學術的幹擾，形成了獨樹一幟的乾嘉學派，這是傳統文化發展的一個裏程碑。詩歌藝術，格調、性靈等門派紛立，是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又一高峰。學術百家爭鳴，藝術爭奇鬥妍，構成了一幅“盛世”文化繁榮昌盛的景觀。

“康乾盛世”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是不容置疑的，它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盛世”成因

綜觀中國曆史，“盛世”的出現，皆從大亂走向大治。清“康乾盛世”也不例外。清承明末天下大亂，入關以來，經幾代人不間斷地奮鬥，最終將清朝推向鼎盛。

清朝自順治元年（1644）進關，曆經18年統一戰爭，削平大順、大西及南明諸政權，除台灣外，全國歸於一統。以攝政王多爾袞、世祖順治帝為首的統治集團所作的一切努力，為清朝全麵實施大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玄燁即位後，又經20年進一步治亂，以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吳三桂八年之亂為契機，乘勝收回台灣，實現了全國的統一。此後經過康、雍、乾三代的努力，平定了各少數民族的叛亂，使皇權得到空前的鞏固和加強，消除了曆代經常存在的社會動亂的根源。早在順治時期，就定下了嚴禁宦官以及後妃外戚幹政的製度，一直到辛酉政變後慈禧太後垂簾聽政時才被破壞；康熙少年時清除輔政大臣鼇拜的勝利，使貴族大臣擅權在剛剛開始時就被鏟除，康熙晚年，支持皇太子奪權的康熙皇後的叔父索額圖被處死，康熙的舅舅佟國維又因支持皇八子結黨受到康熙的嚴斥，通過進一步打擊皇親權臣貴族的勢力，鞏固了皇權；雍正以巨大的魄力，懲處了權勢極大的年羹堯和隆科多這兩個重臣勳戚，控製了全國的權力；乾隆六十年間，一直乾綱獨斷，後妃外戚宦官文臣武將均未能幹政。他晚年雖寵信貪官和珅，但也從未讓他操縱國家大政，凡有關國家大事，必由乾隆拍板決定。由此可見，從康熙親政到乾隆去世的一百三十年中，國家大事一直牢牢地控製在康、雍、乾三皇帝手中，皇權如此鞏固和集中，是過去曆史上任何時期都沒有過的。

皇權的加強固然有其負麵的影響，但康、雍、乾三皇帝加強皇權的結果，使自商代開始以迄明末三千年曆史上經常存在的後妃幹政、外戚專權、宦官亂政、藩鎮割據、名相主宰朝綱、奸相欺君禍國、武將廢立國君、民族分裂政權並立而造成的社會動亂和戰禍得以避免。國家軍政大權牢牢地掌握在皇帝手裏，政令一致、軍令一統，這樣就會實現社會的長期安定和平，為人民群眾得到長期的休養生息創造了最基本的條件，為恢複和發展社會經濟文化、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國家提供了可能，這是“康乾盛世”局麵得以出現的重要原因。

清朝入關，首要治吏，從嚴整頓，大得民心。明末吏治腐敗，是其亡國的主要原因之一。清朝統治集團，時時以明亡為戒，大力整頓吏治，掃除明末以來的貪風和頹風。攝政王多爾袞下令：貪官必誅……何必論贓多少！順治親政後也說：“安民之本，首在嚴懲貪官。”康熙朝吏治的中心是懲貪獎廉，主要措施如下。

首先，對官吏慎重選擇、嚴格考核，多加約束，在選官上，康熙帝重視作為封疆大吏的各省督撫的作用，認為“如果督撫居官清廉，那麽下屬才能夠交相效法成為良吏”，所以他在簡任督撫時必詳加察訪。每當督撫赴任，他都諄諄告誡。對通過捐納、蔭襲等方式進入官場者加以限製。在對官吏的考核方麵，一改以往流於形式的弊端，嚴格考核。考評等次的確定必須確有實證，反對評語空泛抽象。如地方官在考核時要具體總結任期內所治區域有無加派、濫刑，賦稅、倉儲有無拖欠、虧空，地方經濟、百姓溫飽有無起色，所屬官吏賢否等。還製定了詳細的官吏回避製度、賦稅征收製度、司法審理製度。恢複了禦史可據“風聞”糾彈的製度。為防止官吏結黨營私，製定了嚴格的保舉製度，被保舉者一旦有“貪婪事發”，要追究“舉主”的責任。康熙朝還確立了後來被史家毀譽參半的督撫互相監督的製度。

其次，從嚴懲貪。康熙帝把貪官汙吏視同於當時西北的敵人噶爾丹，說：“朕恨貪汙之吏，更過於噶爾丹”。在康熙朝，降職甚至處死了一些貪汙官吏，使官場貪風有所收斂。

最後，表彰、保護清官能吏。康熙帝說過：“治天下以懲貪獎廉為要，廉潔者獎，貪婪者懲。”康熙帝在懲貪的同時，而獎廉則過之，這也是此時吏治的一個特色。平定三藩之亂後，開始大批褒獎清官，先後被推薦者有格爾古德、範承勳、陸隴其、於成龍（北溟）、彭鵬、李光地等。後來他還多次讓各級官吏推薦清官，予以表彰，以此樹立清官形象。他深知清官多剛直，與上下級關係多矛盾，所以留心保護。被譽為“止飲江南一杯水”的張伯行任江蘇巡撫期間，因揭發總督噶禮罪行受到壓製，受命查辦此案的欽差也袒護噶禮，建議撤張伯行的職。康熙帝深信張伯行居官清廉，而噶禮操守他不能信，於是康熙帝斷然決定撤噶禮職。還應指出的是，康熙帝獎勵清官，是堅持德才兼顧的原則，既要求操守清廉，又注重政績的考核，而不偏執一端，所以培養了一批清官能臣，為“盛世”的產生提供了條件。

雍正帝整飭吏治固然繼承了其父康熙帝的具體措施，但執行得極為嚴格。他繼位之初一反先例，對官員在前朝的虧空一概不予豁免，並命戶部清查全國賦稅收入。這次清查出的貪官汙吏受到了嚴懲，連雍正帝的兩個弟弟也被查出，受到嚴重處罰。

乾隆帝處在“盛世”的頂峰期和結束期，基本上繼承了康雍二帝的統治作風。針對康熙帝的“寬仁”和雍正帝的“嚴苛”，他強調自己是“寬嚴相濟”。乾隆帝通過健全法製、選官德重於才、官員互相監督、嚴懲貪官等措施，使吏治收到一定效果，懲貪法製嚴密，政策一貫，手段有力，不僅在有清一代是突出的，在整個封建社會中也是突出的。這對扭轉官場積習，保證“盛世”的延續、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都是有利的。

清初，由於曆年戰亂不已，社會經濟遭到了極大的破壞，人口銳減，土地荒蕪，民生凋敝。清朝能否立足、鞏固政權，發展經濟是根本。從順治始，特別是康雍乾三朝高度重視農業生產，以農業為國本，不遺餘力發展農業經濟。這集中地體現在康熙所表述的思想上。他說：“農業實為國之本，儉用乃居家之道。是以朕聽政時，必以兩者為先務。”這一指導思想，在三朝得到了全麵的貫徹，實施大規模發展農業的計劃，主要有：全麵推行墾荒政策，給各省規定墾荒完成的任務與時間，以墾荒多少實行獎懲；資助農民墾荒。至雍、乾時，墾荒向邊疆地區發展，指令當地駐軍實行“軍屯”。乾隆提出，即使地屬奇零，乃至山頭地角，也要辟為良田，能開尺寸之地，即多收升鬥之儲，致使耕地穩步增長。自康熙時投巨資治理黃、淮水患，疏通兼治運河，收到巨大成效，曆30年，水患消除，農業連年豐收。乾隆時，繼續興修水利，為農業生產提供了保障。

特別值得稱道的是由於“盛世滋丁，永不加賦”和“地丁合一”的推行，廢除了兩千年以來的人口稅，減輕了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的負擔，鬆弛了人身依附關係，促進了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從康熙到乾隆，人口激增，反映了農民已不再離鄉背井而回到土地上安心從事於農業生產，使脫離了生產資料土地的勞動力和失去了勞動力耕種的生產資料土地重新結合了起來，這對發展當時生產力的意義是不可估量的。康雍乾時期采取的這一係列調整生產關係的政策，其貫徹時間之長、措施推行之堅決、成效之顯著，在封建社會曆史上是少見的。

康雍乾時期還改革了財政政策。清初，清政府財政是入不敷出的。康熙初年，為了平定三藩之亂，戰費甚巨，財政呈窘迫之狀。清政府采取措施改進，特別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到康熙中後期，財政狀況即見好轉。“出入相抵，有盈無細”。

雍正時期，對財政進行整理，采取了幾項重要措施。首先嚴令各省、州、縣限期如數補足曆年拖欠應交中央的款項。幾年之內，“虧空之風，得以頓息”。其次，設立會考府，嚴格會計考核和收支管理。再次，規定“耗羨”歸公，將官吏中飽私囊的款項收歸國庫。另外，還對鹽課增收，對關稅實並進行常例捐輸。這些做法，廣開了財路，增加了收入。以至雍正年間，雖屢次用兵，而經費不虞匱乏，並得積蓄兩千餘萬之巨款。

乾隆承接升平之世，經過父祖輩的勵精圖治，社會經濟發展日見繁榮，國力大增。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朝中央歲入達近五千萬兩。經濟發展和歲入的連續累積，使得乾隆四十二年（1777）國庫存銀達到八千萬餘兩。由於財政富盈，不斷減輕農民負擔，實行蠲免、賑濟等措施，讓農民生活安定，生產發展。

康雍乾三朝堅持國家“大一統”，製定並實行正確的民族政策，安定邊疆，消除“邊患”，長治久安。康雍乾諸皇帝尊重漢族的民族習慣，選拔和重用漢族知識分子，大興科舉，舉辦博學鴻儒、博學鴻詞科，鼓勵漢族知識分子潛心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著書立說，為鞏固清政權服務。他們和蒙古上層貴族建立了世代的聯姻親戚關係，尊崇和提倡蒙藏人民信奉的喇嘛教，大量興建寺廟，賜給蒙藏貴族和宗教領袖以爵位、財物和自治的權力；對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首領也采取了團結聯合的政策，並廢土司，設流官，實行“改土歸流”。這一係列措施，使得明末清初十分緊張的民族關係和階級關係大為緩和，各族人民和統治者衷心擁護和支持清政府鞏固國家統一、反抗外國侵略的鬥爭，成為平叛和反侵略鬥爭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康雍乾時期我國民族關係的情況，可以說是繼唐太宗貞觀時期以後我國封建社會曆史上又一次非常良好的時期，在曆史上是罕見的。

在思想文化領域，康、雍、乾三皇帝努力學習漢族的傳統文化，尊孔重儒，把儒學定為國學，作為學校教育和科舉考試的中心內容，培植大批人才；大力推進傳統文化的進一步發展，整理典籍，編纂了以《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為時代標誌的圖書，實集傳統文化之大成。應該說，這對“盛世”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故史家盛讚：“康熙年間，人文最盛”，恰“如寶山初開，琳琅盡獻，猗歟盛矣”！乾隆時，已形成“文治之極隆”的鼎盛局麵。

從領導這個封建大帝國的最高統治者康熙、雍正、乾隆的治政方麵看，康雍乾三君的治政和過去各代皇帝比較，有這樣幾個特點：首先，他們都是既具有雄才大略、遠見卓識的治政才能，又具有勤於政事、治政務實的治政精神，這是前代君主很少能同時具備的。其次，他們既集國家大權於一身，事無巨細躬親決斷，又能通過種種手段了解下情，從而使得他們對國家大小政事的決斷做得比較正確，取得了較大的成效，這也是極為可貴的。再次，他們不僅是傑出的政治家，也是傑出的學問家。康熙堪稱是我國所有封建君主中最懂得科學、最熱愛科學、最提倡科學的君主；乾隆在自然科學方麵不及乃祖，但他酷愛中國的國學，其詩文字畫俱佳，甚至超過了和他同時代的漢族學者；雍正的詩文字亦好，他每天批閱大量奏章，有時一批千百字，反映了他的知識和文字水平。這也是前代的君主很難比得上的。康、雍、乾三君主有這樣幾個前代君主無法企及的優點，是保證了他們治理下的時代出現“盛世”的重要原因。

殘陽夕照

盡管康雍乾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都發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最高峰，出現了“盛世”景象，然而，“夕陽無限好，隻是近黃昏”，它不過是封建社會的“回光返照”而已，就在它繁榮昌盛的表象之下，潛伏著種種危機。

固然，康雍乾時期所采取的整頓吏治、嚴懲貪汙的措施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也不能對此估價過高，吏治日益腐敗，貪汙屢禁不止，使“盛世”逐漸走向衰敗。

即便是在“康乾盛世”時期，官吏的貪婪、斂財的門道、搜刮民脂民膏的惡行不僅在大清一朝，就是在整個封建社會也是罕見的。“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是最好的寫照。

康熙時期，掌握重權的高官斂財納賄，不遺餘力。如索額圖貪侈傾朝野，徐乾學、高上奇等貪贓枉法，聲名狼藉。江蘇布政使宜思恭貪汙、虧空錢糧達46萬多兩，太原知府趙鳳詔貪汙勒索白銀更高達300萬兩。

雍正時期，雖嚴加整治，卻也難以杜絕貪汙現象。川陝總督年羹堯的罪狀中，貪黷罪和侵蝕罪就達33條。此外，年還以官商身份，經營房地產、典當、販賣馬匹、木材等，所得不義之財不知有多少！吏部尚書隆科多的41條罪狀中貪黷罪達16條。其中，勒索詐取安圖銀38萬兩，收受趙世顯銀1.2萬兩，收受滿保黃金300兩，等等。

乾隆時期，吏治更加敗壞，貪婪之徒層出不窮。其中，以和珅案為最。和珅權傾朝野，斂財之巨，在曆史上也是罕見的。據統計，查抄和珅的整個家產折合白銀達8億至10億兩！因而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諺語。

這一時期，各級官吏常常是一貪俱貪。上層官吏肆意攫取，下級也不甘落後，你撈、我撈、大家撈。權力大的大撈，權力小的小撈，沒有權力的利用職務之便也要千方百計撈一把。你包庇他，他暗示我，我也會為你提供“方便”。

康熙年間，京口將軍李顯貴勾結鎮江知府劉元輔折扣兵丁草料，浮算庫銀。刑部侍郎宜昌阿、廣東巡撫金俊通謀舞弊，侵吞兵餉及罪臣尚之信應抄入官的財產，還接受尚之信屬下商人沈上達的賄賂，並殺沈滅口。宜昌阿等貪汙白銀89萬兩。還有廣部堂官希福納等百餘人貪汙草豆銀44萬兩。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甘肅捐監冒賑案發。早在7年前，陝甘總督勒爾謹就請求甘肅捐監，得到皇帝恩準。他與甘肅布政使等人相互勾結，把監生交納的監糧折色銀據為己有，然後又以每年因旱災賑濟的名義，將這些銀兩冒銷。這樣，監糧銀便全部落入勒爾謹和布政使等人手中。後來，營私舞弊案敗露。勒爾謹一夥通過這一方式侵吞上千萬銀兩。此案還牽涉蘭州知府及知縣、署知縣63人，知州3人，同知3人，通判5人，縣丞2人。侵吞銀兩1000兩以上的甘肅省府州縣官員達102人，1000兩至9000兩的29人，1萬兩以上的11人，2萬兩以上的20人。此案有22人被誅，連陝甘總督勒爾謹也賜令自盡。甘肅省道府以上官員幾乎為之一空。一年後，又有山東巡撫國泰、布政使於易簡等人貪汙營私，向下屬勒索，以致山東各州縣倉庫虧空。國泰乃和珅之心腹，和珅雖通風報信，竭力營救，亦未能逃罪。國、於二人被賜獄中自裁。與此案相關官員亦被查處。

以上僅僅是集團腐敗之一隅。集團腐敗是貪官們自我保護的重要方式，因為一損俱損，所以，大家官官相護，危害極大。

此時，貪汙腐敗的流毒，從一品大員到九品芝麻官乃至於衙差，從朝內到朝外，從政府到軍隊，可謂遍及各個角落，幾乎無官不貪，無吏不賄。乾隆時代的翰林院編修洪亮吉曾撰《守令篇》，描述地方官的情形：一個官員赴任前，親戚朋友都公然為他盤算，此缺出息多少，應酬多少，自己一年中可得多少。至於民生吏治，從不過問。官員到任後也是先問一年的陋規收入有多少，下屬的饋贈有多少，錢糧稅務的盈餘（貪汙）又有多少。他的妻子、兄弟、親戚、朋友以至奴仆、保姆也都得到任上，幫他謀利。離任時，往往要用十隻船、百輛車來運送財物，比到任時多上十倍。他又談到，地方官員中稍知自愛，真心為民辦事的人，十個裏頭也沒有一兩個。而這一兩個人，常常被那八九個譏笑。說是迂腐、笨拙，不會做官。上麵的大官也認為這一兩個人是“不合時宜”，遇有過失，盡快趕走。結果是這一兩個人非得與那八九個一起幹不行。

在專製主義皇權和官僚體製下，上下包庇，官官相護，官吏們因循苟且，阿諛奉承，效率低下，百務廢弛。曹振鏞是乾隆、嘉慶、道光三朝的大紅人，位極人臣，而他的為官之道就是“多磕頭，少說話”。靠這樣的人來治理國家大事，其後果可想而知。

吏治的嚴重腐敗極大地改變了清王朝的發展軌跡，不僅動搖了清朝的經濟基礎，也動搖了其政治基礎，社會經濟在緩慢發展之後直線下滑，迅速走向衰敗之路。

“康乾盛世”中後期，社會漸趨動蕩。官僚統治機構腐化的必然結果，就是一般小民百姓生活的日益貧困。官僚、貴族、大地主、大商人大量兼並土地，失地無地的人民增多，還有一些人因無法忍受橫征暴斂而棄田逃亡，流離失所。社會矛盾日趨尖銳，從乾隆中期起，人民的反抗和起義已連綿不斷。

清初，由於人口較少，土地矛盾比較緩和。康熙中期以後，隨著經濟的恢複，土地收入增加，土地兼並激烈起來。到乾嘉時期，土地已高度集中在皇室皇親國戚等少數大地主手中。在土地激烈兼並的同時，清代人口卻在急劇地增長，據《清實錄》記載，乾隆五十五年（1790），人口突破3億大關。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帝在查看《清聖祖實錄》，比較了康乾兩朝人口之後，得出了“朕甚憂之”的結論。他指出：我國百餘年來，休養生息，太平天下，然而天下戶口之數視昔多至十餘倍。以一人耕種而供數人之食，故所藏的糧食已不如從前充裕。況且隨著民戶的日益增加，房舍所占田土亦增加數倍。生之者寡，食之者眾，於國計民生，誠有關係。這是清政府承認社會出現危機和人口問題嚴重的標誌。由於土地開墾數量遠遠趕不上人口的增長速度，這樣就形成了土地集中、人口激增、耕地不足的突出矛盾。特別是土地兼並之風，使越來越多的農民失去土地，生計維艱。據時人記載，康熙年間，江南地區有的富戶占有田地數萬畝。雍正時期，土地兼並繼續發展，土田盡為富戶所收，富者日富，貧者日貧。乾隆年間，土地兼並更加嚴重。許多地方出現了“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不平等現象。失去土地的農民，人多淪為佃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土地兼並激烈、人口快速增長的同時，地價和糧價扶搖直上。從18世紀初到19世紀初，地價上漲了10倍左右，糧價布價上漲了4-5倍。

伴隨著政治腐敗，吏治廢弛，土地集中，物價飛漲和自然災害接連不斷，天災人禍如影隨形。勞動人民饑寒交迫，流離失所，社會矛盾十分尖銳，因此，農民的反抗鬥爭風起雲湧，席卷大江南北。1774年山東王倫起義，1782年甘肅回民起義，1796年湘黔苗民起義，這些已使清王朝手忙腳亂，疲於奔命，而川楚白蓮教大起義則更是清王朝由盛到衰的一個轉折點。

自1796年2月至1804年10月曆時約9年的白蓮教起義，席卷湖北、四川、陝西、甘肅、河南5省，清王朝為鎮壓這次起義，動用了16個省的兵力，耗銀2億兩以上，費盡心力才將起義壓服下去。但整個社會矛盾並未解決，社會動亂的土壤依然存在。從此以後，國無寧日，清王朝的統治能力急劇衰落，日益走向衰敗。

康雍乾時期，隨著封建專製主義君主集權製的高度發展，思想文化控製日益嚴密，文字獄愈演愈烈。由於文字獄是以文字之故，陷人以罪，竟至殺身滅族。而搖弄筆杆，與文字打交道的，當然多是讀書人。所以，文字獄殺害的對象自然也大都是讀書人。清朝文字獄數量多，持續時間長，處理嚴厲，對廣大人民的思想和精神生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龔自珍曾生動地描繪過“一人為剛，萬夫為柔”的封建專製主義，如何“震蕩摧鋤天下之廉恥”。士子們在文字獄的威脅下終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諸如一些文集所說，人們“見貓以為虎，見鱔以為蛇”，“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這都是在文字獄淫威之下士人的心態寫照。他們讀書撰文，不敢獨立思考，不想觸及現實。這自然會影響到學風。乾嘉時期，長於名物訓詁的考據之學之所以獲得長足發展，多數士人都將精力轉至於經史考證，以至於使音韻、訓詁、版本、目錄為主旨的漢學“燦爛如日中天”，原因固然是多方麵的，但酷烈的文字獄迫使士人為自身安全計，不得不將精力消磨在與現實較遠的故紙堆中，恐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與學風相聯係，文字獄也使得士風卑下，多數士大夫都以明哲保身為要，形成了“人人自危”的緊張的人際關係，造就了一批不講廉恥之徒，而鮮有死節之臣。洞悉官場黑暗的協辦大學士梁詩正，以自己的切身體會總結了一條經驗就是：從不以字跡與人交往，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毀怕授人以柄。即使如此小心謹慎，退休後乾隆帝對他還不放心，密令浙江按察使富勒渾暗中監視他，並隨時報告他的動向。由於梁詩正舉止語言，無不慎密，最終躲過一劫。對於在朝廷任職多年的大學士尚且如此，其他人自不待言了。“不敢怒，更不敢言”，是當時一般士大夫知識階層的共同心態。

清文字獄還嚴重地摧殘了文化。它與禁書緊密結合，尤其在乾隆時代中後期，禁書的對象轉向曆史文獻，這給我國的古代典籍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章太炎認為，將近三千種，六七萬卷以上，數種幾與《四庫全書》現收書相符的書卷被毀；另外，據考證，清初共有全毀書兩千四百五十三種，抽毀書四百零二種，燒毀的書版有六七萬件，至於人們因害怕獲罪而自行焚毀的部分，則更無法統計。禁毀曆代文獻，使不符合正統的史書焚毀殆盡，大批曆史文獻和具有進步思想的書籍被毀、失傳，而隻剩下所謂“欽定”的，用來束縛知識分子的封建教條的思想文化。

在這種文化專製和恐怖政策下，社會還能有什麽生氣，焉能不敗壞。以致到了鴉片戰爭前夕，整個中國社會呈現出“萬馬齊喑”的局麵，統治腐朽，吏治腐敗，經濟衰退，民不聊生，內憂外患，紛至遝來，一步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

在康雍乾時期出現“盛世”景象的同時，世界形勢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變：西方產業革命爆發，啟蒙運動風行，資產階級革命風起雲湧，歐洲列強憑借自己強大的綜合力量，力圖按自己的意誌重新改造世界。而此時的中國依然在封建磨盤中旋轉，處於黑暗的中世紀。由於封建統治者昧於世界大勢，采取閉關自守、盲目排外的政策，限製甚至抑製與外部世界的交往，使之與西方相比已經顯得落伍了。進入18世紀，西方的傳教士、商人、新產品、科學技術等紛至遝來。清朝出於對漢人防範的心理，惟恐與西方外夷勾結，危及其統治，不惜屢次驅逐傳教士，毀教堂，限製或取消其貿易進出口，嚴禁中國人出洋，隔斷與外部的聯係，使中國失去了走向世界、與西方科學技術文明對接的機遇。康、雍、乾三帝固執地篤信傳統文化，無視西方科技的巨大進步，凡與傳統文化相抵觸的新思想、新理論都視為“異端”、“邪說”而痛加排斥。道光初年，運河淤塞，不堪使用。一些開明之士力主行海運，但道光帝卻說，變更漕運“尤非政體所宜”，遂拒絕海運。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國以馬戛爾尼為使臣，遠涉重洋前來中國，要求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在北京設使館，使臣常駐中國，擴大同中國貿易等。乾隆帝及其重臣對此茫然無知，還覺得荒唐可笑，更有違於祖製，給予斷然拒絕。乾隆帝在致英王的答複信中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靠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當大清皇帝為本國的豐盈富庶自我陶醉時，馬戛爾尼已經敏銳地察覺到了清朝的衰落，將之視為“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預言它遲早會“不再有紀律和安全”，“英國從這一變化中將比任何其他國家得到更多的好處”。果然，“康乾盛世”結束後不到半個世紀，鴉片戰爭就爆發了，中國隨之陷於喪權辱國的苦難深淵。

18世紀的“康乾盛世”，實際已落後於同時代的西方，這固然是清朝統治者主觀上防“夷漢”海內外勾結及其所實行的特殊政策，直接影響到東西方兩個文明的雙向“對接”，但也應看到，這種社會狀況又為中國傳統模式所製約。“盛世”下的中國，其社會內部結構依然是封建專製和牢固的封建的自然經濟。康雍乾三帝不可能超越曆史條件去創造曆史，他們不能以個人的意誌為轉移，隨心所欲，而隻能在曆史給他們已準備的諸條件下，發揮最大的主觀能動作用“創造”出一個封建的“盛世”。

曆史已經證明，封建社會不可能有永久的“盛世”。當“康乾盛世”發展到頂峰時，也就是它衰落的開始。乾隆晚年，力求“持盈保泰”，卻無法解決封建社會的固有矛盾。當嘉慶元年（1796）乾隆把皇位禪讓給嘉慶時，白蓮教起義爆發，敲響了“盛世”的喪鍾，百餘年盛世就此終結，清朝在“盛世”的餘輝中無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