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烙印

5.專製模式：小農經濟保守下的自我防範

　　朱元璋代表的不僅僅是他自身，而是中國傳統社會千年來的一個象征，隻不過，他顯得最為突出、最為典型，也比其他帝王更具有代表性。

　　中國作為一個以農業為主體的國家，決定了“各家管各家”的習性。與西方商業文明不同，農業所重視的隻是埋頭生產，相互之間不需要商品的交流，因此，這種社會缺乏相互間緊密的聯係，如同馬克思所說的“大袋子裏麵的土豆相互鬆散，不能組成一個整體”。為了能把這些廣袤鬆散的農村集體組合在一起，曆朝曆代中國必須加強集權，隻有通過中央的強化集權，才能塑造一個強大統一的國家並且抵禦外敵。

　　這種趨勢自秦朝統一中國後就延續下去，而且隨著朝代更迭、時間演進，新王朝的統治者們愈發加強集權，直到明清兩朝，發展到頂峰。

　　對於皇帝們來說，這或許不該怪罪於他們，他們生於斯長於斯，千百年來一脈傳承農業思想，本身無可厚非。而中國兩千年來一直處於世界的中心，是當時全天下的“中心之國”，其延續曆朝曆代的政治體製、文化思想是不容置疑、天經地義的，如果沒有西方外界的異種文化入侵，或許中國將一直在“分裂——統一”的循環中永久下去——而這，本身就符合農業社會的“天地四季”無窮無盡循環的思想。

　　漢朝時，地方上還享有諸多自主權利，任官、選拔、軍隊、民間商業等都有相當大的自主權，王侯們也常常是中央的牽扯力量；到隋唐時，隨著科舉製的興起，人才的選拔權力完全收歸為中央，地方沒有自行任免權，不過此時的貴族門閥、藩鎮勢力還是能夠影響中央政府決策的；到宋朝時，既沒有了貴族門閥的製約，軍隊也完全歸屬中央，所有的事務都須由中央行政說了算，政府機構的效率猛然下降，地方喪失了活力；再到明代，朱元璋開創的集權專製可謂更加嚴密，這其中原因有兩方麵：一則是因為前朝亡國多由中央衰弱導致，血的教訓讓後來的統治者必然更加趨向專製政治；二則是因為朱元璋本人極度缺乏安全感，對內警惕過度，其強迫症完美性格、小農意識的家長作風深刻地影響到明王朝初創的各個方麵。

　　曆朝曆代，宰相權力巨大，相當於是皇帝選定的“委托代理人”。明代以前，皇帝本人不管轄具體的行政事務，這些由宰相負責。而明朝初年自胡惟庸案後，朱元璋取消了丞相製，撤銷中書省，相應地加強吏、戶、禮、兵、刑、工等六部的地位，由六部分理朝政，直接對皇帝負責，再設私人秘書式的“內閣”，以供皇帝差遣、指揮。

　　這樣一來，丞相的職權實際上是由皇帝來行使，天下所有事情由皇帝一人說了算，大大強化了皇權力量。終明一朝，沒有宰相，隻有供皇帝隨時罷免的內閣大臣，前朝那種宰相可以製約皇帝職權的平衡消失了。同時，這也極大地增加了皇帝本人的工作量，在廢除丞相後，一切大小事務都得朱元璋說了算。

　　在《毛佩琦細解明朝十七帝》一書中，曾對朱元璋的辛苦工作有量化的分析：

　　從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僅僅八天內，他收到了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合計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平均每天要看兩百份文件，處理四百件事情。以每件奏章一千字計，也要有一百一十六萬字，這樣算下來，他平均每天要批閱二十餘萬字，處理四百二十三件事。不僅如此，他還要每天上朝接受麵奏，接見各地來京上告的耆民，處理百姓擊登聞鼓直接告狀的事，定期接見朝覲的官員，真可以說是日理萬機。朱元璋曾說：我自即位以來，經常以勤奮努力勉勵自己，天沒亮即臨朝，太陽偏西才回宮；夜裏想著天下大事，睡不安穩，就披衣起床，觀看天象，看到一顆星星位置不對，就會想可能有哪一件百姓的事應當馬上辦，立刻一條一條記下來，等天亮了再安排下去，唯恐各項事情的處理有一絲一毫的不當。

　　無疑，在曆朝曆代皇帝中，朱元璋是最為勤政的一個君王之一，他對自己的本職工作兢兢業業，一絲不苟。

　　如此繁重的事務，開國者朱元璋尚且要殫精竭慮，無暇休閑，至於他的繼任者、後世子孫們，就更不可能完成了。朱元璋希望自己的後代都能像自己這樣勤於政事、兢兢業業，不曾想朱家後代皇帝們偏偏是曆代王朝最懶惰、另類、不務正業的統治者，他們是——不想當皇帝隻想當將軍的嬉鬧皇帝明武宗，一心修道隻想長生不老的道士皇帝明世宗，二十年不上朝荒廢怠政的懶惰皇帝明神宗，隻對木匠活感興趣的木匠皇帝明熹宗……這些皇帝的行為或極其荒誕，或貽笑大方，或令人無奈，或可惡害國，都是出了名的不務正業，明初太祖嘔心瀝血打造的大明江山，就這樣敗在了後代子孫手裏。倘若朱元璋地下有知，該會作何感想？

　　朱元璋是具有強烈的完美主義傾向之人，與曆史上的諸葛亮性格一樣，事無巨細，事必躬親。他就像一個大管家一樣，一絲不苟地操持著這個巨大的農業王國，大到國家的禮儀法典，小到百姓們的吃穿住行，他無一不親自設立，他的言行舉止、思想性格，影響到了大明帝國的各個角落。

　　朱元璋出身農民，與中國大地上千千萬萬的農民心理一樣，隻要能夠有飯吃，維持生存，就不會產生改變的思想，除非窮困到了極點，無法生存，才豁出去幹一場，造反。然而，當生存的需要得到滿足後，當生活富裕起來後，當一切重新走向正規時，這種農民的保守心理就再次重現，成為決定性力量。朱元璋本人的“重農”思想極為濃厚，相比於漢、唐、宋時的帝王們，他的一些思想行為顯得非常小器、封閉、保守：洪武時期的皇宮大院裏，隻要有空地便都栽上了菜，宮中菜蔬自給自足，還將“禦花園”改名為“禦菜園”，朱元璋本人更是以蔬食為主，省吃儉用，閑暇之餘便組織宮人種菜——這種農民樸素而封閉的思想，無疑強化了皇帝自身心理的保守。

　　在農業社會中，人們隻需要按照上天的規律，定時播種、收獲，年複一年，日複一日，循環往複，千百年來都是這樣。在農民的思想裏，隻要遵循上天的意思，就能定期得到物質的回饋。一切農作物的生長都需要最穩定的環境，不要變化，這是最好的選擇。老祖宗傳下來的種植方式，已經足夠讓農民生產出糧食來，不需要再為某種額外的需要而去改良、變化。這種農業思想，相比於西方的海洋文明、商業思想，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觀。西方文化起源於希臘，那是一片貧瘠的、隻能生產橄欖和葡萄的土地，人們沒有糧食，所以必須把葡萄和橄欖與外界交換，進行貿易，才能獲得生存的必需品，這種不斷與外界交流、吸收外界文化的思想，奠定了西方人進取的精神，這是東方人所欠缺的。

　　縱觀中華兩千年，漢唐時代的大氣，源自於與西域、北方民族的不斷融合，奇風異俗的交流。奠定強漢的諸多戰爭物器如弩、良馬等都來自於外族的傳入，展現盛唐輝煌的諸多藝術如唐三彩、胡琴、琵琶、樂曲等都歸功於胡漢風俗的融合，而契丹、女真等少數民族由於有了漢文化的輸入、漢族先進生產力的傳入，則衍生成了強大的半奴隸半封建的侵略國家——可以說，生物界中的“雜交優勢”是完全適應於人類社會的。今天的諸多新型農產品，超大的蘋果、豔麗的葡萄、多產的水稻、保質期穩定的蔬菜……這些優勢農作物莫不來源於“雜交”，而非“純種”。極端地說，在生物學上，“純種”的物種是生命力不能長期延續的，最極端的例子就是——近親結婚，導致生命的缺陷越發眾多，乃至毀滅，或是嚴重缺陷。

　　朱元璋所寫的《大誥》，規定全國的村子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在土地廟集會，接受思想政治教化，還規定每個鄉都要有專人敲打木鐸，高聲叫喊：“和睦鄉裏，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到五更時，又派專人在城門樓上高聲唱道：“創業難，守成又難，難也難！”所有的鄉村都要選派有聲望的老人每月宣講道德規範，每到農忙季節，人們還必須在鄉中老人的監督下黎明即起忙碌農活。朱元璋對人民的控製力，無論從思想上還是製度上，都大大超過以往皇帝，他製定了許多規章，限製人民自由流動，《大明律》規定“農業者不出一裏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任何人離鄉百裏，都必須持有離鄉證明，不然就作為罪犯關押起來。

　　這種農民式保守的思想，成了維護專製政治的最好催化劑。

　　大明帝國的締造者，朱元璋，這個典型農民心理的帝王，他以及他身後的子孫們，極大地加速整個國家向保守方向發展：排斥外人（誅殺功臣）、集中自己朱姓一家（分封子孫）、對外人的極大不信任（設置特務機關、強調皇權正統、猜忌、文字獄、中央集權）、保守穩定（倡導八股文）、低賤者一旦富貴的報複發泄心理（嗜殺、各種酷刑的興起）……

　　在朱元璋的一手打造下，大明王朝興起了“特務政治”，設立了巡檢司和錦衣衛，分別對百姓和官員進行嚴密監視：巡檢司遍設於各府縣的關口要道，盤查行人，抓捕盜賊；錦衣衛是直屬皇帝的特務機構，被用來嚴密監視朝廷文武百官，特務們按照皇帝的意思私下打探軍情民意，凡是有一點對皇帝不利的言論都逃不過他們的耳目，官吏們也不敢隨便過問他們的事情，隻要流露出對他們的不滿，都有可能被抓去受刑，而明朝的酷刑繁多，諸如杖刑、夾棍、刷洗、油煎、灌毒藥等等，把人折磨得死去活來，生不如死，製造大量冤案錯案，人心惶惶，人民的生活、思想在這種高壓政策下顯得枯竭、萎縮。

　　有了朱元璋的榜樣，明朝的皇帝們都跟著紛紛效仿，明成祖朱棣似乎更有過之而無不及。有明一代，錦衣衛、東廠、西廠等諸多特務機關活躍，在官場、民間各個角落充當皇帝的耳目，鉗製人們的思想，這種專製政治深入到國家的各個角落裏，無疑壓製了自由思想，比之宋朝時期寬鬆的言論環境已是大大地退步了。

　　§§四 文官群體的價值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