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烙印

5.中西文化差別：從《九章算術》與《幾何原理》所發現的

　　以今天的觀點來看，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標誌，在於科學技術的發展；一個國家落後挨打的根源，也在於科學技術的落後。明清之後，中國的自然科學發展相對於西方落後，尤其是到清朝中葉，科技幾乎停滯不前，還有不小的倒退——人們探討其中根源，為此爭論了一百多年，有認為是製度的問題，有認為是文化的問題，有認為是封建統治者愚民的問題……諸多解釋，不一而足。

　　自然科學的落後，是中國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此我不能鋪開來寫，畢竟這個話題極為複雜深刻。但其中有一個因素是不容忽視的，那就是——中國的科舉製度。

　　科舉發展到明清兩代，獨尊理學，隻用八股，一切以四書五經為藍本，思想被限製在狹小的範圍內，加上中國傳統的思想本就是“重德輕技”、“重農抑商”，強調道德、人倫綱常、人際關係的感性文化，忽視技術原理、邏輯推理的理性精神，認為這是“奇技淫巧”。

　　一定會有人說：明朝的自然科學不是很繁榮的嗎？有李時珍這樣的醫學家，有宋應星這樣的科學家，有徐光啟這樣的中西文化大師，有徐霞客這樣的旅行家。怎能說中國人不重視科技呢？

　　確實，這些都是中國自然科學的結晶：《天工開物》、《本草綱目》、《徐霞客遊記》……隻是，這些科學著作是完全拒絕於科舉製度之外，也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提倡。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科舉考試是每個中國男子的夢想，隻有四書五經才是“正經學問”，至於發明創造、科學探索，完全是“奇巧淫技”，隻有極少數“另類”之人才會去做。

　　讓我們來看看，明代的四大科學著作，這些作者都是什麽樣的人？——

　　《本草綱目》的作者李時珍，其家庭是受官紳欺侮、地位很低的民間醫生，父親為了李家能出人頭地，希望李時珍去考科舉。李時珍年輕時三次考舉人，都失敗，最後無奈無緣官場，隻好放棄科舉考試，自發研究醫學，而且，當他下定決心走從醫這條路時，寫詩雲“身如逆流船，心比鐵石堅，望父全兒誌，至死不怕難”，是一副大義凜然、慷慨赴死的模樣。可見在當時，從事這樣的科學醫術研究，是不被主流文化接受的，需要承受極大精神壓力，幾乎屬於人們眼中的“異類”；

　　至於《天工開物》的作者宋應星，五次進京應試，皆名落孫山，最後隻得在江西分宜縣當一個小小教諭。由於對仕途失去信心，宋應星利用業餘時間憑興趣寫出了《天工開物》，這完全取決於個人愛好，宋應星在自己書序言中說“欲購奇考證，而乞洛下之資，欲招致同人，商略贗真，而缺陳思之館”——“我想做一些試驗來驗證自己的推理，卻又沒有錢財，我想與同道中人相互探討原理，卻又沒有這樣交流的場所”，可見在中國社會，自然科學的研究是受壓製、冷落、不被重視的，隻有宋應星這樣在官場鬱鬱不得誌的人，才會借此打發閑暇時間；

　　《徐霞客遊記》的作者徐霞客，明顯屬於中國文化裏的一個“另類”。他早年隻考過一次童子試，沒有考取，便不再應考，而是遍覽名山大川，遊曆探險，這與當時千千萬萬年輕人苦讀聖賢書是截然不同。也正因如此，說明他的出現隻是中國偶然現象。徐霞客其人是一個極度富有冒險精神的人，一生幾乎都在探險中度過，但我們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到：他這種行為完全是自發的，相比於哥倫布、麥哲倫探險得到西班牙政府的支持，張騫通西域有西漢政府的政策，以及西方科學家、旅行家得到科學院和皇室的大量資金讚助來說，明代的徐霞客，無疑得不到官方任何資助。他能靠的僅是自己的一雙腳，一雙手，孤獨地在大川河海中漫行，沒有人能夠理解，甚至在夜晚繁星時也隻能一人細細品味孤獨。這對於常人來說是難以承受的，所以，徐霞客隻能是一個特例，而絕不可能成為中國對自然科學探索的主流現象。以上這三位大科學家，都與科舉無緣，更得不到民眾、政府的支持，中國傳統文化下，科舉製度不僅不能選拔出自然科學的人才來的，而且排斥和壓抑自然科學，中國整體的落後，也就可想而知了。

　　而至於說到《幾何原本》的譯者徐光啟，這個人更加是傳統文化中的“異類”。徐光啟能夠在官場如魚得水，也能在自然科學方麵大有成就，他絕對是特例，而不是中國人的常態。徐光啟本人生長在上海，一個商人家庭，一直以來，上海文化就明顯不同於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長達兩千年的農業文明比較下顯得有些“不倫不類”，精明、算計、海洋文明——從一定程度上說，徐光啟不是中國的常態，更不是黃河文明、長江文明、農耕文明的象征。徐光啟這樣的人在整個中國社會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而絕大多數中國人都依然在“存天理，滅人欲”、“重農抑商”、“重道輕技”的思想中生活。

　　中國一直以來缺乏科學精神，這與中國人“重現實”心理如出一轍。傳統文化重視的是家族血緣、倫理道德，儒家文化關注的是“如何與人打交道”，而不“如何與自然打交道”。所以感性思維占據了主導地位，而理性思維一直就先天不足，隻有通過印度佛學的引入、西洋科學的傳輸才能彌補。

　　誠然，在宋明時期中國的科學技術有相當發展，中國人一向引以為豪的“四大發明”常常出現在書籍文字中。隻是，我們很不幸地看到，這些發明對國人本身並未起到發展作用，誠如魯迅描述的那樣：火藥被西方人用來做成武器，卻被中國人製造成煙花爆竹；羅盤在西方應用於航海技術，卻被中國人當做看風水的工具；紙張和印刷術促進了西方文藝複興，在中國全變成了明清的“四書五經”，陳腐思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發明與其叫做“發明”，不如叫做“發現”。

　　在古代生產力落後的時代，技術的提高取決於人們經驗的積累。在這種情況下，人口基數大的中國比人口稀少的歐洲占有優勢，發現新技術、發明新東西的概率也比西方更大。所以從秦漢到唐宋時期，中國的“科技”一直遙遙領先，主要靠的是人口數量的優勢。

　　隨著生產力的不斷提高，技術發展越來越取決於邏輯的推理、理性的論證、實驗室裏的模擬等手段——這正是以希臘文化為背景的西方人所擅長的，而是以孔孟現實人生哲學為背景的中國人所缺失的。

　　“發現”與“發明”實則有很大區別：發現更多的是人們在勞動生活中經驗的積累，隻知現象不知原理；發明注重的是透過現象看本質，通過邏輯推理、試驗來證明創造。

　　同樣是火藥，中國人“發現”了黑火藥，歐洲人卻是“發明”了黃火藥：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發現將硝石、硫黃、木炭等幾種天然物混合在一起，可以引爆，這是一種簡單的混合物，屬於物理範疇，而且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無法提供理論依據；歐洲人則是在理論依據的指導下，使用化學合成手段，合成一種叫做苦味酸的黃色晶體，以及後來的硝化纖維、硝化甘油、三硝基甲苯等諸多化學品，都是通過在實驗室裏分析、推理出來的。兩者的思維模式完全不一樣，製造出來的火藥本質上也不一樣。

　　同樣是羅盤，中國人用的是“水羅盤”，歐洲人用的是“旱羅盤”：水羅盤與其說是發明創造，不如說是簡單的器物疊加，僅僅是把磁針放在一個中間凹陷處盛水、邊上標有方向的盤子裏，就行了，沒有任何技術構建和理論支持；旱羅盤則是在理論基礎上的演進，早在13世紀，柏爾格利納斯就著有《磁論》一書，對磁極、磁針、磁力和地磁的科學原理進行了實驗研究，後世以此為依據製造出旱羅盤，包括在多個樞軸上水平安裝或懸掛的磁針，可在樞軸上自由活動直到與地球磁場在一條線上，在技術上要複雜先進得多。兩者的思維模式也不一樣，所以才有了“中國羅盤隻能看風水，西方羅盤卻能用於航海”的現象。

　　何謂科學？科學必須是從某些假設或理論出發，通過精密計算和嚴格推理，然後得到可以和觀測比較的結果。嚴格來說，中國人通過日常生活積累的經驗，沒有任何原理做支撐，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中國人關心的是“怎麽做”，西方人關心的是“為什麽要這樣做”，此乃天壤之別。

　　中國文化發源於黃河流域，形成自給自足的農業體係，農民世世代代耕種在熟悉的土地上，春種、秋收、冬藏，年複一年地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不求富裕，但求安適。“兩畝地，一頭牛，孩子老婆熱炕頭”這正反映小農經濟生活方式的文化心理。農民們不需要太多的變化、創新，也對此毫無興趣，那些研究自然現象、探索本質的行為統統被斥為“奇巧淫技”、“玩物喪誌”，人們關心的是現實生活一點一滴，對精神彼岸沒有特別的關注，所謂“未知生，焉知死”正是中國人重現實的至理名言。

　　西方文化來源於希臘邏輯思維和猶太人精神信仰的結合。希臘半島土地貧瘠，隻生產葡萄和橄欖，人們必須通過製造工藝、釀造酒食來換取外界糧食，促進了商業經濟、創新思維的發展；純正的宗教信仰使西方人相信，上帝創造世間一切，群體意識在《聖經》的引導下充滿了探索激情，許多科學家本質上是神學家，他們相信自己是在探尋上帝冥冥之中的真理。正因為如此，西方人發展起了科學精神，構建了一整套理論、假說、論證、實驗的體係，從而為科技進步提供了原動力。

　　作為科學發展的理論知識，數學無疑是最基礎的學科思想。古代中國和西方在基礎數學方麵都有過傑出的著述，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中國的《九章算術》和歐洲的《幾何原本》，來觀察中西兩種不同思維：

　　《九章算術》采用問題集的形式，收錄的全是與生活休戚相關的問題，每道題有問（題目）、答（答案）、術（解題的步驟），如第一章“方田”講的是田畝麵積計算，第二章“粟米”講的是穀物糧食的按比例折換，如“今有牛、馬、羊食人苗，苗主責之粟五鬥，羊主曰，我羊食半馬（所食），馬主曰，我馬食半牛（所食），今欲衰償之，問各幾何？”，又如“今有邑方不知大小，各中開門，出北門二十步有木，出南門十四步，折而西行一千七百七十五步見木，問邑方幾何？”“答曰：二百五十步。”

　　這些算術直白真實，是農業生活中的反應，隻是機械地教人如何算數，沒有上升到現象背後的本質。

　　希臘的《幾何原本》則不同，有嚴整的邏輯體係，追求的是抽象的概念研究。全書分十三卷，講述三角形全等的條件、三角形邊和角的大小關係、平行線理論、圓的構造及內接和外切多邊形，也包括比例和算術的理論，涉及立體幾何的內容。

　　《幾何原本》提出了係統的分析法、綜合法和歸謬法，在理性邏輯上將原理一條條演繹出來。該書提出五條公理：1.等於同量的量彼此相等；2.等量加等量，其和相等；3.等量減等量，其差相等；4.彼此能重合的物體是全等的；5.整體大於部分。還提出五條公設：1.過兩點能作且隻能作一直線；2.線段（有限直線）可以無限地延長；3.以任一點為圓心，任意長為半徑，可作一圓；4.凡是直角都相等；5.在一平麵內，過直線外一點，可作且隻可作一直線跟已知直線平行。

　　此上比較我們可以顯而易見地看到：

　　古希臘數學屬於公理化演繹體係，著眼於“理”——首先給出公理、公設、定義，而後在此基礎上有條不紊地、由簡到繁地進行一係列定理的證明；中國數學屬於機械化算法體係，著眼於“算”——把問題分門別類，然後用一個固定的方程式解決一類問題的計算。所以中國隻能稱之為“術”，西方則稱為“學”。

　　在《九章算術》和《幾何原本》中，都同時提出一個定理：勾股定理。用中國式語言表述：如果直角三角形的一條直角邊“勾”等於3，另一條直角邊“股”等於4，那麽它的斜邊“弦”就必定是5.即，32＋42＝52.

　　在希臘數學那裏，用數學家畢達哥拉斯的語言表述：直角三角形的三邊應該符合a2＋b2＝c2的數學原理，此即畢達哥拉斯定理。

　　從勾股定理到畢達哥拉斯定理，從中國的32＋42＝52到西方的a2＋b2＝c2，詐看上去，似乎一樣，其實不然，這是一個從特殊到一般、從經驗到理論的過程，是質的變化。

　　這一對比典型地反映了一個事實：中國人擁有豐富的感性認識和經驗直覺，但不善於將經驗上升到科學理論。

　　所以中國盡管能靠人口優勢積累大量經驗，但這些經驗通常難以形成定理、規則；盡管中國有四大發明那樣的曆史，可從來沒有過係統的理論作為依據。乃至許多技術不能舉一反三地衍生推進，常常失傳，或是經過幾代人時間就不知其所以然，後世子孫們隻知“是這樣”，卻不知“為什麽是這樣”——最典型的就是中醫科學，上千種草藥針對人體氣血、脈絡的調養，各種玄而又玄的“虛”、“火”、“穴位”、“經脈”名詞，江湖土方、民間古語，盡管頗有療效，為國人信任，但人們顯然很難再說清這些醫術的原理本質了。

　　相反，西方科技通過其特有的思維塑造成一係列定理，成為人們認識世界的準則，當造紙術、印刷術發展起來時，這種優勢擴大到整體國民，普及教育，西方世界的優勢很快就顯現出來了。

　　在中國明代，尚有諸多民間自發的科學家們為事業獻身，到了清代，理學的束縛、思想的僵化更加嚴密，昔日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所傳入的西學思想，都成為古籍中塵封的文本，不為人所知。

　　清朝時期，康熙大帝是曆史上對自然科學最感興趣的一位帝王（或許還有楊廣），然而這位被儒家理學同化了的異族皇帝，根本不可能想到要把這些“奇巧淫技”推廣到整個社會，到了雍正、乾隆時，異族開拓進取的精神幾乎被理學保守的思想取代，故步自封，閉關鎖國。

　　當西學思想傳入中國皇宮時，諸多西方傳教士隻能在圓明園裏構建華麗的宮殿，華夏大地的國民們對此一無所知。而當清末的學者們打開鎖國百年的視窗時，才發現，昔日的科技之光隱約在中華的門口顯現過，卻最終隱埋於科舉製度的呆板枯燥、理學儒家文化的浩大厚重之中了，一切腐朽陳老的故紙堆都在堅船利炮中灰飛煙滅了……

　　§§三 皇帝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