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烙印

2.真理走向謬誤：孔子到朱子的千年演變

　　先秦孔孟儒學，講究平實的孝悌忠信、出處進退、治國安邦等實實在在的學問，並無高深玄妙的天道之說，也不主張靜默無為的心性修煉；後世的理學則恰恰相反，引用佛、道玄妙，在周敦頤、程頤、朱熹的連續強化下，愈來愈注重所謂的“漸悟”、“主靜”等觀念，一味強調內省自修，脫離實際現實，顯然是與孔孟原始儒學背道而馳。

　　在近代一場“新文化運動”中，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推倒“孔家店”、大罵“孔老二”，魯迅、陳獨秀、胡適、蔡元培等一批先進思想者筆鋒直指中國傳統文化——儒學。在近百年的時間裏，儒家思想成為“封建糟粕”、“吃人禮教”的代名詞，繼而發展到今天社會群體的信仰缺失。

　　先秦儒學的脈脈溫情、和諧中庸不需我們在這裏回顧，孔孟哲學的精辟獨到、發人深省也自有文化大師們去細細品讀，而如今日漸升溫的國學熱也僅僅隻是中華傳統文化複蘇的一個開端而已。

　　我們在此需要探悉的：先秦儒學是如何變成後世虛偽仁義的“禮教”，乃至於近百年時間裏被世人摒棄？

　　許多思想的桎梏，都是從最初的道理一步步演變過來。讓我們追本溯源，去先秦儒學典籍尋找依據。《論語》中有一段對話表明孔子對“君臣”的態度：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翻譯成白話文：齊景公向孔子詢問從政之道。孔子說：“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說：“對啊！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那麽即使我有足夠的糧食，又能給誰吃呢？”

　　孔子的潛台詞是：君要做得像君，臣要做得像臣，父要做得像父，子要做得像子，各歸其位，各屬其職，那麽天下就太平了。在這裏，我們發現，孔子強調的是每個人的社會角色不同，應當做到盡自己的職責，君王要有君王的標準，臣子也有臣子的標準。

　　可是一百多年後，到孟子那裏，話就變成了：“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儒家思想在這裏拐了一個彎：孟子強調了父子、君臣之間的關係：靠“親”、“義”來維持。

　　真正把“君臣之道”明確定義的卻是後世的韓非子。韓非子師從儒家荀子，繼承了荀子的“性惡論”，又自成法家一派，在他的《忠孝》篇中提出了“三常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

　　在這裏，我們發現，韓非把“君臣父子夫妻”的關係強化了，認為臣必須順從君，子必須順從父，妻必須順從夫，這是“天之常道”，如果違反了則大亂，即使君王不仁義，臣子也必須遵從。（“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

　　從孔子到孟子，從孟子到韓非，發生了扭曲：最初的君臣各自的責任和義務，變成了最終的絕對服從關係。

　　漢承秦製，漢武帝隱晦地沿用了秦始皇的許多做法，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新一代儒家，廣泛結合了法、道、墨等思想，在韓非的思想上正式提出了“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從董仲舒這裏開始，確立了君權、父權、夫權的統治地位，把封建等級製度、政治秩序神聖化為中國的根本法則。

　　真理再向前走一步，往往就成了謬誤。繼董仲舒的“三綱五常”之後，宋代朱熹的理學思想又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觀念，把“三綱五常”等同於“天理”：為了追求天理，必須遏製人欲，從而徹底把儒家思想引進了死胡同，一條道走到黑。

　　理學的禁錮發展到後期，幾乎變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臣子絕對服從，不能有絲毫反抗，而且還要“謝主隆恩”。這種愚忠思想成為宋明以後的主流，在今人看來愚昧之極。

　　沿著中國兩千年思想體係的脈絡，從孔子——孟子——韓非子——董仲舒——朱熹一路看下來，可以看到：宋明之後的“理學”，才是真正的“封建禮教”！這種思想與先秦孔孟哲學大相徑庭，早已篡改了原意。我們要反對的是虛偽的儒學，需要恢複的是先秦儒學。

　　這種被後世篡改扭曲的現象頻繁出現，隨手摘來幾句：

　　如後世儒學提倡的“以德報怨”：別人打了你，欺負你，你不能還擊，被打碎牙齒也要往肚子裏吞，要用高尚的道德去感化他，這才是偉大的情操之類雲雲——這種說法簡直就是自欺欺人的虛偽仁義，換來的就是中國一次次被入侵、征服，政府無能無所作為，底層百姓逆來順受，乃至魯迅大罵“中國曆史就是想做奴隸而不成和做穩了奴隸的兩種時代”。

　　其實，孔子從來不主張“以德報怨”，《論語·憲問》中真實原話是這樣：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有人問孔子：“別人欺辱了我，我忍讓了，用我的道德去感化他，以德報怨，這樣可以嗎？”孔子就說：“如果這樣的話，那你用什麽報德？你應該‘以直抱怨’，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才是；如果別人用道德對你，你才應該‘以德報德’。”

　　孔子從來沒說過“以德報怨”的話，相反他讚成對別人的欺辱采取正確的反擊態度，這個觀點即使後世的朱熹也是讚成的，在朱熹《中庸集注》第十三章中說“故君子之治人，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別人對我怎樣，我就對別人怎樣。如果朋友來了，自然有好酒招待，如果是豺狼來了，迎接它的就是獵槍！用毛主席的話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後世的腐儒、偽儒們曲解了儒家本意，動輒漫談言之鑿鑿的大道理，教育國民一味地忍讓、寬容，真是愚昧之極。這些保守思想使中國人丟失了尚武精神，被動挨打——宋朝在遭受入侵、被遼金屠殺的處境下，還要宣稱我們是“禮儀之邦”、“大國風範”；清朝在八國聯軍入侵、西方殖民的處境下，還要聲稱我們是“天朝上國”、“友邦和睦”；國民政府在東北淪陷、日軍瘋狂進逼的背景下，竟然說要“遵守國聯和平”、“以和平對野蠻”，采取不抵抗政策，置華夏生靈塗炭於不顧，真是可笑，可悲！

　　至於流毒中國千百年的愚忠、愚孝，則更是以借助孔孟名義來維護統治。後世統治者們動輒宣揚：對君王要完全忠誠，對長輩要完全尊敬。乃至於製造出一大批奴才、順民，使國民精神陷於衰落。

　　事實上，孔、孟的思想並不保守，非常客觀，根本不是後世理學家那種愚昧的表現。《韓詩外傳》中有一個孔子和他學生的故事：

　　曾子有過，曾澈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勿內也。”曾參自以無罪，使人謝孔子，孔子曰：“汝不聞：昔者舜為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未嚐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嚐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殺身以陷父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汝非王者之民也，殺王者之民，其罪何如？”

　　翻譯為白話文：

　　孔子的學生曾參（曾子）是有名的孝子。有一次，曾參犯了點小錯，曾參父親大發脾氣，拿棍杖使勁打他。曾參站著不躲避，被父親打暈了過去，過了一下才慢慢蘇醒過來，醒來後就問父親：“您沒有事吧？”於是魯國人都稱讚曾子為“賢”，並把此事告訴了孔子。

　　孔子聽了卻很生氣，對門人說：“如果曾參來了，不準他進門！”

　　曾參認為自己沒做錯，就讓人去問孔子為什麽。孔子說：“你難道沒聽過舜的故事嗎？舜的父親拿小樹條打他，他就接受挨打，如果他父親拿大棍子打他，他就跑得無影無蹤。父親叫他幫忙做事，他經常在身邊，父親如果發脾氣要殺他，就怎麽也找不到他了。你現在用自己的身體去接受施暴，萬一自己被打死了，不僅自己是悲劇，而且讓父親陷於不義，你這難道不是最大的不孝嗎？你不是天子的臣民，卻殺掉了天子的臣民，這又是什麽罪呢？”

　　不該死的，就不能死，麵對殘暴，應當合理趨避，這是孔子的態度。豈料後世理學家們竟鼓吹“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忠良們即使麵對再殘暴昏庸的君王，也不能反抗，要引頸受戮，還要高呼“謝恩”，一旦有誰反抗，則被認為是“叛逆”、“謀反”、“逆臣賊子”，此等迂腐教條思想，貽害後世人民，也就有了明清小說中嶽飛、宋江愚忠的宣揚。

　　《孝經》中有一段對話很好反映了孔子對“孝”的態度：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白話文的大致意思為：

　　曾子聽了孔子講的各種孝道，就是沒有講到父親有過失，兒子應該怎樣辦？於是曾子就問：“您說的慈愛、恭敬等這些孝道我都懂了。那麽，是不是我當兒子的，凡事隻要遵從父親的指令，就是孝順了呢？”

　　孔子驚訝：“這是什麽話？這是什麽話？”

　　孔子接下來解釋：父親的命令，不但不能隨便聽從，而且還要斟酌考慮，是否正確可行。昔日的天子即使無道，也有下屬大臣們勸誡，使他不會亡國；大夫即使無道，手下也有臣子們勸他，不會喪家。父親如果做了錯事，有兒子勸他，那也不會導致陷入不義的地步。

　　“所以遇見了不應當做的事，兒子必須勸誡父親，臣子必須勸誡君王，使他們改正錯誤。如果不加衡量，隻是盲目順從，這怎麽能算得上是孝呢？”（故當不義則爭之，又焉得為孝乎？）

　　事實上，在孔子看來，忠與孝都是有條件的，符合了雙方的責任義務，才能履行忠孝。《論語》中孔子對宋定公說：

　　定公問曰：“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宋定公問：“君臣之間關係應該如何處理呢？”孔子回答：“君王對臣下要有禮節，臣下才要對君王忠誠。”

　　這段話我們看出，孔子強調的是：君臣之間的責任關係是相互，而不是絕對服從。臣子的忠心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建立在君主的禮義之上。如果君王對臣子殘暴不仁，那麽臣子也不必要對君王忠誠，“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無條件的效忠，不是君臣大義。孟子比孔子還要直接，在《孟子·萬章下》中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複之而不聽，則易位。”——君王有大過錯，臣下就要勸諫，如果反複勸諫都不聽的話，就撤換君王的位置。

　　在《孟子·離婁下》中，孟子表明了他堅持人格的尊嚴與平等：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孟子對齊宣王說：“如果君王視臣子像手足一樣親切，那麽臣子對君就如腹心般全心全意；如果君王視臣子如犬馬般的工具，那麽臣子對君王也就隻是普通人關係；如果君王視臣子如同泥土草芥般糟蹋，那麽臣子對君王就如敵人般仇恨。”

　　在先秦儒家思想裏，“忠孝”不是絕對的，必須君臣雙方共同盡到責任。如果君王殘暴，就可以拔刀相向，尤其對商紂那樣的暴君，孟子是讚同誅殺的，“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也”——隻聽說殺了一個叫“紂”的獨夫，沒聽說是弑君造反吧？

　　正是在先秦儒家這些正確客觀的觀點上，孟子提出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權主張：百姓永遠最重要，國家其次，君王最輕。

　　可惜，先秦儒家的許多主張並不能得到後世統治者的推崇。帝王們一次次對儒學進行篡改、加工，改變了原意，扭曲了國民性格，從董仲舒到朱熹，都成為統治者的代言人，借孔孟之仁義，肆意扭曲儒學，他們才是後世“封建禮教”的始作俑者。可曆史偏偏把賬算到孔子、孟子身上，大罵“孔老二”、“孔家店”，實在是有失公允。

　　朱元璋建國後，尊孔崇儒，可當他看到孟子書中有“民貴君輕”思想，不禁大怒，把孟子塑像趕出了孔廟。後來經過臣僚勸說，朱元璋意識到，孔孟本為一體，排斥孟子就是否定了孔子，而明王朝的意識形態“程朱理學”正是以孔孟名義普及的，所以朱元璋等於打自己的嘴巴。

　　最後朱元璋無奈還是尊了孟子，但把《孟子》中凡是涉及民權思想、為百姓辯護的言論統統刪除，達八十節之多！從此明朝的文人們就看這本《孟子》來考科舉功名。

　　萬事萬物都遵循“萌生—發展—成熟—衰落”的過程，國家民族是如此，思想哲學也是如此。從孔子時代的樸素唯物主義辨證法，到宋明清時代日趨嚴酷的吃人禮教，經曆了漫長的近三千年演變，這其中，是經過一代代知識分子的誤解扭曲，也經過一代代統治者的刪減篡改，最後麵目全非，早已不是當年秉承理想的聖賢之言了。

　　馮夢龍的《古今笑史》中記載了一則故事，對比宋代程頤和戰國孟子：

　　程頤為講官，一日講罷未退，上偶起，憑檻戲折柳枝。頤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擲枝於地，不樂而罷。遇了孟夫子，好貨好色，都自不妨。遇了程夫子，柳條也動一些不得。苦哉！苦哉！

　　程頤是宋代的大儒，孟子是戰國時期的大儒。

　　程頤為人嚴肅古板，曾經是皇帝的講師。一天講課後，皇帝倚靠欄杆，隨意摘著柳枝玩。程頤就開始講大道理：“皇上，正是春天時節，不可以隨便折了它。”皇帝處處受程頤約束，很不高興，把柳枝扔在地上，生氣走了。

　　相比之下，戰國時期儒者孟軻則很通情達理。當初梁惠王說：“我有兩個毛病，一個是貪財，一個是好色，怎麽辦？”孟子說：“昔日的劉公也愛財，以前的大王也好色，如果您在貪財好色的同時也讓百姓有錢財、國民有婚姻幸福，那就無傷大雅了。”

　　所以馮夢龍笑道：“遇見孟夫子，好貨好色都無妨，遇見了程夫子，哪怕折根柳條也是罪過。真是苦啊，苦啊！”

　　先秦思想通情達理，寬和變通，後世的思想卻保守僵化，像程頤、海瑞式的迂腐古板，不免讓人覺得可笑可悲。

　　列寧曾說：“真理再向前邁一步，往往就是謬誤。”古今中外，人類的曆史，充滿了許多令人難以琢磨的變化，這些變化的過程時間漫長，通常是幾代人乃至幾個世紀，似乎冥冥之中某種決定力量在引導著，隻是由於我們每個個體的生命短暫，難以真正看清本質，許多道理被後人曲解、篡改，演變成謬誤，禍害無窮。

　　中國在近代衰弱，後人們怪罪於孔子人們真該好好反省一下，究竟罪在誰人？當孔子站在渭水河邊仰望滿天星鬥悠然長歎時，他是否知曉，千百年後世，他的至理名言竟會謬傳千古？

　　真理隻要再向前跨越一步，就成了謬誤——

　　中國先秦時代，荀子的“性惡論”儒家思想，被其弟子韓非“向前跨越了一步”，變成法家強權思想，最終的結果是製造曆史上的“暴秦”，從此受人唾罵；

　　西方十九世紀，達爾文的“優勝劣汰”思想，揭示的是生物進化，被德國法西斯“向前跨越了一步”，成為種族優勢論、納粹思想，罪惡的根源；

　　日本傳統的宗教——神道教思想，本是古代民間的一種信仰，被日本軍國主義者“向前跨越了一步”，由此成為發動戰爭的精神指導；

　　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認為自由競爭市場下有自身規律的調節，被西方各國引用為真理，缺失了政府宏觀調控，由此引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蕭條；

　　心理學鼻祖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論，認為欲望是心靈的根源，被美國人“向前跨越了一步”，由此導致美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性解放、同性戀泛濫；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被俄國人“跨越了一步”，由此走向極端的反麵……

　　凡事適可而止，一旦過頭，真理也成了謬誤。這種對“真理”的頂禮膜拜，直到最後把“真理”送進了死胡同，最後導致悲劇，是人類一次次屢教不改的毛病。由此人們從“信奉真理”變為“唾棄真理”，更是悲哀中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