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烙印

5.文人的內耗：“新舊黨爭”到“戰和之爭”

　　自宋初獨尊儒學，宋太祖刻石立約，不殺文臣及言事官，列為祖訓，終宋一朝，文人擁有寬鬆的政治氛圍，享有其他朝代所沒有的言論自由。

　　宋代文人們最熱衷的就是作詞——鬱鬱乎文哉，在“小樓閑窗”和“欲說還休”的文字遊戲中，宋代文人們尋找著自身價值。誠然，儒文化熏陶下的“治國平天下”是文人們追求的最高理想，他們的理想是好的，但這並不代表他們就可以在字裏行間創造出一個強盛時代。他們或許會感歎百姓疾苦，憂慮天下蒼生，但這一切都是他們從文字、書本等間接信息中得來，實際上，他們隻是“居廟堂之高”，卻很少會去“處江湖之遠”。更多的時候，他們缺乏具體的社會實踐，隻是在宏觀絢麗的藍圖下自我感覺良好，由此造成的一係列失誤乃至災難，成為國家的不幸。

　　公元1068年，宋神宗熙寧元年，開始了宋朝曆史上、乃至中國曆史上最著名的“熙寧變法”。

　　此時的宋王朝建國已有百年，由於太祖、太宗立下的“崇文抑武”政策，導致文官數量泛濫，政府機構冗繁，國家體製膨脹如同毒瘤一般，消耗大量社會財富。從宋仁宗後期開始，“積貧積弱”的現象凸現，官場人浮於事，軍隊喪失鬥誌，國庫的銀兩總是入不敷出。宋神宗即位，為了振興國家，大膽任用王安石為宰相，推行“新法”，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全民變革運動。

　　王安石變法，曆史上頗為有名，王安石其人甚至被有些人稱為“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改革家”。從今人的角度來看，王安石的許多政策確實利國利民，具有超時代的經濟思想：他推行“青苗法”，是采用“借貸生息”貨幣政策，在青黃不接時把種子借給農民，秋天收取利息，這樣政府可以得到利潤，農民也得以維持生活；“均輸法”、“市易法”也具有現代商業思想，在物價下跌時政府購入物資，進行儲備，在物價上漲時拋出，以此平衡物價，既維護了百姓利益，又遏製了大商人壟斷的行為，還增加了政府財賦稅收，可謂“一箭三雕”。

　　這些方法在理論上頗為可行，也類似於今天許多經濟學者們的理論。年輕的宋神宗初登帝位，剛滿二十歲，熱血沸騰，很快就與王安石一拍即合，推行新政。王安石本人也迫切想要改革，凡事都依據他自己的理想原則，要以閃電般的速度進行一場類似“休克療法”的大換血。

　　但中國之大，人口之多，如何經得起王宰相這般迅雷不及掩耳的“革命”？

　　“新政”的效果，竟朝著相反方向發展。改革速度太快，王安石不計後果，引發了社會動亂，乃至全國經濟癱瘓——當上層的政策傳到基層時，幾乎完全變味：青苗法本是用來幫助農民，貸款給資金財產不夠者，豈料該法的利息率被下層官僚層層加碼，演變為“高利貸”，最終成為強迫農民借貸的勒索工具；均輸法初衷是平抑物價、抑製大商人重利盤剝，豈知這種“政府經商”成為腐敗的根源，最終演變為政府的官商勾結，國家壟斷，使許多中小工商業者瀕臨破產……一時間，北宋王朝陷入政治、經濟的極大混亂中，達官貴族、朝廷重臣、各地官員乃至平頭老百姓、農民、失業者全部起來反對王安石。

　　可以說，王安石的改革是不成功的。自從變法開始，宋廷的文人群體就分裂為兩派，一派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他們強調循序漸進，不可操之過急，一派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都是些社會經驗不夠、又想幹大事的低級官員組成。

　　“舊黨”中涵蓋當時許多優秀的人才，司馬光、歐陽修、文彥博、蘇軾、蘇轍等一批朝廷重臣對王安石展開了批判，自此，宋王朝延續數十年的“黨爭”開始，一發不可收拾。

　　最初隻是司馬光與王安石在朝堂上的爭論，既而發展到王安石對司馬光一派加以打擊，借神宗名義，貶斥了許多舊黨中的精英，提拔一些沒有經驗的下層官吏。在神宗年間，舊黨人士屢遭排擠，司馬光不得已罷職，蘇軾被外放地方，後來蘇軾一係列的厄運、乃至下獄論死，都因新黨中人的陷害打擊。

　　宋神宗病逝後，宋哲宗即位，高太後掌權，重新起用舊黨，任命司馬光為宰相。司馬光上任後，盡罷新法，把朝廷製度重新恢複到原來，連新法中一些有利的政策也罷黜了，此時新黨人士大遭貶斥，又引發嚴重的新舊黨爭，而蘇軾因為不容於司馬光，又被打成“新黨”被貶斥外地；而後，高太後去世，宋哲宗親政，又再次打擊舊黨，起用新黨，把司馬光一派全部打倒，重新施行王安石的政策。在這種反複折騰下，兩黨之間的攻訐中已經開始變味。由最初的“改革之爭”，演變成了“君子小人之爭”。大臣們分成兩派，相互攻訐，內鬥不止。這些文官們都自命清高，自我標榜是“道德君子”，各成一派，各有說辭。從政治觀點的不同演變到是非立場的原則問題，今天我掌權了，就要置你於死地，明天你上台了，也要把我往死裏整。

　　這種內耗在曆朝曆代層出不窮，漢有“黨錮之禍”，唐有“牛李黨爭”，但都隻是王朝末葉時期，時間不長。唯有到宋代，朝廷內耗的狀況延續百年，從北宋“新舊”黨爭一直到南宋“戰和”之爭，對整個國家的政權穩固產生了相當大的打擊。每一次內耗，都會清除掉一批仁人誌士、社會精英，可謂是宋王朝為自己挖掘了墳墓。

　　北宋“新舊”黨爭的情況愈演愈烈，到宋徽宗時，遊走於新黨、舊黨之間的政客蔡京掌權，利用新黨打擊舊黨，將司馬光、蘇軾、文彥博、呂公著、黃庭堅等一百二十人定罪，稱做“奸黨”，由徽宗親自書寫姓名，刻於石上，稱之“元祐黨人碑”。此時碑上人多已逝世，他們的子孫都被趕出京師，不許參加科考，“永不錄用”。自從新黨淪為蔡京的政治工具，新法也變異為國家榨取百姓的工具，將北宋帝國推入萬劫不複的深淵。

　　宋王朝從神宗年間開始，卷入的這場“新舊黨爭”持續了四十多年，在這種內耗下，北宋王朝走向衰竭。

　　公元1126年，靖康元年，金兵攻破中原，兵臨城下，北宋都城汴京岌岌可危，可這時，宋廷內部的朝臣們還在為是戰是和爭論不休，吵成一團。金人要求宋朝割讓太原、中山、河間三鎮，宋廷內部又產生了意見分歧，欽宗也無法斷然而決，隻好在十一月七日“集文武百官於崇正殿，議存棄三關之地”。

　　在崇正殿上，文官們繼續爭論不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唾沫橫飛，吵鬧不止。

　　諫議大夫範宗尹讚成割地：“割讓三鎮，與金人有言在先，如若不給，金人必定認為我大宋失信於人，遂進兵攻打，我們就隻有屈辱投降了。”

　　宰相何桌反對割地：“三鎮是大宋的肢體，割去肢體，國家還能存在嗎？天下非陛下一人之天下，我們怎可以重蹈石敬瑭賣國求榮的覆轍？”

　　於是，以範宗尹為首，耿南仲、吳仟等七十多人讚同割地求和，以何桌為首，梅執禮、孫傅、呂好問、秦檜等三十六人堅持決戰。朝廷之上，這些文臣們喋喋不休，口若懸河，陷入無休止的辯駁之中，相互間爭吵不堪，互相攻訐，導致朝廷上下陷入一片混亂，無法進行正常抉擇。

　　宋欽宗難以抉擇，舉棋不定，無奈之下，第二天又“集百官議三鎮於延和殿，各給筆劄，文武分列廊廡，凡百餘人”。朝廷之上仍然是爭吵不休，主和派與主戰派難分上下，在這種無休止的爭論中，時間一點點過去，政府的不作為導致軍事上陷入更加被動的境地。直到十五日，金人發出最後通牒，“以十五日以前告割地書到，不然，以十五日渡河”，最後宋欽宗不得已才派大臣前去談判。

　　宋王朝最終沒能阻止金兵南下，都城汴京攻破，徽宗、欽宗二帝被俘。在大臣們的爭論不休中，北宋轟然坍塌，宣告破滅。

　　當將士們在前線浴血奮戰時，文官們的爭論始終沒有停止。這些飽讀詩書的文人辯論起來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動輒引經據典，口誅筆伐，可對實際政策沒有一點意義，反而在相互的你攻我訐中耽誤時間，錯過戰機。

　　北宋的“新舊黨爭”，到了南宋演變為“戰和之爭”，朝臣們在對金人是戰是和的決議中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內鬥。

　　從南宋第一任帝王宋高宗趙構開始，主和派與主戰派就相互內耗。主和派首領秦檜處死了主戰派將領嶽飛，此後武將們再次被打壓，文官群體完全掌政，由此引開的“戰和之爭”成為南宋朝廷的常態。

　　公元1162年，隆興元年，南宋第二任皇帝宋孝宗即位，改變宋高宗“求和”政策，打壓主和派，啟用主戰派人士，一時間，朝廷振奮，大有欣欣向榮之景。

　　也正是在這一年，宋孝宗任命主戰派老臣張浚統率抗金大業，發動北伐。此時朝廷內部又為“和戰”展開了激烈爭論，宰相史浩的觀點與張浚截然相反，堅決反對北伐，力求十年時間養精蓄銳，老將張浚則全力支持北伐，要立即出兵江淮。

　　宰相史浩說：“帝王之兵，應當考慮萬全之策，豈能以圖僥幸心理？”

　　張浚反駁：“中原淪陷已久，如今再不攻取，恐怕有豪傑興起，取而代之，到時軍閥割據，日後更難以收複。”

　　史浩追問：“中原已經淪陷，再無豪傑，如果真有割據勢力的話，為何不見興起亡金？”

　　兩人針尖對麥芒，爭論走入極端，開始鑽牛角尖。

　　張浚又說：“正因為中原百姓手無寸鐵，才需要我們起兵拯救。”

　　史浩又說：“金國殘暴，百姓自會像秦朝陳勝、吳廣起義那樣揭竿而起，又豈會等待救兵？”

　　張浚認為起兵北伐是民心所向，史浩則認為太過冒險，需要養精蓄銳。

　　主戰派與主和派在朝廷上辯論五日，誰也說服不了誰，難以決斷。朝中大臣，張浚、王十朋、胡銓等人主張立即北伐，史浩、陳康伯等主守，虞允文、陳俊卿等主戰但不主張立即北伐。

　　我們通過比較北宋徽宗、欽宗時代，可以發現，當曆史到了南宋宋孝宗時代，情勢已經發生變化，由於之前秦檜執政二十年，朝中精英被鏟除殆盡，大臣都老的老，死的死，軍隊士氣不高，長年疏於練習。宋孝宗剛剛登上皇位，準備得相當不充分，無論是人才還是兵馬糧草都極度缺乏，此時欲以北伐重振國威，實在是過於急躁了。此時主和有利，主戰有弊。

　　史浩穩重的觀點是正確的，他對張浚說：“你想收複中原，這是忠義之舉。可是這樣不自量力出兵，就是空徒虛名罷了。以十年時間培養人才，厚積薄發，後世同樣會讚賞你的功勞，這樣不是更好嗎？”（“明公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成，亦明公之功，何必身自為之？”）

　　張浚卻回答：“我年紀大了，再不北伐，恐怕時日無多。”

　　主戰派張浚剛愎自用，誌大才疏，他本是文臣，不懂領兵作戰，早在宋高宗時期就因魯莽出兵壞了大事。此刻他年歲已大，愈發固執，生恐北伐大功為他人搶奪，名利心日趨加重。第二天張浚就暗地上書宋孝宗，避開宰相史浩，立即出兵北上。

　　與當年宋神宗如出一轍，這位宋孝宗也是初登皇位，血氣方剛，急功近利，欲要做一番大事業。他與張浚一拍即合，命張浚統領抗金一切事務，於四月發大軍攻金兵。

　　但由於這場北伐準備倉促，很快就出現弊端。戰爭才進行不到一半，國庫就因空虛拿不出足夠資金，加上前線軍隊配合不佳，內部將領不和，導致在符離遭遇金軍阻擊，大敗。這場宋金之戰，宋軍潰逃慘死者數不勝數，南宋朝廷好不容易積累下來的糧草鎧甲，也都被燒毀殆盡，在金軍的趁勝追擊下，南宋軍隊損失慘重，退回長江以南，隻能依靠天塹維持均勢。南宋王朝元氣大傷。

　　北伐失敗後，金兵大舉南下，欲以報複，宋廷岌岌可危，內部主和勢力再次抬頭。於是，在宋孝宗的朝令夕改下，主戰派人士被冷落，主和派人士湯思退等人上台執政。湯思退其人原本是秦檜黨羽，掌握朝政後，又開始打擊主戰派，並且暗示金人出兵兩淮，影響宋廷決議。迫於壓力，宋孝宗與金人簽訂“隆興和議”，割讓商州、秦州（今甘肅天水）。

　　宋孝宗是南宋一位頗有雄心的帝王，可是他在位二十八年，先後出任宰相的有十七人，參知政事更是有三十四人之多，如此頻繁地更換宰臣，這在宋朝曆史上是很少見的。南宋朝廷內部的動蕩，主和與主戰兩派勢力內耗不止，國家效率低下，決策難以執行，這是宋孝宗的一大敗筆。

　　反觀整個宋王朝，其任命官吏的體製最典型的特征是：注重分權，削弱朝臣的權力。這一方麵維護了內部穩定，三百年間幾乎沒有發生武將、宦官、外戚亂政掌權的事件，另一方麵又大大降低了政府效率，人浮於事，官員不作為，黨爭頻繁。

　　在宰相的具體人選上，宋孝宗秉承“異論相攪”的祖宗家法，提倡大臣之間存在不同的政見，以此來相互牽製他們。

　　殊不知，正是這種做法，使宋孝宗的中興大業難成。隆興元年，宋孝宗以主和派湯思退為左丞相，主戰派張浚為右丞相，讓主和派重新控製了朝政，他們對金人采取妥協政策，放棄江淮防線，導致金兵大軍壓境，最後迫使宋孝宗屈辱求和；

　　乾道年間，宋孝宗第二次北伐，又犯了同樣的錯誤：在任命主戰的葉顒為左丞相的同時，任命主和的魏杞為右丞相，不僅沒有起到相互製衡的作用，反而導致二人互相攻訐，兩方勢力內鬥，使國家政策難以施行；

　　僅僅一年後，宋孝宗無法忍受二人，覺得他們意見分歧，敗壞朝政，罷去了兩人相位。但是，宋孝宗並沒有改變其錯誤的用人方法，“注重分權”的祖訓始終左右著他的思想。在乾道八年，他又想要北伐，於是任用主戰的虞允文為左丞相，又將主和的梁克家升為右丞相，結果可想而知，主戰派虞允文顧慮重重，擔心主和派從中作梗，破壞抗戰方針，所以遲遲不肯從四川出兵，最終北伐大計流產。

　　宋孝宗既用主戰派，又用主和派，朝令夕改，使得兩方勢力水火不容，結果數十年下來，大業無成，張浚、虞允文都已逝世，史浩、湯思退也罷官回鄉。

　　其實，早在北宋真宗時期，皇帝就有意製造這種“文官內鬥”的狀態。宋真宗任命王欽若為宰相，又同時任命派係不同的寇準為宰相。有人表示不理解，宋真宗卻說：“且要異論相攪，即各不敢為非。”所謂“異論相攪”，就是同時起用派係不同、政見不同的大臣，以便相互牽製，削弱兩方，最終目的是穩定皇權。皇帝們的皇權是穩定了，可是江山卻是拱手讓人，被北方蠻族一撥接一撥地攻占。

　　宋朝帝王中難得出了神宗和孝宗兩位，都力圖中興，可惜偏偏都輕率急躁。北宋之亡，實亡於神宗時期的新舊兩黨，宋神宗與王安石，君臣兩人心懷大誌，卻急功近利，使後世陷於黨爭，開創北宋內耗不止；南宋的偏安一隅，成形於孝宗兩次失敗的北伐，宋孝宗與張浚，君臣兩人都想重振河山，卻魯莽盲目，使北伐功虧一簣，給後世製造爭端，導致南宋“戰和”紛爭。

　　這南北宋兩對君臣，竟卻如此相似！豈非上天在冥冥之中暗示什麽？

　　宋王朝的“崇文”政策，使文臣們地位有史以來上升到最高，可惜的是，這些通過科舉選出來的文臣，隻懂得詩詞歌賦，缺乏社會實踐和世事的磨礪，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好端端一個大宋王朝就葬送在他們的口誅筆伐中。

　　古人雲：君子群而不黨。豈料宋代文人紛紛結成黨派，或“新黨”或“舊黨”，或“和派”或“戰派”，相互間你攻我訐，在朝廷上爭論不休，從大打口水戰發展到置對方於死地，最終弄得兩敗俱傷，對人對己沒有半點好處。宋朝皇帝們也在這種無休止的爭論下頭腦發熱，或是難以抉擇，或是貿然武斷，一次又一次引發為國家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