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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節 毛澤東談笑試晴雨，聯合艦隊遭覆滅
此外，還有一位頗難描述的人物，他就是本文所要敘述的事件中扮演了一個微妙角色的熊向暉。
熊向暉感到，說得過於簡單，恐怕招致更多的問題。
林彪在生活上、政治上有不少獨特的習慣。
聶榮臻說過：“林彪是個昏君，真正給他當家主事的是他老婆葉群。”
林立果為什麽要把這個反革命組織定名為“聯合艦隊”，無從查考。
《紀要》還十分陰險地提出了這樣的“政策和策略”：“打著B-52旗號打擊B-52力量”。
從北戴河抽來的一陣鞭子，把本來已經十分緊張的林立果等一夥反革命分子，打得四蹄騰空，開始了更緊張的陰謀活動。
葉群、林立果、劉沛豐等拿著手槍，亂喊亂叫：快！快！快！快！快！快！飛機快起動！
毛澤東秘晤熊向暉
一輛轎車駛出國賓館，開往中南海。已經是午夜時分，街上靜寂無人。後座上的周恩來默默沉思著。坐在他身旁的熊向暉則對此行的目的一無所知。
這是1971年7月9日，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
就在這天中午12時，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專機，秘密抵達北京。
基辛格在北京隻能停留48小時。周恩來總理同他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的第一輪會談從下午4時持續到晚上10時。中國方麵參加會談的有：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尚未赴任的駐加拿大大使黃華，外交部歐美司司長章文晉、禮賓司副司長王海容和翻譯冀朝鑄、唐聞生。此外，還有一位頗難描述的人物，他就是本文所要敘述的事件中扮演了一個微妙角色的熊向暉。
熊向暉是以國務院總理助理的名義參加會談的。他於1962年接替宦鄉擔任我駐英國代辦（此時中英兩國尚未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1967年1月和其他駐外使節一起奉召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挨批挨鬥。由於周恩來總理和毛澤東主席的保護，他才幸免於難。1970年11月，出乎他的意外，他竟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部副部長，主管國際形勢的研究。1972年，又重新調回外交部工作。他這段軍隊履曆雖然短暫，卻和本文密切相關。
周恩來在同基辛格結束了第一輪會談以後，帶領中國方麵參加會談的人員走到釣魚台另一座樓。他立即讓王海容打電話聯係，問什麽時間去毛澤東那裏匯報。王海容問都有誰去，周恩來說讓她和唐聞生同他自己三個人去。電話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轉告周恩來說：“主席讓現在就去，還讓熊向暉也去。周恩來吩咐王海容和唐聞生先走一步。”他收拾了一下公文包，服了藥，便與熊向暉一起上了車。
此時，熊向暉則在大腦中迅速地篩選最近的國際大事，推斷基辛格的秘密訪問一旦公開，可能引起什麽樣的國際反響。他滿有把握地以為，毛澤東找他去，是要了解國際形勢。
對中南海，熊向暉並不陌生。早在20多年前，他就曾在這裏轟動。那是1949年11月6日，周恩來在勤政殿招待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等國民黨當局原派的和談代表的宴會上，指著剛走進來的熊向暉向在座的諸位客人說：“今天，我向大家‘公開’一個秘密。他是1936年入黨的共產黨員，是我們派到胡宗南那裏去的。”客人們頓時大為驚訝。因為他們原先大都認識熊向暉，知道他是胡宗南的隨從副官和機要秘書。難怪張治中這天一看見他就驚訝地說：“這不是熊老弟麽？你也起義了？”周恩來卻說：“他不是起義，是歸隊。”
熊向暉打入胡宗南的總部“服務”12年。他和陳忠經、申健三人鑽進敵人心髒協同戰鬥，可以同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人打入國民黨最高特務機關的事跡相媲美。1949年7月，周恩來在北京和剛從美國學成回來不久的熊向暉見麵時，讚揚他和陳、申三人在“西安的情報工作做得很成功”。他說：“在我們黨的情報工作中，李克農、錢壯飛、胡底可以說是‘前三傑’，你們三人，可以說是‘後三傑’。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都為保衛黨中央做了貢獻。”
熊向暉早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就積極參加“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曾是清華大學“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負責人，1936年12月秘密參加中國共產黨。1937年底，黨組織指定他不暴露黨員麵目，報名參加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到國民黨第一軍胡宗南部“服務”，是周恩來在胡宗南身邊布下的“閑棋冷子”。1939年3月，他開始擔任胡宗南的侍從副官和機要秘書。1941年夏，黨中央從延安派王石堅到西安長住，建立秘密電台。周恩來兩年半前下的閑棋、布的冷子，開始執行特殊任務。其後由陳忠經安排，王石堅接辦西安《新秦日報》，建立“西北通訊社”，還在西大街開設“研究書店”，實現“社會化、職業化”，用新聞通訊社掩護情報工作。王石堅還購置了新華巷一號有三道院落的住宅。以後熊向暉和夫人也在這座住宅的後院安家，掩護王石堅的活動。其間，胡宗南從軍長升任第十七軍團長、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及西安綏靖主任，熊向暉一直在他身邊“服務”，非常及時、準確地把國民黨最機密的軍事情報向黨報告。1947年3月，他將胡宗南攻占延安、進攻陝北的作戰意圖、進攻路線、兵力部署等都事先報告了中央。就像周恩來說的“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看到了。”以後熊向暉隨胡宗南到延安後，又將胡的一舉一動及時作了報告，使中央對胡的動向了如指掌，使胡在陝北戰場上連遭慘敗……
轎車在中南海毛澤東住地門口停下。周恩來帶著熊向暉快步走進毛澤東的會客室兼書房。毛澤東身穿浴衣，站在屋子當中。周恩來握了握毛澤東的手，說：“這樣晚，主席還沒休息啊。”毛澤東說：“我不困。”熊向暉跟著握住老人家伸出的手，說：“主席好！”毛澤東笑容滿麵地說：“馬馬虎虎。”
會客室中，七張單人沙發擺成一個半圓，每兩張中間放著一個茶幾。毛澤東在居中的一張沙發上坐下，周恩來和熊向暉分坐在他兩旁。王海容坐到熊向暉旁邊，唐聞生則坐在毛澤東沙發背後立燈下的一張椅子上。立燈關著，室內光線很柔和。
周恩來告訴毛澤東，基辛格到了，準備匯報他提出的問題。
不想毛澤東卻擺了擺手，說：“那個不忙。”
他轉向熊向暉，開始了一場出人意外的談話。
毛澤東從茶幾上拿起一支深褐色的小雪茄，唐聞生幫他點燃。他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滿麵笑容地問：“你現在還講不講‘衛生’啊？”
王海容對熊向暉解釋說：“主席是問你還抽不抽煙。”她又轉向毛澤東說：“老熊是個‘煙鬼’。”
毛澤東輕鬆地說：“他怎麽成了‘老熊’了？”聽熊向暉說他已經52歲了，就說：“還不老嘛。”然後指指茶幾上放著的小雪茄，說：“現在醫生不讓我抽香煙，隻讓我抽這個。他們都講‘衛生’，你不講，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熊向暉點燃一支小雪茄，以為這樣的寒暄可以結束了。然而，毛澤東卻繼續提出一些在他看來是“寒暄”性的問題：“你在總參×部當副部長？”他回答：“是。”
毛澤東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著濃重的湖南鄉音問：“那個‘參謀總長’姓甚名誰呀？”熊向暉一麵回答“黃永勝”，一麵感到不可思議：怎麽提出這樣的問題？而且把“總參謀長”說成“參謀總長”？
毛澤東又問：“你同黃永勝熟悉不熟悉呀？”
答：“到總參以後，在會上認識了黃總長，沒有單獨接觸過。黃總長提到過我。”
問：“他是怎麽提到你的呀？”
答：“今年4月，黃總長在總參批陳（伯達）整風小結會上說，主席對他講，總參有篇批陳發言有水平，但主席沒有具體講是哪一篇。黃總長估計，可能是江鍾的，也可能是熊向暉的。”
毛澤東說：“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讀過一些馬列的書。”
熊向暉以為談到這裏，毛澤東就該聽周恩來的匯報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記了這件事，抽著小雪茄，繼續優哉遊哉地同他“漫談”。
主席問：“在那個小結會上，黃永勝還講了什麽？”
熊向暉感到，說得過於簡單，恐怕招致更多的問題。為了節省時間，以便周恩來及早匯報，他這次回答得比較詳細：小結是王新亭副總長念的。吳法憲副總長作了補充，說總參批陳整風搞得很好，自從黃總長主持總參以來，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高，各方麵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績。主席和林副主席對黃總長是滿意的，各大總部，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對黃總長是尊敬的。黃總長很謙虛，說他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還不夠高，比林副主席差得遠，在工作中還有些官僚主義。
聽到這裏，毛澤東“哦”了一聲，又問：“他們沒有講廬山的問題？”
熊向暉回答：“講了，是在批陳整風動員會上講的。吳副總長說，總參同陳伯達沒有來往。黃總長說，他是在廬山會議開始以後才到廬山，當時主席已經發表了《我的一點意見》，揭露了陳伯達。黃總長說，他不認識陳伯達，原來隻知道陳伯達是個理論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來，他也看不出陳伯達搞的‘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有什麽問題，也可能上當受騙。以後要堅決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讀一點馬列的書。”
毛澤東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緩慢的語調問：“廬山的事，他們就講這些？”
熊向暉回答：“主要就是這些。”
1970年八九月間在廬山舉行的中共中央九屆二中全會上，當時是政治局常委的陳伯達夥同林彪的老婆葉群，以及掌握軍隊大權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四處煽風點火，為林彪當國家主席製造輿論。毛澤東氣憤地說他們“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的一點意見》的及時發表，製止了林彪一夥向黨奪權的這幕醜劇。廬山會議之後，中央開始在黨內批判陳伯達，並責成黃、吳、葉、李、邱做出檢討。將近一年過去了，熊向暉隻知道陳伯達被揪了出來，其餘情況一概不知。所以，當毛澤東沉默了一會兒，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個一個按下左手的手指，問熊向暉“黃永勝和他那個軍委辦事組――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還有葉群，他們在廬山搞鬼，黃永勝講了沒有”時，熊向暉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這都是當時幾乎不可一世的人物呀！他怔了一下，回答：“沒有聽黃總長講過。”
毛澤東又問他有沒有看過黃永勝等人的檢討、聽過這件事的傳達，熊向暉都隻能回答“沒有”，因為他毫不知情。毛澤東意味深長地看著熊向暉，問：“你嗅出點什麽沒有？”
大半年來，熊向暉除了批陳，一直埋頭於國際問題的研究。他雖然對那些趁“文革”之機扶搖直上的政治暴發戶很反感，但由於黃永勝等人對廬山會議的情況嚴密封鎖，他看不出任何他們地位動搖的跡象。因此，他對毛澤東這個問題的回答，依然是“沒有”。
毛澤東轉過身來，問周恩來：“那五個人的檢討，發給總參沒有？”
周恩來說：“發了，總參和軍委一共發了60多份。”
那是應該發到熊向暉這一級幹部的。而他竟毫不知情。這說明了什麽？
毛澤東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幾，突然提高了聲調，說：“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
室內的空氣仿佛凝固了。“他們的後台”是誰？難道是指林彪？
過了一會兒，大概是想緩和一下氣氛吧，周恩來委婉地說：“我過去也犯過錯誤，一經主席提醒、批評，總是努力改。這次黃永勝他們犯了錯誤，主席對他們進行了批評教育，他們作了檢討，以後也會在實踐中改正的。”
毛澤東搖搖頭，說：“那個不同。你犯錯誤是陽謀，他們是陰謀。實踐證明，他們的檢討是假的。是陰謀，連熊向暉這樣的幹部都不讓知道，這不是陰謀？我曆來主張，黨內允許有公開的反對派，絕不允許暗藏的反對派。黃永勝他們搞陰謀，搞分裂，他們是暗藏的反對派。搞陰謀，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義。真正搞馬克思主義的人，就要講團結，就要光明正大。黃永勝他們光明正大嗎？完全不是。總而言之，廬山的事，根本沒有完。”
停了停，毛澤東的情緒鬆弛下來，又問熊向暉有秘書沒有，寫報告、起草文件是否親自動手。聽說他是自己動手時，毛澤東說：“那好。我這裏的文件，就是一個秘書管。她的任務就是收收發發。文件來了，我自己挑選重要的看。需要提點意見的，我自己動手寫，從來不讓秘書代勞。共產黨員一要動手，二要動口。動手動口，就是要動腦筋。現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動手，不動口，不動腦筋，什麽事都靠秘書，聽說連科長都有秘書，搞成‘秘書專政’。有的人讓自己的老婆當自己辦公室主任，這不是共產黨的作風，是國民黨的作風。”
熊向暉聽了，心裏又是一動：讓自己的老婆當自己的辦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嗎？
直到此刻，毛澤東才結束了同熊向暉的“寒暄”，聽取周恩來關於同基辛格第一輪會談的匯報。熊向暉看了看表，已是10日淩晨一點零五分了。毛澤東談“題外話”，竟談了將近一個鍾頭！待周恩來等人離開毛澤東住地時，已經兩點多了。在回賓館的路上，周恩來囑咐熊向暉：今晚主席講的話，絕對不能外傳。10日晚，周恩來率熊向暉等人向毛澤東匯報同基辛格第二輪會談的情況時，毛澤東談笑風生，再沒有涉及廬山會議的問題。
林彪集團的重要人物
為了弄清楚林彪事件，有必要先簡要介紹林彪和林彪集團中的幾個重要人物。
林彪原名林育蓉，湖北省黃岡縣人，1906年生。他的履曆，《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名錄》第一集已經寫明，不再贅述。從他履曆中看出，在革命戰爭年代他長期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工作，為毛澤東所賞識，晉升很快。24歲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第一縱隊司令員，27歲時任紅軍第一軍團軍團長，31歲時任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被授予元帥軍銜時他才49歲。經毛澤東提名，1958年5月25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增選他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林彪在曆史上是個戰將，為黨和人民做過不少有益的工作。陳雲在談到《遼沈決戰》一書時說過：
林彪作為四野的司令員，在當時正確的地方，我們也不必否定。
黃克誠在談對大百科全書“林彪”條釋文的意見時也說過：
林彪在我軍曆史上是有名的指揮員之一……他在曆史上對黨和軍隊的發展，戰鬥力的提高，起過積極的作用。
據我了解，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在中央根據地指揮中央紅軍作戰時，他們手下有幾個著名的戰將，一個是彭德懷，一個是林彪，一個是黃公略……紅四軍是毛主席、朱總司令創建的，成立紅一軍團後，紅四軍就是林彪指揮，他是紅四軍軍長……在這三個軍中，戰鬥力最強的是紅四軍，戰功最大的是紅四軍。據我了解，林彪的確有指揮作戰的能力。
在我們軍隊中，他可以說是一個戰將。
在抗日戰爭初期，林彪指揮了平型關戰鬥。
他與陳雲、羅榮桓、李富春等同誌，共同領導了東北的解放戰爭，解放了整個東北。後來進關指揮平津戰役，解放華北，以後又進軍中南，直到中南地區全部解放，他才回來休息。
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名，林彪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毛澤東之所以看中林彪，不是因為他在中央常委中年齡最輕（1966年林彪60歲，鄧小平62歲），而是因為他長期擁戴毛澤東，“突出政治”，而毛澤東全麵發動“文化大革命”又需要軍隊的支持。
林彪在1959年9月取代彭德懷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以後，半真情半假意地迎合與頌揚毛澤東。在毛澤東與中央第一線有嚴重分歧的時候，他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1959年8月1日在討論彭德懷問題的中央常委會上，1962年初在許多人懷疑“三麵紅旗”的7000人大會上，林彪擁護毛澤東的主張，迎合毛澤東。在軍隊建設上，他揣摩毛澤東的心意，搞了“突出政治”的一整套。他不僅被毛澤東視為正確而加以器重，也在軍隊廣大指戰員中贏得很高的名聲。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更是抱定宗旨“緊跟”毛澤東。他處理中央傳閱文件的原則是“主席劃圈我劃圈”，亦即“毛澤東同意我同意”（林彪本人一般不親自劃圈，而由秘書代勞）。他在講話中以竭盡思慮想出的各種各樣“生動”的語言謳歌毛澤東，不僅充斥“高舉”、“緊跟”、“突出”之類的詞語，而且頗多“警句”。他的題詞有：
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曆史前進的火車頭！
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
這些題詞次次“突出主席”，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林彪上天安門參加大會，規定秘書嚴格掌握出發時間，必須比毛澤東早到一兩分鍾，在城牆下電梯旁等候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則緊隨毛澤東。林彪從來不讀《毛澤東語錄》，也從來不“隨身帶”，規定秘書替他保管。林彪每次去參加群眾性的集會，則由秘書交給他。當群眾高呼口號時，林彪用右手舉起《毛澤東語錄》，一上一下地揮動。大會結束，“紅寶書”又回到秘書手中。1966年，林彪批給毛澤東的文件都是寫“請主席閱”、“送主席批示”之類的語句；從1967年年初開始，“請”、“送”則一律改為“呈”字。有一次他對一位秘書說：“你覺得我這個人怎麽樣？有什麽優點？有什麽缺點？”秘書不敢評論，無以答對。林彪口氣平和地說：“可以評論。你說說看法，沒有關係。”秘書說：“我印象中比較深的有兩條：一條是，首長對毛主席跟得緊；另一條，是首長講話少而精。”林彪頗為得意，他說：“你談的這兩條特點，這第一條非常重要。要緊跟毛主席。其實我沒有什麽本事，我的本事就是從毛主席那裏學來的。你們給我當秘書，記住這一條很要緊。”緊跟毛澤東，這就是林彪的政治態度。是真誠還是虛偽？恐怕二者兼而有之吧。如果不從個人角度來考察，可以說，這具有那個時代的特點。
與此相聯係，林彪反對過於突出他自己。事例很多，這裏舉出四個：
例一，林彪規定，在送給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傳閱件中，如有關於林彪的新提法，秘書要及時提醒。一次，在一份軍內上送毛澤東、周恩來、中央文革的文件中有了新提法，秘書就向林彪報告。當秘書說到文件中稱林彪為“副統帥”時，林彪立即表態：“劃掉！”當秘書說到文件中提到林彪是“三忠於”的“光輝榜樣”時，林彪斷然命令：“一律劃掉！”（葉群在旁說“這一條不能勾”，說明“理由”；林彪不耐煩地說：“好了，好了，不劃掉這個提法就是了！”）
例二，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講話的末段是：“另外，我講一個單獨的零碎的問題。最近，我發現有什麽林彪同誌語錄，是學生搞的，一個是一個中學校搞的，另一個是一個什麽紅衛兵組織搞的，我們就收到兩種。另外，我們總政過去也搞了我的一個政治工作語錄。我看，不要搞。你們看到的時候，請你們代為沒收。總政，我是給他們講了，我這個意見是雷打不動的，你們不要搞。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善於活學活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思想是全中國人民的思想財富，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思想財富。毛主席的話，一句等於我們一萬句。我們要以毛主席的思想來統帥全國，來指導我們一切的工作。”
例三，根據林彪的要求，中共中央印發了《林彪同誌給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封信》。林彪在1967年6月16日夜寫的這封信中說：“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的口號。隻有突出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才符合於全國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觀實際。今後一切演出、一切會議、一切文件、一切報刊以及其他各種宣傳形式都應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並提。”
例四，1968年夏，林彪出去“轉車”（坐在車上出去轉悠），在大街上看到一些“紀念林副主席八・九講話發表一周年”之類的大字標語，回家以後就下令連夜把這些標語揭去。下麵立即執行。
這一些，能不能單純看作故作姿態以沽名釣譽呢？殷鑒不遠，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吧。正如林彪自己講的，他“身體不好”，他“神經不好”。他怕光、怕風、怕水、怕冷、怕出汗。他不洗澡，不吃水果。他對室溫有嚴格的要求：21相差不能超過半度。他要求在室內的各個部位都放著溫度計，以便隨時查看。他不能讀文件，需要秘書“講”給他聽。“文化大革命”中送到林彪那裏的文件，每天少說也有幾萬字，最多時一天有30萬字。經過秘書選擇和概括，講給林彪聽，講的時間限製在30分鍾內。一天隻許講一次，有一段時間準許講兩次。講文件的秘書，必須離他幾米遠，因為他害怕翻動文件時有風。
林彪的講話，除了必須照念的之外，都有自己的特色。他對講話的準備，方式獨特。他是怎樣準備的呢？請看他的秘書張雲生的描繪：
在林彪即將出場講話的那天早晨……他守著一疊白紙，自己冥思苦想，想了一陣，就在一張白紙上寫了幾個別人弄不懂含義的大字，然後將這張白紙攤在地毯上；他接著再想，想好了又在另一張紙上寫幾個字，同樣攤在地毯上……地毯上到處是林彪散扔著的白紙，最後由林彪命令內勤將它們拾起，並由他自己重新排列一下順序。這就是他的講話‘條子’（按即提綱），別人可能覺得他這種獨特的工作方式好笑，但他自己倒是頗為得意的。
關於“五・一八”講話，他的另一位秘書說：
首長（按指林彪）講話不願用稿子，向來是喜歡自己順口講……“五・一八”講話時我趕上了。主任（按指林辦主任葉群）叫我們幾個秘書幫助拉條子，結果是白費勁。隻有主任和作戰部的雷英夫幫助搜集的那些古今中外政變資料，倒還用了。
林彪在生活上、政治上有不少獨特的習慣。他不吃魚肉，不吃大米，喜歡喝麥片糊糊，喜歡吃炒了的黃豆。偶爾吃一點肉餅。食物不在乎味道，而注重熱量和溫度。林彪睡覺時從不蓋棉被而蓋毛巾被，視溫度高低而決定蓋幾條；冬天從不穿棉衣而穿單衣，視溫度高低而決定穿幾件。他從不親自接電話，他的臥室和辦公室內也不安裝電話。他同意“林辦”的一個工作人員模仿他的字體，有些批示要這位工作人員代勞。他規定對他的重要批示、指示作“冷處理”，即停半日後發出，以免考慮不周。
林彪沉默寡言。他特別討厭葉群的自作主張和講話口羅嗦，要工作人員寫了一個條幅掛在葉群臥室內，條幅上寫的是：“做事莫越權，說話莫口羅嗦。”他幾乎從不與別人閑聊，他與天天見麵的講文件的秘書四年多中隻交談了一次，時間也極短。他除“轉車”外，常常坐著不動，有時在室內背手踱步。他冷漠而極少發脾氣，喜怒不形之於色。他孤獨、超脫、高傲，遇事置身事外。
勒大鷹在《“九一三”事件始末記》中說：“對於林彪這個人，人們直到今天了解得都太少了。”這是剴切之言。
葉群，原名葉宜敬，她是林彪辦公室主任。聶榮臻說過：“林彪是個昏君，真正給他當家主事的是他老婆葉群。”邵一海在《“艦隊”投入第一線》中說：“葉群就在很大程度上控製了林彪……林家王朝的實權，很大一部分實際上掌握在葉群手中。”
葉群是個愛活動、愛熱鬧、愛虛榮、不甘寂寞的人，與林彪完全不同。林彪雖然對她相當不滿，討厭她說話顛三倒四、嘮嘮叨叨，對她常借他的名義在外麵做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憤慨，有一次因她越權行事而要打她；但是，因為林彪身體不好，許多事需要葉群出麵，林彪很需要從她那裏聽到從釣魚台等處得到的消息（這些消息是從報紙、文件上不可能得到的），有時她周旋於江青、陳伯達、吳法憲等人之間對林彪也很有益處，所以林彪離不開葉群。林彪因年齡較葉群大了許多而又體弱，甚至覺得在生活上有虧於葉群，曾肉麻地當眾寫了“發不同青心同熱，生不同衾死同穴”以“書贈愛妻葉群”。葉群與林彪在生活上的矛盾很深。1961年11月，葉群在家鄉福州寫了一篇不短的日記，通篇以最刻毒的語言描繪跟著林彪如同伴著僵屍，咒罵林彪毀滅了她的青春。又寫道：林彪是“一個專門仇恨人，輕視（友情、子女、父兄――無意趣）人，把人想得最壞最無情，終日計算利害，專好推過於人們，勾心鬥角互相傾軋的人”。但是她必須靠著林彪，靠著林彪才能作威作福，去填那永遠也填不滿的私欲。她雖然官兒不大，隻是師職幹部，但是權力極大。林彪的意見、指示、批示要由她把關；這是林彪授予她的權力，因為她有時可以向林彪提出“更好”的意見。下麵向林彪的請示必須通過她，她可以推延請示、婉言拒絕、自行處置，甚至假傳“聖旨”。她有這樣一個特殊的身份，吳法憲之流也就奉承她，巴結她。毛澤東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在外地巡視時說過：“我一向不讚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他們四個人（按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可惜這話說晚了。
要了解葉群，不妨先請參觀一下她的房間。如果說，走進林彪的房間，像是進了一座陰森的殿宇；而走進葉群的房間，你就像是到了一個暴發戶的姨太太的家裏：富麗、庸俗、雜亂。豪華的家具，五花八門的小擺設，各式各樣的字畫，把這間不算小的房間擠得滿滿的。牆壁上掛的畫分上下兩層，上層是人物，下層是花草，這些都是不花錢弄來的。林彪手書的條幅“天馬行空，獨往獨來”，掛在顯眼的地方。屏風上，掛著陳伯達的手筆“克己”二字。床頭貼著上麵已經講到的林彪叫貼上的條幅。門上貼著一張白紙，上麵是她自己吩咐工作人員寫的三句話：“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充其量壞不到哪裏去”，“少吃多餐”。這三條葉群自選的座右銘，活靈活現地暴露出這個有野心的女人的精神世界。同林彪房間比較，這裏還有一個最大的差別：保持恒溫18，比林彪那裏低了三度。這是葉群想出的一條妙計。這麽一來，林彪就怎麽也不敢走進葉群的房間。
葉群貪婪，虛偽，權迷心竅，自以為是，酷愛背後搗鬼，以他人的痛苦為樂事。她是個空虛的女人。
林彪全家原來有五口人：林彪、葉群，三個孩子。大女兒林小琳是林彪前妻所生。“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習，參加了“保守組織”“八・八團”。葉群假借林彪的名義，寫了一個聲明：大意是：小琳一貫反對我（按即林彪），她在外的一切言論、行動並不代表我，我概不負責。從現在起，我與她脫離父女關係。這個聲明在哈爾濱到處張貼。以後，葉群又指使吳法憲派人把她送到大西北沙漠中的一個基地。她跑了出來，葉群又設法把她送到西南地區的部隊裏。所以，這個大女兒實際上已不是這個家庭的一員了。林彪、葉群身邊，隻有女兒林立衡和兒子林立果。林立衡是林立果的姐姐，小名豆豆，曾在空軍工作，任《空軍報》副師職副主編。林立果，小名老虎，1945年生。二人尊重父親，有感情，還有些敬畏；對葉群沒有感情，從懂事起沒有叫過一聲“媽媽”，林立衡有點怕葉群，林立果根本瞧不起葉群。林立果1966年時21歲，是北京大學物理係的學生。1967年3月，任空軍黨委辦公室秘書。1967年7月1日，林立果按照葉群指定的日子，由吳法憲、周宇馳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69年10月17日，吳法憲按照林彪的授意，任命林立果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副師職）。10月18日，吳法憲把林立果、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兼辦公室主任王飛同林立果一起被任命為辦公室副主任的周宇馳召集在一起，對他們說：“今後，空軍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誌匯報，都可以由立果同誌調動、指揮。”周宇馳、王飛等人先後在空軍黨委常委辦公會議上和機關作了傳達。一股吹捧林立果的旋風，在空軍領導機關刮起。而在事實上，林立果在空軍並不能指揮一切、調動一切。後來，林立果是法西斯秘密組織“聯合艦隊”的頭子。
黃永勝，湖北省鹹寧縣人，1910年生。1927年參加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曆任團長、師長、軍分區司令員、旅長、縱隊司令員、軍區司令員、兵團司令員、大軍區司令員等職。在1968年3月22日任總參謀長以前，是廣州軍區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吳法憲，江西省永豐縣人，1915年生。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2年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曆任團青年幹事、師青年科科長、團政治委員、支隊政治委員、師政治部主任、軍區副政治委員、軍政治委員、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空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空軍政治委員和司令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李作鵬，江西省吉安縣人，1914年生，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2年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曆任中央軍委參謀、科長、抗大參訓隊長、師偵察科科長、師作戰科科長、縱隊參謀處處長、東北民主聯軍參謀處處長、縱隊副司令兼參謀長、縱隊司令員、軍長、兵團參謀長、軍政大學副校長、高級步兵學校校長、訓練總監部陸軍訓練部部長、總參軍訓部部長、海軍副司令員、海軍政治委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邱會作，江西省興國縣人，1914年生。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2年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曆任軍團宣傳隊隊長、軍委總供給部政治指導員、軍委科長、糧秣處處長、軍委供給部部長、師供給部政治委員、師組織部部長、軍區政治部主任、縱隊政治委員、軍政治委員、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總後勤部部長等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這四人中，上將一人，中將三人。他們出身都很苦，有的是放牛娃。很早就投身革命，都參加過二萬五千裏長征，是老紅軍。無疑，他們在曆史上為黨和人民做過不少有益的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這個特殊曆史條件下，林彪與黃、吳、李、邱結成林彪集團。林彪需要力量，黃、吳、李、邱需要支持，這個集團就以個人野心和宗派主義為基礎，逐漸形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黃、吳、李、邱都受到程度不同的衝擊，邱會作則多次被揪鬥，這些衝擊、揪鬥為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所煽動和支持。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一概支持造反，倒並非特意支持打擊黃、吳、李、邱。林彪保護他的老部下黃、吳、李、邱，黃、吳、李、邱則效忠於林彪，惟林彪之命是聽。這與林彪是“副統帥”當然也有關係。黃永勝在1970年5月說過：“在任何時候都要忠於林副主席。”吳法憲後來在供詞中說：“是林彪把我提拔起來的，所以我腦子裏就是一個林彪”，“林彪叫我怎麽樣我就怎麽樣”，“我是林彪的走狗”。李作鵬說過：“林副主席活著跟他幹，生與林副主席同生，死與林副主席同死。”邱會作說林彪、葉群是“再生父母”，發誓“永遠忠於林副主席”，“海枯石爛不變心”。林彪集團就是一個以君臣、父子為信條，以忠於林彪一人為準則的集團。這個集團的開始形成，以1967年的“五・一三”事件為標誌。問題的複雜性就在這裏：一方麵，“無產階級司令部”在天下大亂、局勢難以控製的情況下不得不借重林彪一夥的力量；另一方麵，林彪一夥乘機打擊異己，攫取權力，甚至誣陷、迫害他人。“五・一三”事件發生後，林彪立即表態支持吳、李、邱，並於6月9日觀看了吳、李、邱率領的所謂“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文藝團體的演出，新華社為此專門發了消息，吳、李、邱等人就成了“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領袖，也就成了與林彪、葉群“同生死，共患難”的死黨。吳、李、邱等人表示擁護江青，江青也就立即表示支持他們。8月17日，成立了吳法憲（負責人）、葉群、邱會作、張秀川等人組成的“軍委看守小組”（內部組織，未向外公布），接受中央文革的領導，列席中央文革碰頭會，負責處理駐京軍事機關、部隊的“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從此，林彪、江青支持的“三軍”在某些方麵可以左右北京甚至外地的大局，大有“全國看北京，北京看三軍”之勢。當時全國局勢混亂，“無產階級司令部”支持吳、李、邱等人打擊迫害空軍、海軍和總後勤部的領導幹部，奪取了這些重要軍事單位的領導權。1968年3月22日，黃永勝調京任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組長，成為林彪集團一名重要成員。以後，吳、李、邱都被任命為副總參謀長，並分別兼任空軍司令員、海軍政治委員、總後勤部長。至於他們的罪行，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特法字第一號）。
林立果為頭目的“聯合艦隊”，是林彪集團中與黃、吳、李、邱既有聯係更有很大區別的反革命力量。“聯合艦隊”中以年輕人居多，也有少數老幹部。都是空軍的。年輕人有：周宇馳，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劉沛豐，空軍黨委辦公室處長；於新野，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處長；劉世英，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程洪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秘書；許秀緒，空軍司令部雷達兵部技勤處副處長；李偉信，空四軍政治部秘書處副處長，等等。中年人有：王飛，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兼辦公室主任；王維國，空四軍政治委員；陳勵耘，空五軍政治委員；江騰蛟，南京軍區空軍政治委員。
值得說得詳細一點的是江騰蛟，他是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人，1919年生。1930年即11歲時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7年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曆任區兒童團大隊長、縣兒童局書記、團政治處主任、旅政治部主任、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師政治部主任、師政治委員、軍政治部主任、軍區防空軍政治委員、南京軍區空軍政治委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64年，葉群、吳法憲在江蘇省太倉縣洪涇大隊搞“四清”的時候，當時在上海任空四軍政委的江騰蛟，就經常以看望吳法憲為名，借機接近葉群，給葉群送禮物。1965年冬天，林彪、葉群把女兒林立衡送到上海，要江騰蛟照顧她治病。1966年冬天，林彪、葉群托他照看林立衡、林立果。1967年2月8日，江騰蛟完成了照看任務，親自把林立衡、林立果送回北京。1967年，江騰蛟升任南京軍區空軍政委。1968年，中央軍委決定改組南京軍區空軍黨委，免去了江騰蛟的職務。林彪、吳法憲要讓江騰蛟擔任空軍政治部主任，毛澤東指出：此人不能重用。林彪、葉群、林立果對他表示關懷，他在1968年以後給林彪一家先後寫了20多封效忠信。他在信中一再表示：“我非常明白，是首長和主任救了我。”“沒有首長，就沒有我的一家，沒有我的一切”，“不管什麽時候，需要我幹什麽，下命令吧！我江騰蛟絕對不會說出一個難字。”多麽卑鄙的靈魂！
“聯合艦隊”的形成
在林立果擔任空司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之前，就經過吳法憲批準，在司令部辦公室成立了一個以林立果為組長的“調研小組”，成員有周宇馳、王飛、劉沛豐、劉世英（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原副主任）。名義上，“調研小組”的任務是給空軍黨委出點子，提建議；實際上，它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團搜集情報、秘密聯係等進行陰謀活動的工具。林立果被非法授予在空軍可以“調動一切，指揮一切”的特權之後，這個“調研小組”的活動範圍更廣泛，跟隨林立果等出去“調查”的人不斷增加。這樣，在林立果周圍便形成了一個極為特殊的小圈子。他們的活動，誰也不能幹涉，誰也不能過問。他們幹著種種見不得人的勾當，形成了一個反革命組織。
到關鍵時候，林彪還會親自出麵。
1970年5月2日晚上，空軍司令部的一小批人，連同家屬小孩，被邀到林彪家裏“作客”，葉群親自招待大家看內部影片、吃糖，還送了“紀念品”。林彪親自接見，又是談話，又是照相。普通的“平民百姓”，哪能有如此的“榮耀”！
事實上，那些受到接見的人，也確實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周宇馳、王飛、劉沛豐等，都是林立果周圍的親信。而更重要的是，這次接見有著一種極不尋常的、更深的含義。
在看電影之前，葉群說：“林立果在外邊出差，好久沒和大家見麵了，很想念大家，今天和大家見見麵。”
林立果到空軍司令部工作已三年多，是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為什麽要用這樣的方式和大家見麵？接見的是林立果的親信，突出的是林立果。
老奸巨猾的林彪，則別有用心地問周宇馳：“是你領導立果，還是立果領導你？”
周宇馳和林立果都是空司辦公室副主任，有什麽誰領導誰的問題？但是，曾經當過林立果的“老師”的周宇馳，完全理解這句問話的含義：林彪在這裏所講的，不是一般的工作關係。他立即回答：“當然是立果領導我們嘍！”
周宇馳、王飛等人，對於林彪、葉群導演的這場戲的含義，心領神會。第二天，5月3日晚上，他們召集一些受到林彪接見的人一起開會，向林彪表忠心，並按照林彪的授意，共推林立果為他們的“頭”。周宇馳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九一三”事件後，在空司辦公室查到了經過周宇馳親筆修改的那次發言的記錄：
我們要永遠堅信林副主席、忠於林副主席，忠於林副主席也就是忠於毛主席。
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個天才，是一個曆史上罕見的偉人，是一個可以和馬、恩、列、斯並列的革命導師和領袖。
我們要一輩子永遠同立果同誌戰鬥在一起。立果同誌也是一個天才，一個全才，我們沒有哪個人能夠和他比得上。他在各方麵都手把著手教我們，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領導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考慮過很久，覺得到提出來的時候了。就是一個單位，一個集體，總要有一個頭。在我們這個戰鬥集體中，應該以立果同誌為頭，為核心。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認識，這樣的覺悟。實際上，也隻有他才能當得起這個頭和核心。這是客觀的需要，鬥爭的需要。這不是“多中心論”。而正是為了更好地維護以毛澤東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領導核心。
這樣，林彪通過這次接見，在組織上，進一步明確了在空軍機關存在著一個獨立的“戰鬥集體”，這個集體有它自己的頭和核心――林立果；在政治上，進一步明確了這個反革命組織和林彪的特殊關係。
到了這年秋天，林立果看了日本電影《山本五十六》《啊，海軍》之後，便把這個反革命組織定名為“聯合艦隊”。而林立果則成了當然的“艦隊司令官”。他並根據英語“司令官”的譯音，為自己取代號為“康曼德”。
林立果為什麽要把這個反革命組織定名為“聯合艦隊”，無從查考。但是我們知道，當年日本帝國主義的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的時候，“虎”這個字眼，曾經作為偷襲成功的信號。而今天，小名為“老虎”的“聯合艦隊”頭子林立果，則是在領著這支反革命的“艦隊”走著一條自取滅亡的航道。
反革命別動隊的內幕
林彪反革命集團不僅在空軍機關建立了“聯合艦隊”，還在上海、廣州等地建立了他們反革命的組織。
江騰蛟根據林彪、葉群的授意，曾經指使7341部隊原政委王維國組成了一個替林立果選“妃子”的“找人小組”。1970年3月，林立果到上海，把“找人小組”改建為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上海小組”。4月3日，林立果給“小組”成員發了槍。這個“小組”的《入組須知》規定：“本小組的任務，是為了完成無產階級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項任務。”“尤其是小組的最高領導――林副部長（指林立果，下同）的指示，必須認真領會，句句照辦，字字照辦！”“小組的一切活動均是絕對秘密，未經請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況。”
1971年3月，廣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員米家農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廣州組織了“戰鬥小分隊”，要隊員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並製定了聯絡密語、暗號。
1971年4月，林立果指使王維國在上海成立了為反革命武裝政變服務的“教導隊”，進行捕俘、格鬥、使用各種輕型武器、駕駛車輛等特種訓練。
在這前後，林立果、周宇馳指使空軍司令部原副參謀長胡萍及王維國、米家農、廣州空軍司令部原參謀長顧同舟等，在北京、上海、廣州建立多處秘密據點。他們利用這些據點進行聯絡，私藏槍支、彈藥、電台、竊聽器以及黨和國家的機密文件。
通過查獲的大量書證和許多當事人的陳述，能了解這些反革命組織的內幕，從中不難看出日後林立果在這方麵的“特殊才能”。為了讓大家看一看，林立果怎樣“天才地”在革命詞藻的裝飾下，把封建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融會貫通，把封建會道門和法西斯特務組織的手法結為一體，“創造性”地運用於他的反革命組織，不妨把廣州“戰鬥小分隊”的情況，作一番簡單的介紹：
培養對林彪一家的“感情”，是這些反革命組織所特別強調的。他們組織隊員反複學習林立果的《講用報告》，把林立果的“指示”編成語錄歌。他們有一首“隊歌”，翻來覆去也是唱的“忠於林副統帥”“緊跟副部長”。他們經常組織隊員向林彪一家宣誓效忠，下麵是他們用過的誓詞：
1971年5月21日的誓詞：
我們在鬥爭中認識副部長，在鬥爭中選準副部長，在鬥爭中宣傳副部長，在鬥爭中捍衛副部長，在鬥爭中緊跟副部長，永遠緊跟副部長，革命到底誌不移！
1971年5月22日的誓詞：
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林副主席，永遠緊跟副部長，革命到底誌不移，望敬愛的黨，把保衛副部長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交給我們，我們決心用鮮血和生命來宣傳副部長，捍衛副部長，緊跟副部長，將中國和世界革命進行到底！
這裏需要說明，在這些反革命組織裏，有時也提到黨，提到“忠於毛主席”等等，但這不過是幌子，是騙人的。例如“上海小組”的《入組須知》就講到：“每個成員必須具有無限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無限忠於敬愛的林副主席、忠於葉主任（指葉群，下同）、忠於林副部長的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很明顯，毛澤東是陪襯的，忠於林彪一家才是實質。這裏還可以提一下，在查獲的於新野（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原副處長、“聯合艦隊”主要成員）的工作日誌上，查到了1971年4月23日晚上研究“教導隊”問題時的原始記錄。在“對教導隊教育”這個項目下，記了這樣的話：“培養對首長、立果感情，但提法上要策略，不要讓人家做文章。”這就更清楚地暴露了他們的險惡用心。
“戰鬥小分隊”和其他反革命組織一樣，規定有嚴格的“紀律”。例如：不準向外泄露小分隊情況；不準與原單位人員接觸；在小分隊期間不許探親，不許家屬來隊，不準戀愛結婚；不準單獨活動；不準隨便接電話，電話由專人接；不準談論“首長”的活動去向，生活習慣等等。
“戰鬥小分隊”還規定了許多聯絡的密語、暗號，例如：戰友――指林彪一條線上的人；扮阿慶嫂――指要見機行事；悶熱――指有“外人”在場，不好講話。
隊員給支部書記打電話，不能直接找，要先找她的兒子，問“吃飯了沒有？”如答“吃了”，表示在家可以去；如答“還沒有時間”，表示現在沒有時間；如答“沒吃”表示不能去。隊員給支部書記寫信，不能直接寄到她家裏，而是先寄給指定的小分隊隊員，並在信封背麵做上記號。
這一切說明，林彪一夥是多麽陰險，而在本質上又是多麽軟弱。他們害怕人民，害怕群眾。即使在他們的反革命組織內部，也不得不采取種種欺騙手段和法西斯統治，來控製那些由於上當而被他們利用的無知青年。
“艦隊”投入第一線
1970年8月，林彪一夥在廬山搶班奪權的陰謀敗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一個主要成員陳伯達被揭露出來了。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1970年10月中旬，毛澤東先後對吳法憲、葉群的檢討作了批示。11月中旬，毛澤東對黃永勝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全黨全軍開展了批陳整風運動。12月20日，華北會議開始。1971年1月24日，周恩來在華北會議上講話，係統揭露了陳伯達的罪行……
一係列情況，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團十分驚慌。他們一方麵銷毀材料，訂立攻守同盟，搞假檢討，企圖掩蓋事實真相，蒙混過關。另一方麵，開始了策劃反革命武裝政變的陰謀活動。
“9・13”以後，從林立果的住房中，查獲了林立果在廬山會議後親筆寫的一個談話要點。這個談話要點，反映了林彪一夥對廬山會議的估價，露骨地表達了他們的政治野心和反革命陰謀：
與殲7、W、C、講：
這是一次未來鬥爭的總預演，演習，拉練。
雙方的陣容都亮了相，陳是鬥爭中的英雄，吳是狗熊。
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間脫節，三是沒有一個好的參謀長。
這些老總們政治水平低，平時不學習，到時胸無成竹，沒有一個通盤，指揮軍事戰役還可以，指揮政治戰役不可以。說明了一點，今後的政治鬥爭不能靠他們領導，真正的領導權要掌握在我們手裏。
（“殲7”是江騰蛟的代號，“W”是王維國的代號，“C”是7350部隊原政治委員陳勵耘的代號，“陳”指陳伯達，“吳”指吳法憲。
――編者注）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林彪派遣林立果為頭子的反革命“聯合艦隊”投入了第一線，更加緊了他們的反革命陰謀活動。
1970年10月，林立果把他們的反革命組織定名為“聯合艦隊”後，決定擴大“調查”範圍，增加“調查人員”。
11月，林彪對林立果說：“要與軍以上幹部見見麵，不見麵就沒有指揮權。”
12月1日，林立果布置對空軍機關的“骨幹隊伍”進行整頓。林立果說：“人家搞清隊整黨，我們清理骨幹隊伍。要純潔隊伍，找薄弱環節，有無假左派、內奸。不要讓壞人混進來。”在查獲的劉沛豐1970年12月2日筆記本上，記載了“整頓機關‘骨幹隊伍’的初步意見”。
1971年2月8日下午，“聯合艦隊”召開了布置搜集情報的“艦隊會議”，周宇馳在會上講了情報的重要性，指出：上邊與下邊比，上邊重要；死情況與活情況比，活情況重要；等情況與主動搜集情況，應主動挖掘新情況。並要求每個人每個時期都連續不斷地掌握一兩個問題。
2月12日，林彪、葉群、林立果一起到了蘇州。21日，林彪指派林立果到達杭州，進行反革命串聯。林立果、於新野多次同7350部隊原政治委員陳勵耘密談。
林彪、葉群、林立果等經過一陣緊鑼密鼓的緊張活動，由林立果出頭，糾集“聯合艦隊”的主要成員周宇馳等人，具體製訂了反革命武裝政變的計劃。
《“571工程”紀要》出籠
3月的江南，正處在“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的季節。但是，我們的祖國，卻正在經受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成的浩劫。一小撮反革命的野心家、陰謀家錯誤地認為：人民的意願可以長久被壓抑，人民的手腳可以永久被捆綁。因此，他們竟敢把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玩弄於股掌之上。
1971年3月18日，林立果帶著於新野、許秀緒（空軍司令部雷達兵部技勤處原副處長，“聯合艦隊”成員）從杭州到上海。當晚，又通知在北京的周宇馳立即來上海。他們並交待負責接待他們的李偉信（7341部隊政治部秘書處原副處長，“聯合艦隊”重要成員）：“‘子爵號’（葉群代號）說，在上海要注意隱蔽、安全。”
3月20日，周宇馳到上海。第二天，林立果便糾集周宇馳、於新野和李偉信進行密謀，他們分析“形勢”說：“目前首長（指林彪，下同）的實力和權勢占優勢，但是正在起變化。”他們研究了林彪“接班”的問題，認為有三種可能：
一是林彪“和平接班”。周宇馳說，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更短。林立果說，五六年還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變化就很大，很難說“首長”的地位能否保得住。
二是林彪“被人搶班”。周宇馳認為一下不可能。林立果認為，毛主席威信高，隻要毛主席說一句話，林彪隨時都可能被趕下台，因此瘋狂地要策劃反革命武裝政變。
三是林彪“提前搶班”。也就是直接陷害毛主席。但是他們又害怕毛主席的影響大、威信高，政治上不好辦。周宇馳則非常險惡地說：“當然一定要這樣做也可以想辦法，如：把毛主席軟禁起來談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禍於人。”他陰險地說：“反正那時首長掌權了，可以由他出來說話。”最後他們商定：爭取“和平過渡”，作好“武裝起義”的準備。
他們研究了反革命武裝政變的實施要點，策劃了成立反革命武裝組織“教導隊”等。最後，林立果根據“武裝起義”的諧音，把這個罪惡計劃的代號定為《“571工程”紀要》。林立果對於新野說：“根據目前局勢，首長叫先搞個計劃。我看這個計劃，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你來寫。我已經把我們在杭州研究的情況，給子爵號說了一下。”
3月22日至24日，他們把計劃寫成了文字。
“9・13”以後，從他們在空軍學院的秘密據點裏，查獲了一份於新野手寫的《“571工程”紀要》。全文分為九個部分：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條件；
（四）時機；
（五）力量；
（六）口號和綱領；
（七）實施要點；
（八）政策和策略；
（九）保密和紀律。《紀要》把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誣蔑為“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把“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B-52是他們對毛澤東主席的誣蔑性稱呼），“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作為他們的口號和綱領，提出要在“軍事上先發製人”，陰謀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或“利用特種手段”如轟炸、車禍、暗殺、綁架、城市遊擊小分隊等，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殺害毛主席，以“奪取全國政權”或製造“割據局麵”，建立林家王朝。《紀要》還十分陰險地提出了這樣的“政策和策略”：“打著B-52旗號打擊B-52力量”。
按照這個反革命計劃，林彪一夥立即行動起來了。
磨刀霍霍
《“571工程”紀要》出籠不到10天，3月31日深夜，上海嶽陽路招待所樓上的客廳裏，煙霧迷漫，瓜子殼和果皮丟得滿地。麵向陽台的沙發上，坐著林立果、王維國；背向陽台的沙發上，坐著3月中旬以“治病”為名從北京秘密來到上海的江騰蛟，當天下午由於新野專程從杭州接來的陳勵耘，以及以“搬家”為名前一天從南京趕來的南京部隊空軍原副司令員周建平。這些人為什麽坐到了一起？
原來，《“571工程”紀要》的“實施要點”中有這麽一條：“指揮班子江、王、陳。”這就是為落實這一條而召開的所謂“三國四方會議”（“三國”指上海、浙江、南京，“四方”指上述三方負責人和北京的江騰蛟）。
會上，他們分析了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形勢”，研究了“組織武裝力量”等問題，最後，林立果宣布：南京以周建平為頭，上海以王維國為頭，杭州以陳勵耘為頭，江騰蛟負責拉總。
會議一直開到4月1日淩晨4點多，他們又圍到了餐桌旁。這時，從餐廳裏不斷地傳出嘈雜的碰杯聲和祝酒聲：“在林副部長領導下，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江騰蛟乘著酒興狂叫道：“我們都是屬羊，頭上長角的！”林立果掀開衣服，拍著腰間的手槍說：“我總是帶著它！”杯盤狼藉的酒宴桌上，殺氣騰騰。
“9・13”以後查獲的程洪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原秘書，“聯合艦隊”成員）的日記上，對這次會議作了這樣的記載：
會談是成功的，達到預期效果。
團結的氣氛比較好，介（解）決了對當前東南形勢的看法、認識。
（1）主要矛盾在上海……
（2）加速我們的準備
（3）組織上明確了：三點，每點的頭是
上海――王
杭州――陳
南京――周
互相配合，江進行三點聯係，配合、協同作戰……
4月15日，中央召開的批陳整風匯報會開始了。林彪反革命集團十分驚恐。當天下午，與林彪一起躲在北戴河的葉群打電話給吳法憲，要黃永勝、吳法憲每天通報一次情況。4月19日，林彪、葉群坐飛機回到北京。20日中午，葉群打電話給吳法憲說，因為有人在批陳整風匯報會上揭發了吳法憲在廬山的活動，林彪在外地呆不住了，為了穩住陣腳，回來“坐鎮”，必要時“說話”。
林彪回到北京後的第四天，4月23日晚，“聯合艦隊”的主要成員周宇馳、劉沛豐、於新野等開了一次反革命黑會。從於新野記載的這次黑會的記錄上可以看出，他們在會上討論了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的情況，研究了“根據鬥爭形勢，準備加快、提前”實行反革命政變的計劃。
反革命別動隊“聯合艦隊”，更加緊張地進行反革命武裝政變的準備。5月23日，按照林彪、葉群的旨意，周宇馳開始秘密進行駕駛直升飛機訓練。7月下旬，林立果、劉沛豐、於新野、李偉信一夥竄到廣東深圳、沙頭角進行反革命活動，在飛機上察看地形。林立果說：“萬一情況緊急，可以讓首長到香港指揮、遙控。”8月8日上午，程洪珍、王琢（空軍司令部管理局管理處原副處長兼汽車隊長、“聯合艦隊”成員）乘安-12飛機，將兩輛水陸兩用汽車運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學習駕駛。
與此同時，他們四處進行反革命煽動，為進行反革命武裝政變製造輿論。6月7日，林立果向廣州民航管理局大隊以上幹部講話說：“那些龐然大物沒有什麽可怕。一開始氣勢洶洶，想一口把我們吃掉，公開點名唬我們。”“隻要我們的政策策略對了，隻要我們團結起來，沒有什麽可怕的。”6月中旬，劉世英向人交底說：“不僅空軍內部，而且外部和上麵對林副主席的態度、感情都有點問題，不僅有人反對林副主席，而且要警惕和防止有人搶班奪權。”“現在的問題是保衛林副主席的問題，爭奪接班人的問題。”7月14日，林立果在廣州對人說：當前路線鬥爭尖銳複雜；9月份，中央召開九屆三中全會，10月召開四屆人大，可能出現權力重新分配。要去鬥爭，要搞根據地。
7月17日，到北京“坐鎮”了三個月的林彪，又帶著葉群坐飛機去北戴河。行前，葉群“此地無銀三百兩”地對人表白：“首長說我們不能在北京啦。”“我們到北戴河避開這個嫌疑，防止人家說是我們指揮的。”可是，8月5日，葉群又回到北京。6日晚上，邱會作到葉群家密談。8日下午，黃永勝到葉群家密談近三個小時。晚上，吳法憲、邱會作又到葉群家密談到深夜。據邱會作、吳法憲交代，他們“提到了九屆三中全會對黃、吳、李、邱的問題，是否會拿出來批判？”“扯到人人過關問題。”
……
“山雨欲來風滿樓”。林彪反革命集團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已經箭在弦上了。
“破釜沉舟”
1971年的夏天過去了。
林彪反革命集團緊張地進行著反革命武裝政變的準備，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迎接廬山會議後第二個秋天的到來。
1971年8月中旬，毛澤東離開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視。在武漢、長沙和南昌，分別同湖北、河南、湖南、廣東、廣西、江西、江蘇、福建等地的黨政軍負責人，進行了多次談話。在這些談話中，毛澤東不僅批評了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而且多次點名批評了林彪。毛澤東在談到廬山會議的鬥爭時說：“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並指出：林彪“當然要負一些責任”。
毛澤東說：“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軍下麵還有師、團，還有司、政、後機關，你調動軍隊來搞壞事，聽你的？”
毛澤東不指名地點到了“聯合艦隊”的頭子林立果：“二十幾歲的人捧為‘超天才’，這沒有什麽好處。”
一路上，毛澤東多次帶領被接見的負責人唱《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講解這兩首歌的歌詞。毛澤東說：“不僅要唱，還要講解，還要按照去做。”
心懷鬼胎的林彪一夥，對毛澤東的出巡極為疑忌。他們緊張地研究形勢，準備對策。
8月26日，毛澤東剛剛結束了南巡的第一站――對武漢的視察，“聯合艦隊”召開了一次會議。下麵是於新野手記的這次黑會的記錄：
會議1971・8・26
成績很大。
要看到不足，與形勢不適應的東西
由明爭轉入暗鬥
相持、相對和平友好，醞釀新“戰爭”
不要麻痹，要有思想準備。
由對外鬥爭轉為鞏固陣地
“戰爭”的突然性很強，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也一樣。
思想、組織、行動上加強“戰備”……
從這個記錄上，反映出了林彪一夥對當時形勢的
熊向暉感到，說得過於簡單，恐怕招致更多的問題。
林彪在生活上、政治上有不少獨特的習慣。
聶榮臻說過：“林彪是個昏君，真正給他當家主事的是他老婆葉群。”
林立果為什麽要把這個反革命組織定名為“聯合艦隊”，無從查考。
《紀要》還十分陰險地提出了這樣的“政策和策略”：“打著B-52旗號打擊B-52力量”。
從北戴河抽來的一陣鞭子，把本來已經十分緊張的林立果等一夥反革命分子，打得四蹄騰空，開始了更緊張的陰謀活動。
葉群、林立果、劉沛豐等拿著手槍，亂喊亂叫：快！快！快！快！快！快！飛機快起動！
毛澤東秘晤熊向暉
一輛轎車駛出國賓館，開往中南海。已經是午夜時分，街上靜寂無人。後座上的周恩來默默沉思著。坐在他身旁的熊向暉則對此行的目的一無所知。
這是1971年7月9日，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
就在這天中午12時，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專機，秘密抵達北京。
基辛格在北京隻能停留48小時。周恩來總理同他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的第一輪會談從下午4時持續到晚上10時。中國方麵參加會談的有：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尚未赴任的駐加拿大大使黃華，外交部歐美司司長章文晉、禮賓司副司長王海容和翻譯冀朝鑄、唐聞生。此外，還有一位頗難描述的人物，他就是本文所要敘述的事件中扮演了一個微妙角色的熊向暉。
熊向暉是以國務院總理助理的名義參加會談的。他於1962年接替宦鄉擔任我駐英國代辦（此時中英兩國尚未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1967年1月和其他駐外使節一起奉召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挨批挨鬥。由於周恩來總理和毛澤東主席的保護，他才幸免於難。1970年11月，出乎他的意外，他竟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部副部長，主管國際形勢的研究。1972年，又重新調回外交部工作。他這段軍隊履曆雖然短暫，卻和本文密切相關。
周恩來在同基辛格結束了第一輪會談以後，帶領中國方麵參加會談的人員走到釣魚台另一座樓。他立即讓王海容打電話聯係，問什麽時間去毛澤東那裏匯報。王海容問都有誰去，周恩來說讓她和唐聞生同他自己三個人去。電話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轉告周恩來說：“主席讓現在就去，還讓熊向暉也去。周恩來吩咐王海容和唐聞生先走一步。”他收拾了一下公文包，服了藥，便與熊向暉一起上了車。
此時，熊向暉則在大腦中迅速地篩選最近的國際大事，推斷基辛格的秘密訪問一旦公開，可能引起什麽樣的國際反響。他滿有把握地以為，毛澤東找他去，是要了解國際形勢。
對中南海，熊向暉並不陌生。早在20多年前，他就曾在這裏轟動。那是1949年11月6日，周恩來在勤政殿招待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等國民黨當局原派的和談代表的宴會上，指著剛走進來的熊向暉向在座的諸位客人說：“今天，我向大家‘公開’一個秘密。他是1936年入黨的共產黨員，是我們派到胡宗南那裏去的。”客人們頓時大為驚訝。因為他們原先大都認識熊向暉，知道他是胡宗南的隨從副官和機要秘書。難怪張治中這天一看見他就驚訝地說：“這不是熊老弟麽？你也起義了？”周恩來卻說：“他不是起義，是歸隊。”
熊向暉打入胡宗南的總部“服務”12年。他和陳忠經、申健三人鑽進敵人心髒協同戰鬥，可以同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人打入國民黨最高特務機關的事跡相媲美。1949年7月，周恩來在北京和剛從美國學成回來不久的熊向暉見麵時，讚揚他和陳、申三人在“西安的情報工作做得很成功”。他說：“在我們黨的情報工作中，李克農、錢壯飛、胡底可以說是‘前三傑’，你們三人，可以說是‘後三傑’。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都為保衛黨中央做了貢獻。”
熊向暉早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就積極參加“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曾是清華大學“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負責人，1936年12月秘密參加中國共產黨。1937年底，黨組織指定他不暴露黨員麵目，報名參加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到國民黨第一軍胡宗南部“服務”，是周恩來在胡宗南身邊布下的“閑棋冷子”。1939年3月，他開始擔任胡宗南的侍從副官和機要秘書。1941年夏，黨中央從延安派王石堅到西安長住，建立秘密電台。周恩來兩年半前下的閑棋、布的冷子，開始執行特殊任務。其後由陳忠經安排，王石堅接辦西安《新秦日報》，建立“西北通訊社”，還在西大街開設“研究書店”，實現“社會化、職業化”，用新聞通訊社掩護情報工作。王石堅還購置了新華巷一號有三道院落的住宅。以後熊向暉和夫人也在這座住宅的後院安家，掩護王石堅的活動。其間，胡宗南從軍長升任第十七軍團長、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及西安綏靖主任，熊向暉一直在他身邊“服務”，非常及時、準確地把國民黨最機密的軍事情報向黨報告。1947年3月，他將胡宗南攻占延安、進攻陝北的作戰意圖、進攻路線、兵力部署等都事先報告了中央。就像周恩來說的“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看到了。”以後熊向暉隨胡宗南到延安後，又將胡的一舉一動及時作了報告，使中央對胡的動向了如指掌，使胡在陝北戰場上連遭慘敗……
轎車在中南海毛澤東住地門口停下。周恩來帶著熊向暉快步走進毛澤東的會客室兼書房。毛澤東身穿浴衣，站在屋子當中。周恩來握了握毛澤東的手，說：“這樣晚，主席還沒休息啊。”毛澤東說：“我不困。”熊向暉跟著握住老人家伸出的手，說：“主席好！”毛澤東笑容滿麵地說：“馬馬虎虎。”
會客室中，七張單人沙發擺成一個半圓，每兩張中間放著一個茶幾。毛澤東在居中的一張沙發上坐下，周恩來和熊向暉分坐在他兩旁。王海容坐到熊向暉旁邊，唐聞生則坐在毛澤東沙發背後立燈下的一張椅子上。立燈關著，室內光線很柔和。
周恩來告訴毛澤東，基辛格到了，準備匯報他提出的問題。
不想毛澤東卻擺了擺手，說：“那個不忙。”
他轉向熊向暉，開始了一場出人意外的談話。
毛澤東從茶幾上拿起一支深褐色的小雪茄，唐聞生幫他點燃。他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滿麵笑容地問：“你現在還講不講‘衛生’啊？”
王海容對熊向暉解釋說：“主席是問你還抽不抽煙。”她又轉向毛澤東說：“老熊是個‘煙鬼’。”
毛澤東輕鬆地說：“他怎麽成了‘老熊’了？”聽熊向暉說他已經52歲了，就說：“還不老嘛。”然後指指茶幾上放著的小雪茄，說：“現在醫生不讓我抽香煙，隻讓我抽這個。他們都講‘衛生’，你不講，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熊向暉點燃一支小雪茄，以為這樣的寒暄可以結束了。然而，毛澤東卻繼續提出一些在他看來是“寒暄”性的問題：“你在總參×部當副部長？”他回答：“是。”
毛澤東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著濃重的湖南鄉音問：“那個‘參謀總長’姓甚名誰呀？”熊向暉一麵回答“黃永勝”，一麵感到不可思議：怎麽提出這樣的問題？而且把“總參謀長”說成“參謀總長”？
毛澤東又問：“你同黃永勝熟悉不熟悉呀？”
答：“到總參以後，在會上認識了黃總長，沒有單獨接觸過。黃總長提到過我。”
問：“他是怎麽提到你的呀？”
答：“今年4月，黃總長在總參批陳（伯達）整風小結會上說，主席對他講，總參有篇批陳發言有水平，但主席沒有具體講是哪一篇。黃總長估計，可能是江鍾的，也可能是熊向暉的。”
毛澤東說：“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讀過一些馬列的書。”
熊向暉以為談到這裏，毛澤東就該聽周恩來的匯報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記了這件事，抽著小雪茄，繼續優哉遊哉地同他“漫談”。
主席問：“在那個小結會上，黃永勝還講了什麽？”
熊向暉感到，說得過於簡單，恐怕招致更多的問題。為了節省時間，以便周恩來及早匯報，他這次回答得比較詳細：小結是王新亭副總長念的。吳法憲副總長作了補充，說總參批陳整風搞得很好，自從黃總長主持總參以來，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高，各方麵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績。主席和林副主席對黃總長是滿意的，各大總部，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對黃總長是尊敬的。黃總長很謙虛，說他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還不夠高，比林副主席差得遠，在工作中還有些官僚主義。
聽到這裏，毛澤東“哦”了一聲，又問：“他們沒有講廬山的問題？”
熊向暉回答：“講了，是在批陳整風動員會上講的。吳副總長說，總參同陳伯達沒有來往。黃總長說，他是在廬山會議開始以後才到廬山，當時主席已經發表了《我的一點意見》，揭露了陳伯達。黃總長說，他不認識陳伯達，原來隻知道陳伯達是個理論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來，他也看不出陳伯達搞的‘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有什麽問題，也可能上當受騙。以後要堅決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讀一點馬列的書。”
毛澤東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緩慢的語調問：“廬山的事，他們就講這些？”
熊向暉回答：“主要就是這些。”
1970年八九月間在廬山舉行的中共中央九屆二中全會上，當時是政治局常委的陳伯達夥同林彪的老婆葉群，以及掌握軍隊大權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四處煽風點火，為林彪當國家主席製造輿論。毛澤東氣憤地說他們“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的一點意見》的及時發表，製止了林彪一夥向黨奪權的這幕醜劇。廬山會議之後，中央開始在黨內批判陳伯達，並責成黃、吳、葉、李、邱做出檢討。將近一年過去了，熊向暉隻知道陳伯達被揪了出來，其餘情況一概不知。所以，當毛澤東沉默了一會兒，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個一個按下左手的手指，問熊向暉“黃永勝和他那個軍委辦事組――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還有葉群，他們在廬山搞鬼，黃永勝講了沒有”時，熊向暉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這都是當時幾乎不可一世的人物呀！他怔了一下，回答：“沒有聽黃總長講過。”
毛澤東又問他有沒有看過黃永勝等人的檢討、聽過這件事的傳達，熊向暉都隻能回答“沒有”，因為他毫不知情。毛澤東意味深長地看著熊向暉，問：“你嗅出點什麽沒有？”
大半年來，熊向暉除了批陳，一直埋頭於國際問題的研究。他雖然對那些趁“文革”之機扶搖直上的政治暴發戶很反感，但由於黃永勝等人對廬山會議的情況嚴密封鎖，他看不出任何他們地位動搖的跡象。因此，他對毛澤東這個問題的回答，依然是“沒有”。
毛澤東轉過身來，問周恩來：“那五個人的檢討，發給總參沒有？”
周恩來說：“發了，總參和軍委一共發了60多份。”
那是應該發到熊向暉這一級幹部的。而他竟毫不知情。這說明了什麽？
毛澤東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幾，突然提高了聲調，說：“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後台。”
室內的空氣仿佛凝固了。“他們的後台”是誰？難道是指林彪？
過了一會兒，大概是想緩和一下氣氛吧，周恩來委婉地說：“我過去也犯過錯誤，一經主席提醒、批評，總是努力改。這次黃永勝他們犯了錯誤，主席對他們進行了批評教育，他們作了檢討，以後也會在實踐中改正的。”
毛澤東搖搖頭，說：“那個不同。你犯錯誤是陽謀，他們是陰謀。實踐證明，他們的檢討是假的。是陰謀，連熊向暉這樣的幹部都不讓知道，這不是陰謀？我曆來主張，黨內允許有公開的反對派，絕不允許暗藏的反對派。黃永勝他們搞陰謀，搞分裂，他們是暗藏的反對派。搞陰謀，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義。真正搞馬克思主義的人，就要講團結，就要光明正大。黃永勝他們光明正大嗎？完全不是。總而言之，廬山的事，根本沒有完。”
停了停，毛澤東的情緒鬆弛下來，又問熊向暉有秘書沒有，寫報告、起草文件是否親自動手。聽說他是自己動手時，毛澤東說：“那好。我這裏的文件，就是一個秘書管。她的任務就是收收發發。文件來了，我自己挑選重要的看。需要提點意見的，我自己動手寫，從來不讓秘書代勞。共產黨員一要動手，二要動口。動手動口，就是要動腦筋。現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動手，不動口，不動腦筋，什麽事都靠秘書，聽說連科長都有秘書，搞成‘秘書專政’。有的人讓自己的老婆當自己辦公室主任，這不是共產黨的作風，是國民黨的作風。”
熊向暉聽了，心裏又是一動：讓自己的老婆當自己的辦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嗎？
直到此刻，毛澤東才結束了同熊向暉的“寒暄”，聽取周恩來關於同基辛格第一輪會談的匯報。熊向暉看了看表，已是10日淩晨一點零五分了。毛澤東談“題外話”，竟談了將近一個鍾頭！待周恩來等人離開毛澤東住地時，已經兩點多了。在回賓館的路上，周恩來囑咐熊向暉：今晚主席講的話，絕對不能外傳。10日晚，周恩來率熊向暉等人向毛澤東匯報同基辛格第二輪會談的情況時，毛澤東談笑風生，再沒有涉及廬山會議的問題。
林彪集團的重要人物
為了弄清楚林彪事件，有必要先簡要介紹林彪和林彪集團中的幾個重要人物。
林彪原名林育蓉，湖北省黃岡縣人，1906年生。他的履曆，《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名錄》第一集已經寫明，不再贅述。從他履曆中看出，在革命戰爭年代他長期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工作，為毛澤東所賞識，晉升很快。24歲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第一縱隊司令員，27歲時任紅軍第一軍團軍團長，31歲時任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被授予元帥軍銜時他才49歲。經毛澤東提名，1958年5月25日召開的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增選他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林彪在曆史上是個戰將，為黨和人民做過不少有益的工作。陳雲在談到《遼沈決戰》一書時說過：
林彪作為四野的司令員，在當時正確的地方，我們也不必否定。
黃克誠在談對大百科全書“林彪”條釋文的意見時也說過：
林彪在我軍曆史上是有名的指揮員之一……他在曆史上對黨和軍隊的發展，戰鬥力的提高，起過積極的作用。
據我了解，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在中央根據地指揮中央紅軍作戰時，他們手下有幾個著名的戰將，一個是彭德懷，一個是林彪，一個是黃公略……紅四軍是毛主席、朱總司令創建的，成立紅一軍團後，紅四軍就是林彪指揮，他是紅四軍軍長……在這三個軍中，戰鬥力最強的是紅四軍，戰功最大的是紅四軍。據我了解，林彪的確有指揮作戰的能力。
在我們軍隊中，他可以說是一個戰將。
在抗日戰爭初期，林彪指揮了平型關戰鬥。
他與陳雲、羅榮桓、李富春等同誌，共同領導了東北的解放戰爭，解放了整個東北。後來進關指揮平津戰役，解放華北，以後又進軍中南，直到中南地區全部解放，他才回來休息。
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名，林彪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毛澤東之所以看中林彪，不是因為他在中央常委中年齡最輕（1966年林彪60歲，鄧小平62歲），而是因為他長期擁戴毛澤東，“突出政治”，而毛澤東全麵發動“文化大革命”又需要軍隊的支持。
林彪在1959年9月取代彭德懷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以後，半真情半假意地迎合與頌揚毛澤東。在毛澤東與中央第一線有嚴重分歧的時候，他堅決站在毛澤東一邊。1959年8月1日在討論彭德懷問題的中央常委會上，1962年初在許多人懷疑“三麵紅旗”的7000人大會上，林彪擁護毛澤東的主張，迎合毛澤東。在軍隊建設上，他揣摩毛澤東的心意，搞了“突出政治”的一整套。他不僅被毛澤東視為正確而加以器重，也在軍隊廣大指戰員中贏得很高的名聲。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更是抱定宗旨“緊跟”毛澤東。他處理中央傳閱文件的原則是“主席劃圈我劃圈”，亦即“毛澤東同意我同意”（林彪本人一般不親自劃圈，而由秘書代勞）。他在講話中以竭盡思慮想出的各種各樣“生動”的語言謳歌毛澤東，不僅充斥“高舉”、“緊跟”、“突出”之類的詞語，而且頗多“警句”。他的題詞有：
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曆史前進的火車頭！
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
這些題詞次次“突出主席”，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林彪上天安門參加大會，規定秘書嚴格掌握出發時間，必須比毛澤東早到一兩分鍾，在城牆下電梯旁等候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則緊隨毛澤東。林彪從來不讀《毛澤東語錄》，也從來不“隨身帶”，規定秘書替他保管。林彪每次去參加群眾性的集會，則由秘書交給他。當群眾高呼口號時，林彪用右手舉起《毛澤東語錄》，一上一下地揮動。大會結束，“紅寶書”又回到秘書手中。1966年，林彪批給毛澤東的文件都是寫“請主席閱”、“送主席批示”之類的語句；從1967年年初開始，“請”、“送”則一律改為“呈”字。有一次他對一位秘書說：“你覺得我這個人怎麽樣？有什麽優點？有什麽缺點？”秘書不敢評論，無以答對。林彪口氣平和地說：“可以評論。你說說看法，沒有關係。”秘書說：“我印象中比較深的有兩條：一條是，首長對毛主席跟得緊；另一條，是首長講話少而精。”林彪頗為得意，他說：“你談的這兩條特點，這第一條非常重要。要緊跟毛主席。其實我沒有什麽本事，我的本事就是從毛主席那裏學來的。你們給我當秘書，記住這一條很要緊。”緊跟毛澤東，這就是林彪的政治態度。是真誠還是虛偽？恐怕二者兼而有之吧。如果不從個人角度來考察，可以說，這具有那個時代的特點。
與此相聯係，林彪反對過於突出他自己。事例很多，這裏舉出四個：
例一，林彪規定，在送給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傳閱件中，如有關於林彪的新提法，秘書要及時提醒。一次，在一份軍內上送毛澤東、周恩來、中央文革的文件中有了新提法，秘書就向林彪報告。當秘書說到文件中稱林彪為“副統帥”時，林彪立即表態：“劃掉！”當秘書說到文件中提到林彪是“三忠於”的“光輝榜樣”時，林彪斷然命令：“一律劃掉！”（葉群在旁說“這一條不能勾”，說明“理由”；林彪不耐煩地說：“好了，好了，不劃掉這個提法就是了！”）
例二，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講話的末段是：“另外，我講一個單獨的零碎的問題。最近，我發現有什麽林彪同誌語錄，是學生搞的，一個是一個中學校搞的，另一個是一個什麽紅衛兵組織搞的，我們就收到兩種。另外，我們總政過去也搞了我的一個政治工作語錄。我看，不要搞。你們看到的時候，請你們代為沒收。總政，我是給他們講了，我這個意見是雷打不動的，你們不要搞。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善於活學活用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思想是全中國人民的思想財富，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思想財富。毛主席的話，一句等於我們一萬句。我們要以毛主席的思想來統帥全國，來指導我們一切的工作。”
例三，根據林彪的要求，中共中央印發了《林彪同誌給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封信》。林彪在1967年6月16日夜寫的這封信中說：“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的口號。隻有突出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才符合於全國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觀實際。今後一切演出、一切會議、一切文件、一切報刊以及其他各種宣傳形式都應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並提。”
例四，1968年夏，林彪出去“轉車”（坐在車上出去轉悠），在大街上看到一些“紀念林副主席八・九講話發表一周年”之類的大字標語，回家以後就下令連夜把這些標語揭去。下麵立即執行。
這一些，能不能單純看作故作姿態以沽名釣譽呢？殷鑒不遠，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吧。正如林彪自己講的，他“身體不好”，他“神經不好”。他怕光、怕風、怕水、怕冷、怕出汗。他不洗澡，不吃水果。他對室溫有嚴格的要求：21相差不能超過半度。他要求在室內的各個部位都放著溫度計，以便隨時查看。他不能讀文件，需要秘書“講”給他聽。“文化大革命”中送到林彪那裏的文件，每天少說也有幾萬字，最多時一天有30萬字。經過秘書選擇和概括，講給林彪聽，講的時間限製在30分鍾內。一天隻許講一次，有一段時間準許講兩次。講文件的秘書，必須離他幾米遠，因為他害怕翻動文件時有風。
林彪的講話，除了必須照念的之外，都有自己的特色。他對講話的準備，方式獨特。他是怎樣準備的呢？請看他的秘書張雲生的描繪：
在林彪即將出場講話的那天早晨……他守著一疊白紙，自己冥思苦想，想了一陣，就在一張白紙上寫了幾個別人弄不懂含義的大字，然後將這張白紙攤在地毯上；他接著再想，想好了又在另一張紙上寫幾個字，同樣攤在地毯上……地毯上到處是林彪散扔著的白紙，最後由林彪命令內勤將它們拾起，並由他自己重新排列一下順序。這就是他的講話‘條子’（按即提綱），別人可能覺得他這種獨特的工作方式好笑，但他自己倒是頗為得意的。
關於“五・一八”講話，他的另一位秘書說：
首長（按指林彪）講話不願用稿子，向來是喜歡自己順口講……“五・一八”講話時我趕上了。主任（按指林辦主任葉群）叫我們幾個秘書幫助拉條子，結果是白費勁。隻有主任和作戰部的雷英夫幫助搜集的那些古今中外政變資料，倒還用了。
林彪在生活上、政治上有不少獨特的習慣。他不吃魚肉，不吃大米，喜歡喝麥片糊糊，喜歡吃炒了的黃豆。偶爾吃一點肉餅。食物不在乎味道，而注重熱量和溫度。林彪睡覺時從不蓋棉被而蓋毛巾被，視溫度高低而決定蓋幾條；冬天從不穿棉衣而穿單衣，視溫度高低而決定穿幾件。他從不親自接電話，他的臥室和辦公室內也不安裝電話。他同意“林辦”的一個工作人員模仿他的字體，有些批示要這位工作人員代勞。他規定對他的重要批示、指示作“冷處理”，即停半日後發出，以免考慮不周。
林彪沉默寡言。他特別討厭葉群的自作主張和講話口羅嗦，要工作人員寫了一個條幅掛在葉群臥室內，條幅上寫的是：“做事莫越權，說話莫口羅嗦。”他幾乎從不與別人閑聊，他與天天見麵的講文件的秘書四年多中隻交談了一次，時間也極短。他除“轉車”外，常常坐著不動，有時在室內背手踱步。他冷漠而極少發脾氣，喜怒不形之於色。他孤獨、超脫、高傲，遇事置身事外。
勒大鷹在《“九一三”事件始末記》中說：“對於林彪這個人，人們直到今天了解得都太少了。”這是剴切之言。
葉群，原名葉宜敬，她是林彪辦公室主任。聶榮臻說過：“林彪是個昏君，真正給他當家主事的是他老婆葉群。”邵一海在《“艦隊”投入第一線》中說：“葉群就在很大程度上控製了林彪……林家王朝的實權，很大一部分實際上掌握在葉群手中。”
葉群是個愛活動、愛熱鬧、愛虛榮、不甘寂寞的人，與林彪完全不同。林彪雖然對她相當不滿，討厭她說話顛三倒四、嘮嘮叨叨，對她常借他的名義在外麵做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憤慨，有一次因她越權行事而要打她；但是，因為林彪身體不好，許多事需要葉群出麵，林彪很需要從她那裏聽到從釣魚台等處得到的消息（這些消息是從報紙、文件上不可能得到的），有時她周旋於江青、陳伯達、吳法憲等人之間對林彪也很有益處，所以林彪離不開葉群。林彪因年齡較葉群大了許多而又體弱，甚至覺得在生活上有虧於葉群，曾肉麻地當眾寫了“發不同青心同熱，生不同衾死同穴”以“書贈愛妻葉群”。葉群與林彪在生活上的矛盾很深。1961年11月，葉群在家鄉福州寫了一篇不短的日記，通篇以最刻毒的語言描繪跟著林彪如同伴著僵屍，咒罵林彪毀滅了她的青春。又寫道：林彪是“一個專門仇恨人，輕視（友情、子女、父兄――無意趣）人，把人想得最壞最無情，終日計算利害，專好推過於人們，勾心鬥角互相傾軋的人”。但是她必須靠著林彪，靠著林彪才能作威作福，去填那永遠也填不滿的私欲。她雖然官兒不大，隻是師職幹部，但是權力極大。林彪的意見、指示、批示要由她把關；這是林彪授予她的權力，因為她有時可以向林彪提出“更好”的意見。下麵向林彪的請示必須通過她，她可以推延請示、婉言拒絕、自行處置，甚至假傳“聖旨”。她有這樣一個特殊的身份，吳法憲之流也就奉承她，巴結她。毛澤東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在外地巡視時說過：“我一向不讚成自己的老婆當自己工作單位的辦公室主任。林彪那裏，是葉群當辦公室主任，他們四個人（按指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向林彪請示問題都要經過她。”可惜這話說晚了。
要了解葉群，不妨先請參觀一下她的房間。如果說，走進林彪的房間，像是進了一座陰森的殿宇；而走進葉群的房間，你就像是到了一個暴發戶的姨太太的家裏：富麗、庸俗、雜亂。豪華的家具，五花八門的小擺設，各式各樣的字畫，把這間不算小的房間擠得滿滿的。牆壁上掛的畫分上下兩層，上層是人物，下層是花草，這些都是不花錢弄來的。林彪手書的條幅“天馬行空，獨往獨來”，掛在顯眼的地方。屏風上，掛著陳伯達的手筆“克己”二字。床頭貼著上麵已經講到的林彪叫貼上的條幅。門上貼著一張白紙，上麵是她自己吩咐工作人員寫的三句話：“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充其量壞不到哪裏去”，“少吃多餐”。這三條葉群自選的座右銘，活靈活現地暴露出這個有野心的女人的精神世界。同林彪房間比較，這裏還有一個最大的差別：保持恒溫18，比林彪那裏低了三度。這是葉群想出的一條妙計。這麽一來，林彪就怎麽也不敢走進葉群的房間。
葉群貪婪，虛偽，權迷心竅，自以為是，酷愛背後搗鬼，以他人的痛苦為樂事。她是個空虛的女人。
林彪全家原來有五口人：林彪、葉群，三個孩子。大女兒林小琳是林彪前妻所生。“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習，參加了“保守組織”“八・八團”。葉群假借林彪的名義，寫了一個聲明：大意是：小琳一貫反對我（按即林彪），她在外的一切言論、行動並不代表我，我概不負責。從現在起，我與她脫離父女關係。這個聲明在哈爾濱到處張貼。以後，葉群又指使吳法憲派人把她送到大西北沙漠中的一個基地。她跑了出來，葉群又設法把她送到西南地區的部隊裏。所以，這個大女兒實際上已不是這個家庭的一員了。林彪、葉群身邊，隻有女兒林立衡和兒子林立果。林立衡是林立果的姐姐，小名豆豆，曾在空軍工作，任《空軍報》副師職副主編。林立果，小名老虎，1945年生。二人尊重父親，有感情，還有些敬畏；對葉群沒有感情，從懂事起沒有叫過一聲“媽媽”，林立衡有點怕葉群，林立果根本瞧不起葉群。林立果1966年時21歲，是北京大學物理係的學生。1967年3月，任空軍黨委辦公室秘書。1967年7月1日，林立果按照葉群指定的日子，由吳法憲、周宇馳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69年10月17日，吳法憲按照林彪的授意，任命林立果為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副師職）。10月18日，吳法憲把林立果、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兼辦公室主任王飛同林立果一起被任命為辦公室副主任的周宇馳召集在一起，對他們說：“今後，空軍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誌匯報，都可以由立果同誌調動、指揮。”周宇馳、王飛等人先後在空軍黨委常委辦公會議上和機關作了傳達。一股吹捧林立果的旋風，在空軍領導機關刮起。而在事實上，林立果在空軍並不能指揮一切、調動一切。後來，林立果是法西斯秘密組織“聯合艦隊”的頭子。
黃永勝，湖北省鹹寧縣人，1910年生。1927年參加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曆任團長、師長、軍分區司令員、旅長、縱隊司令員、軍區司令員、兵團司令員、大軍區司令員等職。在1968年3月22日任總參謀長以前，是廣州軍區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吳法憲，江西省永豐縣人，1915年生。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2年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曆任團青年幹事、師青年科科長、團政治委員、支隊政治委員、師政治部主任、軍區副政治委員、軍政治委員、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空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空軍政治委員和司令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李作鵬，江西省吉安縣人，1914年生，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2年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曆任中央軍委參謀、科長、抗大參訓隊長、師偵察科科長、師作戰科科長、縱隊參謀處處長、東北民主聯軍參謀處處長、縱隊副司令兼參謀長、縱隊司令員、軍長、兵團參謀長、軍政大學副校長、高級步兵學校校長、訓練總監部陸軍訓練部部長、總參軍訓部部長、海軍副司令員、海軍政治委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邱會作，江西省興國縣人，1914年生。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2年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曆任軍團宣傳隊隊長、軍委總供給部政治指導員、軍委科長、糧秣處處長、軍委供給部部長、師供給部政治委員、師組織部部長、軍區政治部主任、縱隊政治委員、軍政治委員、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總後勤部部長等職。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這四人中，上將一人，中將三人。他們出身都很苦，有的是放牛娃。很早就投身革命，都參加過二萬五千裏長征，是老紅軍。無疑，他們在曆史上為黨和人民做過不少有益的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這個特殊曆史條件下，林彪與黃、吳、李、邱結成林彪集團。林彪需要力量，黃、吳、李、邱需要支持，這個集團就以個人野心和宗派主義為基礎，逐漸形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黃、吳、李、邱都受到程度不同的衝擊，邱會作則多次被揪鬥，這些衝擊、揪鬥為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所煽動和支持。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一概支持造反，倒並非特意支持打擊黃、吳、李、邱。林彪保護他的老部下黃、吳、李、邱，黃、吳、李、邱則效忠於林彪，惟林彪之命是聽。這與林彪是“副統帥”當然也有關係。黃永勝在1970年5月說過：“在任何時候都要忠於林副主席。”吳法憲後來在供詞中說：“是林彪把我提拔起來的，所以我腦子裏就是一個林彪”，“林彪叫我怎麽樣我就怎麽樣”，“我是林彪的走狗”。李作鵬說過：“林副主席活著跟他幹，生與林副主席同生，死與林副主席同死。”邱會作說林彪、葉群是“再生父母”，發誓“永遠忠於林副主席”，“海枯石爛不變心”。林彪集團就是一個以君臣、父子為信條，以忠於林彪一人為準則的集團。這個集團的開始形成，以1967年的“五・一三”事件為標誌。問題的複雜性就在這裏：一方麵，“無產階級司令部”在天下大亂、局勢難以控製的情況下不得不借重林彪一夥的力量；另一方麵，林彪一夥乘機打擊異己，攫取權力，甚至誣陷、迫害他人。“五・一三”事件發生後，林彪立即表態支持吳、李、邱，並於6月9日觀看了吳、李、邱率領的所謂“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文藝團體的演出，新華社為此專門發了消息，吳、李、邱等人就成了“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領袖，也就成了與林彪、葉群“同生死，共患難”的死黨。吳、李、邱等人表示擁護江青，江青也就立即表示支持他們。8月17日，成立了吳法憲（負責人）、葉群、邱會作、張秀川等人組成的“軍委看守小組”（內部組織，未向外公布），接受中央文革的領導，列席中央文革碰頭會，負責處理駐京軍事機關、部隊的“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從此，林彪、江青支持的“三軍”在某些方麵可以左右北京甚至外地的大局，大有“全國看北京，北京看三軍”之勢。當時全國局勢混亂，“無產階級司令部”支持吳、李、邱等人打擊迫害空軍、海軍和總後勤部的領導幹部，奪取了這些重要軍事單位的領導權。1968年3月22日，黃永勝調京任總參謀長、軍委辦事組組長，成為林彪集團一名重要成員。以後，吳、李、邱都被任命為副總參謀長，並分別兼任空軍司令員、海軍政治委員、總後勤部長。至於他們的罪行，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決書》（特法字第一號）。
林立果為頭目的“聯合艦隊”，是林彪集團中與黃、吳、李、邱既有聯係更有很大區別的反革命力量。“聯合艦隊”中以年輕人居多，也有少數老幹部。都是空軍的。年輕人有：周宇馳，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劉沛豐，空軍黨委辦公室處長；於新野，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處長；劉世英，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程洪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秘書；許秀緒，空軍司令部雷達兵部技勤處副處長；李偉信，空四軍政治部秘書處副處長，等等。中年人有：王飛，空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兼辦公室主任；王維國，空四軍政治委員；陳勵耘，空五軍政治委員；江騰蛟，南京軍區空軍政治委員。
值得說得詳細一點的是江騰蛟，他是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人，1919年生。1930年即11歲時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7年由共青團員轉為中共黨員。曆任區兒童團大隊長、縣兒童局書記、團政治處主任、旅政治部主任、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師政治部主任、師政治委員、軍政治部主任、軍區防空軍政治委員、南京軍區空軍政治委員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64年，葉群、吳法憲在江蘇省太倉縣洪涇大隊搞“四清”的時候，當時在上海任空四軍政委的江騰蛟，就經常以看望吳法憲為名，借機接近葉群，給葉群送禮物。1965年冬天，林彪、葉群把女兒林立衡送到上海，要江騰蛟照顧她治病。1966年冬天，林彪、葉群托他照看林立衡、林立果。1967年2月8日，江騰蛟完成了照看任務，親自把林立衡、林立果送回北京。1967年，江騰蛟升任南京軍區空軍政委。1968年，中央軍委決定改組南京軍區空軍黨委，免去了江騰蛟的職務。林彪、吳法憲要讓江騰蛟擔任空軍政治部主任，毛澤東指出：此人不能重用。林彪、葉群、林立果對他表示關懷，他在1968年以後給林彪一家先後寫了20多封效忠信。他在信中一再表示：“我非常明白，是首長和主任救了我。”“沒有首長，就沒有我的一家，沒有我的一切”，“不管什麽時候，需要我幹什麽，下命令吧！我江騰蛟絕對不會說出一個難字。”多麽卑鄙的靈魂！
“聯合艦隊”的形成
在林立果擔任空司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之前，就經過吳法憲批準，在司令部辦公室成立了一個以林立果為組長的“調研小組”，成員有周宇馳、王飛、劉沛豐、劉世英（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原副主任）。名義上，“調研小組”的任務是給空軍黨委出點子，提建議；實際上，它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團搜集情報、秘密聯係等進行陰謀活動的工具。林立果被非法授予在空軍可以“調動一切，指揮一切”的特權之後，這個“調研小組”的活動範圍更廣泛，跟隨林立果等出去“調查”的人不斷增加。這樣，在林立果周圍便形成了一個極為特殊的小圈子。他們的活動，誰也不能幹涉，誰也不能過問。他們幹著種種見不得人的勾當，形成了一個反革命組織。
到關鍵時候，林彪還會親自出麵。
1970年5月2日晚上，空軍司令部的一小批人，連同家屬小孩，被邀到林彪家裏“作客”，葉群親自招待大家看內部影片、吃糖，還送了“紀念品”。林彪親自接見，又是談話，又是照相。普通的“平民百姓”，哪能有如此的“榮耀”！
事實上，那些受到接見的人，也確實不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周宇馳、王飛、劉沛豐等，都是林立果周圍的親信。而更重要的是，這次接見有著一種極不尋常的、更深的含義。
在看電影之前，葉群說：“林立果在外邊出差，好久沒和大家見麵了，很想念大家，今天和大家見見麵。”
林立果到空軍司令部工作已三年多，是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為什麽要用這樣的方式和大家見麵？接見的是林立果的親信，突出的是林立果。
老奸巨猾的林彪，則別有用心地問周宇馳：“是你領導立果，還是立果領導你？”
周宇馳和林立果都是空司辦公室副主任，有什麽誰領導誰的問題？但是，曾經當過林立果的“老師”的周宇馳，完全理解這句問話的含義：林彪在這裏所講的，不是一般的工作關係。他立即回答：“當然是立果領導我們嘍！”
周宇馳、王飛等人，對於林彪、葉群導演的這場戲的含義，心領神會。第二天，5月3日晚上，他們召集一些受到林彪接見的人一起開會，向林彪表忠心，並按照林彪的授意，共推林立果為他們的“頭”。周宇馳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九一三”事件後，在空司辦公室查到了經過周宇馳親筆修改的那次發言的記錄：
我們要永遠堅信林副主席、忠於林副主席，忠於林副主席也就是忠於毛主席。
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個天才，是一個曆史上罕見的偉人，是一個可以和馬、恩、列、斯並列的革命導師和領袖。
我們要一輩子永遠同立果同誌戰鬥在一起。立果同誌也是一個天才，一個全才，我們沒有哪個人能夠和他比得上。他在各方麵都手把著手教我們，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領導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考慮過很久，覺得到提出來的時候了。就是一個單位，一個集體，總要有一個頭。在我們這個戰鬥集體中，應該以立果同誌為頭，為核心。我們應該有這樣的認識，這樣的覺悟。實際上，也隻有他才能當得起這個頭和核心。這是客觀的需要，鬥爭的需要。這不是“多中心論”。而正是為了更好地維護以毛澤東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領導核心。
這樣，林彪通過這次接見，在組織上，進一步明確了在空軍機關存在著一個獨立的“戰鬥集體”，這個集體有它自己的頭和核心――林立果；在政治上，進一步明確了這個反革命組織和林彪的特殊關係。
到了這年秋天，林立果看了日本電影《山本五十六》《啊，海軍》之後，便把這個反革命組織定名為“聯合艦隊”。而林立果則成了當然的“艦隊司令官”。他並根據英語“司令官”的譯音，為自己取代號為“康曼德”。
林立果為什麽要把這個反革命組織定名為“聯合艦隊”，無從查考。但是我們知道，當年日本帝國主義的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的時候，“虎”這個字眼，曾經作為偷襲成功的信號。而今天，小名為“老虎”的“聯合艦隊”頭子林立果，則是在領著這支反革命的“艦隊”走著一條自取滅亡的航道。
反革命別動隊的內幕
林彪反革命集團不僅在空軍機關建立了“聯合艦隊”，還在上海、廣州等地建立了他們反革命的組織。
江騰蛟根據林彪、葉群的授意，曾經指使7341部隊原政委王維國組成了一個替林立果選“妃子”的“找人小組”。1970年3月，林立果到上海，把“找人小組”改建為進行反革命活動的“上海小組”。4月3日，林立果給“小組”成員發了槍。這個“小組”的《入組須知》規定：“本小組的任務，是為了完成無產階級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項任務。”“尤其是小組的最高領導――林副部長（指林立果，下同）的指示，必須認真領會，句句照辦，字字照辦！”“小組的一切活動均是絕對秘密，未經請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況。”
1971年3月，廣州民航局原政治委員米家農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在廣州組織了“戰鬥小分隊”，要隊員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並製定了聯絡密語、暗號。
1971年4月，林立果指使王維國在上海成立了為反革命武裝政變服務的“教導隊”，進行捕俘、格鬥、使用各種輕型武器、駕駛車輛等特種訓練。
在這前後，林立果、周宇馳指使空軍司令部原副參謀長胡萍及王維國、米家農、廣州空軍司令部原參謀長顧同舟等，在北京、上海、廣州建立多處秘密據點。他們利用這些據點進行聯絡，私藏槍支、彈藥、電台、竊聽器以及黨和國家的機密文件。
通過查獲的大量書證和許多當事人的陳述，能了解這些反革命組織的內幕，從中不難看出日後林立果在這方麵的“特殊才能”。為了讓大家看一看，林立果怎樣“天才地”在革命詞藻的裝飾下，把封建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融會貫通，把封建會道門和法西斯特務組織的手法結為一體，“創造性”地運用於他的反革命組織，不妨把廣州“戰鬥小分隊”的情況，作一番簡單的介紹：
培養對林彪一家的“感情”，是這些反革命組織所特別強調的。他們組織隊員反複學習林立果的《講用報告》，把林立果的“指示”編成語錄歌。他們有一首“隊歌”，翻來覆去也是唱的“忠於林副統帥”“緊跟副部長”。他們經常組織隊員向林彪一家宣誓效忠，下麵是他們用過的誓詞：
1971年5月21日的誓詞：
我們在鬥爭中認識副部長，在鬥爭中選準副部長，在鬥爭中宣傳副部長，在鬥爭中捍衛副部長，在鬥爭中緊跟副部長，永遠緊跟副部長，革命到底誌不移！
1971年5月22日的誓詞：
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林副主席，永遠緊跟副部長，革命到底誌不移，望敬愛的黨，把保衛副部長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交給我們，我們決心用鮮血和生命來宣傳副部長，捍衛副部長，緊跟副部長，將中國和世界革命進行到底！
這裏需要說明，在這些反革命組織裏，有時也提到黨，提到“忠於毛主席”等等，但這不過是幌子，是騙人的。例如“上海小組”的《入組須知》就講到：“每個成員必須具有無限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無限忠於敬愛的林副主席、忠於葉主任（指葉群，下同）、忠於林副部長的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很明顯，毛澤東是陪襯的，忠於林彪一家才是實質。這裏還可以提一下，在查獲的於新野（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原副處長、“聯合艦隊”主要成員）的工作日誌上，查到了1971年4月23日晚上研究“教導隊”問題時的原始記錄。在“對教導隊教育”這個項目下，記了這樣的話：“培養對首長、立果感情，但提法上要策略，不要讓人家做文章。”這就更清楚地暴露了他們的險惡用心。
“戰鬥小分隊”和其他反革命組織一樣，規定有嚴格的“紀律”。例如：不準向外泄露小分隊情況；不準與原單位人員接觸；在小分隊期間不許探親，不許家屬來隊，不準戀愛結婚；不準單獨活動；不準隨便接電話，電話由專人接；不準談論“首長”的活動去向，生活習慣等等。
“戰鬥小分隊”還規定了許多聯絡的密語、暗號，例如：戰友――指林彪一條線上的人；扮阿慶嫂――指要見機行事；悶熱――指有“外人”在場，不好講話。
隊員給支部書記打電話，不能直接找，要先找她的兒子，問“吃飯了沒有？”如答“吃了”，表示在家可以去；如答“還沒有時間”，表示現在沒有時間；如答“沒吃”表示不能去。隊員給支部書記寫信，不能直接寄到她家裏，而是先寄給指定的小分隊隊員，並在信封背麵做上記號。
這一切說明，林彪一夥是多麽陰險，而在本質上又是多麽軟弱。他們害怕人民，害怕群眾。即使在他們的反革命組織內部，也不得不采取種種欺騙手段和法西斯統治，來控製那些由於上當而被他們利用的無知青年。
“艦隊”投入第一線
1970年8月，林彪一夥在廬山搶班奪權的陰謀敗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一個主要成員陳伯達被揭露出來了。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1970年10月中旬，毛澤東先後對吳法憲、葉群的檢討作了批示。11月中旬，毛澤東對黃永勝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全黨全軍開展了批陳整風運動。12月20日，華北會議開始。1971年1月24日，周恩來在華北會議上講話，係統揭露了陳伯達的罪行……
一係列情況，使得林彪反革命集團十分驚慌。他們一方麵銷毀材料，訂立攻守同盟，搞假檢討，企圖掩蓋事實真相，蒙混過關。另一方麵，開始了策劃反革命武裝政變的陰謀活動。
“9・13”以後，從林立果的住房中，查獲了林立果在廬山會議後親筆寫的一個談話要點。這個談話要點，反映了林彪一夥對廬山會議的估價，露骨地表達了他們的政治野心和反革命陰謀：
與殲7、W、C、講：
這是一次未來鬥爭的總預演，演習，拉練。
雙方的陣容都亮了相，陳是鬥爭中的英雄，吳是狗熊。
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間脫節，三是沒有一個好的參謀長。
這些老總們政治水平低，平時不學習，到時胸無成竹，沒有一個通盤，指揮軍事戰役還可以，指揮政治戰役不可以。說明了一點，今後的政治鬥爭不能靠他們領導，真正的領導權要掌握在我們手裏。
（“殲7”是江騰蛟的代號，“W”是王維國的代號，“C”是7350部隊原政治委員陳勵耘的代號，“陳”指陳伯達，“吳”指吳法憲。
――編者注）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林彪派遣林立果為頭子的反革命“聯合艦隊”投入了第一線，更加緊了他們的反革命陰謀活動。
1970年10月，林立果把他們的反革命組織定名為“聯合艦隊”後，決定擴大“調查”範圍，增加“調查人員”。
11月，林彪對林立果說：“要與軍以上幹部見見麵，不見麵就沒有指揮權。”
12月1日，林立果布置對空軍機關的“骨幹隊伍”進行整頓。林立果說：“人家搞清隊整黨，我們清理骨幹隊伍。要純潔隊伍，找薄弱環節，有無假左派、內奸。不要讓壞人混進來。”在查獲的劉沛豐1970年12月2日筆記本上，記載了“整頓機關‘骨幹隊伍’的初步意見”。
1971年2月8日下午，“聯合艦隊”召開了布置搜集情報的“艦隊會議”，周宇馳在會上講了情報的重要性，指出：上邊與下邊比，上邊重要；死情況與活情況比，活情況重要；等情況與主動搜集情況，應主動挖掘新情況。並要求每個人每個時期都連續不斷地掌握一兩個問題。
2月12日，林彪、葉群、林立果一起到了蘇州。21日，林彪指派林立果到達杭州，進行反革命串聯。林立果、於新野多次同7350部隊原政治委員陳勵耘密談。
林彪、葉群、林立果等經過一陣緊鑼密鼓的緊張活動，由林立果出頭，糾集“聯合艦隊”的主要成員周宇馳等人，具體製訂了反革命武裝政變的計劃。
《“571工程”紀要》出籠
3月的江南，正處在“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的季節。但是，我們的祖國，卻正在經受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成的浩劫。一小撮反革命的野心家、陰謀家錯誤地認為：人民的意願可以長久被壓抑，人民的手腳可以永久被捆綁。因此，他們竟敢把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玩弄於股掌之上。
1971年3月18日，林立果帶著於新野、許秀緒（空軍司令部雷達兵部技勤處原副處長，“聯合艦隊”成員）從杭州到上海。當晚，又通知在北京的周宇馳立即來上海。他們並交待負責接待他們的李偉信（7341部隊政治部秘書處原副處長，“聯合艦隊”重要成員）：“‘子爵號’（葉群代號）說，在上海要注意隱蔽、安全。”
3月20日，周宇馳到上海。第二天，林立果便糾集周宇馳、於新野和李偉信進行密謀，他們分析“形勢”說：“目前首長（指林彪，下同）的實力和權勢占優勢，但是正在起變化。”他們研究了林彪“接班”的問題，認為有三種可能：
一是林彪“和平接班”。周宇馳說，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更短。林立果說，五六年還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變化就很大，很難說“首長”的地位能否保得住。
二是林彪“被人搶班”。周宇馳認為一下不可能。林立果認為，毛主席威信高，隻要毛主席說一句話，林彪隨時都可能被趕下台，因此瘋狂地要策劃反革命武裝政變。
三是林彪“提前搶班”。也就是直接陷害毛主席。但是他們又害怕毛主席的影響大、威信高，政治上不好辦。周宇馳則非常險惡地說：“當然一定要這樣做也可以想辦法，如：把毛主席軟禁起來談判，也可以把毛主席害了，再嫁禍於人。”他陰險地說：“反正那時首長掌權了，可以由他出來說話。”最後他們商定：爭取“和平過渡”，作好“武裝起義”的準備。
他們研究了反革命武裝政變的實施要點，策劃了成立反革命武裝組織“教導隊”等。最後，林立果根據“武裝起義”的諧音，把這個罪惡計劃的代號定為《“571工程”紀要》。林立果對於新野說：“根據目前局勢，首長叫先搞個計劃。我看這個計劃，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你來寫。我已經把我們在杭州研究的情況，給子爵號說了一下。”
3月22日至24日，他們把計劃寫成了文字。
“9・13”以後，從他們在空軍學院的秘密據點裏，查獲了一份於新野手寫的《“571工程”紀要》。全文分為九個部分：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條件；
（四）時機；
（五）力量；
（六）口號和綱領；
（七）實施要點；
（八）政策和策略；
（九）保密和紀律。《紀要》把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誣蔑為“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把“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B-52是他們對毛澤東主席的誣蔑性稱呼），“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作為他們的口號和綱領，提出要在“軍事上先發製人”，陰謀利用“上層集會一網打盡”或“利用特種手段”如轟炸、車禍、暗殺、綁架、城市遊擊小分隊等，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殺害毛主席，以“奪取全國政權”或製造“割據局麵”，建立林家王朝。《紀要》還十分陰險地提出了這樣的“政策和策略”：“打著B-52旗號打擊B-52力量”。
按照這個反革命計劃，林彪一夥立即行動起來了。
磨刀霍霍
《“571工程”紀要》出籠不到10天，3月31日深夜，上海嶽陽路招待所樓上的客廳裏，煙霧迷漫，瓜子殼和果皮丟得滿地。麵向陽台的沙發上，坐著林立果、王維國；背向陽台的沙發上，坐著3月中旬以“治病”為名從北京秘密來到上海的江騰蛟，當天下午由於新野專程從杭州接來的陳勵耘，以及以“搬家”為名前一天從南京趕來的南京部隊空軍原副司令員周建平。這些人為什麽坐到了一起？
原來，《“571工程”紀要》的“實施要點”中有這麽一條：“指揮班子江、王、陳。”這就是為落實這一條而召開的所謂“三國四方會議”（“三國”指上海、浙江、南京，“四方”指上述三方負責人和北京的江騰蛟）。
會上，他們分析了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形勢”，研究了“組織武裝力量”等問題，最後，林立果宣布：南京以周建平為頭，上海以王維國為頭，杭州以陳勵耘為頭，江騰蛟負責拉總。
會議一直開到4月1日淩晨4點多，他們又圍到了餐桌旁。這時，從餐廳裏不斷地傳出嘈雜的碰杯聲和祝酒聲：“在林副部長領導下，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江騰蛟乘著酒興狂叫道：“我們都是屬羊，頭上長角的！”林立果掀開衣服，拍著腰間的手槍說：“我總是帶著它！”杯盤狼藉的酒宴桌上，殺氣騰騰。
“9・13”以後查獲的程洪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原秘書，“聯合艦隊”成員）的日記上，對這次會議作了這樣的記載：
會談是成功的，達到預期效果。
團結的氣氛比較好，介（解）決了對當前東南形勢的看法、認識。
（1）主要矛盾在上海……
（2）加速我們的準備
（3）組織上明確了：三點，每點的頭是
上海――王
杭州――陳
南京――周
互相配合，江進行三點聯係，配合、協同作戰……
4月15日，中央召開的批陳整風匯報會開始了。林彪反革命集團十分驚恐。當天下午，與林彪一起躲在北戴河的葉群打電話給吳法憲，要黃永勝、吳法憲每天通報一次情況。4月19日，林彪、葉群坐飛機回到北京。20日中午，葉群打電話給吳法憲說，因為有人在批陳整風匯報會上揭發了吳法憲在廬山的活動，林彪在外地呆不住了，為了穩住陣腳，回來“坐鎮”，必要時“說話”。
林彪回到北京後的第四天，4月23日晚，“聯合艦隊”的主要成員周宇馳、劉沛豐、於新野等開了一次反革命黑會。從於新野記載的這次黑會的記錄上可以看出，他們在會上討論了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的情況，研究了“根據鬥爭形勢，準備加快、提前”實行反革命政變的計劃。
反革命別動隊“聯合艦隊”，更加緊張地進行反革命武裝政變的準備。5月23日，按照林彪、葉群的旨意，周宇馳開始秘密進行駕駛直升飛機訓練。7月下旬，林立果、劉沛豐、於新野、李偉信一夥竄到廣東深圳、沙頭角進行反革命活動，在飛機上察看地形。林立果說：“萬一情況緊急，可以讓首長到香港指揮、遙控。”8月8日上午，程洪珍、王琢（空軍司令部管理局管理處原副處長兼汽車隊長、“聯合艦隊”成員）乘安-12飛機，將兩輛水陸兩用汽車運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學習駕駛。
與此同時，他們四處進行反革命煽動，為進行反革命武裝政變製造輿論。6月7日，林立果向廣州民航管理局大隊以上幹部講話說：“那些龐然大物沒有什麽可怕。一開始氣勢洶洶，想一口把我們吃掉，公開點名唬我們。”“隻要我們的政策策略對了，隻要我們團結起來，沒有什麽可怕的。”6月中旬，劉世英向人交底說：“不僅空軍內部，而且外部和上麵對林副主席的態度、感情都有點問題，不僅有人反對林副主席，而且要警惕和防止有人搶班奪權。”“現在的問題是保衛林副主席的問題，爭奪接班人的問題。”7月14日，林立果在廣州對人說：當前路線鬥爭尖銳複雜；9月份，中央召開九屆三中全會，10月召開四屆人大，可能出現權力重新分配。要去鬥爭，要搞根據地。
7月17日，到北京“坐鎮”了三個月的林彪，又帶著葉群坐飛機去北戴河。行前，葉群“此地無銀三百兩”地對人表白：“首長說我們不能在北京啦。”“我們到北戴河避開這個嫌疑，防止人家說是我們指揮的。”可是，8月5日，葉群又回到北京。6日晚上，邱會作到葉群家密談。8日下午，黃永勝到葉群家密談近三個小時。晚上，吳法憲、邱會作又到葉群家密談到深夜。據邱會作、吳法憲交代，他們“提到了九屆三中全會對黃、吳、李、邱的問題，是否會拿出來批判？”“扯到人人過關問題。”
……
“山雨欲來風滿樓”。林彪反革命集團發動反革命武裝政變，已經箭在弦上了。
“破釜沉舟”
1971年的夏天過去了。
林彪反革命集團緊張地進行著反革命武裝政變的準備，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迎接廬山會議後第二個秋天的到來。
1971年8月中旬，毛澤東離開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視。在武漢、長沙和南昌，分別同湖北、河南、湖南、廣東、廣西、江西、江蘇、福建等地的黨政軍負責人，進行了多次談話。在這些談話中，毛澤東不僅批評了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而且多次點名批評了林彪。毛澤東在談到廬山會議的鬥爭時說：“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並指出：林彪“當然要負一些責任”。
毛澤東說：“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軍下麵還有師、團，還有司、政、後機關，你調動軍隊來搞壞事，聽你的？”
毛澤東不指名地點到了“聯合艦隊”的頭子林立果：“二十幾歲的人捧為‘超天才’，這沒有什麽好處。”
一路上，毛澤東多次帶領被接見的負責人唱《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講解這兩首歌的歌詞。毛澤東說：“不僅要唱，還要講解，還要按照去做。”
心懷鬼胎的林彪一夥，對毛澤東的出巡極為疑忌。他們緊張地研究形勢，準備對策。
8月26日，毛澤東剛剛結束了南巡的第一站――對武漢的視察，“聯合艦隊”召開了一次會議。下麵是於新野手記的這次黑會的記錄：
會議1971・8・26
成績很大。
要看到不足，與形勢不適應的東西
由明爭轉入暗鬥
相持、相對和平友好，醞釀新“戰爭”
不要麻痹，要有思想準備。
由對外鬥爭轉為鞏固陣地
“戰爭”的突然性很強，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也一樣。
思想、組織、行動上加強“戰備”……
從這個記錄上，反映出了林彪一夥對當時形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