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
紀實傳記
> 目擊天安門-（三）
> 第二節 共和國最大冤案
第二節 共和國最大冤案
用醫護人員的話來說，他“隨時都可能死亡”。
當“靈車”開進火化場時，有人在那裏噴灑消毒藥水。
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旋的第一個回合，就是圍繞著工作組的鬥爭。
劉少奇吃了一記悶棍，怏怏地返回家裏。
天安門、中組部都貼出了一大批指責、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大字報。
作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在群眾中的威信一天天下降。
毛澤東談過話後，劉少奇的心情舒暢了許多。
神秘的烈性傳染病病人
這是一個令人心酸的日子。
1969年10月17日，他的病情加重，輸液日夜不停，鼻孔裏插著長期放置的鼻飼管，吸痰器不時伸進他的喉頭，吮吸著湧上來的痰液。用醫護人員的話來說，他“隨時都可能死亡”。
然而，催促他搬出中南海，立即離京的指令卻越逼越緊。
為了讓他明白，護士小姐用棉簽蘸上紫藥水在一張報紙上寫了幾個大字：“中央決定你轉移到另一個地方”。
經曆過風風雨雨洗禮的他，理解這轉移包含的內容。他把臉轉了過去，無言以對。
隨著頭部的轉動，護士小姐又把那張報紙拿到他眼前，他再次把臉扭過去。
無奈，原來的衛士長隻得俯在他耳邊，把寫在報紙上的字念了一遍。他雙眼緊閉，一言不發。此時，他心中一定非常清楚，等待他的將是什麽。
用不著他明確表態，便被轉移了。
患有糖尿病的他，由於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長期臥床，又沒有人為他清洗，身上又髒又臭。臨離北京時，看護人員索性把他的衣服剝去，包裹在一床粉紅色的緞麵被裏，被上蒙了一條白色床單。
晚7時，借著夜幕，他被放在擔架上，在專案組人員監護下，由護士和原衛士長陪同，放在飛機後艙，離開北京，運往河南開封。
晚9時許，載著他的飛機降落在開封機場。
他被抬下舷梯，由救護車送往原開封市人委大院的一座天井小院，小院四周是四座三層高的樓房，前後左右都不挨街道，電網密布，院外有重兵看守。他被安排在西樓一層南頭的裏間屋內。
10月的天氣，說變就變。孤身一人的他，先是身受風寒，由於沒有及時治療，又得了肺炎。到達開封時，體溫升到39度，嘔吐不止。當地的一位負責人卻說，“一切均好，病情無異常變化”。
在開封，醫護人員隻進行十分有限的治療。
11月5日，他再次高燒，經過搶救，兩天後體溫降到37.2度。
11月10日晚，他的體溫又驟然升高達39.7度，由於受檢查條件的限製，當時不能確認是肺炎，但仍按肺炎治療。不準送醫院。
11日深夜，病情突然惡化，張口喘氣，嘴唇青紫，瞳孔對光反射消失，體溫40.1度。12日清晨6時40分發出病危通知，5分鍾後，心髒從此停止了跳動。
兩個小時後，“搶救”人員才姍姍而來。
11月13日淩晨，原來的衛士長再次趕到他的身邊時，隻見他的遺體放在地下室的過道上，身上蓋著白床單，亂蓬蓬的頭發有一尺多長，嘴和鼻子都變形了，下頜一片淤血。
11月14日深夜12時，頭部和麵部全部用白布裹得嚴嚴實實的遺體，由六七個人抬上一輛“六・九”型吉普車。由於吉普車太小，兩隻腳還露在車廂外麵。
15日零點剛過，載著遺體的“靈車”，在淅淅瀝瀝的細雨中快速馳向火化場。
火化場得到通知，說是有一名“烈性傳染病人”要半夜火化。二十多個軍人把火化場全部戒嚴，隻留下兩個工人操作火化。
當“靈車”開進火化場時，有人在那裏噴灑消毒藥水。
他的火化單上填寫著：
姓名：劉衛黃
職業：無
死因：傳染病
年齡：七十一
性別：男
申請寄存人姓名：劉原
與亡人關係：父子
其實，他的名字不叫劉衛黃。他就是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號人物”，國家主席劉少奇。
還是讓我們回到1966年，那一個春天……
劉少奇被逐出政治舞台的由來
曆史有時幾乎是迷離混沌的。
1961年9月24日，英國著名的元帥蒙哥馬利問毛澤東：“主席現在是否已經證明，你的繼承人是誰？”毛澤東說：“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毛澤東坦誠告訴世人，劉少奇是他的接班人。
但事有蹊蹺，短短五年，毛澤東卻改變自己的初衷。從政治上徹底打倒了自己經過長期考察而親自選定的接班人，這真讓人困惑，納悶，這到底是為了什麽？
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是湖南人，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安源煤礦、漫漫長征路、延河之濱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盡管他們在性格上大相徑庭，但他們還是作為親密戰友並肩戰鬥了40餘年。
1935年，在決定中國命運的遵義會上，正是由於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支持，才使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得以確定，從而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
在1938年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當劉少奇和王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發生分歧時，毛澤東明確地表示了對劉少奇的支持。由於毛澤東的支持，劉少奇作為城市工作的正確代表和敵占區華北組織的領導人這一地位才得以肯定和鞏固。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戰友情誼與日俱增，他們相互支持也越來越多。
1944年，劉少奇向在淮河以北地區地下工作的同誌作報告時說：隻有毛澤東思想才能鼓舞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
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不久，毛澤東在一篇文章中稱讚了劉少奇，說他：在白區工作中的策略思想是一個典範。
實際上，早在1942年2月延安整風開始時，劉少奇就奉命由蘇北調往延安，出任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協助毛澤東領導整風運動。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了一項《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劉少奇就任中共中央五項要職：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組織委員會書記、中央研究局局長、主管華中局的全麵工作。他的名字已經緊跟在毛澤東之後了。
1945年6月，黨的七屆一中全會選舉劉少奇為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同年8月，中共中央又決定，在毛澤東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期間，由劉少奇代行主席職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劉少奇又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在1956年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為黨中央副主席；由於毛澤東的堅持和推薦，在1959年舉行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65年1月舉行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他再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正是由於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深厚友誼，加上劉少奇的天賦和傑出的組織才能，才使得毛澤東在考慮接班人，自然而然地選擇了劉少奇。
那麽，究竟是什麽使得毛澤東改變初衷，親手廢黜了自己選定的接班人呢？
實際上，在1962年到1965年期間，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已經發生了意見分歧。
首先是對“三麵紅旗”持何種態度。1958年毛澤東發動震驚中外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全國人民都以巨大的熱情積極響應，從上到下，從城市到農村，煉鋼鐵、“放衛星”，似乎一夜間就進入了共產主義。
然而，問題很快暴露出來，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給人民生活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身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在“大躍進”的初期也是擁護“三麵紅旗”的，他曾代表中共中央在1958年黨的八大的第二次會議上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在同年8月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他也舉手讚成大辦人民公社及大煉鋼鐵；他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也認為彭德懷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且參加了對彭德懷的批判。
1961年5月，劉少奇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家鄉湖南。在這裏，他沒有看到“稻菽千重浪”的喜人景象，而是哀鴻遍野，餓死的人隨處可見的“荒涼景象”。
回到北京後，他在1962年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闡明了自己的觀點，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造成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主要責任在中央……
劉少奇的這些觀點是毛澤東不能容忍的，雖然，他已對“大躍進”的錯誤有所認識，認為成績和失誤是七個指頭和三個指頭的關係。然而，麵對劉少奇的觀點，尤其是在7000人大會這樣的公開場合……於是，毛劉之間的意見分歧開始了。
他們之間的另一個分歧是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問題。
1964年12月，在討論製定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二十三條》時，劉少奇不同意把農村的矛盾看成是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更不同意“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提法。他認為，農村矛盾是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主要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為此，毛澤東非常不滿。他聯想到這次會議剛開始時的情景。當時，負責會議的領導以為是一般工作會議，出於好意說：“主席，你身體不好，可以不參加了。”
第二天，毛澤東在會議上說：“有兩本書，一個叫黨章，一個叫憲法，我有參加會議和發言的權力。可是，一個人不叫我開會，一個人不聽我講話……”
這純屬巧合的事情，更加深了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誤解。
他們之間的第三個分歧是關於“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
毛澤東認為劉少奇1962年是右傾，1964年又形“左”實右，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的走資派。
劉少奇則說：1962年的調整是必要的，講整黨內走資派打擊麵過大，應該提“分子”，不宜提“派”。
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旋的第一個回合，就是圍繞著工作組的鬥爭。“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劉少奇並沒有明白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動機，他從好的方麵理解這場運動。他竭力把這場運動置於黨的領導之下，限製在一定的範圍。
顯然，他的做法不符合毛澤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奇想。
毛澤東對群眾運動遲遲不能開展起來，頗感不滿。為此，他於1966年6月1日親自簽發了“馬列主義大字報”。
繼北京大學踢開黨委鬧革命後，全國高校一片混亂。劉少奇、鄧小平麵對如此混亂局勢，舉棋不定，匆忙趕到杭州，請正在杭州的毛澤東回京主持工作。毛澤東仍然委托劉少奇、鄧小平根據情況處理問題。
劉、鄧接到主席指示後，不敢怠慢，如同救火一般，決定派工作組進駐高校，以維持局麵。然而到6月下旬，工作組“反幹擾”運動，逐漸進入了高潮。據不完全統計，在20多天的時間裏，北京有二十多所高校上萬名學生被打成“右派”，有數千名教師被打成“反革命”。
以康生、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作為毛澤東的“耳目”和“喉舌”，把上述情況頻頻傳遞給他。毛澤東大為惱火，不斷給中央文革小組打氣。
他在給妻子兼文革第一副組長的江青的信中說：“我在20世紀60年代就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事物總是走向反麵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粉身碎骨的。這有什麽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全世界有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都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都被他們搞得粉碎，何況我們呢？”
為此，毛澤東於7月18日突然從外地回到北京。
劉少奇聞訊立即前往豐澤園，打算匯報前一段時間的工作。到了豐澤園門前，見院子裏停著好幾輛轎車，屋裏燈火通明，笑聲不斷，顯然，毛澤東正在接待客人。
劉少奇告訴工作人員，說要見毛主席，然而工作人員卻說，主席剛剛回到北京，很疲勞，已經休息了。
劉少奇吃了一記悶棍，怏怏地返回家裏。
應該說，劉少奇生性淡泊，處世謹慎，一直是盡量揣摸毛澤東的意圖，按傳統的方式在北京主持工作，可如今……
第二天，毛澤東在會見劉少奇時，果然毫不客氣地批評了他，說派工作組是錯誤。還十分認真嚴肅地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很多學校都關起了門。要趕快扭轉，把一切條條框框打個稀巴爛。
對於毛澤東尖刻的批評，劉少奇未及防備，猶如當頭一棒，卻又摸不清頭腦。他想，以往不是經常派工作組的嗎？土地改革時有工作組，“四清”運動時又有工作組。這次，雖然主席說過，“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工作組“可以不派嗎，亂就亂它一陣”。但是，麵對當時的情況，不派又能行嗎？！
毛澤東既然說工作組犯了方向性錯誤，劉少奇便希望竭盡全力挽回局麵。他立即下令工作組刹住“反幹擾”，趕快轉入鬥“黑幫”。
這一切，也不能使毛澤東滿意。
毛澤東又指出：要重新改變派工作組的方法。工作組起了阻礙運動的作用。工作組阻礙革命，勢必變成反革命。
劉少奇仍沒能理解毛澤東指示的全部含義，還想在工作組問題上保留意見。為此，他匯聚了在京的中央負責人對工作組問題的看法，並做出了如下幾種結論：一種是同左派一起鬥牛鬼蛇神；另一種是脫離群眾，當官做老爺；還有一種就是更加脫離群眾。大部分工作組還是好的，因此，對工作組不能采取消極撤換。
對此毛澤東誤解為劉少奇與他對著幹，決定利用中央文革小組進一步與之針鋒相對。中央文革小組選擇了北京大學這個著名的學府為基地。7月22日、23日，文革組組長陳伯達，第一副組長江青以“調查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為名，兩次去北京大學進行活動。
江青對因反對工作組而受到打擊的人大聲疾呼：“我們都站在你們革命派這邊。”“誰不革命，誰就走開……”
之後，他們以中央文革小組名義寫信給中央，全力抨擊工作組。
24日，毛澤東當著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員和文革小組負責人的麵說：“中央好多部，沒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表示了對中央文革成立以來所做工作的肯定。
同時，毛澤東對工作組問題也表態了，說：“起破壞作用，阻礙運動”，應當“統統驅逐之”。
有了毛澤東的支持，中央文革小組更加活躍了。
陳伯達、康生、江青與中央文革小組其他成員一起，幾次到北京大學，召開萬人辯論大會。康生在會上強調：“毛主席一個工作組也沒派。”
陳伯達則說：“我們要求撤銷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這是個阻礙同學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障礙物……”江青也在會上作了發言。
反工作組的情緒幾乎占據了所有的空間，群情激奮，難以形容。
劉少奇則通過妻子王光美所選擇的清華大學，與中央文革小組進行據理力爭。但北京反工作組的浪潮勢不可擋，一切都隻能是徒勞。到了這種情況下，劉少奇仍認為派工作組是形勢所迫，大勢所趨，並沒有錯。
中央文革小組為了爭取反工作組的最後勝利，活動更加頻繁了。
7月27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帶領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到北京師範大學召開批判工作組大會，提出“甩掉保姆，踢開絆腳石，自己解放自己，徹底革命”。江青還在海澱區召開的中小學學生代表大會上，當場宣布罷掉海澱區中學工作隊隊長的官。
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咄咄逼迫下，28日，北京市委做出關於撤銷大中學校工作組的決定。次日，毛澤東又委派周恩來親自過問清華大學的“文化大革命”情況。
7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北京市大專院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會上，宣讀了關於北京市委撤銷工作組的《決定》。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被迫在工作組問題上作了檢查。
周恩來還在會上傳達了毛澤東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務：一鬥，二批，三改。麵對檢查，劉少奇百思不得其解，終於他在會上吐露了自己的心聲：“怎樣進行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知道，不大清楚。你們問我們，怎樣革命，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誌，工作組成員，也不曉得……以致有時沒錯誤，人家也說你錯了，是不是？那時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
劉少奇第一次公開了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當會議快結束時，毛澤東又親自來到會場，親切接見了與會代表。那經久不息的掌聲，震耳欲聾的“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使大會氣氛驟然生輝。當毛澤東邁著大步，傾聽著《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渾歌聲，率先離開會場時，劉少奇的心境和毛澤東的心境已是天壤之別。
一炮打中“司令部”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
毛澤東、劉少奇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首都高等院校部分代表列席了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和劉少奇為各自的觀點和行動進行了辯解。
劉少奇為證明自己的正確，選擇了北京建築工程學院蹲點。這個學院是在北京市高等院校中最早形成兩個組織對立局麵的學校，情況複雜，問題多如牛毛。
此間，劉少奇就派工作組問題和學生運動問題。同學生進行了耐心細致的談話，談話精神基本上跟前一段時間對這些問題的看法相似。劉少奇還試圖按照“文化大革命”開始時，製定的“中央八條”精神，用“試驗開小會來解決矛盾”。
然而，由於整個形勢的影響，劉少奇所做的一切，竟是那樣蒼白無力，缺乏氣勢。
8月4日，文革的兩位“大腕”，康生、江青出席了北京大學舉行的批判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大會，並影射劉少奇。同時，另一位文革“大將”陳伯達到清華大學，參加批判以王光美為首的工作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會上為“紅衛兵造反司令”蒯大富公開平了反。
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8月7日，毛澤東突然向大會發下了他的大字報，稱讚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寫得何等好呀，指責工作組50多天時間裏，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誌氣，滅無產階級威風，又何其毒也！
字字句句，如同重磅炸彈，會議氣氛一下凝固了似的。
出於對毛澤東的尊重和黨的利益，劉少奇承擔了全部責任。毛澤東在劉少奇做自我批評的時候插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政得很好！”
劉少奇變得孤立了。
在借用群眾力量的基礎上，8月8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著名的《十六條》。
就在通過《十六條》的這一天，林彪、康生等看到整劉的時機已到，趁機對毛澤東的大字報進行了淋漓盡致的發揮。
林彪就有表演：
他在接見中央文革成員時作了長篇談話。他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毛主席。運動開始蓬蓬勃勃，轟轟烈烈，中間潑冷水，潑下去了。毛主席把危局扭轉過來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會夭折、中斷，現在重整旗鼓再進攻。”
對毛澤東褒揚之後，林彪號召“要在運動中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打倒，使他們威風掃地，要弄得天翻地覆，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攪大鬧，這樣就使得資產階級睡不著覺，無產階級也睡不著覺。”
林彪把運動當成了一把雙刃劍，而他自己則手握劍柄。
通過《十六條》的第二天，全國從上到下的各種報紙，均在頭版頭條以套紅大字標題全文刊登了《十六條》。
在新聞媒體和各種宣傳工具的鼓動下，人們的瘋狂到了極點，歡呼聲、口號聲交織在一起。人們潮水般湧向了各省市委機關所在地。北京更是熱鬧非凡，群眾隊伍川流不息地到設在中南海西門附近的中共中央接待站慶賀。
鑼鼓聲，“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徹雲霄。激情的場麵顯示出了群眾對毛澤東的敬仰。居住在北京的外國人大感驚訝。
8月10日晚7時15分，毛澤東獨自來到中共中央接待站，接見前來慶賀的群眾。人們的情緒又一次沸騰了，難怪有人說，用鼎沸這個詞也難以形容。
第二天，中共中央第一大報《人民日報》用套紅標題和激動人心的言詞報道了毛澤東會見群眾的場麵。以此表明，毛澤東的地位是任何人都動搖不了的。
8月20日，中共中央第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
《公報》中說：“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在此後的中央領導人露麵的報道中，劉少奇的名字不再是排在毛澤東之後，而是排到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之後，位居第八位。顯然，劉少奇的地位日漸削弱了。
交談十多分鍾，感到莫大欣慰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後，對劉少奇的批判迅速升溫。
8月22日，清華園內出現了《劉少奇七月二十九日講話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大字報，公開向劉少奇挑戰了。
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的社論，再一次批駁了利用“反我即反黨”，把群眾打成“反黨”、“反黨中央”的“反革命分子”的做法，使當時被工作組稱之為少數派的人，心情振奮，紛紛成立了自己的組織，與工作組相抗衡。
試以北京地質學院為例。
北京地質學院有個叫“東方紅”的組織，是反對工作組的。為了刁難派進的工作組組長，他們拉出了千餘人的隊伍，步行到地質部，要求工作組長作檢查，當地質部的領導拒絕他們的要求時，他們便P股往地上一坐，舉行了靜坐絕食示威。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地質部領導無奈，隻好答應他們提出的要求。
有了地質學院“東方紅”的“先進事例”，清華大學學生在中央文革的暗中支持下，於8月24日，又一次拋出了一批矛頭指向劉少奇、王光美的大字報。
麵對這一切，劉少奇處於一種有分寸的退卻狀態。
在造成了一定聲勢的形勢下，10月9日，毛澤東將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召集在一起，親自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會議原定開三天，後又一延再延，至10月28日才結束，前前後後共計二十天。
會上，毛澤東的講話，10月12日在小組會上的發言，10月16日陳伯達在大會上的講話，以及由於毛澤東威信而漸漸形成的會議氣氛，迫使劉少奇、鄧小平在10月23日作了自我檢查。
鄧小平在自我檢查中，直言不諱地指出：“在十一中全會中，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劉少奇和我的。”會場嘩然。
到了10月25日，林彪開始發言了，他指明了“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搞了另一條路線，同毛主席路線相反”。“劉、鄧路線，就是毛主席大字報說的，‘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路線。”
發動“文化大革命”進行兩條路線鬥爭的目標，被中央工作會議上林彪的講話明確了。不久，《紅旗》雜誌發表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的社論，宣布“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宣告破產”。這實際上是有意地向人們披露中央工作會議的主要精神。
中央文革小組也趁機加緊了對劉少奇的攻擊。他們不斷利用手中的宣傳工具，暗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鋒芒所指，以探求群眾可能發生的反應。另一方麵，又把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傳遞給自己的信徒。
11月2日，天安門、中組部都貼出了一大批指責、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大字報。
“打倒劉少奇、鄧小平”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目標，向全世界公開了。
11月3日，毛澤東第6次接見紅衛兵時，在新聞媒體的報道中，惟獨不提到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名字。報紙上登載的照片，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五人，也沒有劉少奇和鄧小平。他們的領導地位成了虛設。
然而，令劉少奇想不到的是，在這次接見活動中，毛澤東特地走到他的身邊，像什麽事也沒發生似的，同他交談了十多分鍾……
對此，劉少奇覺得是莫大的安慰。
打倒劉少奇的鬥爭仍在繼續。具體部署鬥爭計劃的仍是中央文革。
12月18日，張春橋把“造反司令”蒯大富請到中南海。張春橋說：“從全國來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相當猖獗，現在還是要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不投降。”
“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
蒯大富心領神會，當即表示：“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不打倒劉少奇，誓不罷休。”回校後，他立即籌備。
一場大規模的行動開始了。
12月25日，天刮著刺骨的寒風，整個北京城籠罩在一種灰蒙之中。郵電大樓的指針剛敲過八下，清華大學的五千餘名師生員工，就開始出發了。
他們從清華園起步，一路上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吸引了數以萬計的群眾。最後他們來到天安門廣場，召開了“徹底批判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
會上，他們對王光美進行了無情批判，最後聲明，強烈要求王光美回到清華作檢查。然後，示威遊行隊伍兵分五路，由廣播在前麵開道，分別到王府井、西單、北京站、菜市口等繁華地段演講，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
很快，“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劉少奇必須向全國人民低頭認罪！”“和劉、鄧宣戰到底！”等大標語布滿了北京的大街小巷。有的標語甚至也貼到了天安門城樓上。
這樣，“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計劃的實施向前擴展了一大步，許多不明真相的群眾也受到了無形的影響。
作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在群眾中的威信一天天下降。到1966年結束之際，在全國範圍內，已不容許人們起來公開抵製或反對“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瘋狂行動了。
為了詆毀劉少奇、鄧小平在群眾中的影響，中央文革又下達了新的命令。1967年1月10日，北京新華書店和運輸公司聯合行動，在天安門廣場火燒所存的劉少奇、鄧小平畫像，並向全國新華書店發出通告，各地紛紛響應。
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活動在全國愈演愈烈……
盡管“打倒劉少奇”的呼聲震耳欲聾，但劉少奇仍然是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們並不敢對他直接下手。而他的妻子和兒女們卻在各種不同的場合被迫作檢查，挨批鬥。
“智擒王光美”就是其中一例。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1月6日傍晚，情緒低落的劉少奇和王光美接到電話，說是女兒平平在放學回家的路上，被汽車壓斷了腿，需要截肢，請家長趕快到人民醫院急診室簽字。
作為父親，劉少奇本能的反應是，不管現在境況如何，必須馬上到醫院。
作為女人，王光美卻猶豫了。因為周恩來曾告誡他們，不要隨便離開中南海。
妻子吞吞吐吐，劉少奇生氣了。他不假思索地說：“你不去，我去！”
妻子拗不過丈夫，倆人立即驅車前往醫院，到了醫院，沒有看見受傷的女兒，卻看到了被當作人質扣留在醫院的兒子和另一個女兒。
他們驚呆了。
原來，這是在江青慫恿下，清華大學的學生們設下的一個圈套，目的就是把王光美誘出中南海。
當學生們意外地看見陪同王光美前來的劉少奇時，他們驚愕得有點不知所措了。因為劉少奇畢竟還是國家主席啊！
正當雙方劍拔弩張的瞬間，劉少奇的兒子對母親說：“他們這樣做，是為了抓你。”王光美當時就被帶到清華園批鬥。並違心地寫下了四點保證，後被周恩來知道後，親自幹預，王光美於第二天淩晨才回到了中南海福祿居的家中。
第二天，北京各家紅衛兵小報都以醒目的標題刊登了“智擒王光美”的經過。
事隔一周，也就是1月13日，毛澤東也知道了這件事。於是，他讓秘書乘一輛華沙牌轎車，於深夜接劉少奇來人民大會堂談話。
毛澤東態度和藹，似乎兩人之間根本就沒有發生過什麽不愉快的事。握了握手，毛澤東第一句話就是“平平的腿好了嗎？”
劉少奇無言地點了點頭。
接下來，劉少奇向毛澤東表示，自己在工作中犯了錯誤，這次路線錯誤的主要責任由他自己承擔。
他還鄭重其事地提出辭去國家主席、中共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願意攜妻子兒女去延安和湖南老家種地，做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聽了劉少奇一席話，毛澤東從口袋裏掏出一支中華煙，用火柴點著，不停地吸，沉默無語。
沉思良久，他望了望與自己合作幾十年的老友，沒有從正麵回答劉少奇的辭呈，也沒有提劉少奇“犯錯誤”的問題，隻是建議他多讀點書，“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臨別時，又親自把他送到大門口。
毛澤東談過話後，劉少奇的心情舒暢了許多。他想，按照毛澤東曆來提倡的“批判從嚴，處理從寬”的原則，自己或許有“希望”了。
然而，他又想錯了。
就在毛澤東同他談話後的第四天一早，中南海某電話局的造反派來了。他們直衝劉少奇的辦公室，說要撤走專用電話。
麵對眼前的情況，劉少奇據理力爭，說：“這是政治局的電話，沒有毛主席，周恩來的親自批示，你們不能撤，也無權撤！”
造反派根本不聽劉少奇的話，第二天，不由分說地把劉少奇的電話線扯斷了。從此，劉少奇與外界的聯係中斷了。
與此同時，中南海的造反派又衝進了劉少奇居住的福祿居，大吵大鬧，到處貼大字報、大標語。更有氣焰囂張者，讓劉少奇、王光美站在一張缺腿桌上，任他們批鬥。
對於這一切，劉少奇的回答是：“我從來沒有反對過毛澤東思想，隻是有時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我從來沒有反對過毛主席，隻是在工作上有過意見分歧。”
經過2月中旬到3月下旬的“攻擊”，造反派們在各家的紅衛兵小報上，列出了《劉少奇十大罪狀》，《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出訪中的醜惡嘴臉》等駭人聽聞的標題。在這些標題下，幾乎陳述的都是同一種的陳詞濫調，劉少奇精神上受到了巨大折磨。
到了3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對劉少奇的批判又進一步擴大化了。
在這次會上，林彪、江青對劉少奇幾十年來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作了聲色俱厲的係統批判。
毛澤東對劉少奇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也作了係統批判。他指出：
劉少奇這本書是欺人之談。是唯心論，反馬列主義的。不講現實的階級鬥爭，不講奪取政權的鬥爭，隻講個人修養，蔣介石也可以接受。什麽個人修養，每個人都是階級的人，沒有孤立的人，他講的孔孟之道，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都可以接受。
毛澤東的話一出，社會上立即出現了批判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浪潮，並將它稱為“黑《修養》”。
有關“叛徒”問題，最初來源於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
1967年3月張春橋等人在電影《清宮秘史》評價問題上對劉少奇進行造謠誣蔑，劉少奇認為這是有意中傷誹謗自己，他要澄清事實。他記起了兩個多月前毛澤東與他相會時對他的安慰，於是，在1967年3月28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事實真相。
誰知這封寫給毛澤東的申訴，猶如泥牛入海，沒有一點消息。
到了4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了署名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第二天，《紅旗》雜誌大量發行，影片《清宮秘史》也開始在全國各地相當大的範圍放映。主要是“供批判用”。
戚本禹的文章引述了毛澤東對《清宮秘史》影片的批判，“有人說《清宮秘史》是一部愛國主義影片，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
戚本禹的文章在結束之前，以“八個為什麽”定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八大罪狀”，並做出了“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這個結論。
這篇文章就成了造反派迫害劉少奇，大作文章、大加發揮的事實根據了。
就在戚本禹文章發表的當天，劉少奇也看到了轉載文章。他把報紙狠狠往地上一摔，氣憤地說：“這篇文章有許多假話，我什麽時候說過那個電影是愛國主義的？什麽時候說過當‘紅色買辦’的？不符合事實，是栽贓……”
然而，已形同“階下囚”的劉少奇，作再多的解釋、辯論也無濟於事。
4月6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又喊著口號闖進他的辦公室，命令他自己做飯，打掃衛生，洗衣服，改變工作時間等。
造反派還嗬斥劉少奇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個問題。當問到“為什麽你要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大肆宣揚活命哲學、投降哲學、叛徒哲學，指使別人自首變節、要他們投降國民黨，叛變共產黨，公開發表‘反共啟事’，宣誓‘堅決反共’”時，激怒了劉少奇。
他大聲抗議，“此事是中央批準的，不是我個人決定的。”
這裏我們不妨談一下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
1935年11日，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當時北方局的負責幹部有柯慶施、林楓等人。由於日本侵略者已侵占華北，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普遍高漲，許多工作要黨的幹部去做。然而，幹部缺乏，工作無法開展。
在這種情況下，柯慶施向劉少奇建議，讓尚關押在監獄裏的那些黨員，履行監獄規定的手續出獄。劉少奇接受了這個建議，做出決定並轉告中央。當時擔任總負責的張聞天代表黨中央批準了這個決定。
從1936年8月31日至1937年3月，獄內黨員分九批在《華北日報》、《益世報》上連登監獄擬好的“反共啟事”兩三天，出了反省院。出獄後，他們立即與黨組織接上了關係，並及時安排了工作，這些人共六十一人。
對這件事，黨中央領導人一直都很清楚。黨的七大時，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對其中12名代表和2名候補代表均作了“本人不能負責”的結論，認為符合代表資格。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不久，康生第一個把所謂的“六十一叛徒集團案”提了出來。他還責令“彭真專案小組”辦公室對這件事進行調查，並夥同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員陳伯達、江青、關鋒、戚本禹和謝富治等人到處支持某些學校的紅衛兵，揪鬥這批黨員，把六十一人的問題透露到社會上來。
周恩來認為，這樣做違背了黨的基本原則，一再申明，所謂“六十一叛徒”問題中央是清楚的。但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挑動紅衛兵追究“六十一人叛徒案”。其目的就是欲置劉少奇於死地。
第二天，劉少奇就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個為什麽”向造反派交出了一篇“答辯”材料，以澄清事實真相。
當抄成大字報的劉少奇“答辯”在中南海貼出後，許多人爭相閱讀。然而，沒過幾個小時，劉少奇的大字報就被撕成了碎片。同時，傳出上麵所謂的“指示”：“今後不要在搞麵對麵的鬥爭。”
對劉少奇的批鬥越來越頻繁，隻要劉少奇一開口，就有人用語錄本敲他的嘴和臉，聲稱“不準放毒！”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正當對劉少奇的鬥爭在升級時，又發生了一件事：
1967年4月10日，經過精心策劃並獲得中央文革小組的全力支持，由清華大學紅衛兵主持的號稱30萬人批鬥王光美的大會在清華園召開。
此時的劉少奇，看到妻子受到非人的折磨，隻能歎氣，無能為力。
他實質上過著半幽禁的生活，每天除了看看報紙，在中南海大院裏看看琳琅滿目的大字報外，他的活動天地就是自己“福祿居”的住宅。他所能見到的人，就是住一起的親屬、工作人員和不時闖進他家的造反派。
國家主席是“活靶子”
到了1967年8月5日，也就是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張貼一周年。為了紀念毛澤東的大字報，《人民日報》登載了大字報的全文，並發表了《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社論。還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了300萬人的誓師大會。
與這些活動相呼應，中南海裏，在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家中，也同時召開了“批鬥劉、鄧、陶大會”。江青還特意安排了一些人搞照相、錄音、拍電影，說是準備在全國放映。
那天，烈日炎炎，驕陽似火。劉少奇和王光美被幾個彪形大漢架上批鬥台，強迫他倆低頭彎腰、雙臂後伸，美其名曰：“坐噴氣式飛機”。
在兩個多小時的批鬥會上，劉少奇的辯解被響亮的口號聲打斷，造反派用語錄本不斷地拍打他倆的頭和臉。會議結束時，又被押到會場一角，逼迫他倆向兩幅畫上的紅衛兵鞠躬。
當劉少奇被押回辦公室時，他已是鼻青臉腫、腿被打傷，鞋被踩掉，隻穿著襪子，雙腳一跛一跛地走路。劉少奇怒火中燒，氣得牙咬得咯咯作響。他立即叫機要秘書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拿來，大聲抗議。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尊嚴。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麽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力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是要受到法律的嚴厲製裁的。”
8月7日，度日如年的劉少奇寫信給毛澤東，書麵辭去國家主席等職務，並寫道：“我已失去自由。”
到了8月中旬，《紅旗》雜誌，《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把“黨內最大的走資派”說成是與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張國燾一脈相承的“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指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就是這條反動路線最集中的代表”。8月16日，《人民日報》公布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紅旗》雜誌於1967年第十三期為此發表了《從彭德懷的失敗到中國赫魯曉夫的破產》的社論，把劉少奇和彭德懷聯係在一起，“共同反對毛澤東的革命路線”。
9月7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廣播了姚文元批判陶鑄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8日，《人民日報》又以三個版麵，刊登了這篇文章。中央文革小組把這篇文章作為“重型炮彈”發出來了，全國各地組織學習、討論、座談，並舉行盛大的遊行集會。
於是，全國範圍內批判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聲調越來越高，劉少奇徹底地沉默了……劉少奇被關押了，就在辦公的地方。靈魂、肉體的折磨，使他麵色蒼白，默默無語。他總是佝僂著身體，扶著窗台，拖著還未痊愈的右腿，一步一步往前蹭。
有時他蹭到王光美喜愛去的地方，有時又蹭到孩子們的住所。然而，得到的卻是一片可怕的空寂。他不知道，從9月13日起，他的孩子們已被驅趕出中南海，妻子也被捕入獄了。
孤獨的魔影終日伴隨著他，很多時候，窗縫裏透露出一縷陽光，多少給他一點慰藉，他仰天長歎。
沒有幾天，就有人奉命搜查他的居室，並要他把皮帶解下來，說防止他“畏罪自殺”，他對此表示強烈抗議，然而來人根本不聽他這一套，強行把他按在地上，不由分說地抽走皮帶，他氣得渾身發抖。
除了針對他本人和家庭成員外，他們還把那些自認為與此有關的人員，直接或間接地關進監獄，這其中就包括劉少奇的廚師郝苗。他們采取逼、供的手段，把劉少奇定為“叛徒”、“特務”。
到了1968年，江青開始直接插手負責劉少奇專案組的工作，用她的話說，就是把劉少奇定為“一個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內奸、大叛徒、大特務”。其目的就是用劉少奇作活靶子，在九大上大顯神通，以撈取政治資本。
而此時的劉少奇，百病纏身，處於想死死不了，想活又活不下去的狀況。
夏日的一個晚上，劉少奇突然發高燒，由於沒有及時恰當的治療，轉成了肺炎，生命垂危。江青知道後，立即對工作人員說：
“現在快要開劉少奇的會了，不能讓他死，要讓他活著看到開除出黨，給九大留活靶子！”
醫護人員去搶救了，然而病情複雜，憑現有的條件，根本不行，醫生提出住院治療，卻被拒絕。
為了減少對病中劉少奇的精神刺激，醫生又提出去掉關押房間裏的各種大字報、大標語，也被拒絕了。
劉少奇的肺炎被治愈了，然而他的身體卻垮了。麵容憔悴，身體消瘦，頭發、胡子又長又髒，有時想下床活動都無力。沒有人幫他洗換衣服，沒有人扶他上廁所大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身上也長滿了褥瘡。
盡管劉少奇處於這種悲慘的狀況，監視人員仍不掉以輕心，日夜守在他的床邊，還說“為了防止他行凶或自殺，我們要進一步加強監護工作”。並用綁帶將劉少奇雙腿緊緊地綁在床上，不許鬆動。
1968年10月5日，從昏睡中蘇醒的劉少奇，先是雙眼熱淚滾滾，然後悲憤交加，失聲痛哭……
以後劉少奇的病情不斷惡化，植物神經紊亂、腦供血不足、腦軟化，已失去了吞咽食物的功能，隻能靠鼻飼維持生命。他的表情異常地痛苦，一會兒張開十指亂抓，一會兒又緊攥拳頭，一旦抓住什麽又死死不放……
在劉少奇生命之燈即將熄滅的時刻，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擴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召開了。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也出席了會議。
在會上，毛澤東就1966年8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文化大革命”問題，作了講話。會議認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個時期的一係列指示都是正確的。兩年來的“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在於“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下”，“終於摧毀了以劉少奇為代表妄圖篡黨、篡政、篡軍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奪回了被他們篡奪的那一部分權力”。
全會還批準了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關於劉少奇罪行的報告，“決定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
11月2日，中國各主要報紙均在頭版頭條，以套紅大標題登載了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全國各地廣播電台也反複播放著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生命奄奄一息的劉少奇也聽到了公報中對他的結論：
全會批準中央專案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這個報告以充分的證據查明：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
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劉少奇聽著聽著，他的腦子裏不時掠過自己一生走過的路。他覺得冤枉啊！他什麽話也不說，用無言表示最憤怒的抗議。
到了1969年10月，林彪以戰備疏散為名，把有礙他威信的“障礙”清除出去。10月18日，黃永勝等人向全軍發布了《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繼續通知疏散。
劉少奇就是“第一號令”的最早受害人之一。他是在號令正式發布的前一天接到通知的，這就發生了前麵提到的一幕。
曆史是公正的。那些迫害劉少奇的人終於受到了曆史的懲罰，在1980年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一屆五中全會上，黨和人民為劉少奇徹底平反昭雪。
決議中寫道：
全會決定撤銷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強加給劉少奇同誌的“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和把劉少奇“永遠開除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錯誤決定，撤銷原審查報告，恢複其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
當“靈車”開進火化場時，有人在那裏噴灑消毒藥水。
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旋的第一個回合，就是圍繞著工作組的鬥爭。
劉少奇吃了一記悶棍，怏怏地返回家裏。
天安門、中組部都貼出了一大批指責、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大字報。
作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在群眾中的威信一天天下降。
毛澤東談過話後，劉少奇的心情舒暢了許多。
神秘的烈性傳染病病人
這是一個令人心酸的日子。
1969年10月17日，他的病情加重，輸液日夜不停，鼻孔裏插著長期放置的鼻飼管，吸痰器不時伸進他的喉頭，吮吸著湧上來的痰液。用醫護人員的話來說，他“隨時都可能死亡”。
然而，催促他搬出中南海，立即離京的指令卻越逼越緊。
為了讓他明白，護士小姐用棉簽蘸上紫藥水在一張報紙上寫了幾個大字：“中央決定你轉移到另一個地方”。
經曆過風風雨雨洗禮的他，理解這轉移包含的內容。他把臉轉了過去，無言以對。
隨著頭部的轉動，護士小姐又把那張報紙拿到他眼前，他再次把臉扭過去。
無奈，原來的衛士長隻得俯在他耳邊，把寫在報紙上的字念了一遍。他雙眼緊閉，一言不發。此時，他心中一定非常清楚，等待他的將是什麽。
用不著他明確表態，便被轉移了。
患有糖尿病的他，由於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長期臥床，又沒有人為他清洗，身上又髒又臭。臨離北京時，看護人員索性把他的衣服剝去，包裹在一床粉紅色的緞麵被裏，被上蒙了一條白色床單。
晚7時，借著夜幕，他被放在擔架上，在專案組人員監護下，由護士和原衛士長陪同，放在飛機後艙，離開北京，運往河南開封。
晚9時許，載著他的飛機降落在開封機場。
他被抬下舷梯，由救護車送往原開封市人委大院的一座天井小院，小院四周是四座三層高的樓房，前後左右都不挨街道，電網密布，院外有重兵看守。他被安排在西樓一層南頭的裏間屋內。
10月的天氣，說變就變。孤身一人的他，先是身受風寒，由於沒有及時治療，又得了肺炎。到達開封時，體溫升到39度，嘔吐不止。當地的一位負責人卻說，“一切均好，病情無異常變化”。
在開封，醫護人員隻進行十分有限的治療。
11月5日，他再次高燒，經過搶救，兩天後體溫降到37.2度。
11月10日晚，他的體溫又驟然升高達39.7度，由於受檢查條件的限製，當時不能確認是肺炎，但仍按肺炎治療。不準送醫院。
11日深夜，病情突然惡化，張口喘氣，嘴唇青紫，瞳孔對光反射消失，體溫40.1度。12日清晨6時40分發出病危通知，5分鍾後，心髒從此停止了跳動。
兩個小時後，“搶救”人員才姍姍而來。
11月13日淩晨，原來的衛士長再次趕到他的身邊時，隻見他的遺體放在地下室的過道上，身上蓋著白床單，亂蓬蓬的頭發有一尺多長，嘴和鼻子都變形了，下頜一片淤血。
11月14日深夜12時，頭部和麵部全部用白布裹得嚴嚴實實的遺體，由六七個人抬上一輛“六・九”型吉普車。由於吉普車太小，兩隻腳還露在車廂外麵。
15日零點剛過，載著遺體的“靈車”，在淅淅瀝瀝的細雨中快速馳向火化場。
火化場得到通知，說是有一名“烈性傳染病人”要半夜火化。二十多個軍人把火化場全部戒嚴，隻留下兩個工人操作火化。
當“靈車”開進火化場時，有人在那裏噴灑消毒藥水。
他的火化單上填寫著：
姓名：劉衛黃
職業：無
死因：傳染病
年齡：七十一
性別：男
申請寄存人姓名：劉原
與亡人關係：父子
其實，他的名字不叫劉衛黃。他就是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號人物”，國家主席劉少奇。
還是讓我們回到1966年，那一個春天……
劉少奇被逐出政治舞台的由來
曆史有時幾乎是迷離混沌的。
1961年9月24日，英國著名的元帥蒙哥馬利問毛澤東：“主席現在是否已經證明，你的繼承人是誰？”毛澤東說：“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毛澤東坦誠告訴世人，劉少奇是他的接班人。
但事有蹊蹺，短短五年，毛澤東卻改變自己的初衷。從政治上徹底打倒了自己經過長期考察而親自選定的接班人，這真讓人困惑，納悶，這到底是為了什麽？
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是湖南人，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安源煤礦、漫漫長征路、延河之濱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盡管他們在性格上大相徑庭，但他們還是作為親密戰友並肩戰鬥了40餘年。
1935年，在決定中國命運的遵義會上，正是由於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支持，才使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得以確定，從而使中國革命轉危為安。
在1938年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當劉少奇和王明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發生分歧時，毛澤東明確地表示了對劉少奇的支持。由於毛澤東的支持，劉少奇作為城市工作的正確代表和敵占區華北組織的領導人這一地位才得以肯定和鞏固。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戰友情誼與日俱增，他們相互支持也越來越多。
1944年，劉少奇向在淮河以北地區地下工作的同誌作報告時說：隻有毛澤東思想才能鼓舞我們從勝利走向勝利……
1945年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不久，毛澤東在一篇文章中稱讚了劉少奇，說他：在白區工作中的策略思想是一個典範。
實際上，早在1942年2月延安整風開始時，劉少奇就奉命由蘇北調往延安，出任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協助毛澤東領導整風運動。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了一項《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劉少奇就任中共中央五項要職：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組織委員會書記、中央研究局局長、主管華中局的全麵工作。他的名字已經緊跟在毛澤東之後了。
1945年6月，黨的七屆一中全會選舉劉少奇為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同年8月，中共中央又決定，在毛澤東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期間，由劉少奇代行主席職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劉少奇又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在1956年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為黨中央副主席；由於毛澤東的堅持和推薦，在1959年舉行的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他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65年1月舉行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他再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正是由於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深厚友誼，加上劉少奇的天賦和傑出的組織才能，才使得毛澤東在考慮接班人，自然而然地選擇了劉少奇。
那麽，究竟是什麽使得毛澤東改變初衷，親手廢黜了自己選定的接班人呢？
實際上，在1962年到1965年期間，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已經發生了意見分歧。
首先是對“三麵紅旗”持何種態度。1958年毛澤東發動震驚中外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全國人民都以巨大的熱情積極響應，從上到下，從城市到農村，煉鋼鐵、“放衛星”，似乎一夜間就進入了共產主義。
然而，問題很快暴露出來，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給人民生活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身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在“大躍進”的初期也是擁護“三麵紅旗”的，他曾代表中共中央在1958年黨的八大的第二次會議上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在同年8月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他也舉手讚成大辦人民公社及大煉鋼鐵；他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也認為彭德懷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並且參加了對彭德懷的批判。
1961年5月，劉少奇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家鄉湖南。在這裏，他沒有看到“稻菽千重浪”的喜人景象，而是哀鴻遍野，餓死的人隨處可見的“荒涼景象”。
回到北京後，他在1962年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闡明了自己的觀點，全國有一部分地區可以說缺點和錯誤是主要的，成績不是主要的，造成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主要責任在中央……
劉少奇的這些觀點是毛澤東不能容忍的，雖然，他已對“大躍進”的錯誤有所認識，認為成績和失誤是七個指頭和三個指頭的關係。然而，麵對劉少奇的觀點，尤其是在7000人大會這樣的公開場合……於是，毛劉之間的意見分歧開始了。
他們之間的另一個分歧是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問題。
1964年12月，在討論製定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二十三條》時，劉少奇不同意把農村的矛盾看成是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更不同意“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提法。他認為，農村矛盾是各種矛盾交織在一起，主要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
為此，毛澤東非常不滿。他聯想到這次會議剛開始時的情景。當時，負責會議的領導以為是一般工作會議，出於好意說：“主席，你身體不好，可以不參加了。”
第二天，毛澤東在會議上說：“有兩本書，一個叫黨章，一個叫憲法，我有參加會議和發言的權力。可是，一個人不叫我開會，一個人不聽我講話……”
這純屬巧合的事情，更加深了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誤解。
他們之間的第三個分歧是關於“意識形態領域”的問題。
毛澤東認為劉少奇1962年是右傾，1964年又形“左”實右，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的走資派。
劉少奇則說：1962年的調整是必要的，講整黨內走資派打擊麵過大，應該提“分子”，不宜提“派”。
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旋的第一個回合，就是圍繞著工作組的鬥爭。“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劉少奇並沒有明白毛澤東發動這場運動的動機，他從好的方麵理解這場運動。他竭力把這場運動置於黨的領導之下，限製在一定的範圍。
顯然，他的做法不符合毛澤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奇想。
毛澤東對群眾運動遲遲不能開展起來，頗感不滿。為此，他於1966年6月1日親自簽發了“馬列主義大字報”。
繼北京大學踢開黨委鬧革命後，全國高校一片混亂。劉少奇、鄧小平麵對如此混亂局勢，舉棋不定，匆忙趕到杭州，請正在杭州的毛澤東回京主持工作。毛澤東仍然委托劉少奇、鄧小平根據情況處理問題。
劉、鄧接到主席指示後，不敢怠慢，如同救火一般，決定派工作組進駐高校，以維持局麵。然而到6月下旬，工作組“反幹擾”運動，逐漸進入了高潮。據不完全統計，在20多天的時間裏，北京有二十多所高校上萬名學生被打成“右派”，有數千名教師被打成“反革命”。
以康生、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作為毛澤東的“耳目”和“喉舌”，把上述情況頻頻傳遞給他。毛澤東大為惱火，不斷給中央文革小組打氣。
他在給妻子兼文革第一副組長的江青的信中說：“我在20世紀60年代就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事物總是走向反麵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粉身碎骨的。這有什麽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全世界有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都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都被他們搞得粉碎，何況我們呢？”
為此，毛澤東於7月18日突然從外地回到北京。
劉少奇聞訊立即前往豐澤園，打算匯報前一段時間的工作。到了豐澤園門前，見院子裏停著好幾輛轎車，屋裏燈火通明，笑聲不斷，顯然，毛澤東正在接待客人。
劉少奇告訴工作人員，說要見毛主席，然而工作人員卻說，主席剛剛回到北京，很疲勞，已經休息了。
劉少奇吃了一記悶棍，怏怏地返回家裏。
應該說，劉少奇生性淡泊，處世謹慎，一直是盡量揣摸毛澤東的意圖，按傳統的方式在北京主持工作，可如今……
第二天，毛澤東在會見劉少奇時，果然毫不客氣地批評了他，說派工作組是錯誤。還十分認真嚴肅地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很多學校都關起了門。要趕快扭轉，把一切條條框框打個稀巴爛。
對於毛澤東尖刻的批評，劉少奇未及防備，猶如當頭一棒，卻又摸不清頭腦。他想，以往不是經常派工作組的嗎？土地改革時有工作組，“四清”運動時又有工作組。這次，雖然主席說過，“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工作組“可以不派嗎，亂就亂它一陣”。但是，麵對當時的情況，不派又能行嗎？！
毛澤東既然說工作組犯了方向性錯誤，劉少奇便希望竭盡全力挽回局麵。他立即下令工作組刹住“反幹擾”，趕快轉入鬥“黑幫”。
這一切，也不能使毛澤東滿意。
毛澤東又指出：要重新改變派工作組的方法。工作組起了阻礙運動的作用。工作組阻礙革命，勢必變成反革命。
劉少奇仍沒能理解毛澤東指示的全部含義，還想在工作組問題上保留意見。為此，他匯聚了在京的中央負責人對工作組問題的看法，並做出了如下幾種結論：一種是同左派一起鬥牛鬼蛇神；另一種是脫離群眾，當官做老爺；還有一種就是更加脫離群眾。大部分工作組還是好的，因此，對工作組不能采取消極撤換。
對此毛澤東誤解為劉少奇與他對著幹，決定利用中央文革小組進一步與之針鋒相對。中央文革小組選擇了北京大學這個著名的學府為基地。7月22日、23日，文革組組長陳伯達，第一副組長江青以“調查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為名，兩次去北京大學進行活動。
江青對因反對工作組而受到打擊的人大聲疾呼：“我們都站在你們革命派這邊。”“誰不革命，誰就走開……”
之後，他們以中央文革小組名義寫信給中央，全力抨擊工作組。
24日，毛澤東當著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員和文革小組負責人的麵說：“中央好多部，沒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表示了對中央文革成立以來所做工作的肯定。
同時，毛澤東對工作組問題也表態了，說：“起破壞作用，阻礙運動”，應當“統統驅逐之”。
有了毛澤東的支持，中央文革小組更加活躍了。
陳伯達、康生、江青與中央文革小組其他成員一起，幾次到北京大學，召開萬人辯論大會。康生在會上強調：“毛主席一個工作組也沒派。”
陳伯達則說：“我們要求撤銷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這是個阻礙同學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障礙物……”江青也在會上作了發言。
反工作組的情緒幾乎占據了所有的空間，群情激奮，難以形容。
劉少奇則通過妻子王光美所選擇的清華大學，與中央文革小組進行據理力爭。但北京反工作組的浪潮勢不可擋，一切都隻能是徒勞。到了這種情況下，劉少奇仍認為派工作組是形勢所迫，大勢所趨，並沒有錯。
中央文革小組為了爭取反工作組的最後勝利，活動更加頻繁了。
7月27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帶領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到北京師範大學召開批判工作組大會，提出“甩掉保姆，踢開絆腳石，自己解放自己，徹底革命”。江青還在海澱區召開的中小學學生代表大會上，當場宣布罷掉海澱區中學工作隊隊長的官。
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咄咄逼迫下，28日，北京市委做出關於撤銷大中學校工作組的決定。次日，毛澤東又委派周恩來親自過問清華大學的“文化大革命”情況。
7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北京市大專院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會上，宣讀了關於北京市委撤銷工作組的《決定》。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被迫在工作組問題上作了檢查。
周恩來還在會上傳達了毛澤東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務：一鬥，二批，三改。麵對檢查，劉少奇百思不得其解，終於他在會上吐露了自己的心聲：“怎樣進行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知道，不大清楚。你們問我們，怎樣革命，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誌，工作組成員，也不曉得……以致有時沒錯誤，人家也說你錯了，是不是？那時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
劉少奇第一次公開了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
當會議快結束時，毛澤東又親自來到會場，親切接見了與會代表。那經久不息的掌聲，震耳欲聾的“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使大會氣氛驟然生輝。當毛澤東邁著大步，傾聽著《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渾歌聲，率先離開會場時，劉少奇的心境和毛澤東的心境已是天壤之別。
一炮打中“司令部”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
毛澤東、劉少奇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首都高等院校部分代表列席了會議。會議期間，毛澤東和劉少奇為各自的觀點和行動進行了辯解。
劉少奇為證明自己的正確，選擇了北京建築工程學院蹲點。這個學院是在北京市高等院校中最早形成兩個組織對立局麵的學校，情況複雜，問題多如牛毛。
此間，劉少奇就派工作組問題和學生運動問題。同學生進行了耐心細致的談話，談話精神基本上跟前一段時間對這些問題的看法相似。劉少奇還試圖按照“文化大革命”開始時，製定的“中央八條”精神，用“試驗開小會來解決矛盾”。
然而，由於整個形勢的影響，劉少奇所做的一切，竟是那樣蒼白無力，缺乏氣勢。
8月4日，文革的兩位“大腕”，康生、江青出席了北京大學舉行的批判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大會，並影射劉少奇。同時，另一位文革“大將”陳伯達到清華大學，參加批判以王光美為首的工作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會上為“紅衛兵造反司令”蒯大富公開平了反。
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8月7日，毛澤東突然向大會發下了他的大字報，稱讚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寫得何等好呀，指責工作組50多天時間裏，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誌氣，滅無產階級威風，又何其毒也！
字字句句，如同重磅炸彈，會議氣氛一下凝固了似的。
出於對毛澤東的尊重和黨的利益，劉少奇承擔了全部責任。毛澤東在劉少奇做自我批評的時候插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政得很好！”
劉少奇變得孤立了。
在借用群眾力量的基礎上，8月8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著名的《十六條》。
就在通過《十六條》的這一天，林彪、康生等看到整劉的時機已到，趁機對毛澤東的大字報進行了淋漓盡致的發揮。
林彪就有表演：
他在接見中央文革成員時作了長篇談話。他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毛主席。運動開始蓬蓬勃勃，轟轟烈烈，中間潑冷水，潑下去了。毛主席把危局扭轉過來了，不然文化大革命就會夭折、中斷，現在重整旗鼓再進攻。”
對毛澤東褒揚之後，林彪號召“要在運動中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打倒，使他們威風掃地，要弄得天翻地覆，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攪大鬧，這樣就使得資產階級睡不著覺，無產階級也睡不著覺。”
林彪把運動當成了一把雙刃劍，而他自己則手握劍柄。
通過《十六條》的第二天，全國從上到下的各種報紙，均在頭版頭條以套紅大字標題全文刊登了《十六條》。
在新聞媒體和各種宣傳工具的鼓動下，人們的瘋狂到了極點，歡呼聲、口號聲交織在一起。人們潮水般湧向了各省市委機關所在地。北京更是熱鬧非凡，群眾隊伍川流不息地到設在中南海西門附近的中共中央接待站慶賀。
鑼鼓聲，“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徹雲霄。激情的場麵顯示出了群眾對毛澤東的敬仰。居住在北京的外國人大感驚訝。
8月10日晚7時15分，毛澤東獨自來到中共中央接待站，接見前來慶賀的群眾。人們的情緒又一次沸騰了，難怪有人說，用鼎沸這個詞也難以形容。
第二天，中共中央第一大報《人民日報》用套紅標題和激動人心的言詞報道了毛澤東會見群眾的場麵。以此表明，毛澤東的地位是任何人都動搖不了的。
8月20日，中共中央第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
《公報》中說：“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在此後的中央領導人露麵的報道中，劉少奇的名字不再是排在毛澤東之後，而是排到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之後，位居第八位。顯然，劉少奇的地位日漸削弱了。
交談十多分鍾，感到莫大欣慰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後，對劉少奇的批判迅速升溫。
8月22日，清華園內出現了《劉少奇七月二十九日講話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大字報，公開向劉少奇挑戰了。
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的社論，再一次批駁了利用“反我即反黨”，把群眾打成“反黨”、“反黨中央”的“反革命分子”的做法，使當時被工作組稱之為少數派的人，心情振奮，紛紛成立了自己的組織，與工作組相抗衡。
試以北京地質學院為例。
北京地質學院有個叫“東方紅”的組織，是反對工作組的。為了刁難派進的工作組組長，他們拉出了千餘人的隊伍，步行到地質部，要求工作組長作檢查，當地質部的領導拒絕他們的要求時，他們便P股往地上一坐，舉行了靜坐絕食示威。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地質部領導無奈，隻好答應他們提出的要求。
有了地質學院“東方紅”的“先進事例”，清華大學學生在中央文革的暗中支持下，於8月24日，又一次拋出了一批矛頭指向劉少奇、王光美的大字報。
麵對這一切，劉少奇處於一種有分寸的退卻狀態。
在造成了一定聲勢的形勢下，10月9日，毛澤東將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召集在一起，親自主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會議原定開三天，後又一延再延，至10月28日才結束，前前後後共計二十天。
會上，毛澤東的講話，10月12日在小組會上的發言，10月16日陳伯達在大會上的講話，以及由於毛澤東威信而漸漸形成的會議氣氛，迫使劉少奇、鄧小平在10月23日作了自我檢查。
鄧小平在自我檢查中，直言不諱地指出：“在十一中全會中，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劉少奇和我的。”會場嘩然。
到了10月25日，林彪開始發言了，他指明了“劉少奇、鄧小平，他們搞了另一條路線，同毛主席路線相反”。“劉、鄧路線，就是毛主席大字報說的，‘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路線。”
發動“文化大革命”進行兩條路線鬥爭的目標，被中央工作會議上林彪的講話明確了。不久，《紅旗》雜誌發表了《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的社論，宣布“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宣告破產”。這實際上是有意地向人們披露中央工作會議的主要精神。
中央文革小組也趁機加緊了對劉少奇的攻擊。他們不斷利用手中的宣傳工具，暗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鋒芒所指，以探求群眾可能發生的反應。另一方麵，又把劉少奇、鄧小平的問題傳遞給自己的信徒。
11月2日，天安門、中組部都貼出了一大批指責、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大字報。
“打倒劉少奇、鄧小平”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目標，向全世界公開了。
11月3日，毛澤東第6次接見紅衛兵時，在新聞媒體的報道中，惟獨不提到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名字。報紙上登載的照片，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五人，也沒有劉少奇和鄧小平。他們的領導地位成了虛設。
然而，令劉少奇想不到的是，在這次接見活動中，毛澤東特地走到他的身邊，像什麽事也沒發生似的，同他交談了十多分鍾……
對此，劉少奇覺得是莫大的安慰。
打倒劉少奇的鬥爭仍在繼續。具體部署鬥爭計劃的仍是中央文革。
12月18日，張春橋把“造反司令”蒯大富請到中南海。張春橋說：“從全國來講，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相當猖獗，現在還是要深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不投降。”
“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痛打落水狗，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
蒯大富心領神會，當即表示：“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不打倒劉少奇，誓不罷休。”回校後，他立即籌備。
一場大規模的行動開始了。
12月25日，天刮著刺骨的寒風，整個北京城籠罩在一種灰蒙之中。郵電大樓的指針剛敲過八下，清華大學的五千餘名師生員工，就開始出發了。
他們從清華園起步，一路上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吸引了數以萬計的群眾。最後他們來到天安門廣場，召開了“徹底批判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
會上，他們對王光美進行了無情批判，最後聲明，強烈要求王光美回到清華作檢查。然後，示威遊行隊伍兵分五路，由廣播在前麵開道，分別到王府井、西單、北京站、菜市口等繁華地段演講，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
很快，“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劉少奇必須向全國人民低頭認罪！”“和劉、鄧宣戰到底！”等大標語布滿了北京的大街小巷。有的標語甚至也貼到了天安門城樓上。
這樣，“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計劃的實施向前擴展了一大步，許多不明真相的群眾也受到了無形的影響。
作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在群眾中的威信一天天下降。到1966年結束之際，在全國範圍內，已不容許人們起來公開抵製或反對“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瘋狂行動了。
為了詆毀劉少奇、鄧小平在群眾中的影響，中央文革又下達了新的命令。1967年1月10日，北京新華書店和運輸公司聯合行動，在天安門廣場火燒所存的劉少奇、鄧小平畫像，並向全國新華書店發出通告，各地紛紛響應。
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活動在全國愈演愈烈……
盡管“打倒劉少奇”的呼聲震耳欲聾，但劉少奇仍然是國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們並不敢對他直接下手。而他的妻子和兒女們卻在各種不同的場合被迫作檢查，挨批鬥。
“智擒王光美”就是其中一例。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1月6日傍晚，情緒低落的劉少奇和王光美接到電話，說是女兒平平在放學回家的路上，被汽車壓斷了腿，需要截肢，請家長趕快到人民醫院急診室簽字。
作為父親，劉少奇本能的反應是，不管現在境況如何，必須馬上到醫院。
作為女人，王光美卻猶豫了。因為周恩來曾告誡他們，不要隨便離開中南海。
妻子吞吞吐吐，劉少奇生氣了。他不假思索地說：“你不去，我去！”
妻子拗不過丈夫，倆人立即驅車前往醫院，到了醫院，沒有看見受傷的女兒，卻看到了被當作人質扣留在醫院的兒子和另一個女兒。
他們驚呆了。
原來，這是在江青慫恿下，清華大學的學生們設下的一個圈套，目的就是把王光美誘出中南海。
當學生們意外地看見陪同王光美前來的劉少奇時，他們驚愕得有點不知所措了。因為劉少奇畢竟還是國家主席啊！
正當雙方劍拔弩張的瞬間，劉少奇的兒子對母親說：“他們這樣做，是為了抓你。”王光美當時就被帶到清華園批鬥。並違心地寫下了四點保證，後被周恩來知道後，親自幹預，王光美於第二天淩晨才回到了中南海福祿居的家中。
第二天，北京各家紅衛兵小報都以醒目的標題刊登了“智擒王光美”的經過。
事隔一周，也就是1月13日，毛澤東也知道了這件事。於是，他讓秘書乘一輛華沙牌轎車，於深夜接劉少奇來人民大會堂談話。
毛澤東態度和藹，似乎兩人之間根本就沒有發生過什麽不愉快的事。握了握手，毛澤東第一句話就是“平平的腿好了嗎？”
劉少奇無言地點了點頭。
接下來，劉少奇向毛澤東表示，自己在工作中犯了錯誤，這次路線錯誤的主要責任由他自己承擔。
他還鄭重其事地提出辭去國家主席、中共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願意攜妻子兒女去延安和湖南老家種地，做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聽了劉少奇一席話，毛澤東從口袋裏掏出一支中華煙，用火柴點著，不停地吸，沉默無語。
沉思良久，他望了望與自己合作幾十年的老友，沒有從正麵回答劉少奇的辭呈，也沒有提劉少奇“犯錯誤”的問題，隻是建議他多讀點書，“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臨別時，又親自把他送到大門口。
毛澤東談過話後，劉少奇的心情舒暢了許多。他想，按照毛澤東曆來提倡的“批判從嚴，處理從寬”的原則，自己或許有“希望”了。
然而，他又想錯了。
就在毛澤東同他談話後的第四天一早，中南海某電話局的造反派來了。他們直衝劉少奇的辦公室，說要撤走專用電話。
麵對眼前的情況，劉少奇據理力爭，說：“這是政治局的電話，沒有毛主席，周恩來的親自批示，你們不能撤，也無權撤！”
造反派根本不聽劉少奇的話，第二天，不由分說地把劉少奇的電話線扯斷了。從此，劉少奇與外界的聯係中斷了。
與此同時，中南海的造反派又衝進了劉少奇居住的福祿居，大吵大鬧，到處貼大字報、大標語。更有氣焰囂張者，讓劉少奇、王光美站在一張缺腿桌上，任他們批鬥。
對於這一切，劉少奇的回答是：“我從來沒有反對過毛澤東思想，隻是有時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我從來沒有反對過毛主席，隻是在工作上有過意見分歧。”
經過2月中旬到3月下旬的“攻擊”，造反派們在各家的紅衛兵小報上，列出了《劉少奇十大罪狀》，《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出訪中的醜惡嘴臉》等駭人聽聞的標題。在這些標題下，幾乎陳述的都是同一種的陳詞濫調，劉少奇精神上受到了巨大折磨。
到了3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對劉少奇的批判又進一步擴大化了。
在這次會上，林彪、江青對劉少奇幾十年來推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作了聲色俱厲的係統批判。
毛澤東對劉少奇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也作了係統批判。他指出：
劉少奇這本書是欺人之談。是唯心論，反馬列主義的。不講現實的階級鬥爭，不講奪取政權的鬥爭，隻講個人修養，蔣介石也可以接受。什麽個人修養，每個人都是階級的人，沒有孤立的人，他講的孔孟之道，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都可以接受。
毛澤東的話一出，社會上立即出現了批判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浪潮，並將它稱為“黑《修養》”。
有關“叛徒”問題，最初來源於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一文。
1967年3月張春橋等人在電影《清宮秘史》評價問題上對劉少奇進行造謠誣蔑，劉少奇認為這是有意中傷誹謗自己，他要澄清事實。他記起了兩個多月前毛澤東與他相會時對他的安慰，於是，在1967年3月28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事實真相。
誰知這封寫給毛澤東的申訴，猶如泥牛入海，沒有一點消息。
到了4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了署名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第二天，《紅旗》雜誌大量發行，影片《清宮秘史》也開始在全國各地相當大的範圍放映。主要是“供批判用”。
戚本禹的文章引述了毛澤東對《清宮秘史》影片的批判，“有人說《清宮秘史》是一部愛國主義影片，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
戚本禹的文章在結束之前，以“八個為什麽”定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八大罪狀”，並做出了“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這個結論。
這篇文章就成了造反派迫害劉少奇，大作文章、大加發揮的事實根據了。
就在戚本禹文章發表的當天，劉少奇也看到了轉載文章。他把報紙狠狠往地上一摔，氣憤地說：“這篇文章有許多假話，我什麽時候說過那個電影是愛國主義的？什麽時候說過當‘紅色買辦’的？不符合事實，是栽贓……”
然而，已形同“階下囚”的劉少奇，作再多的解釋、辯論也無濟於事。
4月6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又喊著口號闖進他的辦公室，命令他自己做飯，打掃衛生，洗衣服，改變工作時間等。
造反派還嗬斥劉少奇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個問題。當問到“為什麽你要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大肆宣揚活命哲學、投降哲學、叛徒哲學，指使別人自首變節、要他們投降國民黨，叛變共產黨，公開發表‘反共啟事’，宣誓‘堅決反共’”時，激怒了劉少奇。
他大聲抗議，“此事是中央批準的，不是我個人決定的。”
這裏我們不妨談一下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
1935年11日，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當時北方局的負責幹部有柯慶施、林楓等人。由於日本侵略者已侵占華北，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普遍高漲，許多工作要黨的幹部去做。然而，幹部缺乏，工作無法開展。
在這種情況下，柯慶施向劉少奇建議，讓尚關押在監獄裏的那些黨員，履行監獄規定的手續出獄。劉少奇接受了這個建議，做出決定並轉告中央。當時擔任總負責的張聞天代表黨中央批準了這個決定。
從1936年8月31日至1937年3月，獄內黨員分九批在《華北日報》、《益世報》上連登監獄擬好的“反共啟事”兩三天，出了反省院。出獄後，他們立即與黨組織接上了關係，並及時安排了工作，這些人共六十一人。
對這件事，黨中央領導人一直都很清楚。黨的七大時，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對其中12名代表和2名候補代表均作了“本人不能負責”的結論，認為符合代表資格。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不久，康生第一個把所謂的“六十一叛徒集團案”提了出來。他還責令“彭真專案小組”辦公室對這件事進行調查，並夥同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員陳伯達、江青、關鋒、戚本禹和謝富治等人到處支持某些學校的紅衛兵，揪鬥這批黨員，把六十一人的問題透露到社會上來。
周恩來認為，這樣做違背了黨的基本原則，一再申明，所謂“六十一叛徒”問題中央是清楚的。但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挑動紅衛兵追究“六十一人叛徒案”。其目的就是欲置劉少奇於死地。
第二天，劉少奇就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個為什麽”向造反派交出了一篇“答辯”材料，以澄清事實真相。
當抄成大字報的劉少奇“答辯”在中南海貼出後，許多人爭相閱讀。然而，沒過幾個小時，劉少奇的大字報就被撕成了碎片。同時，傳出上麵所謂的“指示”：“今後不要在搞麵對麵的鬥爭。”
對劉少奇的批鬥越來越頻繁，隻要劉少奇一開口，就有人用語錄本敲他的嘴和臉，聲稱“不準放毒！”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正當對劉少奇的鬥爭在升級時，又發生了一件事：
1967年4月10日，經過精心策劃並獲得中央文革小組的全力支持，由清華大學紅衛兵主持的號稱30萬人批鬥王光美的大會在清華園召開。
此時的劉少奇，看到妻子受到非人的折磨，隻能歎氣，無能為力。
他實質上過著半幽禁的生活，每天除了看看報紙，在中南海大院裏看看琳琅滿目的大字報外，他的活動天地就是自己“福祿居”的住宅。他所能見到的人，就是住一起的親屬、工作人員和不時闖進他家的造反派。
國家主席是“活靶子”
到了1967年8月5日，也就是毛澤東《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張貼一周年。為了紀念毛澤東的大字報，《人民日報》登載了大字報的全文，並發表了《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社論。還在天安門廣場召開了300萬人的誓師大會。
與這些活動相呼應，中南海裏，在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家中，也同時召開了“批鬥劉、鄧、陶大會”。江青還特意安排了一些人搞照相、錄音、拍電影，說是準備在全國放映。
那天，烈日炎炎，驕陽似火。劉少奇和王光美被幾個彪形大漢架上批鬥台，強迫他倆低頭彎腰、雙臂後伸，美其名曰：“坐噴氣式飛機”。
在兩個多小時的批鬥會上，劉少奇的辯解被響亮的口號聲打斷，造反派用語錄本不斷地拍打他倆的頭和臉。會議結束時，又被押到會場一角，逼迫他倆向兩幅畫上的紅衛兵鞠躬。
當劉少奇被押回辦公室時，他已是鼻青臉腫、腿被打傷，鞋被踩掉，隻穿著襪子，雙腳一跛一跛地走路。劉少奇怒火中燒，氣得牙咬得咯咯作響。他立即叫機要秘書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拿來，大聲抗議。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你們怎樣對待我個人無關緊要，但我要捍衛國家主席尊嚴。你們這樣做，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我個人也是一個公民，為什麽不讓我講話？憲法保障每一個公民的人身權力不受侵犯，破壞憲法的是要受到法律的嚴厲製裁的。”
8月7日，度日如年的劉少奇寫信給毛澤東，書麵辭去國家主席等職務，並寫道：“我已失去自由。”
到了8月中旬，《紅旗》雜誌，《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把“黨內最大的走資派”說成是與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張國燾一脈相承的“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人物。指出，“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就是這條反動路線最集中的代表”。8月16日，《人民日報》公布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決議》。《紅旗》雜誌於1967年第十三期為此發表了《從彭德懷的失敗到中國赫魯曉夫的破產》的社論，把劉少奇和彭德懷聯係在一起，“共同反對毛澤東的革命路線”。
9月7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廣播了姚文元批判陶鑄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8日，《人民日報》又以三個版麵，刊登了這篇文章。中央文革小組把這篇文章作為“重型炮彈”發出來了，全國各地組織學習、討論、座談，並舉行盛大的遊行集會。
於是，全國範圍內批判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的聲調越來越高，劉少奇徹底地沉默了……劉少奇被關押了，就在辦公的地方。靈魂、肉體的折磨，使他麵色蒼白，默默無語。他總是佝僂著身體，扶著窗台，拖著還未痊愈的右腿，一步一步往前蹭。
有時他蹭到王光美喜愛去的地方，有時又蹭到孩子們的住所。然而，得到的卻是一片可怕的空寂。他不知道，從9月13日起，他的孩子們已被驅趕出中南海，妻子也被捕入獄了。
孤獨的魔影終日伴隨著他，很多時候，窗縫裏透露出一縷陽光，多少給他一點慰藉，他仰天長歎。
沒有幾天，就有人奉命搜查他的居室，並要他把皮帶解下來，說防止他“畏罪自殺”，他對此表示強烈抗議，然而來人根本不聽他這一套，強行把他按在地上，不由分說地抽走皮帶，他氣得渾身發抖。
除了針對他本人和家庭成員外，他們還把那些自認為與此有關的人員，直接或間接地關進監獄，這其中就包括劉少奇的廚師郝苗。他們采取逼、供的手段，把劉少奇定為“叛徒”、“特務”。
到了1968年，江青開始直接插手負責劉少奇專案組的工作，用她的話說，就是把劉少奇定為“一個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內奸、大叛徒、大特務”。其目的就是用劉少奇作活靶子，在九大上大顯神通，以撈取政治資本。
而此時的劉少奇，百病纏身，處於想死死不了，想活又活不下去的狀況。
夏日的一個晚上，劉少奇突然發高燒，由於沒有及時恰當的治療，轉成了肺炎，生命垂危。江青知道後，立即對工作人員說：
“現在快要開劉少奇的會了，不能讓他死，要讓他活著看到開除出黨，給九大留活靶子！”
醫護人員去搶救了，然而病情複雜，憑現有的條件，根本不行，醫生提出住院治療，卻被拒絕。
為了減少對病中劉少奇的精神刺激，醫生又提出去掉關押房間裏的各種大字報、大標語，也被拒絕了。
劉少奇的肺炎被治愈了，然而他的身體卻垮了。麵容憔悴，身體消瘦，頭發、胡子又長又髒，有時想下床活動都無力。沒有人幫他洗換衣服，沒有人扶他上廁所大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身上也長滿了褥瘡。
盡管劉少奇處於這種悲慘的狀況，監視人員仍不掉以輕心，日夜守在他的床邊，還說“為了防止他行凶或自殺，我們要進一步加強監護工作”。並用綁帶將劉少奇雙腿緊緊地綁在床上，不許鬆動。
1968年10月5日，從昏睡中蘇醒的劉少奇，先是雙眼熱淚滾滾，然後悲憤交加，失聲痛哭……
以後劉少奇的病情不斷惡化，植物神經紊亂、腦供血不足、腦軟化，已失去了吞咽食物的功能，隻能靠鼻飼維持生命。他的表情異常地痛苦，一會兒張開十指亂抓，一會兒又緊攥拳頭，一旦抓住什麽又死死不放……
在劉少奇生命之燈即將熄滅的時刻，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擴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召開了。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也出席了會議。
在會上，毛澤東就1966年8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文化大革命”問題，作了講話。會議認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各個時期的一係列指示都是正確的。兩年來的“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在於“在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下”，“終於摧毀了以劉少奇為代表妄圖篡黨、篡政、篡軍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奪回了被他們篡奪的那一部分權力”。
全會還批準了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關於劉少奇罪行的報告，“決定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
11月2日，中國各主要報紙均在頭版頭條，以套紅大標題登載了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全國各地廣播電台也反複播放著八屆十二中全會公報。生命奄奄一息的劉少奇也聽到了公報中對他的結論：
全會批準中央專案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這個報告以充分的證據查明：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
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
劉少奇聽著聽著，他的腦子裏不時掠過自己一生走過的路。他覺得冤枉啊！他什麽話也不說，用無言表示最憤怒的抗議。
到了1969年10月，林彪以戰備疏散為名，把有礙他威信的“障礙”清除出去。10月18日，黃永勝等人向全軍發布了《林副主席第一個號令》，繼續通知疏散。
劉少奇就是“第一號令”的最早受害人之一。他是在號令正式發布的前一天接到通知的，這就發生了前麵提到的一幕。
曆史是公正的。那些迫害劉少奇的人終於受到了曆史的懲罰，在1980年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一屆五中全會上，黨和人民為劉少奇徹底平反昭雪。
決議中寫道：
全會決定撤銷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強加給劉少奇同誌的“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和把劉少奇“永遠開除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錯誤決定，撤銷原審查報告，恢複其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