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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促進綏遠和平解放，開發水利踏遍山水
毛澤東在西柏坡首次會晤傅作義時，就曾對傅予以了高度評價：“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勞很大！”
傅作義的通電與毛澤東的複信，經新聞媒介傳播，跨過長江飛越天山，聲威遠揚。
在傅作義晚年病重期間，毛澤東還讓手術後不久的周恩來去看望他。
綏遠和平起義是人心所向，勢在必行了。
傅作義熱愛社會主義事業，對水利工作一片赤誠。
他打著雨傘，在雨中巡視抗洪大壩，對安定民心，鼓舞抗洪士氣，起了一定的作用。當他看到搶險措施已經落實，戰勝洪水大有希望，才放心地回到北京。
傅作義從不重用親屬，在他部隊裏工作的一個弟弟和侄子，多年都得不到提拔。
發表震驚全國的和平解放北平通電
北平和平解放後，傅作義認為自己在解放戰爭期間，對華北地區的戰爭負有罪責，理應受到人民的懲處。但黨中央、毛澤東非但不咎既往，反而分別多次在共產黨員和廣大人民群眾中為他做工作，以得到人們對他的諒解，而且還一直給予莫大的信任和親切的關懷。
還在1949年2月22日，毛澤東在西柏坡首次會晤傅作義時，就曾對傅予以了高度評價：“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勞很大！”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朱德在北平西苑機場檢閱人民解放軍，特地邀請傅作義和鄧寶珊參加了檢閱儀式。當看到受閱部隊威武雄壯，清一色的美式裝備，傅作義的內心感受頗深。數日後，在鬆柏常青的香山，傅作義、鄧寶珊等人又一次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和宴請。尤其令他感動的是，在3月下旬，中共中央釋放了在張家口、新保安、天津等戰役中被俘的全部人員，對他們一律予以寬大處理，並送回北平。
1949年4月1日，傅作義向全國發出北平和平解放的通電，通電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毛主席、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民主人士及國民黨中的愛國朋友們：
北平的和平工作，自1月22日開始，現已圓滿完成。地方未曾遭受破壞，人民的生命財產，沒有遭受損失，文物、古跡、工商、建築，也都得到保全。北平的和平解決，蒙全國各方所稱許，認為是實現全國和平的開端。現在當全國和平商談之際，在這個時候，我願把我的認識和意見，向全國各方說明。
兩年半的內戰，我個人內心和行動、主觀和客觀，是在極端矛盾中，痛苦的鬥爭著，北平和平的實現，就是由認識到行動，自我痛苦鬥爭的結果。現在回憶既往，我感覺我最大的錯誤，就是執行了反動的戡亂政策。我們在實行所謂戡亂的時候，每天說的雖是為人民，而事實上一切問題，卻是處處摧殘和壓迫人民。我們的部隊，在鄉村是給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權、豪門、貪官、汙吏保鏢。我們不僅保護了這些鄉村和城市的惡勢力，而且還不斷地在製造和助長這些惡勢力。種種錯誤的惡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糜爛；反映在經濟上，就是崩潰；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製和鎮壓青年學生的反抗；反映在社會上，就是勞苦大眾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貧困，上層剝削階級奢侈淫糜的享受，一天天的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國；反映在軍事上，就是由優勢變成劣勢。所有這些，都是因為違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後為人民所拋棄。中國共產黨為什麽成功呢？這是因為共產黨以工農大眾和全國人民的利益為基礎，在鄉村徹底解決了土地問題，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擁護；對城市工商業，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鏟除官僚資本，保護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共產黨的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已經得到全國各民主黨派和人民的擁護。新民主主義不但科學的解釋了革命的三民主義內容，而且正確的說明中國革命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新時代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經不是屬於舊的範疇，而是屬於新的範疇，必須有工農階級和代表工農階級的共產黨的領導，才能保證革命政策的徹底執行和革命任務的徹底完成。共產黨人既然對曆史有了正確的認識，又有為人民服務的艱苦奮鬥的精神，所以一天一天的得到成功。正確的政策是真正和平的前提，也是真正和平的保障。所謂戡亂政策，既然完全錯誤，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既然完全正確，我們就必須公開反對所謂戡亂政策，真誠的實現和平，不應該再猶豫、徘徊，違背人民的願望。北平的和平，就是遵從人民的意誌與願望，勇於自責、勇於負責的認識和行動，符合於正確的政策，符合於毛澤東先生所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這種和平是真正的和平。一切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都應該深切檢討，勇於認錯，以北平和平為開端，努力促使全國和平迅速實現。然後國家才能開始建設。今天，中國人民民主事業，是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全國各民主黨派、國民黨的進步人士和全國各民主階層，共同奮鬥。這已經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作義本此認識，今後願擁護中共毛主席的領導，實行新民主主義，和平建設新中國。
傅作義
1949年4月1日
次日，毛澤東欣然提筆給傅作義寫了複信：
傅作義將軍：
4月1日通電讀悉，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發動反革命內戰的政策，是完全錯誤的。數年來中國人民由於這種反革命內戰所遭受的浩大災難，這個政府必須負責。但是執行這個政策的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文武官員，隻要他們認清是非，幡然悔悟，出於真心實意，確有事實表現，因而有利於人民解放事業推進，有利於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者，不問何人，我們均表歡迎。北平問題的和平解決，貴將軍與有勞績。貴將軍複願於今後站在人民方麵，參加新民主主義的建設事業，我們認為這是很好的，這是應當歡迎的。
毛澤東
1949年4月2日
傅作義的通電與毛澤東的複信，經新聞媒介傳播，跨過長江飛越天山，聲威遠揚，對敵人營壘的分化瓦解，對湖南、雲南、綏遠、新疆等地的和平解放，乃至對全國的解放都有著極為重大的影響。
正是鑒於傅作義將軍的這一貢獻，195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授予他一級解放勳章。毛澤東親自給他授勳。在傅作義晚年病重期間，毛澤東還讓手術後不久的周恩來去看望他，在他臨終前再次感謝他為人民所做的貢獻。
（摘自《天安門見證錄》）
洞察時局求和平，綏遠槍聲亦無顧
1949年7月14日，傅作義給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寫了一份有關綏遠問題的報告，說明了綏遠當時的情況，以及他對一些問題的認識。主要內容是：
毛主席：
關於綏遠方麵最近進行工作情形，謹向主席作一簡要報告，並請主席再予支持，期能在最短期間徹底成為解放區、解放軍之一部。
6月14日，我派王克俊到綏工作，若幹特務分子曾以散發汙辱傳單及投放手榴彈等伎倆，企圖對王克俊等人加以威脅迫害。經董其武、王克俊一麵嚴加布置，一麵進行說服，於6月24日先召集高級行政人員舉行會議，宣布關於綏遠問題和平解決的各項協議。董其武認識堅定，決心走向人民方麵來。多數幹部也都了解主席成全他們的厚意，意見逐漸一致。7月8日，董其武分別向各部隊長宣布協議案，並進行說服工作。據王克俊電稱：“發覺閻錫山利用綏遠部隊與山西方麵的曆史關係，正極力從事破壞，以金錢及名位，拉攏分化，並收買綏遠部隊中個別軍官，企圖接替董其武之地位名義，挑起叛亂。一旦鐵路接軌通車，中共聯絡人員到達，人民券開始流通，反動派必認其武為叛變，斷絕補給，而人民政府因綏遠方麵尚未完全改變過來，自不便予以承認，亦無法予以接濟，再加以閻錫山挑撥分化，可能引起混亂衝突。故中共聯絡人員到達旗下營後，當將情況說明，請其暫返豐鎮。根據目前情勢，為打破閻之破壞陰謀，對個別被閻拉攏利用分子，必須予以控製或清除。然因其武與渠等，均係弟兄班子，不易掌握。如對個別軍官采取扣捕手段，其所屬部隊即認為係其武之一部分打擊另一部分，造成內部衝突。我公如能蒞綏，作短時期之親自安排，可能不至發生意外，即使處治一二人，亦未為不可。一切困難，均可解決，閻之挑撥分化亦因而失去作用。”我當即剴切電告董其武王克俊：
（一）閻錫山之陰謀破壞，雖在前一時期未能估計得到，目前應即盡力克服，徹底執行。讓中共聯絡人員折返豐鎮，尤為不當。希即一麵克服困難，一麵請中共人員來綏，協助進行。
（二）我經過半年來的學習，並從許多事實以及與中共人士接觸的實際體驗，深感已往因階級觀念不明確，往往為自己籠統含糊的概念所蒙蔽。如“為國家”、“為人民”。所謂“國家”，必須認明是反動階級抑或革命階級掌握此一國家機器。所謂“人民”，亦必須明白具體是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工農群眾、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否則，即在反動派欺騙之下，成為美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服務的工具。
（三）研讀毛主席七一《論人民民主專政》，使我的觀念更明確，認識更堅定。這篇論文，應仔細研讀。因為這篇論文，如此透辟的指示出國際趨勢和國家前途應該走，且必須走的最正確的發展方向。我們從這篇論文中，進一步地認識了帝國主義的猙獰麵目，進一步認識了反動派的可恥陰謀，也進一步認識了國際的和國內的人民民主力量的蓬勃發展和光明前途。
（四）曆史是依照一定的規律向前發展。反動的腐朽的必然滅亡，新生的發展的必然勝利。為新生的發展的階級服務，堅決消滅反動派，肅清殘餘腐朽的勢力，才是推動曆史的前進。
（五）美國帝國主義者推行反動的馬歇爾計劃……
（六）反動派把惟一的賭注放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上……中國反動派第3次世界大戰的幻想，必然要遭到破滅，他們的賭注也命定了是要輸的。充其量，不過是童男童女，替帝國主義殉葬。
（七）不要受反動派殘餘力量的引誘，認為反動派還有什麽希望；更不要為反動派的金錢拉攏所分化，隻看見極短的眼前一時現象。要知道反動派所代表的政策，是依靠帝國主義的賣國政策。反動派要爭奪的，是壓迫人民的個人權勢、個人利益。反動派所有的罪惡，在人民麵前已遭到完全的唾棄，他們惟一的前途就是死亡。反動派不可能有力量，因為他們的利害是和人民相反的，即使拚湊一些力量，最後也還是失敗。何況反動派內部互相矛盾，互相排擠。李白與蔣閻矛盾，胡宗南與二馬矛盾，陳誠與李白矛盾，並且二馬之間也有矛盾。胡宗南與二馬矛盾，李白之間，蔣閻之間，時時都在勾心鬥角，爭權奪勢。這樣一堆腐朽的殘餘，會有什麽前途。我敢斷言，他們惟一的前途就是在人民麵前死亡。
（八）蔣閻反動派殘民以逞、賣國求榮的陰謀，最近更加暴露了：他們自私自利，把垂死的希望，竟寄托在勾結美帝，勾結日本軍國主義，企圖引導日本強盜再來屠殺中國人民。他們聽從美國帝國主義的指使，封鎖海口，濫炸人民，不顧一切地倒行逆施。去年閻錫山曾告我說：必須利用日本的力量，才能阻止共軍前進，並且先組織日本軍人的華北空軍義勇隊，即可確保華北。這段話對我的刺激最大，也可說是加強北平和平解決的因素之一。試想：反動派如果再把日本強盜引進來，我們犧牲流血的抗日戰爭是為了什麽？綏遠部隊抗日最早，且曾未經取得蔣閻同意，自動襲擊百靈廟，成功之後把榮譽歸之政府，才得到蔣承認。凡此往事，你們都記憶猶新。眼前一切事實告訴我們：必須徹底堅決地站到人民方麵來，才能符合我們抗日的曆史，才能符合我們的生活和行動，也不辜負毛主席成全綏遠軍政幹部的厚意。
（九）我們的士兵幾乎全是農民，我們的幹部最大多數都是一身養數口，沒有積蓄，沒有財產，和無產階級的生活極為接近。隻是受環境的影響，存在著官僚資產階級的反動意識。隻要思想意識一經改變，即可忠實為人民服務，痛苦很小。過去，我們在反動派欺壓之下，走錯了路，現在應該覺悟過來，不再替反動派當工具。我半年來的親身體驗，深切感到中共各項政策的正確，處處以群眾利益為出發點，並虛心接受群眾的意見。黨內注重批評與自我批評，與黨外人士則以民主統一陣線密切團結。各地學者、專家、華僑都集中到北平來。人民對毛主席、朱總司令表現了至高的愛戴和信仰。人民解放軍的無比強大，不是憑空來的，正是人民全力支持的必然表現。我們應該堅決徹底地站到人民方麵來，在中共領導下，大刀闊斧地向反動派殘餘勢力進攻，為人民服務，為人民立功，自新自贖來補償過去的錯誤。
（十）綏遠有些幹部對北平的和平解決存在著一些不必要的誤解和疑懼。認為和平解決就是失業，就是流落顛沛，這是不對的。北平解放之後，各部隊的整編，中共曾提出，將我過去所訓練的部隊，編成一個軍或兩個軍亦可。我因中央部隊為數甚多，為表示我的人格，請求中共一律整編，沒有差別。如果你們認為部隊不應改編，那是錯誤的。試想這樣大的兵力，存在著嚴重的反動思想，如果不加改編那就不是革命，那就是給革命開玩笑，給革命挖陷阱。部隊改編之後，大多數軍事幹部，均參加學習，若幹願回原籍者，都開具證明，發給路費，均有適當安置。我知道你們是不會存在以上的誤解，但應將真實情形向幹部多作說明，工作自易進行。
（十一）綏遠軍政幹部，隻要你們思想改造的快，改造的好，走向革命大門，永遠是敞開的，為人民服務的機會，永遠有你們的份。毛主席由於北平的和平解決，特意成全綏遠的幹部，這是別人求之不得的，你們有此機會是無上幸運，能參加人民解放事業更是無上光榮。希即加緊努力，克服一切困難，迅速徹底地走到人民方麵來，準備配合其他解放軍，向甘寧青進軍，分擔解放大西北的光榮任務。將以上各點詳細向幹部多加說明，以此來說服幹部，進行工作。
前電發出後，據王克俊12日電稱：中共人員於11日業經抵達歸綏，正與董其武研究恢複交通各事。而閻錫山亦派祁定遠來綏，特務係統亦派張慶恩到包，企圖直接分化、破壞。因情況已至非仇即友的緊急階段，反動派必出以破壞手段，並可能有少數分子受閻利用，對董其武、王克俊等加以迫害，或生出其他變故。如免除問題拖延夜長夢多計，我的意見：綏遠問題必須迅速徹底解決，俾能在最近時期內成為解放區、解放軍之一部。把立場站過來，仍繼續加緊進行思想教育，至適當時機即可配合解放軍作戰，為人民立功。因目前情況急迫，請主席再予以特別之支持，軍事應如何？政治應如何？經費應如何？指派人員擬定一具體方案，付之實施，徹底執行，使綏遠部隊能有機會配合其他解放軍向寧青甘進擊，分擔解放大西北之光榮任務。
謹請裁示
傅作義謹啟
7月14日
傅作義接到王克俊請他親自去綏遠解決問題的電報後，立即把電報和他的書麵意見轉給毛澤東。
傅作義的原辦公室副主任劉庸笙奉命去綏遠，把傅作義給毛澤東的報告和其他抄件給王克俊看了。王克俊便著手安排傅作義去綏的準備工作，派馮梓、張惠源等借去大青山探礦為名，到歸綏、包頭之間的麥達召一帶勘察，布置傅作義一旦能夠赴綏的安全保衛工作。
華北人民政府聯絡處人員進入歸綏的日子日漸接近，擁護《協議》的廣大人民群眾和軍政幹部、地方人士，都懷著急切欣喜的心情，盼望這一天的盡快到來。與此同時，少數反動分子和特務們的破壞活動也非常囂張。
董其武調動了可靠的警衛部隊加強對聯絡處的保衛工作，把聯絡處安排在新城西落鳳街11號的一幢樓房裏。銀行工作組駐綏遠省銀行，鐵路工作組駐歸綏火車站。
7月初，聯絡處派何樹聲等少數人員，先去歸綏商談進駐事宜。不料，事先送的信件被劉萬春扣留，沒有送交董其武、王克俊。董其武鑒於情況複雜，反動分子活動猖獗，並得知何樹聲已由傅作義所派入綏工作人員蕭如芝陪同快到歸綏了，便派康保安為代表，在歸綏新城東門外迎候，向何樹聲說明了情況，告知準備工作還沒有做好，請求延緩進駐日期。康保安還陪同何樹聲等回旗下營，以免途中發生問題。
接著，王克俊和董其武磋商後，親自去旗下營，向聯絡處的人員介紹了歸綏城裏的情況，再一次確定聯絡處進入歸綏的日期。第一批為7月11日，聯絡處主任魯誌浩率少數人員先進駐歸綏；第二批為7月16日，由聯絡處處長潘紀文率大批人員進入歸綏。
7月16日，華北人民政府駐歸綏聯絡處共40人，先後在魯誌浩、潘紀文率領下進駐歸綏。它的成員有：李貴、何樹聲、曹文玉、於峰等。鐵路工作組組長是郎覺民，銀行工作組組長張光，秘書組組長是李文超，警衛組組長是張露。
潘紀文、魯誌浩等都是富有統戰工作經驗的老幹部，抗戰初期曾被中國共產黨派往傅作義部隊做政治工作。潘紀文任35軍政治部組織科長，魯誌浩任35軍211旅（後改編為新31師）政治部主任。他們和董其武以及董部軍政主要負責人員較熟。
聯絡處進駐歸綏後，董其武召集軍政人員和地方上的頭麵人物同潘紀文、魯誌浩一行見麵，並設宴表示歡迎。
之後，潘紀文、魯誌浩等便和董其武、王克俊等有關人員商談了通車、通商、通郵和金融、文化、宣傳等問題，決定雙方派人分組進一步協商，逐步開展工作。
潘紀文、魯誌浩等，還廣泛和綏遠軍政上層、各階層以及人民群眾聯係，宣傳《綏遠和平協議》精神和中共對綏遠的政策，鼓勵大家為和平解放綏遠做出貢獻。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也積極配合開展群眾工作。
歸綏城裏的廣大人民群眾，看到街上出現了穿灰色製服的共產黨幹部，說明綏遠解放指日可待，都奔走相告：“共產黨的幹部來了！”“解放的日子快到了！”
革命力量、進步力量日趨強大，綏遠和平解放已明朗化。與此同時，綏遠的反動勢力和保守的力量，越發感到他們的末日即將來臨，更加緊了破壞和平解放的活動，作垂死的掙紮。他們以聯絡處為主要目標，不斷幹擾、破壞聯絡處的工作，直到持槍行凶，危害聯絡處工作人員的安全。
7月24日下午兩點多鍾，聯絡處鐵路組秘書王士鑫等四人，路過歸綏警備司令部門前時，三個身穿便衣的反動分子上前挑釁，王士鑫等人嚴詞斥責了他們。在眾目睽睽之下，特務們沒有敢動手。當王士鑫四人回車站時，尾隨的特務們和事先埋伏在“純一善社”的暴徒突然投擲手榴彈，又瘋狂地用槍射擊，王士鑫受重傷，搶救至醫院時，因流血過多而犧牲。群眾反映，這一流血事件的行凶者，是歸綏警備部隊258師的一個連長李錫慶，此人曾是劉萬春的隨從護兵。
這一嚴重事件，激起了聯絡處和廣大要求和平的人民群眾的無比義憤。他們要求綏遠當局嚴肅處理，緝拿殺人凶犯，為死難者報仇。
董其武和王克俊趕到聯絡處慰問，研究了處理辦法。
董其武嚴令劉萬春盡快緝拿凶手。這一命令和群眾抗議的壓力，使劉萬春不得不派出他的團長段錦堂把凶手捕獲，但未經正式審訊，沒有取得必要的供詞，便急不可待地把李錫慶就地槍決了。
這一血的事件，造成歸綏的緊張氣氛，在綏東解放區廣大軍民中引起強烈的不滿，紛紛要求把聯絡處撤回綏東，要求抬著王士鑫的遺體遊行抗議。
在北平中南海的毛澤東和周恩來，接到中共綏遠省委和傅作義的緊急報告後，全麵分析和考慮了綏遠的形勢和群眾的和平願望，以及董其武的處境。毛澤東說：“事情總是曲折的，革命不能沒有犧牲。”“綏遠解放，用‘綏遠方式’不變，請董主席多加注意。”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在給綏遠省委和綏遠省軍區的複電裏，表示了對綏遠和平解放的方針不變，指示他們要說服群眾，聯絡處不撤出歸綏，要繼續促使綏遠局勢的好轉；對於王士鑫烈士的犧牲，可召開追悼會，不要搞遊行，更不要抬遺體遊行。同時，考慮到董其武難以完全駕馭綏遠的局勢，聯絡處難以全麵開展工作，工作人員的安全問題也無完全保證，決定聯絡處隻留下主任魯誌浩和曹文玉、何樹聲等三人繼續工作，處長潘紀文率其他人員暫時撤離歸綏回豐鎮。
傅作義在給董其武、王克俊的複電裏，傳達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處理王士鑫事件的意見，並且說：中共中央得知綏遠情況複雜，對王克俊等關於由傅作義親自前往解決問題的建議，經過研究，同意傅作義親自去綏促成起義。
王克俊接到這個電報後，便在7月底返回北平，當麵報告綏遠的情況，同時進行傅作義去綏遠的準備工作。
這時，國民黨特務以為破壞綏遠起義的陰謀已經得計，請求國民黨中央派要員去綏遠，對董其武施加壓力和施展拉攏工作。國民黨當局認為已是加緊綏遠工作的好時機，便派了他們的軍令部部長、劉萬春的老上司徐永昌，偕同國民黨空軍副總司令、孫蘭峰的同鄉王叔銘飛到綏西陝壩，還派飛機把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從歸綏、包頭接到陝壩，大事進行活動。
徐永昌、王叔銘宣布了國民黨政府的命令，任命董其武為“西北軍政副長官”；正式任命孫蘭峰為“第9兵團司令官”，劉萬春為“副司令官”。要求董其武把國民黨在綏遠的軍隊交“第九兵團”指揮。這顯然是奪董其武的指揮權，製造董其武和孫蘭峰、劉萬春之間的矛盾。
徐永昌、王叔銘還代表國民黨當局命令董其武率在綏遠的傅作義舊部，立即向西撤退。董其武當即表示，國民黨駐綏軍隊已經欠餉幾個月，排連長和士兵大多是綏遠當地人，部隊不好往西開。他抵製了國民黨當局的這一命令，頂住了國民黨的分化拉攏，保持了綏遠軍隊的完整。
從此，董其武進一步認識到國民黨當局的陰謀，以及對他的危害。他從陝壩回歸綏後，同魯誌浩研究了執行《協議》的具體措施，進一步劃定了雙方部隊的臨時分界線，恢複了鐵路、交通和郵電來往。
聯絡處的三個人，為了擴大影響，安定人心，使綏遠廣大人民知道聯絡處人員並未完全撤走，仍在為綏遠和平解放努力奔走。他們有意識地在歸綏市區活動，參觀了一些工廠、學校，還召開了一些座談會。為了加強對青年和婦女的工作，又從豐鎮調來金毅（女）和劉誌遠等人。
董其武常去聯絡處新遷的建設廳街德王府院內商談工作。他說，傅作義電告他加強措施保護中共人員的安全。所以，他進一步加強了對聯絡處的警衛工作。
綏遠的和平解放工作，在繼續向前推進，和平氣氛日漸濃厚。
毛澤東籌劃綏遠方式傅作義西行促起義王克俊回北平以後，立即向薄一波和傅作義報告綏遠的情況。
薄一波把綏遠的情況和問題向毛澤東匯報後，便在中共中央華北局邀集華北人民政府負責人和楊植霖等開會，籌備傅作義去綏遠促成和平起義的工作。
8月初的一天下午，薄一波通知傅作義，當天晚間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豐澤園接見他，王克俊和閻又文一同前往。
毛澤東習慣於夜間辦公，中共中央和國家的大事多在晚間研究解決。當晚9時許，傅作義等乘汽車進中南海，毛澤東在東屋會客室裏接待了他們。在座的還有周恩來、薄一波。
他們坐定以後，毛澤東對傅作義說：“事情總是有曲折的，可電知董其武主席多加注意。”然後他又說：“宜生，你去解決，同鄧寶珊先生去綏遠走一趟。”還向王克俊、閻又文說：“你們也一同去，都去，去幫助，都有好處。”
毛澤東稍事停頓，然後說：“綏遠起義後，用不著軍管方式，起義後可設軍政委員會，由宜生先生任主席。”
毛澤東還關照薄一波負責安排傅作義去綏遠的具體事宜。薄一波立即電話通知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撥給傅作義現大洋15萬元，供他去綏遠使用。
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通知鐵路部門派給傅作義一列裝甲專車，並且安排了護送部隊。
8月20日，傅作義攜帶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的“不用武力解決綏遠問題”的親筆信，偕同鄧寶珊乘專車去綏遠。隨行人員有李世傑、王克俊、閻又文、袁慶榮、秦豐川、潘瑞徵、於純齋等。華北局、華北人民政府派潘紀文陪同西行。聶榮臻、薄一波等到前門車站送行，並把9月21日將召開全國政協第一屆會議的通知和全國政協《共同綱領》草案，以及經過協商後的預定人選名單，交給傅作義、鄧寶珊收閱。
汽笛長鳴，列車就要開動了。聶榮臻、薄一波等送行的人們紛紛祝願“珍重！”揮手告別。在車上的傅作義和鄧寶珊一行，麵對這種熱誠的場麵，內心很是感動。
這列西行的裝甲專車開至綏遠豐鎮車站時，高克林、楊植霖等黨、政、軍領導幹部，一齊登上火車熱烈迎送，對不辭勞苦的傅作義、鄧寶珊一行，表示親切問候。車下是一列迎送的人民群眾，群眾行列中響起腰鼓聲，高呼歡迎的口號聲。
當專車繼續開動時，又是一陣腰鼓聲和熱望綏遠全境早日和平解放的口號聲，直到專車駛出車站，聲音還清晰可聞。這也使傅作義深受感動，加強了他此行的責任感。
潘紀文陪同到豐鎮後，中共綏遠省委、省人民政府改派魯誌浩擔任護送任務，繼續陪同西行。
車到旗下營時，姚！裴周玉率領的綏遠省軍區軍政負責人員，登上專車歡迎歡送。又是一片熱烈融洽的氣氛，籠罩著這個塞上車站。
董其武為了迎接老首長一行的到來，積極地做了準備工作。他派了衛景林等率領一個營，乘鐵甲車到旗下營迎候。衛景林是參加北平和平起義的傅作義的老部下，他登上專車後，按照董其武的囑托，向傅作義報告了綏遠最近的情況。
衛景林說：“綏遠的絕大多數軍政幹部和各界人士，都願意跟傅先生走和平起義的光明大道。團結到我們這方麵的人越來越多了，頑固和抵製的人隻是極少數。中共中央、毛主席派傅先生來綏遠，同情我們的人受到很大鼓舞，反對起義的和特務分子更加孤立。由於您的威望所在，綏包一帶的敵人聽說您要來綏遠，他們的陣腳開始亂了。董主席為了您的來綏，已經做了周密的安排，他們不會輕舉妄動。董主席和歸綏軍政各界，現在正在歸綏車站恭候，先派我代表他來歡迎。”
傅作義聽完衛景林的話後，點頭微笑說：“好嘛！好嘛！”
一路護送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和衛景林帶來的董其武部軍隊辦好警衛交接手續後，便把傅作義一行乘坐的車廂和裝有慰問品、慰勞金的車廂，轉掛在衛景林乘坐的鐵甲車後，目送傅作義的專車駛離旗下營車站繼續西行，然後轉回北平複命。
專車到達白塔車站時，傅作義說要看看衛景林帶來的警衛部隊。於是，衛景林命令史國璽和他的一營人下車，接受傅作義和鄧寶珊將軍的檢閱。
傅作義向這一列官兵招手致意：“戰友們辛苦了！”他和鄧寶珊都滿臉堆笑，表示十分欣慰。
傅作義命令發放中共中央、毛主席讓帶來的慰問金，幹部每人現大洋十元，士兵每人五元。這些官兵多數是傅作義多年的老部下，他們親眼看到傅作義回到綏遠，又領到了他從北平帶來的慰問金，覺得傅作義指引走人民的路，跟著共產黨走，前途是有指望的，大家的情緒為之振奮。以後，在歸綏的警衛任務，也由這個營負責，都完成得很好。
中共中央和華北局、華北人民政府，為了傅作義、鄧寶珊一行的安全，考慮到綏遠的具體情況，所以建議傅作義駐歸綏、包頭之間的美岱召（麥達召）；並且讚同王克俊等的意見，由王克俊以傅作義的名義電綏遠獨7師師長張世珍，請他從綏西五原派一個加強團到美岱召待命。
傅作義的專車開進歸綏車站後，董其武、劉萬春和綏遠的其他軍政要員、地方上的各族知名人士趙曉峰、張欽、榮祥、閻肅、於存灝、胡鳳山等已在車站上列隊歡迎。董其武等登上火車向傅作義、鄧寶珊表示敬意，請他們在歸綏下車休息。
傅作義和鄧寶珊等，在他原來住過的綏遠省政府下榻。他稍事休息後，董其武即向他匯報綏遠各方麵的情況。在這裏，他於28日起接待了歸綏的軍政主要人員和各界、各族知名人士，接見了營級以上的軍事幹部，廣泛了解了他們對形勢和對綏遠和平解放的態度，了解了綏遠軍隊的情況。
傅作義向董其武、劉萬春等軍政人員傳達了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關於和平解決綏遠問題的意見。他向他們說：中共中央、毛主席讓他給綏遠帶來15萬現大洋，他還請示從原察綏軍隊的積蓄――奮鬥基金裏撥出5萬現大洋，兩項共為20萬銀元，都是發給綏遠軍隊的。他還帶來一車皮製作軍服的布匹，供綏遠軍隊縫製服裝用。
傅作義還由董其武陪同，分批檢閱了歸綏駐軍，向他們傳達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主席的關懷，分發了帶來的慰問金。
歸綏軍政人員和各界人士，特別是廣大官兵，親眼看到傅作義紅光滿麵，精神煥發，談笑自若，安然無恙，過去反共分子和特務們對於傅作義在北平受軟禁、言語行動沒有自由等謠言，就不攻自破了。官兵們領到慰問金後，感到共產黨的政策確實是寬大的，是不咎既往的。他們把眼前的事實同國民黨停發董其武部薪餉、經費和服裝等加以對比，覺得傅作義給他們帶來了共產黨的溫暖。
傅作義檢閱部隊後，沒有多講什麽話，可是他的到來和連日的行動，已經起到了安定軍政人員、廣大群眾情緒的作用，達到了穩定軍心的目的。
傅作義到綏遠的消息發表後，國民黨當局非常惱火。他一到歸綏，國民黨特務頭子、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就密電潛伏在綏遠的軍統特務頭目趙思武說：“傅作義潛赴綏遠，企圖鼓動部隊降匪，著速就地刺殺，任務完成，本局當有重賞。”可是，反動分子和國民黨特務們看到傅作義的舊部屬盼望和平，傅作義在他們心目中威信很高，沒有敢輕舉妄動。
傅作義在歸綏住了三天，然後去美岱召，住在何家囫圇的教堂裏。張世珍師的一個加強團已經先期到達，加強了警衛力量。
美岱召（蒙古地區把廟稱為召），原為明朝末年土默特部首領阿勒坦汗在土默川建立的一座城堡式的寺廟，寺廟的周圍築有石麵土心的城牆，平麵呈長方形，周長681米，高5.3米，底寬3米。城牆四角建有角樓，在南牆的中部開有城門，上有兩層城樓。整個廟宇從外觀上看，儼然是一古城堡要塞。修建時名“靈覺寺”，清康熙更名為“壽靈寺”。它背靠巍峨的大青山，麵臨一望無際的土默川大平原，南麵是奔騰咆哮的祖國第二大河――黃河，風景幽美，環境清靜。傅作義就在這裏繼續接見附近駐軍和行政機關的幹部，檢閱附近的駐軍，發放慰問金。
國民黨中統特務頭目張慶恩聽說傅作義一行駐美岱召，便從包頭乘坐鐵路上的壓道車趕往活動。傅作義的隨從副官主任張錦濤正去車站搬運物品，他不了解情況，便讓張慶恩上了吉普車，把他帶到傅作義的住所。虧得被閻又文等幾個在院子裏的人及時發現，向衛士大聲嚷道：“張處長來了，你們快去報告總司令。”一麵把張慶恩讓到他們屋子裏，同時加強了必要的警衛戒備，以防發生意外。據閻又文事後說：張慶恩看到傅作義後，就拿出幾份電報，說是國民黨廣州政府讓轉給他的。兩人談話很不投機，很不愉快。傅作義催促他快乘即要西去的客車回包頭，不要在那裏停留。於是，張慶恩漲紅了臉，很尷尬地走出院子。
傅作義原準備先乘鐵甲車去包頭，聽說包頭城裏已出現攻擊他們一行的反動標語，便調整了日程，決定先去薩縣原鄧寶珊部的86師，在那裏檢閱了軍隊，發放了慰問金。
9月10日，傅作義從薩縣去包頭。鄧寶珊暫留在86師做工作，兩天以後也去包頭。
為了便於警衛，傅作義一行到包頭後駐南門外的皮革廠；董其武日常事務較多，駐綏遠省銀行包頭分行。他們在包頭加緊了綏遠和平起義的籌備工作。
傅作義接見了包頭軍政幹部和各界人士，檢閱了包頭駐軍和第9兵團司令部的人員，頒發了慰問金，穩定了不安定的局勢。接著召集綏遠各地軍、師、旅級高級幹部、政府官員和地方各界人士。他著重說明了全國形勢的發展，人民要求和平，走和平道路是正確的，對國家好，對綏遠地方好，對個人也好。他講明對起義人員“起義有功既往不咎”的寬大政策，解除了一些人的顧慮。他還和大家具體研究了綏遠起義的具體問題。
在包頭，傅作義接到蔣介石從重慶發去的電報，電報的內容是：“你這次回綏遠，如同我當年西安事變後回南京一樣，一念之差，鑄成今日危亡之大錯，你要接受曆史的教訓，不要自誤、誤國、誤部下……希接電後，即來重慶，我當派飛機迎接，並委以重任，共謀黨國之複興！”
傅作義還收到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院長閻錫山從廣州拍去的“賀電”，“祝賀”傅作義“脫險”到綏，邀請傅作義去廣州。還說：“你在北平的部屬來了，也均妥善安置。”
傅作義對這些電報都一笑置之，沒有為國民黨當局的威脅利誘所動；也沒有為國民黨中統、軍統特務暗殺陰謀所屈服。
在包頭的一個大操場上，檢閱包頭駐軍以前，警衛部隊搜索場地時，發現一個窗口架有機槍，槍口正對準操場。傅作義聽到報告以後，表現得很鎮定，命令按原定計劃檢閱，不要受這類可恥的恐怖行為所影響。
傅作義到綏遠後，親自了解掌握了許多情況。9月11日，他給薄一波、聶榮臻發了一份電報，詳細說明了綏遠起義的準備情況和對今後工作的意見。電報原文是：
薄政委一波兄、聶司令員榮臻兄勳鑒：
申支24時30分電敬悉。甲、正遵照毛主席的正確指示，逐步實施，軍隊大致均可掌握，通電日內即可發出。乙、目前具體情況：（一）現有軍隊計第111軍（下轄258趙曉峰、320馬逢辰、326王崇仁3個師）；獨立師計第7師（張世珍）、319師（張樸）、310師（張副元）；原榆林駐綏部隊（鄧寶珊屬）計22軍兩個師（228師楊仲璜部、86師胡景通部）；騎兵計整騎11旅（陳秉義部）、整騎12旅（鄂友三）、整騎13旅（高理亭）、騎5旅（安恩達）、獨3旅（喬漢魁）、保2旅（張振基）、保4旅（張漢璉）、保6旅（鄔青雲）。此外尚有楊作舟部、張飛生部，邵守中部及由榆林來的騎兵一部，總計隻騎兵乘馬就有三萬餘匹。直屬單位計有戰車連一、鐵甲車隊一、野炮營一、輜重營一，及兵站監護部隊；指揮機構計西北軍政副長官包頭指揮所一，晉陝綏邊區總司令部一、第9兵團司令部一。
（二）除正規部隊外，小單位還多，名目繁雜，有些紀律很不好，著手處理極感困難。
（三）廣州每月發給部隊薪餉副食費35萬銀元，主食軍糧價13.6萬銀元，服裝補給現品或按當時市價發給。
（四）經連日分別傳見說明，軍政幹部對中共領導及人民政府各項政策，均表擁護，尤其對毛主席敬仰崇拜之熱忱，出乎一般意想之外。但因受前由北平回綏幹部及前騎4師跑回幹部的不正確宣傳，影響疑懼心理仍不能完全釋然，認為即使現在誠心擁護中共領導，努力學習進步，但中共下級人員仍不會諒解他們，仍不要他們，因此向弟要求保證（甚至背後說，再不要第二次出賣他）。
（五）因疑懼心理的存在，雖願擁護並實施中共各項政策，但害怕通電發出後，中共政工人員及行政人員大批插入，中共人員看不起原有幹部，原有幹部驚恐疑慮，如冰炭之不相容，可能因小故發生事端。丙、處理原則：
（一）堅決團結，耐心教育，使最大多數幹部均可成全；
（二）肅清特務，使其不能散布反動宣傳，發生破壞作用；
（三）紀律不好的小單位，需妥慎安排，以免操之過急，流為地方土匪盜賊，影響治安及生產建設；
（四）軍隊逐漸整編教育，最後轉入工農業生產。丁、實施步驟：
（一）董其武等通電發出後，即徹底成為解放區、解放軍，與反動政權完全斷絕關係，並站在敵對立場；
（二）董其武等通電發出後，立刻先恢複交通；
（三）他們要求我保證他們，並要求由我負責教育整編，故於董其武等通電發出後，成立軍政委員會，擬再以幾個月時間進行思想教育，並調整人事，逐漸將幹部中進步的與落後的分開。因為他們對我還保有信心，我處置壞分子，他們認為是應該的。如中共人員直接處理，其他幹部即發生疑懼。所以軍政委員會成立後，除高、楊、潘、姚各同誌協同，設計決策外，請再派若幹較高級同誌協助進行思想教育及檢查工作。惟部隊政治工作人員及省廳內部直接處理事務人員暫不插入。俟思想打通，疑懼心理消除，兩個省府合並為一，部隊政治製度建立，即可水乳交融，合為一體。毛主席對弟極其信任，兩兄對弟亦充分了解。目前綏遠幹部又要求弟負責保證。弟體察實際情形，不做則已，即做就必須負責做好，才不辜負毛主席成全他們的厚意，亦可作全國其他各地一個較好的影響。這是弟目前應盡的責任。以上各節係弟針對綏遠目前實況所擬議，而對整個方針，體會容有不周，但此確為處理此一複雜矛盾情形之所必需，故一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寧可醜話說在前邊，不願事後再求補救，兩兄有何意見，請電示。
傅作義申真12時
綏遠和平起義是人心所向，勢在必行了。可是，國民黨當局仍未忘記最後的幹擾。9月15日，他們派徐永昌飛包頭，想說服傅作義、鄧寶珊放棄原來計劃，跟他去廣州。
傅作義對徐永昌談了他舉行北平和平起義的動機和情況後，又著重說：“我一向為國家獨立、民族複興而奮鬥，誰能救國救民我就跟誰走。蔣先生私心太重，全不顧國家民族。國民黨政府已喪盡民心軍心，大勢已去，無可挽回。我去廣州也無能為力。不隻北平、綏遠，全國就要解放了，這是曆史的必然！”
徐永昌這位“不速”政客，見自己遊說不成，知道全國政協即將召開，傅作義決不會留在綏遠，不去參加會議，便心生一計；借口有病需要住院治療，他住著不走，綏遠就不好通電起義。
傅作義和鄧寶珊、董其武等商量，為了趕在第一屆全國政協開幕以前實現綏遠和平起義，決定在9月19日發出起義通電。他們計議請鄧寶珊去徐永昌處下“逐客令”。
鄧寶珊去徐永昌那裏，問了他的病情後說：“次宸老兄，請你不要回廣州了，宜生想請你在這裏領銜起義。起義後，咱們一同到北平去見毛主席。”
徐永昌聽說要讓他領銜起義，還要去北平，情知事情不妙，他已經真正認識到，傅作義決不會聽他的；張學良、楊虎城的命運，可以說是殷鑒不遠，傅作義何等聰明，又怎會為蔣介石的一紙函電改變態度。鄧寶珊不過是代傅作義下“逐客令”，再不走就太不知趣了，於是立即答道：“我明天就走，不妨礙你們的事情。”9月19日一早，他果然離包頭，飛重慶、廣州複命去了。
徐永昌臨行前說：“我是來說服傅宜生的，不但沒有說服了他，他反而給我講了一番大道理。”他臨上飛機的時候還氣呼呼地說：“三年後再見吧！”
經過傅作義、鄧寶珊和董其武等緊張的工作，綏遠起義的準備工作大體就緒，董其武的辦公廳主任李忠孚和閻又文研究起草的起義通電稿也已擬好。
9月18日夜9時，董其武和李忠孚帶著起義電稿，乘車到包頭福生茶莊後院客廳，去找綏遠“省議會議長”張欽、“高等法院院長”於存灝，向他們介紹了籌備起義的情況。李忠孚念過起義電稿後，張欽、於存灝不約而同地說：“好！”還說，“傅先生來綏遠，我們的大事辦了，這是全省人民的幸福。”接著又說：“耀辰病了，不能親自來，托我們兩人代表他簽字。”
這時，張慶恩氣衝衝地跑來了，他對董其武嚷道：“你讓我去南京給你交涉軍費，軍費要到了，你現在要投共產黨，我怎麽向中央交代？！”
董其武答道：“形勢不同了嘛！那時是那時的情況，現在是現在的情況。”
張慶恩又向張欽、於存灝說：“你們都是地方上的人，現在是綏遠的生死關頭，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你們應該說句話嘛！”
張欽以老夫子的口吻拉長聲調說：“苟能興邦，萬言何惜！”
客廳裏的氣氛，已經十分緊張。室外，張慶恩的十幾名身帶短槍的特務，在院子裏伸頭探腦地注視著屋裏的情況。
董其武的隨從副官王全福看此情景，意識到事情不妙，便走進客廳，對董其武說：“報告主席，總司令來電話，請你快去！”
於存灝站起來說：“傅先生有事，董主席就去吧！”
董其武立即答道：“好！你們談吧，我去看看。”
這緊張的一幕，至此宣告結束。張慶恩眼看最後一著也沒有起作用，隻好在第二天一早跟著徐永昌飛走了。
1949年9月19日上午，董其武召集原綏遠軍隊旅長以上的軍事幹部和原綏遠省政府的高級官員、地方上各族各界知名人士，在綏遠省銀行包頭分行舉行綏遠和平起義通電簽字儀式。董其武領頭在寫於虎皮宣紙上的通電上簽字。他簽字後，用一個小茶杯蓋在他的名字後邊，是留給住醫院的孫蘭峰的；然後大家按照順序一一簽字。當時簽字的為38人。
傅作義對老部下孫蘭峰一直在做耐心細致的工作，向他曉以大義，講明形勢和利害，加以循循勸導，終於使這位倔強的“拐將軍”，在和平起義的通電上簽了名。這樣，簽字的共為39人。
傅作義這次到綏遠，在包頭先後和孫蘭峰作過三次長談。
第一次，傅作義和孫蘭峰談了中國共產黨是為國家、為人民的，和共產黨打仗是不應該的。正因為如此，才有北平和平起義，起義後，他傅作義和鄧寶珊等軍官士兵都受到優待。共產黨的政策是不咎既往的，是寬大的。在河北永年被俘的傅作義部人員已經釋放，在張家口、新保安、懷來被俘的周鈞、袁慶榮、靳書科等，有些已經釋放，像袁慶榮這次就跟著一同來綏遠了；有些是在陸續釋放。有些地方、有些機關貫徹、執行中共中央的政策不及時，是幹部的政治水平問題，已經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的批評，問題很快就會改正過來的。所有被俘的人員都作為起義人員待遇，不受歧視。這些話，對孫蘭峰有啟發。
第二次，傅作義的談話又深了一步。他說：全國形勢發展得很快，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內戰，實現和平，事實證明走和平的道路是正確的。這樣對國家好，對人民好，對地方也好，對我們每個人都好。既然有這麽多的好處，我們為什麽還要打下去呢？我們過去也說為人民，實際上摧殘、壓迫人民，在農村是為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為特權豪門保鏢。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後我們遭到失敗。共產黨是為人民的，因而受到人民的擁護、愛戴，所以能夠成功。隻要跟著共產黨走，個人的前途、出路都是光明的。傅作義還談到，綏遠部隊不改編，人員不遣散，起義前是什麽級別，起義後仍按什麽級別待遇。中國共產黨隻要求地方要解放區化，軍隊要解放軍化。這一段話，對孫蘭峰啟發較大，心中豁亮了些。
孫蘭峰聽了傅作義第三次更肝膽相照的談話，他情不自禁地哭了。
傅作義說：“畹九！起義的通電已經寫好了，別人都簽了名，惟有你還沒有簽字。你是不是還有什麽顧慮？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話，不願意和大家一道起義，打算離開我們，斷絕我們幾十年的交情，那就隨你的便吧！你看誰願意跟你走，你就帶誰走。哪個部隊願意跟你去，你就帶那個部隊去。但是，我要告訴你，仗是不能再打下去了！”
很重義氣重感情的孫蘭峰，聽了這段話後流著眼淚說：“傅先生和我生死患難相處了幾十年，我們情同手足，我怎麽能離開你單獨行動呢？當年涿州戰役失敗後，我都沒有離開過你，今天我怎麽能離開你呢？我聽你的話，馬上簽字。”
事後，孫蘭峰對董其武等說，他當時確實有些顧慮，考慮過他和他的部下的出路、前途等問題，更主要的是受張慶恩等人的包圍恫嚇，使他暫時不好明確表示態度，後來躲進醫院，佯裝不聞不問。其實，他對傅先生倡導的和平起義，並無反對之意。董其武認為，他這話是真實的，因為他從來沒有表示反對起義，觀望一時倒是事實。
就在9月19日那天，董其武、孫蘭峰等39人，莊嚴隆重地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和華北軍區聶榮臻司令員、薄一波政委發出起義通電，宣布脫離國民黨集團，走到人民的行列中來。通電全文如下：
毛主席、朱總司令、聶司令、薄政委：
我們全體官兵和各級行政人員，今天在綏遠發動了光榮起義，並莊嚴地向人民宣布：我們正式脫離依靠美帝國主義的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等反動派殘餘集團，堅決走到人民方麵來，綏遠和平解放，我們得慶新生。全體軍民謹以無限忠誠，向人民領袖毛主席、朱總司令致崇高的敬禮。
北平和平的成功，啟示了我們：和平是全國人民迫切的要求與願望；教育了我們：過去戡亂的政策是錯誤的；提醒了我們：惟有在中共領導下，團結各民主階級、各民族人民，建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人民服務，才是對的。因此，北平和平之後，我們迫切的願望，就是期待由北平和平促成全國人民一致要求的和平，在中共領導下，迅速開始新民主主義的建設。但是，事實一天天證明，反動派沒有絲毫的覺悟和悔改，而變本加厲地投靠帝國主義，乞憐於帝國主義。反動派和人民的願望是完全相反的，人民要和平，反動派正是處心積慮地破壞和平。閻錫山斷送了山西人民的生命，從太原飛到廣州當了反動的行政院院長，狂呔所謂“日本複興中國論”，積極從事與日本軍國主義反動派的勾結，陰謀引導日本強盜再來侵略中國國土，再來屠殺中國人民。
我們參加過辛亥革命，我們參加過大革命戰爭，我們尤其自始至終堅持對日抗戰，熱血灑遍長城各口。民國22年長城抗戰中，當無恥的《何梅協定》正在簽字時期，也正是我們在懷柔附近對日本侵略者西義一師團堅強奮戰並予以嚴重打擊的時候。繼此之後，我們在綏東抗戰，向百靈廟日本侵略內蒙古的根據地襲擊。“七七”全麵抗戰展開後，我們參加了平綏線的南口戰役，山西的平型關會戰，忻口會戰，太原守城，文水、交城、離石各戰役，綏南戰役，反攻包頭，克複五原。我們雖然缺乏武器，缺乏彈藥，但我們打到底。我們綏遠人民在抗日戰爭裏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一切的節約貢獻了抗戰，我們綏遠人民拿出了生命熱血，用一切的力量支持了抗戰。我們的抗戰目的是為了打倒帝國主義，爭取中國獨立、民主、自由、和平、富強。今天反動派卻又勾結日本強盜來屠殺中國人民，我們憤慨，我們抗議，我們堅決地反對。國民黨反對派可曾想過革命的三民主義的目的是什麽？全民族八年苦戰犧牲了無數生命財產又是為什麽？這樣倒行逆施，將何以對孫中山先生，何以對死難先烈？！
這一切事實教育我們：使我們看明白反動派已經走到了死亡的末路。在過去，反動派與帝國主義勾結，還要用些花言巧語來欺壓人民，到了反動派臨近死亡的時候，他們就再也顧不得什麽羞恥，隻有原形畢現地葡匐在帝國主義的腳前搖尾乞憐，妄圖作垂死的掙紮。
這一切事實教育我們：使我們從蒙蔽中清醒過來，看明白反動派和人民的利益是相反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的利害，和官僚買辦資本家的利害，和封建地主的利害，原來是完全一致的。
這一切事實教育我們：使我們明白，這些封建殘餘、官僚買辦資本家、帝國主義奴仆，三位一體的中國反動派，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叛徒，是無恥地出賣民族的敗類。
我們既從蒙蔽中明白過來，從苦悶矛盾中解脫出來，我們就再沒有理由替這些自私自利無羞無恥的反動派作戰；我們就再也沒有理由違背革命的初衷，自毀抗戰的光榮而為反動派效力；我們就再也沒有理由跟著反動派殉葬，而必須堅決地脫離反動派殘餘集團，來向人民靠攏，來為人民服務。我們於北平和平之後，經過半年來的自我反省、自我教育，確切認定，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必須是以無產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各民主階級及中國境內各民族，建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共同努力，才能徹底完成。這個方向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深深感到，隻有在這個總的方向之下努力奮鬥，才能達成人民的願望，才能符合我們革命抗戰的光榮曆史。我們現在就是依照這個正確的方向發動起義，實現綏遠和平，脫離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等反動派殘餘集團，堅決走到人民方麵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努力學習，自我改造，和全國人民一齊起來粉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陰謀，消滅反動派一切殘餘勢力，實現新民主主義即革命的三民主義，和平建設新綏遠，和平建設新中國。我們熱切期望人民領袖毛主席、朱總司令及各界民主人士指導我們，教育我們，使我們能在新社會中忠實地為人民服務。我們高呼：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毛主席、朱總司令萬歲！
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俞方皋、胡景通、張副元、張世珍、趙曉峰、楊仲璜、馬逢辰、王崇仁、張樸、鄂友三、高理亭、喬漢魁、安恩達、陳秉義、孟昭第、張潛、陳玉甲、於霖瑞、張振基、張漢璉、鄔青雲、王度、張欽、閻肅、榮祥、於存灝、胡鳳山、辛崇業、楊令德、陳誌仁、梁子材、奇世勳、任秉鈞、吳桐、吳耀庭、王質武
9月19日
綏遠起義的通電發出後，傅作義勝利地完成了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和華北局、華北人民政府委托的任務，便同鄧寶珊、孫蘭峰乘專車回北平，參加即將召開的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董其武回歸綏，團結、組織各族各界人民和軍政人員，肅清國民黨特務分子，防止他們搗亂、破壞，保護起義勝利的果實。
9月2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給董其武等複電，原文是：董其武將軍及在貴將軍領導下的綏遠軍隊全體官兵、政府工作人員和各界同胞們：
看了你們9月19日的聲明，你們的立場是正確的。自從傅作義將軍領導北平和平解放後，人民表示歡迎，反動派表示反對，反動派還企圖破壞綏遠軍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終歸失敗。你們已經率部起義，脫離反動派，站在人民方麵了。希望你們團結一致，力求進步，改革舊製度，實行新政策，為建設人民的新綏遠而奮鬥。
毛澤東 朱德
1949年9月20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政委薄一波，也給董其武發了複電：
董其武將軍暨綏遠起義全體將士、各級行政人員：
接讀9月19日通電，宣布脫離依靠美帝國主義的將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等反動派殘餘集團，參加人民革命陣營，使綏遠獲得和平解放，我們於欣慰之餘，特致熱烈的祝賀。從此華北全境之內國民黨反動派所妄圖作為最後掙紮的據點宣告掃除，這對全華北今後建設的事業和華北軍民支援全國解放戰爭最後勝利的事業，均極為有利。國民黨反動派殘餘集團完全消滅之期在邇，開創中國五千年曆史新時期的嶄新的人民共和國業已誕生。尚望團結部屬，與華北及全國解放區軍民親密合作，安定地方秩序，肅清反動派一切殘餘勢力。並以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教育部隊，改造思想，改變作風，力求進步，把綏遠建設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區，把軍隊改編成真正的人民解放軍，為建設新綏遠、新華北及徹底解放全中國而奮鬥。
聶榮臻薄一波
9月20日
千山萬水皆踏遍，生活儉樸猶百姓
新中國成立之後，傅作義先後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職。他除了處理北平起義部隊的善後和建設新綏遠的工作外，便是積極地致力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他鑒於農業生產是國家建設的基礎，水利對農業生產的重要意義，所以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征詢他願意參加人民政府的何項工作時，他毫不猶豫地要求去做水利工作。在這以前，他曾表示過希望能做農田水利工作。此時，他還說：“這樣才能為人民做點具體的實際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同意了他的要求，先後任命他為水利部長、水利電力部長。他在這個工作崗位上，盡忠職守達23年之久，直到1972年才因病誠懇地辭去這一兼職。
傅作義熱愛社會主義事業，對水利工作一片赤誠。麵對解放前國民黨政府留下的治江、治河等水利工程的爛攤子，為了確保大江大河不決口、不泛濫成災，而且變水害為水利，他和李葆華、錢正英、劉瀾波等副部長密切合作，在水利搶險、疏浚治理等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到水利部任職之初，傅作義就說：“我國水利建設任務很重，在水利問題上我還是個‘門外漢’。要不辜負中國共產黨、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群眾的信任，光坐辦公室不成，得多下去了解情況，向群眾學習，努力做好工作。”他強調調查研究工作，掌握第一手的資料和情況，才能把水利工作做好。因之，他每年至少用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左右的時間出差在外，跋山涉水進行工作。他走遍了祖國的長江、黃河、淮河、珠江、黑龍江、鬆花江、海河等許多水利工地，到處調查關於水的情況和問題，認真細致地進行檢查、督促工作，還及時地幫助解決能夠解決的問題。中共中央和國家主席毛澤東聽了他的工作匯報後，稱讚他說：“你鑽進去了！”
黃河，在世界上是一條著名的大河，它在曆史上也是一條災難性的河流。據有關記載，黃河下遊的河南、山東等地，在兩千多年中，泛濫決口達1500次之多。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很快著手研究黃河的問題，製訂了黃河綜合利用規劃，決定分期進行治理。毛澤東主席曾親臨黃河視察，提出“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的號召。
在黃河的規劃、治理過程中，水利部和其他有關地區、部門，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傅作義作為水利部部長，多次前往黃河中下遊查勘，研究治理黃河的措施。
1950年的盛暑炎夏，傅作義去河南視察黃河，到達陝縣的那天，氣溫高達攝氏40度，他仍按原計劃進行活動。到達三門峽時，他和隨同人員一起露宿在黃河岸上的幹沙灘上，以藍天當被子，以大地作睡炕。1957年4月13日，他又作為黃河流域規劃委員會副主任，去參加治理和開發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開工典禮。那天春光明媚，河水奔騰，高大的標語、彩色的旗幟、巨幅的大壩示意圖，使會場顯得莊嚴壯觀。他興奮地向到會的5000多名幹部、群眾說：“我們現在舉辦這一工程，把幾千年來的水害變作水利，隻有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才能達到。”他希望黃河中遊地區的人民群眾認真做好水土保持，繼續加強修堤防洪工作。
會後，傅作義去山西視察水利工作，順路回故鄉晉陸地區考察水利灌溉及水土保持的情況。他從早到晚想的和說的是“渠、井、閘”，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體和休息。當他到達太原工作期間，因勞累過度，嚴重的心髒病於4月25日突然重發，不得不住院治療。周恩來總理得知後，特派心髒病專家黃宛大夫乘專機飛太原搶救。他的病情脫離危險後，於5月7日回北京，入協和醫院繼續治療。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兩次去醫院看望，希望他安心養病。彭德懷、薄一波等國家領導人，也多次去醫院看望。他對此深受感動，出院後，即到水利部辦公。
在淮河的水利工地上，也印有傅作義的足跡。1951年，傅作義和水利部副部長李葆華等一起視察淮河。在去洪澤湖蔣壩途中，有一段30華裏的路程無法通行汽車。他和李葆華談定，同大家一起步行；隻向農民雇了三頭毛驢，馱載所帶的行李。他以56歲的高齡，走起路來毫不示弱，還和同行的人談笑自若。他對關心他的李葆華連聲答稱：“不累！不累！”“這點路程算不得什麽！”
1952年，傅作義到洞庭湖進行考察，工作剛告一段落，即趕赴漢口，乘船沿漢水而上，和工程技術人員研究了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的規劃。接著，還同李葆華視察了淮河流域。
1953年，傅作義南下廣東，沿珠江流域作了考察。
1954年，傅作義想到天山雪水的利用和新疆的灌溉問題，便踏上了祖國大西北，看遍了那裏水利工程。他很注意做少數民族的工作，對維吾爾、哈薩克、俄羅斯等少數民族的風俗、民情加以調查，然後告訴水利部所屬人員，要尊重當地人民的生活習慣。他把了解到的當地人民在生產、生活中的困難和問題，都向當地政府如實地提出，也誠懇地提出建議，供當地幹部參考。
1955年，傅作義把東北地區作為他工作的重點。就在那年夏天，鬆花江上洪水暴發，抗洪大軍中便出現了他水利部長的高大身軀。
1956年，傅作義踏上東南沿海各省，人們在樹有“一定把淮河治好”的旗杆下看到他，在梅山和佛子嶺的工地上看到他，在福建、江西等省水利建設工地上也看到過他。
1960年4月，傅作義去京郊密雲水庫視察，在白河大壩，車子無法往上開，他因有嚴重的心髒病，服了硝酸甘油後，仍堅持同大家徒步走了上去。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幹部、群眾生活受
傅作義的通電與毛澤東的複信，經新聞媒介傳播，跨過長江飛越天山，聲威遠揚。
在傅作義晚年病重期間，毛澤東還讓手術後不久的周恩來去看望他。
綏遠和平起義是人心所向，勢在必行了。
傅作義熱愛社會主義事業，對水利工作一片赤誠。
他打著雨傘，在雨中巡視抗洪大壩，對安定民心，鼓舞抗洪士氣，起了一定的作用。當他看到搶險措施已經落實，戰勝洪水大有希望，才放心地回到北京。
傅作義從不重用親屬，在他部隊裏工作的一個弟弟和侄子，多年都得不到提拔。
發表震驚全國的和平解放北平通電
北平和平解放後，傅作義認為自己在解放戰爭期間，對華北地區的戰爭負有罪責，理應受到人民的懲處。但黨中央、毛澤東非但不咎既往，反而分別多次在共產黨員和廣大人民群眾中為他做工作，以得到人們對他的諒解，而且還一直給予莫大的信任和親切的關懷。
還在1949年2月22日，毛澤東在西柏坡首次會晤傅作義時，就曾對傅予以了高度評價：“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勞很大！”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朱德在北平西苑機場檢閱人民解放軍，特地邀請傅作義和鄧寶珊參加了檢閱儀式。當看到受閱部隊威武雄壯，清一色的美式裝備，傅作義的內心感受頗深。數日後，在鬆柏常青的香山，傅作義、鄧寶珊等人又一次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和宴請。尤其令他感動的是，在3月下旬，中共中央釋放了在張家口、新保安、天津等戰役中被俘的全部人員，對他們一律予以寬大處理，並送回北平。
1949年4月1日，傅作義向全國發出北平和平解放的通電，通電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毛主席、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民主人士及國民黨中的愛國朋友們：
北平的和平工作，自1月22日開始，現已圓滿完成。地方未曾遭受破壞，人民的生命財產，沒有遭受損失，文物、古跡、工商、建築，也都得到保全。北平的和平解決，蒙全國各方所稱許，認為是實現全國和平的開端。現在當全國和平商談之際，在這個時候，我願把我的認識和意見，向全國各方說明。
兩年半的內戰，我個人內心和行動、主觀和客觀，是在極端矛盾中，痛苦的鬥爭著，北平和平的實現，就是由認識到行動，自我痛苦鬥爭的結果。現在回憶既往，我感覺我最大的錯誤，就是執行了反動的戡亂政策。我們在實行所謂戡亂的時候，每天說的雖是為人民，而事實上一切問題，卻是處處摧殘和壓迫人民。我們的部隊，在鄉村是給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權、豪門、貪官、汙吏保鏢。我們不僅保護了這些鄉村和城市的惡勢力，而且還不斷地在製造和助長這些惡勢力。種種錯誤的惡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糜爛；反映在經濟上，就是崩潰；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製和鎮壓青年學生的反抗；反映在社會上，就是勞苦大眾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貧困，上層剝削階級奢侈淫糜的享受，一天天的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國；反映在軍事上，就是由優勢變成劣勢。所有這些，都是因為違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後為人民所拋棄。中國共產黨為什麽成功呢？這是因為共產黨以工農大眾和全國人民的利益為基礎，在鄉村徹底解決了土地問題，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擁護；對城市工商業，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鏟除官僚資本，保護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共產黨的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已經得到全國各民主黨派和人民的擁護。新民主主義不但科學的解釋了革命的三民主義內容，而且正確的說明中國革命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新時代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經不是屬於舊的範疇，而是屬於新的範疇，必須有工農階級和代表工農階級的共產黨的領導，才能保證革命政策的徹底執行和革命任務的徹底完成。共產黨人既然對曆史有了正確的認識，又有為人民服務的艱苦奮鬥的精神，所以一天一天的得到成功。正確的政策是真正和平的前提，也是真正和平的保障。所謂戡亂政策，既然完全錯誤，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既然完全正確，我們就必須公開反對所謂戡亂政策，真誠的實現和平，不應該再猶豫、徘徊，違背人民的願望。北平的和平，就是遵從人民的意誌與願望，勇於自責、勇於負責的認識和行動，符合於正確的政策，符合於毛澤東先生所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這種和平是真正的和平。一切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都應該深切檢討，勇於認錯，以北平和平為開端，努力促使全國和平迅速實現。然後國家才能開始建設。今天，中國人民民主事業，是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全國各民主黨派、國民黨的進步人士和全國各民主階層，共同奮鬥。這已經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作義本此認識，今後願擁護中共毛主席的領導，實行新民主主義，和平建設新中國。
傅作義
1949年4月1日
次日，毛澤東欣然提筆給傅作義寫了複信：
傅作義將軍：
4月1日通電讀悉，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發動反革命內戰的政策，是完全錯誤的。數年來中國人民由於這種反革命內戰所遭受的浩大災難，這個政府必須負責。但是執行這個政策的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文武官員，隻要他們認清是非，幡然悔悟，出於真心實意，確有事實表現，因而有利於人民解放事業推進，有利於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內問題者，不問何人，我們均表歡迎。北平問題的和平解決，貴將軍與有勞績。貴將軍複願於今後站在人民方麵，參加新民主主義的建設事業，我們認為這是很好的，這是應當歡迎的。
毛澤東
1949年4月2日
傅作義的通電與毛澤東的複信，經新聞媒介傳播，跨過長江飛越天山，聲威遠揚，對敵人營壘的分化瓦解，對湖南、雲南、綏遠、新疆等地的和平解放，乃至對全國的解放都有著極為重大的影響。
正是鑒於傅作義將軍的這一貢獻，195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授予他一級解放勳章。毛澤東親自給他授勳。在傅作義晚年病重期間，毛澤東還讓手術後不久的周恩來去看望他，在他臨終前再次感謝他為人民所做的貢獻。
（摘自《天安門見證錄》）
洞察時局求和平，綏遠槍聲亦無顧
1949年7月14日，傅作義給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寫了一份有關綏遠問題的報告，說明了綏遠當時的情況，以及他對一些問題的認識。主要內容是：
毛主席：
關於綏遠方麵最近進行工作情形，謹向主席作一簡要報告，並請主席再予支持，期能在最短期間徹底成為解放區、解放軍之一部。
6月14日，我派王克俊到綏工作，若幹特務分子曾以散發汙辱傳單及投放手榴彈等伎倆，企圖對王克俊等人加以威脅迫害。經董其武、王克俊一麵嚴加布置，一麵進行說服，於6月24日先召集高級行政人員舉行會議，宣布關於綏遠問題和平解決的各項協議。董其武認識堅定，決心走向人民方麵來。多數幹部也都了解主席成全他們的厚意，意見逐漸一致。7月8日，董其武分別向各部隊長宣布協議案，並進行說服工作。據王克俊電稱：“發覺閻錫山利用綏遠部隊與山西方麵的曆史關係，正極力從事破壞，以金錢及名位，拉攏分化，並收買綏遠部隊中個別軍官，企圖接替董其武之地位名義，挑起叛亂。一旦鐵路接軌通車，中共聯絡人員到達，人民券開始流通，反動派必認其武為叛變，斷絕補給，而人民政府因綏遠方麵尚未完全改變過來，自不便予以承認，亦無法予以接濟，再加以閻錫山挑撥分化，可能引起混亂衝突。故中共聯絡人員到達旗下營後，當將情況說明，請其暫返豐鎮。根據目前情勢，為打破閻之破壞陰謀，對個別被閻拉攏利用分子，必須予以控製或清除。然因其武與渠等，均係弟兄班子，不易掌握。如對個別軍官采取扣捕手段，其所屬部隊即認為係其武之一部分打擊另一部分，造成內部衝突。我公如能蒞綏，作短時期之親自安排，可能不至發生意外，即使處治一二人，亦未為不可。一切困難，均可解決，閻之挑撥分化亦因而失去作用。”我當即剴切電告董其武王克俊：
（一）閻錫山之陰謀破壞，雖在前一時期未能估計得到，目前應即盡力克服，徹底執行。讓中共聯絡人員折返豐鎮，尤為不當。希即一麵克服困難，一麵請中共人員來綏，協助進行。
（二）我經過半年來的學習，並從許多事實以及與中共人士接觸的實際體驗，深感已往因階級觀念不明確，往往為自己籠統含糊的概念所蒙蔽。如“為國家”、“為人民”。所謂“國家”，必須認明是反動階級抑或革命階級掌握此一國家機器。所謂“人民”，亦必須明白具體是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工農群眾、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否則，即在反動派欺騙之下，成為美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服務的工具。
（三）研讀毛主席七一《論人民民主專政》，使我的觀念更明確，認識更堅定。這篇論文，應仔細研讀。因為這篇論文，如此透辟的指示出國際趨勢和國家前途應該走，且必須走的最正確的發展方向。我們從這篇論文中，進一步地認識了帝國主義的猙獰麵目，進一步認識了反動派的可恥陰謀，也進一步認識了國際的和國內的人民民主力量的蓬勃發展和光明前途。
（四）曆史是依照一定的規律向前發展。反動的腐朽的必然滅亡，新生的發展的必然勝利。為新生的發展的階級服務，堅決消滅反動派，肅清殘餘腐朽的勢力，才是推動曆史的前進。
（五）美國帝國主義者推行反動的馬歇爾計劃……
（六）反動派把惟一的賭注放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上……中國反動派第3次世界大戰的幻想，必然要遭到破滅，他們的賭注也命定了是要輸的。充其量，不過是童男童女，替帝國主義殉葬。
（七）不要受反動派殘餘力量的引誘，認為反動派還有什麽希望；更不要為反動派的金錢拉攏所分化，隻看見極短的眼前一時現象。要知道反動派所代表的政策，是依靠帝國主義的賣國政策。反動派要爭奪的，是壓迫人民的個人權勢、個人利益。反動派所有的罪惡，在人民麵前已遭到完全的唾棄，他們惟一的前途就是死亡。反動派不可能有力量，因為他們的利害是和人民相反的，即使拚湊一些力量，最後也還是失敗。何況反動派內部互相矛盾，互相排擠。李白與蔣閻矛盾，胡宗南與二馬矛盾，陳誠與李白矛盾，並且二馬之間也有矛盾。胡宗南與二馬矛盾，李白之間，蔣閻之間，時時都在勾心鬥角，爭權奪勢。這樣一堆腐朽的殘餘，會有什麽前途。我敢斷言，他們惟一的前途就是在人民麵前死亡。
（八）蔣閻反動派殘民以逞、賣國求榮的陰謀，最近更加暴露了：他們自私自利，把垂死的希望，竟寄托在勾結美帝，勾結日本軍國主義，企圖引導日本強盜再來屠殺中國人民。他們聽從美國帝國主義的指使，封鎖海口，濫炸人民，不顧一切地倒行逆施。去年閻錫山曾告我說：必須利用日本的力量，才能阻止共軍前進，並且先組織日本軍人的華北空軍義勇隊，即可確保華北。這段話對我的刺激最大，也可說是加強北平和平解決的因素之一。試想：反動派如果再把日本強盜引進來，我們犧牲流血的抗日戰爭是為了什麽？綏遠部隊抗日最早，且曾未經取得蔣閻同意，自動襲擊百靈廟，成功之後把榮譽歸之政府，才得到蔣承認。凡此往事，你們都記憶猶新。眼前一切事實告訴我們：必須徹底堅決地站到人民方麵來，才能符合我們抗日的曆史，才能符合我們的生活和行動，也不辜負毛主席成全綏遠軍政幹部的厚意。
（九）我們的士兵幾乎全是農民，我們的幹部最大多數都是一身養數口，沒有積蓄，沒有財產，和無產階級的生活極為接近。隻是受環境的影響，存在著官僚資產階級的反動意識。隻要思想意識一經改變，即可忠實為人民服務，痛苦很小。過去，我們在反動派欺壓之下，走錯了路，現在應該覺悟過來，不再替反動派當工具。我半年來的親身體驗，深切感到中共各項政策的正確，處處以群眾利益為出發點，並虛心接受群眾的意見。黨內注重批評與自我批評，與黨外人士則以民主統一陣線密切團結。各地學者、專家、華僑都集中到北平來。人民對毛主席、朱總司令表現了至高的愛戴和信仰。人民解放軍的無比強大，不是憑空來的，正是人民全力支持的必然表現。我們應該堅決徹底地站到人民方麵來，在中共領導下，大刀闊斧地向反動派殘餘勢力進攻，為人民服務，為人民立功，自新自贖來補償過去的錯誤。
（十）綏遠有些幹部對北平的和平解決存在著一些不必要的誤解和疑懼。認為和平解決就是失業，就是流落顛沛，這是不對的。北平解放之後，各部隊的整編，中共曾提出，將我過去所訓練的部隊，編成一個軍或兩個軍亦可。我因中央部隊為數甚多，為表示我的人格，請求中共一律整編，沒有差別。如果你們認為部隊不應改編，那是錯誤的。試想這樣大的兵力，存在著嚴重的反動思想，如果不加改編那就不是革命，那就是給革命開玩笑，給革命挖陷阱。部隊改編之後，大多數軍事幹部，均參加學習，若幹願回原籍者，都開具證明，發給路費，均有適當安置。我知道你們是不會存在以上的誤解，但應將真實情形向幹部多作說明，工作自易進行。
（十一）綏遠軍政幹部，隻要你們思想改造的快，改造的好，走向革命大門，永遠是敞開的，為人民服務的機會，永遠有你們的份。毛主席由於北平的和平解決，特意成全綏遠的幹部，這是別人求之不得的，你們有此機會是無上幸運，能參加人民解放事業更是無上光榮。希即加緊努力，克服一切困難，迅速徹底地走到人民方麵來，準備配合其他解放軍，向甘寧青進軍，分擔解放大西北的光榮任務。將以上各點詳細向幹部多加說明，以此來說服幹部，進行工作。
前電發出後，據王克俊12日電稱：中共人員於11日業經抵達歸綏，正與董其武研究恢複交通各事。而閻錫山亦派祁定遠來綏，特務係統亦派張慶恩到包，企圖直接分化、破壞。因情況已至非仇即友的緊急階段，反動派必出以破壞手段，並可能有少數分子受閻利用，對董其武、王克俊等加以迫害，或生出其他變故。如免除問題拖延夜長夢多計，我的意見：綏遠問題必須迅速徹底解決，俾能在最近時期內成為解放區、解放軍之一部。把立場站過來，仍繼續加緊進行思想教育，至適當時機即可配合解放軍作戰，為人民立功。因目前情況急迫，請主席再予以特別之支持，軍事應如何？政治應如何？經費應如何？指派人員擬定一具體方案，付之實施，徹底執行，使綏遠部隊能有機會配合其他解放軍向寧青甘進擊，分擔解放大西北之光榮任務。
謹請裁示
傅作義謹啟
7月14日
傅作義接到王克俊請他親自去綏遠解決問題的電報後，立即把電報和他的書麵意見轉給毛澤東。
傅作義的原辦公室副主任劉庸笙奉命去綏遠，把傅作義給毛澤東的報告和其他抄件給王克俊看了。王克俊便著手安排傅作義去綏的準備工作，派馮梓、張惠源等借去大青山探礦為名，到歸綏、包頭之間的麥達召一帶勘察，布置傅作義一旦能夠赴綏的安全保衛工作。
華北人民政府聯絡處人員進入歸綏的日子日漸接近，擁護《協議》的廣大人民群眾和軍政幹部、地方人士，都懷著急切欣喜的心情，盼望這一天的盡快到來。與此同時，少數反動分子和特務們的破壞活動也非常囂張。
董其武調動了可靠的警衛部隊加強對聯絡處的保衛工作，把聯絡處安排在新城西落鳳街11號的一幢樓房裏。銀行工作組駐綏遠省銀行，鐵路工作組駐歸綏火車站。
7月初，聯絡處派何樹聲等少數人員，先去歸綏商談進駐事宜。不料，事先送的信件被劉萬春扣留，沒有送交董其武、王克俊。董其武鑒於情況複雜，反動分子活動猖獗，並得知何樹聲已由傅作義所派入綏工作人員蕭如芝陪同快到歸綏了，便派康保安為代表，在歸綏新城東門外迎候，向何樹聲說明了情況，告知準備工作還沒有做好，請求延緩進駐日期。康保安還陪同何樹聲等回旗下營，以免途中發生問題。
接著，王克俊和董其武磋商後，親自去旗下營，向聯絡處的人員介紹了歸綏城裏的情況，再一次確定聯絡處進入歸綏的日期。第一批為7月11日，聯絡處主任魯誌浩率少數人員先進駐歸綏；第二批為7月16日，由聯絡處處長潘紀文率大批人員進入歸綏。
7月16日，華北人民政府駐歸綏聯絡處共40人，先後在魯誌浩、潘紀文率領下進駐歸綏。它的成員有：李貴、何樹聲、曹文玉、於峰等。鐵路工作組組長是郎覺民，銀行工作組組長張光，秘書組組長是李文超，警衛組組長是張露。
潘紀文、魯誌浩等都是富有統戰工作經驗的老幹部，抗戰初期曾被中國共產黨派往傅作義部隊做政治工作。潘紀文任35軍政治部組織科長，魯誌浩任35軍211旅（後改編為新31師）政治部主任。他們和董其武以及董部軍政主要負責人員較熟。
聯絡處進駐歸綏後，董其武召集軍政人員和地方上的頭麵人物同潘紀文、魯誌浩一行見麵，並設宴表示歡迎。
之後，潘紀文、魯誌浩等便和董其武、王克俊等有關人員商談了通車、通商、通郵和金融、文化、宣傳等問題，決定雙方派人分組進一步協商，逐步開展工作。
潘紀文、魯誌浩等，還廣泛和綏遠軍政上層、各階層以及人民群眾聯係，宣傳《綏遠和平協議》精神和中共對綏遠的政策，鼓勵大家為和平解放綏遠做出貢獻。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也積極配合開展群眾工作。
歸綏城裏的廣大人民群眾，看到街上出現了穿灰色製服的共產黨幹部，說明綏遠解放指日可待，都奔走相告：“共產黨的幹部來了！”“解放的日子快到了！”
革命力量、進步力量日趨強大，綏遠和平解放已明朗化。與此同時，綏遠的反動勢力和保守的力量，越發感到他們的末日即將來臨，更加緊了破壞和平解放的活動，作垂死的掙紮。他們以聯絡處為主要目標，不斷幹擾、破壞聯絡處的工作，直到持槍行凶，危害聯絡處工作人員的安全。
7月24日下午兩點多鍾，聯絡處鐵路組秘書王士鑫等四人，路過歸綏警備司令部門前時，三個身穿便衣的反動分子上前挑釁，王士鑫等人嚴詞斥責了他們。在眾目睽睽之下，特務們沒有敢動手。當王士鑫四人回車站時，尾隨的特務們和事先埋伏在“純一善社”的暴徒突然投擲手榴彈，又瘋狂地用槍射擊，王士鑫受重傷，搶救至醫院時，因流血過多而犧牲。群眾反映，這一流血事件的行凶者，是歸綏警備部隊258師的一個連長李錫慶，此人曾是劉萬春的隨從護兵。
這一嚴重事件，激起了聯絡處和廣大要求和平的人民群眾的無比義憤。他們要求綏遠當局嚴肅處理，緝拿殺人凶犯，為死難者報仇。
董其武和王克俊趕到聯絡處慰問，研究了處理辦法。
董其武嚴令劉萬春盡快緝拿凶手。這一命令和群眾抗議的壓力，使劉萬春不得不派出他的團長段錦堂把凶手捕獲，但未經正式審訊，沒有取得必要的供詞，便急不可待地把李錫慶就地槍決了。
這一血的事件，造成歸綏的緊張氣氛，在綏東解放區廣大軍民中引起強烈的不滿，紛紛要求把聯絡處撤回綏東，要求抬著王士鑫的遺體遊行抗議。
在北平中南海的毛澤東和周恩來，接到中共綏遠省委和傅作義的緊急報告後，全麵分析和考慮了綏遠的形勢和群眾的和平願望，以及董其武的處境。毛澤東說：“事情總是曲折的，革命不能沒有犧牲。”“綏遠解放，用‘綏遠方式’不變，請董主席多加注意。”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在給綏遠省委和綏遠省軍區的複電裏，表示了對綏遠和平解放的方針不變，指示他們要說服群眾，聯絡處不撤出歸綏，要繼續促使綏遠局勢的好轉；對於王士鑫烈士的犧牲，可召開追悼會，不要搞遊行，更不要抬遺體遊行。同時，考慮到董其武難以完全駕馭綏遠的局勢，聯絡處難以全麵開展工作，工作人員的安全問題也無完全保證，決定聯絡處隻留下主任魯誌浩和曹文玉、何樹聲等三人繼續工作，處長潘紀文率其他人員暫時撤離歸綏回豐鎮。
傅作義在給董其武、王克俊的複電裏，傳達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處理王士鑫事件的意見，並且說：中共中央得知綏遠情況複雜，對王克俊等關於由傅作義親自前往解決問題的建議，經過研究，同意傅作義親自去綏促成起義。
王克俊接到這個電報後，便在7月底返回北平，當麵報告綏遠的情況，同時進行傅作義去綏遠的準備工作。
這時，國民黨特務以為破壞綏遠起義的陰謀已經得計，請求國民黨中央派要員去綏遠，對董其武施加壓力和施展拉攏工作。國民黨當局認為已是加緊綏遠工作的好時機，便派了他們的軍令部部長、劉萬春的老上司徐永昌，偕同國民黨空軍副總司令、孫蘭峰的同鄉王叔銘飛到綏西陝壩，還派飛機把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從歸綏、包頭接到陝壩，大事進行活動。
徐永昌、王叔銘宣布了國民黨政府的命令，任命董其武為“西北軍政副長官”；正式任命孫蘭峰為“第9兵團司令官”，劉萬春為“副司令官”。要求董其武把國民黨在綏遠的軍隊交“第九兵團”指揮。這顯然是奪董其武的指揮權，製造董其武和孫蘭峰、劉萬春之間的矛盾。
徐永昌、王叔銘還代表國民黨當局命令董其武率在綏遠的傅作義舊部，立即向西撤退。董其武當即表示，國民黨駐綏軍隊已經欠餉幾個月，排連長和士兵大多是綏遠當地人，部隊不好往西開。他抵製了國民黨當局的這一命令，頂住了國民黨的分化拉攏，保持了綏遠軍隊的完整。
從此，董其武進一步認識到國民黨當局的陰謀，以及對他的危害。他從陝壩回歸綏後，同魯誌浩研究了執行《協議》的具體措施，進一步劃定了雙方部隊的臨時分界線，恢複了鐵路、交通和郵電來往。
聯絡處的三個人，為了擴大影響，安定人心，使綏遠廣大人民知道聯絡處人員並未完全撤走，仍在為綏遠和平解放努力奔走。他們有意識地在歸綏市區活動，參觀了一些工廠、學校，還召開了一些座談會。為了加強對青年和婦女的工作，又從豐鎮調來金毅（女）和劉誌遠等人。
董其武常去聯絡處新遷的建設廳街德王府院內商談工作。他說，傅作義電告他加強措施保護中共人員的安全。所以，他進一步加強了對聯絡處的警衛工作。
綏遠的和平解放工作，在繼續向前推進，和平氣氛日漸濃厚。
毛澤東籌劃綏遠方式傅作義西行促起義王克俊回北平以後，立即向薄一波和傅作義報告綏遠的情況。
薄一波把綏遠的情況和問題向毛澤東匯報後，便在中共中央華北局邀集華北人民政府負責人和楊植霖等開會，籌備傅作義去綏遠促成和平起義的工作。
8月初的一天下午，薄一波通知傅作義，當天晚間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豐澤園接見他，王克俊和閻又文一同前往。
毛澤東習慣於夜間辦公，中共中央和國家的大事多在晚間研究解決。當晚9時許，傅作義等乘汽車進中南海，毛澤東在東屋會客室裏接待了他們。在座的還有周恩來、薄一波。
他們坐定以後，毛澤東對傅作義說：“事情總是有曲折的，可電知董其武主席多加注意。”然後他又說：“宜生，你去解決，同鄧寶珊先生去綏遠走一趟。”還向王克俊、閻又文說：“你們也一同去，都去，去幫助，都有好處。”
毛澤東稍事停頓，然後說：“綏遠起義後，用不著軍管方式，起義後可設軍政委員會，由宜生先生任主席。”
毛澤東還關照薄一波負責安排傅作義去綏遠的具體事宜。薄一波立即電話通知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撥給傅作義現大洋15萬元，供他去綏遠使用。
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通知鐵路部門派給傅作義一列裝甲專車，並且安排了護送部隊。
8月20日，傅作義攜帶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的“不用武力解決綏遠問題”的親筆信，偕同鄧寶珊乘專車去綏遠。隨行人員有李世傑、王克俊、閻又文、袁慶榮、秦豐川、潘瑞徵、於純齋等。華北局、華北人民政府派潘紀文陪同西行。聶榮臻、薄一波等到前門車站送行，並把9月21日將召開全國政協第一屆會議的通知和全國政協《共同綱領》草案，以及經過協商後的預定人選名單，交給傅作義、鄧寶珊收閱。
汽笛長鳴，列車就要開動了。聶榮臻、薄一波等送行的人們紛紛祝願“珍重！”揮手告別。在車上的傅作義和鄧寶珊一行，麵對這種熱誠的場麵，內心很是感動。
這列西行的裝甲專車開至綏遠豐鎮車站時，高克林、楊植霖等黨、政、軍領導幹部，一齊登上火車熱烈迎送，對不辭勞苦的傅作義、鄧寶珊一行，表示親切問候。車下是一列迎送的人民群眾，群眾行列中響起腰鼓聲，高呼歡迎的口號聲。
當專車繼續開動時，又是一陣腰鼓聲和熱望綏遠全境早日和平解放的口號聲，直到專車駛出車站，聲音還清晰可聞。這也使傅作義深受感動，加強了他此行的責任感。
潘紀文陪同到豐鎮後，中共綏遠省委、省人民政府改派魯誌浩擔任護送任務，繼續陪同西行。
車到旗下營時，姚！裴周玉率領的綏遠省軍區軍政負責人員，登上專車歡迎歡送。又是一片熱烈融洽的氣氛，籠罩著這個塞上車站。
董其武為了迎接老首長一行的到來，積極地做了準備工作。他派了衛景林等率領一個營，乘鐵甲車到旗下營迎候。衛景林是參加北平和平起義的傅作義的老部下，他登上專車後，按照董其武的囑托，向傅作義報告了綏遠最近的情況。
衛景林說：“綏遠的絕大多數軍政幹部和各界人士，都願意跟傅先生走和平起義的光明大道。團結到我們這方麵的人越來越多了，頑固和抵製的人隻是極少數。中共中央、毛主席派傅先生來綏遠，同情我們的人受到很大鼓舞，反對起義的和特務分子更加孤立。由於您的威望所在，綏包一帶的敵人聽說您要來綏遠，他們的陣腳開始亂了。董主席為了您的來綏，已經做了周密的安排，他們不會輕舉妄動。董主席和歸綏軍政各界，現在正在歸綏車站恭候，先派我代表他來歡迎。”
傅作義聽完衛景林的話後，點頭微笑說：“好嘛！好嘛！”
一路護送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和衛景林帶來的董其武部軍隊辦好警衛交接手續後，便把傅作義一行乘坐的車廂和裝有慰問品、慰勞金的車廂，轉掛在衛景林乘坐的鐵甲車後，目送傅作義的專車駛離旗下營車站繼續西行，然後轉回北平複命。
專車到達白塔車站時，傅作義說要看看衛景林帶來的警衛部隊。於是，衛景林命令史國璽和他的一營人下車，接受傅作義和鄧寶珊將軍的檢閱。
傅作義向這一列官兵招手致意：“戰友們辛苦了！”他和鄧寶珊都滿臉堆笑，表示十分欣慰。
傅作義命令發放中共中央、毛主席讓帶來的慰問金，幹部每人現大洋十元，士兵每人五元。這些官兵多數是傅作義多年的老部下，他們親眼看到傅作義回到綏遠，又領到了他從北平帶來的慰問金，覺得傅作義指引走人民的路，跟著共產黨走，前途是有指望的，大家的情緒為之振奮。以後，在歸綏的警衛任務，也由這個營負責，都完成得很好。
中共中央和華北局、華北人民政府，為了傅作義、鄧寶珊一行的安全，考慮到綏遠的具體情況，所以建議傅作義駐歸綏、包頭之間的美岱召（麥達召）；並且讚同王克俊等的意見，由王克俊以傅作義的名義電綏遠獨7師師長張世珍，請他從綏西五原派一個加強團到美岱召待命。
傅作義的專車開進歸綏車站後，董其武、劉萬春和綏遠的其他軍政要員、地方上的各族知名人士趙曉峰、張欽、榮祥、閻肅、於存灝、胡鳳山等已在車站上列隊歡迎。董其武等登上火車向傅作義、鄧寶珊表示敬意，請他們在歸綏下車休息。
傅作義和鄧寶珊等，在他原來住過的綏遠省政府下榻。他稍事休息後，董其武即向他匯報綏遠各方麵的情況。在這裏，他於28日起接待了歸綏的軍政主要人員和各界、各族知名人士，接見了營級以上的軍事幹部，廣泛了解了他們對形勢和對綏遠和平解放的態度，了解了綏遠軍隊的情況。
傅作義向董其武、劉萬春等軍政人員傳達了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周恩來副主席關於和平解決綏遠問題的意見。他向他們說：中共中央、毛主席讓他給綏遠帶來15萬現大洋，他還請示從原察綏軍隊的積蓄――奮鬥基金裏撥出5萬現大洋，兩項共為20萬銀元，都是發給綏遠軍隊的。他還帶來一車皮製作軍服的布匹，供綏遠軍隊縫製服裝用。
傅作義還由董其武陪同，分批檢閱了歸綏駐軍，向他們傳達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主席的關懷，分發了帶來的慰問金。
歸綏軍政人員和各界人士，特別是廣大官兵，親眼看到傅作義紅光滿麵，精神煥發，談笑自若，安然無恙，過去反共分子和特務們對於傅作義在北平受軟禁、言語行動沒有自由等謠言，就不攻自破了。官兵們領到慰問金後，感到共產黨的政策確實是寬大的，是不咎既往的。他們把眼前的事實同國民黨停發董其武部薪餉、經費和服裝等加以對比，覺得傅作義給他們帶來了共產黨的溫暖。
傅作義檢閱部隊後，沒有多講什麽話，可是他的到來和連日的行動，已經起到了安定軍政人員、廣大群眾情緒的作用，達到了穩定軍心的目的。
傅作義到綏遠的消息發表後，國民黨當局非常惱火。他一到歸綏，國民黨特務頭子、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就密電潛伏在綏遠的軍統特務頭目趙思武說：“傅作義潛赴綏遠，企圖鼓動部隊降匪，著速就地刺殺，任務完成，本局當有重賞。”可是，反動分子和國民黨特務們看到傅作義的舊部屬盼望和平，傅作義在他們心目中威信很高，沒有敢輕舉妄動。
傅作義在歸綏住了三天，然後去美岱召，住在何家囫圇的教堂裏。張世珍師的一個加強團已經先期到達，加強了警衛力量。
美岱召（蒙古地區把廟稱為召），原為明朝末年土默特部首領阿勒坦汗在土默川建立的一座城堡式的寺廟，寺廟的周圍築有石麵土心的城牆，平麵呈長方形，周長681米，高5.3米，底寬3米。城牆四角建有角樓，在南牆的中部開有城門，上有兩層城樓。整個廟宇從外觀上看，儼然是一古城堡要塞。修建時名“靈覺寺”，清康熙更名為“壽靈寺”。它背靠巍峨的大青山，麵臨一望無際的土默川大平原，南麵是奔騰咆哮的祖國第二大河――黃河，風景幽美，環境清靜。傅作義就在這裏繼續接見附近駐軍和行政機關的幹部，檢閱附近的駐軍，發放慰問金。
國民黨中統特務頭目張慶恩聽說傅作義一行駐美岱召，便從包頭乘坐鐵路上的壓道車趕往活動。傅作義的隨從副官主任張錦濤正去車站搬運物品，他不了解情況，便讓張慶恩上了吉普車，把他帶到傅作義的住所。虧得被閻又文等幾個在院子裏的人及時發現，向衛士大聲嚷道：“張處長來了，你們快去報告總司令。”一麵把張慶恩讓到他們屋子裏，同時加強了必要的警衛戒備，以防發生意外。據閻又文事後說：張慶恩看到傅作義後，就拿出幾份電報，說是國民黨廣州政府讓轉給他的。兩人談話很不投機，很不愉快。傅作義催促他快乘即要西去的客車回包頭，不要在那裏停留。於是，張慶恩漲紅了臉，很尷尬地走出院子。
傅作義原準備先乘鐵甲車去包頭，聽說包頭城裏已出現攻擊他們一行的反動標語，便調整了日程，決定先去薩縣原鄧寶珊部的86師，在那裏檢閱了軍隊，發放了慰問金。
9月10日，傅作義從薩縣去包頭。鄧寶珊暫留在86師做工作，兩天以後也去包頭。
為了便於警衛，傅作義一行到包頭後駐南門外的皮革廠；董其武日常事務較多，駐綏遠省銀行包頭分行。他們在包頭加緊了綏遠和平起義的籌備工作。
傅作義接見了包頭軍政幹部和各界人士，檢閱了包頭駐軍和第9兵團司令部的人員，頒發了慰問金，穩定了不安定的局勢。接著召集綏遠各地軍、師、旅級高級幹部、政府官員和地方各界人士。他著重說明了全國形勢的發展，人民要求和平，走和平道路是正確的，對國家好，對綏遠地方好，對個人也好。他講明對起義人員“起義有功既往不咎”的寬大政策，解除了一些人的顧慮。他還和大家具體研究了綏遠起義的具體問題。
在包頭，傅作義接到蔣介石從重慶發去的電報，電報的內容是：“你這次回綏遠，如同我當年西安事變後回南京一樣，一念之差，鑄成今日危亡之大錯，你要接受曆史的教訓，不要自誤、誤國、誤部下……希接電後，即來重慶，我當派飛機迎接，並委以重任，共謀黨國之複興！”
傅作義還收到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院長閻錫山從廣州拍去的“賀電”，“祝賀”傅作義“脫險”到綏，邀請傅作義去廣州。還說：“你在北平的部屬來了，也均妥善安置。”
傅作義對這些電報都一笑置之，沒有為國民黨當局的威脅利誘所動；也沒有為國民黨中統、軍統特務暗殺陰謀所屈服。
在包頭的一個大操場上，檢閱包頭駐軍以前，警衛部隊搜索場地時，發現一個窗口架有機槍，槍口正對準操場。傅作義聽到報告以後，表現得很鎮定，命令按原定計劃檢閱，不要受這類可恥的恐怖行為所影響。
傅作義到綏遠後，親自了解掌握了許多情況。9月11日，他給薄一波、聶榮臻發了一份電報，詳細說明了綏遠起義的準備情況和對今後工作的意見。電報原文是：
薄政委一波兄、聶司令員榮臻兄勳鑒：
申支24時30分電敬悉。甲、正遵照毛主席的正確指示，逐步實施，軍隊大致均可掌握，通電日內即可發出。乙、目前具體情況：（一）現有軍隊計第111軍（下轄258趙曉峰、320馬逢辰、326王崇仁3個師）；獨立師計第7師（張世珍）、319師（張樸）、310師（張副元）；原榆林駐綏部隊（鄧寶珊屬）計22軍兩個師（228師楊仲璜部、86師胡景通部）；騎兵計整騎11旅（陳秉義部）、整騎12旅（鄂友三）、整騎13旅（高理亭）、騎5旅（安恩達）、獨3旅（喬漢魁）、保2旅（張振基）、保4旅（張漢璉）、保6旅（鄔青雲）。此外尚有楊作舟部、張飛生部，邵守中部及由榆林來的騎兵一部，總計隻騎兵乘馬就有三萬餘匹。直屬單位計有戰車連一、鐵甲車隊一、野炮營一、輜重營一，及兵站監護部隊；指揮機構計西北軍政副長官包頭指揮所一，晉陝綏邊區總司令部一、第9兵團司令部一。
（二）除正規部隊外，小單位還多，名目繁雜，有些紀律很不好，著手處理極感困難。
（三）廣州每月發給部隊薪餉副食費35萬銀元，主食軍糧價13.6萬銀元，服裝補給現品或按當時市價發給。
（四）經連日分別傳見說明，軍政幹部對中共領導及人民政府各項政策，均表擁護，尤其對毛主席敬仰崇拜之熱忱，出乎一般意想之外。但因受前由北平回綏幹部及前騎4師跑回幹部的不正確宣傳，影響疑懼心理仍不能完全釋然，認為即使現在誠心擁護中共領導，努力學習進步，但中共下級人員仍不會諒解他們，仍不要他們，因此向弟要求保證（甚至背後說，再不要第二次出賣他）。
（五）因疑懼心理的存在，雖願擁護並實施中共各項政策，但害怕通電發出後，中共政工人員及行政人員大批插入，中共人員看不起原有幹部，原有幹部驚恐疑慮，如冰炭之不相容，可能因小故發生事端。丙、處理原則：
（一）堅決團結，耐心教育，使最大多數幹部均可成全；
（二）肅清特務，使其不能散布反動宣傳，發生破壞作用；
（三）紀律不好的小單位，需妥慎安排，以免操之過急，流為地方土匪盜賊，影響治安及生產建設；
（四）軍隊逐漸整編教育，最後轉入工農業生產。丁、實施步驟：
（一）董其武等通電發出後，即徹底成為解放區、解放軍，與反動政權完全斷絕關係，並站在敵對立場；
（二）董其武等通電發出後，立刻先恢複交通；
（三）他們要求我保證他們，並要求由我負責教育整編，故於董其武等通電發出後，成立軍政委員會，擬再以幾個月時間進行思想教育，並調整人事，逐漸將幹部中進步的與落後的分開。因為他們對我還保有信心，我處置壞分子，他們認為是應該的。如中共人員直接處理，其他幹部即發生疑懼。所以軍政委員會成立後，除高、楊、潘、姚各同誌協同，設計決策外，請再派若幹較高級同誌協助進行思想教育及檢查工作。惟部隊政治工作人員及省廳內部直接處理事務人員暫不插入。俟思想打通，疑懼心理消除，兩個省府合並為一，部隊政治製度建立，即可水乳交融，合為一體。毛主席對弟極其信任，兩兄對弟亦充分了解。目前綏遠幹部又要求弟負責保證。弟體察實際情形，不做則已，即做就必須負責做好，才不辜負毛主席成全他們的厚意，亦可作全國其他各地一個較好的影響。這是弟目前應盡的責任。以上各節係弟針對綏遠目前實況所擬議，而對整個方針，體會容有不周，但此確為處理此一複雜矛盾情形之所必需，故一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寧可醜話說在前邊，不願事後再求補救，兩兄有何意見，請電示。
傅作義申真12時
綏遠和平起義是人心所向，勢在必行了。可是，國民黨當局仍未忘記最後的幹擾。9月15日，他們派徐永昌飛包頭，想說服傅作義、鄧寶珊放棄原來計劃，跟他去廣州。
傅作義對徐永昌談了他舉行北平和平起義的動機和情況後，又著重說：“我一向為國家獨立、民族複興而奮鬥，誰能救國救民我就跟誰走。蔣先生私心太重，全不顧國家民族。國民黨政府已喪盡民心軍心，大勢已去，無可挽回。我去廣州也無能為力。不隻北平、綏遠，全國就要解放了，這是曆史的必然！”
徐永昌這位“不速”政客，見自己遊說不成，知道全國政協即將召開，傅作義決不會留在綏遠，不去參加會議，便心生一計；借口有病需要住院治療，他住著不走，綏遠就不好通電起義。
傅作義和鄧寶珊、董其武等商量，為了趕在第一屆全國政協開幕以前實現綏遠和平起義，決定在9月19日發出起義通電。他們計議請鄧寶珊去徐永昌處下“逐客令”。
鄧寶珊去徐永昌那裏，問了他的病情後說：“次宸老兄，請你不要回廣州了，宜生想請你在這裏領銜起義。起義後，咱們一同到北平去見毛主席。”
徐永昌聽說要讓他領銜起義，還要去北平，情知事情不妙，他已經真正認識到，傅作義決不會聽他的；張學良、楊虎城的命運，可以說是殷鑒不遠，傅作義何等聰明，又怎會為蔣介石的一紙函電改變態度。鄧寶珊不過是代傅作義下“逐客令”，再不走就太不知趣了，於是立即答道：“我明天就走，不妨礙你們的事情。”9月19日一早，他果然離包頭，飛重慶、廣州複命去了。
徐永昌臨行前說：“我是來說服傅宜生的，不但沒有說服了他，他反而給我講了一番大道理。”他臨上飛機的時候還氣呼呼地說：“三年後再見吧！”
經過傅作義、鄧寶珊和董其武等緊張的工作，綏遠起義的準備工作大體就緒，董其武的辦公廳主任李忠孚和閻又文研究起草的起義通電稿也已擬好。
9月18日夜9時，董其武和李忠孚帶著起義電稿，乘車到包頭福生茶莊後院客廳，去找綏遠“省議會議長”張欽、“高等法院院長”於存灝，向他們介紹了籌備起義的情況。李忠孚念過起義電稿後，張欽、於存灝不約而同地說：“好！”還說，“傅先生來綏遠，我們的大事辦了，這是全省人民的幸福。”接著又說：“耀辰病了，不能親自來，托我們兩人代表他簽字。”
這時，張慶恩氣衝衝地跑來了，他對董其武嚷道：“你讓我去南京給你交涉軍費，軍費要到了，你現在要投共產黨，我怎麽向中央交代？！”
董其武答道：“形勢不同了嘛！那時是那時的情況，現在是現在的情況。”
張慶恩又向張欽、於存灝說：“你們都是地方上的人，現在是綏遠的生死關頭，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你們應該說句話嘛！”
張欽以老夫子的口吻拉長聲調說：“苟能興邦，萬言何惜！”
客廳裏的氣氛，已經十分緊張。室外，張慶恩的十幾名身帶短槍的特務，在院子裏伸頭探腦地注視著屋裏的情況。
董其武的隨從副官王全福看此情景，意識到事情不妙，便走進客廳，對董其武說：“報告主席，總司令來電話，請你快去！”
於存灝站起來說：“傅先生有事，董主席就去吧！”
董其武立即答道：“好！你們談吧，我去看看。”
這緊張的一幕，至此宣告結束。張慶恩眼看最後一著也沒有起作用，隻好在第二天一早跟著徐永昌飛走了。
1949年9月19日上午，董其武召集原綏遠軍隊旅長以上的軍事幹部和原綏遠省政府的高級官員、地方上各族各界知名人士，在綏遠省銀行包頭分行舉行綏遠和平起義通電簽字儀式。董其武領頭在寫於虎皮宣紙上的通電上簽字。他簽字後，用一個小茶杯蓋在他的名字後邊，是留給住醫院的孫蘭峰的；然後大家按照順序一一簽字。當時簽字的為38人。
傅作義對老部下孫蘭峰一直在做耐心細致的工作，向他曉以大義，講明形勢和利害，加以循循勸導，終於使這位倔強的“拐將軍”，在和平起義的通電上簽了名。這樣，簽字的共為39人。
傅作義這次到綏遠，在包頭先後和孫蘭峰作過三次長談。
第一次，傅作義和孫蘭峰談了中國共產黨是為國家、為人民的，和共產黨打仗是不應該的。正因為如此，才有北平和平起義，起義後，他傅作義和鄧寶珊等軍官士兵都受到優待。共產黨的政策是不咎既往的，是寬大的。在河北永年被俘的傅作義部人員已經釋放，在張家口、新保安、懷來被俘的周鈞、袁慶榮、靳書科等，有些已經釋放，像袁慶榮這次就跟著一同來綏遠了；有些是在陸續釋放。有些地方、有些機關貫徹、執行中共中央的政策不及時，是幹部的政治水平問題，已經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的批評，問題很快就會改正過來的。所有被俘的人員都作為起義人員待遇，不受歧視。這些話，對孫蘭峰有啟發。
第二次，傅作義的談話又深了一步。他說：全國形勢發展得很快，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內戰，實現和平，事實證明走和平的道路是正確的。這樣對國家好，對人民好，對地方也好，對我們每個人都好。既然有這麽多的好處，我們為什麽還要打下去呢？我們過去也說為人民，實際上摧殘、壓迫人民，在農村是為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為特權豪門保鏢。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後我們遭到失敗。共產黨是為人民的，因而受到人民的擁護、愛戴，所以能夠成功。隻要跟著共產黨走，個人的前途、出路都是光明的。傅作義還談到，綏遠部隊不改編，人員不遣散，起義前是什麽級別，起義後仍按什麽級別待遇。中國共產黨隻要求地方要解放區化，軍隊要解放軍化。這一段話，對孫蘭峰啟發較大，心中豁亮了些。
孫蘭峰聽了傅作義第三次更肝膽相照的談話，他情不自禁地哭了。
傅作義說：“畹九！起義的通電已經寫好了，別人都簽了名，惟有你還沒有簽字。你是不是還有什麽顧慮？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話，不願意和大家一道起義，打算離開我們，斷絕我們幾十年的交情，那就隨你的便吧！你看誰願意跟你走，你就帶誰走。哪個部隊願意跟你去，你就帶那個部隊去。但是，我要告訴你，仗是不能再打下去了！”
很重義氣重感情的孫蘭峰，聽了這段話後流著眼淚說：“傅先生和我生死患難相處了幾十年，我們情同手足，我怎麽能離開你單獨行動呢？當年涿州戰役失敗後，我都沒有離開過你，今天我怎麽能離開你呢？我聽你的話，馬上簽字。”
事後，孫蘭峰對董其武等說，他當時確實有些顧慮，考慮過他和他的部下的出路、前途等問題，更主要的是受張慶恩等人的包圍恫嚇，使他暫時不好明確表示態度，後來躲進醫院，佯裝不聞不問。其實，他對傅先生倡導的和平起義，並無反對之意。董其武認為，他這話是真實的，因為他從來沒有表示反對起義，觀望一時倒是事實。
就在9月19日那天，董其武、孫蘭峰等39人，莊嚴隆重地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和華北軍區聶榮臻司令員、薄一波政委發出起義通電，宣布脫離國民黨集團，走到人民的行列中來。通電全文如下：
毛主席、朱總司令、聶司令、薄政委：
我們全體官兵和各級行政人員，今天在綏遠發動了光榮起義，並莊嚴地向人民宣布：我們正式脫離依靠美帝國主義的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等反動派殘餘集團，堅決走到人民方麵來，綏遠和平解放，我們得慶新生。全體軍民謹以無限忠誠，向人民領袖毛主席、朱總司令致崇高的敬禮。
北平和平的成功，啟示了我們：和平是全國人民迫切的要求與願望；教育了我們：過去戡亂的政策是錯誤的；提醒了我們：惟有在中共領導下，團結各民主階級、各民族人民，建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人民服務，才是對的。因此，北平和平之後，我們迫切的願望，就是期待由北平和平促成全國人民一致要求的和平，在中共領導下，迅速開始新民主主義的建設。但是，事實一天天證明，反動派沒有絲毫的覺悟和悔改，而變本加厲地投靠帝國主義，乞憐於帝國主義。反動派和人民的願望是完全相反的，人民要和平，反動派正是處心積慮地破壞和平。閻錫山斷送了山西人民的生命，從太原飛到廣州當了反動的行政院院長，狂呔所謂“日本複興中國論”，積極從事與日本軍國主義反動派的勾結，陰謀引導日本強盜再來侵略中國國土，再來屠殺中國人民。
我們參加過辛亥革命，我們參加過大革命戰爭，我們尤其自始至終堅持對日抗戰，熱血灑遍長城各口。民國22年長城抗戰中，當無恥的《何梅協定》正在簽字時期，也正是我們在懷柔附近對日本侵略者西義一師團堅強奮戰並予以嚴重打擊的時候。繼此之後，我們在綏東抗戰，向百靈廟日本侵略內蒙古的根據地襲擊。“七七”全麵抗戰展開後，我們參加了平綏線的南口戰役，山西的平型關會戰，忻口會戰，太原守城，文水、交城、離石各戰役，綏南戰役，反攻包頭，克複五原。我們雖然缺乏武器，缺乏彈藥，但我們打到底。我們綏遠人民在抗日戰爭裏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一切的節約貢獻了抗戰，我們綏遠人民拿出了生命熱血，用一切的力量支持了抗戰。我們的抗戰目的是為了打倒帝國主義，爭取中國獨立、民主、自由、和平、富強。今天反動派卻又勾結日本強盜來屠殺中國人民，我們憤慨，我們抗議，我們堅決地反對。國民黨反對派可曾想過革命的三民主義的目的是什麽？全民族八年苦戰犧牲了無數生命財產又是為什麽？這樣倒行逆施，將何以對孫中山先生，何以對死難先烈？！
這一切事實教育我們：使我們看明白反動派已經走到了死亡的末路。在過去，反動派與帝國主義勾結，還要用些花言巧語來欺壓人民，到了反動派臨近死亡的時候，他們就再也顧不得什麽羞恥，隻有原形畢現地葡匐在帝國主義的腳前搖尾乞憐，妄圖作垂死的掙紮。
這一切事實教育我們：使我們從蒙蔽中清醒過來，看明白反動派和人民的利益是相反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的利害，和官僚買辦資本家的利害，和封建地主的利害，原來是完全一致的。
這一切事實教育我們：使我們明白，這些封建殘餘、官僚買辦資本家、帝國主義奴仆，三位一體的中國反動派，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叛徒，是無恥地出賣民族的敗類。
我們既從蒙蔽中明白過來，從苦悶矛盾中解脫出來，我們就再沒有理由替這些自私自利無羞無恥的反動派作戰；我們就再也沒有理由違背革命的初衷，自毀抗戰的光榮而為反動派效力；我們就再也沒有理由跟著反動派殉葬，而必須堅決地脫離反動派殘餘集團，來向人民靠攏，來為人民服務。我們於北平和平之後，經過半年來的自我反省、自我教育，確切認定，中國人民民主革命必須是以無產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各民主階級及中國境內各民族，建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共同努力，才能徹底完成。這個方向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深深感到，隻有在這個總的方向之下努力奮鬥，才能達成人民的願望，才能符合我們革命抗戰的光榮曆史。我們現在就是依照這個正確的方向發動起義，實現綏遠和平，脫離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等反動派殘餘集團，堅決走到人民方麵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努力學習，自我改造，和全國人民一齊起來粉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陰謀，消滅反動派一切殘餘勢力，實現新民主主義即革命的三民主義，和平建設新綏遠，和平建設新中國。我們熱切期望人民領袖毛主席、朱總司令及各界民主人士指導我們，教育我們，使我們能在新社會中忠實地為人民服務。我們高呼：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毛主席、朱總司令萬歲！
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俞方皋、胡景通、張副元、張世珍、趙曉峰、楊仲璜、馬逢辰、王崇仁、張樸、鄂友三、高理亭、喬漢魁、安恩達、陳秉義、孟昭第、張潛、陳玉甲、於霖瑞、張振基、張漢璉、鄔青雲、王度、張欽、閻肅、榮祥、於存灝、胡鳳山、辛崇業、楊令德、陳誌仁、梁子材、奇世勳、任秉鈞、吳桐、吳耀庭、王質武
9月19日
綏遠起義的通電發出後，傅作義勝利地完成了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和華北局、華北人民政府委托的任務，便同鄧寶珊、孫蘭峰乘專車回北平，參加即將召開的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董其武回歸綏，團結、組織各族各界人民和軍政人員，肅清國民黨特務分子，防止他們搗亂、破壞，保護起義勝利的果實。
9月2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給董其武等複電，原文是：董其武將軍及在貴將軍領導下的綏遠軍隊全體官兵、政府工作人員和各界同胞們：
看了你們9月19日的聲明，你們的立場是正確的。自從傅作義將軍領導北平和平解放後，人民表示歡迎，反動派表示反對，反動派還企圖破壞綏遠軍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終歸失敗。你們已經率部起義，脫離反動派，站在人民方麵了。希望你們團結一致，力求進步，改革舊製度，實行新政策，為建設人民的新綏遠而奮鬥。
毛澤東 朱德
1949年9月20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政委薄一波，也給董其武發了複電：
董其武將軍暨綏遠起義全體將士、各級行政人員：
接讀9月19日通電，宣布脫離依靠美帝國主義的將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等反動派殘餘集團，參加人民革命陣營，使綏遠獲得和平解放，我們於欣慰之餘，特致熱烈的祝賀。從此華北全境之內國民黨反動派所妄圖作為最後掙紮的據點宣告掃除，這對全華北今後建設的事業和華北軍民支援全國解放戰爭最後勝利的事業，均極為有利。國民黨反動派殘餘集團完全消滅之期在邇，開創中國五千年曆史新時期的嶄新的人民共和國業已誕生。尚望團結部屬，與華北及全國解放區軍民親密合作，安定地方秩序，肅清反動派一切殘餘勢力。並以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教育部隊，改造思想，改變作風，力求進步，把綏遠建設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區，把軍隊改編成真正的人民解放軍，為建設新綏遠、新華北及徹底解放全中國而奮鬥。
聶榮臻薄一波
9月20日
千山萬水皆踏遍，生活儉樸猶百姓
新中國成立之後，傅作義先後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職。他除了處理北平起義部隊的善後和建設新綏遠的工作外，便是積極地致力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作。他鑒於農業生產是國家建設的基礎，水利對農業生產的重要意義，所以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征詢他願意參加人民政府的何項工作時，他毫不猶豫地要求去做水利工作。在這以前，他曾表示過希望能做農田水利工作。此時，他還說：“這樣才能為人民做點具體的實際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同意了他的要求，先後任命他為水利部長、水利電力部長。他在這個工作崗位上，盡忠職守達23年之久，直到1972年才因病誠懇地辭去這一兼職。
傅作義熱愛社會主義事業，對水利工作一片赤誠。麵對解放前國民黨政府留下的治江、治河等水利工程的爛攤子，為了確保大江大河不決口、不泛濫成災，而且變水害為水利，他和李葆華、錢正英、劉瀾波等副部長密切合作，在水利搶險、疏浚治理等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到水利部任職之初，傅作義就說：“我國水利建設任務很重，在水利問題上我還是個‘門外漢’。要不辜負中國共產黨、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群眾的信任，光坐辦公室不成，得多下去了解情況，向群眾學習，努力做好工作。”他強調調查研究工作，掌握第一手的資料和情況，才能把水利工作做好。因之，他每年至少用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左右的時間出差在外，跋山涉水進行工作。他走遍了祖國的長江、黃河、淮河、珠江、黑龍江、鬆花江、海河等許多水利工地，到處調查關於水的情況和問題，認真細致地進行檢查、督促工作，還及時地幫助解決能夠解決的問題。中共中央和國家主席毛澤東聽了他的工作匯報後，稱讚他說：“你鑽進去了！”
黃河，在世界上是一條著名的大河，它在曆史上也是一條災難性的河流。據有關記載，黃河下遊的河南、山東等地，在兩千多年中，泛濫決口達1500次之多。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政府很快著手研究黃河的問題，製訂了黃河綜合利用規劃，決定分期進行治理。毛澤東主席曾親臨黃河視察，提出“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的號召。
在黃河的規劃、治理過程中，水利部和其他有關地區、部門，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傅作義作為水利部部長，多次前往黃河中下遊查勘，研究治理黃河的措施。
1950年的盛暑炎夏，傅作義去河南視察黃河，到達陝縣的那天，氣溫高達攝氏40度，他仍按原計劃進行活動。到達三門峽時，他和隨同人員一起露宿在黃河岸上的幹沙灘上，以藍天當被子，以大地作睡炕。1957年4月13日，他又作為黃河流域規劃委員會副主任，去參加治理和開發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開工典禮。那天春光明媚，河水奔騰，高大的標語、彩色的旗幟、巨幅的大壩示意圖，使會場顯得莊嚴壯觀。他興奮地向到會的5000多名幹部、群眾說：“我們現在舉辦這一工程，把幾千年來的水害變作水利，隻有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才能達到。”他希望黃河中遊地區的人民群眾認真做好水土保持，繼續加強修堤防洪工作。
會後，傅作義去山西視察水利工作，順路回故鄉晉陸地區考察水利灌溉及水土保持的情況。他從早到晚想的和說的是“渠、井、閘”，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體和休息。當他到達太原工作期間，因勞累過度，嚴重的心髒病於4月25日突然重發，不得不住院治療。周恩來總理得知後，特派心髒病專家黃宛大夫乘專機飛太原搶救。他的病情脫離危險後，於5月7日回北京，入協和醫院繼續治療。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兩次去醫院看望，希望他安心養病。彭德懷、薄一波等國家領導人，也多次去醫院看望。他對此深受感動，出院後，即到水利部辦公。
在淮河的水利工地上，也印有傅作義的足跡。1951年，傅作義和水利部副部長李葆華等一起視察淮河。在去洪澤湖蔣壩途中，有一段30華裏的路程無法通行汽車。他和李葆華談定，同大家一起步行；隻向農民雇了三頭毛驢，馱載所帶的行李。他以56歲的高齡，走起路來毫不示弱，還和同行的人談笑自若。他對關心他的李葆華連聲答稱：“不累！不累！”“這點路程算不得什麽！”
1952年，傅作義到洞庭湖進行考察，工作剛告一段落，即趕赴漢口，乘船沿漢水而上，和工程技術人員研究了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的規劃。接著，還同李葆華視察了淮河流域。
1953年，傅作義南下廣東，沿珠江流域作了考察。
1954年，傅作義想到天山雪水的利用和新疆的灌溉問題，便踏上了祖國大西北，看遍了那裏水利工程。他很注意做少數民族的工作，對維吾爾、哈薩克、俄羅斯等少數民族的風俗、民情加以調查，然後告訴水利部所屬人員，要尊重當地人民的生活習慣。他把了解到的當地人民在生產、生活中的困難和問題，都向當地政府如實地提出，也誠懇地提出建議，供當地幹部參考。
1955年，傅作義把東北地區作為他工作的重點。就在那年夏天，鬆花江上洪水暴發，抗洪大軍中便出現了他水利部長的高大身軀。
1956年，傅作義踏上東南沿海各省，人們在樹有“一定把淮河治好”的旗杆下看到他，在梅山和佛子嶺的工地上看到他，在福建、江西等省水利建設工地上也看到過他。
1960年4月，傅作義去京郊密雲水庫視察，在白河大壩，車子無法往上開，他因有嚴重的心髒病，服了硝酸甘油後，仍堅持同大家徒步走了上去。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幹部、群眾生活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