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蓋集

題記

在一年的盡頭的深夜中，整理了這一年所寫的雜感，竟比收在《熱風》裏的整四年中所寫的還要多。意見大部分還是那樣，而態度卻沒有那麽質直了，措辭也時常彎彎曲曲，議論又往往執滯在幾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貽笑於大方之家。然而那又有什麽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這些小事情，而偏有執滯於小事情的脾氣。

我知道偉大的人物能洞見三世，觀照一切，曆大苦惱，嚐大歡喜，發大慈悲。但我又知道這必須深入山林，坐古樹下，靜觀默想，得天眼通，離人間愈遠遙，而知人間也愈深，愈廣；於是凡有言說，也愈高，愈大；於是而為天人師。我幼時雖曾夢想飛空，但至今還在地上，救小創傷尚且來不及，那有餘暇使心開意豁，立論都公允妥洽，平正通達，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隻在泥土上爬來爬去，萬不敢比附洋樓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憤激，決非洋樓中的通人所能領會。

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間，又是一個常人，能夠交著“華蓋運”。

我平生沒有學過算命，不過聽老年人說，人是有時要交“華蓋運”的。這“華蓋”在他們口頭上大概已經訛作“鑊蓋”了，現在加以訂正。所以，這運，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隻好碰釘子。我今年開手作雜感時，就碰了兩個大釘子：一是為了《咬文嚼字》，一是為了《青年必讀書》。

署名和匿名的豪傑之士的罵信，收了一大捆，至今還塞在書架下。此後又突然遇見了一些所謂學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據說都是講公話，談公理，而且深不以“黨同伐異”為然的。可惜我和他們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們伐了幾下，——但這自然是為“公理”之故，和我的“黨同伐異”不同。這樣，一直到現下還沒有完結，隻好“以待來年”。

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並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裏有這麽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也未必不及跟著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吃黃油麵包之有趣。

然而隻恨我的眼界小，單是中國，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沒有論及，似乎無所感觸。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因此曾編印《莽原周刊》，作為發言之地，可惜來說話的竟很少。在別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對於反抗者的打擊，這實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現在是一年的盡頭的深夜，深得這夜將盡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但是我並不懼憚這些，也不想遮蓋這些，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於風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覺得在風沙中轉輾而生活著的，會知道這意思。

我編《熱風》時，除遺漏的之外，又刪去了好幾篇。這一回卻小有不同了，一時的雜感一類的東西，幾乎都在這裏麵。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記於綠林書屋東壁下。

忽然想到（一）

一

做《內經》的不知道究竟是誰。對於人的肌肉，他確是看過，但似乎單是剝了皮略略一觀，沒有細考校，所以亂成一片，說是凡有肌肉都發源於手指和足趾。宋的《洗冤錄》說人骨，竟至於謂男女骨數不同；老仵作之談，也有不少胡說。然而直到現在，前者還是醫家的寶典，後者還是檢驗的南針：這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一。

牙痛在中國不知發端於何人？相傳古人壯健，堯舜時代蓋未必有；現在假定為起於二千年前罷。我幼時曾經牙痛，曆試諸方，隻有用細辛者稍有效，但也不過麻痹片刻，不是對症藥。至於拔牙的所謂“離骨散”，乃是理想之談，實際上並沒有。西法的牙醫一到，這才根本解決了；但在中國人手裏一再傳，又每每隻學得鑲補而忘了去腐殺菌，仍複漸漸地靠不住起來。牙痛了二千年，敷敷衍衍的不想一個好方法，別人想出來了，卻又不肯好好地學：這大約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罷。

康聖人主張跪拜，以為“否則要此膝何用”。走時的腿的動作，固然不易於看得分明，但忘記了坐在椅上時候的膝的曲直，則不可謂非聖人之疏於格物也。身中間脖頸最細，古人則於此斫之，臀肉最肥，古人則於此打之，其格物都比康聖人精到，後人之愛不忍釋，實非無因。所以僻縣尚打小板子，去年北京戒嚴時亦嚐恢複殺頭，雖延國粹於一脈乎，而亦不可謂非天下奇事之三也！

一月十五日。

二

校著《苦悶的象征》的排印樣本時，想到一些瑣事——我於書的形式上有一種偏見，就是在書的開頭和每個題目前後，總喜歡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時候，一定明白地注明。但待排出奇來，卻大抵一篇一篇擠得很緊，並不依所注的辦。查看別的書，也一樣，多是行行擠得極緊的。

較好的中國書和西洋書，每本前後總有一兩張空白的副頁，上下的天地頭也很寬。而近來中國的排印的新書則大抵沒有副頁，天地頭又都很短，想要寫上一點意見或別的什麽，也無地可容，翻開書來，滿本是密密層層的黑字；加以油臭撲鼻，使人發生一種壓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讀書之樂”，且覺得仿佛人生已沒有“餘裕”，“不留餘地”了。

或者也許以這樣的為質樸罷。但質樸是開始的“陋”，精力彌滿，不惜物力的。現在的卻是複歸於陋，而質樸的精神已失，所以隻能算窳敗，算墮落，也就是常談之所謂“因陋就簡”。在這樣“不留餘地”空氣的圍繞裏，人們的精神大抵要被擠小的。

外國的平易地講述學術文藝的書，往往夾雜些閑話或笑談，使文章增添活氣，讀者感到格外的興趣，不易於疲倦。但中國的有些譯本，卻將這些刪去，單留下艱難的講學語，使他複近於教科書。這正如折花者；除盡枝葉，單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氣卻滅盡了。人們到了失去餘裕心，或不自覺地滿抱了不留餘地心時，這民族的將來恐怕就可慮。上述的那兩樣，固然是比牛毛還細小的事，但究竟是時代精神表現之一端，所以也可以類推到別樣。例如現在器具之輕薄草率（世間誤以為靈便），建築之偷工減料，辦事之敷衍一時，不要“好看”，不想“持久”，就都是出於同一病源的。即再用這來類推更大的事，我以為也行。

一月十七日。

三

我想，我的神經也許有些瞀亂了。否則，那就可怕。

我覺得仿佛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

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而是民國的敵人。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國裏的猶太人，他們的意中別有一個國度。

我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滅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覺得什麽都要從新做過。

退一萬步說罷，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因為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了，雖然還隻有十四年！

二月十二日。

四

先前，聽到二十四史不過是“相斫書”，是“獨夫的家譜”一類的話，便以為誠然。後來自己看起來，明白了：何嚐如此。

曆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隻因為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麵的月光，隻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了然了，因為他們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

秦漢遠了，和現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於唐宋明的雜史之類，則現在多有。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現在的中華民國也還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以明末例現在，則中國的情形還可以更腐敗，更破爛，更凶酷，更殘虐，現在還不算達到極點。但明末的腐敗破爛也還未達到極點，因為李自成，張獻忠鬧起來了。而張李的凶酷殘虐也還未達到極點，因為滿洲兵進來了。

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地難於改變的麽？倘如此，將來的命運便大略可想了，也還是一句爛熟的話：古已有之。

伶俐人實在伶俐，所以，決不攻難古人，搖動古例的。古人做過的事，無論什麽，今人也都會做出來。而辯護古人，也就是辯護自己。況且我們是神州華胄，敢不“繩其祖武”麽？

幸而誰也不敢十分決定說：國民性是決不會改變的。在這“不可知”中，雖可有破例——即其情形為從來所未有的——滅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複生的希望，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點慰藉罷。

但這一點慰藉，也會勾消在許多自詡古文明者流的筆上，淹死在許多誣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撲滅在許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動上，因為相似的老例，也是“古已有之”的。

其實這些人是一類，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國雖完，自己的精神是不會苦的，——因為都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

倘有不信，請看清朝的漢人所做的頌揚武功的文章去，開口“大兵”，閉口“我軍”，你能料得到被這“大兵”“我軍”所敗的就是漢人的麽？你將以為漢人帶了兵將別的一種什麽野蠻腐敗民族殲滅了。

然而這一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約也將永久存在。在中國，惟他們最適於生存，而他們生存著的時候，中國便永遠免不掉反複著先前的運命。

“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用了這許多好材料，難道竟不過老是演一出輪回把戲而已麽？

二月十六日。

忽然想到（二）

五

我生得太早一點，連康有為們“公車上書”的時候，已經頗有些年紀了。政變之後，有族中的所謂長輩也者教誨我，說：康有為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為；有者，“富有天下”，為者，“貴為天子”也。非圖謀不軌而何？我想：誠然。

可惡得很！

長輩的訓誨於我是這樣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從讀書人家的家教。屏息低頭，毫不敢輕舉妄動。兩眼下視黃泉，看天就是傲慢，滿臉裝出死相，說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為極應該的，但有時心裏也發生一點反抗。心的反抗，那時還不算什麽犯罪，似乎誅心之律，倒不及現在之嚴。

但這心的反抗，也還是大人們引壞的，因為他們自己就常常隨便大說大笑，而單是禁止孩子。黔首們看見秦始皇那麽闊氣，搗亂的項羽道：“彼可取而代也！”沒出息的劉邦卻說：“大丈夫不當如是耶？”我是沒出息的一流，因為羨慕他們的隨意說笑，就很希望趕忙變成大人，——雖然此外也還有別種的原因。

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在我，無非隻想不再裝死而已，欲望也並不甚奢。

現在，可喜我已經大了，這大概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罷，無論用了怎樣古怪的“邏輯”。

我於是就拋了死相，放心說笑起來，而不意立刻又碰了正經人的釘子：說是使他們“失望”了。我自然是知道的，先前是老人們的世界，現在是少年們的世界了；但竟不料治世的人們雖異，而其禁止說笑也則同。那麽，我的死相也還得裝下去，裝下去，“死而後已”，豈不痛哉！

我於是又恨我生得太遲一點。何不早二十年，趕上那大人還準說笑的時候？真是“我生不辰”，正當可詛咒的時候，活在可詛咒的地方了。

約翰彌耳說：專製使人們變成冷嘲。我們卻天下太平，連冷嘲也沒有。我想：暴君的專製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的專製使人們變成死相。大家漸漸死下去，而自己反以為衛道有效，這才漸近於正經的活人。

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

四月十四日。

六

外國的考古學者們聯翩而至了。

久矣夫，中國的學者們也早已口口聲聲的叫著“保古！保古！保古！……”

但是不能革新的人種，也不能保古的。

所以，外國的考古學者們便聯翩而至了。

長城久成廢物，弱水也似乎不過是理想上的東西。老大的國民盡鑽在僵硬的傳統裏，不肯變革，衰朽到毫無精力了，還要自相殘殺。於是外麵的生力軍很容易地進來了，真是“匪今斯今，振古如茲”。至於他們的曆史，那自然都沒我們的那麽古。

可是我們的古也就難保，因為土地先已危險而不安全。土地給了別人，則“國寶”雖多，我覺得實在也無處陳列。

但保古家還在痛罵革新，力保舊物地幹：用玻璃板印些宋版書，每部定價幾十幾百元；“涅槃！涅槃！涅槃！！”佛自漢時已入中國，其古色古香為何如哉！買集些舊書和金石，是劬古愛國之士，略作考證，趕印目錄，就升為學者或高人。而外國人所得的古董，卻每從高人的高尚的袖底裏共清風一同流出。即不然，歸安陸氏的百百宋，濰縣陳氏的十鍾，其子孫尚能世守否？

現在，外國的考古學者們便聯翩而至了。

他們活有餘力，則以考古，但考古尚可，幫同保古就更可怕了。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國永是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鑒，這雖然可惡，卻還不奇，因為他們究竟是外人。而中國竟也有自己還不夠，並且要率領了少年，赤子，共成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鑒者，則真不知是生著怎樣的心肝。

中國廢止讀經了，教會學校不是還請腐儒做先生，教學生讀“四書”麽？民國廢去跪拜了，猶太學校不是偏請遺老做先生，要學生磕頭拜壽麽？外國人辦給中國人看的報紙，不是最反對五四以來的小改革麽？而外國總主筆治下的中國小主筆，則倒是崇拜道學，保存國粹的！

但是，無論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為難的，而況保古。

現狀就是鐵證，比保古家的萬言書有力得多。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

保古家大概總讀過古書，“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該不能說是禽獸行為罷。那麽，棄赤子而抱千金之璧的是什麽？

四月十八日。

忽然想到（三）

七

大約是送報人忙不過來了，昨天不見報，今天才給補到，但是奇怪，正張上已經剪去了兩小塊；幸而副刊是完全的。那上麵有一篇武者君的《溫良》，又使我記起往事，我記得確曾用了這樣一個糖衣的毒刺贈送過我的同學們。現在武者君也在大道上發見了兩樣東西了：凶獸和羊。但我以為這不過發見了一部分，因為大道上的東西還沒有這樣簡單，還得附加一句，是：凶獸樣的羊，羊樣的凶獸。

他們是羊，同時也是凶獸；但遇見比他更凶的凶獸時便現羊樣，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便現凶獸樣，因此，武者君誤認為兩樣東西了。

我還記得第一次五四以後，軍警們很客氣地隻用槍托，亂打那手無寸鐵的教員和學生，威武到很像一隊鐵騎在苗田上馳騁；學生們則驚叫奔避，正如遇見虎狼的羊群。但是，當學生們成了大群，襲擊他們的敵人時，不是遇見孩子也要推他摔幾個觔鬥麽？在學校裏，不是還唾罵敵人的兒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麽？這和古代暴君的滅族的意見，有什麽區分！

我還記得中國的女人是怎樣被壓製，有時簡直並羊而不如。現在托了洋鬼子學說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長之類，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來威嚇毫無武力的同性的學生們麽？不是利用了外麵正有別的學潮的時候，和一些狐群狗黨趁勢來開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學生們麽？而幾個在“男尊女卑”的社會生長的男人們，此時卻在異性的飯碗化身的麵前搖尾，簡直並羊而不如。羊，誠然是弱的，但還不至於如此，我敢給我所敬愛的羊們保證！

但是，在黃金世界還未到來之前，人們恐怕總不免同時含有這兩種性質，隻看發現時候的情形怎樣，就顯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區別來。可惜中國人但對於羊顯凶獸相，而對於凶獸則顯羊相，所以即使顯著凶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這樣下去，一定要完結的。

我想，要中國得救，也不必添什麽東西進去，隻要青年們將這兩種性質的古傳用法，反過來一用就夠了：對手如凶獸時就如凶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

那麽，無論什麽魔鬼，就都隻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獄裏去。

五月十日。

八

五月十二日《京報》的“顯微鏡”下有這樣的一條——

“某學究見某報上載教育總長‘章士釘’五七呈文，愀然曰：‘名字怪僻如此，非聖人之徒也，豈能為吾儕衛古文之道者乎！’”因此想起中國有幾個字，不但在白話文中，就是在文言文中也幾乎不用。其一是這誤印為“釘”的“釗”字，還有一個是“淦”字，大概隻在人名裏還有留遺。我手頭沒有《說文解字》，釗字的解釋完全不記得了，淦則仿佛是船底漏水的意思。我們現在要敘述船漏水，無論用怎樣古奧的文章，大概總不至於說“淦矣”了罷，所以除了印張國淦，孫嘉淦或新淦縣的新聞之外，這一粒鉛字簡直是廢物。

至於“釗”，則化而為“釘”還不過一個小笑話；聽說竟有人因此受害。曹錕做總統的時代（那時這樣寫法就要犯罪），要辦李大釗先生，國務會議席上一個閣員說：“隻要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一個安分的人。什麽名字不好取，他偏要叫李大劍？！”於是乎辦定了，因為這位“大劍”先生已經用名字自己證實，是“大刀王五”一流人。

我在N的學堂做學生的時候，也曾經因這“釗”字碰過幾個小釘子，但自然因為我自己不“安分”。一個新的職員到校了，勢派非常之大，學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見了一個同學叫“沈釗”的，就倒了楣，因為他叫他“沈鈞”，以表白自己的不識字。於是我們一見麵就譏笑他，就叫他為“沈鈞”，並且由譏笑而至於相罵。兩天之內，我和十多個同學就迭連記了兩小過兩大過，再記一小過，就要開除了。

但開除在我們那個學校裏並不算什麽大事件，大堂上還有軍令，可以將學生殺頭的。做那裏的校長這才威風呢，——但那時的名目卻叫作“總辦”的，資格又須是候補道〔11〕。

假使那時也像現在似的專用高壓手段，我們大概是早經“正法”，我也不會還有什麽“忽然想到”的了。我不知怎的近來很有“懷古”的傾向，例如這回因為一個字，就會露出遺老似的“緬懷古昔”的口吻來。

五月十三日。

九

記得有人說過，回憶多的人們是沒出息的了，因為他眷念從前，難望再有勇猛的進取；但也有說回憶是最為可喜的。

前一說忘卻了誰的話，後一說大概是A．France罷，——

都由他。可是他們的話也都有些道理，整理起來，研究起來，一定可以消費許多功夫；但這都聽憑學者們去幹去，我不想來加入這一類高尚事業了，怕的是毫無結果之前，已經“壽終正寢”。（是否真是壽終，真在正寢，自然是沒有把握的，但此刻不妨寫得好看一點。）我能謝絕研究文藝的酒筵，能遠避開除學生的飯局，然而閻羅大王的請帖，大概是終於沒法“謹謝”的，無論你怎樣擺架子。好，現在是並非眷念過去，而是遙想將來了，可是一樣的沒出息。管他娘的，寫下去——

不動筆是為要保持自己的身分，我近來才知道；可是動筆的九成九是為自己來辯護，則早就知道的了，至少，我自己就這樣。所以，現在要寫出來的，也不過是為自己的一封信——

FD君：

記得一年或兩年之前，蒙你賜書，指摘我在《阿Q正傳》中寫捉拿一個無聊的阿Q而用機關槍，是太遠於事理。我當時沒有答複你，一則你信上不寫住址，二則阿Q已經捉過，我不能再邀你去看熱鬧，共同證實了。

但我前幾天看報章，便又記起了你。報上有一則新聞，大意是學生要到執政府去請願，而執政府已於事前得知，東門上添了軍隊，西門上還擺起兩架機關槍，學生不得入，終於無結果而散雲。你如果還在北京，何妨遠遠地——愈遠愈好——去望一望呢，倘使真有兩架，那麽，我就“振振有辭”了。

夫學生的遊行和請願，由來久矣。他們都是“鬱鬱乎文哉”，不但絕無炸彈和手槍，並且連九節鋼鞭，三尖兩刃刀也沒有，更何況丈八蛇矛和青龍掩月刀乎？至多，“懷中一紙書”而已，所以向來就沒有鬧過亂子的曆史。現在可是已經架起機關槍來了，而且有兩架！

但阿Q的事件卻大得多了，他確曾上城偷過東西，未莊也確已出了搶案。那時又還是民國元年，那些官吏，辦事自然比現在更離奇。先生！你想：這是十三年前的事嗬。那時的事，我以為即使在《阿Q正傳》中再給添上一混成旅和八尊過山炮，也不至於“言過其實”的罷。

請先生不要用普通的眼光看中國。我的一個朋友從印度回來，說，那地方真古怪，每當自己走過恒河邊，就覺得還要防被捉去殺掉而祭天。我在中國也時時起這一類的恐懼。普通認為romantic的，在中國是平常事；機關槍不裝在土穀祠外，還裝到那裏去呢？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魯迅上。

忽然想到（四）

十

無論是誰，隻要站在“辯誣”的地位的，無論辯白與否，都已經是屈辱。更何況受了實際的大損害之後，還得來辯誣。

我們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國巡捕擊殺了，我們並不還擊，卻先來趕緊洗刷犧牲者的罪名。說道我們並非“赤化”，因為沒有受別國的煽動；說道我們並非“暴徒”，因為都是空手，沒有兵器的。我不解為什麽中國人如果真使中國赤化，真在中國暴動，就得聽英捕來處死刑？記得新希臘人也曾用兵器對付過國內的土耳其人，卻並不被稱為暴徒；俄國確已赤化多年了，也沒有得到別國開槍的懲罰。而獨有中國人，則市民被殺之後，還要皇皇然辯誣，張著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其實，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為我們並非暴徒，並未赤化的緣故。

因此我們就覺得含冤，大叫著偽文明的破產。可是文明是向來如此的，並非到現在才將假麵具揭下來。隻因為這樣的損害，以前是別民族所受，我們不知道，或者是我們原已屢次受過，現在都已忘卻罷了。公道和武力合為一體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現，那萌芽或者隻在幾個先驅者和幾群被迫壓民族的腦中。但是，當自己有了力量的時候，卻往往離而為二了。

但英國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存在。今天，我們已經看見各國無黨派智識階級勞動者所組織的國際工人後援會，大表同情於中國的《致中國國民宣言》了。列名的人，英國就有培那特蕭（Bernard Shaw），中國的留心世界文學的人大抵知道他的名字；法國則巴爾布斯（Henri Barbusse），中國也曾譯過他的作品。他的母親卻是英國人；或者說，因此他也富有實行的質素，法國作家所常有的享樂的氣息，在他的作品中是絲毫也沒有的。現在都出而為中國鳴不平了，所以我覺得英國人的品性，我們可學的地方還多著，——但自然除了捕頭，商人，和看見學生的遊行而在屋頂拍手嘲笑的娘兒們。

我並非說我們應該做“愛敵若友”的人，不過說我們目下委實並沒有認誰作敵。近來的文字中，雖然偶有“認清敵人”這些話，那是行文過火的毛病。倘有敵人，我們就早該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償血”了。而現在我們所要求的是什麽呢？辯誣之後，不過想得點輕微的補償；那辦法雖說有十幾條，總而言之，單是“不相往來”，成為“路人”而已。雖是對於本來極密的友人，怕也不過如此罷。

然而將實話說出來，就是：因為公道和實力還沒有合為一體，而我們隻抓得了公道，所以滿眼是友人，即使他加了任意的殺戮。

如果我們永遠隻有公道，就得永遠著力於辯誣，終身空忙碌。這幾天有些紙貼在牆上，仿佛叫人勿看《順天時報》似的。我從來就不大看這報，但也並非“排外”，實在因為它的好惡，每每和我的很不同。然而也間有很確，為中國人自己不肯說的話。大概兩三年前，正值一種愛國運動的時候罷，偶見一篇它的社論，大意說，一國當衰弊之際，總有兩種意見不同的人。一是民氣論者，側重國民的氣概，一是民力論者，專重國民的實力。前者多則國家終亦漸弱，後者多則將強。我想，這是很不錯的；而且我們應該時時記得的。

可惜中國曆來就獨多民氣論者，到現在還如此。如果長此不改，“再而衰，三而竭”，將來會連辯誣的精力也沒有了。所以在不得已而空手鼓舞民氣時，尤必須同時設法增長國民的實力，還要永遠這樣的幹下去。

因此，中國青年負擔的煩重，就數倍於別國的青年了。因為我們的古人將心力大抵用到玄虛漂渺平穩圓滑上去了，便將艱難切實的事情留下，都待後人來補做，要一人兼做兩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現在可正到了試練的時候了。對手又是堅強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大可以借此來磨練。

假定現今覺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齡為二十，又假定照中國人易於衰老的計算，至少也還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奮鬥三十年。

不夠，就再一代，二代……。這樣的數目，從個體看來，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這一點就怕，便無藥可救，隻好甘心滅亡。因為在民族的曆史上，這不過是一個極短時期，此外實沒有更快的捷徑。我們更無須遲疑，隻是試練自己，自求生存，對誰也不懷惡意的幹下去。

但足以破滅這運動的持續的危機，在目下就有三樣：一是日夜偏注於表麵的宣傳，鄙棄他事；二是對同類太操切，稍有不合，便呼之為國賊，為洋奴；三是有許多巧人，反利用機會，來獵取自己目前的利益。

六月十一日。

十一

1.急不擇言

“急不擇言”的病源，並不在沒有想的工夫，而在有工夫的時候沒有想。

上海的英國捕頭殘殺市民之後，我們就大驚憤，大嚷道：

偽文明人的真麵目顯露了！那麽，足見以前還以為他們有些真文明。然而中國有槍階級的焚掠平民，屠殺平民，卻向來不很有人抗議。莫非因為動手的是“國貨”，所以連殘殺也得歡迎；還是我們原是真野蠻，所以自己殺幾個自家人就不足為奇呢？

自家相殺和為異族所殺當然有些不同。譬如一個人，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心平氣和，被別人打了，就非常氣忿。但一個人而至於乏到自己打嘴巴，也就很難免為別人所打，如果世界上“打”的事實還沒有消除。

我們確有點慌亂了，反基督教的叫喊的尾聲還在，而許多人已頗佩服那教士的對於上海事件的公證；並且還有去向羅馬教皇訴苦的。一流血，風氣就會這樣的轉變。

2.一致對外

甲：“喂，乙先生！你怎麽趁我忙亂的時候，又將我的東西拿走了？現在拿出來，還我罷！”

乙：“我們要一致對外！這樣危急時候，你還隻記得自己的東西麽？亡國奴！”

3.“同胞同胞！”

我願意自首我的罪名：這回除硬派的不算外，我也另捐了極少的幾個錢，可是本意並不在以此救國，倒是為了看見那些老實的學生們熱心奔走得可感，不好意思給他們碰釘子。

學生們在演講的時候常常說，“同胞，同胞！……”但你們可知道你們所有的是怎樣的“同胞”，這些“同胞”是怎樣的心麽？

不知道的。即如我的心，在自己說出之前，募捐的人們大概就不知道。

我的近鄰有幾個小學生，常常用幾張小紙片，寫些幼稚的宣傳文，用他們弱小的腕，來貼在電杆或牆壁上。待到第二天，我每見多被撕掉了。雖然不知道撕的是誰，但未必是英國人或日本人罷。

“同胞，同胞！……”學生們說。

我敢於說，中國人中，仇視那真誠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國或日本人還凶險。為“排貨”複仇的，倒不一定是外國人！

要中國好起來，還得做別樣的工作。

這回在北京的演講和募捐之後，學生們和社會上各色人物接觸的機會已經很不少了，我希望有若幹留心各方麵的人，將所見，所受，所感的都寫出來，無論是好的，壞的，像樣的，丟臉的，可恥的，可悲的，全給它發表，給大家看看我們究竟有著怎樣的“同胞”。

明白以後，這才可以計畫別樣的工作。

而且也無須掩飾。即使所發見的並無所謂同胞，也可以從頭創造的；即使所發見的不過完全黑暗，也可以和黑暗戰鬥的。

而且也無須掩飾了，外國人的知道我們，常比我們自己知道得更清楚。試舉一個極近便的例，則中國人自編的《北京指南》，還是日本人做的《北京》精確！

4.斷指和暈倒

又是砍下指頭，又是當場暈倒。斷指是極小部分的自殺，暈倒是極暫時中的死亡。我希望這樣的教育不普及；從此以後，不再有這樣的現象。

5.文學家有什麽用？

因為滬案發生以後，沒有一個文學家出來“狂喊”，就有人發了疑問了，曰：“文學家究竟有什麽用處？”今敢敬謹答曰：文學家除了謅幾句所謂詩文之外，實在毫無用處。

中國現下的所謂文學家又作別論；即使是真的文學大家，然而卻不是“詩文大全”，每一個題目一定有一篇文章，每一回案件一定有一通狂喊。他會在萬籟無聲時大呼，也會在金鼓喧闐中沉默。Leonardo da Vinci非常敏感，但為要研究人的臨死時的恐怖苦悶的表情，卻去看殺頭。中國的文學家固然並未狂喊，卻還不至於如此冷靜。況且有一首《血花繽紛》，不是早經發表了麽？雖然還沒有得到是否“狂喊”的定評。

文學家也許應該狂喊了。查老例，做事的總不如做文的有名。所以，即使上海和漢口的犧牲者的姓名早已忘得幹幹淨淨，詩文卻往往更久地存在，或者還要感動別人，啟發後人。

這倒是文學家的用處。血的犧牲者倘要講用處，或者還不如做文學家。

6.“到民間去”

但是，好許多青年要回去了。

從近時的言論上看來，舊家庭仿佛是一個可怕的吞噬青年的新生命的妖怪，不過在事實上，卻似乎還不失為到底可愛的東西，比無論什麽都富於攝引力。兒時的釣遊之地，當然很使人懷念的，何況在和大都會隔絕的城鄉中，更可以暫息大半年來努力向上的疲勞呢。

更何況這也可以算是“到民間去”。

但從此也可以知道：我們的“民間”怎樣；青年單獨到民間時，自己的力量和心情，較之在北京一同大叫這一個標語時又怎樣？

將這經曆牢牢記住，倘將來從民間來，在北京再遇到一同大叫這一個標語的時候，回憶起來，就知道自己是在說真還是撒誑。

那麽，就許有若幹人要沉默，沉默而苦痛，然而新的生命就會在這苦痛的沉默裏萌芽。

7.魂靈的斷頭台

近年以來，每個夏季，大抵是有槍階級的打架季節，也是青年們的魂靈的斷頭台。

到暑假，畢業的都走散了，升學的還未進來，其餘的也大半回到家鄉去。各樣同盟於是暫別，喊聲於是低微，運動於是銷沉，刊物於是中輟。好像炎熱的巨刃從天而降，將神經中樞突然斬斷，使這首都忽而成為屍骸。但獨有狐鬼卻仍在死屍上往來，從從容容地豎起它占領一切的大纛。

待到秋高氣爽時節，青年們又聚集了，但不少是已經新陳代謝。他們在未曾領略過的首善之區的使人健忘的空氣中，又開始了新的生活，正如畢業的人們在去年秋天曾經開始過的新的生活一般。

於是一切古董和廢物，就都使人覺得永遠新鮮；自然也就覺不出周圍是進步還是退步，自然也就分不出遇見的是鬼還是人。不幸而又有事變起來，也隻得還在這樣的世上，這樣的人間，仍舊“同胞同胞”的叫喊。

8.還是一無所有

中國的精神文明，早被槍炮打敗了，經過了許多經驗，已經要證明所有的還是一無所有。諱言這“一無所有”，自然可以聊以自慰；倘更鋪排得好聽一點，還可以寒天烘火爐一樣，使人舒服得要打盹兒。但那報應是永遠無藥可醫，一切犧牲全都白費，因為在大家打著盹兒的時候，狐鬼反將犧牲吃盡，更加肥胖了。

大概，人必須從此有記性，觀四向而聽八方，將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談全都掃除，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假麵全都撕掉，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總而言之，就是將華夏傳統的所有小巧的玩藝兒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學學槍擊我們的洋鬼子，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六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