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暗與暴力的進擊中,魯迅堅韌頑強地戰鬥著。此外,他還編印刊物,給青年校文稿,翻譯介紹蘇聯文學,提倡大眾語、大眾藝術,這些都是在反動派的迫害下進行的。再加他日常接近的革命誌士的失蹤和死亡,這自然侵蝕著他的身心健康。
魯迅本患有肺病,到1934年12月14日夜病發,感覺脊肉作痛、盜汗。魯迅的朋友就勸他設法異地療養,但是他不願離開多難的祖國。
魯迅在給李秉中的信中說:
時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舊鄉,仍不能絕裙徑去,野人懷士,小草戀山,亦可哀也!
當時的蘇聯無產階級作家高爾基也曾邀請魯迅作為私人賓客去蘇聯住兩年,但魯迅考慮種種原因,也不願意去。1935年秋,蘇大使館邀請魯迅去蘇聯觀光,他的中外朋友都希望他去,但結果仍是沒有去。
1935年下半年開始,魯迅的健康情況越來越糟糕了。許多親朋好友都勸他住院,或者外地療養。但是為了戰鬥,魯迅仍是忘我地工作,沒有考慮自己的身體。
“趕快工作,趕快工作!”他不斷地用這句話來鞭策自己,來發揮自己生命的最大效用。
許廣平在《欣慰的紀念》中說:
第一,他以為那時正在迫壓最嚴重,許多敢說敢做的人,都先後消沉,消滅,或者不能公開做他們應做的工作,自己這時還有一支筆可用,不能潔身遠去。
第二,他自己檢討,對社會人類的貢獻,還不值得要友邦如此優待,萬一回來之後仍是和未出國前一樣的做不出什麽,是很對不起的,一定要做出什麽來呢!環境是否可能也很難說。
第三,照他自己耿介的脾氣,旅費之類是自己出最好,自己既然沒有這能力,就是給一般造謠者的機會,不是並不一動,就已經說他拿盧布嗎?
年底,魯迅的身體更不好了,常有低燒,也容易疲勞,但是他還是做了許多工作,寫了不少文章和書信。
1936年元旦過後,魯迅的肩和肋開始痛得厲害。
“趕快工作。”他還是不斷地激勵著自己。疼痛在他忘我的工作中,似乎真的有所減輕了。
3月初,他到一個冷房子裏去找書,一不小心,受寒患了氣喘,病情更加嚴重了。家裏人為他請了當時很著名的須藤醫生,進行診治,但是病情時好時壞的。
到了5月,他的病仍不見好轉,並且不斷發燒。這引起了朋友們的擔憂。
史沫特萊多次來看他,請他另外請醫生治療。但是魯迅不承認自己病情嚴重,仍認為隻是疲勞的結果。
後來,經過幾個親友的商量,瞞著他,由史沫特萊請來了美國的鄧醫生——當時上海唯一的歐洲肺病專家。
魯迅和史沫特萊有很深的友誼,看她這樣關心自己當然是很感激的,他無奈地皺皺眉說:“真的謝謝你的關心,我知道你是好意,你實在太重感情了。你們外國人對於生命,倒比中國人看得重啊……”所以同意了鄧醫生的檢查。
經過診斷,鄧醫生感歎地說:“你真是個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中國人!倘若是歐洲人,早在五年前就已經死掉了……”醫生這樣說了,無疑是宣告了魯迅即將死亡的消息。
大家得到了這個診斷結果,魯迅周圍的親人和朋友不禁落淚了,但是魯迅卻依然從容對待。
看到大家的傷感,他樂觀地對大家說:“醫生再高明,也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5年’的病人開藥方的辦法。”很顯然,他已經決定不再接受鄧醫生的任何治療了。
之後,魯迅常常拿這句話來和朋友們開玩笑:“你們知道的,我其實5年前就已經死掉了!所以,我還得趕快工作,才能對得起死去的我啊!”他相信自己的身體,對於疾病有很強的抵抗力。因為他在精神上從來不曾向疾病屈服。
不久,蘇聯朋友通過中國共產黨的關係,邀請魯迅去莫斯科療養。
“我已經活了50多歲了,人總是要死的,況且我的病也沒那麽危險。”他說,“我不怕敵人,敵人怕我。我一天不死,就可以拿起筆杆子戰鬥一天——而我離開上海去莫斯科,隻會使敵人高興,所以,你要我怎麽能夠離開呢。”
盡管已經疾病纏身,但是他從不把這病放在心上。他的腦子裏隻有“趕快工作”的念頭。
“反正身體已經這樣了,與其不工作而多活幾年,倒不如趕快工作,少活幾年的好……”魯迅時常這樣想。這念頭催促著他,鼓勵著他。他隻要不病倒,能夠坐起來,就不願意閑著,而是想得很多,做得很多。
魯迅拖著病體,印外國版畫,籌劃雜誌的複刊,翻譯《死魂靈》的第二部,編校朋友托付的《海上述林》的稿件。他還計劃著要為自己編30年作品集,撰寫“中國文學史”,還考慮要創作一部早就有構思的長篇小說,反映中國四代知識分子的生活經曆,他想做的事太多太多了……
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魯迅以為中國需要他,他不能走,沒有人應該逃避,必須有人出來堅持戰鬥。
夜深人靜,魯迅仍堅持在燈下寫文章。他一陣陣接連不斷地咳嗽,可是心中裝的隻有人民的事業,唯獨沒有考慮到自己。
魯迅曾對馮雪峰說:覺得那麽躺著的日子,是會無聊得使自己不像活著的。如真不工作而多活幾年,倒不如趕快工作少活幾年的好。因此,和他談到工作計劃時使他的精神振奮,談到養病計劃時就使他不快。果然,魯迅晚年在戰鬥生活中特別放光輝的日子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