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民俗

第四節 社會風氣

　　社會風氣是指整體或局部社會在一個階段內所呈現的習尚、風貌，是一定社會中的風俗習慣、文化傳統、行為模式、道德觀念以及時尚等要素的總和，如尊老愛幼、樂善好施、尊師重教等。自然，社會敗壞，政亂綱毀，風氣也隨之墮落，因此，古來賢人常常見此而哀歎“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吉安的社會風氣也是隨時代的推移而發生變化，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時代的變化雖然影響社會風氣，但根深蒂固的思想觀念和文化品質，是不容易改變的。吉安號稱文章節義並重、理學之邦，鄉風民俗一直受傳統思想熏陶，表現得雍雅大度，優美典雅。

　　孝順。作為子女在成家之前自然是要孝順的，成家之後也一樣。所不同的，成家之後的子女開始分擔家庭生活的重擔，並要進而擴大家業，他們有對家庭財產的繼承權，而更主要的反映在人倫關係上方麵，有事長撫幼的義務。在吉安傳統社會的家庭中，父母的意誌是不可違抗的。這中間包括有實踐父母的意願，護理父母的身體，供俸父母的衣食，照料弟妹的成長，乃至父母百年之後的喪葬。民間曾廣泛流傳的托名張果老作的《勸孝歌》說：“父母不親誰是親，不重父母重何人？你若待他十足兩，代代兒孫還一斤。千兩黃金萬兩銀，有錢難買父母身。在堂父母百年稀，生時不孝死休悲。勿要靈山燒聖香，隻要堂前敬爺娘。蔬水承歡隨時奉，確保兒孫世代芳。”

　　對男子來說，為了奉親通常是“父母在，不遠遊”。當然，也並非呆板地恪守這一準則，為了仕進或經商，短期的外出同樣是被允許的，父母的供養便由妻子承擔。父母百年之後，兒子應守孝三年，以示懷念。如若在此之前，尚未婚配，或者曾喪偶而未娶，則三年內不得婚姻。

　　作為媳婦對公婆盡的孝道和兒子又不一樣。媳婦百事都得順從公婆，稍有忤逆，便認為是不孝，這種情況下，公婆往往強令兒子休妻。這在古禮中稱之為“七去”或“七出”。“七去”最初是作為倫理規範出現在《大戴禮記本命》中。這七項條件是：不順父母、無子、淫逸、妒嫉、惡疾、多言、盜竊，七項中有一項即可將媳婦趕出家門。這七項中，除淫逸、妒嫉、盜竊涉及個人品德外，其餘都往往成為對婦女的殘酷迫害。即便是多言一項，也並非全是缺陷，結果也為禮法所不容。宋元話本中有一篇《快嘴李翠蓮記》，其中就塑造了一位聰明靈巧而又心直口快的媳婦李翠蓮的形象，而最終也是被休棄，為社會所不容，隻好削發為尼，到青燈古佛旁去了此一生。其餘五項中最重的是“無子”。“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無子便會絕後，也就失去了婚姻的價值，這在以宗法血緣為中心的家庭模式中是不能容忍的。

　　忠義。吉安號“文章節義並重”之鄉，自歐陽修以來，皆以忠義節氣為尚，形成一種風氣，兩宋因有“五忠一節”之稱，即指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周必大、文天祥與楊萬裏，後學以先賢為榜樣，以至於家庭、家族教育也以忠義許身。文天祥出生於一個書香門第家庭，父母常以忠義教誨兒子。父親文儀，是一位鄉儒，人稱革齋先生，在住宅旁栽種許多篁竹，表達為人謙恭，清風君子，因曰“竹居”，也以此影響兒孫為人。文儀臨死時對文天祥說：“我死，你要盡心報國。”母親曾德慈，通文墨，知禮數，對文天祥以忠許國產生過重要影響，文天祥後來在詩中寫道：“母嚐教我忠，我不違母誌。”

　　忠義是一種品質、氣度的表現，正因為如此，一千多年來，吉安民間以忠義為風尚，且形成一種鄉俗。

　　貞節。貞節觀是封建社會婦女生活的桎梏，不少婦女因此而失去生活的本色。但它卻是一種社會風尚，時代要求，這種風尚影響到社會方方麵麵，尤其民間非常重視女子的貞操。明代對女性貞節表現給予獎勵，加上傳統思想的推波助瀾，即便士大夫家庭，也加入貞節觀行列。洪武元年，太祖曾下過一個詔令：民間寡婦，三十歲以前夫亡守製，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從明代開始，吉安各地建貞節牌坊風行，這種風氣蔓延至清代後期。這種社會風氣主要表現在家譜中專篇列“貞節”，以記載節婦姓名、事跡，村落中建造的牌坊或祠宇，表現突出的呈報縣、府，吉安府誌、各縣誌也設專篇記載，加上免除差役，四五百年中，節婦烈女難以計數。

　　訟風。吉安曆史上，社會風尚中最突出的莫過於好訟，這與整個江西好訟風氣有關。《全唐詩》卷八七七載唐代民謠雲：“筠袁贛吉，腦後插筆。”是說這些地方的人好打官司。腦後插筆本來是古代史官的作派，隨時從腦後取筆記事，古代稱筆簪。吉安普通的百姓也喜歡把筆插在腦後，遇事隨時寫狀子，捍衛自己的利益。實際上這是外地人對江西人好訟的一種譏諷。江西的訟風，又以吉安為最盛。

　　吉安好訟，與水土、人的性格有關。吉安人生性好鬥，爭山爭水爭田地爭竹木，有時為一些瑣碎的事爭吵甚至械鬥，一千多年來，此俗風變易不大。唐會昌二年（842），李遠作《送賀著作憑出宰永新序》稱：“今永新之為邑也，僻在江南西道，吾聞牛僧孺之言，與荊楚為鄰，其地有崇山疊嶂，平田沃野，又有寒泉清流以灌溉之。其君子好義而尚文，其小人力耕而喜鬥。”南唐李建勳《送王郎中之官吉水》雲：“南望廬陵郡，山連五嶺長。吾君憐遠俗，從事輟名郎。移戶多無土，春蠶不滿筐。惟應勞讚畫，溪峒況強梁。”《十國春秋》卷二十二《王崇文傳》載，王崇文為吉州刺史期間，“廬陵民尚氣喜訟，以先止為怯，號難治，崇文一以法治之，不少貸，訟為衰息。”

　　紹興七年（1137）九月朝廷文告稱：“訪聞虔吉等州，專有家學教習詞訴，積久成風。”嘉定年間（1208-1224）新幹知縣黃幹向江西轉運司報告說：“大抵江西建訟成風，砍一墳木則以發訴，男女爭竟，則以強奸訴，指道旁病死之人為被殺，指夜半穿窬之人為強盜，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胡寅《斐然集》卷一四《李彌遜直寶文閣知吉州》中說：“廬陵之俗，喜爭而囂訟；賦稅所入，乃甲於江西。”

　　成化四年（1468）七月，吉安知府許聰向朝廷報告吉安訟風之狀，《明憲宗實錄》卷五六載：“吉安地方雖廣而耕作之田甚少，生齒雖繁而財穀之利未殷，文人賢士固多而強宗豪右亦不少。或相互爭鬥，或彼此侵漁，囂訟大興，刁風益肆。近則報詞狀於司府，日有八九百；遠則致勘合於省台，發有三四千。往往連逮人眾，少不下數十，多或至百千。其間負固不服者，經年行提不出；恃頑變詐者，累發問理不結。”

　　吉安好訟，與人繁地狹、故家世胄眾多有關。這一點明代就暴露無遺。成化二十三年（1487），吉安知府張銳上疏：“江西多大家，往往招納四方流移之人，結黨為非。如吉安一府，健訟尤甚，囚犯監禁，常累至千人。緣官少不能決斷，多致瘐死。今宜增設推官一員，專理詞訟，不得以他事差遣。”這是國內罕見，為應付健訟，專設推官一職來處理，可見訟風之烈。

　　正德五年（1510），王守仁任廬陵知縣，得知吉安訟風甚陋，積弊太多，決心移風易俗，在淨居寺為廬陵士子開壇講學的同時，還向百姓提出革弊要求，與百姓約法，撰寫《告諭廬陵父老子弟》：“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訟稱，甚為吾民羞之……今與吾民約，自今非有迫於軀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輒興詞。興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兩行，每行不得三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言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興讓。”王守仁的約法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訟風稍減。由於王守仁的個人魅力影響，吉安從其學者以千計，風氣得到改善。

　　舊時傳言，紹興出師爺，吉安出訟師。吉安人好爭鬥、好告狀已經成為一個區域的個性特征，直至今日，此類陋習仍頑固流傳。

　　§§第六章 民間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