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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李烈鈞督贛與湖口起義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定國號為“中華民國”，組成南京臨時政府，宣告中華民國成立。中華民國的成立，在中華大地上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製和清朝二百六十多年的統治，開創了現代社會發展的曆史新階段。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時，北方各省尚在清廷及其重臣袁世凱的控製之下。經過隨即完成的南北議和和清廷退位，孫中山讓出臨時大總統職位，袁世凱取得這一職位並於1912年3月就職，全國實現表麵上的統一，臨時政府由南京移遷北京。中華民國由臨時政府時期進入了北洋軍閥政府統治的時期。
民國成立後，江西政權最初為革命黨人所掌握。1913年秋“二次革命”失敗，北洋軍閥入主江西，開始了對江西長達14年的統治。在這一長時期，江西被裹入激烈的社會大轉型潮流：一方麵，北洋軍閥的暴戾恣肆和多年戰亂，給江西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另一方麵，因為時代的變化，全省政治、經濟和文化形態也日益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出現了許多以往所不曾有的新鮮事物。江西曾長期處於南北戰爭的前線，境內多次發生過局部戰爭和客軍過境，時局動蕩在不少年份成為基本特征。新的政治學說、思想觀念、政黨組織和文化運動，通過上海、北京和廣東，相繼傳入江西並在社會尤其是青年中引起巨大反響。軍閥始終主導著全省政權，但在民國和民主的大背景下，行政體製也有較大的改變和創新；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均在江西建立了自己的組織，並引導國民革命和工農運動蓬勃發展。農業優勢的主體地位仍然保持，但新型的資本主義經濟乘勢而興，出現一個創辦實業的小高潮。近代教育體製逐漸建立，中小學教育和留學教育出現新的氣象。所有這一切，構成這一時期社會變動和社會轉型的基本內容和重要特點。
一、辛亥革命後的江西形勢
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後，江西是全國第三個（晚湖南、陝西一天）首先起而響應的省區。1911年10月23日，由同盟會會員掌握的駐九江新軍第五十四標奮起響應武昌起義，擁標統（相當於團長）馬毓寶為九江軍政府都督，宣布獨立。31日，同盟會員蔡公時、蔡森等發動南昌新軍起義成功，建立了江西軍政府。江西獨立，壯大了革命的聲威，對長江下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有論者稱：江西既定，“由是而蘇而浙而皖，革命之聲勢驟盛，兩月之間披靡全國，真亙古所未有也”。隨即，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誕生。
江西對辛亥革命的磅礴推進富有重大貢獻，但由於革命發生得相當突然，人們自身卻顯得準備不足，特別是江西的起義者們缺乏自己的領袖，革命後的時局也就頗有些混亂。
江西光複後的第一任都督是吳介璋。吳介璋是駐南昌的新軍第二十七協協統（相當於旅長），他的上台很有戲劇性，是在起義者們勸說原清朝巡撫馮汝騤出任都督而馮不答應的情況下，被推舉為江西軍政府都督的。吳介璋與同盟會素無聯係，對革命並無認識，也沒有執掌省政的社會基礎和政策主張。因此，他上台後，以軍政府名義向全省發布的通令，要求“各道府廳州縣所屬各官，仍著照舊視事……所有民事、刑事暨習藝所、監獄、學堂，一切地方行政，均著照常辦理”。他一切“照舊”地維持著過去的地方官員、行政製度和社會秩序。同時，對馮汝騤等清朝江西高官均予優待，禮送他們回籍。
軍界內部部分與吳介璋有隙的人很快製造了倒吳的行動。在他就任的第12天，即11月12日，這些人假稱孫中山、黃興已經委任彭程萬攝理江西都督，徑入軍政府宣讀彭程萬授命書。吳介璋不明所以，於是以患病為由辭職。豈料彭程萬對都督一職竟力辭不就，經眾人以大局力勸，才勉允暫代。這樣，彭程萬便成為辛亥革命後江西的第二任都督。
彭程萬原為江西陸軍測繪學堂教官，參與謀劃了光複南昌的起義，屬革命有功之人。他接任後，做了幾件較有影響的事情：一是派出3000多人的軍隊前往武漢，1000多人的軍隊前往南京，援助受到北洋軍隊圍攻的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和江蘇軍政府；二是下令收複接管了萍鄉煤礦和南潯鐵路；對鼎革後留居境內的滿清旗人，也作了妥善處置。但他仍然缺乏當時複雜環境下掌政的必要條件，形勢的紛亂更增加了他的畏難與退避之心。史載因“軍政兩部，頭緒紛繁”，“軍餉籌備，各屬要求，各種困難，不堪言狀”，彭程萬於11月21日提出辭職。經省軍政兩部秘密會議商議，推舉九江軍政分府都督馬毓寶繼任並派人赴潯商洽，在馬到任前仍由彭暫代。12月8日晚，馬毓寶在省軍政府派出的吳宗慈、賀讚元、夏之麒、鬱觀瀾等四人迎接下到達南昌，次日接篆視事。馬於是成為革命後江西的第三任都督。彭程萬在任也僅26天。
人們對馬毓寶寄予較大的期望，並以購買軍政府為解決巨額軍費發行的省內公債以示支持。馬上任後，也立即改組都督府，聘請吳介璋、彭程萬、夏之麒為高等顧問，以賀讚元、鄒樹聲、楊綸、羅家衡、蔡公時、邱冠芳、胡繹分別出任民政、財政、政事、外交、交通、內政、司法各部部長，吳照軒、劉麒、方先亮、王祿之分任警察、參謀、軍備、總務各廳廳長。同時，一麵下令解散一切會黨，以維持社會秩序（江西洪江會等會黨曾積極參加革命，但革命後無法約束，多有勒索、滋事等不軌行為）；一麵排除反對，於1912年1月成立省臨時議會，作為取代前清谘議局的全省民意與議政機關，並由臨時議會很快通過了《江西省臨時約法》。馬毓寶的一些措置，被看成“江西新猷種種”，被《申報》等報道。
馬毓寶雖有威望，但其“行政不滿人意”。九江的革命黨人乃最先揭露馬毓寶短處並發動倒馬。先是，擔任九江衛戍司令部長官的朱漢濤因驕奢淫逸，為非作歹，1912年3月4日被九江革命黨人捕殺。朱是馬的親信、紅幫的首領，朱的被殺，使馬失去了倚靠的力量。3月7日，九江革命黨人陳廷訓、戈克安、餘鶴鬆、劉世均、蔡銳霆及軍紳學商各界聯名致電南昌各界，指責馬毓寶“事多徇私，懶於問政，而且身體孱弱，煙癮甚巨”，全省“搶案層見疊出，贛人實不堪命”，因此決議請其自行退位，推舉李烈鈞繼任，並要求南昌準備如何歡迎。同時，還放風將暗殺馬毓寶。馬不堪壓力，當晚致電孫中山要求辭職。孫中山立即電示江西省臨時議會，要求正式選舉都督並報核委。
3月8日，馬毓寶在南昌召開各界首領及各部廳長會議，宣布因病辭職，表示仍可為一軍界長官。與此同時，省臨時議會開會選舉新督，除議長因在馬毓寶處參加會議外，到會94名議員一致選舉李烈鈞為繼任都督。但南昌的“兵士及商界，仍有多數挽留毓寶”，表示出不同意見。陳廷訓等人於是在南昌召開各界全體會議，進行疏通，最終達成一致，並電告孫中山、袁世凱兩大總統及陸軍部長黃興、副總統黎元洪。隨後，孫中山頒發“任李烈鈞為江西都督”令，電複江西省議會。
李烈鈞（1882-1946年），字協和，江西武寧人。畢業於江西武備學堂、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在日本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1909年回國後在江西、雲南陸軍中任職，宣傳革命。辛亥革命時由北京南下響應，到九江被都督馬毓寶任用為總參謀長。1911年11月率兵援皖，光複安慶，被推舉為安徽都督。又應黎元洪急電，辭去皖督應援武昌，任五省聯軍總司令、中央軍（後稱第二軍）總司令官，抵禦北洋軍馮國璋部對武漢的進攻。被推舉為江西都督後，他乘鄂督黎元洪派出的楚豫艦，由武漢經九江，於3月17日駛至南昌，受到南昌各界的歡迎。馬毓寶在李到達九江時，也致電歡迎，並由督署搬到舊藩署。李繼吳介璋、彭程萬、馬毓寶之後，成為江西的第四任都督。
江西在辛亥革命後不到5個月的時間內，四換都督，有著複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原因。除了辛亥革命後社會尚未穩定，南北鬥爭激烈及其後總統權力由孫中山向袁世凱轉移的大背景外，就江西而言，革命黨人自身思想準備不足、缺乏強有力的領袖人物，而又“黨見分立”；全省政團、軍隊、會黨等各種勢力並存互爭，政治與社會秩序比較混亂；軍隊眾多，軍費需求浩大，而財政經濟實力不強，難以支撐，等等，是最為主要的原因。李烈鈞在其《就職宣言》中說，江西“內訌屢起，群盜滿山，奸淫搶劫，層見疊出，是名稱實[雖]曰維新，腐敗依然如故，假改革之麵具，致善因而反結惡果”，民眾“出水火而未登衽席，上而黨派分歧，合爭意見，下而社會混亂，全無秩序”，大體反映了當時全省的形勢。前麵三任都督都未能解決好這些問題，李烈鈞所麵臨的，自然是並不輕鬆的重任。
二、李烈鈞督贛
李烈鈞是帶著軍隊到南昌就任的。史料記載，他帶著廖伯琅部憲兵240名，歐陽武部800人，劉世均部500人和衛隊400人，乘坐大小船隻60餘艘，17日浩浩蕩蕩來昌；19日在省臨時議會舉行就職典禮，典禮程序多達12項。這一切，顯然有造勢的因素，但也表露了他施政的決心與基礎。
李烈鈞發表了《就職誓詞》和《就職宣言》。首先，他表示受全省83縣父老付托，以贛人治贛事，誓將“奮勵壯誌，蕩滌舊染，無敢骫法，無敢作慝，無敢拂輿論以逞私見，無敢任非人以害群治”。明示其身任公仆，“份當擁護地方利益，增進人民幸福”，鍥而不舍，期必有成。其次，他揭示其治贛方針、目標和主要事務：
……夫障礙共和，即天下公敵；保衛治安，乃吾人重任。況維桑與梓，更有密切關係者乎？遵古人疾病扶持之訓，宜相友相助；據近世改良進步之說，當再接再厲。今日惟一之目的，為地方計安全，為人民謀樂利，必使章貢流域，市肆不驚，四民樂業，無一夫不得其所，俾最初之希望圓滿達到，而後可以告無罪於故鄉，釋負擔之義務。烈鈞不敏，不敢不勉。立法務嚴，防患務密。人無問新舊，惟求其是；地無分畛域，惟視其材。恒慮偶一不慎，為父老羞，栗栗危懼，無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令，恪守紀律，秋毫無犯，不敢一草一木，稍滋擾累。即有無業遊民乘機搶掠，亦慎防於先，嚴懲於後，必不使受意外之恐慌，有絲毫之損失。
破壞已竟，從事建設。群策群力，同舟共濟。用人與眾共之，刑人與眾棄之。推心置腹，實事求是。萃大多數之心思，謀一般人之福利。[庶幾]大好湖山，遍地開自由之花；國民分子，盡人食革新之果。其各安堵，慎毋自擾。
這一宣言，表明了李烈鈞在行政、用人和治事上的全麵主張，體現了民主主義精神，是近代江西曆史上第一個反映時代潮流和民主訴求的治省政綱。但是，它的一些詞句，也顯得過於理想，而易流於空言。
其後，李烈鈞以雷霆之勢廓清內政。首先，“對軍政兩界人員大加淘汰”，整頓和建立省軍政機構。他任命歐陽武為護衛軍司令官，廖伯琅為全省憲兵總司令官，蔡銳霆為都督府中軍官，劉世均為軍務部長，牢牢地掌控了全省的軍隊，並形成以他們為主、全部是革命黨人的都督府領導核心。在此基礎上，對前軍政人員大加淘汰，將原軍政府各部改為司，選定內政司長鍾震川，財政司長魏期靈，司法司長王侃，交通司長胡澤（後換曾貞），教育司長宋育德，軍政司長俞應麓，審計處長高巨瑗，參謀處長何文斌，警察總監吳照軒，高等審判廳長漆璜，高等檢察廳長潘學海，兩淮鹽運使黃緝熙，總務廳長王良箴，高等顧問官陳戎生、陳德生。同時，作出禮送前都督馬毓寶的行動：馬退居藩署後，並無離開江西之念，李烈鈞顯然認為這對其治政不利，但他曾任馬的總參謀長，也不好明令驅趕。於是，他請省議會為馬敘功，並共同署名贈送贐儀10萬元，又令“滿街結彩，全城鳴炮”，集合市民歡送。馬得知李之舉動，也就隻好離昌。李烈鈞巧妙地消除了一個後顧之憂。
在行政體製上，省一級以都督掌全省軍政大權。1912年底增設民政長（即後來的省長），江西先後由中央任命汪瑞愷、趙從蕃為民政長，但均因受到抵製而未能赴任視事。此外，尚有臨時省議會，議長劉景烈。1912年6月解散臨時省議會後，同年底由全省選舉產生了江西省的國會議員和省議員，次年2月正式成立了由140人組成的江西省議會，議長任壽祺。省議會為立法機關，承擔議事、質詢和製定地方法律法令等事務，具有立法和監督省政之權。省以下，則將前清所設道、府一級機構全部裁撤，廳、州等名稱一律改為縣，縣級行政長官通稱知事，形成省、縣兩級行政架構。全省設81個縣，各縣知事的擇任，由內務司選擇，每職列3人備選，擇優試用，稱職者實授。縣政機構設立民事、財政、學務、實業、警務、司法6課，前4課課長由縣知事擇用，後2課課長由省內務司、司法司分別擇任，均呈省核準。
其次，裁減冗兵，整編軍隊。江西在清末時，僅駐有一個混成協（相當於旅）和一個標（相當於團）的軍隊。但辛亥革命後大量募兵，全省兵員竟可編足4個鎮（相當於師），多達17標、數萬人。兵員眾多，紀律渙散，不但時生擾民之患，而且軍費過巨，“餉項竭蹶，實難籌劃”，全省財政根本無力承擔。為此，李烈鈞多次致電袁世凱等，提出江西軍隊“非亟裁並，難資整頓”，要通過裁減冗兵，達到“編練勁旅”和“撙節經費”兩個目的，並從4月起，分兩期在贛實行。在1912年春夏的短短幾個月中，李烈鈞以多種方式裁並軍隊，到9月底，全省共計遣散省防軍36個營，裁減新軍8個標以上，其餘部隊整編為4個旅。大量裁減冗兵和整編軍隊，最明顯的效果是減輕了江西的財政負擔，而裁兵尤其是辛亥革命後組建的軍隊，也符合袁世凱裁減北洋軍以外軍隊的意圖，因此江西的裁兵得到民眾和中樞兩個方麵的支持，進展大體順利（期間也發生過小規模反抗）。其後，李烈鈞發布《征兵令》（1912年11月22日），建立挑選壯丁、服役3年、出則入伍、退則歸田的現代征兵製度，以期提高軍隊質量。江西軍隊，也隨之統編為兩個師，分別以歐陽武、劉世均為師長。
取締會黨，清肅匪患，整頓社會秩序也是李烈鈞治政的重點。清末江西會黨眾多，在反清鬥爭中，會黨曾經是一支重要的力量。革命後宣稱取締會黨，將各地會黨改編為民團。但在民團這一新形式的組織中，會黨更形發展，且有的以民團兼理詞訟，勒捐罰款，乃至聚眾滋事，進攻縣城，形成被當政者視為欺淩百姓、擾害地方的“匪患”。因此，李烈鈞認為“欲治贛，必先清匪”，遂定下“殲厥渠魁，協從罔治”的方針，以猛力進行整治。他下令解散民團、取締“同盟改進黨”等會黨組織，派副官長張於潯到湖北捕拿“匪首龍正文、陳細鬼”並押回南昌槍斃，“嚴查緝獲”並槍斃洪會魁首及進攻永新縣城和為害萍鄉等的匪首，迅速地平定了匪患，穩定了社會。這成為李烈鈞自己最為滿意的事，自認為這是他“到贛所辦第一大事也”。但會黨是否都是土匪以及是否要以嚴厲鎮壓來對待昔日的革命同盟者，李烈鈞顯然也缺乏必要的區分和分析。
在經濟和教育等方麵，李烈鈞也頗有建樹。經濟上，他下力氣整理財政，在地方紳商周馥九、危子遠等支持下，開辦了江西民國銀行；整理鹽稅，爭取擴大留贛比例，清理江西承擔的國家對外賠款，維護地方利益；恢複萍鄉煤礦生產，借款恢複修建南潯鐵路，修築南昌、新建河堤，等等。這些措施，對緩解當時的財政困難和發展民生事業，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教育上，他采取籌款辦學的辦法，用在江西募集公債的相當一部分，以及自治附加捐的七成，支持中學尤其是小學教育；以“造就人才，儲為國用”的遠大眼光，寬籌經費，先後選派100多名優秀青年分赴歐洲、美國和日本留學，被稱為“一時盛事”。在社會政策上，他嚴令取締娼妓，並曾提出將裁減的士兵轉入務工務農的辦法。
李烈鈞以同盟會江西支部長的身份擔任都督，江西軍政大權實質上由同盟會（國民黨）掌握，是以孫中山為首的南方革命黨人陣營的核心地區之一，因此在政見上與總統袁世凱並不相同。李烈鈞是如何處理與中央政府的關係而又堅持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張呢？
1912年10月以前，大體上說，李烈鈞雖然也有違忤袁世凱的舉動，但兩人關係表麵上尚可。袁世凱意圖籠絡或麻痹他，先是在7月間重新任命他為江西都督，繼又稱讚其“光複有功”，督贛以來“整頓地方，維持秩序，尤著勳勞”，說自己早在天津時對李“即以遠大相期”，現觀其治，更是“益為欣慰”，兩人要同持舟楫，共與有功。
從10月起，因相繼發生的邀請孫中山訪贛、抵製民政長和陸軍部扣押槍械等幾件事，使“中央與贛隔閡”逐漸表麵化，雙方的矛盾和鬥爭日益顯露，並引起全國關注。
邀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遊曆江西。孫中山格於當時形勢，已於1912年4月1日交卸大總統職務，專任督辦全國鐵路建設事務。經李烈鈞邀請，1912年10月24日晚，孫中山經九江抵達南昌。李以南昌百花洲陳列館為孫中山行轅，派林虎率軍隊擔任警衛。25日，孫中山出席南昌軍政學聯合會舉行的盛大歡迎會，並發表《造成共和因果及國民應盡之責任》的演講，強調“全世界文明進化，尚在競爭時代，而非大同時代。處此競爭劇烈之際，人人須以愛國保種為前提”。此後，孫中山連日接見各界代表，出席兩廣會館的歡迎會並觀戲，與李烈鈞討論要政，發表談話論述修鐵路、借款、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江西市政等四個問題。關於江西市政建設問題，他提出，現有街市不必再改，唯須擇一最大之地段另辟新埠，將衙署、公所及學校、營房遷入其中，其辦法為從公家向人民公平購買土地和發展交通入手，“將來此策如行，則另建一偉大之新江西，不須多日。而江西能從此擴大，則南昌、九江、吉安、饒州、贛州等地，皆可能為今日之上海矣”。28日，李烈鈞請孫中山閱兵，“總理按轡徐行，觀者萬人空巷”，孫中山在軍樂聲中檢閱各軍，並與張繼、馬君武、王正廷等三位主要隨員相繼演說，“軍民歡聲雷動”。論者認為，這一閱兵，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十分令人注目。29日，孫中山由南昌抵達九江，在各界歡迎會上演說鐵路政策問題，隨後赴上海。孫中山的江西之行，原本出自李烈鈞為國民黨人製造聲勢、營建大本營的考慮，又受到江西民眾的熱烈歡迎，南昌還出現了“歡呼萬歲”的場麵，先孫中山幾天到昌的張繼在演說中，還公開談論了國民黨與袁世凱之間的不同政見，因而深為袁世凱所忌恨。李烈鈞說，袁世凱也曾因其歡迎孫中山蒞贛而派人拉攏他，遭拒後，“疑忌頗甚，欲去餘尤急”。
江西抵製中央任命的民政長事件和陸軍部扣押江西所購槍支事件。1912年4月，袁世凱授意黎元洪首先提議“軍民分治”、設立民政長，以分都督之權。12月16日，袁發布大總統令，任命汪瑞愷為江西民政長。袁此舉是其加強中央集權的舉措之一，暗含削弱南方各省由國民黨人擔任的都督權力的深意，但又披上了民主共和的外衣，因而處於十分主動的地位。國民黨不能反對設民政長，但主張民政長應由民選產生，而不是袁世凱任命。李烈鈞更是國民黨都督中最先通電反對北京中央集權的人。因此，汪瑞愷來江西上任時，受到江西民眾的堅決抵製，遂於12月31日托病去上海，不久上書袁世凱，指責江西目無法紀，藐視中央，李烈鈞“即非主動，亦近縱容”。袁世凱聞訊“大恚”，在公開指責李烈鈞的同時，又暗中指使江西議員李國珍、郭同等多人控告李烈鈞，下令陸軍部讓九江鎮守使戈克安扣押江西所購槍械，同時派出6艘軍艦停泊九江長江江麵進行示威。江西這批槍械，原為“供省內練兵之用”，是前任都督馬毓寶在上海所購，有步槍7000支，子彈300萬發，早已分別向南京、北京陸軍部辦理手續，但遲至1913年1月才運到九江。袁世凱的扣槍和軍艦示威，引起李烈鈞的強烈不滿。李烈鈞於是致電要求發還槍械，並以冬防為名，派遣軍隊分駐九江各要隘。抵製民政長和扣押槍械兩件事交結到一起，加劇了雙方的矛盾，李烈鈞與袁世凱之間，形成尖銳的對峙。
其後，副總統黎元洪出麵調停，提出北京發還槍械、調回軍艦，江西派人迎接汪瑞愷上任，以平息爭議。陸軍總長段祺瑞派其侄到江西調查，也主張和平解決。國務院按袁世凱意通電各省，解釋中央與江西之“誤會”，要求江西接受黎元洪的辦法，袁世凱還派上將王芝祥為贛事查辦使，於2月16日赴贛處理爭端。江西方麵，李烈鈞繼續保持不反對汪瑞愷任民政長的態度，但由各界代表組成的“江西公民聯合會”，則通電各省明確反對袁世凱“擅布官製”，不承認汪瑞愷。最後，汪瑞愷自己表示不受贛任，王芝祥建議袁世凱撤回汪之任命、另擇他人，發還江西槍械。袁世凱於3月11日任命趙從蕃署江西民政長，14日下令發還槍械，這事才算了結。李烈鈞與袁世凱的這場鬥爭，持續三個多月，雙方多次通電全國，影響很大，可以說最終以江西的勝利而告結束。但事情並沒有真正完結，李烈鈞以革命黨人出任江西都督，在本質上決定了不可能與袁世凱合流。反之，袁世凱的本質，也決定了他的退讓隻能是一時之需。雙方的裂縫已不可能縫合，且還在繼續擴大，分裂對決終歸難免。
三、湖口起義
1913年三四月間，事情開始發生質的變化，成為爆發武力對抗的轉折點。
在省內，相繼發生抵製新任民政長和裁撤九江鎮守使事件。先是，江西省議會通電指責北京對江西民政長的新任命未經過參議院，是違背約法的行為；在北京政府補辦參議院通過手續後，省議會續於3月16日、19日電複國務院，表示絕對不承認這種取代法律的大總統“命令官製”，並通電各省籲請“主持正論，保障約法”。袁世凱新任的民政長趙從蕃，於是未能在江西上任。繼而，由李烈鈞任命的九江鎮守使戈克安，在3月間突然發難，倒向袁世凱，向袁及全國發電詆毀李烈鈞，並於24日與李所派接收炮台的部隊形成對峙。在李烈鈞的軍事壓力和王芝祥的促其辭職下，戈離潯去北京見袁世凱。其後，李烈鈞通電宣布戈克安罪狀，江西省議會則致電袁世凱，要求裁撤九江鎮守使一職，以統一軍政，節省經費。這兩件事，前者反映的是分權與集權、民主與獨裁的鬥爭，後者則表現為對九江軍事重地的爭奪，也使李烈鈞與袁世凱的關係，再度麵臨破裂。
在省外，這期間發生了袁世凱指使暗殺宋教仁案和向五個國家的“大借款”事件。國民黨在年初的正式國會選舉中獲勝後，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準備組織內閣。這對袁世凱的獨裁形成威脅，袁為阻止國民黨組閣執政，竟派人收買凶手，於3月20日晚在上海滬寧車站將宋教仁暗殺。4月26日，袁為解決軍政費用，進一步與五國銀行團達成2500萬英鎊的大借款意向。這筆借款以鹽稅作擔保，須由五國銀行團派員稽查鹽務和監督借款的使用。雖然是一種帶有奴役性的政治借款，但它使地方各省由此失去了向所倚靠的鹽稅支持，寬裕了中央的財力，為袁世凱對南方革命力量采取軍事行動提供了資金上的保證。
這些事件的發生，直接構成為李烈鈞發動湖口起義、首舉“二次革命”大旗的背景。
李烈鈞對袁世凱的行為深惡痛絕。4月16日，他在為宋案致袁世凱的電報中說，“如果有神奸巨蠹，必欲推倒共和，即為國人之公敵，贛雖械缺兵單，亦謹當以昔日推翻專製之精神，再隨各省之後而擁護之也”。同日，他派徐秀鈞、王有蘭為駐京全權代表，令其與南方各省駐京代表相聯絡。29日，他為大借款事再電袁世凱，指責這是違悖約法、喪失主權、滅國亡種的借款，是喪心病狂之舉，明確表示“寧為共和之鬼，不為專製之民”，要求袁世凱“速罷此議”。也就是在這個月，李烈鈞明確了袁氏中央“可殲”的認識，下定了與袁決裂的決心。李烈鈞成為向來反對袁世凱專製集權“最力”的國民黨人。
宋案驚醒了孫中山。他中斷正在日本的考察，返回上海，主張武力討袁。但國民黨內部並不完全讚成孫中山的意見，孫中山於是將目光轉向李烈鈞。他派遣張繼、馬君武、邵元衝、白逾桓等四人到江西，授意“聲罪討袁”。與此同時，袁世凱加快進行戰爭部署。繼完成借款、解決戰爭經費後，5月1日，任命陸軍總長段祺瑞兼代國務總理。6日，召開秘密軍事會議，製定對贛、湘、皖、蘇四省用兵計劃，決定一路主攻江西，一路主攻上海、南京，一路控製湖南。中旬，北洋軍大舉南下，北洋第六師、第二師相繼入鄂，形成監視及進逼江西、湖南之勢，完成了全部的戰爭準備。
6月9日，袁世凱下令罷免李烈鈞江西都督職務，所列李之罪狀，有反對汪瑞愷為江西民政長、擅自改編師團、調兵派員管理九江炮台、迫脅鎮守使戈克安離潯、調兵運械進逼鄂境等。同一天，袁另發5道命令，任命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並任李烈鈞部下賀國昌護理江西民政長，歐陽武為江西護軍使兼第一師師長節製所有江西陸軍各營，陳廷訓為江西要塞司令官節製九江湖口一帶江防各營隊並直隸陸軍部管轄，意圖分裂李烈鈞陣營（但除陳廷訓外均未為袁所動）。其後，接續罷免廣東胡漢民、安徽柏文蔚的都督職務，擺開了與南方國民黨對決的陣勢。
李烈鈞當即向各方交卸職任，15日赴上海向孫中山請示機宜。在孫中山召集的國民黨人會議上，李烈鈞表示擁護孫中山的討袁主張，江西願意首先起兵。與會者聞之感奮，遂一致推李為七省討袁軍總司令。7月5日，北洋軍李純第六師開始由鄂攻贛，8日進占九江，同日李烈鈞與在滬的江西第一旅旅長林虎、混成旅旅長方聲濤，從上海回到湖口，召集水巡總監何子奇、師長劉世均等，成立討袁軍總司令部。12日，李烈鈞發表討袁檄文和對外通電，正式發起湖口起義，宣布江西獨立。13日，江西省議會議決江西宣告獨立，組織討袁軍，並向全國發表宣言，稱“袁世凱專橫違法，破壞共和，罪惡昭著”，對此共和大蠹、國家叛徒、人民公敵，“人人得而誅之”。宣言宣布，經省議會特別大會公推，以李烈鈞為討袁軍總司令，歐陽武為江西都督，賀國昌為省長；呼籲全國同胞“同心協力，速起義師，共殛大憝，重建共和”。至此，李烈鈞在江西湖口首舉討袁大旗。隨後，南京、上海、安徽、湖南、廣東、福建、重慶等省市相繼響應，宣布獨立，興師討袁。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國民黨“二次革命”。這場討袁二次革命，因為發生在癸醜年，以江西、南京為主要戰場，故而又稱“癸醜之役”、“贛寧之役”。
戰爭之初，江西文武並舉，先聲奪人，很有氣勢。李烈鈞討袁軍繼擊敗月初由湖北進入九江沙河的北洋軍（以下簡稱“袁軍”）李純第六師一部，占領沙河和湖口炮台後，分兵三路進行攻守：右路以混成旅布防湖口、彭澤一線，由旅長方聲濤為司令；左路以第一師第一旅駐瑞昌、九江一線，由旅長林虎為司令；中路李烈鈞自兼司令，率第一師第二、第三旅駐湖口，同時，以水巡總監何子奇兼湖口守備司令，李明揚為湖口炮台總台長，守衛湖口要塞。其後，與袁軍在沙河、瑞昌、湖口等處連日激戰，林虎等部在瑞昌、賽湖擊敗袁軍，並向全國通電報捷。
另一方麵，以江西省議會為中心，江西民眾反對袁軍入贛，在輿論宣傳上也一度形成激烈攻勢。繼省議會通電討袁、宣布與中央脫離關係後，15日，江西省79縣公民發布討袁檄文，曆數袁世凱“蹂躪約法，幹涉議會，戕害無辜，摧殘言論，擅免官吏，私借外債，喪失主權”的罪行，呼籲“力除民國蟊賊”。又以江西軍民名義，頒布招諭北軍將士檄文。16日，省議會和都督歐陽武、省長賀國昌聯名致電參眾兩院及各省軍政機構，稱贛省軍民人士“均不承認萬惡之[袁]世凱為中華民國大總統”，呼籲全國一致聲罪致討，“另舉才德兼全，威望素著者，以代其位”，從而“鏟除專製，鞏固共和，慰烈士在天之靈，造人民無疆之福”。同日，還以省議會聯合會名義致電袁世凱，指斥其泫濁政治、違法專權、殘民以逞、賣國求榮，勸其誅前敵悍將以謝贛人，罪己悔過以謝天下，以免“追隨查爾斯路易輩於斷頭台下也”。省議會堅定地站在都督一邊支持討袁，是“二次革命”時江西的一個突出政治現象。
但是，這是一場力量對比實在過於懸殊的戰爭。江西討袁軍在湖口、九江戰場的兵力，不過1個師又1個混成旅，加上在南昌等地的1個師，也隻有兩個師1個旅（其中還有的部隊如九江陳廷訓等已倒向袁世凱）。原計劃中的湘、粵援軍，則從未出現。袁世凱卻在李純部失利後，立即向江西增兵。他從奉天（今遼寧）、保定、河南調兵1.5萬，任命段芝貴為第一軍軍長兼江西宣撫使，急速南下加入江西作戰；任命海軍部次長湯薌銘率艦隊增援湖口，協同作戰。袁軍1個軍、1個師又1個海軍艦隊集中贛北，“械精糧足”，形成段芝貴居中、李純居左、王占元居右、海軍在江湖協同的四路配合作戰態勢，致使戰場形勢很快發生逆轉。25日，在袁軍海陸軍重兵夾攻下，湖口失守，湖口東西兩炮台的大炮，也被湯薌銘拆卸到軍艦上。其後，討袁軍因難以抵禦袁軍攻勢而節節退卻，九江姑塘、星子、德安、吳城等相繼失陷。袁世凱以重金、軍銜大量獎勵作戰官兵，並在陣前提升師長李純為江西護軍使，旅長馬繼增為第六師師長，團長張敬堯為混成旅旅長。
8月10日，李烈鈞率餘部退入南昌。此前，袁世凱已於6日下令解散江西省議會。由省議會選舉的江西都督歐陽武、民政長賀國昌，則於9日離開南昌，避往吉安；兵站總監俞應麓、警察總監閻恩榮、財政司長魏思瑉等高級官員亦多撤離。南昌成為孤城且陷於混亂之中。李烈鈞遂以第三團團長伍毓瑞為江西陸軍獨立旅旅長，各界公推伍毓瑞代理江西都督。伍率所部布防昌北樵舍、樂化、牛行一線，阻擋袁軍進攻南昌。這時，安徽、福建、湖南等地先後取消獨立，江西更陷於孤軍作戰之中。
隨後，袁軍馬繼增、張敬堯部由水陸會攻南昌。經激戰退守牛行時，伍毓瑞以戰況告李烈鈞並勸其先行撤離。16日，李烈鈞帶何子奇、李明揚、卓仁機、鄧祖禹等出城西走，旋經樟樹、宜春、萍鄉到長沙，而後流亡日本。伍毓瑞也率吳懋鬆、萬勳兩團退向進賢，隨後解散部隊，由浙江避往日本。18日，袁軍攻入南昌，李純致電袁世凱，自稱斃敵一千餘人，招降四營，繳獲火輪七隻，步槍五千餘杆，快炮六尊，而自身僅陣亡官兵數人、受傷一百餘人。袁軍入城後，對南昌進行了洗劫。李純原在作戰之初，即曾發布命令，“謂凡進攻之處，準搶三日，故一時贛省乃淪為強盜世界。尤以張敬堯所部，一如辮子軍張勳所部一樣，在入南昌的第一天，就使該城橫屍千餘具，凡南昌富室均被指為國民黨，劫掠其財物，奸淫其子女，其情狀之慘，令人發指”。袁世凱對此無動於衷，反向段芝貴、李純授以勳章，加張敬堯陸軍中將銜。南昌的失陷，標誌著“二次革命”在江西的失敗。
有論者對以湖口首義的“二次革命”的興起與失敗作過客觀的論述，指出自表麵上看，“二次革命”似乎起自李烈鈞之湖口舉義，但是實際上卻是袁氏早有軍事上消滅南方反對勢力之安排。當事起之時，南方各省均係倉促應戰。宣布對抗中央的獨立省份雖包括了江西、江蘇、安徽、湖南、廣東、福建和四川，但真正稍有實力且有決心應戰者，唯有江西一省和黃興坐鎮之南京。所以在雙方勢力懸殊情況下，代表各省地方勢力反抗袁氏中央集權的“二次革命”，遂在9月間全歸失敗。
“二次革命”是一場保衛辛亥革命成果的鬥爭。李烈鈞忠實遵循孫中山的革命意圖，冒險犯難，在江西首舉革命大旗，表現出可貴的民主革命精神和大無畏的氣概，在中華民國開國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頁。“二次革命”雖然隻堅持了兩個月，但其精神一直流傳了下來。革命失敗後流亡東京的江西討袁軍參謀長夏之麒，曾於1914年返滬，受孫中山命主持江西軍事，派出劉萬、歐陽靖國等人潛回江西，建立秘密革命組織“新華社”，密謀在贛發動“三次革命”。這次活動因領導機關遭到北洋江西當局破獲，亦告失敗。但此後革命黨人在江西的組織與革命活動，綿延不絕，從未中斷。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時，北方各省尚在清廷及其重臣袁世凱的控製之下。經過隨即完成的南北議和和清廷退位，孫中山讓出臨時大總統職位，袁世凱取得這一職位並於1912年3月就職，全國實現表麵上的統一，臨時政府由南京移遷北京。中華民國由臨時政府時期進入了北洋軍閥政府統治的時期。
民國成立後，江西政權最初為革命黨人所掌握。1913年秋“二次革命”失敗，北洋軍閥入主江西，開始了對江西長達14年的統治。在這一長時期，江西被裹入激烈的社會大轉型潮流：一方麵，北洋軍閥的暴戾恣肆和多年戰亂，給江西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另一方麵，因為時代的變化，全省政治、經濟和文化形態也日益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出現了許多以往所不曾有的新鮮事物。江西曾長期處於南北戰爭的前線，境內多次發生過局部戰爭和客軍過境，時局動蕩在不少年份成為基本特征。新的政治學說、思想觀念、政黨組織和文化運動，通過上海、北京和廣東，相繼傳入江西並在社會尤其是青年中引起巨大反響。軍閥始終主導著全省政權，但在民國和民主的大背景下，行政體製也有較大的改變和創新；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均在江西建立了自己的組織，並引導國民革命和工農運動蓬勃發展。農業優勢的主體地位仍然保持，但新型的資本主義經濟乘勢而興，出現一個創辦實業的小高潮。近代教育體製逐漸建立，中小學教育和留學教育出現新的氣象。所有這一切，構成這一時期社會變動和社會轉型的基本內容和重要特點。
一、辛亥革命後的江西形勢
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後，江西是全國第三個（晚湖南、陝西一天）首先起而響應的省區。1911年10月23日，由同盟會會員掌握的駐九江新軍第五十四標奮起響應武昌起義，擁標統（相當於團長）馬毓寶為九江軍政府都督，宣布獨立。31日，同盟會員蔡公時、蔡森等發動南昌新軍起義成功，建立了江西軍政府。江西獨立，壯大了革命的聲威，對長江下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有論者稱：江西既定，“由是而蘇而浙而皖，革命之聲勢驟盛，兩月之間披靡全國，真亙古所未有也”。隨即，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誕生。
江西對辛亥革命的磅礴推進富有重大貢獻，但由於革命發生得相當突然，人們自身卻顯得準備不足，特別是江西的起義者們缺乏自己的領袖，革命後的時局也就頗有些混亂。
江西光複後的第一任都督是吳介璋。吳介璋是駐南昌的新軍第二十七協協統（相當於旅長），他的上台很有戲劇性，是在起義者們勸說原清朝巡撫馮汝騤出任都督而馮不答應的情況下，被推舉為江西軍政府都督的。吳介璋與同盟會素無聯係，對革命並無認識，也沒有執掌省政的社會基礎和政策主張。因此，他上台後，以軍政府名義向全省發布的通令，要求“各道府廳州縣所屬各官，仍著照舊視事……所有民事、刑事暨習藝所、監獄、學堂，一切地方行政，均著照常辦理”。他一切“照舊”地維持著過去的地方官員、行政製度和社會秩序。同時，對馮汝騤等清朝江西高官均予優待，禮送他們回籍。
軍界內部部分與吳介璋有隙的人很快製造了倒吳的行動。在他就任的第12天，即11月12日，這些人假稱孫中山、黃興已經委任彭程萬攝理江西都督，徑入軍政府宣讀彭程萬授命書。吳介璋不明所以，於是以患病為由辭職。豈料彭程萬對都督一職竟力辭不就，經眾人以大局力勸，才勉允暫代。這樣，彭程萬便成為辛亥革命後江西的第二任都督。
彭程萬原為江西陸軍測繪學堂教官，參與謀劃了光複南昌的起義，屬革命有功之人。他接任後，做了幾件較有影響的事情：一是派出3000多人的軍隊前往武漢，1000多人的軍隊前往南京，援助受到北洋軍隊圍攻的湖北軍政府（都督黎元洪）和江蘇軍政府；二是下令收複接管了萍鄉煤礦和南潯鐵路；對鼎革後留居境內的滿清旗人，也作了妥善處置。但他仍然缺乏當時複雜環境下掌政的必要條件，形勢的紛亂更增加了他的畏難與退避之心。史載因“軍政兩部，頭緒紛繁”，“軍餉籌備，各屬要求，各種困難，不堪言狀”，彭程萬於11月21日提出辭職。經省軍政兩部秘密會議商議，推舉九江軍政分府都督馬毓寶繼任並派人赴潯商洽，在馬到任前仍由彭暫代。12月8日晚，馬毓寶在省軍政府派出的吳宗慈、賀讚元、夏之麒、鬱觀瀾等四人迎接下到達南昌，次日接篆視事。馬於是成為革命後江西的第三任都督。彭程萬在任也僅26天。
人們對馬毓寶寄予較大的期望，並以購買軍政府為解決巨額軍費發行的省內公債以示支持。馬上任後，也立即改組都督府，聘請吳介璋、彭程萬、夏之麒為高等顧問，以賀讚元、鄒樹聲、楊綸、羅家衡、蔡公時、邱冠芳、胡繹分別出任民政、財政、政事、外交、交通、內政、司法各部部長，吳照軒、劉麒、方先亮、王祿之分任警察、參謀、軍備、總務各廳廳長。同時，一麵下令解散一切會黨，以維持社會秩序（江西洪江會等會黨曾積極參加革命，但革命後無法約束，多有勒索、滋事等不軌行為）；一麵排除反對，於1912年1月成立省臨時議會，作為取代前清谘議局的全省民意與議政機關，並由臨時議會很快通過了《江西省臨時約法》。馬毓寶的一些措置，被看成“江西新猷種種”，被《申報》等報道。
馬毓寶雖有威望，但其“行政不滿人意”。九江的革命黨人乃最先揭露馬毓寶短處並發動倒馬。先是，擔任九江衛戍司令部長官的朱漢濤因驕奢淫逸，為非作歹，1912年3月4日被九江革命黨人捕殺。朱是馬的親信、紅幫的首領，朱的被殺，使馬失去了倚靠的力量。3月7日，九江革命黨人陳廷訓、戈克安、餘鶴鬆、劉世均、蔡銳霆及軍紳學商各界聯名致電南昌各界，指責馬毓寶“事多徇私，懶於問政，而且身體孱弱，煙癮甚巨”，全省“搶案層見疊出，贛人實不堪命”，因此決議請其自行退位，推舉李烈鈞繼任，並要求南昌準備如何歡迎。同時，還放風將暗殺馬毓寶。馬不堪壓力，當晚致電孫中山要求辭職。孫中山立即電示江西省臨時議會，要求正式選舉都督並報核委。
3月8日，馬毓寶在南昌召開各界首領及各部廳長會議，宣布因病辭職，表示仍可為一軍界長官。與此同時，省臨時議會開會選舉新督，除議長因在馬毓寶處參加會議外，到會94名議員一致選舉李烈鈞為繼任都督。但南昌的“兵士及商界，仍有多數挽留毓寶”，表示出不同意見。陳廷訓等人於是在南昌召開各界全體會議，進行疏通，最終達成一致，並電告孫中山、袁世凱兩大總統及陸軍部長黃興、副總統黎元洪。隨後，孫中山頒發“任李烈鈞為江西都督”令，電複江西省議會。
李烈鈞（1882-1946年），字協和，江西武寧人。畢業於江西武備學堂、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在日本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1909年回國後在江西、雲南陸軍中任職，宣傳革命。辛亥革命時由北京南下響應，到九江被都督馬毓寶任用為總參謀長。1911年11月率兵援皖，光複安慶，被推舉為安徽都督。又應黎元洪急電，辭去皖督應援武昌，任五省聯軍總司令、中央軍（後稱第二軍）總司令官，抵禦北洋軍馮國璋部對武漢的進攻。被推舉為江西都督後，他乘鄂督黎元洪派出的楚豫艦，由武漢經九江，於3月17日駛至南昌，受到南昌各界的歡迎。馬毓寶在李到達九江時，也致電歡迎，並由督署搬到舊藩署。李繼吳介璋、彭程萬、馬毓寶之後，成為江西的第四任都督。
江西在辛亥革命後不到5個月的時間內，四換都督，有著複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原因。除了辛亥革命後社會尚未穩定，南北鬥爭激烈及其後總統權力由孫中山向袁世凱轉移的大背景外，就江西而言，革命黨人自身思想準備不足、缺乏強有力的領袖人物，而又“黨見分立”；全省政團、軍隊、會黨等各種勢力並存互爭，政治與社會秩序比較混亂；軍隊眾多，軍費需求浩大，而財政經濟實力不強，難以支撐，等等，是最為主要的原因。李烈鈞在其《就職宣言》中說，江西“內訌屢起，群盜滿山，奸淫搶劫，層見疊出，是名稱實[雖]曰維新，腐敗依然如故，假改革之麵具，致善因而反結惡果”，民眾“出水火而未登衽席，上而黨派分歧，合爭意見，下而社會混亂，全無秩序”，大體反映了當時全省的形勢。前麵三任都督都未能解決好這些問題，李烈鈞所麵臨的，自然是並不輕鬆的重任。
二、李烈鈞督贛
李烈鈞是帶著軍隊到南昌就任的。史料記載，他帶著廖伯琅部憲兵240名，歐陽武部800人，劉世均部500人和衛隊400人，乘坐大小船隻60餘艘，17日浩浩蕩蕩來昌；19日在省臨時議會舉行就職典禮，典禮程序多達12項。這一切，顯然有造勢的因素，但也表露了他施政的決心與基礎。
李烈鈞發表了《就職誓詞》和《就職宣言》。首先，他表示受全省83縣父老付托，以贛人治贛事，誓將“奮勵壯誌，蕩滌舊染，無敢骫法，無敢作慝，無敢拂輿論以逞私見，無敢任非人以害群治”。明示其身任公仆，“份當擁護地方利益，增進人民幸福”，鍥而不舍，期必有成。其次，他揭示其治贛方針、目標和主要事務：
……夫障礙共和，即天下公敵；保衛治安，乃吾人重任。況維桑與梓，更有密切關係者乎？遵古人疾病扶持之訓，宜相友相助；據近世改良進步之說，當再接再厲。今日惟一之目的，為地方計安全，為人民謀樂利，必使章貢流域，市肆不驚，四民樂業，無一夫不得其所，俾最初之希望圓滿達到，而後可以告無罪於故鄉，釋負擔之義務。烈鈞不敏，不敢不勉。立法務嚴，防患務密。人無問新舊，惟求其是；地無分畛域，惟視其材。恒慮偶一不慎，為父老羞，栗栗危懼，無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令，恪守紀律，秋毫無犯，不敢一草一木，稍滋擾累。即有無業遊民乘機搶掠，亦慎防於先，嚴懲於後，必不使受意外之恐慌，有絲毫之損失。
破壞已竟，從事建設。群策群力，同舟共濟。用人與眾共之，刑人與眾棄之。推心置腹，實事求是。萃大多數之心思，謀一般人之福利。[庶幾]大好湖山，遍地開自由之花；國民分子，盡人食革新之果。其各安堵，慎毋自擾。
這一宣言，表明了李烈鈞在行政、用人和治事上的全麵主張，體現了民主主義精神，是近代江西曆史上第一個反映時代潮流和民主訴求的治省政綱。但是，它的一些詞句，也顯得過於理想，而易流於空言。
其後，李烈鈞以雷霆之勢廓清內政。首先，“對軍政兩界人員大加淘汰”，整頓和建立省軍政機構。他任命歐陽武為護衛軍司令官，廖伯琅為全省憲兵總司令官，蔡銳霆為都督府中軍官，劉世均為軍務部長，牢牢地掌控了全省的軍隊，並形成以他們為主、全部是革命黨人的都督府領導核心。在此基礎上，對前軍政人員大加淘汰，將原軍政府各部改為司，選定內政司長鍾震川，財政司長魏期靈，司法司長王侃，交通司長胡澤（後換曾貞），教育司長宋育德，軍政司長俞應麓，審計處長高巨瑗，參謀處長何文斌，警察總監吳照軒，高等審判廳長漆璜，高等檢察廳長潘學海，兩淮鹽運使黃緝熙，總務廳長王良箴，高等顧問官陳戎生、陳德生。同時，作出禮送前都督馬毓寶的行動：馬退居藩署後，並無離開江西之念，李烈鈞顯然認為這對其治政不利，但他曾任馬的總參謀長，也不好明令驅趕。於是，他請省議會為馬敘功，並共同署名贈送贐儀10萬元，又令“滿街結彩，全城鳴炮”，集合市民歡送。馬得知李之舉動，也就隻好離昌。李烈鈞巧妙地消除了一個後顧之憂。
在行政體製上，省一級以都督掌全省軍政大權。1912年底增設民政長（即後來的省長），江西先後由中央任命汪瑞愷、趙從蕃為民政長，但均因受到抵製而未能赴任視事。此外，尚有臨時省議會，議長劉景烈。1912年6月解散臨時省議會後，同年底由全省選舉產生了江西省的國會議員和省議員，次年2月正式成立了由140人組成的江西省議會，議長任壽祺。省議會為立法機關，承擔議事、質詢和製定地方法律法令等事務，具有立法和監督省政之權。省以下，則將前清所設道、府一級機構全部裁撤，廳、州等名稱一律改為縣，縣級行政長官通稱知事，形成省、縣兩級行政架構。全省設81個縣，各縣知事的擇任，由內務司選擇，每職列3人備選，擇優試用，稱職者實授。縣政機構設立民事、財政、學務、實業、警務、司法6課，前4課課長由縣知事擇用，後2課課長由省內務司、司法司分別擇任，均呈省核準。
其次，裁減冗兵，整編軍隊。江西在清末時，僅駐有一個混成協（相當於旅）和一個標（相當於團）的軍隊。但辛亥革命後大量募兵，全省兵員竟可編足4個鎮（相當於師），多達17標、數萬人。兵員眾多，紀律渙散，不但時生擾民之患，而且軍費過巨，“餉項竭蹶，實難籌劃”，全省財政根本無力承擔。為此，李烈鈞多次致電袁世凱等，提出江西軍隊“非亟裁並，難資整頓”，要通過裁減冗兵，達到“編練勁旅”和“撙節經費”兩個目的，並從4月起，分兩期在贛實行。在1912年春夏的短短幾個月中，李烈鈞以多種方式裁並軍隊，到9月底，全省共計遣散省防軍36個營，裁減新軍8個標以上，其餘部隊整編為4個旅。大量裁減冗兵和整編軍隊，最明顯的效果是減輕了江西的財政負擔，而裁兵尤其是辛亥革命後組建的軍隊，也符合袁世凱裁減北洋軍以外軍隊的意圖，因此江西的裁兵得到民眾和中樞兩個方麵的支持，進展大體順利（期間也發生過小規模反抗）。其後，李烈鈞發布《征兵令》（1912年11月22日），建立挑選壯丁、服役3年、出則入伍、退則歸田的現代征兵製度，以期提高軍隊質量。江西軍隊，也隨之統編為兩個師，分別以歐陽武、劉世均為師長。
取締會黨，清肅匪患，整頓社會秩序也是李烈鈞治政的重點。清末江西會黨眾多，在反清鬥爭中，會黨曾經是一支重要的力量。革命後宣稱取締會黨，將各地會黨改編為民團。但在民團這一新形式的組織中，會黨更形發展，且有的以民團兼理詞訟，勒捐罰款，乃至聚眾滋事，進攻縣城，形成被當政者視為欺淩百姓、擾害地方的“匪患”。因此，李烈鈞認為“欲治贛，必先清匪”，遂定下“殲厥渠魁，協從罔治”的方針，以猛力進行整治。他下令解散民團、取締“同盟改進黨”等會黨組織，派副官長張於潯到湖北捕拿“匪首龍正文、陳細鬼”並押回南昌槍斃，“嚴查緝獲”並槍斃洪會魁首及進攻永新縣城和為害萍鄉等的匪首，迅速地平定了匪患，穩定了社會。這成為李烈鈞自己最為滿意的事，自認為這是他“到贛所辦第一大事也”。但會黨是否都是土匪以及是否要以嚴厲鎮壓來對待昔日的革命同盟者，李烈鈞顯然也缺乏必要的區分和分析。
在經濟和教育等方麵，李烈鈞也頗有建樹。經濟上，他下力氣整理財政，在地方紳商周馥九、危子遠等支持下，開辦了江西民國銀行；整理鹽稅，爭取擴大留贛比例，清理江西承擔的國家對外賠款，維護地方利益；恢複萍鄉煤礦生產，借款恢複修建南潯鐵路，修築南昌、新建河堤，等等。這些措施，對緩解當時的財政困難和發展民生事業，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教育上，他采取籌款辦學的辦法，用在江西募集公債的相當一部分，以及自治附加捐的七成，支持中學尤其是小學教育；以“造就人才，儲為國用”的遠大眼光，寬籌經費，先後選派100多名優秀青年分赴歐洲、美國和日本留學，被稱為“一時盛事”。在社會政策上，他嚴令取締娼妓，並曾提出將裁減的士兵轉入務工務農的辦法。
李烈鈞以同盟會江西支部長的身份擔任都督，江西軍政大權實質上由同盟會（國民黨）掌握，是以孫中山為首的南方革命黨人陣營的核心地區之一，因此在政見上與總統袁世凱並不相同。李烈鈞是如何處理與中央政府的關係而又堅持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張呢？
1912年10月以前，大體上說，李烈鈞雖然也有違忤袁世凱的舉動，但兩人關係表麵上尚可。袁世凱意圖籠絡或麻痹他，先是在7月間重新任命他為江西都督，繼又稱讚其“光複有功”，督贛以來“整頓地方，維持秩序，尤著勳勞”，說自己早在天津時對李“即以遠大相期”，現觀其治，更是“益為欣慰”，兩人要同持舟楫，共與有功。
從10月起，因相繼發生的邀請孫中山訪贛、抵製民政長和陸軍部扣押槍械等幾件事，使“中央與贛隔閡”逐漸表麵化，雙方的矛盾和鬥爭日益顯露，並引起全國關注。
邀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遊曆江西。孫中山格於當時形勢，已於1912年4月1日交卸大總統職務，專任督辦全國鐵路建設事務。經李烈鈞邀請，1912年10月24日晚，孫中山經九江抵達南昌。李以南昌百花洲陳列館為孫中山行轅，派林虎率軍隊擔任警衛。25日，孫中山出席南昌軍政學聯合會舉行的盛大歡迎會，並發表《造成共和因果及國民應盡之責任》的演講，強調“全世界文明進化，尚在競爭時代，而非大同時代。處此競爭劇烈之際，人人須以愛國保種為前提”。此後，孫中山連日接見各界代表，出席兩廣會館的歡迎會並觀戲，與李烈鈞討論要政，發表談話論述修鐵路、借款、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江西市政等四個問題。關於江西市政建設問題，他提出，現有街市不必再改，唯須擇一最大之地段另辟新埠，將衙署、公所及學校、營房遷入其中，其辦法為從公家向人民公平購買土地和發展交通入手，“將來此策如行，則另建一偉大之新江西，不須多日。而江西能從此擴大，則南昌、九江、吉安、饒州、贛州等地，皆可能為今日之上海矣”。28日，李烈鈞請孫中山閱兵，“總理按轡徐行，觀者萬人空巷”，孫中山在軍樂聲中檢閱各軍，並與張繼、馬君武、王正廷等三位主要隨員相繼演說，“軍民歡聲雷動”。論者認為，這一閱兵，在當時是絕無僅有的，十分令人注目。29日，孫中山由南昌抵達九江，在各界歡迎會上演說鐵路政策問題，隨後赴上海。孫中山的江西之行，原本出自李烈鈞為國民黨人製造聲勢、營建大本營的考慮，又受到江西民眾的熱烈歡迎，南昌還出現了“歡呼萬歲”的場麵，先孫中山幾天到昌的張繼在演說中，還公開談論了國民黨與袁世凱之間的不同政見，因而深為袁世凱所忌恨。李烈鈞說，袁世凱也曾因其歡迎孫中山蒞贛而派人拉攏他，遭拒後，“疑忌頗甚，欲去餘尤急”。
江西抵製中央任命的民政長事件和陸軍部扣押江西所購槍支事件。1912年4月，袁世凱授意黎元洪首先提議“軍民分治”、設立民政長，以分都督之權。12月16日，袁發布大總統令，任命汪瑞愷為江西民政長。袁此舉是其加強中央集權的舉措之一，暗含削弱南方各省由國民黨人擔任的都督權力的深意，但又披上了民主共和的外衣，因而處於十分主動的地位。國民黨不能反對設民政長，但主張民政長應由民選產生，而不是袁世凱任命。李烈鈞更是國民黨都督中最先通電反對北京中央集權的人。因此，汪瑞愷來江西上任時，受到江西民眾的堅決抵製，遂於12月31日托病去上海，不久上書袁世凱，指責江西目無法紀，藐視中央，李烈鈞“即非主動，亦近縱容”。袁世凱聞訊“大恚”，在公開指責李烈鈞的同時，又暗中指使江西議員李國珍、郭同等多人控告李烈鈞，下令陸軍部讓九江鎮守使戈克安扣押江西所購槍械，同時派出6艘軍艦停泊九江長江江麵進行示威。江西這批槍械，原為“供省內練兵之用”，是前任都督馬毓寶在上海所購，有步槍7000支，子彈300萬發，早已分別向南京、北京陸軍部辦理手續，但遲至1913年1月才運到九江。袁世凱的扣槍和軍艦示威，引起李烈鈞的強烈不滿。李烈鈞於是致電要求發還槍械，並以冬防為名，派遣軍隊分駐九江各要隘。抵製民政長和扣押槍械兩件事交結到一起，加劇了雙方的矛盾，李烈鈞與袁世凱之間，形成尖銳的對峙。
其後，副總統黎元洪出麵調停，提出北京發還槍械、調回軍艦，江西派人迎接汪瑞愷上任，以平息爭議。陸軍總長段祺瑞派其侄到江西調查，也主張和平解決。國務院按袁世凱意通電各省，解釋中央與江西之“誤會”，要求江西接受黎元洪的辦法，袁世凱還派上將王芝祥為贛事查辦使，於2月16日赴贛處理爭端。江西方麵，李烈鈞繼續保持不反對汪瑞愷任民政長的態度，但由各界代表組成的“江西公民聯合會”，則通電各省明確反對袁世凱“擅布官製”，不承認汪瑞愷。最後，汪瑞愷自己表示不受贛任，王芝祥建議袁世凱撤回汪之任命、另擇他人，發還江西槍械。袁世凱於3月11日任命趙從蕃署江西民政長，14日下令發還槍械，這事才算了結。李烈鈞與袁世凱的這場鬥爭，持續三個多月，雙方多次通電全國，影響很大，可以說最終以江西的勝利而告結束。但事情並沒有真正完結，李烈鈞以革命黨人出任江西都督，在本質上決定了不可能與袁世凱合流。反之，袁世凱的本質，也決定了他的退讓隻能是一時之需。雙方的裂縫已不可能縫合，且還在繼續擴大，分裂對決終歸難免。
三、湖口起義
1913年三四月間，事情開始發生質的變化，成為爆發武力對抗的轉折點。
在省內，相繼發生抵製新任民政長和裁撤九江鎮守使事件。先是，江西省議會通電指責北京對江西民政長的新任命未經過參議院，是違背約法的行為；在北京政府補辦參議院通過手續後，省議會續於3月16日、19日電複國務院，表示絕對不承認這種取代法律的大總統“命令官製”，並通電各省籲請“主持正論，保障約法”。袁世凱新任的民政長趙從蕃，於是未能在江西上任。繼而，由李烈鈞任命的九江鎮守使戈克安，在3月間突然發難，倒向袁世凱，向袁及全國發電詆毀李烈鈞，並於24日與李所派接收炮台的部隊形成對峙。在李烈鈞的軍事壓力和王芝祥的促其辭職下，戈離潯去北京見袁世凱。其後，李烈鈞通電宣布戈克安罪狀，江西省議會則致電袁世凱，要求裁撤九江鎮守使一職，以統一軍政，節省經費。這兩件事，前者反映的是分權與集權、民主與獨裁的鬥爭，後者則表現為對九江軍事重地的爭奪，也使李烈鈞與袁世凱的關係，再度麵臨破裂。
在省外，這期間發生了袁世凱指使暗殺宋教仁案和向五個國家的“大借款”事件。國民黨在年初的正式國會選舉中獲勝後，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準備組織內閣。這對袁世凱的獨裁形成威脅，袁為阻止國民黨組閣執政，竟派人收買凶手，於3月20日晚在上海滬寧車站將宋教仁暗殺。4月26日，袁為解決軍政費用，進一步與五國銀行團達成2500萬英鎊的大借款意向。這筆借款以鹽稅作擔保，須由五國銀行團派員稽查鹽務和監督借款的使用。雖然是一種帶有奴役性的政治借款，但它使地方各省由此失去了向所倚靠的鹽稅支持，寬裕了中央的財力，為袁世凱對南方革命力量采取軍事行動提供了資金上的保證。
這些事件的發生，直接構成為李烈鈞發動湖口起義、首舉“二次革命”大旗的背景。
李烈鈞對袁世凱的行為深惡痛絕。4月16日，他在為宋案致袁世凱的電報中說，“如果有神奸巨蠹，必欲推倒共和，即為國人之公敵，贛雖械缺兵單，亦謹當以昔日推翻專製之精神，再隨各省之後而擁護之也”。同日，他派徐秀鈞、王有蘭為駐京全權代表，令其與南方各省駐京代表相聯絡。29日，他為大借款事再電袁世凱，指責這是違悖約法、喪失主權、滅國亡種的借款，是喪心病狂之舉，明確表示“寧為共和之鬼，不為專製之民”，要求袁世凱“速罷此議”。也就是在這個月，李烈鈞明確了袁氏中央“可殲”的認識，下定了與袁決裂的決心。李烈鈞成為向來反對袁世凱專製集權“最力”的國民黨人。
宋案驚醒了孫中山。他中斷正在日本的考察，返回上海，主張武力討袁。但國民黨內部並不完全讚成孫中山的意見，孫中山於是將目光轉向李烈鈞。他派遣張繼、馬君武、邵元衝、白逾桓等四人到江西，授意“聲罪討袁”。與此同時，袁世凱加快進行戰爭部署。繼完成借款、解決戰爭經費後，5月1日，任命陸軍總長段祺瑞兼代國務總理。6日，召開秘密軍事會議，製定對贛、湘、皖、蘇四省用兵計劃，決定一路主攻江西，一路主攻上海、南京，一路控製湖南。中旬，北洋軍大舉南下，北洋第六師、第二師相繼入鄂，形成監視及進逼江西、湖南之勢，完成了全部的戰爭準備。
6月9日，袁世凱下令罷免李烈鈞江西都督職務，所列李之罪狀，有反對汪瑞愷為江西民政長、擅自改編師團、調兵派員管理九江炮台、迫脅鎮守使戈克安離潯、調兵運械進逼鄂境等。同一天，袁另發5道命令，任命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並任李烈鈞部下賀國昌護理江西民政長，歐陽武為江西護軍使兼第一師師長節製所有江西陸軍各營，陳廷訓為江西要塞司令官節製九江湖口一帶江防各營隊並直隸陸軍部管轄，意圖分裂李烈鈞陣營（但除陳廷訓外均未為袁所動）。其後，接續罷免廣東胡漢民、安徽柏文蔚的都督職務，擺開了與南方國民黨對決的陣勢。
李烈鈞當即向各方交卸職任，15日赴上海向孫中山請示機宜。在孫中山召集的國民黨人會議上，李烈鈞表示擁護孫中山的討袁主張，江西願意首先起兵。與會者聞之感奮，遂一致推李為七省討袁軍總司令。7月5日，北洋軍李純第六師開始由鄂攻贛，8日進占九江，同日李烈鈞與在滬的江西第一旅旅長林虎、混成旅旅長方聲濤，從上海回到湖口，召集水巡總監何子奇、師長劉世均等，成立討袁軍總司令部。12日，李烈鈞發表討袁檄文和對外通電，正式發起湖口起義，宣布江西獨立。13日，江西省議會議決江西宣告獨立，組織討袁軍，並向全國發表宣言，稱“袁世凱專橫違法，破壞共和，罪惡昭著”，對此共和大蠹、國家叛徒、人民公敵，“人人得而誅之”。宣言宣布，經省議會特別大會公推，以李烈鈞為討袁軍總司令，歐陽武為江西都督，賀國昌為省長；呼籲全國同胞“同心協力，速起義師，共殛大憝，重建共和”。至此，李烈鈞在江西湖口首舉討袁大旗。隨後，南京、上海、安徽、湖南、廣東、福建、重慶等省市相繼響應，宣布獨立，興師討袁。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國民黨“二次革命”。這場討袁二次革命，因為發生在癸醜年，以江西、南京為主要戰場，故而又稱“癸醜之役”、“贛寧之役”。
戰爭之初，江西文武並舉，先聲奪人，很有氣勢。李烈鈞討袁軍繼擊敗月初由湖北進入九江沙河的北洋軍（以下簡稱“袁軍”）李純第六師一部，占領沙河和湖口炮台後，分兵三路進行攻守：右路以混成旅布防湖口、彭澤一線，由旅長方聲濤為司令；左路以第一師第一旅駐瑞昌、九江一線，由旅長林虎為司令；中路李烈鈞自兼司令，率第一師第二、第三旅駐湖口，同時，以水巡總監何子奇兼湖口守備司令，李明揚為湖口炮台總台長，守衛湖口要塞。其後，與袁軍在沙河、瑞昌、湖口等處連日激戰，林虎等部在瑞昌、賽湖擊敗袁軍，並向全國通電報捷。
另一方麵，以江西省議會為中心，江西民眾反對袁軍入贛，在輿論宣傳上也一度形成激烈攻勢。繼省議會通電討袁、宣布與中央脫離關係後，15日，江西省79縣公民發布討袁檄文，曆數袁世凱“蹂躪約法，幹涉議會，戕害無辜，摧殘言論，擅免官吏，私借外債，喪失主權”的罪行，呼籲“力除民國蟊賊”。又以江西軍民名義，頒布招諭北軍將士檄文。16日，省議會和都督歐陽武、省長賀國昌聯名致電參眾兩院及各省軍政機構，稱贛省軍民人士“均不承認萬惡之[袁]世凱為中華民國大總統”，呼籲全國一致聲罪致討，“另舉才德兼全，威望素著者，以代其位”，從而“鏟除專製，鞏固共和，慰烈士在天之靈，造人民無疆之福”。同日，還以省議會聯合會名義致電袁世凱，指斥其泫濁政治、違法專權、殘民以逞、賣國求榮，勸其誅前敵悍將以謝贛人，罪己悔過以謝天下，以免“追隨查爾斯路易輩於斷頭台下也”。省議會堅定地站在都督一邊支持討袁，是“二次革命”時江西的一個突出政治現象。
但是，這是一場力量對比實在過於懸殊的戰爭。江西討袁軍在湖口、九江戰場的兵力，不過1個師又1個混成旅，加上在南昌等地的1個師，也隻有兩個師1個旅（其中還有的部隊如九江陳廷訓等已倒向袁世凱）。原計劃中的湘、粵援軍，則從未出現。袁世凱卻在李純部失利後，立即向江西增兵。他從奉天（今遼寧）、保定、河南調兵1.5萬，任命段芝貴為第一軍軍長兼江西宣撫使，急速南下加入江西作戰；任命海軍部次長湯薌銘率艦隊增援湖口，協同作戰。袁軍1個軍、1個師又1個海軍艦隊集中贛北，“械精糧足”，形成段芝貴居中、李純居左、王占元居右、海軍在江湖協同的四路配合作戰態勢，致使戰場形勢很快發生逆轉。25日，在袁軍海陸軍重兵夾攻下，湖口失守，湖口東西兩炮台的大炮，也被湯薌銘拆卸到軍艦上。其後，討袁軍因難以抵禦袁軍攻勢而節節退卻，九江姑塘、星子、德安、吳城等相繼失陷。袁世凱以重金、軍銜大量獎勵作戰官兵，並在陣前提升師長李純為江西護軍使，旅長馬繼增為第六師師長，團長張敬堯為混成旅旅長。
8月10日，李烈鈞率餘部退入南昌。此前，袁世凱已於6日下令解散江西省議會。由省議會選舉的江西都督歐陽武、民政長賀國昌，則於9日離開南昌，避往吉安；兵站總監俞應麓、警察總監閻恩榮、財政司長魏思瑉等高級官員亦多撤離。南昌成為孤城且陷於混亂之中。李烈鈞遂以第三團團長伍毓瑞為江西陸軍獨立旅旅長，各界公推伍毓瑞代理江西都督。伍率所部布防昌北樵舍、樂化、牛行一線，阻擋袁軍進攻南昌。這時，安徽、福建、湖南等地先後取消獨立，江西更陷於孤軍作戰之中。
隨後，袁軍馬繼增、張敬堯部由水陸會攻南昌。經激戰退守牛行時，伍毓瑞以戰況告李烈鈞並勸其先行撤離。16日，李烈鈞帶何子奇、李明揚、卓仁機、鄧祖禹等出城西走，旋經樟樹、宜春、萍鄉到長沙，而後流亡日本。伍毓瑞也率吳懋鬆、萬勳兩團退向進賢，隨後解散部隊，由浙江避往日本。18日，袁軍攻入南昌，李純致電袁世凱，自稱斃敵一千餘人，招降四營，繳獲火輪七隻，步槍五千餘杆，快炮六尊，而自身僅陣亡官兵數人、受傷一百餘人。袁軍入城後，對南昌進行了洗劫。李純原在作戰之初，即曾發布命令，“謂凡進攻之處，準搶三日，故一時贛省乃淪為強盜世界。尤以張敬堯所部，一如辮子軍張勳所部一樣，在入南昌的第一天，就使該城橫屍千餘具，凡南昌富室均被指為國民黨，劫掠其財物，奸淫其子女，其情狀之慘，令人發指”。袁世凱對此無動於衷，反向段芝貴、李純授以勳章，加張敬堯陸軍中將銜。南昌的失陷，標誌著“二次革命”在江西的失敗。
有論者對以湖口首義的“二次革命”的興起與失敗作過客觀的論述，指出自表麵上看，“二次革命”似乎起自李烈鈞之湖口舉義，但是實際上卻是袁氏早有軍事上消滅南方反對勢力之安排。當事起之時，南方各省均係倉促應戰。宣布對抗中央的獨立省份雖包括了江西、江蘇、安徽、湖南、廣東、福建和四川，但真正稍有實力且有決心應戰者，唯有江西一省和黃興坐鎮之南京。所以在雙方勢力懸殊情況下，代表各省地方勢力反抗袁氏中央集權的“二次革命”，遂在9月間全歸失敗。
“二次革命”是一場保衛辛亥革命成果的鬥爭。李烈鈞忠實遵循孫中山的革命意圖，冒險犯難，在江西首舉革命大旗，表現出可貴的民主革命精神和大無畏的氣概，在中華民國開國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頁。“二次革命”雖然隻堅持了兩個月，但其精神一直流傳了下來。革命失敗後流亡東京的江西討袁軍參謀長夏之麒，曾於1914年返滬，受孫中山命主持江西軍事，派出劉萬、歐陽靖國等人潛回江西，建立秘密革命組織“新華社”，密謀在贛發動“三次革命”。這次活動因領導機關遭到北洋江西當局破獲，亦告失敗。但此後革命黨人在江西的組織與革命活動，綿延不絕，從未中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