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手機時代的摩托羅拉

第四節　戰時行業主席

　　要冷靜，並運用洞察力。

　　——保羅·高爾文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是美國處於嚴重危機的時候，對保羅·高爾文來說，也是他們緊張工作與取得成就的時候。此時，他的企業已幸存了十年，其中有五年時間他們處在各種困難之中，如今他終於領導他的公司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穩定了下來。

　　到了40多歲時，中年的保羅·高爾文已磨礪成為一位具有堅強意誌和果斷決策力的人物。他一向生機勃勃，堅韌不拔，他已是一位精明的商人，而創業的艱難經曆，也將他鍛造成一位卓越的管理者，他懂得如何站穩腳跟而且有遠見。他誠懇謙遜，幽默詼諧，這往往使他看得更遠。

　　在保羅·高爾文看來，責任重於一切。他喜歡工業並對其充滿信心。人們十分了解他在收音機領域所做出的傑出成就，所以推選他為“收音機廠家協會”的主席。在嚴酷的戰爭年代也一直如此。該協會的成員包含了美國大多數在收音機領域頗有影響和能力的領導者。

　　保羅·高爾文經常認為，美國收音機製造業是當時私營企業係統中的顯著典範。這個行業內的人員並沒有將“壟斷性”當作保護傘，安逸地進行他們的生產活動。他們在同一市場上進行競爭——小公司多次把大公司打擊到停頓的地步。他們還有高效率的大規模的生產設備、各種各樣的專家和高級工程師。

　　美國收音機製造企業同許多相關的製造商有著久經考驗而相互信任的關係。雖然它們經常生活在強烈的競爭氛圍中，可是，為了公眾和這一行業的利益，它們順利地開展了真誠與出色的合作。為了共同的利益，他們經常能夠一致行動。

　　保羅·高爾文在接受收音機廠家協會主席職務時感覺到，不論在戰爭期間還是戰爭後，收音機生產企業都應做它應負擔的那部分社會工作。

　　保羅對那些認為收音機市場會崩潰而持有陰暗與絕望情緒的預言家說：“對我們來說，這一行業出現的問題並不是新的。我們經常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將來也會經常有。不論問題是大還是小，我們都必須加以解決；有時候可能結果使我們不完全滿意，但無論如何我們都會解決的。讓我們腳踏實地，以保持心緒的平靜。要冷靜，要運用洞察力，並祈禱困難的日子早日過去。”

　　1941年12月隨著戰爭的到來，保羅·高爾文表現出他作為調停人的能力，他處於相互對立的各派中間，有條有理地組織收音機廠家協會的各種會議。在這些日子裏，與他同處於競爭環境中的一位同事說過：“他有辦法對付小的競爭者與嫉妒他的人，他會讓你看到他們這些人並不重要。”

　　當政府開始嚴格控製與限製時，保羅·高爾文反對那些提出強烈抗議的協會成員，他說：“我們必須安於這一事實——我們必須將私人企業的財產放置一邊，至少在戰爭結束前，我們不再希望得到什麽。”

　　當他試圖冷靜地應對他人的怨言時，他發現自私自利的人無法繼續忍耐下去了。在一次會議中，當一家公司的一位有錢的副主席提出強烈抗議，認為協會對他的一種產品所規定的利潤限額不合理時，保羅·高爾文憤怒地說：“難道你不知道人們一年掙的錢比你一個星期賺的還少？當你為利潤喋喋不休時，人家都快要餓死了！”

　　作為收音機廠家協會的主席，保羅·高爾文直接參與有關工資、人力、工業生產能力、材料短缺和戰略物資分配等問題協商的全過程。他頻繁地到華盛頓去，申請正常生產運轉必需的物資。

　　保羅自己也有十分頹喪的時候，他在優先權委員會一次會議上說：“這可能是一個輕率的預言，但我認為優先權的事情關係複雜，對我們來說，到明年這個時候，我們所有的人可能都是華盛頓某個委員會的成員。”

　　整個行業正如他以前痛徹地概括的那樣：“你隻有一條路：製造收音機，或者不製造。”

　　保羅也會為他所感到的不公平而鬥爭。他在1941年6月的一次講話中說：“同許多家庭用品一樣，收音機不是奢侈品。不過對公共安全來說，這一行業可是至關重要的。我們的工作是說服華盛頓一些從事分配工作的政府官員，使他們認識到收音機行業對公共安全和國防的重要性。”

　　保羅的公司一度全力以赴地承擔著戰時的生產任務，他決心在這方麵樹立一個光榮的榜樣。摩托羅拉品牌過去曾取得過如此良好的成績，以致戰爭期間在某陸軍通訊隊的威廉·哈裏森將軍向許多大公司的首腦表示，他們參觀高爾文製造公司，為的是了解一個模範公司在它的研究與生產中所顯示出的速度與能力，他說，在該公司人員的工作關係中還有非同尋常的“團結精神”。

　　高爾文製造公司雖然不是軍隊的最大服務商，但在所有大大小小的公司中，在技術研發、服務、發送和產品質量等方麵，沒有一個公司能比得上高爾文製造公司。